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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5月，小汉斯每天都进行分析，这种分析历时5个月之久，我们可以说他痊愈了，他的症状已经消失了。小汉斯放弃了和父亲的之间的问答游戏，取而代之的是询问与父亲关系真实的本质（例如“我也属于你”）。对父亲来说，他注意到了没有被分析到的余下的东西，对此弗洛依德认为，“我们年轻的探险家早早的就发现了所有我们知晓的事物都是零碎的。”（尽管没有采取行动）他父亲补充到，很有可能，“如果我们狠狠的打他一顿，他也许就能很快的自己去散步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双重的移情。
弗洛依德监督了小汉斯的治疗过程，这一治疗很宽容地聆听了一个五岁孩子在分析中的话语，这一分析也尽最大可能以求中立。倾听他日常生活中的事件，他的梦、他的回忆给我们带来了这样的连结：它是在使得小汉斯重新找回遗忘的观念与重塑原始幻觉之间的连结。弗洛依德对移情的分析和在移情中的解释，让小汉斯更好的理解了他的内部世界，直到不再有压抑，直到症状消失。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与精神分析有关的问题，如同我们今天所听说的感觉；这一治疗过程很好地成为了儿童精神分析的第一个案例。我们习惯于一种“事后”的察觉，对于一些法国精神分析家来说，这一观念阻碍了精神分析家可以在儿童那里找到一个位置的可能性。正如小汉斯所说，“当我长大的时候我的小鸡鸡也会长大，因为它是我身体的一部分。”弗洛依德观察到这样一种事后影响（在弗洛依德的文章有所陈述），这来自于一年零三个月以前母亲对他的阉割威胁。那时，这种威胁并没有产生结果，而是延迟了。但是，在治疗的影响下，他的母亲实现了这种阉割焦虑，她用蔑视性的话语把这样的感觉带给了小汉斯。与我们经常认为的相反，这种事后压抑可以在青春期前突然地出现。
在他的评述中，弗洛依德用系统性的方法表示，这一治疗过程支持了他1905年的儿童性欲理论，从而有利于我们对恐惧症的理解，最终便于我们去理解儿童的心理生活和教育的精神分析理念。
这里既没有涉及评述方面的问题，也缺乏对成年理论的概括，但是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精神分析的基础可以依靠于儿童精神分析，这就说明，我们提出和分析大量的理论问题不止关于儿童，也关于整个精神分析。这一治疗过程，为我们今后的工作，提供了很大的参考。
当时恶意的攻击把一个儿童多态性的反常看作是一种退化，而与之相反的，是去哀悼如此勇敢的孩子因为精神分析而堕落，是去指责弗洛依德和Max Graf暗示了小汉斯，是去否认儿童言语的重要性，而弗洛依德用科学、人性的理论沉着地回应了这些批评，这些优秀的理论在我的观点中也有所借鉴。在这里我们探讨了儿童神经症的普遍性，事实就是如此：“不论是儿童还是成人，在神经质和正常之间并不存在任何纯粹的边界。”同样，我们并没有遗漏生物学的因素：“易致病性和生活的可能性应当被组织起来，以至于一种界限可以被克服，正是这种界限导致了疾病。”
首先，在儿童精神分析中，涉及到了这样一些教育问题，即教育的经验（注意：性教育），在这种情况下弗洛依德认为，教育的经验可以被更早地传授。但是，在教育的普遍问题上，他已然采取了怀疑的观点：“精神分析给我们带来的光芒，在儿童教育中，教育者可以把它看作是不可估计的启示。”在我们现实的社会系统中，我们可以得到怎样的实践性的结论，并得到应用经验的认可呢？我放弃了研究这些问题，也放弃了与其他的批评者讨论这些问题。
在这项工作的尾声，弗洛依德表示：严格地说，这例分析并没有给我们带来新的东西，在我们看来，它没有为儿童精神分析的未来带来评判，而是不断地证明了，在成人和儿童身上，童年神经官能症进程的相似性；实际上他指出，他已经认识到的事实，我们也可以在成人身上领会到，“只是是以一种没那么直接、立即的方式”。然而，在1910年他对此处进行了校正。（在性欲三论的附记中，122页）：
“1905年，对成年人进行的精神分析探索的结果，很好地证明了我如上所示的关于儿童性欲的论断。那时，对儿童的直接观察，未能得到一种全面的衡量，同时也没有给我们提供独立的指示以及有价值的证明。借助于对一些童年早期神经症病患案例的分析，我们而后得到了关于儿童性欲心理方面直接、深入的理解。我可以很满意的指出，直接的观察充分地证明了精神分析的这些论断，同时，它也为精神分析这一研究方法的有效性做出了佐证。此外，通过“对五岁小男孩恐惧症的分析”，我们也很好地认识到了一些新的内容，而精神分析并未为我们准备这些内容，例如：存在着一种性欲性的象征，这是一种通过客体以及非性关系所表达出来的性欲的代理，这种代理，我们可以一直追溯到儿童早期对语言的掌握中。并且，由于对于知识的忧虑，我注意到了前文描述中的一点不足（空缺），即只把‘自体性欲’和‘恋物’概念上的区分看成是暂时的。不过，正如Bell进行的交流，这些所提及到的分析告诉我们，三至五岁的儿童完全有能力对可感知的客体进行选择，随之而来的，也可以产生暴力的情感。”
《小汉斯案例》的后记十分出名。1922年，小汉斯19岁，他前来探望弗洛伊德，并说“我就是那个小汉斯”。值得一提的是，他看起来很不错，他很好地应对了他的青春期以及父母离异所带来的困难。在1909年，曾有十分愤怒的批评，预示了这个可怜小男孩将来的不幸，并斥责精神分析这样的做法，在小汉斯如此年幼时强暴了他的纯真，使他成为了精神分析的牺牲品，（在Hermine Hug-Hellmuth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到这样的内容），而小汉斯很高兴他可以证明这些批评是错误的。
Jean Bergeret为我们指出，Herbert Graf在1970年，他67岁的时候，曾来到日内瓦会议上，向安娜•弗洛伊德致敬，并说着同样的话：“我就是那个小汉斯”。Bergeret公开这件事情，意在探究1909年进行的分析中未曾揭示的东西，而更重要的是，证明这一案例中主要的暴力问题；然而同时我们也发现作者的这一论题十分有趣，它展现了这一治疗过程是弗洛伊德自我分析的一种延续，同时也可发现，在小汉斯的案例中，他是一个如此忠于自己童年的人，在他的童年中存在着少许创伤记忆。同样很精彩的还有小汉斯的自传，《对一个看不见的男人的回忆》。作为一个作家和乐评人的儿子，小汉斯曾做过典礼主持，是一位非常成功的歌剧演员，随后他成为了导演；在1936年到1950年间，他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担任导演一职，在很多世界性舞台剧中担任工作。在他的私人生活中，小汉斯看似并没有遭受什么特别的不幸。他在1973年离开人世。
我们重新回顾1909年的精神分析会议。在5月12号的会议上弗洛伊德指出：“我们没有仅仅地理解孩子，而在小汉斯的案例后，我们了解了孩子所想的是什么。”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知道了一个孩子是怎么想的。Reitler指责家长：“不可否认的是，在对孩子的教育中犯下了过错，这些过错应当对他的神经症负责。”这种指责在当时是很常见的，并不是现在才有的观点。Max Graf出席了会议并辩护说，汉斯应当是有一种“强烈的性倾向，它唤起了爱情方面的早熟；这种需要强烈地依附于他的父母。”弗洛伊德辩护道，“教育中并没有那么多失误，而即使有错误，也不足以导致神经症的症状。”实际上，存在着一个建构性的问题，汉斯有一种“强烈的性欲的倾向。”
弗洛伊德的很多学生都研究他们的孩子。很遗憾我们没有1906年之前的记录，而从1906年12月7日开始，这种情况有所不同，内科医生Bass指出，他的孩子直到两岁时，都对光线极其的敏感。火柴突然的微光会使他打喷嚏。1907年1月23日，Federn观察到他13岁的孩子对一些食物非常厌恶，就像孕妇的妊娠反应一样。3月27号，Reitler谈到了一个他熟悉的8、9岁的小女孩，她遗尿，并保有一种仪式性的强迫的习惯，她坚持使用她父亲和兄长的夜壶，她也坚持一直洗澡，直到流血。
1909年5月12日，Bass出席了关于小汉斯的会议，他继续提供材料：小汉斯只跟他的母亲谈及“这些东西”。他以为女人看一下男人的眼睛就可以怀上孩子。
1909年11月17日，Heller谈到了她的孩子：可以观察到呕吐和长时间的呆在厕所这样的症状，同时还会强制性地用嘴去咬（兄长）并对接吻表示“奇怪的”厌恶。
1910年3月16日，Friedjung谈到了一个6岁半的小男孩。他父亲（他自己？）和他一起睡觉，他好像感觉到了父亲的勃起。自此产生了一种幻想：一个黑人男性将一根杆插进女人的胸部。貌似他也曾经窥伺到父母交媾。他而后又幻想到了一些叫声，这些声音正与母亲交合时的叫声相类似。然而我们不能走的更远，因为他不想向孩子提出“暗示性”的问题。
1914年2月25日，Weiss谈到一个一岁多的小男孩，试图解开母亲衣服的扣子；Tausk提到一个小女孩爬到他的背上，又是说又是抱的，直到她母亲说“不要这样”；Federn谈到两个小男孩，母亲的乳房对他们具有一种性价值；Friedjung谈到一个总是会讽刺男性游客的小男孩，而他对女性则从不会这样；Sachs谈到了一个狂热地爱上了他的继母的7、8岁小伙子。3月18号，Federn和Weiss重新提起了他们的孩子。5月20号，Tausk、Friedjung、Weiss和Landauer也带来了观察的材料。
我们能够如此地回顾维也纳精神分析会议的内容，多亏了Otto Rank通过速记所保留下来的材料。大概，第一批精神分析师对自己孩子的观察，应当成为很多重要文献的研究对象，但直到如今我们才慢慢重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