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不立文字

终于到家了。美国西北的夏日，天色向晚，黄昏悠长。几个小时之前，我坐在飞机上，从自家所在的小镇头顶低低掠过，透过舷窗，分明可以看见家门口的那片黄杉林。离开了十个星期，院子里的草坪大概已是芜蔓不堪。机身在空中转过一个弯，小镇慢慢消失在了舷窗外。半小时后，飞机在西雅图着陆，我从机场出来，打车去了科尔曼码头，坐轮渡过普捷湾，再换两趟公交车到达汤森港的喜互惠超市。我的老伙计费恩•威尔克斯在超市门口接上我，然后开车穿过那片两公顷大小的黄杉林，把我送回了家。 这天是阴历四月初八日，佛陀诞辰。在这一天里，佛教徒要为悉达多太子立像沐浴香汤以资纪念。我躺在楼上浴室的猫脚浴缸里，开始回味刚刚结束的旅程——这大概是我的私人庆祝方式。爬出浴缸，我上了床，想睡上一觉，可是心绪还停留在中国。我又从床上爬起来，开始写这本书。 我的旅程始于2006年春天的北京。在中国，农历新年标志着春季的开始，这一天新月初升，距离冬至日（太阳直射南回归线）与春分日（太阳直射赤道）的等分点最为接近。2006年的农历新年是公历1月29日，而我到达的那天是2月26日——也就是说，春天已经开始了将近一个月。但是，决定春天何时开始的中国古人居住在黄河流域，北京则远在他们北方500公里处。在北京，现在仍是冬天。到达时天色已晚，站在机场航站楼外等出租车的时候，我打开背包拿出了我的大衣。这只是件挡风的外套，而我真正需要的是我的长内裤，但我显然不能当着众人的面穿上我的长内裤。 通常，我会去找一家旅馆住下。不过这次，我的老朋友泰德•伯格让我住在他那儿。他的住处位于北京城东部一个漆黑小区里一座漆黑的六层公寓楼漆黑的楼梯顶端。出租车司机成功地找到了小区的大门，然后便迷失在黑暗的楼群之中了。没有路灯和门牌号的指引，在奋力试了三次之后，我终于找到了那座楼，爬上了正确的楼梯。 泰德不在家，他正在美国参加电影节，展映他那部关于中国隐士的纪录片《共坐白云中》。他的美国室友给我开了门。公寓很小，陈设简单——年轻人的家都是这样，大概是因为不打算长期停留，所以能省则省，就算有钱也宁愿花在更直接的享乐上，比如买瓶好酒。不过屋里暖和极了，每个房间都装了暖气片，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不得不开着窗户。泰德给我安排的房间属于他的另一位中国室友，因为我要来，她暂时回父母家住了。房间里除了一张床，一只床头柜和一个衣柜之外别无长物。在这样的地方而不是一家旅馆里开始旅程让我感到愉快，如此安排恰如其分。 这将是一次朝圣之旅。我的目的地是禅在中国的发源地，其中最重要者，包括了禅宗六位祖师——菩提达摩、慧可、僧璨、道信、弘忍和惠能——开创的道场。禅的历史地位由这六位高僧所建立。他们都没有来过北京，不过，在向古代大师们致敬之前，我还有些基本问题需要解决，语言是其中之一。从北京开始是必要的。 禅素以轻慢甚至蔑视语言著称。“不可说，一说便错”，老禅师们常说。然而禅宗的文献却远远多于其他任何佛教宗派。对于这样一个“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的东西，西方和东方却都有大量著作行世，这本身看上去就是个自相矛盾的难题。我并不指望解决它，只想绕到它的身后做一番试探，或许会有意外的收获。第二天一早，我给明尧打了个电话。明尧是佛教刊物《禅》的主编。 “禅”的发音在英语（Zen）和汉语（Chan）中略有不同。在中国，每次我说到Zen，人们总是纠正我：“应该是Chan”。他们说，“Zen是日本的禅。中国禅和日本禅是不一样的”。这可以算是一种文化现象。但不管是中国Chan，日本Zen，还是朝鲜Son，它们都指向同一种心境。 我愿意说Zen而不是Chan，是因为我更习惯Z的发音。而且这也是禅诞生时人们的念法（语言学家对“禅”字古音的订正倾向于dzian）。在禅宗当年得以正式确立的江西赣江流域，今日当地人的方言依然把“禅”念作Zen。十七世纪，满洲人入主中原，建立清帝国之后，他们按照自己的方言规定官话的标准，“禅”在官方语言里的发音才变成今天这样。更何况禅早已不再是中国的或者日本的，它属于一切发愿见性成佛的人，一切心无所住、笑对如此疯狂时代的人。 在电话里，明尧邀我一起吃午饭。他的妻子明洁也会来。明洁是我上一本书的中文版译者，所有人都喜欢她给中译本起的名字：《空谷幽兰》。在此之前，还真没有人写过一本关于中国隐士的书。《空谷幽兰》的出版产生了一些影响：在西安，居然因此形成了一个隐士协会。隐士协会将终南山区的茅蓬和洞穴位置登记造册，定期派人到山中分发药品和食物，甚至邮件。 明尧和明洁约我在北京城东北部的一家素食餐厅见面。餐厅在柳芳南里，名叫“荷塘月色”。净慧法师的一幅字挂在门口醒目的位置：日日是好日。净慧是中国佛教协会的副会长，明尧、明洁，还有这家餐厅的主人，都是他的弟子。餐厅的主人过来打了招呼，然后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包间。明尧后来告诉我，这家餐厅是他主编的刊物《禅》的主要资助者之一。 我找明尧的目的正与他这本刊物有关。我想知道，在中国出版一本与禅有关的刊物需要涉及哪些资源和努力。就着一桌子素食和一种用新鲜李树花酿制的饮料，明尧向我娓娓道来。 是净慧创办了《禅》。他在媒体领域的另外一项成就是把《法音》缔造成为中国最重要的佛教期刊。这本杂志的内容包括佛教哲学和经典的讨论，以及佛教界的新闻故事。1989年之后，净慧决定创办一本新刊物。他本人是一名禅宗法师，禅的要义在于将修行与生活融汇贯通，他觉得中国需要一本专门讨论这种修行方式的刊物。刊物的名字就叫《禅》，明尧主动参与了它的编辑工作。 《禅》最初是一本发行量仅三千册的季刊，随后改为双月刊，发行量也增加到两万五千册。如此规模的杂志，每期需要投入大约六万元人民币用于编辑、印刷和发行，折算下来，每册的成本差不多是两块五。杂志是免费赠阅的，它的经营完全依靠外界的资助。主要资助人包括荷塘月色餐厅的老板，以及拥有服装品牌“真维斯”的一个香港家族企业。不过普通读者也会捐助一些钱。 印刷和邮寄费占去了绝大部分成本。杂志社在河北的柏林寺有一间办公室，但明尧和他的妻子基本上可以在任何地方进行编辑工作。杂志被分发到各地的寺庙中供人取阅，同时，人们也可以写信给明尧告知他们的通信地址，收到信后，柏林寺就会把杂志按地址寄过去。 杂志从未在政府的审查上遇到过麻烦。明尧并不需要在出刊前将稿件送审，只要在杂志印出之后寄几本给宗教管理部门。明尧告诉我，政府其实对这本刊物相当赞赏，它把《禅》视为其他宗教组织都应效法的榜样。 内容方面，《禅》接受来自全国各地的佛教徒作者投稿，不过大多数文章还是出自净慧的出家和在家弟子。他们的共同点在于着重推广“生活禅”：一种不论在小区公寓还是寺院里都能实践的修行。 明尧告诉我，中国人正在重新点燃对佛教的热情，但这种热情还很肤浅，并经常是出于误解。“大多数人”，他说，“要么是被密宗的神奇能力吸引，要么是在净土宗里寻求逃避，他们并不对完全的解脱感兴趣。但其实任何修行都要立足于禅，包括密宗和净土宗。禅是佛心，学佛的人早晚都会走向禅修这条路。禅在中国曾经濒临灭亡，这两年刚刚有点好转，将来怎么样还很难说。” “对禅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特别是年轻人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但是要让人们真正理解禅，还需要更长的时间。禅宗的寺院现在也越建越多，但更重要的是重建禅的精神。这就是我们的杂志想做的事情。回到唐朝时的繁荣是不可能了，现在需要让人们理解：怎样在现代世界、日常生活里实践禅的思想。这是禅的根本，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都可以修行。禅关心的是我们此刻的想法，而不是历史上的那些仪式或戒律。” 尽管对禅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但明尧认为，缺少合格的导师是个很大的问题。人们不知道从哪儿开始，怎么开始。而《禅》可以在这一点上提供帮助。它提供相关的知识和必要的鼓励，但它不能代替导师的作用。明尧承认，真正有资格教授禅的人实在太少了。许多自称能教人学禅的人其实不能，他们只是在空谈。 我终于等到了真正想问的问题：如何解决语言的问题？禅宗大师们的确一贯看不起语言。他回答我：“不用语言是不可能的。我们的杂志会尽量用普通读者能看懂的语言。语言是为了区别事物才产生的，但真正的道超越了语言上的区别。从这一点看，语言是需要跨越的修行障碍，但是在我们意识到这一点之前，需要有人用语言来告诉我们怎样才能意识到这一点。自己悟道和教人学道都离不开语言。当禅宗大师们直指人心，告诉弟子不要受制于语言的时候，他们的意思是：道并不在语言之中。他们并不是要我们不看书，不读经。以文字见道，就如以手指月。语言的作用如此，我们的杂志作用也如此。它为人指示正道。如果人们想知道月亮的样子，他们还是要用自己的眼睛去看。” 这顿饭吃了很长时间。明尧还谈到别的事情。饭后，他带我去见了一群比丘尼，大约有十几人。这些比丘尼也是净慧的弟子。我和净慧相识于1989年，如果不是他向我指点中国隐士的踪迹，我不可能写出《空谷幽兰》。所以，某种程度上，我也接受过净慧“传法”，也可以算是他的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