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如无书】“偏执女”何以大行其道——兼论笛安“龙城三部曲”

作为著名作家李锐和蒋韵的爱女，笛安进入文坛便受到了相当多的关注与期待，很多媒体将她称为“文二代”。笛安对于这个称号却有些不满，她不希望读者将她的创作成就与自己的父母联系起来，笛安就是笛安。可实际上，尽管不喜欢“文二代”的称号，但有意无意间，笛安却也安然享受着“文二代”独有的人脉和资源，她的最近作品“龙城三部曲”获得了刘恒、苏童、张抗抗、刘震云等大家的推荐。我即便对于郭敬明团队出版的书籍始终有偏见，但就冲着刘恒等人的好评（虽然我知道“推荐语”往往得打折），还是决定读读笛安。
“龙城三部曲”包括《西决》、《东霓》、《南音》（分为上下册）。三部小说分别以三个主人公的名字命名，从三个不同的人物视角讲述发生在一个家族内部的爱恨情仇。《西决》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奖，创下了近70万册的销售记录，《东霓》也卖出了60万册，而2012年出版的《南音》也牢牢占据着销售排行榜的前列。可以说，笛安是为数不多既在传统文学领域站稳脚跟，又在市场上大有斩获的作家，她的新锐姿态丝毫不逊色于当年横空出世的张悦然。带着极高的预期进入笛安的文本，但是我的阅读过程并不显得愉快。特别是对于东霓这个人物。但这却是作者本人最喜爱的角色，笛安在采访中说：“《东霓》是写得最痛快的，这个角色很原始，个性最像我自己。”而评论家和读者对东霓也高度评价，认为东霓是“龙城”系列刻画得最复杂最深刻的。我不得不为自己的阅读观感焦虑了。为什么单单我觉得这个人物单薄、肤浅、令人厌烦？同时我又觉得她是那样熟悉，她的举手投足言谈举止，我似乎在哪些人物身上见过，甚至到后来，我完全可以猜到她的结局。一番绞尽脑汁，我终于想到了安妮宝贝和张悦然笔下那些偏执恣意的女性，比如《莲花》里的苏内河，《誓鸟》里的春迟。东霓与她们不过属于同一个人物模板，即“偏执女”，东霓不过是这个人物模板下的产物。为了验证我的想法，我将东霓与苏内河、春迟进行一番比对。
一
“偏执女”往往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定会有一个破碎的童年或者一段非常坎坷痛苦乃至非人的经历，统而言之为“创伤体验”；这个创伤体验会让主人公有一种被遗弃心理，无法确认自我生存的意义和价值，这决定了主人公的性格和气质。她们往往很放纵，通过自我放逐来寻找爱和自我，她们更是执拗和偏激，对人事都有一种仇恨的态度、一种玉石俱焚般的残忍和决绝。而她们最后的下场都很凄惨。但是作者对这个角色充满同情和喜欢，赞赏的理由是：她们为自己而活，她们活得“活色生香”。
1.创伤体验：童年经历一定凄惨，一定是无爱的童年，父亲的角色一定缺失；成长过程一定要充满坎坷和不幸。
《东霓》：东霓，父母“是一对千载难逢的极品夫妻，崇尚暴力，热衷于侮辱对方。他们俩的吵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夫妻拌嘴，而是真正的搏斗。只要你见过一回，你就会相信，这两个人对生活源源不断的热情，恰恰来自于长年累月的相互攻击跟诋毁。”文中自然会有令人悚然的打斗场景，比如东霓的父亲将壶胆碎片往母亲的嘴里塞。自然，东霓无法感受到父母的关爱。甚至在东霓幼年时期，她的父亲（抑或母亲）竟然想亲手掐死她，东霓始终无法忘记那种窒息的感觉。后来东霓去了新加坡，为了赚钱，不得不以卖笑为生。
《莲花》：苏内河，母亲生下她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而父亲，她从来都不知道这个人是否存在。她被寄养在舅舅家里，“舅舅对我素来温和慷慨，但无法代替我对一个男子的期许。一个可以扑到他的背上，骑到他脖子上，对他撒娇，向他需索食物、玩具、感情的男子。”她同样有一个无爱的童年，舅舅家并不会真正关心她，在学校所有人都排斥她。
《誓鸟》：春迟，父亲是高官，母亲是戏子，父亲对春迟极为严厉和苛刻，春迟从小活在重重限制与禁忌之中。后来春迟远渡重洋，可是途中遭到了海盗劫持，母亲被杀，爱上她的男人为她而死，她在一场海啸中丧失了记忆。
2.寻爱过程：“偏执女”的创伤体验决定了她的气质与个性，她们往往放纵、冷漠、残酷——自然不幸的创伤体验是“罪恶的渊薮”，她们的残忍一定会被作者美其名为她们这是在追寻爱和自我。作者总会通过“偏执女”的感情经历来体现她们的性格。她们对感情往往“随便”，轻易地便“爱”上别人——往往认识不久；然而会迅速离婚，落下不幸的下场。但结局的不幸，往往又会成为作者同情“偏执女”的筹码。
3.创伤体验加上寻爱过程中的种种失败经历加剧了“偏执女”个性中的冷漠和偏激。她们的言语往往无情犀利，不惮以最坏的方式伤害自己身边的人、甚至伤害自己。但作者对她们的残忍与冷漠抱着一种理解和同情的态度，认为这都要归咎于她们的创伤经历。似乎她们越是冷漠越是偏激，就代表她们以前受到的伤害越大，她们也便越值得同情。
4.“偏执女”的结局往往以悲剧收场。或者她们从来都没有真正找到内心的归宿，或者她们最后均走向了死亡。但是作者一定会大大抒情一番，赋予“偏执女”种种赞赏：她们勇敢，遵循内心，执著——哪怕因此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正因为如此，她们的生活是那样充满“激情”和“力量”。
二
即便“偏执女”获得了诸多好评，但我却认为这类人物形象相当失败，无法令人信服。不难发现，三个女作家都将女主人公的“偏执”归咎于她们童年时候或者成长过程中的创伤体验——这也并非不可，只是她们的“论证”——即两者之间的因果联系并没有给予阐述。在创作过程中，主人公人格形成的“过程”应该是描述的重点，外界发生的一切是如何与她发生关系，是如何缓慢影响她的生活——特别是有精神分析学派倾向的写作而言，更应该着重体现这个“过程”。但这个“过程”恰恰是三个女作家创作中所阙如的部分。以笛安的写作为例。对于东霓的童年与新加坡期间所经历的创伤，她只有通过几个片段性的描写便一笔带过。比如东霓的童年成长，她只是概述性地转述了东霓的父母如何吵架，却没有真正地以东霓的视角，或者进入到东霓的内心，缓慢而细致地道出破碎的童年如何一点点腐蚀她的心灵，如何一点一点铸造她那种冷漠的性格。笛安只忙于刻画东霓那些“活色生香”的生活片段，忙于刻画东霓的“狠”与“毒”；只是每次东霓犯下不可饶恕的错误时，她立马让东霓崩溃、脆弱，然后让东霓涕泗横流地回忆一些成长过程中的惨痛经历——东霓的所作所为便有了理由和借口，“创伤体验”不过是叙述上一种蹩脚的偷工减料。
这其实暴露了作家日常经验的严重不足。她们都有着不俗的想象力，她们往往擅长于构思一些突如其来耸人听闻的戏剧冲突——虽然其中不乏狗血滥俗的戏码。但她们无法沉稳缓慢地描写那些平凡细碎的日常生活是如何在潜移默化间影响一个人的性格形成，她们也无法体悟一些不为人所注意的小细节中蕴涵着怎样的秘密，她们急于将人物推进一个个事件的漩涡当中——否则她们的小说将无法向前推动。于是，我们只是看到她们笔下的人物莫名其妙地爱，莫名其妙地恨，莫名其妙地争吵，莫名其妙地死亡，始终找不到可以令人信服的理由。东霓与方靖晖突然就结婚了，突然就离婚了，他们时而争吵，时而相敬如宾；东霓一会儿爱冷杉，但冷杉一说可能去美国她就立马分手。西决为什么那样关心昭昭，仅仅因为他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之谜，认为他和昭昭同病相怜？他为什么开车撞陈医生？南音怎么就突然爱上了陈迦南？——人物只是一个躯壳，没有灵魂，只是作者安排的每一个狗血桥段中的甲乙丙丁。另外，因为写作能力的不足，笛安的小说时常陷入窘境，除了依靠不知所云的戏剧冲突来推动外，她只能把人物之间的关系复杂化。比如突然冒出了个雪碧，突然来个昭昭，还有个陈医生；还比如西决爱的陈嫣竟然是小叔当年的情人，江薏竟然与方靖晖有过恋情，昭昭喜欢陈医生，南音竟然爱上了仇人的弟弟等等——各种适合上八点档的电视剧戏码一一在小说中上演，大洒狗血。不讳言地说，读罢“龙城三部曲”中，我无法回忆起一处具有烟火气息的生活场面，一个令人难忘的细节或者熨帖的环境描写，纷至沓来的是各种纠纷、争吵、阴谋、秘密。
“偏执女”这个形象的另一缺陷在于，她宣扬着某种偏执极端的价值观。“偏执女”在寻爱过程中对于情感过度放纵，“为自己而活”虽然冠冕堂皇，但并不意味着全世界必须以她为中心，为了自己便可以无条件地伤害别人的情感。比如东霓，她在与方靖晖和冷杉的两段感情中彻底以自我为中心，自私甚至卑鄙。她设局陷害方靖晖，甚至不惜以自己的亲生儿子为筹码，以换取更多的抚养费。当冷杉说他可能考虑去美国留学，她那种出自占有欲的癫狂与发作也让人觉得可怕。另外，“偏执女”的个性往往冷漠、残忍，对于身边的人都极尽伤害之能事。东霓对于父亲、母亲数次的言语伤害都令人毛骨悚然，对于自己孩子的残忍“体罚”也不堪入目。然而，这些在作者看来竟然都是那样自然而然。对于人物变态畸形的心理和行为，作家本人不但不加以批评纠偏，反倒是急于为她们寻求开脱的理由，甚至加以推崇，为她们贴上了诸多正面的标签。而诸多评论家和读者对于这样的畸形人物竟然都报以淡然的态度，这实在令人震惊！
三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为什么安妮宝贝、张悦然、笛安都不约而同地选择“偏执女”作为她们作品的主人公大书特书？这首先应该归咎于某些知名作家、评论家对这些年轻作家的错误“引导”。比如对待作家一向严苛的郜元宝对于安妮宝贝倒是充满赞赏，连续撰文对她的《莲花》、《春宴》进行玄乎其玄的夸赞（虽然《莲花》整体水平确实远远高于笛安的“龙城”系列、张悦然的《誓鸟》）；而笛安更是凭借着“文二代”的优势得到了许多文坛的大腕的支持。《西决》是苏童写的序，《东霓》是刘恒写的序，到了《南音》，书的封腰有一大堆名人推荐语。正是因为这些知名作家、评论家的“不吝赞赏”，使得这些刚步入文坛不久、经验有限的青年作家名不副实地享受着“著名作家”的待遇和称赞，使得她们沉溺于缺陷与失误当中却不自知。
而反过来说，选择以“偏执女”作为写作对象，也是这些女作家的能力所限。正如前面所言，年轻写作者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经验的匮乏。这些女作家要么是刚从象牙塔出来，要么长期离群索居，说到底“不食人间烟火”；她们只能避重就轻，抓住人物的某一个特点，然而将其推到极端，通过各种戏剧冲突来凸显人物的模糊影像，而无法通过日常经验和生活细节来完整地还原出人物性格。
当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偏执女”的形象迎合了当下消费文学的需求，符合读者（特别是女性读者）的女性想象。“偏执女”往往被作者贴上几个华丽的标签：为自己而活，敢爱敢恨，洒脱，勇敢，身边总有一大堆痴情男性的爱慕，但是她们内心却孤独。这样的形象极易打动青春期少女或者朝九晚五的都市女白领，情节虽然老套滥俗，却简单好读，惊险刺激，丝毫不逊色于电视台八点档电视剧，自然受大众青睐。
虽然与同龄作家相比，笛安对于文字的驾驭能力还算不错，但是她与所谓的“成熟作家”的距离还相当遥远。她的日常经验严重匮乏，对人生、对生活的理解能力还显稚嫩；笔下的人物只活在大悲大喜的戏剧冲突中，并没有真正的灵魂；她的写作虽然探索的是所谓爱、宽容等主题，然而给出的解释也太过浅薄和浮面，甚至有偏激消极的成分。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却得到了太多不相称的“高度”评价。某种意义上，我愿意把这些“高度”评价视为长辈对晚辈的一种关怀，因为写作是一件艰难的工作，特别是对于刚刚起步的写作者而言。但也要清醒认识到，过度追捧往往只会走向反面，要知道，有一种“陷害”，就叫“捧杀”。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袁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