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与批评家都是劳动者

诗人与批评家都是劳动者 周 瓒 诗人与批评家一身兼，似既为职业分工日益精细的现代产物，又是古已有之的通才现象的当下反映。对写诗和写评论都兴致勃勃的我而言，被冠之以双重身份，我既不反感，同时也不以为然。假如通过类型多样的写作与表达能够帮助我深入我们所生存其间的流动的现实世界的丰富与繁杂，体认诗歌与艺术历久弥新的创造活力和精神指引性，我不介意让自己参与和尝试其他类型的艺术劳动与文化实践。 自上世纪末中国新诗界的所谓“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论战以降，当代诗歌领域里逐渐发展出令人担忧的两极趋向：一方面，口语化的风潮伴以互联网的普及而形成的对新诗认识的简单化、流俗化，使得诗歌在大众文化主导的当今文化接受中更趋边缘，大众眼中的诗人形象也更其滑稽；另一方面，孤傲地蔑视流行文化与消费规则的诗人们，在精神与道德洁癖般的自我坚守中，承担、见证现实的严酷一面，以持续的写作保守诗歌的尊严，因而不可避免地，部分地以丧失与现实的反复较量为代价，退守诗歌内部开展工作。这种可敬但也可悲的自我肯定式的诗歌行动正渐渐显示出它的有限性和匮乏感。与现实一再的错位只能把诗人这个群体孤立、削弱为文化的零余者，而不再是文化创造力的激发者与急先锋。 当代诗人的存在感应该从哪里寻求？仅仅处于写作着、写作中的状态是不够的；仅仅玩味词语和修辞恐怕也走不了多远；仅仅在微博、论坛、开心网、豆瓣上标明自己的诗人身份更不是诗人积极社会化的行为。十多年前中国诗人们呼吁的“诗歌写作的及物性”，如今实现了吗？十多年前有人批评知识分子诗人与西方诗歌的“接轨”情结，如果放在全球化新现实的视域中考察，是不是会有新的发现与可能性？远的不说了，三年前汶川大地震后的诗歌冲动，在接下来几年中的洪灾、矿难、泥石流等频发自然和社会灾难现象中，为何消失殆尽了？难道死亡如此之快地麻痹了我们的感官！一如当代社会中广告、流行文化一再地刺激着同时也麻木了大众的神经。 何谓诗人？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年轻的日本诗人谷川雁有过这样感性的展望：“在不久的将来，将成为一种巨大的力量出现在人们的前面，那力量会把人们一个一个微妙地吸引到她的轨道上，不知不觉地成为改变人的本质的根源性的力量……会成为掌管花朵、枝杈和树叶的最初也是最终的力量……在那力量出现之前，还在萌芽期、还是个胎儿的时候，揭示给人们、教人们对此所应持有的态度的先觉者，这就是诗人。”这很容易被混淆为启蒙者的角色，其实在谷川雁那里恰恰是引导诗人向着低处走去的意思，当他的眼前闪过一幅幅底层的、不幸者们的影像后，诗人谷川雁借浮士德之口询问摩菲斯特—— 浮士德：在那里首先做什么？ 摩菲斯特：向下走。用一双有力的脚，一级一级地走下去。 在此，诗人需要的是身体性的再一次和不断的解放，对任何试图使自我僵化的环境与观念都必须警惕的诗人，才是可能接近“存在的原点”的诗人。那有力地向下走去的双脚是劳动者的双脚，感觉紧紧地抓住大地并探向大地的深处，无论诗人是行走在城市的街道、广场，还是乡村的田野，深山的荒道上。 打破诗人、批评家这样的概念边界，大概不过是最浅近的一着吧。 2010.1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