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盛世的罢市风波

九段 撰文

        在汉语中，把人群聚居之地称“城市”。在古代中国，只有建城之处，方有政府划定的固定市场，而到了现代，“市”已然成为了行政区划一个专用名词。可见市场对于人们生活的重要。
        
        但自汉以来，重农抑商成了古代中国历代的基本国策。两千年来，商人们被规定不得穿戴丝绸锦帛，也一直排在“士农工商”的最末一位。仅仅比“下九流”的倡优略高一点。可见商人的地位之低。对于中国人来说，商人地位低下，财产无法得到保障，若非功名无望，生计难寻，是不愿成为商人的。既然做官更加“赚钱”，还有权力将商人财产化为己有，又何苦去做那没前途替人赚钱的小商人呢？
        
        统治者贬低商人，是对其统治的“维稳”之举，出于私心。但他们心中也非常清楚，商业是不可或缺的。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他们总是马上就想到了商人们。
        
        大唐盛世，后人谈说不止。然而就在这盛世走向没落衰灭之际，大唐的商人们策划了中国历史上最具意味一次罢市。这是中国历史记载中，第一次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利而进行的罢市。
        
        唐德宗李适，这位中国历史上胸怀大志的悲情皇帝，初登大宝意气风发，决心一扫安史之乱之后的颓败之相，也一心希望削夺因安史之乱而起的藩镇割据。可当他任用了卢杞为相之后，一切都变了，德宗初期怀柔体恤政策之下隐约闪现的中兴之光熄灭了。
        
        很快，一件看似偶然但却是必然的事件，使德宗不得不开始了他武力削藩计划。建中元年（780年），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抗拒朝命挟持使臣。德宗随即加封爱将李希烈为南平郡王，于建中二年讨伐梁崇义。但这仅仅是个开始，同年，成德节度使李宝臣病故，其子李惟岳因朝廷不允其继承父位，勾结魏博节度使田悦造反。而李希烈在荡平梁崇义之后，也与割据淄青的李纳串谋反唐。一时间，李希烈、李惟岳、朱滔、田悦等群雄并起，战火不息。削藩不成，反成四面楚歌。
        
        然而这时，朝廷已无可用之银。时任度支使杜佑计算，朝廷每个月需军费一百余万贯，而京师帑廪之钱只够一两个月之用。若要打上半年，需要五百万贯。朝廷的“维稳”经费严重不足，须想办法解决燃眉之急。宰相卢杞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自己的属下小弟户部侍郎赵赞。
        
        正在赵赞为此事焦头烂额之际，其党羽为其出了一条“妙计”——借商。
        
        赵赞等人认为，天下最有钱的，就是那些低贱的商人。于是制定出一个计划：财产高于一万贯的富商，只准留一万贯作为经营产业之用，其余的一律借给朝廷充作军费。等朝廷“借”得五百万贯，讨伐成功后即归还。
        
        不知是德宗糊涂，还是无奈，他竟同意了这样一个荒唐的计划。计划成了政策且已经制定，剩下的就是执行了。至于执行成什么样，那只有天知道了。但这对于那些执行者来说，无疑是一场盛宴一场狂欢。
        
        于是，京兆少尹韦祯亲自督阵，长安尉薛萃亲自驾车，每天一路搜刮财货，不亦乐乎。一旦怀疑对方没有如实申报财产，当场用大棒痛打。所有富户的田宅一律封存估价，奴婢尽数抓走出售。整个长安城“嚣然如被贼盗”，“人人不胜冤痛，或有自缢而死者”。可是，这样一场混乱之后，只筹集到八十八万贯，距五百万贯之数遥远得很。可那些认真执行政策的官员们，口袋却全都鼓了起来。
        
        为了圆满完成上面下达的“借钱”任务，他们“又以僦櫃纳质积钱货贮粟麦等，一切借四分之一，封其柜窖”。意思就是将长安城所有收费保管箱、典当行、钱铺、货栈、粮仓等一律“借”走四分之一。
        
        终于，横征暴敛与赤裸裸地掠夺，酿成了“群体事件”。忽然有一天，长安城所有店铺商肆全部关张，“为之罢市”了。上万名愤怒的百姓在长安城的道路上，拦住了正要上朝的宰相卢杞。卢杞在好听的话说尽，空话说了一堆后，落荒而逃。
        
        这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次为个人权利而进行罢市请愿行动。与之前中国历史上的“罢市”不同，这俨然是中国民众权利意识觉醒的表现。也是浩瀚的中国史书中，少有的为保护个人财产进行抗争的案例。同时，这也是盛世大唐走向衰败的转折点。
        
        但是，这样一番强盗式的掠夺之后，也才得钱二百万贯，依然难以满足维稳军费之用。
        
        德宗李适在得知爆发群体事件后，大为恐慌，连忙下诏废除这项政策。然而“宿师在野，日须供馈”，军费还得再想办法。
        
        到了第二年六月，聪明的赵赞又想出一条妙计——税间架、算除陌。“凡屋两架为一间，分为三等：上等每间二千，中等一千，下等五百。所由吏秉笔执筹，入人第舍而计之。凡没一间，杖六十，告者赏钱五十贯。除陌法，天下公私给与贸易，率一贯旧算二十，益加算为五十，给与物或两换者，约钱为率算之。市主人牙子各给印纸，人有买卖，随自署记，翌日合算之。有自贸易不用市牙子者，验其私簿，投状自其有私簿投状。其有隐钱百，没入，二千杖六十，告者赏钱十千，出于其家。”
        
        这条“妙计”说白了，就是即是房产税与交易印花税。中国真是盛产聪明之人，在弄钱方面如此有超前意识如此的一致。
        
        可以想见，在一个没有法治没有监管的社会中，这套政策的实行会带来什么，会变成什么样。果然，此项政策的实施带来只有腐败。“得专其柄，率多隐盗，公家所入，百不得半，怨黩之声，嚣然满于天下”。
        
        在这个唐代版即是房产税与交易印花税实施四个月后，也就是唐建中四年（783）十月，由于军费吃紧，奉德宗诏书发兵救襄城之围的泾原军在途经长安时，没有得到任何赏赐，加上供应的饭菜又都是糙米和素菜，士兵发生了哗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泾师之变”。既然你不给赏赐和军费，他们就进京自取来了。这一来，差点废了大唐国祚。
            五千泾原乱军进入长安之后，一边“争入府库，运金帛，极力而止”，一边乱军在大街上高喊：“不夺汝商户僦质矣！不税汝间架除陌矣！”这大概是民众心理战的唐代版吧。
            经过这一系列事情之后，唐德宗李适由原来武力削藩转为了绥靖姑息。兴元元年（784）正月，德宗痛下“罪己诏”，声明“朕实不君”，“失其道”，将天下大乱的责任一力承担了下来。德宗还在诏书中宣布，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等人叛乱是因为自己的失误，所谓“朕抚御乖方，致其疑惧”，故而赦免了这些叛乱的藩镇，表示今后“一切待之如初”。
        
        但是，“如初”已成往事，不可能了。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政府因财政困难而陷入困境直至崩溃的事并不鲜见。与唐德宗的巧取豪夺相对应的，历史上因通货膨胀而出现的罢市也在其后三百年间也横空出现在超前的中国。
        
        中国是最早出现纸币的国家，自然也是最早出现通贷膨胀的国家。与汉时私铸和小钱引起的通胀不同，宋代交子引发的通胀更具有现代性。
        
        自北宋出现交子后，金代也于贞元二年（1154年）开始发行“交钞”，规定以七年为界，期满兑现或换新钞。从章宗即位（1189年）七年之界被取消，通胀就开始了。在金朝最后的二十年中，军费庞大，纸币的发行，就成了政府应付财政困境的唯一手段。金朝政府不停地发行各种纸币，增大纸币的面值。从开始时的面额10贯，到100贯、200贯，甚至1000贯，结果每贯交钞值不到一文钱。
        
        从贞佑三年（1215年）开始，交钞一再改名发行，币值不停下跌，最终跌下一千倍。而政府为了让交钞通行，强行禁止使用银两，从而导致了商人因怕收到不值钱的交钞，而接二连三地罢市。到元光二年（1223年），政府规定买卖在银三两以下只许用钞，不准用银；三两以上，三分之一用银，其余用纸币。此令一下，罢市风潮立即再现，“市肆昼闭，商旅不行”。第二年，金朝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