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纪事
2012年,带着侗族人的歌队做了一万公里的40场巡演后,我去了柏林,那个冬天,我等待着传说了多年的世界末日。如果末日没有来临,我就穿着我喜欢的旧鞋子,把柏林走遍。从东柏林到西柏林,把所有地铁上的站记住。这样在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永远不用迷路了。我一厢情愿地,就把柏林当成了故乡。
是的,我爱自由,却只有一种不自由的方式。
那一年甚至要结婚了。因为幸福大街那首《冷兵器》:“你从来不是国家的敌人,你只是一个囚徒”。
K 以他特有的狂飙突进的方式爱上了虚拟世界的我。他从柏林给北京我写信,引用了瓦雷里的《海滨墓园》。他给我打电话,却非常喜欢我的声音。他觉得,这样脆弱的声音是有着诗的隐喻的,像是一种灰暗的命运。他在信里说,真幸运,是我爱上你。不管怎么样,漫长的等待总是有用的,终归是要有人爱上了我的。
那时,秘密警察已经盯上了我。我和邻居都被片警审问了。有人举报你颠覆国家政权。我哑然失笑。此事不了了之。
我自知不够安全,很快买了机票,在德国朋友的帮助下拿到了签证,临走前,我用了一个新的电话号码,在凌晨登上了飞往柏林的班机。
柏林刚刚下过了雪。到了柏林,我说,我只想睡一个月的觉。把过去的不快乐,统统忘记。
实际上,即便在柏林也是经常失眠的。
我经常要走路五分钟去搭乘地铁。那个德文站名走了那么多次,我还是忘记了。踩着地上的碎冰,还有柏林遍地的落叶。那些热闹的酒吧,是属于柏林人的吧,我走不进去。这个世界,我进不去啊。我是他的乡愁和爱,他的爱却设法着陆,我还没有复原,没有这个能力。在躁狂和抑郁里两极挣扎,我恳求他,请给我一点时间吧。
“你跳脚的时候,他说,我就想,我是你爸爸,我不生气。”他在街上对我说。
我说,“如果我们将来分开,你千万别不要把我当敌人。”
他睁圆眼睛:“我们怎么会分开? 我正在努力挣钱。”
“你会有钱让我做音乐吗?”我问他。
“你可以在柏林开始。”他模棱两可地说,“柏林是音乐人之都。”
我到柏林的第一天,K把一个银行卡放在了我的床头。或许爱一个女人的方式,就是给她钱。他把密码告诉了我。我没记住。他打算把他所获得的一切荣光,和他的未来和我分享。我心不在焉,神情恍惚。
K读了我的书,听了我的音乐。他把柏林所有的朋友都介绍给了我。他说,你没有真正爱过。
“我们结婚吧!” K说。“我们可以在任何一个我们想呆的国家呆着。”
“你可以写作了。”他说。
“我想吃披萨。”我忐忑不安回避了他的眼神。
我去过白雪皑皑的柏林墙。那里并没有旅游者,所以相当安静。柏林这么文艺的地方,我的爱却毫不文艺。充满了不确定性。在德国人的广播里听到换届的消息,习上了台。我以为这一切和我都没有关系,当然也预想不到8个月后,铁腕政策和那些暴风疾雨一般的"传谣”风波。自上而下的动荡,只是都不明说了。
总统高克举着酒杯向我们走来。我穿着丝绒旗袍站立,微笑着向他致敬。这个前东德神父对我说,你脸上有一种表情,是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
中国已经很危险了,K对我说。中国在变成一个大垃圾场,你不要回去。他们会把你抓起来。
一个朋友在北京拜访我,打开了相机,浏览图片时,他惊讶地说,除了建筑和街区,你一个人都没拍下来。
是的,和本雅明相反,我不会使用相机。我遇到的人和事,都无法记录下来,我是一个胆小而谨慎的女人。我不记录影像。我没有记录过那些爱我的人。
我们之间有严重的冲突。他躁狂地举着拳头在空中挥舞:你这个疯子。他说。
他的好友蕾拉,一个远嫁柏林的北京女人,对我这样比起他来,还算年轻的女人,其实是有些疑虑的。她带我去搭地铁。带我去看库当大街上的衣服店。她直截了当地问我,你爱不爱他?
我想了下,说,我们很难说特别爱一个人,愿意为谁去死了。我只能说K是这个世上我最在意的人。重要的是我会容忍他,在他将来不爱我的时候。
她说,你结婚吧,他那么爱你。而你终归是要结婚的。
爽直的蕾拉陪我们去了在市政厅,充当翻译。那天还有其他人在登记。似乎我离幸福非常近,因为我很快会去瑞士,印度,墨西哥,任何一个我想去国家,开始我想要的自由和写作了。我面无表情地填写了所有的信息。开始感到恐惧了。之后坐地铁,下了车我开始躁狂起来,低声吼道,我不会和你结婚的!
在深夜的地铁站,他突然哭起来了,他已经五十多岁了。他说,我感到我要失去你了。
我没有去安慰他。因为我觉得,在不久的将来他就不会再爱我了——从来没有人在未来爱过我。他们只是以为,他们过去爱过我。但那是一种双方的幻觉。这一切从来不是真的。没有一个人会爱上我。
我疲惫之极。在他难过的时候,我都该给他安慰。我心想,不是你说的那样,你会失去我——事实上是你从来没有失去我,而是我——我要失去柏林了。
柏林文学节主席听过我们的唱片,作为一个左派,他很热情地用英语说,“很美的声音!我希望明年的柏林文学节,你来做嘉宾。”
我没记住这个人的电话。没和他联系过。
我好像一直非常慵懒和恍惚,对一切要害之事,都不会去想起和追索。只是本能地回避了事物本身。我想起了本雅明,身上充满了太多不确定性,在快要获得自由,有人可能要帮助他的时候,他自杀了。“天使站在废墟之上,回望历史。”他这样写。他爱过一个来自共产主义的娼妇。那些残忍、坚硬、不可能的,幻想中的爱,永远葬送了他。
我对这些语焉不详的爱,充满了厌倦。
不确定性,是一个作家抵抗陈腐的观点的唯一办法,也是通往不确定的自由之路——这一切,具有太多鲜明简单的观点,贩卖悲情、暴力、感伤式的中国作家,都不曾理解这点。你是否记得苏晓康式的自我消耗式的,漫长而绝望的爱情?你记得肖邦和帕斯捷尔纳克的杰出成就,是否记得他们的懦弱和绝望?你是否记得巴赫生前死后都默默无闻?缺乏宗教和哲学的国度,自然就缺乏真正的作家,和真正的悲天悯人。
唯有理解了懦弱和绝望的人,才能理解文学与诗,是这样的吗?我为自己没有成为真正的作家感到遗憾。不是没有写作的可能,却终止了。我不可救药地缺乏安全感。出于敬畏,我不敢引用经书。宁肯把自己消耗在无谓的爱情里,那里未必有我想要的自由和温暖——许多年来,我只是无法面对世界的鸵鸟。
十几年前,在小说里我是这么写的:一个女人,她只要爱,或者死。
回国前夜,K给我买了一个小的咖啡壶。2013年1月1日的午夜,我带着过了海关。坐在空荡荡的飞机场,我哭了起来——绝望和恐惧无处不在,如影随行。
2013年7月,我被刑事拘捕。11天后,在网民的呼吁下,我被释放了。之后,我想起了9个月前的婚约。我给K写了200封信——他也许是唯一爱过我的人,也是我在绝望之地,唯一求助的人。他没有回过信。最后,我写信祝福了他和他的新女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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