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潜在:本地级别和在精神分析情境中改变的微观过程
解释潜在:本地级别和在精神分析情境中改变的微观过程
THE BOSTON CHANGE PROCESS STUDY GROUP(CPSG),LISTED
ALPHABETICALLY,NADIA BRUSCHWEILER-STERN,
ALEXANDRA M,HARRION,KARLEN LYONS-RUTH,
ALEXANDER C. MORGAN,JEREMY P. NAHUM,LOUIS W. SANDER,
DANIEL N. STERN AND EDWARD Z. TRONICK
李莉 译
本文提出了一个很大程度上从发展研究中借用的,来检测分析过程中微观事件的方法。阐明交流的微观过程来理解分析治疗中变化的过程——这点被着重强调。为了研究被称作本地级别(local level)的精神分析治疗中时刻到时刻(moment-to-moment)的交流过程,一组概念和术语被提出。接下来一个基于“本地级别的”过程的治疗行为的理论被阐明。其核心涉及了一个“组合”的逐步过程,而它通过改变感情的过程又导致了潜在认知的改变。
关键字:关系移动,潜在关系认知,本地级别,顺势移动,组合,交流过程,时刻到时刻的治疗行为
导论
在精神分析的治疗和鉴别里,重要的治疗方面存在于交流过程之中。尽管这是目前研究的一个热点,对在精神分析情境中这样过程的研究却几乎尚未开始。出于我们对发展研究的经验,我们认为可以通过一种类似于母婴交流的微观分析研究的方式来研究交流。(参见Stern, 1997; Trevarthen, 1979; Sander, 1980; Tronick, 1989; Beebe et al., 2000) 这些研究集中在时刻到时刻的行为。我们认识到对这种级别的分析是极其重要的。尽管大多数分析师承认这种级别的存在,与治疗行为叙述/公布的级别相比,它受到的关注相对很少。我们称之为“本地级别”。它是一个组织化的,高度结构化和复杂的领域,但是我们的理论却不能系统地处理它。在本文中,我们将为讨论在本地级别的治疗过程,给出一个描述,并提供概念和术语。尽管本文重点是拓展加强治疗过程中对本地级别的意识和描述,我们不希望读者回避本地级别和更广义背景之间关系的重要性。这所谓的广义背景包括诸如在公布级别的解释,那些所有被详细研究过的治疗行为的方面。我们的理解以及我们的成果所引出的问题都显然是有间断的。这些间断包括当我们继续我们这方面工作时要着力解决的问题。例如,我们如何把叙述或公布级别同扮演或过程性级别联系起来?我们如何将关系行动的顺序和他们的目标之间的关系概念化?本地级别与移情和动态过去两者的关系是什么?我们如何将动力潜意识与潜在级别联系起来?最后,本地级别和“潜在内容”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对这些及其他重要问题的解答是我们正在对治疗改变进行的探索的核心任务。
在以前的文章中,我们已经断言,在内在领域里的治疗变化是分析师和病人之间的互动的、主体间的过程导致的(Stern et al., 1998; Tronick, 1998a)。(注1) 我们也主张那些过程是通过提供关系的过程性认知来运作的。(如何与他人相处)(Stern, 1983; Sander, 1997)。我们将其称作“潜在关系认知”。我们认为这样的过程构成了治疗行为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把它们看作比那些导致变化的解释更丰富的概念的一部分。通过我们所称的“相聚时刻(moment of meeting)”,在关系过程中的变化是如何产生的?我们对此也给出了一个观点。当一对组合的主体间状态,被相互作用的主动性结合所改变时,相聚时刻被认定发生。我们推理,这样结合的相适性“给出了共同的方向并帮助决定新生属性的本质和质量。”这意味着相适性成为了两人之间的反馈,以使他们能在某些方面成功合作,并激励了他们对那些更加相适的相处方式的进一步探索。我们会在下文进一步定义和讨论相适性这个概念。
我们向我们小组中的临床医师问过这样的问题:改变发生或看起来可能或即将发生的时刻是否能被识别?这是后来引出以上观点的,我们协作研究的第一步。这样措辞的询问最初引领我们把正在进行的过程看作是一系列时刻。后者被我们用术语“顺势移动”来概括。我们最初的询问设计使我们偏向于强调高密度时刻。我们后来意识到了这个偏见。和其他的临床观测者一样,我们也能看到,治疗改变在临床过程的较安静时刻和相聚时刻都有发生。在这些较安静的时刻,交流也能催生认知和相处的新形式。这是显然的。我们的结论是相适性问题不是仅存在于诊断的时刻。我们因此觉得需要发展一个更全面的记述,即变化在较安静时刻是如何在本地级别发生的。
顺势移动:在本地级别的临床过程
讨论精神分析内容的通常形式是分析师以出诊中的记忆或笔记来重构的叙事。但是,观测录像带显示这些叙事没有抓住复杂,多层互动过程的许多微观事件。这个具体的过程构成了我们所要定义的本地级别。本地级别瞬间发生的世界是关于具体微小事件的,而并非主要是语言化的意义。在本文中,我们将论证,这样一个内在的过程有序存在于可被研究的复杂模式之中。因为本地级别是关系过程改变的场所,我们的观点是本地级别的过程构成了治疗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顺便指出,在本地级别的事件对“下一个”解释的时机和结构将会是重要的。因为它是交流的本源,对它的研究需要我们聚焦在交流本身。
具体来说我们怎样研究交流?的确,它到底是什么?牛津英语字典给出的定义是“人们互相的行为或影响。”这回避了这样的行为或影响是如何施加的这个问题。这里,发展研究和动力系统理论中的模型和透析看起来是尤其相关的。发展研究的观测方法依赖于重复观看母婴间交流的录像带。它揭示了瞬间发生的微观程序的大量细节。交流、身体语言、姿势和面部表情的成分、语言韵律、声调成分和速度的细微之处都可以被观测和编码。对于成人精神分析病人,这样的元传递信息或定义内容的级别,是通过语言中介,经措词、速度和演讲的韵律的细微差别来部分传达的。
我们认为这似乎意味着,把临床过程以类比的方式放到微观精神分析的镜片下研究是可能有用的。或许这瞬间发生的世界对于理解成年人的治疗变化也是关键的。在对婴儿的观察研究中,这瞬间发生的世界是关系生活进行的所在。尽管治疗媒介是语言化的,我们这里观察到的交流和出现的模式大部分是内在的。这是因为大部分发生的事件并没有进入思考的意识只中。(Pally和Olds, 1998)
交流是不可避免和有生物学根据的
作为有生命的有机体,我们注定要与我们所处的环境交流/交换。这就是我们如何维系生命,自我管理和拓展自己的。(Tronick, 1998a)我们把这样的交换过程视作能被行为性理解和观测的一个有生物学根据的过程。(参见 Tinbergen, N., 前言, xv-xix, 在Schiller, 1957之中。)如果两只动物被放在一个相同的空间中,那么一个管制身体距离和两者相对移动的复杂的过程会发生。姿势和动作会转换来建立相处的自然本质。这些是交流的“举止神态学”。对人类而言,这样的过程被精神化了。这意味着探索,管制和建立交流的合适的轮廓、边界和时间上的结构主要会发生在主体间,而不是在物理空间内。但它仍然会发生。
它是相对于另一方的一种试图靠近,或远离,或避免某事发生,或促使某事发生,或增加或减少激励的程度,或转变感情的状态的过程。这些可以被称作“精神化的举止神态学”。我们达到与另一方“同步”或与另一方距离甚远的感觉是基于这种往复的过程的。我们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喜欢或不喜欢某人;什么时候我们渴望靠近或想撤离;什么时候我们想要某事发生或保持行为的现状。即便这样的协商在精神分析的情况下是以语言交换为媒介的,它发生在交流的内在领域里。在语言交换的明显内容之后几乎总有无数的其他信息。其中的许多并没有被引入思考意识的级别之中,而这些潜在内容构成了内在的领域。举例说明,一个很了解自己“露面”问题的病人在一个会诊开始时说:“今天是不同寻常的一天。因为我既在你的面前,又隐藏在我眼睛的背后。”
相互作用者有主体间的目标,例如,是否呆在一起或是否现在呆在一起或是否呆在这里,是否一起做事或是否现在一起做事或是否在这里做。这些意图总是在被上演着。在这些演出中,两人的主动性可能或可能不相适。通过连续产生自己和对方的意图和状态的塔式格,相互作用双方的意图在正在进行的过程中一刻接着一刻地被构建出来。在上文中的那个例子,患者的开场白是一个试探性的举动,意在探知今天他和精神分析师的相对位置。分析师的回应将进一步限定他们如何向一个很合适的交流发展。这里必须有连续运作的反馈机制来告诉我们是否我们向共同的目标靠近了,以及是否我们在互动的主动性中更加默契从而使我们向那些目标靠近。同样,由于这样的信息可以但不必出现在清醒意识中,它们通常是潜在的。每个相互作用者在协调的以传递意图和推断对方意图的方式在行动着。每人都从事着主体间的寻求来协商他们之间自己和对方意图的最佳配合。
我们认为这样的精神行为的级别是交流的本地级别,且在两人交流时将一直进行下去。其余所有因素都融入其中。将自我整合为一个单元,它的自我组织的驱动,需要连续的行为/反应/交流。这就是本地级别。
交流是自发的,创造性的和协作的
交流是新老元素的一种复杂合成。它不可能是全新的,否则相互作用体将无法识别对方,或具备配合的出发点并执行联合行动。它也不是全部可预测的。当它被赋予一个固定的模式或被设计出来,我们看到它变成了不令人满意的,不真实的,还有可能是被扰乱的。因为它不是被事先准备好的,它一定是自发的。
一个选自录制好了的儿童分析的首次会面的例子能说明本地级别的这些方面。(Harrison, 2001) Laura, 一个五岁儿童,在分析师的玩具箱里寻找物品摆入玩偶房子之前,正在检查这个玩偶房间。尽管她母亲在她身后,可 Laura好像一直紧紧地盯着她,同时也在避免与在她左边背景里的分析师有目光和语言交流。会面开始后三分钟过去了,Laura第一次从向着她母亲转向分析师。这里可被认为是序列的开始。我们收录了一段对语言交流的可能的解说,并有斜体标明。
场景1
1. P:没有人能进入这个房间!我不想让你来接近我。但措词与感情和韵律不一致。这表明,嗯,,也许在什么时候。。。
2. A:耶,这是个好主意。给我些事情做吧!想要告诉我一些。。。我能。。。在玩偶之家。。。做的事吗?分析师的直接目标是和Laura建立联系,并努力参与到儿童的游戏中。这个建立与儿童某种相遇的本地目标,是在帮助她改变这个终极目标之中的。
3. P:我。。。我还不知道。后退,但还保留着细微的联系。
4. A:好吧,我会一直等到你提出某事。推迟和接受Laura不愿主动。
5. P:这间房间将只能有床!主动。
6. A:只有床。主动/认可,还是想加入。
7. P:我认为那样可能不成。那间房间只有床,而这间房间也只有床。逐渐后退。
8. A:好吧。。。两间房间。。。只有床。再次接受/认可Laura所持的主动。
9. P:耶。好,事实上。。。那不会是一间卧室。这会是一间卧室。后退/前进。重复制定极端情况;这次一个方向出现了。
10. A:好。同意她。
11. P:那么就合适了。朝着那个方向的前进被建立了。这个方向现在看起来代表了向她们两人之间的统一性的一种移动——“合适”。
12. P:而且只有一种方式能进入这里。你必须单脚跳近来。。。再蹦到床上去。。。像这样。进入被严格的控制来保持一种舒适的主体间的距离。但是情况已经从“没人能进入”转变成“有一种方式”。
在这个简短的场景对话中,分析师试图加入那个儿童。儿童在犹豫预热是否过快 (1.3) 且面对每次分析师试图主动加入,她都选择退后。此时,分析师在放弃,并推断在这个时候Laura不可能分享主动。Laura经历了一个自我的过程(主动,之后伴随着对分析师每次移动中的复杂的部分妥协),此时她们实际上在共同协作。儿童和分析师在对主体间空间进行协商。每个人选自下一个移动来回应对方所正在做的。
场景2(在26秒后开始)
26. P: [嗯] 许多的毯子!是的。
27. A:好的。。。不要忘记,我在等着你的命令。我能加入你了吗?
28. P:[笑]嗯。总是很难找到毯子。[她在玩具盒里找,但是看起来不能找到她想要的。偏转/犹豫,避免直接交流。
29. A:什么儿童?分析师误解了Laura,认为她说失明的儿童而不解,索求澄清和更直接的交流。
30. P:毯子!! 更多的接触但没有联系起来。
31. A:哦,是毯子。这是你的表演,可至少我们是共同在其中。
32. P:找到枕头也是很难的。Laura重复着不能找到某物的主题。不能找到他想要的,她就转化去找其他的物体来适应。但是当她的搜寻未果时,她必然需要再次转换。
33. A:是的,一些毯子和枕头一定是被。。。某种。。。什么事情可能。。。在它们身上发生了。分析师在寻找一个不用增加新的内容和方向就能保持连接的方法。这是一个保持现状的办法,看起来是成功的,因为儿童又转移到了其他的事物。
34. P:耶,好。。。这是一张桌子。。。只是我们需要两个。我知道你有两个。是/首次提到“我们”。
35. A:想要我来看看吗?我现在能加入你吗? 我可以通过提供某物来获得进入你的游戏室的许可吗?
36. P:耶。。。我找到了! 是的,你可以加入我,给我某物。等一下!我完成了我的目标,帮助不再需要了。分析师提供了三个帮助请求来试图加入,其中两个被儿童拒绝,作为保持距离的方式。在这之后,Laura最终接受了一次协作。因此,“不再需要”部分只具有另一种较次要的意义。
37. A:这对你有好处!我证实了你的成功,我认出了你的最新意愿来让我加入你。我喜欢这样!
当他们即时回应对方,共同组织他们的交流时,我们又一次看到一个往复的过程。我们能够看到,在这个级别个体是不知道每个时刻都会发生什么的。(如果当时Laura 找到毯子会怎样?如果当时分析师正确的听到她说“毯子”(1.29) 而不是“失明的儿童”,又会怎样?)另外,即使一方对交流有一个整体的方向,两者必须同时即席参与。人们不知道患者会说什么,而分析师又会如何反应。交流总是在大部分是即席发挥的浮现和演化的过程中进行的。随着交流的进行,目标继续演化和转移。(例如,从毯子转移到桌子;同时在主体间领域,从Laura把分析师排出在外到她逐渐放松警惕。)因此,至少在本地级别,过程的特征是不可预知性和不确定性。尽管作为背景的过去是被继承了的,随着两者的交流,他们的行为是在此刻,在这个环境下,配置和建立的。在包含各自连续动态调整的不断进行的即席过程之中,每个人都影响和回应着对方。他们是以什么为基准来做这些决定的呢?这只能基于他们的有适应性的策略,他们的潜在关系认知。而这些都鲜活地存在于包含每人讲话动作和交流的行为之中。从交流中推断出来的必然的意图性产生了意义。因为正在发生的情况是相互作用者当时集合引发的,它只能是一个创造性的,自发的,协作的过程。它是即兴的。
成年病人精神分析治疗的例子也可以从本地级别的角度来分析。例如,想一下当一个病人陷入沉默时发生了什么。只要病人和分析师都“同意”选择沉默,沉默就会发生。但是沉默包含着什么?它是对对方的一种需求,强迫,安抚还是喘息?它是紧张的,和平的还是顽皮的?他们两者对沉默的理解上有无偏差?基于各自的历史,每人对什么在发生和对其感觉,会建立一个他自己的,正在进行的,不断演化的评估。我们不妨说分析师决定在两分钟以后说点什么。过程会从此继续。如果分析师决定在十五秒后就说点什么,接下来的发展可能会有所不同。我们可以说有很多选择没有被实现。从这种意义上说,交流的过程总是在被创造的也是不可被预知的。随着每人连续对对方做着意图上的微调,意图在转换之中。交流将向哪里发展,只有当已经发生了才能知道。
交流是一个凌乱的过程
每个人都是一个自发的独立自主的中心。因此,没有任何一对合作者能在他们的交流中保持完全地结盟,也不可能总是令人满意。由于交流是没有剧本的,糟糕的交流不可避免。相互作用会经过彼此。他们会离开,回来,停顿,显示他们想让交流继续下去还是想改变。互动过程有许多“噪音”或者交流的复杂部分的凌乱。回想一下Laura从毯子到枕头的转变(II. 26-32)以及治疗师听错了她的话。由于复杂平行的组成每人“心灵”的心理系统,由于与生俱来的认知他们心灵的困难,由于每一个体有着不同的动机和特质性的解释,交流中的偏移、缺乏效率或者凌乱是不可避免的。然而,这些不可避免的交流失败也开启了重新审查的可能性——用不同方式连接,改变交流方向。从这个角度看,凌乱也是生产性的。因为每个合作者产生多种尝试参与对方,形成交流中新的可能性。与相互调整模式相一致,决定性的特征将为重新结盟而操作(Giannino & Tronick, 1998)。
下面的临床场景(为清楚起见被压缩)阐明了这个调整过程中的不重合与再结盟(Nahum,1998)。
病人Jean说她的同事Cass 是固执己见和执迷不悟的,但“我只是安抚和调解。”
A: 你正在调解什么?
P:我觉得看不起她。她是个白痴!她总是做错事。
A:什么错事?
P:我因为她音盲的备注受伤了!
A: 什么感觉受伤了?
P: 。。。我觉得我已经和你失去连接了。我有很多话想说。。。可你总是问问题!
A: 哦?
P:Cass让我神经紧张,现在你又让我神经紧张。我不得不问是否整个世界都让我神经紧张!
A:也许感觉到一个人的方向与你自己的不匹配让你神经紧张。。。
P:也许吧,因为我突然感觉丧失动力。我想告诉你困扰我的每件事,后来突然觉得,什么是重点?
在这个交换的第一部分,分析师和病人误解了彼此的意图,尽管当病人生气地指出时,这个不重合仅仅是表面的。她的注意力转向调整,然而,使得双方都参与到寻找一个更好的调整的过程中。两人的应答为重新结盟铺平了道路。然而需要注意的是,那个,在其他时间,这个过程可以发生于潜在水平,在无意识中自动调整。可以想象,一个恼怒的音调潜入病人的声音,治疗师感觉什么地方错了,可能会从如此积极地提问中返回。
关系移动和增加相适性的过程
我们认为自组织系统趋向于更强的一致性。(Sander, 1980)在健康的生活系统中(Weiss)我们必须既包含个体又包含背景。在治疗的情形下,这意味着分析师和病人以及一系列特定的限制。它所包括的特征例如分析的背景和躺椅的使用;病人看分析师来被帮助改善的这个事实;分析师撇开自己的需求和要求;分析师和病人共同建设新意义的角色;禁止和病人同住一起的命令,还有其他类似的因素。在这样的治疗背景下,分析师和病人之间很合适的交流引导了一种更加一致的二元状态的渐进产生。这种产生可以是安静的,分步骤的和内在的。(Lyons-Ruth, 2000)我们感觉促使更加一致的行动增加了二元性中相适性和特异性。它给与了一种同处时增强的幸福感。应当被指出的是我们不只是根据个体对现实的建设来理解一致性。例如,在妄想狂的病理学情形中,即便个体对现实的建设逻辑上是内在一致的,只要它是出于妄想症的,它就会在病人和更广的涉及分析师与精神分析的环境中,在相适性上造成明显的不一致。这是在系统中的一种分离。它会偏离相适性和特异性。(注2)
为了讨论这个向增加的二元一致性移动的过程,我们必须考虑一种更小的交流单位。我们将其称作“关系移动”。当考虑在治疗性相遇发生的事物的本地级别,我们选择关系移动这个术语,来描述能被解析作主体间意图的语言或非语言行为的最小的片段。然而,我们遇到的一个中心问题是,虽然行为是可观测的,但与他们所关联的意图或意义则必须推导得出。但我们却可以断言,这种通过对行为的解析来推导意图的过程是大脑如何工作,以及我们如何理解他人的核心。这是基于充分证实这个假说的发展研究(例 Meltzoff, 1995; Carpenter et al., 1998)以及Freeman的著作。这些关于对方意图的推断是原材料。指导人们间行为的关系移动是从中构建而来。
对意图的解析是任何两个相互作用者所面对的一个核心课题。被观测到的行为与被推倒出的意图之间的关系是松散的。将行为解析成意图或意义通常需要在交流过程中重复和备份,以使潜在的其他的“解读”能被评定和剔除出来。这种推导和评定的过程时时都在一个内在级别中进行。这样的在推测对方行为的意图或用意的过程中的正在进行的鉴定不可避免的导致交流过程的随意性。这种在推测行为意图中的随意性是相应交流过程本身的随意性的一个源泉。随意性是在人类主观本质中固有的。每个成员不仅仅是在付诸行动和推测意图,也在当对方行为和意图产生时对其产生塑造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经过连续的,朝实现更和谐行为的努力,双方的意图可能会变得愈加含蓄,且被对方用更加明确的相应合适移动来呼应。这是为什么关系移动是主体间过程的一个方面,而不能被预先确定为行为的一个特殊类型或一段持续时间。
随着意图被调整得更加合适,新的,以前未料到的联合行动会出现。基于探试性的移动,每人会不断的做着评估,“我们是否在一起?”以及“这是我想让我们达到的状态吗?”探试和评估默契的过程是随之一直在进行的。出于对一方主动性的响应,对方会有互补性的行为。我们认为,通过对对方这种行为配合的感知,相适性被连续的感觉到。然而,这种识别不一定是外在的;它并不需要在清醒级别的意识。当它达到时,相适性会提供一种被赋予新生的,或是增进幸福感的感觉。这是因为,作为一个整体,二元系统中有增强的一致性。关系移动的相适性——更加自发,一致和和谐的交流形式——会引发顺势移动过程中的变化。每次不管出现多么小的一点配合,二者将会在一个稍有不同的状态下。回忆一下Laura和分析师从“无人能进入房间”到“只有一种进入方式”的移动。这是个稍有不同的状态。从内在的,本地级别的角度出发,他们共同努力转移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并从此进一步发展。他们创造了一起关注的主体间的空间。这使得系统向更复杂的一致性移动。他们所创造的是属于他们两个人的,并变成了每个人潜在关系认知的一部分。
相适性和改变的动力系统论观点
连同发展研究一起,动态系统理论也提供了关于变化过程的一组重要原理。(Stolorow, 1997; Thelen 和 Smith, 1994)。 新生属性和吸引状态的概念与精神动力疗法的变化过程尤其相关。新生属性是有机体中的那些不被有机体预先设定好的,但是作为有机体的一方面——背景关系——进化而来的变化。吸引状态是一个固定的模式,可被看作是系统更喜欢位于的状态(但系统不是必须被强制这样做)。在(Boston CPSG 报告I和II, 即Stern et al., 1998; Tronick,1998a) 的早期著作中,我们把人们的潜性关系认知称作一种新生属性。个人的潜性属性会创造那些构成个体内在和外在关系领域趋向存在的吸引状态的限定集合。这是因为这样的“认知”管理着个人现实和意愿上可能的状态。
分析的过程不可避免的涉及同时在感情的,认识的和扮演的级别移动,来抑制老的,较负面的过程和意义,同时共同建设更加整合,灵活和一致的相处方式。(Lyons-Ruth, 1999)为了移动系统到一个与它习惯不同的方式,扰动是必须的。但是,与之矛盾的是,安全是它的先决条件。(Stechler, 1999)
促成变化的交流因素
到目前为止,明显可见我们对什么会在交流和在本地级别发生着重强调。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回到了精神分析的起源:弗洛伊德(1985)认为行动在先。在导入了结构模型之后,他含蓄地回到了他以前的观点:治疗必须是发展性的,且患者和分析师之间必有某种情况发生(Greenberg, 1996)。我们的观点是作为一个新环境的相适性创造了将来丰富发展共同经历的新形式的可能性。它改变了主体间的领域,转换了各自内在的关系期待。伴随着这样的改变,将来主动性(变化)的丰富发展的机遇可能出现。在治疗性的相遇中,变化能够也会持续不断的被注入交流的流程中。这造成了相聚与相聚失败的可能性。当相聚发生时,或主动性相配合时,一种更强的包容性被激发出来,意味着每人在那一时刻抓住了关于对方意图状态的一些根本属性。(参见 Boston CPSG 报告II,即 Tronick, 1998b)。潜性关系认知和交流流程的方向一起被改变了。当相聚失败时,更强的一致性和包容性被潜在地压制和阻止了。
相适性,或对特定合适的互补行为的识别,是揭示系统向更一致发展趋势的核心临床概念。当我们对控制时刻的概念化做限定时,这点是我们前文没有重点强调的。关于多级别的趋向移动过程中的意图行为,相适性是被连续的评估的。相适性还涉及一系列输入方面的问题。相适性的达成会产生潜性关系认知的增量变化。这就是“好点了”的感觉。
总结和结论
尽管所有行为是被激发出来的这一观点是精神分析理论的一块基石,它却从未被在本地级别里的潜性知识领域的主体间制约级别中研究过。我们相信这个级别是对诸如移情/反移情和潜意识等传统精神分析概念的重要补充。在整个一生,感情过程或潜性关系认知在这个级别被建立和重组。我们的发展定向引领我们得出这个结论。更重要的是,分析师和患者收集到的对方及他们之间关系的大量信息是在这个内在领域得到的。除非被公认,否则大量在分析中所发生的事件会被错过。所以我们需要最仔细的检查来尝试理解在这个级别的治疗行为。潜性关系认知与关于如何与他人共同发展的情感上的“评估”一同遍布各处。它因此统筹关注的焦点,同时指导推倒执行过程和行为。通过它,过去得到了传承,相遇被规范,意义被激发出来。
我们总结以下四点。第一,治疗性变化发生在短暂,较少被监控的时刻,以及偶尔在高度被控的“当今”时刻和相聚时刻中。第二,治疗性变化涉及潜性关系认知的改变,且此变化发生在本地级别里每人的关系移动的正在进行的流程之中。第三,在潜性关系认知中的改变通过达成更一致和包容的相处方式来实现。最后,更一致的相处方式通过一系列在两者主动性之间的识别相识特异性来实现。
致谢:我们对Kohler-Stiftung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
注释:
1. 这是文献最初发表的形式。从那时起,我们选择只以Boston CPSG署名且按编号进展报告的形式来撰写所有的文章。
2. 当讨论叙述时,尖锐的一致性问题产生。一致性的最终测度是协作的适应治疗的价值。我们认为,在本地级别里,我们也在采用适应治疗的一致性。当相适性存在时,双方觉得在更深的层次会合作得更理想。
3. 其他可选择的解读是这个问题的中心。它们如何被调停的会决定被共同构建的内容的本质和质量。这两条的观点也是言之有理的。但是,在它们被调停商讨之前,它们需要被领会。
THE BOSTON CHANGE PROCESS STUDY GROUP(CPSG),LISTED
ALPHABETICALLY,NADIA BRUSCHWEILER-STERN,
ALEXANDRA M,HARRION,KARLEN LYONS-RUTH,
ALEXANDER C. MORGAN,JEREMY P. NAHUM,LOUIS W. SANDER,
DANIEL N. STERN AND EDWARD Z. TRONICK
李莉 译
本文提出了一个很大程度上从发展研究中借用的,来检测分析过程中微观事件的方法。阐明交流的微观过程来理解分析治疗中变化的过程——这点被着重强调。为了研究被称作本地级别(local level)的精神分析治疗中时刻到时刻(moment-to-moment)的交流过程,一组概念和术语被提出。接下来一个基于“本地级别的”过程的治疗行为的理论被阐明。其核心涉及了一个“组合”的逐步过程,而它通过改变感情的过程又导致了潜在认知的改变。
关键字:关系移动,潜在关系认知,本地级别,顺势移动,组合,交流过程,时刻到时刻的治疗行为
导论
在精神分析的治疗和鉴别里,重要的治疗方面存在于交流过程之中。尽管这是目前研究的一个热点,对在精神分析情境中这样过程的研究却几乎尚未开始。出于我们对发展研究的经验,我们认为可以通过一种类似于母婴交流的微观分析研究的方式来研究交流。(参见Stern, 1997; Trevarthen, 1979; Sander, 1980; Tronick, 1989; Beebe et al., 2000) 这些研究集中在时刻到时刻的行为。我们认识到对这种级别的分析是极其重要的。尽管大多数分析师承认这种级别的存在,与治疗行为叙述/公布的级别相比,它受到的关注相对很少。我们称之为“本地级别”。它是一个组织化的,高度结构化和复杂的领域,但是我们的理论却不能系统地处理它。在本文中,我们将为讨论在本地级别的治疗过程,给出一个描述,并提供概念和术语。尽管本文重点是拓展加强治疗过程中对本地级别的意识和描述,我们不希望读者回避本地级别和更广义背景之间关系的重要性。这所谓的广义背景包括诸如在公布级别的解释,那些所有被详细研究过的治疗行为的方面。我们的理解以及我们的成果所引出的问题都显然是有间断的。这些间断包括当我们继续我们这方面工作时要着力解决的问题。例如,我们如何把叙述或公布级别同扮演或过程性级别联系起来?我们如何将关系行动的顺序和他们的目标之间的关系概念化?本地级别与移情和动态过去两者的关系是什么?我们如何将动力潜意识与潜在级别联系起来?最后,本地级别和“潜在内容”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对这些及其他重要问题的解答是我们正在对治疗改变进行的探索的核心任务。
在以前的文章中,我们已经断言,在内在领域里的治疗变化是分析师和病人之间的互动的、主体间的过程导致的(Stern et al., 1998; Tronick, 1998a)。(注1) 我们也主张那些过程是通过提供关系的过程性认知来运作的。(如何与他人相处)(Stern, 1983; Sander, 1997)。我们将其称作“潜在关系认知”。我们认为这样的过程构成了治疗行为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把它们看作比那些导致变化的解释更丰富的概念的一部分。通过我们所称的“相聚时刻(moment of meeting)”,在关系过程中的变化是如何产生的?我们对此也给出了一个观点。当一对组合的主体间状态,被相互作用的主动性结合所改变时,相聚时刻被认定发生。我们推理,这样结合的相适性“给出了共同的方向并帮助决定新生属性的本质和质量。”这意味着相适性成为了两人之间的反馈,以使他们能在某些方面成功合作,并激励了他们对那些更加相适的相处方式的进一步探索。我们会在下文进一步定义和讨论相适性这个概念。
我们向我们小组中的临床医师问过这样的问题:改变发生或看起来可能或即将发生的时刻是否能被识别?这是后来引出以上观点的,我们协作研究的第一步。这样措辞的询问最初引领我们把正在进行的过程看作是一系列时刻。后者被我们用术语“顺势移动”来概括。我们最初的询问设计使我们偏向于强调高密度时刻。我们后来意识到了这个偏见。和其他的临床观测者一样,我们也能看到,治疗改变在临床过程的较安静时刻和相聚时刻都有发生。在这些较安静的时刻,交流也能催生认知和相处的新形式。这是显然的。我们的结论是相适性问题不是仅存在于诊断的时刻。我们因此觉得需要发展一个更全面的记述,即变化在较安静时刻是如何在本地级别发生的。
顺势移动:在本地级别的临床过程
讨论精神分析内容的通常形式是分析师以出诊中的记忆或笔记来重构的叙事。但是,观测录像带显示这些叙事没有抓住复杂,多层互动过程的许多微观事件。这个具体的过程构成了我们所要定义的本地级别。本地级别瞬间发生的世界是关于具体微小事件的,而并非主要是语言化的意义。在本文中,我们将论证,这样一个内在的过程有序存在于可被研究的复杂模式之中。因为本地级别是关系过程改变的场所,我们的观点是本地级别的过程构成了治疗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顺便指出,在本地级别的事件对“下一个”解释的时机和结构将会是重要的。因为它是交流的本源,对它的研究需要我们聚焦在交流本身。
具体来说我们怎样研究交流?的确,它到底是什么?牛津英语字典给出的定义是“人们互相的行为或影响。”这回避了这样的行为或影响是如何施加的这个问题。这里,发展研究和动力系统理论中的模型和透析看起来是尤其相关的。发展研究的观测方法依赖于重复观看母婴间交流的录像带。它揭示了瞬间发生的微观程序的大量细节。交流、身体语言、姿势和面部表情的成分、语言韵律、声调成分和速度的细微之处都可以被观测和编码。对于成人精神分析病人,这样的元传递信息或定义内容的级别,是通过语言中介,经措词、速度和演讲的韵律的细微差别来部分传达的。
我们认为这似乎意味着,把临床过程以类比的方式放到微观精神分析的镜片下研究是可能有用的。或许这瞬间发生的世界对于理解成年人的治疗变化也是关键的。在对婴儿的观察研究中,这瞬间发生的世界是关系生活进行的所在。尽管治疗媒介是语言化的,我们这里观察到的交流和出现的模式大部分是内在的。这是因为大部分发生的事件并没有进入思考的意识只中。(Pally和Olds, 1998)
交流是不可避免和有生物学根据的
作为有生命的有机体,我们注定要与我们所处的环境交流/交换。这就是我们如何维系生命,自我管理和拓展自己的。(Tronick, 1998a)我们把这样的交换过程视作能被行为性理解和观测的一个有生物学根据的过程。(参见 Tinbergen, N., 前言, xv-xix, 在Schiller, 1957之中。)如果两只动物被放在一个相同的空间中,那么一个管制身体距离和两者相对移动的复杂的过程会发生。姿势和动作会转换来建立相处的自然本质。这些是交流的“举止神态学”。对人类而言,这样的过程被精神化了。这意味着探索,管制和建立交流的合适的轮廓、边界和时间上的结构主要会发生在主体间,而不是在物理空间内。但它仍然会发生。
它是相对于另一方的一种试图靠近,或远离,或避免某事发生,或促使某事发生,或增加或减少激励的程度,或转变感情的状态的过程。这些可以被称作“精神化的举止神态学”。我们达到与另一方“同步”或与另一方距离甚远的感觉是基于这种往复的过程的。我们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喜欢或不喜欢某人;什么时候我们渴望靠近或想撤离;什么时候我们想要某事发生或保持行为的现状。即便这样的协商在精神分析的情况下是以语言交换为媒介的,它发生在交流的内在领域里。在语言交换的明显内容之后几乎总有无数的其他信息。其中的许多并没有被引入思考意识的级别之中,而这些潜在内容构成了内在的领域。举例说明,一个很了解自己“露面”问题的病人在一个会诊开始时说:“今天是不同寻常的一天。因为我既在你的面前,又隐藏在我眼睛的背后。”
相互作用者有主体间的目标,例如,是否呆在一起或是否现在呆在一起或是否呆在这里,是否一起做事或是否现在一起做事或是否在这里做。这些意图总是在被上演着。在这些演出中,两人的主动性可能或可能不相适。通过连续产生自己和对方的意图和状态的塔式格,相互作用双方的意图在正在进行的过程中一刻接着一刻地被构建出来。在上文中的那个例子,患者的开场白是一个试探性的举动,意在探知今天他和精神分析师的相对位置。分析师的回应将进一步限定他们如何向一个很合适的交流发展。这里必须有连续运作的反馈机制来告诉我们是否我们向共同的目标靠近了,以及是否我们在互动的主动性中更加默契从而使我们向那些目标靠近。同样,由于这样的信息可以但不必出现在清醒意识中,它们通常是潜在的。每个相互作用者在协调的以传递意图和推断对方意图的方式在行动着。每人都从事着主体间的寻求来协商他们之间自己和对方意图的最佳配合。
我们认为这样的精神行为的级别是交流的本地级别,且在两人交流时将一直进行下去。其余所有因素都融入其中。将自我整合为一个单元,它的自我组织的驱动,需要连续的行为/反应/交流。这就是本地级别。
交流是自发的,创造性的和协作的
交流是新老元素的一种复杂合成。它不可能是全新的,否则相互作用体将无法识别对方,或具备配合的出发点并执行联合行动。它也不是全部可预测的。当它被赋予一个固定的模式或被设计出来,我们看到它变成了不令人满意的,不真实的,还有可能是被扰乱的。因为它不是被事先准备好的,它一定是自发的。
一个选自录制好了的儿童分析的首次会面的例子能说明本地级别的这些方面。(Harrison, 2001) Laura, 一个五岁儿童,在分析师的玩具箱里寻找物品摆入玩偶房子之前,正在检查这个玩偶房间。尽管她母亲在她身后,可 Laura好像一直紧紧地盯着她,同时也在避免与在她左边背景里的分析师有目光和语言交流。会面开始后三分钟过去了,Laura第一次从向着她母亲转向分析师。这里可被认为是序列的开始。我们收录了一段对语言交流的可能的解说,并有斜体标明。
场景1
1. P:没有人能进入这个房间!我不想让你来接近我。但措词与感情和韵律不一致。这表明,嗯,,也许在什么时候。。。
2. A:耶,这是个好主意。给我些事情做吧!想要告诉我一些。。。我能。。。在玩偶之家。。。做的事吗?分析师的直接目标是和Laura建立联系,并努力参与到儿童的游戏中。这个建立与儿童某种相遇的本地目标,是在帮助她改变这个终极目标之中的。
3. P:我。。。我还不知道。后退,但还保留着细微的联系。
4. A:好吧,我会一直等到你提出某事。推迟和接受Laura不愿主动。
5. P:这间房间将只能有床!主动。
6. A:只有床。主动/认可,还是想加入。
7. P:我认为那样可能不成。那间房间只有床,而这间房间也只有床。逐渐后退。
8. A:好吧。。。两间房间。。。只有床。再次接受/认可Laura所持的主动。
9. P:耶。好,事实上。。。那不会是一间卧室。这会是一间卧室。后退/前进。重复制定极端情况;这次一个方向出现了。
10. A:好。同意她。
11. P:那么就合适了。朝着那个方向的前进被建立了。这个方向现在看起来代表了向她们两人之间的统一性的一种移动——“合适”。
12. P:而且只有一种方式能进入这里。你必须单脚跳近来。。。再蹦到床上去。。。像这样。进入被严格的控制来保持一种舒适的主体间的距离。但是情况已经从“没人能进入”转变成“有一种方式”。
在这个简短的场景对话中,分析师试图加入那个儿童。儿童在犹豫预热是否过快 (1.3) 且面对每次分析师试图主动加入,她都选择退后。此时,分析师在放弃,并推断在这个时候Laura不可能分享主动。Laura经历了一个自我的过程(主动,之后伴随着对分析师每次移动中的复杂的部分妥协),此时她们实际上在共同协作。儿童和分析师在对主体间空间进行协商。每个人选自下一个移动来回应对方所正在做的。
场景2(在26秒后开始)
26. P: [嗯] 许多的毯子!是的。
27. A:好的。。。不要忘记,我在等着你的命令。我能加入你了吗?
28. P:[笑]嗯。总是很难找到毯子。[她在玩具盒里找,但是看起来不能找到她想要的。偏转/犹豫,避免直接交流。
29. A:什么儿童?分析师误解了Laura,认为她说失明的儿童而不解,索求澄清和更直接的交流。
30. P:毯子!! 更多的接触但没有联系起来。
31. A:哦,是毯子。这是你的表演,可至少我们是共同在其中。
32. P:找到枕头也是很难的。Laura重复着不能找到某物的主题。不能找到他想要的,她就转化去找其他的物体来适应。但是当她的搜寻未果时,她必然需要再次转换。
33. A:是的,一些毯子和枕头一定是被。。。某种。。。什么事情可能。。。在它们身上发生了。分析师在寻找一个不用增加新的内容和方向就能保持连接的方法。这是一个保持现状的办法,看起来是成功的,因为儿童又转移到了其他的事物。
34. P:耶,好。。。这是一张桌子。。。只是我们需要两个。我知道你有两个。是/首次提到“我们”。
35. A:想要我来看看吗?我现在能加入你吗? 我可以通过提供某物来获得进入你的游戏室的许可吗?
36. P:耶。。。我找到了! 是的,你可以加入我,给我某物。等一下!我完成了我的目标,帮助不再需要了。分析师提供了三个帮助请求来试图加入,其中两个被儿童拒绝,作为保持距离的方式。在这之后,Laura最终接受了一次协作。因此,“不再需要”部分只具有另一种较次要的意义。
37. A:这对你有好处!我证实了你的成功,我认出了你的最新意愿来让我加入你。我喜欢这样!
当他们即时回应对方,共同组织他们的交流时,我们又一次看到一个往复的过程。我们能够看到,在这个级别个体是不知道每个时刻都会发生什么的。(如果当时Laura 找到毯子会怎样?如果当时分析师正确的听到她说“毯子”(1.29) 而不是“失明的儿童”,又会怎样?)另外,即使一方对交流有一个整体的方向,两者必须同时即席参与。人们不知道患者会说什么,而分析师又会如何反应。交流总是在大部分是即席发挥的浮现和演化的过程中进行的。随着交流的进行,目标继续演化和转移。(例如,从毯子转移到桌子;同时在主体间领域,从Laura把分析师排出在外到她逐渐放松警惕。)因此,至少在本地级别,过程的特征是不可预知性和不确定性。尽管作为背景的过去是被继承了的,随着两者的交流,他们的行为是在此刻,在这个环境下,配置和建立的。在包含各自连续动态调整的不断进行的即席过程之中,每个人都影响和回应着对方。他们是以什么为基准来做这些决定的呢?这只能基于他们的有适应性的策略,他们的潜在关系认知。而这些都鲜活地存在于包含每人讲话动作和交流的行为之中。从交流中推断出来的必然的意图性产生了意义。因为正在发生的情况是相互作用者当时集合引发的,它只能是一个创造性的,自发的,协作的过程。它是即兴的。
成年病人精神分析治疗的例子也可以从本地级别的角度来分析。例如,想一下当一个病人陷入沉默时发生了什么。只要病人和分析师都“同意”选择沉默,沉默就会发生。但是沉默包含着什么?它是对对方的一种需求,强迫,安抚还是喘息?它是紧张的,和平的还是顽皮的?他们两者对沉默的理解上有无偏差?基于各自的历史,每人对什么在发生和对其感觉,会建立一个他自己的,正在进行的,不断演化的评估。我们不妨说分析师决定在两分钟以后说点什么。过程会从此继续。如果分析师决定在十五秒后就说点什么,接下来的发展可能会有所不同。我们可以说有很多选择没有被实现。从这种意义上说,交流的过程总是在被创造的也是不可被预知的。随着每人连续对对方做着意图上的微调,意图在转换之中。交流将向哪里发展,只有当已经发生了才能知道。
交流是一个凌乱的过程
每个人都是一个自发的独立自主的中心。因此,没有任何一对合作者能在他们的交流中保持完全地结盟,也不可能总是令人满意。由于交流是没有剧本的,糟糕的交流不可避免。相互作用会经过彼此。他们会离开,回来,停顿,显示他们想让交流继续下去还是想改变。互动过程有许多“噪音”或者交流的复杂部分的凌乱。回想一下Laura从毯子到枕头的转变(II. 26-32)以及治疗师听错了她的话。由于复杂平行的组成每人“心灵”的心理系统,由于与生俱来的认知他们心灵的困难,由于每一个体有着不同的动机和特质性的解释,交流中的偏移、缺乏效率或者凌乱是不可避免的。然而,这些不可避免的交流失败也开启了重新审查的可能性——用不同方式连接,改变交流方向。从这个角度看,凌乱也是生产性的。因为每个合作者产生多种尝试参与对方,形成交流中新的可能性。与相互调整模式相一致,决定性的特征将为重新结盟而操作(Giannino & Tronick, 1998)。
下面的临床场景(为清楚起见被压缩)阐明了这个调整过程中的不重合与再结盟(Nahum,1998)。
病人Jean说她的同事Cass 是固执己见和执迷不悟的,但“我只是安抚和调解。”
A: 你正在调解什么?
P:我觉得看不起她。她是个白痴!她总是做错事。
A:什么错事?
P:我因为她音盲的备注受伤了!
A: 什么感觉受伤了?
P: 。。。我觉得我已经和你失去连接了。我有很多话想说。。。可你总是问问题!
A: 哦?
P:Cass让我神经紧张,现在你又让我神经紧张。我不得不问是否整个世界都让我神经紧张!
A:也许感觉到一个人的方向与你自己的不匹配让你神经紧张。。。
P:也许吧,因为我突然感觉丧失动力。我想告诉你困扰我的每件事,后来突然觉得,什么是重点?
在这个交换的第一部分,分析师和病人误解了彼此的意图,尽管当病人生气地指出时,这个不重合仅仅是表面的。她的注意力转向调整,然而,使得双方都参与到寻找一个更好的调整的过程中。两人的应答为重新结盟铺平了道路。然而需要注意的是,那个,在其他时间,这个过程可以发生于潜在水平,在无意识中自动调整。可以想象,一个恼怒的音调潜入病人的声音,治疗师感觉什么地方错了,可能会从如此积极地提问中返回。
关系移动和增加相适性的过程
我们认为自组织系统趋向于更强的一致性。(Sander, 1980)在健康的生活系统中(Weiss)我们必须既包含个体又包含背景。在治疗的情形下,这意味着分析师和病人以及一系列特定的限制。它所包括的特征例如分析的背景和躺椅的使用;病人看分析师来被帮助改善的这个事实;分析师撇开自己的需求和要求;分析师和病人共同建设新意义的角色;禁止和病人同住一起的命令,还有其他类似的因素。在这样的治疗背景下,分析师和病人之间很合适的交流引导了一种更加一致的二元状态的渐进产生。这种产生可以是安静的,分步骤的和内在的。(Lyons-Ruth, 2000)我们感觉促使更加一致的行动增加了二元性中相适性和特异性。它给与了一种同处时增强的幸福感。应当被指出的是我们不只是根据个体对现实的建设来理解一致性。例如,在妄想狂的病理学情形中,即便个体对现实的建设逻辑上是内在一致的,只要它是出于妄想症的,它就会在病人和更广的涉及分析师与精神分析的环境中,在相适性上造成明显的不一致。这是在系统中的一种分离。它会偏离相适性和特异性。(注2)
为了讨论这个向增加的二元一致性移动的过程,我们必须考虑一种更小的交流单位。我们将其称作“关系移动”。当考虑在治疗性相遇发生的事物的本地级别,我们选择关系移动这个术语,来描述能被解析作主体间意图的语言或非语言行为的最小的片段。然而,我们遇到的一个中心问题是,虽然行为是可观测的,但与他们所关联的意图或意义则必须推导得出。但我们却可以断言,这种通过对行为的解析来推导意图的过程是大脑如何工作,以及我们如何理解他人的核心。这是基于充分证实这个假说的发展研究(例 Meltzoff, 1995; Carpenter et al., 1998)以及Freeman的著作。这些关于对方意图的推断是原材料。指导人们间行为的关系移动是从中构建而来。
对意图的解析是任何两个相互作用者所面对的一个核心课题。被观测到的行为与被推倒出的意图之间的关系是松散的。将行为解析成意图或意义通常需要在交流过程中重复和备份,以使潜在的其他的“解读”能被评定和剔除出来。这种推导和评定的过程时时都在一个内在级别中进行。这样的在推测对方行为的意图或用意的过程中的正在进行的鉴定不可避免的导致交流过程的随意性。这种在推测行为意图中的随意性是相应交流过程本身的随意性的一个源泉。随意性是在人类主观本质中固有的。每个成员不仅仅是在付诸行动和推测意图,也在当对方行为和意图产生时对其产生塑造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经过连续的,朝实现更和谐行为的努力,双方的意图可能会变得愈加含蓄,且被对方用更加明确的相应合适移动来呼应。这是为什么关系移动是主体间过程的一个方面,而不能被预先确定为行为的一个特殊类型或一段持续时间。
随着意图被调整得更加合适,新的,以前未料到的联合行动会出现。基于探试性的移动,每人会不断的做着评估,“我们是否在一起?”以及“这是我想让我们达到的状态吗?”探试和评估默契的过程是随之一直在进行的。出于对一方主动性的响应,对方会有互补性的行为。我们认为,通过对对方这种行为配合的感知,相适性被连续的感觉到。然而,这种识别不一定是外在的;它并不需要在清醒级别的意识。当它达到时,相适性会提供一种被赋予新生的,或是增进幸福感的感觉。这是因为,作为一个整体,二元系统中有增强的一致性。关系移动的相适性——更加自发,一致和和谐的交流形式——会引发顺势移动过程中的变化。每次不管出现多么小的一点配合,二者将会在一个稍有不同的状态下。回忆一下Laura和分析师从“无人能进入房间”到“只有一种进入方式”的移动。这是个稍有不同的状态。从内在的,本地级别的角度出发,他们共同努力转移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并从此进一步发展。他们创造了一起关注的主体间的空间。这使得系统向更复杂的一致性移动。他们所创造的是属于他们两个人的,并变成了每个人潜在关系认知的一部分。
相适性和改变的动力系统论观点
连同发展研究一起,动态系统理论也提供了关于变化过程的一组重要原理。(Stolorow, 1997; Thelen 和 Smith, 1994)。 新生属性和吸引状态的概念与精神动力疗法的变化过程尤其相关。新生属性是有机体中的那些不被有机体预先设定好的,但是作为有机体的一方面——背景关系——进化而来的变化。吸引状态是一个固定的模式,可被看作是系统更喜欢位于的状态(但系统不是必须被强制这样做)。在(Boston CPSG 报告I和II, 即Stern et al., 1998; Tronick,1998a) 的早期著作中,我们把人们的潜性关系认知称作一种新生属性。个人的潜性属性会创造那些构成个体内在和外在关系领域趋向存在的吸引状态的限定集合。这是因为这样的“认知”管理着个人现实和意愿上可能的状态。
分析的过程不可避免的涉及同时在感情的,认识的和扮演的级别移动,来抑制老的,较负面的过程和意义,同时共同建设更加整合,灵活和一致的相处方式。(Lyons-Ruth, 1999)为了移动系统到一个与它习惯不同的方式,扰动是必须的。但是,与之矛盾的是,安全是它的先决条件。(Stechler, 1999)
促成变化的交流因素
到目前为止,明显可见我们对什么会在交流和在本地级别发生着重强调。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回到了精神分析的起源:弗洛伊德(1985)认为行动在先。在导入了结构模型之后,他含蓄地回到了他以前的观点:治疗必须是发展性的,且患者和分析师之间必有某种情况发生(Greenberg, 1996)。我们的观点是作为一个新环境的相适性创造了将来丰富发展共同经历的新形式的可能性。它改变了主体间的领域,转换了各自内在的关系期待。伴随着这样的改变,将来主动性(变化)的丰富发展的机遇可能出现。在治疗性的相遇中,变化能够也会持续不断的被注入交流的流程中。这造成了相聚与相聚失败的可能性。当相聚发生时,或主动性相配合时,一种更强的包容性被激发出来,意味着每人在那一时刻抓住了关于对方意图状态的一些根本属性。(参见 Boston CPSG 报告II,即 Tronick, 1998b)。潜性关系认知和交流流程的方向一起被改变了。当相聚失败时,更强的一致性和包容性被潜在地压制和阻止了。
相适性,或对特定合适的互补行为的识别,是揭示系统向更一致发展趋势的核心临床概念。当我们对控制时刻的概念化做限定时,这点是我们前文没有重点强调的。关于多级别的趋向移动过程中的意图行为,相适性是被连续的评估的。相适性还涉及一系列输入方面的问题。相适性的达成会产生潜性关系认知的增量变化。这就是“好点了”的感觉。
总结和结论
尽管所有行为是被激发出来的这一观点是精神分析理论的一块基石,它却从未被在本地级别里的潜性知识领域的主体间制约级别中研究过。我们相信这个级别是对诸如移情/反移情和潜意识等传统精神分析概念的重要补充。在整个一生,感情过程或潜性关系认知在这个级别被建立和重组。我们的发展定向引领我们得出这个结论。更重要的是,分析师和患者收集到的对方及他们之间关系的大量信息是在这个内在领域得到的。除非被公认,否则大量在分析中所发生的事件会被错过。所以我们需要最仔细的检查来尝试理解在这个级别的治疗行为。潜性关系认知与关于如何与他人共同发展的情感上的“评估”一同遍布各处。它因此统筹关注的焦点,同时指导推倒执行过程和行为。通过它,过去得到了传承,相遇被规范,意义被激发出来。
我们总结以下四点。第一,治疗性变化发生在短暂,较少被监控的时刻,以及偶尔在高度被控的“当今”时刻和相聚时刻中。第二,治疗性变化涉及潜性关系认知的改变,且此变化发生在本地级别里每人的关系移动的正在进行的流程之中。第三,在潜性关系认知中的改变通过达成更一致和包容的相处方式来实现。最后,更一致的相处方式通过一系列在两者主动性之间的识别相识特异性来实现。
致谢:我们对Kohler-Stiftung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
注释:
1. 这是文献最初发表的形式。从那时起,我们选择只以Boston CPSG署名且按编号进展报告的形式来撰写所有的文章。
2. 当讨论叙述时,尖锐的一致性问题产生。一致性的最终测度是协作的适应治疗的价值。我们认为,在本地级别里,我们也在采用适应治疗的一致性。当相适性存在时,双方觉得在更深的层次会合作得更理想。
3. 其他可选择的解读是这个问题的中心。它们如何被调停的会决定被共同构建的内容的本质和质量。这两条的观点也是言之有理的。但是,在它们被调停商讨之前,它们需要被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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