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濂：“我的”和“好的”

周 濂 （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著有《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
诗人尹丽川说：“一下雪，北京就变成了北平。”北京和北平，一字之差，这里头的宁静与诗意，只有“我们”才了解。大山们就算把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儿背的滚瓜烂熟，恐怕也难以真正体会。
哪怕老舍笔下“处处有空儿”的北平已经变成“天天给人添堵”的北京，对于这座城市，我们依旧一往情深。比方说，都是Fifth Avenue，我相信走在曼哈顿的第五大街和中关村的五道口，你的心情一定会有很大不同。那些沿街叫卖的红薯摊，坑坑洼洼的行人道，像布朗运动无规则四下逃窜的路人，还有各种扑面而来的市井气息，所有这一切，都让你倍感亲切和温暖。
你当然也会抱怨北京，就像“Sex and the City”里的Carry一样咒骂曼哈顿，但是骂归骂，骂完之后，矫情的白领丽人照样还会站在第五大街上张开双臂大声喊：“我爱你，纽约！”还不允许别人说纽约的不好。
同样矫情的还有下面这句话，说母校是什么，母校就是那个自己怎么骂都可以，别人却不能说一句不好的地方！自己可以骂，是因为母校的确坑过你，别人不能骂，是因为别人一骂你就感觉在骂你自己。
骂母校就等于在骂自己——尽管这句话一脸欲拒还迎的献媚和撒娇，但我还是必须承认它的确有些道理。如果做道填空题，删去“母校”两个字，填上“儿子”或“祖国”，道理似乎仍旧说的通，原因很简单，这些字眼前面都可以加上定语“我的”，并且，还不是所有权意义上的“我的”，而是自我认同意义上的“我的”。
自我认同的奇妙之处在于，它不但把“我的”升级成“我自己”，而且还可以在价值论上进一步把“我的”变异成“好的”。社会心理学家说，一个心智健康的人自我评价往往会高于他人评价，将自我想象成是好的心理动力不仅普遍而且强大，与此相对，那些无法成功启动这个动力的人往往容易沮丧且缺少自信。
“我的”不一定就是“好的”，任何一个心智成熟的人只要稍作反思，都能得出这个结论。一般来说，人在年少时更容易成为一个“唯我论者”。其实不单是个体，民族同样也如此。在不成熟的民族眼里，这个世界只有两类东西：我的并且是好的东西，以及不是我的因此也就是坏的东西。古希腊人将周围的民族不加区分地一概称之为野蛮人，所谓Babarians，意思是说话时发出“巴拉巴拉”声音的人。唯我论者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能跳出来看自己，如果希腊人意识到自己的发音在那些“野蛮人”的耳朵里也是“巴拉巴拉”，兴许就不会这么的自信满满。
194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克拉克兄弟曾经做过一个研究，把两个洋娃娃（一个黑人，一个白人）给两个小朋友看（一个黑人，一个白人），然后问他们，想跟哪一个洋娃娃玩，哪个洋娃娃更漂亮更好看。不出所料的是白人小孩几乎全部都选择了白人洋娃娃，出人意料的是大部份的黑人小孩也选择了白人洋娃娃玩，并认为这个洋娃娃较好。显然，对于上世纪40年代的黑人小孩来说，“我的”和“好的”之间隔着十万八千里，这种强烈的自我否定，以及想要成为别人的愿望，正是自我认同出现严重失衡的后果。据说，“黑就是美”的观念要到1960年代民权运动之后才逐渐在黑人意识中扎下根来。
“我的”当然不必然就是“好的”，但是如果反过来认为“‘我的’就是‘好的’”无非敝帚自珍式的阿Q心理，又未免稍显表浅。
法国大革命之前，英国人埃德蒙?柏克曾经在凡尔赛宫亲眼目睹过路易十六的妻子，当时的她“充满活力、光彩和喜悦，犹若启明星，璀璨夺目。”十七年后，这个柏克眼里纤尘不染、完美无瑕的王后在“暴徒”的威逼中服下毒汁，柏克内心的愤懑可想而知：“欧洲的光荣已往矣，那种对名分和女性的耿耿忠诚，那种自豪的屈服，那种富于尊严的依顺，那种即使在奴役制度中也能使高尚的自由精神不致失坠的心灵依附，所有这些，我们永远永远看不到了。”
显然，柏克哀婉的不单单是法国王后的香消玉殒，更是那个属于他的生活世界——如骑士精神、贵族生活等等一整套行为系统和情感模式——的烟消云散。1927年6月2日，国学大师王国维在颐和园的昆明湖投湖自尽，陈寅恪评论其为“文化殉节”，所谓“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好的东西总是相对于一个特定的坐标，人文世界尤其如此。“我的”与“好的”之间的关联性，在柏克和王国维这些处于历史转折处的文化人这里，显然要比敝帚自珍来的更加深沉和厚重。
每个人都有许多张面具，个体的自我认同会随着情境的变化而变化。一个哲学院的女教授在和中学闺蜜“饭罪”时，哲学家的视角会咕咚咕咚地往外冒；当她参加一群大老爷们为主的学术会议时，女性意识兴许就会凸现出来；如果这场会议发生在法国巴黎，黄种人或者中国人的自我认同没准就盖过了女性以及法学家。显然，在所有这些身份里，“哲学教授”是一个经过后天努力而获得的社会角色，假使有一天她厌倦了学院生活，完全可以脱离这个身份。但是种族（黄种人）和性别（女性）这样的社会分类，它们是被先天所规范的，而不是后天可获得的，这样的身份认同没有出口可言，哪怕有人实现了事实上的脱离，比如杰克逊，但是心理学家认为这种脱离在心理上也还是不可行。
在这个黄种女性中国哲学教授的所有身份认同中，最让人为难的也许是民族认同以及国家认同，它们介于先天规范与后天获得之间。曾经有人说，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什么英国人、法国人或者美国人，我看到的只有一个个具体的个人：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实情真的如此吗？以“东方主义”研究著称于世的萨伊德说，欧洲人和美国的身份绝不是可有可无的虚架子，当一个人与东方相遇的时候，他一定首先是以一个欧洲人或美国人的身份进行的，然后才是具体的某个人。当然是这样子。我有一个金融界的朋友，平均一个月出一趟国，每当提起在国外遇到不守规矩的中国人，都恨不能找一桶立邦漆把自己给刷白了，这种羞耻感恰恰反映出他对“中国人”难以摆脱的认同感——你永远不会为了一个阿富汗人在第五大街上吐痰而感到羞耻。
斯特雷耶在《现代国家的起源》中说，在现代世界，最可怕的命运莫过于失去国家，如果一个不幸成为“没有国家的人”，那他什么都不是：“他没有权利，缺乏安全保障，几乎没有机会去得到有意义的职业。在国家组织之外，不存在所谓的救星。”这个状况不是自古皆然，事实上，历史上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不仅国家不存在，民族也不存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有句名言说，民族不过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可是问题在于，即使民族（国家）认同包含着神话和建构的因素，一旦这个想象的共同体成为现实，人们就很难脱离既定的轨道。马雅可夫斯基说：“我想让我的祖国了解我，如果我不被了解——那会怎样？那我只得，像斜雨一样，从祖国的一旁，走过。”这话说的轻巧，但在充满负累的现实生活中，有谁能够如此斜风细雨、诗情画意地脱离自己的故土和祖国？
胡适当年痛感“中国事事不如人”，既然如此，不如削骨还父、削肉还母，再造一个真身，全盘西化；而中国本位论的支持者则反其道而行之，主张“凡是好的都是儒家的，凡是坏的全赖别人家”。如此截然相反的立场，归根结底，仍旧是在拷问“我的”与“好的”之间的复杂关系。
时至今日，所谓“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之争仍旧在延续这场持续了近一个世纪的主题。不久前，我的朋友刘擎说过一句特别点题的话：“对于探索中国发展而言，若一定要谈论什么模式，更基本和迫切的真问题是：什么是好的（可欲的）模式？而以‘我们的还是别人的’作为标准来决定好坏与否，是一种智识上的混乱。”这句话的有趣之处在于，它不仅否定了“我的”就是“好的”，而且把“我的”就是“好的”颠倒为只要是“好的”就应该成为“我的”。
当一个负面事件发生，比如汽车追尾了，恋人分手了，国家解体了，或者传统文化衰微了，为求理解，人们总要查找原因。归因理论的创始人海德认为，当事人和行动者倾向于诉诸“情境原因”——天亡我也非战之过，总之和我没干系；观察者或者反对派则倾向于诉诸“气质原因”——都是你的错。前者推诿责任，后者强加责任，说来说去，还是在和自我认同作斗争。
说到观察者和行动者的不同，不得不提柏克的这句话，他说：“思想家应该中立。大臣却不能这样。”按照施特劳斯的解读，这里的意思是，大臣（行动者）必定对于“我自己的”东西有所偏私，这是合乎情理的——他的职责就是要站在自己这一方。而对于思想家（观察者）来说，他要毫不犹豫地站在“优异性”的一边，而不管它是在何时何地被发现的，也就是说，在好的与他自己的这两者之间，思想家要无条件地选取前者。
回到刘擎的那个判断，现在的问题在于，在权衡比较我的与他的、好的和坏的的复杂关系时，我们的身份到底是什么？观察家还是行动者，或者干脆二者都是？如果这两种身份发生冲突，我们究竟应该听命于谁？此外，好的东西就一定要成为我的吗，好的东西一定能成为我的吗？都说“儿子总是自家的好”，这里面除了有偏私有护短，还在于儿子打的骂的换不的。
去年我去威尔士的首府卡迪夫，坐在阳光灿烂的海湾边上喝咖啡。朋友抱怨说，这个海湾怎么不一望无际？为什么没有沙滩？又说卡迪夫只有一个很小的广场，到处都是破旧的房子还有呆板的面孔。这让我想起《杀手没有假期》里面，那个年轻的杀手最初也是这样抱怨的。最后他爱上了布鲁塞尔那座小小的、破旧的城市。
和一种文化，一座城市，一个人，一条狗，一本书，一首曲子……建立起关系，需要独特的现实感知力和历史因缘性。正是这种无法被量化和还原的特殊记忆让我们成其为我们，让我们了解那种只有我们才了解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