《烫》Town Studio烫访谈｜“年轻人，需要对现实进行观察。”—对话香港导演张经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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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文｜张劳动
编辑｜Yoyo Ran
这是很早的一篇访谈了。张劳动和张经纬导演通电话，畅聊了40多分钟。
｜张经纬介绍｜
香港出生，祖籍广东深圳湖贝村。年轻时，学习大提琴。后到美国的Brooklyn College，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修读音乐硕士课程，亦因此有机会接触其它科目，最后主修电影制作、副修哲学。 曾制作4部剧情短片，监制1部纪录短片，作品在多个国际影展中参展及获奖。
第一部长编剧情片剧本《上帝的苹果》获得「2001年中港台电影神话剧本创作赛」优异奖。
第二篇剧本《天水围》获得2005年香港亚洲电影投资会的最佳故事奖，此剧本由许鞍华拍成了电影《天水围的夜与雾》。
2003年拍摄《天地孩子：汶静的故事》是香港电台的外判剧集。
2007年入选CNEX第一届主题“钱”征案，完成纪录长片《歌舞升平》，并以此片入选香港国际电影节竞赛单元、韩国首尔独立电影电视节非竞赛单元、第20届法国飞帕国际电视节等。
2002年—2008年执导纪录长片《音乐人生》。2009年7月15日该片在香港开始了特别放映，连续放映八个月。该片荣获第46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纪录片、最佳音效 、最佳剪辑奖。
2010年4月18日，张经纬凭《音乐人生》在第29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中获新晋导演奖。
｜对话｜
您认为是什么让您走向纪录片的道路？
张：年轻时我是学音乐的，后来发现这不是最适合自己的路，于是我开始寻找。刚开始学习哲学，后来又修了电影制作的课程，学习过程中得到了大学老师的赏识，于是就开始慢慢这样做下去了。
您怎么看待商业纪录片和独立纪录片的关系？
张：从电影本质来看，两者根本上没有区别的。我从来没有考虑过，我更关注的是电影本身，无论哪种影片都是导演跟观众的沟通，无论是商业还是独立，都是要拍出来给观众看的。
您认为“获奖”和“好的“纪录片两者的关系是什么?
张：我觉得没有关系，反过来说，有一些电影奖项并不在意影片是不是纪录片。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导演和观众的沟通，评委也是观众。在我看来，不应该为得奖去拍，与得不得奖相比，我更喜欢研究电影的本质问题—什么是电影，为什么要拍电影。
您为什么很关注导演和观众的沟通？
张：电影本身跟戏剧是有一定关系的。电影和戏剧有一点相同之处在于，他们本身都暗示观众的存在，拍出的电影，演出的戏剧，都是给观众看的。与写作不同，写作可以不考虑发表。电影是个很奇怪的东西，要找人去写剧本，找人去演，到最后还要去拍，最后拿素材去剪辑。电影有一个发表的本质在里面。但是，现在有些不同了，DV技术的发展的确可能对电影的本质产生挑战，比如，你拍摄家庭影像，拍完也不打算发表，这种影像也越来越多，但这是不是一个作品呢？
您说的这个也是中国独立纪录片的一个方向—私影像。
张：对，确实胶片时代是无法想象这种私影像的发展的，只有到了DV技术普及，影像技术门槛的降低的时候，这种不以发表为目的的影像才会越来越多起来。一个小学生都可以做影像，这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但这也有一个误区，门槛低，是不是任何人就都可以拍了呢？我想到社区影像，把摄像机交给居民，让他们去拍摄。不论是社区影像还是作者影像，到最后，还是一个说故事的技术。我在做《音乐人生》的时候，我不会知道观众如何理解这个片子，当我在剪辑《音乐人生》的时候，我要去想象 观众的感受，这是非常专业的工作，不是说我会开机就可以做出片子来，还要看重导演跟观众的沟通。比如说，大家都有说话的能力，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成为演说家呢？成为演说家，要看你的声线，你说话的技巧，你的演讲有没有内容，有没有自己的看法。所以，包括我们之前说的私影像也好，社区影像也好，最重要是的看你的影像有没有思想，有没有自己的东西要说。
您最近也在做一个片子是吗？
张：在做不止一个片子，最近有做一个30分钟的故事短片——《墨绿嫣红》，我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在关注一帮在香港屋村廉租房里生活的16到26岁的孩子，和他们聊天，其中一个18岁女孩子吸毒的故事感动了我，我发现吸毒不单单是毒品的问题，我关注的是这群人背后的生活状态。
您在做纪录片，也在写剧本，又在拍故事片，感觉您一直很忙。精力十分旺盛。
张：坦白讲，一方面是个人精力，另一方面是因为有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虽然我是导演，但我一直强调，大家都是为电影服务的。资金也是有限的，很多年轻的朋友也是做出了一些牺牲。希望以后也慢慢改善这种经济状况。还有我要强调身体健康，拍电影是一件劳心又劳力的事情。熬夜在所难免，但一般我还是强调要早睡早起的。
我很佩服德国女导演莱妮•里芬斯塔尔，她一生坎坷，活了101岁。
张：德国的导演赫尔佐格也是这样说，强调身体健康。很多时候，要去很多地方拍摄，需要应付很多状况，身体很重要。
您刚才提到身边有一些志同道合年轻的朋友。您对这些致力于影像事业的年轻人有什么建议呢？
张：不停地拍摄，现在做影像的门槛很低，拍完给人家看，不好看重拍，要不拍到好为止，要不你觉得能力不在这方面就不要拍了，人生就是一个自我发现的过程。不停地拍，不停地拍，就像不停地说话一样。理论的东西是重要的，但不是说要一天到晚去讲理论。拍了不对，找理论看，不停地实践，将手上机器的可能性尽量发挥出来。
在拍摄中学习拍摄。还有呢？
张：在香港的话，千万不要看电视，电视将人从现实中脱离出来。年轻人，需要对现实进行观察。建议可以先拍纪录片，一个人就可以拍摄，通过拍形成一个电影人观察世界的角度。好的剧情片是要和社会现实密切关系，能引起观众共鸣的。不要觉得纪录片就是完全客观，也不要觉得剧情片绝对主观。积攒经验，形成对社会的观察，作品出来以后才能得到认可。要面对现实。一方面，我认为手机也可以做很了不起的作品，只要有好的想法，但假如手上只有手机，且心里只能想象出商业大片的场面，是不切现实和自寻烦劳的，其实可能你喜欢的不是电影，而是周边虚荣的东西。
最后一个问题，您最喜欢的一个导演是谁？谈谈喜欢的原因。
张：伊朗的阿巴斯，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在挑战电影语言的可能性。2003年，阿巴斯就一个人拍摄了两部电影《十》和《五》。其中《五》是没有演员的，一开始八分钟，就是拍摄两根木头，但是，就可以令观众感受到悲欢离合，有一种对电影语言的思考在里面。
采访＋文｜张劳动
编辑｜Yoyo Ran
这是很早的一篇访谈了。张劳动和张经纬导演通电话，畅聊了40多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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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经纬介绍｜
香港出生，祖籍广东深圳湖贝村。年轻时，学习大提琴。后到美国的Brooklyn College，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修读音乐硕士课程，亦因此有机会接触其它科目，最后主修电影制作、副修哲学。 曾制作4部剧情短片，监制1部纪录短片，作品在多个国际影展中参展及获奖。
第一部长编剧情片剧本《上帝的苹果》获得「2001年中港台电影神话剧本创作赛」优异奖。
第二篇剧本《天水围》获得2005年香港亚洲电影投资会的最佳故事奖，此剧本由许鞍华拍成了电影《天水围的夜与雾》。
2003年拍摄《天地孩子：汶静的故事》是香港电台的外判剧集。
2007年入选CNEX第一届主题“钱”征案，完成纪录长片《歌舞升平》，并以此片入选香港国际电影节竞赛单元、韩国首尔独立电影电视节非竞赛单元、第20届法国飞帕国际电视节等。
2002年—2008年执导纪录长片《音乐人生》。2009年7月15日该片在香港开始了特别放映，连续放映八个月。该片荣获第46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纪录片、最佳音效 、最佳剪辑奖。
2010年4月18日，张经纬凭《音乐人生》在第29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中获新晋导演奖。
｜对话｜
您认为是什么让您走向纪录片的道路？
张：年轻时我是学音乐的，后来发现这不是最适合自己的路，于是我开始寻找。刚开始学习哲学，后来又修了电影制作的课程，学习过程中得到了大学老师的赏识，于是就开始慢慢这样做下去了。
您怎么看待商业纪录片和独立纪录片的关系？
张：从电影本质来看，两者根本上没有区别的。我从来没有考虑过，我更关注的是电影本身，无论哪种影片都是导演跟观众的沟通，无论是商业还是独立，都是要拍出来给观众看的。
您认为“获奖”和“好的“纪录片两者的关系是什么?
张：我觉得没有关系，反过来说，有一些电影奖项并不在意影片是不是纪录片。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导演和观众的沟通，评委也是观众。在我看来，不应该为得奖去拍，与得不得奖相比，我更喜欢研究电影的本质问题—什么是电影，为什么要拍电影。
您为什么很关注导演和观众的沟通？
张：电影本身跟戏剧是有一定关系的。电影和戏剧有一点相同之处在于，他们本身都暗示观众的存在，拍出的电影，演出的戏剧，都是给观众看的。与写作不同，写作可以不考虑发表。电影是个很奇怪的东西，要找人去写剧本，找人去演，到最后还要去拍，最后拿素材去剪辑。电影有一个发表的本质在里面。但是，现在有些不同了，DV技术的发展的确可能对电影的本质产生挑战，比如，你拍摄家庭影像，拍完也不打算发表，这种影像也越来越多，但这是不是一个作品呢？
您说的这个也是中国独立纪录片的一个方向—私影像。
张：对，确实胶片时代是无法想象这种私影像的发展的，只有到了DV技术普及，影像技术门槛的降低的时候，这种不以发表为目的的影像才会越来越多起来。一个小学生都可以做影像，这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但这也有一个误区，门槛低，是不是任何人就都可以拍了呢？我想到社区影像，把摄像机交给居民，让他们去拍摄。不论是社区影像还是作者影像，到最后，还是一个说故事的技术。我在做《音乐人生》的时候，我不会知道观众如何理解这个片子，当我在剪辑《音乐人生》的时候，我要去想象 观众的感受，这是非常专业的工作，不是说我会开机就可以做出片子来，还要看重导演跟观众的沟通。比如说，大家都有说话的能力，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成为演说家呢？成为演说家，要看你的声线，你说话的技巧，你的演讲有没有内容，有没有自己的看法。所以，包括我们之前说的私影像也好，社区影像也好，最重要是的看你的影像有没有思想，有没有自己的东西要说。
您最近也在做一个片子是吗？
张：在做不止一个片子，最近有做一个30分钟的故事短片——《墨绿嫣红》，我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在关注一帮在香港屋村廉租房里生活的16到26岁的孩子，和他们聊天，其中一个18岁女孩子吸毒的故事感动了我，我发现吸毒不单单是毒品的问题，我关注的是这群人背后的生活状态。
您在做纪录片，也在写剧本，又在拍故事片，感觉您一直很忙。精力十分旺盛。
张：坦白讲，一方面是个人精力，另一方面是因为有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虽然我是导演，但我一直强调，大家都是为电影服务的。资金也是有限的，很多年轻的朋友也是做出了一些牺牲。希望以后也慢慢改善这种经济状况。还有我要强调身体健康，拍电影是一件劳心又劳力的事情。熬夜在所难免，但一般我还是强调要早睡早起的。
我很佩服德国女导演莱妮•里芬斯塔尔，她一生坎坷，活了101岁。
张：德国的导演赫尔佐格也是这样说，强调身体健康。很多时候，要去很多地方拍摄，需要应付很多状况，身体很重要。
您刚才提到身边有一些志同道合年轻的朋友。您对这些致力于影像事业的年轻人有什么建议呢？
张：不停地拍摄，现在做影像的门槛很低，拍完给人家看，不好看重拍，要不拍到好为止，要不你觉得能力不在这方面就不要拍了，人生就是一个自我发现的过程。不停地拍，不停地拍，就像不停地说话一样。理论的东西是重要的，但不是说要一天到晚去讲理论。拍了不对，找理论看，不停地实践，将手上机器的可能性尽量发挥出来。
在拍摄中学习拍摄。还有呢？
张：在香港的话，千万不要看电视，电视将人从现实中脱离出来。年轻人，需要对现实进行观察。建议可以先拍纪录片，一个人就可以拍摄，通过拍形成一个电影人观察世界的角度。好的剧情片是要和社会现实密切关系，能引起观众共鸣的。不要觉得纪录片就是完全客观，也不要觉得剧情片绝对主观。积攒经验，形成对社会的观察，作品出来以后才能得到认可。要面对现实。一方面，我认为手机也可以做很了不起的作品，只要有好的想法，但假如手上只有手机，且心里只能想象出商业大片的场面，是不切现实和自寻烦劳的，其实可能你喜欢的不是电影，而是周边虚荣的东西。
最后一个问题，您最喜欢的一个导演是谁？谈谈喜欢的原因。
张：伊朗的阿巴斯，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在挑战电影语言的可能性。2003年，阿巴斯就一个人拍摄了两部电影《十》和《五》。其中《五》是没有演员的，一开始八分钟，就是拍摄两根木头，但是，就可以令观众感受到悲欢离合，有一种对电影语言的思考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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