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曹禺开始 ^(试发表)

在正式或非正式的场合我都表达过自己对于曹禺之剧作的观点，但从来没有想过写点什么来阐明。与人交谈的过程中，实在是没有能力去解释什么。对剧作的观点始于《雷雨》，这部戏应该是中国话剧史上排演次数最多的戏。这在曹禺身上像一个传奇，大学未毕业即创作出这出戏，其成熟程度显然超越了曹禺当时的年龄，但是，好像从未有人质疑是代笔。谈及中国话剧根源，免不了是欧阳予倩李叔同等人的春柳社。但中国话剧真正可以称之为戏的开端，我倒同意是从《雷雨》开始。《雷雨》分为四幕，在戏剧史上，以偶数分幕并且自成体系的，要从契诃夫开始，契诃夫、易卜生、萧伯纳这些人，对中国戏剧影响颇深。这三人中，我个人推崇契诃夫，他的戏也是这几个人中最不像戏的，却最为强大，厚重，其他两个人离中国人的生活和年代相去甚远，而且创作本身也有问题，只是与此文无关，也不便细述。曹禺自然是受到契诃夫的影响，以偶数分幕，而戏的模本则是易卜生的《群鬼》。这并非是说《雷雨》是抄袭的，任何创作以经过时间检验的名家作品为基准都是值得肯定的。但也为《雷雨》本身的问题留下了伏笔。 我从高中才开始迷恋戏剧，当时也只能从碟片或者剧本中一窥究竟。从一位老师手上，拿过不少书籍，其中一套《布莱希特戏剧选》至今视为珍宝，曹禺、老舍和郭沫若的剧本，也读得差不多。单论曹禺的戏，我还是最喜欢《日出》。这出戏发表之后，有评论称其缺乏真实性，可这反而是我觉得曹禺最真实的一出戏。因为严格意义上讲，《雷雨》很难被成为标准的现实主义作品，曹禺在人物设定上有现实性，而且故事的核心来源，也无外乎古希腊悲剧，这种古典气质的戏剧。可恰因为如此，我们才会发现这出戏的重心其实偏离了现实主义的作用。《雷雨》可能要称得上是曹禺所有作品中最具形式感的了。戏中反复提及一些暴雨将至前的词汇和情绪，做足了象征作用。这原本是好的，对于一些词汇的反复使用，对戏的整体氛围和格局是会产生很好的效果，而且是不为人所察觉的。这就是为什么，张艺谋在将这个故事搬上银幕，改编成《满城尽带黄金甲》后却难掩失败的原因，曹禺整出戏的核心，其实并非在故事上，这个家庭悲剧也的确不值得称道。我们太偏执于故事，却并不察觉故事之后最细微的物质。当然，我说这原本是好的，事实上也就是说，这个手法在《雷雨》中只达到了一半的作用。作为曹禺的戏剧处女作，《雷雨》过于像戏这一点，其实可以理解。价值曹禺所接受的戏剧原型的学习，也难免使《雷雨》陷入故事的小格局中，原本象征主义的手法和大格局的人物设定，在对情节的过分强调中，丧失殆尽。我们必须深究，或者把一些细微的气氛过度渲染，才可以想到曹禺的手法和人物设定其实原本是非常有价值的。那么，是什么原因，让《雷雨》这出戏从一个大的格局变成了一个小格局的家庭悲剧呢？一来，曹禺当时写作的年龄的确受限，看似细致入微，可除了一个根基不错的故事之外，我们的确也找不到对人物更深层的书写。二来，就是可信性的缺乏，纵然观众习惯于戏剧思维，并引以为傲，但戏剧化也确实是一个值得怀疑的因素，特别是经过时间检验之后。曹禺的戏就是这样，经过时间的磨砺，你只能仔细的观察和阅读，在这个过程中，才会体会他的精妙，也能看出这种精妙没有做到极致，而带来的不足。 《日出》是极现实的，而且更加可信。我们如果承认现实主义作品在戏剧史上的地位，就要承认这种极现实的作品所带来的丰碑性价值。《日出》在中国虽然谈不上被低估，但多少没有达到像《雷雨》和《茶馆》一样的地位。前文我提到了自己的一些观点，在我看来《雷雨》缺乏真正的传统，其实是一种伪古典主义的创作（特别强调，伪并不代表一定是错的），而《茶馆》多少受限于语言，老舍的语言实在太凝练了，可能是这一百多年来最纯熟的戏剧语言，加之一个庞大格局的建立，我们可能很少去联想它作为一出现实主义戏剧的戏剧性。《日出》则做到了这两者的中和，它没有完全脱离古典主义戏剧的风范，但你也很难在剧中之中清晰的看到其轮廓。它对现实社会的基础描绘的更加细致、透彻，这基于作者的理解在不断的成熟。他选取的人物身份，虽然依然有原型可查（小仲马《茶花女》），但这将这种身份的设定更加可信、确切。“有余”与“不足”不仅成为对比，也成为一个整体。而在《日出》中，曹禺形成的不仅是对现实主义戏剧的理解和对语言的提炼与应用，更多的还是形成了自己圆熟的风格。比如一些风格化的戏剧情节，还有结尾处极强的浪漫主义情结。我想，在书写《日出》的过程中，曹禺一定更加兴奋，因为他脱离了所谓戏剧的强调，享受在一定的画面中。毫无疑问，《日出》的成熟在其他作品之上，但如果我们从观众的心态和对行政宣传的作用出发来看，它的确不及《雷雨》。我丝毫没有贬低《雷雨》家庭悲剧这一故事成分的意思，但也要承认，观众究竟更习惯于什么样的故事，而不是在戏剧文本上做细化的分析。 以我个人的阅读经验，以及接受的戏剧类型来说，我可能很难选择排演诸如曹禺、老舍之类的现实主义戏剧。一来，我觉得自己可能很难把握氛围，而且对这种漫长的、有一定限制的创作，也缺乏热情。二来，我始终认为，现实主义戏剧如果要在一个国度里生长，并非是简单的排演，更需要中间的传承过程。这个过程不是戏剧所能做到的，毕竟，戏剧在如今的环境下，已经属于一种较为弱势的表达方式。我们需要的是对文化，对文化带来的语言，对语言进行在生活中的应用，对应用的提炼，显然在一些众所周知的历史事件中，我们促使这一过程的死亡，加快其断裂。所以，现实主义戏剧实际上是很难做到有效的接棒。我们错过了太多，而现在又勉强戏剧来承担其责任，未免太过苛刻。既然如此，我们就让戏剧自然的生长，无论何种形式的戏，让它们自己寻找养分和空间。如果戏剧（不得不）选择小众，那就让它小众一点，这也无妨。有时候市场并不一定能让它生长得更快，反而小众会保持其生命力。 就像曹禺写戏的初衷一样，他谦逊，承认一切又不失怀疑，他试图用戏剧来表达对生活的发现。我们也把戏剧当做一种生活，在这个过程里去发现吧。也许，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几十年来断掉的一些东西找回来，而在那之后，我们再坐下来谈谈与话剧有关的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