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玺璋推荐《后革命时代的中国》
土耳其裔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后革命时代的中国》一书,其内容是根据他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梁启超纪念讲座”系列讲演整理的。推荐德里克的书,最初我有一点犹豫,担心引起一些朋友的反感或误解,因为他毕竟属于西学左翼阵营中的代表人物,立场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对于毛泽东和文革,也并不全盘否定,以至于有人把他称作“当代左派文化理论中的文革幽灵”。这样一个人物,会不会让有些朋友觉得不能接受,进而从感情上去怀疑他和疏远他,我不敢说;但有朋友会把他等同于国内的“毛左”,是很有可能的。不过,我以为大可不必。首先,西方的左派与国内的“毛左”,本不是一回事,西方左派,或称作“左翼”知识分子,对于现存政治权威和主导意识形态,基本上是持抵抗和批判态度的,如果类比于国内的情形,我们倒是从“右派”或“自由主义”的朋友那里常常可以看到这种态度。当然,其出发点和落脚点未必有相似之处。
这样说来,德里克的书未必不值得读或不应该读。根据他自己的介绍,这本书“对于19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知识话语中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作了批判性的讨论。其所涵盖的主题非常广泛,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到社会学和人类学,再到国学。但是在这本书里,它们被理解为进入一个根本问题的共同窗口——在后革命的中国思想氛围中对文化和历史的调用(deployment)”。他从三个主题入手,阐述他的观点,首先他认为,“1978年后,对革命历史的拒斥引发了一种文化民族主义,在1990年代越发清晰起来,从而对中国人思考文化和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许他所谓1978年的说法过于笼统,但从当下的情形来看,这种内在矛盾已经表现得相当突出。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承认,也不管它是发生在1978年之后,还是另外什么时间,德里克所说的这种“对前半个世纪的主导潮流的一次逆转”,是确实存在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逆转”表现得越发明显。
实际上,我们在思考中国的前途或中国革命的前途时,有一个问题是绕不过去的,这就是现代化和现代性的问题。从清末民初的社会政治变革,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从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到文革之后的改革开放,都把现代化设定为一种理想目标,而且,中国的现代化似乎永远处在历史进程之中,永远都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但现代化乃至现代性的负面效果,却并不因此就不光顾中国。显而易见的是,韦伯所谓“工具合理性”的急剧膨胀,与“价值合理性”的急剧萎缩,在当下中国已经表现得相当突出。作为一种补偿,多元现代性及协商普遍性的命题应运而生,它似乎意味着,西方作为现代化标准和经验唯一提供者的身份已受到了质疑,而所谓亚洲四小龙、儒家文化圈,乃至近年来的孔子学院之类,都是这一潮流的具体反应。对于这种反应,他认为,不能“采用一种反革命的姿态来对待革命的失败”,他提醒我们,要警惕复兴中的文化保守主义,“我们的任务不光是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如杜赞奇所建议的那样,而且要从历史中拯救民族国家”。
他进而指出:“这一逆转并不仅仅是拒斥革命历史的产物,而且是一种新近产生的权力意识,它随着东亚/中国社会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另一个可替代的中心而一同成功涌现出来。”同时,他在讲演中还“将这些发展放置于一种全球语境中”,将它视为“全球意识形态转变的一部分。从儒教、印度教、伊斯兰教以及福音派基督教的文明吁求,到本土世界观的复兴,过去三十年见证了启蒙普遍主义霸权的退却,再到曾经被诬蔑为‘历史垃圾桶’的各种历史叙事的开花结果。这些复兴中更为强大的部分——强大是因为它们在全球资本主义中的成功——伴随着对一种替代性现代性(alternativemodernities)的主张”。所以,他特别提醒我们注意,“本土知识吁求在全球范围内的复苏,它们甚至受到了欧洲现代性中心的重视。我们很难不作出这样的推论,在时间上同时发生的这些复兴,是同一世界语境的产物,即使不同的社会环境和意识形态主张让它们有了不同的本土形式”。
他说的“同一世界语境”,指的大约就是全球化,他说:“全球化区别于现代性的不同之处,正在于它抛弃了欧洲中心的目的论,从而在现代性的展开过程中得以容纳不同的历史轨迹。但是这并没有回答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让这个世界具有了共通性,从而让共通性的主张比起过去的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有力。”基于这样一种理解,他对杜维明的儒学一针见血地指出:“一直被视为中国现代性顽固障碍的儒学,一夜之间变成了可供他人仿效的现代性力量。”因此,他坚持对当代儒学乃至国学提出质疑:“在杜维明道家式的农业乌托邦想像中,他引人注目地将儒学表述为一种现代化的全球意识形态,并加强了后者的霸权地位。儒学本来可以用于批判现代性,但是通过定义儒学的‘核心价值’,杜维明和其他学者却有意回避彻底批判资本主义,反而将儒学呈现为资本主义疾病的‘补救办法’。这样一来,儒学便被转化为‘社会工程’的一个工具,它为公司和家长制家庭输送更合作(更驯良)的公民。”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对于资本主义也许带有天然的仇视,但他指出的问题,恐怕是我们不能回避的。
解玺璋:北京日报高级编辑、出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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