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门我的窗

散文 创作
桑克 发表于:
《世界文学》2012年第4期
我的门我的窗 桑克 1. 我从小就是个书迷,谁家有书就在谁家泡着。 我们家孩子多。吃饭的时候,我妈站在院子里喊:吃饭啦!一群孩子就回家了。 如果里边没我,我妈就能准确无误地从一个藏书丰富的人家里把我和书一起揪出来。 1974年左右,我认字还不是太多,满篇儿都是生字,连猜带蒙,查字典什么的。 碰到有字的东西就看,甭管有营养没营养的,文学的非文学的,也甭管什么文化程度的。我清楚地记得我小时候读的一本比较离谱的书是天文学方面的,极其专业,基本上看不明白,但却一口气读完了。我至今记得里面说太阳里面有黑子,我当时就盯着太阳一通猛看,然后看什么都是黑的。我妈说你再这么看太阳,眼睛就瞎了。 外国书看得也不少,但是没什么明确的认识。苏联的,越南的,阿尔巴尼亚的,恩维尔•霍查,胡志明伯伯和农民伯伯,乱七八糟的。我一直弄不明白为什么农民是伯伯,工人是大哥,两个阶层的身份为什么差了一个辈分?我也一直弄不明白《一块烫石头》到底是讲什么的。我还犯过同样的傻,就是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翻个底朝天,也没搞明白钢铁是怎么炼成的。 直到我三哥发现我是个读书材料,把藏书借给我看,偶尔还给我讲点儿什么的时候,我才算是走上了正道。否则南辕北辙,一脑袋糨糊,想洗干净都难了。 我三哥比我大十四岁,是小六九,他在知识青年里算是真正读书而且有知识的。他给我看的主要是中国书,《东周列国志》什么的,李商隐什么的,还给我抄了一本诗选。他自己偷着看《笑面人》,《堂吉诃德》,后来他就是因为传看《堂吉诃德》什么的,被批了。 小时候的记忆相当混乱,我基本分不清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脸蛋是红的还是绿的。 2. 我三哥给我借过一本《法官和他的刽子手》,我只记住了书名,里面讲什么,我迅速忘记了。直到很晚的时候我才知道这是牛得不得了的迪伦马特的书。 大学的时候碰到顾城,他说他是看了封面是大拳头的《洛尔迦诗抄》才怎么着的。我一拍脑袋,这书我小时候见过啊,但却没看。您瞧瞧,看什么书,不看什么书,全是命。 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我就是一个只专不红的学生,学习顶刮刮,思想贼落后,因此被当成小绵羊,当成全校批判的靶子。贼在东北话里是很的意思,我们家不让我说东北话。为了这个我三哥还狠狠地揍我。比这个还要过分的是,我把去声念成上声也得挨揍。 在临近裁撤红小兵的时候,也就是1979年前后,学习好的人吃香了,我被学校树为学习标兵。我三哥为了奖励我,给我买了上下两大册的《外国儿童短篇小说》,黑色封面的。当时这种异型32开的书并不多见,我宝贝得不得了,如果弟弟想看,我都是有条件的,比如让我吃一口他保存的江米条儿。 这两本书是我的第一套外国文学藏书,我一连看了好几遍,当时都能记住,现在却忘得差不多了。记性这东西真是靠不住。 至于篇目,我还记得《马》。作者我也能记得住,是日本作家德永直,谁翻译的不记得了。那时候太小不懂事,没把翻译者放在心上。内容也还记得,讲的是兄弟两个和一匹马的故事。看完这篇小说,我对弟弟突然变得温情脉脉,而弟弟却在茫然之中根本不领我的情,该怎么对付我还怎么对付我。我至今记得书里讲马的眼睛怎么大怎么忧伤,但是我却一直觉得牛的眼睛比马的眼睛更悲伤。 3. 初中之后,我比小学的时候更加迷恋写诗了,同时迷上了中国现代作家的散文,俞平伯,朱自清,废名什么的。外国小说也看,但是人名和地名太长了,什么司机,什么诺娃,叫起来忒不顺口,当时就觉得某些翻译者把人名地名中国化真是太善解人意了。 这时候我已经自己买书,借书,抄书了。 时间进入貌似伟大的八十年代,我上了高中,又迷上了哲学和数学。读的诗也不只是中国的了。这时候我非常幸运地遇到了两个人:普希金和泰戈尔。 《泰戈尔诗选》是人文社的网格版本,译者是石真、谢冰心。我尤其喜欢书中美妙的字体,而现在再也看不到这样印刷的字体了。我觉得只有这样的字体才配得上这样的诗。谁能告诉我那种内页字体叫什么啊? 《普希金抒情诗选》上下两册,是窄条儿的32开,深绿色的封面。这本书是我高中时期最重要的书之一。我经常猫在泥泞的集体宿舍的上床看,从里面学到了不少写诗的招儿。上床紧挨的墙壁上有一个小洞,通过它能看见隔壁小学教室的内景。只不过我看的时候,要么是星期天的空空荡荡,要么是黄昏时分的暗淡无光。 后来有点虚名儿,刚有记者采访我的师承的时候,我还傻乎乎地说我当时的诗是受了普希金的影响。这么看似乎没什么问题,可是现在我终于明白过来了,我受的其实根本就不是什么普希金的影响,而是普希金的翻译者查良铮,也就是诗人穆旦的影响。我的诗的真正传承是在穆旦那里。换句江湖上的话说,穆旦才是我的祖师爷。 可惜的是这本诗选,现在只剩了一册。其中一册借给别人,然后就消逝得无影无踪了。我现在还记得把它借走的人的名字,有点儿像一个孤儿记住杀害自己父母的仇人的意思。 为了弥补我少年时代的创伤,为了我对普希金与穆旦双重的爱,后来我买了8卷本的《穆旦译文集》。 这本来是我的私人秘密,准备烂在肚子里的。架不住高兴兄的怂恿,我不想隐瞒了。 4. 1985年,在师范大学里,我是乡巴佬进城大开眼界。大开花花绿绿的书的眼界。 越来越喜欢外国文学了,越来越喜欢书了。但是钱包也越来越瘪了。 模仿车尔尼雪夫斯基自己问自己:怎么办?其实我还想模仿车尔尼雪夫斯基再问: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这就是我关于老车知识的全部底细。 什么怎么办?借书吧。抄书吧。 一套火得不得了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不仅买不起,就算买得起,也买不着。去图书馆借吧,必须排号,就和当年排队买羊肉似的。去阅览室抄吧,阅览室有一套。里面的外国诗,我都抄下来了,边抄边琢磨。全世界咚地一声直眉瞪眼地站在眼前。 直到九十年代中期,我才在上海一家出版社的书库里,把这套书配齐了,但是我再也没有像当年那么拼命地阅读了。不是我忘本了,而是不需要了。 我抄过戴望舒翻译的《洛尔迦诗抄》,一本《法国现代诗选》,字迹都是一笔一划的,那叫一个认真。其他抄写的书就更多了,仅举一个例子。我和女朋友分别抄写了芬兰诗人索德格朗的一本诗集,一本是李笠翻译的《玫瑰与阴影》,一本是北岛翻译的《索德格朗诗选》。我们把它们作为礼物彼此交换,彼此保存。 后来我还抄过不少外国诗人的英文原版作品,比如叶芝,庞德,霍普金斯,里尔克的英译本什么的。那时候图书馆里的外国原版书太少了,而且非常旧,大多数都是莎士比亚,弥尔顿什么的。新一点的大约就是惠特曼了。 认识一些朋友之后,互相抄书,互相送书,互相复印——这基本上是工作之后有钱时候的事了。那时候你长不长写诗的本事全看你读了多少英文原版作品了。 为了更好地读英文诗,我大着胆子开始自己翻译。其实我的翻译根本不是什么正经的翻译,就是为了体会原版的味道,语言结构什么的。那时我把庞德翻译的中国诗,从英文重新翻译回中文。在里面,我虽然没有发现庞德的秘密,但却发现了诗的秘密。这种启发,我也从松浦友久的书《李白——诗歌及其内在心象》之中得到过。这本书里面也是把李白的诗,通过日文重新翻译成当代中文。经过这么一倒腾,诗的香味儿就渗透出来了。 我通过这种所谓的翻译方式,读了e•e•肯明斯,一个喜欢把开头字母写成小写字母的诗人;读了W•C•威廉斯,这个号称与艾略特派别对立的诗人,他说:“我发现众多/旅途美景属于/我们探望他们的陌生时间。”(《一月清晨》)这是我翻译的第一首诗。 5. 我和一个同学比赛读海明威,看谁最先把他的中译本读完。 通宵达旦地读。光读还不行,还要做读书卡片。我特意去了一趟西四成文厚账簿商店,买回一堆硬纸卡片,回来就写海明威,就写你们都是迷惘的或者垮掉的一代。 我和这个同学相互验看对方的读书卡片。他说你怎么不写翻译者的名字呢?必须尊重翻译者的工作。他说得我不好意思,脸色仿佛紫红的茄子。从此我极其敬重翻译者。 后来见到袁可嘉先生、江枫先生等翻译界前辈的时候,我都是礼敬有加的,虽然给袁先生倒茶的时候先放沸水后放茶叶,和江先生谈的是政治而不是他翻译的雪莱。 我非常喜欢袁先生翻译的叶芝的诗《当你老了》。那种低沉的语调迷死我了。我没费什么力气就把这首诗背诵下来了。后来我又把英文的也背下来了。这是一首我唯一能够背诵的英文长诗(其实很短,但当时我觉得挺长的),更短一些的比如庞德的英文诗,我也能背几首。 再后来,我得到过叶芝朗读的《当你老了》的录音,我就刻意模仿叶芝的语调和发音,听过的人觉得我的模仿还有那么一丁点儿的意思。那种连读略微上扬的语调,和中文的低沉确实是不一样的。 海明威读完了,我的同学建议再读杰克•伦敦。他读得兴致勃勃,而我的情绪却日益低落,因为那时我更想读米兰•昆德拉《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什么的。 杰克•伦敦大约只差了一本《马丁•伊登》没读,我就放弃了。至于海明威,后来我还买过他一本英文影印版的《太阳照样升起》,是和影印的乔伊斯的《一位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一起,从一个上门的游动商贩,一个社会性比较强的大学生手里买的。这是我最早的两本英文书。 6. 后来基本上不读中国书了。我在鲁迅那里找到了生硬的不讲理的根据。 我变成了彻底的艾略特派,自然是和读T•S•艾略特的诗分不开的。我还听年轻的裘小龙先生讲过他翻译的《荒原》。虽然他的英文我能听懂几句,但他带有上海口音的普通话却让我束手无策。 当时我的听力也不太好。 外国的文学书读得越来越系统了,几乎与文学史同步,尤其是诗歌史所涉及的作品,能找来的我都找来看了。读书读疯了,甚至到了不吃不喝的程度。一边疯狂地写诗,一边疯狂地读外国书,《吉尔伽美什》,《罗兰之歌》什么的,更不用提如日中天的现代派了。还有戏剧,尤金•奥尼尔,尤奈斯库什么的。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光导言就细读了一个月,还写了一堆潦草的笔记。还有大热门佛洛伊德,尼采,让•保罗•萨特。后者的小说《理智之年》当中一段关于性的粗略描写成了我的性启蒙…… 到处疯狂地买书,春季秋季书市,中山公园,地坛,大大小小的新华书店、中国书店、出版社门市部和降价书店,有时不仅把吃饭钱用来买书了,还把公共汽车票钱也买书了。脸皮厚的时候逃票蹭车,脸皮薄的时候走路。从长安街或者朝内大街走回北太平庄是家常便饭。 这时的外国书,不仅有文学的,还有哲学的,电影的,比如英格玛•伯格曼的剧本《夏夜的微笑》,而再次见到他的《冬日之光》则是几年之后了……当然文学是核心的核心。 我开始买《世界文学》了。虽然穷得要命,但是书不能不看。 不可能期期都买。即使买,有时买了《世界文学》,就不能买《外国文艺》了。还是老办法,用笔抄。何况湖南和广西出了一大堆外国书,都是要钱的。 有一回,我写的一篇什么文章得了一个什么奖,奖金不是现钱,而是三联书店四十块钱的购书券,发了一笔横财,换回一大堆想买而买不起的书。 我曾在新街口书店多次恳求营业员拿聂鲁达的《诗歌总集》看一看,因为当时还不流行开架售书,读者和书之间隔着台湾海峡一样宽的柜台,我只看不买,营业员终于忍不住对我发火了,你到底想不想买?我仓皇逃窜。所以我一直和聂鲁达没缘分。现在一看到聂鲁达的名字就心酸,就想起当年的窘状。 所有的降价书店,所有的降价书市,我爱死你们了。 7. 毕业之后失业。 我和白银时代的诗人们心心相印,不枉我端着(而不是揣着)《跨世纪抒情:俄苏先锋派诗选》,在冬日的寒风中,从民族宫对面的“三味书屋”一直走回铁狮子坟。书在我的手中就像一盆炭火烘烤着年轻的心。 我的俄罗斯阅读时代开始了,“年度君主”是帕斯捷尔纳克,曼杰施塔姆,阿赫玛托娃……多年之后,我站在阿赫玛托娃喷泉宫旁边的住宅里,望着窗外正在泛青的橡树发呆…… 还有过一个艾特玛托夫时期,他的《白轮船》之中的孩子使我常常以为就是童年时代的自己,他的《断头台》之中的阿夫季使我常常以为就是大学时代的自己。我甚至把一件灰色的棉衣掏空,只穿着外面的一层,冒充阿夫季,或者托尔斯泰笔下的谢尔盖神甫。 而我之前之后迷得始终如一的书却是《金蔷薇》。朋友送的。巴乌斯托夫斯基在我心中一直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作家,不管别人怎么说。 关于这本书,我当时写了很多伤心而热情的话,它几乎是我的枕边书,伴我度过了那个极其痛苦的时代。在我没有失语之前,我还把自己朗读它的文字录了音,放给弟弟听,放给朋友听。而我的声音也正是那个痛苦时代的一部分。 李莳先生翻译的《金蔷薇》,用正体字排版的《金蔷薇》,都是以后改版重印的《金蔷薇》或者重译的《金玫瑰》不能代替的。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后来的翻译比不上前面的,或者后来的印刷比不上前面的,而是说,当时的译本里面倾注了我阅读的血泪。 读这本书,不知道流了多少泪。而读《维特的烦恼》我却没有流泪。 严重的时候,看到别人提起这本书的评论也会流泪。 我的生命,我的感情,全都维系在一本书中。一本关于创作与自然的书中。 我在石油部实习的时候,曾经从书中摘过一段读给我如今已经人过中年的学生们。 还有力冈和吴笛共同翻译的帕斯捷尔纳克诗集《含泪的圆舞曲》。我亲热地把帕斯捷尔纳克称为老帕。是他让我发现紫色的雨水不是来自想象,而是来自真实的闪电。我把他的画像复印了一张,贴在陋室的墙上。下面还写着一句话:“我的心甚是忧伤几乎要死。” 8. 漂泊,痛苦,北京。向它们告别吧。 为了买一本《帕斯诗选》,我特意去了一趟天津。北京卖光了。而且我买的是一本我一向都不喜欢的硬壳子的精装本。 我终于回到故乡,回到哈尔滨冰天雪地的依靠之中。我终于有了自己的床,有了买吃喝之外的买书钱。我不用再为买书而挨饿了。 第一件事,我订阅了全年的《世界文学》,《外国文艺》……我把国内所有刊登外国文学的杂志全都订阅了,包括学术刊物。一直没有间断,直到今天。21年。 而只要有机会,我还会继续搜集旧杂志,当时想买而买不起的书和杂志,更老的《世界文学》,比如1963年3月号的斯•茨威格的短篇小说《看不见的收藏》,人类的内心秘密究竟是怎样的火热呀;更老的《译文》,比如1954年6月号,不仅有彩色印刷的苏联画家俞昂的油画《春》——美妙的葱头顶和树木,多么像哈尔滨的景色啊,还有卞之琳翻译的拜伦的《哀希腊》:“千山万山朝着马拉松,/马拉松朝着大海的洪流;/独自在那里默想了一点钟,/我心想希腊还可以自由……” 首次听到老帕朗读普希金和他自己的诗的磁带录音,眼泪流得哗哗的。 尽情搜罗弗兰茨•卡夫卡的小说,书信,传记。30岁的生日礼物是《卡夫卡全集》,虽然他的梦魇就是我的梦魇。 这时候不仅复印了大量的原版诗集,也开始利用各种机会购买,通过外文书店的渠道,通过不多的出境的机会……几千块钱只能买七八本书……各种各样的诗选,诗汇集…… 尝试翻译拉金、奥登的诗。在翻译中,才发现老一代的翻译者是多么了不起,才发现新一代的翻译者是多么不容易……嘴巴再也不那么刻薄了,每一个中文词,每一个中文句子,究竟是怎么翻译出来的,全是汗水……对各种词典、工具书,越来越体贴…… 在翻译工作中,得到过许多师友的帮助,赠书,解惑,打气……当然也得到过更真诚或者更刻薄的批评。所以才想到翻译伦理的问题,想到怎么对待重译,怎么对待不同的词语选择,怎么对待所谓硬伤软伤之类的错误……只有深入其中,才知道什么叫浩如烟海。 9. 在街边看到装帧糟烂的《挪威的森林》,一本卖一块钱,买了十本,送给各地的友人。 九十年代后期,互联网来了,外国书看得更多了,电子版的,网上零碎陈列的,现在还有卓越亚马逊的网店,轻轻点击几下鼠标,隔天或者半年,洋字码的书们就飘洋过海到家里来了……条件越来越好,买了大房子装书,读书,享乐……认识了更多的翻译者,更多的同行,他们的见解,他们的帮助,他们推荐的书目,他们寄赠的书,越来越多地来到我的身边。 不仅有传统的欧洲,还有另外一个欧洲,哈维尔的,赫拉巴尔的,米沃什的,我写书评,写自己的感受和收获。东欧的小说,马内阿的《流氓的归来》,卡达莱的《梦幻宫殿》,正在陆续启迪集体的心灵。还有近来出版的利季娅•丘可夫斯卡娅的《捍卫记忆》。还有更为广大的亚洲,日本和韩国,阿拉伯语世界,阿多尼斯,达维什……他们的艺术和视野,与中国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 中国作家和外国作家的交流活动越来越多。各种各样的活动,各种各样的语言在耳边萦绕。原本保守的只译母语书的规则,现在改变了,比如开始转译《沃罗涅什笔记》,再次向年轻的曼杰施塔姆致敬,而他的译自俄语的中文版诗全集早就有了。 杂志可以读到最新的《纽约客》和《大西洋月刊》。而同行们彼此互译的工作正在促进更为深刻的阅读。如今阅读外国文学,与从前完全不一样了。心态不同,而且理解深度也不同了。 在更多的营养中间,过去写不好还可以抱怨自己读到的书少,现在这么抱怨就无理了。现在只有衡量怎么努力,怎么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了。 生活在继续,而外国文学早已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不再那么突出,但是依旧重要;不再那么难得,但是依旧充满活力。然而文学之中的狭隘民族主义也抬头了…… 而我,一个受益于外国文学的中国诗人,不仅像一如既往地喜欢中国文学一样喜欢外国文学,并且自信地尊重或者景仰所谓的“翻译腔”或者“翻译体”,因为它们的本质并非只是外国文学,而且也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的门,我们的窗,我们的道路和随时起航的海港…… 2012-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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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更新 2012-10-01 01:5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