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仕忠: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思想学术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时间:2015年3月27日
地点:学而优新港店四楼多功能厅
我这十几年来,做了一项工作,就是调查寻访日本图书馆收藏的中国戏曲古籍,一个图书馆一个图书馆地查,一本一本地看,以亲眼所见为依据,再作著录,编了一本《日藏中国戏曲文献综录》,这是日本人也没有做过的事情。又出版了一部《日本所藏中国戏曲文献研究》,来说明收藏源流,珍稀版本等。同时,和日本学者合作,把那些孤本、稀见版本汇总出来,影印出版。已经出了两集,今年还会出另外两集。
日本的戏曲收藏,通常见于各家图书馆所设的学者“文库”。要了解这些学者为什么会收藏戏曲,就必须了解他们及他们的前辈所做的工作。他们的前辈所做的事情,又与国家、民族思想文化的变迁有关。这样一步一步往前推,让我的视野涉及到了日本近代以来的学术研究的产生发展情况,然后就发现,中国现代学术的直接来源与日本有着密切的关系。
例如我从事的戏曲史研究,就是这样。
1913年前后,王国维在日本京都完成了《宋元戏曲史》,这本书被认为是中国戏曲史研究的奠基之作,曾给日本学术界带来巨大的刺激。1919年时,东京大学教授盐谷温说,受王国维著作的刺激,一批日本学者都开始研究中国戏曲史,成果卓著,形成了“万马奔腾”的局面。照这个说法来讲,王国维不仅是这个学科的奠基人,也引领了日本人的研究。
但在看到更多的材料和信息以后,我发现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王国维之所以选择戏曲研究,也正是受到了日本的影响。所以,我们往上追溯,发现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学术,和日本明治时期的学术思想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中国人很喜欢讲日本的文化来自于中国,从中国拿过去,学过去,甚至是抢过去。而我现在要说的是,近代以来,中国受日本的影响更多一些。可能会有人觉得新奇,甚至在感情上一时不能接受,但事实就在那里。
当然,讲这个题目,可能太专了一点。所以,为了这个讲座,我还认真地再读了几本书。读了以后,我想讲的重点就又有一些变化。我读了有关“明治维新”的几本书,写得很不错,有许多内容是我以往所不知道的。所以想跟大家说一说,分享一下我所看到的。这里并不都是我的观点,我做了一些发挥,讲讲我觉得比较有意义的那些事情。
要讲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学术思想对中国的影响,我还得先说说什么叫“明治维新”。要说明治维新,还得先了解为什么日本有“明治维新”。日本明治维新,确立开国政策,向西方学习,其实和中国也有关系。近代以来的历史,是东方社会被迫西方化的历史。只是有的是主动的,有的是被动的。这个过程,把中、日两国对照着看,会看到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 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比中国早半个多世纪演绎过的东西,二十世纪初在中国重新演绎了一次。比较中、日的状况,对我们理解中国近代史,了解二十世纪中国思想、政治、文化的发展,也许是一个很好的角度。所以我今天想从这里开始讲。
为什么在亚洲最早提出全面向西方学习、然后迅速崛起的会是日本?我看了这段历史以后,发现其实充满了偶然,却又有其必然。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13年以后,1853年,美国佩里将军带了四艘军舰组成的舰队进入东京湾。这四艘军舰全身都是漆黑的,日本人称为“黑船”,所以说人称“黑船惊醒太平梦”。[所以有“黑船惊醒太平梦”的说法。]
日本是一个单一的民族,自古代以来很少战争。这个社会一直非常平静。在这之前,相当于清初,开始了江户时代(1603-1867),德川幕府将军统治了这个国家。而天皇从十二世纪开始就没有了权力。在江户时代,幕府将军掌握着权力。天皇住在京都,幕府将军住在江户,也就是现在的东京。在整个江户时代,幕府实施的是闭关锁国政策,日本的大门,是在幕府末年被敲开的。这比1840年中国人被鸦片战争敲开大门,晚了整整13年。这13年的延缓,对日本非常重要,因为让他们有时间来思考,思考如何去应对,如何接受中国的教训,如何避免中国的命运。
1853年,佩里将军来了,递交了总统的国书,强制日本缔结了“日美亲善条约”,要求允许美国人自由出入江户湾,日本必须提供水、煤等。
当时的幕府正处在一个非常微妙的时期。第一,幕府将军身体不好,对于继承人是谁,有很大的争议。第二,幕府本身的力量不够,对整个国家的控制日渐削弱。
外国人要日本“开国”(开放门户),怎么办?幕府将军不敢说,觉得承担不起责任。有大臣说:“要不我们问一下天皇?”在以往,通常幕府将军怎么说,天皇就怎么说。根据以往的经验,这就是走个程序而已,天皇一定会同意的。不同意怎么行呢?——他吃的用的都由幕府将军来决定。当时天皇穷到什么程度?穷到喝一瓶酒要掺1/3的水。天皇的大臣穷到什么程度?得把家里房子的几分之一出租赚点钱。这就是当时天皇及大臣的处境。
何况幕府使者还带上了3万两黄金。只要你同意,这3万两黄金就是你的。这本是十拿九稳的事情,没想到,天皇竟然拒绝了。天皇接受的实际上是中国传统的观念,“尊王攘夷”的观念,他认为绝对不可以。但下一步怎么办?国难当头,幕府无法应对。当时的幕府宰相灵机一动,把美国总统国书的译文分发给各大名(诸侯),要他们畅所欲言。数日后,又把咨询的对象扩大到幕府官僚、各藩藩士,甚至一般民众。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破天荒的“民主”创举,竟然埋下了幕府灭亡的导火索。
江户时代的日本是一个封建的国家,德川幕府将军全面掌握权力,根本没有天皇和大名(当时有260多个藩国)插嘴的余地。因为“广征众议”,让他们有了议政的机会。一些原本离权力很远的人也能发出声音,并且再不愿意放弃这个机会,从而让整个日本政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天皇说要“尊王攘夷”,“王”就是天照大神,“夷”就是外国的夷敌,他的观念其实是中国的、东方式的,完全没有开放的意思。天皇与幕府、各地藩主之间的想法不一致,立场不同,观念不同,利益不同,最后引发幕府、天皇、诸藩之间的矛盾冲突,导致了幕末时期政局的动荡。在这当中,有两个藩非常厉害,就是在南方的长州藩和萨摩藩(萨摩藩就是现在长崎那一块)。
日本在幕府初期时就已经实施了闭关锁国的政策。为什么要闭关锁国?1596年,一艘西班牙商船途遇暴风雨,漂流到日本浦户港。丰臣秀吉派大臣增田长盛前往调查,问到西班牙在哪里,有多少人口,船[?船长]长摊开地图,指着西班牙、中南美洲和东南亚几个地方,得意地说:这都是西班牙的领土。增田长盛惊讶地问为何这么多领土。船长回答说:先派传教士到这些国家传教,等信徒渐多之后,再派军队里应外合征服他们。丰臣秀吉闻知后大怒,下令逮捕在日本的[?方济各会的(按,天主教托钵修会之一)]传教士及信徒,将二十六人处以死刑。随后德川家康执政,更在1639年完成其“锁国体制”,禁止基督教,不许日本人出国,除发誓不在日本传教的荷兰和非基督教国家如中国外,不许其他外国人到日本。只保留一个通商口岸,那就是长崎,允许荷兰人和中国人在这里贸易。此后日本唯一保持来往的西方国家是荷兰,因为要交流,要学习语言及文化,需要设立学馆,进而形成了具有150多年历史的“兰学”。注意,这“兰学”后来对日本幕府末期的的变革与明治维新的发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也就是说,从1639年到1853年佩里敲开大门,日本曾闭关锁国了215年。所以当别人来敲门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是拒绝。但拒绝的结果是引发了一连串的问题,导致整个日本政局的改变。当时长州藩和萨摩藩的第一想法就是应该打,把英国人、法国人,把来的都打出去。1863年,这些想法变成了行动,这中间发生了摩擦与战争。英国军舰过来打萨摩藩的时候,日本人的炮能打1公里,英国人的炮能打4公里。但是英国人进入港口时对当地不了解,停的地方正好是日本人平时练习打靶的地方。虽然当时日本人没输,而且受伤的英军舰队只能退走[?],但对方的坚船利炮给萨摩藩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而且如何应对更激烈的报复?事实上大清帝国已经有前车之鉴。这样的情势,引发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变化。所以萨摩藩主动求和,赔偿对方损失。而英、法才恍然发现,幕府权力已经下降,不能代表日本,而藩国的力量不能小看,日本的将来,可能会是以雄藩为主的联合政府。
在鸦片战争背景下,日本已经注意到必须努力去了解西方。当时长州藩就派了5个人到英国留学,伊藤博文是其中之一。他刚到英国不到半年,突然听说他们藩要和英、法、美、荷联军打起来。这五个人已经对西方有了初步的了解,认为对抗绝非好的办法。商量的结果是让伊藤博文赶紧跑回去,劝说绝对不能打。但他的劝说徒劳无益。结果自是日本惨败。从而使得长州藩内的实力人物愿意坐下来听伊藤博文的意见,冷静思考日本的未来,最终放弃攘夷主张,转而成为主张开放的主力。
这是日本的幸运。因为当时有一批年轻人已经通过“兰学”,通过到西方留学,了解了西方的力量与国际发展的大势。同时,还有中国鸦片战争的失败案例在前。在这种情况下,战争、对抗,结果会更惨,赔的钱会更多。必须搞明白西方列强的目标是什么,然后有针对性地去做。不能打,只能先妥协,忍痛承受,才能避免更大的伤害。
说到这个的时候,大家一定会想到鸦片战争以来,我们跟西方列强的冲突都是这种状况,打得过也打,打不过也打;不打就是汉奸,打就是英雄。最后打得不可收拾,只能赔更多的钱,只能签订屈辱的条约。国人仍不反省,认为去缔结条约的人是卖国贼,有了这些“替罪羊”,人们的心理便可得到安慰。李鸿章等等,都是这样的“卖国贼”。
1853年,美国人成功地打开了日本国门。很快,第二年,英国来了、俄国来了、荷兰来了。西方列强纷纷进来,分别签订了条约,敲开了日本的大门。但天皇却主张的是“尊王攘夷”,这就引起了巨大的冲击。
特别要强调的是,萨摩藩和长州藩原先是抗击外国势力侵入最激烈、最强劲的两个藩。但是,当他们亲眼看到西方列强的枪炮是什么样的时候,他们的第一想法就是,“此刻我们没办法跟他们作对”,他们的思想方式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叫不打不成相识。后来,这两个藩变成主张开国、开放的最重要支持者。也是在这两个藩的支持下,代表天皇的集团最后打败了幕府,建立了新的日本。
主张“尊王攘夷”的人,也叫做“尊攘派”,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攘夷派实际上违反了历史潮流,因为国门的打开、国际交流是挡不住的潮流。他们的出发点也许是违反了历史潮流,然而,恰恰又因为他们的做法,导致日本政坛、国家体制的变化,又推动了历史的前进。历史常常就是这样跟人们开玩笑。
1853年之后,在列强进入日本的时候,还发生了几件事。
第一个事件,有三个老外(二男一女)[到底几个老外?]在江户大街上走的时候,突然对面来了一群武士。按照当时的情况,武士来的时候,平民要跪在旁边等人家过去。老外哪里有这个意识?你走你的,我走我的。武士说“你无礼”,拿刀砍死了一个老外,两个逃跑了。对女老外还比较客气,割了一缕头发就把她放掉了。
第二个事件,长州藩跟列强打了一次。西方列强要求长州藩赔偿300万元。日本的情况非常有趣,因为攘夷是天皇的命令,也就是为了国家而打,赔钱就赔吧。签约了以后要赔钱,谁来赔?幕府赔。因为那个时候幕府代表政府、代表日本。在这种背景下,幕府很被动。幕府想,怎么摆脱这种状况?下面的人出了一个高招:我们假装把权力还给天皇,反正天皇是孤家寡人,哪能自理,最后的结果还是得求幕府去办,所以我先把名义给你,把责任给你,我们就可避免承担责任了。
但我们孔夫子早就说过,不能把“名”轻易借给别人,借了以后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这个事情就是让天皇有了发言权。
天皇本身就是日本民族的信仰和象征,所以更多的人希望天皇发出声音。还有一个是权力的问题,有200多个藩,大多都是外藩,原本没有权力。权力集中在内藩。
德川家康自己嫡系的三个儿子叫“御三家”,担心万一这条线断了,可以从堂兄弟那边找人继承。200多年以后,后面的人也说要设“三家”,到我这代,我们三个兄弟也是“御三家”,所以有八九家特别亲,掌握着基本的权力。其他属于外藩,就没有太大的权力,所以他们愿意让天皇出来说话。而天皇要对抗幕府,必然要依重诸藩,让天皇说话,等于给了外藩说话的权力。因为这种相互之间权力的争夺、转移,打破了旧有的平衡,最后导致幕府将军的垮台。
1867年,幕府将军德川庆喜上表大政奉还,结束了260多年的幕府统治,还政于天皇。这原本只是一个幌子。幕府将军想的是,还给你以后,你肯定得送还给我。没想到人家顺水推舟,一帮激进派随之推进,最后攘夷变成倒幕,长州藩和萨摩藩变成倒幕运动的最重要力量。
在幕末的战争中,幕府的兵没有目标,不知道要干什么。要去平息不听话的萨摩藩,别的藩不愿意、不积极。因为得自己出钱,死了人还得自己赔,幕府赢了,也没什么好处。但是萨摩藩和站在天皇那边的人有明确的目标,更有战斗力,这种人心的变化,最后导致幕府的战败与灭亡。“明治维新”随之登场。
1868年,正式推翻了幕府。历史也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时机。孝明天皇(主张攘夷)突然死了。他的儿子即位,这就是明治天皇,但年纪还小,只有17岁,实际上不能掌控权力。所以当时的大臣和国内另外一帮人学曹操“挟天子以令诸候”,用天皇的命令发起倒幕运动,消灭幕府。这场战争进行了1年5个月,最后以中央政权大胜结束。
大胜以后,明治天皇从京都迁都到江户,江户改名为东京。这场战争经历了一年多的时间,推翻了幕府。幕府将军退隐到水户藩,让他那个系统的一个6、7岁小孩来继承他那条线,也就是说,他们不再掌握权力。
于是大臣说,幕府将军让出权力,那地方割据的藩王也应该让出权力。应敬奉天皇,给国家更大的空间,这就叫“返还版籍”。原来是分封下面某一个地方,地方的收入都是藩王的。但“奉还版籍”之后,土地还给天皇,土地也就变成国家的,由政府控制。
1871年,再进一步,废藩置县。藩王的地盘统统灭掉,都变成国家的县级单位,当然,县级单位的主要负责人还是藩王。这样一来,反抗不是很激烈,所以顺利过渡。国家彻底掌握了土地与权力。
所以,日本的明治维新,便是经历了这样的过程。从一个封建国家,蜕变成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
1868年4月6日,明治天皇向天神宣誓建设新国家。总共有五项誓言。我们来看后两条。
“第四条:打破旧来之陋习,立基于天地之公道。”
后半句基本上可以不管,但前半句非常重要。“打破旧来之陋习”,就是打破传统,打破以前有问题的地方。这就是要改革。
“第五条:求知识于世界,以大振皇基。”
“求知识于世界”,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口号,当时所谓的世界就是指西方发达的文明国家,也就是向西方学习。
从1853年美国人的军舰敲开日本人大门之后,日本便面临两个难题:
(1)如何把分散的封建(幕藩)国家变成力量集中的统一国家。因为必须把权力集中到中央,很多的事情才能推进。
(2)当这样的国家建立后,就是如何快速地引进西方文明,达到富国强兵的目标。
日本其实也很幸运,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幕府将军死了一位,在继承人选问题上的分歧,导致了幕府本身的裂痕,为后来天皇介入埋下根子[:?为后来天皇介入埋下根子]。接着是天皇死了。新接任者非常软弱,所以“另一帮”乘机兴起并[“另一帮”趁机兴起并]掌握了权力,也就是说,幕府把权力交出来了,天皇实际上控制不了,所以,这权力便进入到了政府内阁,让日本开始很容易地用君主立宪的方式推进它现代化的进程。
日本为什么能做到?同样的情况下,我们一次一次地受辱于英国人、法国人,最后到八国联军进来,被他们欺侮、凌辱,然后是天价的赔款。而日本虽然也一度受辱,却强忍屈辱,图谋变革,主动学习,然后很快崛起。为什么会是这样?这正是我们需要了解的。而且日本在当时做的,真的令人钦佩。这么一个小国家、单一的民族,当时人口大概1600万,在很短时间内,成为世界的强国。这意味着它一定有很多东西是世界上别的国家所不能企及的,其中也包括着中国。
在1853年美国敲门进来之后,各地藩主、知识分子,很多人都在思考该怎么办?从1857年开始,幕府就着手派人到西方去留学。这之后到明治维新开始的十年当中,往西方留学的日本人就有152人。幕末时期的这帮留学人才,成为明治政府的大脑、执掌者。因为他们真正了解西方,并且没有包袱,所以能够按照西方的方式来设计,建立一个实际上是由精英领导、设计的国家,假着天皇的名义,普通民众只需要埋头执行,从而势不可挡。直到今天。
1853年,美国军舰强入江户湾,强势要求打开大门,开放口岸,让其自由进出。1858年,强势要求缔结不平等的条约——通商条约。第一个条约,还只是允许我的军舰靠边,你给我加水、加煤。后一个条约,讲的是两国之间的通商,非常不平等。结果,日本人好像很高兴,还提出了一个奇怪的要求:我们之间这个条约,希望能在美国正式缔结,举行仪式。当时美国负责谈判的人觉得非常惊讶,怎么会提出这么怪的条件呢?到美国去得花多少钱?需要多少时间、多少人?借此机会去旅游?但日本人就是这么要求的。美国人也很高兴,这说明这未开化的国家对文明国家是彻底地认同嘛。
日方派遣一个阵容强大的使团去华盛顿,并且为此准备了两年。1860年,派往美国的使团,总的人数有77人,坐着一艘轮船去,同时派了一艘军舰护航。为什么要军舰护航?1855年时,他们已经开始设立海军学校,培养了一批人才,借这个机会考核长崎的海军传习所毕业生驾舰横渡太平洋的能力。
一名随员在日记中说,“我国人当中,视洋人为犬马者,十之八九。……然而一旦了解实际情况,人人如梦醒般悔悟前非”。
1860年开始,一直到1867年,其间西方列强都要求日本签订不平等的条约。然后日本人的做法就是,我们派人去你那里签约。他要以这种方式让他的官员、技术人员、留学生进入这些国家,完整地进行考察。这个过程中,不单单是签约,主要是考察相关内容,了解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技术,尤其包括它的政治、法律、议会等等。
为什么日本人要去到缔约国?而且是主动跑出去?当时幕府经济已经非常困难,然而再困难,也要出去。因为你要战胜西方列强,必须首先了解敌人到底是怎样的。这就是日本人。对他来说,非常简单,要赢你的对手,就必须要了解对方。也就是《孙子兵法》说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以上是幕府末年,面对西方列强的挑战,日本的应对情况。
1868年1月,明治新政府成立。经过一年半左右的战争,最后统一全国。然后撤藩改县,权力归于内阁。下一步的目标,就是向西方学习,让日本成为强国。
怎么学习?1871年,明治政府派了由46名政府官员组成的庞大的使团,奔赴欧美12个国家。当时内阁新政府的一半要员,都进了这个使团。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在自己国家立足还未稳,政府财政还面临着巨大困难的时候,居然派了半个政府的高层人员到西方去,转了一年零九个月。其中在美国205天,英国122天,法国77天,德国33天,瑞士27天,意大利26天,俄国18天……他们每到一地,就尽可能地参观各种设施,可以用“贪婪”两字来形容。在钢铁厂铁水纷飞的地方,贴近着观看,铁水已经快溅到身上了,但是他们还在那里恋恋不舍,因为他们希望睁大眼睛看人家的过程是怎样的。
当时考察的内容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各国政治制度的理论及运作。外交部、议会、法院、财政部的机构编制与实际运作情况。二、与经济、财务有关的各项法规及其运作。三、各国教育制度及实际运作情况。四、各国陆、海军的制度及实际运作情况。
国家花那么多的钱,有那么多人出去,就是希望睁开眼睛,全面看看他们到底是怎样想的、怎样做的。既然我们搞不过别人,被人家敲开了门,只能缔结不平等的条约,那我正好借这个机会,睁大眼睛看世界。我也理直气壮地说,那你邀请我去看看。当时的西方世界,目标是希望各国开放,开放后能平等地做生意。这种观念在中国行不通,但日本人很快接受了,而且以更主动的方式走出去,希望自己也成为列强当中的一员,可以在将来参与瓜分世界的盛宴。
日本人怎么引进西方的文明?以引进人才为例。我们来看从1872年到1885年,日本政府聘请的外国专家人数。从1872年到1876年,分别是369人、507人、524人、527人、469人。然后逐年递减,到1885年是155人。也就是开始尽可能地聘请外国的专家们,通过外国专家进来,学习知识、技术,培养本国人才[学习知识、技术,培养本国人才],最后的目标是让自己的人成长起来。
1877年,东京大学成立。当时有教授39人,27人是外国人,日本人只有12人。这些外国教授的薪水,占整个东京大学预算的1/3。到1881年,外籍教授仍占到一半。这些外国教授请过来要很高的价钱,但是日本人认为必须要这样做,不这样做请不到好的学者,也就学不到好的东西。明知学费昂贵,才更懂得珍惜,才会更如饥似渴。所以,他们很理性地看待支出的每一分钱,让它花得值得,产生更大的效益。
我们来看一些事例。
日本很快开始建他们的第一条铁路。1872年10月,从东京到横滨的铁路完工;1874年5月,从大阪到神户的铁路完工,这是第二条,再然后有第三条,大阪到京都。建第一条的时候,完全采用外国技术,负责设计与施工的工程师都是国外专家。到1878年建第四条时,已经是全部由日本本国的工程师来兴建了。这就是日本。
幕府末年,日本的生丝占出口总额的一半,但质量完全比不上西方机器制造的生丝。1870年,他们请了一位法国的制丝专家,用法国设备,建起一座现代化的丝厂,又请了涉及各个程序的十一名法国人。先是请法国熟练女工一对一地教,日本女工学会后,又担任教师角色,教导其他女工。几年后,这些女学徒返乡,又把技术普及到各地。到1901年,日本的丝织产品出口量全世界第一。
再看政治制度。明治政府实施的是君主立宪制。这是按照英国的方式建立的。幕末战争最后大概死了三千多人,有四千多人受伤,总的来讲,这是一次流血的事变,但并没有引起巨大的社会震荡,所以能够平稳过渡,还政于天皇。但天皇实际上只是一个象征,主要的权力在内阁,首相才是政府的负责人。这种方式其实是完全按照西方的方式设计的。
既然要学西方就要学到位。在1868年后,1871年左右,日本颁布了教育法,建立新的教育系统。中小学按照法国体系建立,新建立大量的中小学,让所有的小孩都能进学校学习,然后再建立大学。1877年,东京大学成立,在此同时,还有很多民间团体设立私立大学,以及夜校、函授。当时有“东京专门学校”,就是这样的学校。它在1905年时改名为早稻田大学,是当今日本最知名的两所私立大学之一。另一所是福泽谕吉在1868年成立的庆应义塾,即现在的庆应义塾大学。
再看思想文化。在这方面,日本全面译介西方的思想、学术、文化著作,按西方的标准建立新的文化学术体系。
这种传统在现在一直保持着。只要西方有最新的著作、发明、学说等,日本一定会在第一时间进行翻译。与此同时,[与此同时,]也存在难题:如果全部学西方,那日本在哪里?所以日本强调说“我们以日本为主体,兼学西方”,又说并不是简单地强调我们的传统如何之好,而是完整系统地接受西方的思想文化体系。借西方的思想文化体系,同时重建日本和东亚的文化。尤其是明治初期,一批启蒙思想家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不仅介绍西方的社会状况,而且推介[推介]西方的思想观念,倡导平等自由,尊重知识等等。这些在当时的社会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日本很快开始以西方的观念来建构东洋的文化体系,所有历史、文学、哲学、艺术等等方面的建构,都是借助西方的观念完成的。例如在文学研究上,在彼时的中国,戏曲、小说被认为不登大雅之堂,所以从来不能进入学术的主流。但明治时期的日本人,却毫不犹豫地把戏曲、小说当做文学的主要组成部分。为什么这样?因为在西方,戏曲、小说就是文学的主流。古希腊的戏剧就是西方文学的源头之一,悲剧所表达的审美,又是西方美学等观念的源头。然后是莎士比亚的戏剧、十九世纪的小说,都是当时西方文学的正宗。所以,日本毫无负担地用西方观念构建一整套的东方文化体系。与此相应的结果就是,近代学术意义上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戏曲史、小说史、诗歌史、赋史、词曲史等等的书写,都是由当时的日本学者完成的。在完成草创的同时,很快在各个专题领域取得了迅速的发展。到二十世纪前半期,日本也是世界上中国研究做得最好的国家。所以国际汉学界认为对某领域最好的的研究,有“中国学在日本”、“ 敦煌学在日本”等说法。令当时的中国学者很难堪,然而事实却也是如此。
日本人说,明治时期是一个伟大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有很多人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建立了很大的功绩。20几岁就在各个领域崭露头角。也因为年轻,所以他们有冲劲,很少受到束缚,有什么想法敢于去尝试、去创造。所以这确实是日本人才辈出,真正兴旺发达的时期。
明治维新进行不过15年到20年,日本就已经变成亚洲的强国。回头来讲,为什么日本很快完成了近代化、现代化的历程?为什么日本能做到,而中国不能做到?
1867年8月16日,一位西方记者在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比较了中、日两国国民的差异。他的分析哪怕放在现在,依然有它的意义。他说:“这两国的国民差异极大。一边是进步主义的典范,一边是保守主义的化身。中国人喜欢回顾过去,日本人喜欢展望未来。当面临一项新的计划时,中国人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反对该项计划,日本人则以极为乐观与善意的心态迎接任何新点子。”所以人们常说,对中国人来讲,规则是用来打破的。因为面对所定的规则,我们首先想的是怎么打破它、绕过它,让那帮“傻”的人去遵守,我们就悄悄走后门得益。日本人则会用非常乐观以及善意的心态积极迎接这种挑战,迎接新的东西。中国人喜欢往后看,日本人喜欢往前看,确实如此。这种情况,触及到我们的国民性,因为现在依然是这样。那时候的西方人对这两个国家的不同已经看得非常清楚。而且这里所说的两个国家的情况,还是在1867年的时候,当时明治维新还没有开始,明治天皇是1868年1月才继位的。
为何日本能,中国不能?
一、日本有“兰学”,学习研究荷兰语及相关的知识、思想。日本最初通过“兰学”,学习西方的医学、天文学和本草学等知识。到幕末后期,开始了解其他的知识,包括物理、化学、炮学等领域;医学也出现了内科学、外科学、产科学、眼科学、小儿科学等专门的书籍。在明治前期引发重要影响的那帮人中,有几位重量级的人物,原来都是“兰学”出身。例如福泽谕吉就是兰学出身。他19岁时学兰学,后来发现兰学不行,还不如直接学英文,因为英文才是世界通用的,所以24岁开始学英文。加藤弘之,有名的思想家,还有西周,这几位都是非常出名的启蒙思想家、哲学家。“兰学”的过程有200年左右的历史,到明治维新之前,让日本拥有两千人左右的“兰学”人口,也就是说有两千多人接受过兰学的训练,能够通过荷兰了解到西方。而中国却没有这样的群体和渠道。
二、中国有科举,日本有武士阶层。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文章说中国科举制度带来的问题,因为科举的最后目标,考好了就能做官。所以中国的读书人认为抵抗侵略、打仗,这些都是政府的事,我只要把我自己的事情管好就行。日本的武士阶层则是另外一种类型,他的责任就是“捍卫”,所以一听到外面打进来,他第一想法就是我们怎么样打回去,他有责任,他要主动去做好这些事。
1853年,美国的佩里军舰打到了江户湾,最后迫使日本缔结不平等条约,然后他们就大摇大摆地走了。走的时候,突然发现有两个日本年轻人摇着小船跟了上来,他们就把两人抓起来。问他们干嘛跑过来?这是一个叫吉田松阴的长州藩的藩士,当时20几岁,带着他的一个随从。他说,我希望跟你们走,我想去美国看看。吉田松阴29岁时,在幕末政治斗争中被杀头。行刑前,他在狱中作诗云:“即使身朽武藏野,长留天地大和魂。”这就是日本武士所体现的精神,这和一个国家的精神是连在一起的。
三、中国遭西方冲击在先。
1840年中国发生鸦片战争,1841年、1842年,日本有一些知识分子已经在他们的文章里提到并议论:听说大清国已经受到这样的侵略,以后不知道会怎么样,我们该怎么应对?日本是太平洋的门户,毫无疑问,肯定是避免不了的,我们以后怎么办?
日本当时实施闭门锁国政策,唯一的开放口岸是长崎,只允许中国和荷兰的船过去。为了得到世界最新消息,他们规定凡是荷兰的船要靠岸,都需提交一份报告,把你们知道的世界情况告诉我,把最新的信息告诉我。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了解海外,了解世界大事。所以中国比日本早13年受到冲击,这期间让日本的朝野得以冷静思考大清国挫败的教训。在日本人看来,如果我们一定要和人家硬打,反击的结果只会步中国的后尘,招来更大的灾难与屈辱。很显然,对西方列强的新式武器,我们根本没有抵抗的余地。所以要思考,怎么办?
四、中国的文化优越感比日本强。
我们中国是泱泱大国,有数千年的文明,居世界中心,其他地方都是蛮夷,哪里会有文明?这种情况下,让我们要学别的国家,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有笑话说,慈禧太后问葡萄牙、西班牙,别人说这都是他们编出来骗人的,怎么可能有什么“牙”的,一个国家怎么叫“牙”。而日本民族,却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早在公元7世纪,在唐代时,他们就曾多次派出遣唐使团向中国学习。反映当时日本藏书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已经收罗了那时中国所拥有的大约三分之二数量的书籍。向强者学习,向强大的文明学习,对日本人来说,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所以,到了19世纪,对他们来说,转而向西方学习,也很正常。因为学习的最后结果,是希望能够赢他们。前面我们讲的“尊王攘夷”,攘夷派也有几种观点。一种是现在拒敌国门之外,他来,我们就打出去。另外一帮人说,我们当然一定要打出去,但是现在时机还不到。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好好向西方学习,当我们学习了他们的长处,将来比他们还强的时候,我们再打回去。这里体现了日本人在这方面思考的理性。当我读到这样的文字时,我觉得很震惊。因为确实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思考。
戊戌变法,其实是受了日本刺激,想要学日本。在20世纪初,清末的革命家为了推翻满清,他们做的暗杀活动,例如暗杀汪精卫等人的活动,包括“驱逐鞑虜,恢复中华[包括“驱逐鞑虜,恢复中华”的纲领]”,很多都有日本的影子,学的就是日本幕府末年,一批志士抗击幕府,成功还政于天皇的故事。他们有意识地学他们。再如当时幕府末年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家,叫佐久间象山,针对日本未来的道路,他提出一个著名的口号,就是“东洋道德西洋艺”。当听到这个说法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什么?当然是张之洞先生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刚才说到了西周。西周写了《百一新论》、《致知启蒙》等书,是第一位将西方哲学移植到日本的启蒙思想家,被称为日本近代哲学之父。他创造了很多哲学名词:哲学、主观、客观、先天、后天、理性、归纳、演绎等等,这些都是西周根据日文汉字的情况,以他对西方哲学的了解,用这些概念、名词进行替代。他同时期的一帮启蒙思想家还创造了如下的词汇:权利、义务、科学、宗教、自由、经济、社会、伦理、心理、抽象、具体、观念、概念、主义、定义、印象、象征。
对中国人来说,我们的古汉语是单音节词,很多现在的概念是没有的。日本这帮思想家用这些日文汉字构造了新词,以表达新的概念。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些词汇被引入到中国。由于这些词在中国古籍里还能找到,所以我们今天在用的时候,总以为这是中国固有的东西,却很少会想到,它的源头其实是在日本。
我是做中国戏曲研究的,我们找到“戏曲”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元代初年,一个江西诗人的集子里,有“永嘉戏曲”这个词。但是这只是偶然用了“戏曲”这个词,和现代的用法很像。其实在中国,关于戏曲的传统名字,叫“杂剧”、“院本”、“南词”、“乐府”,从来没有叫“戏曲”。把这种艺术冠以“戏曲”这个名称,是日本人叫出来的。因为日本人就把他们的歌舞伎、能乐等艺术叫“戏曲”。
所以我们必须知道,我们现在用的很多词汇都是来自日本,由日本人根据汉字参考中国传统用法重新创造,或者赋予新的外延、内涵而加以确定的。
西周觉得日文很难学,因为日文里有很多汉字,所以他主张要“拉丁化”——去掉日文汉字。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钱玄同等一批人,也提出要将汉字“拉丁化”的观点,其中也有着明治时期日本人的印记。但日本人很快发觉完全拉丁化、去掉汉字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汉字,日文的意思没办法表达,所以又非常务实地把汉字简化。他们确定了3千多个“当用汉字”,把原来的繁体字尽量用日本字或用简化了字型的汉字来代替。中国在1950年代以后,主张简化汉字,最后定出7000多个的“常用字”,无疑也有着日本的影响在里面。
在1881年,有学者提议在东京大学里“恢复”汉学。虽然要学西方,但是还要有传统,所以有识之士提出在大学中设立一个“古典讲习科”,最后在明治15年完成了。那一年招了40个人。这个古典讲习科设“两部”,甲部以“国学”为主,乙部以汉文学为主。我们现在天天讲要传承“国学”,却很少有人知道,“国学”这个词,其实原义是“日本学”,是为区别于汉学而被日本人提出来的。这40名学生里,最年轻的18岁,最大的30几岁,就像我们1977年、1978年高考恢复后,十年间的高中毕业生济济一堂的感觉。古典讲习科的延续,最后因为经费受限,至十八年停止招生,二十一年(1888)废止。毕业生共44人。这批人在明治30年左右,成为思想学术舞台上的重要角色,也是日本明治时期在学术[明治时期在学术上]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
日本人强调学西方,看似“全盘西化”,但是日本人从来不会这样表达。日本人认为他们[日本人认为他们]是向西方学习。要向西方学习,怎么样学习是最好的,那就应该以怎么样的方式去做。态度一定要端正。福泽谕吉在明治初年写的《劝学》里就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前面提到,有人主张东洋道德西洋艺,他说这全是错的。因为道德思想、体制政治这些东西,密不可分,内在和外在是统一在一起的,要学西方必须完整来学。同时,日本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也没有把它传统的东西丢掉。例如前面提到的古典讲习科,当时以《皇清经解》为中心来学习,注重的是实证之学。日本的儒学原来就是政治学,当他们用《皇清经解》来做研究对象的时候,其实已经把学问和政治道德[?]分开来,出现了纯学问的意识。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看起来像是传统“汉学”,其实讲的是新的学问。因为用的是西方的观念。这意味着打破了传统的东西,走向新的学术领域。比如林辅泰做中国古代史研究,他也是最早研究甲骨文有成就、有影响的学者。就是因为他们用这种新视野、新眼光来从事学术,拓展了学术的领域。通过这批人,日本最后建立了一个近代中国学的研究基础。
最后我们谈谈福泽谕吉。福泽谕吉的一些表达,对我们了解日本人以及之后日本的侵略行为,是一个比较好的样本。
福泽谕吉生于1834年,死于1901年。原来是九州中津藩下级武士家庭出身。19岁的时候学兰学,24岁改学英学。曾经三次出国:1860年25岁随幕府使团去美国;27岁随使团赴欧;32岁再赴美。
1868年,创立“庆应义塾”。庆兴义塾后来成为日本最早的私立大学,当时则是最早的西式学校。 1866-1870年,明治政府刚刚成立的时候,他没有参加政治活动,而是自己办了一个学校,写了一批启蒙的书。当时他出了一本《西洋事情》,完整介绍西方的文化、制度等相关东西,非常畅销,销售出25万本左右,其中大约有三万本是盗版。
1872-1876年,陆续出版《劝学》十七卷,每一卷都销售20万册以上。1875年,福泽谕吉出版《文明论之概略》。这些都是当时的畅销读物,引发了巨大影响,成为“明治维新”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里有一段故事。1860年时,他随使团赴美国参加日、美条约签署,返回日本时,经过香港。在香港,有个中国人登船来卖鞋,福泽谕吉正与他在讨价还价之时,一个英国警察冲过来,从中国人手中夺下鞋子,递给福泽谕吉,然后从福泽谕吉那里拿了两块钱,扔给那个中国人,而且挥杖赶他下船。福泽谕吉看了以后,大受刺激。所以在1882年时,他还提到这件事情。他写道:“西洋人在东洋各国横行霸道,如入无人之境,与过去日本幕吏在国内横行情形相比,威势更胜一筹。当时,我心中自然很不愉快,禁不住产生一种血气兽心的想法:希望有朝一日,我帝国日本也能做几亿万元的贸易,拥有几千艘的军舰,……出入于西方诸港,大大地光耀国威,而且不仅像英国人压制中国人一样,更要压倒英国人,捆绑其四肢像奴隶般对待。”
福泽谕吉在1884年写了一篇文章《必须摒弃清国风》,认为不能学清国人。为什么?他做了比较:西洋文明流入中、日两国的途径大不相同。中国是通过商人流入,日本是通过知识分子流入。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满脑子儒家思想,对西洋文明不感兴趣,他们即使看到了西洋的船舶器械等科技产品也不为所动,觉得那只是夷狄的奇技淫巧,没什么大不了的。商人文化水平较低,对西洋文明并没有什么兴趣,只是学会简单的日常用语,想与洋人贸易赚钱罢了。进口的洋货中很少有西洋书籍,尤其是科学方面的书更是近于无。中国引进了西洋文明的肤浅外观,日本则引进了深层内涵,这就是中国的文明化脚步如此迟缓而日本那么快捷的原因。
这是当时福泽谕吉对中日的比较。
1881年,日本已经比较像样了。福泽谕吉写了一篇《时事小言》,表达了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他说:
清国人如果不引进蒸汽机、电信[? 电话]之类的文明利器,就会亡国;可是如果引进的话,政府就会被颠覆。二者必居其一。……届时,我日本决不可旁观。
(日本对中国与朝鲜),应该以武力保护、以文教诱导,让这两国尽速仿效我国,成为文明国家。碰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也不妨用武力逼迫他们进步。
日本的现代化犹如造了一栋坚固的石造房屋,可邻居仍住着木造房子,丝毫无意改进。木房子易燃,一起火就很难收拾,难免延及石造房子。所以,应赶紧说服他们也改成石造。对方不听,碰到紧急情况时,只好强占对方房子,将其改为石造住宅。以防己宅被烧。
这也可以看作是此后日本侵略中国的堂皇理由。
1885年福泽谕吉提出了“脱亚论”(脱离亚洲)。1885年,明治维新已经十八年,他在《时事新报》上说:“我日本的国土虽然位于亚洲的东边,可是国民的精神已经摆脱了亚洲的固陋,移向西方文明。然而,不幸的是,近邻有两个国家,一个是清国,一个是朝鲜。……据我观察,在当今西风东渐之际,这两国很难维持其独立。如果很幸运的,两国出现开明志士,像我国的维新一样从事改革,一新全国人心,就另当别论。否则,毫无疑问,从现在起不出数年,这两国就会亡国,国土将会被世界各文明国家所分割。……若是如此,我国就不应该犹豫不决地,不能等待邻国开明后一起携手复兴亚洲,而是应该脱离他们,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对待清国、朝鲜的方式,不可因邻国之故而特别客气。西洋人怎么对待他们,我们就怎么对待他们。与恶友亲近者,免不了也会沾上恶名。我们应该谢绝亚洲东方的恶友。”
他们看不起中国人。被这样说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心里感觉非常不好。但是也没有办法,因为他说的是真的。
这让我们想起了八年抗战时期日本提出的“大东亚共荣圈”。福泽谕吉说,我要带你们走向文明,你们这些恶友不听话的时候,紧急的情况下,我可以把你们的房子占了,然后我帮助你们重新建房子,带你们往前走。强迫你们是为了你们好。……这也正是日本军国主义政府的逻辑。
对日本来说,一方面是被西方列强敲开了大门,另一方面,他们想的是,既然我们被他们敲开了门,也赔了那么多钱,那我们要赶紧学他们,跟他们一样富强。富强后,我们就可以和他们一样去瓜分别的国家。像中国这种国家肯定不行,与其被列强霸占了,那我们日本不如也去分一杯羹。所以从甲午战争到八国联军侵华,日本很及时地分到了一杯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对亚洲各国的侵略,正是按照福泽谕吉这种思路来进行包装的。
还要指出的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也是日本“善于”学习的结果:学习西方,就是也要学习西方列强的侵略方式,强盛了,可掌握支配权,鱼肉弱国。可以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们成功了。从甲午战争之后,到庚子事变、日俄战争,日本都是得利者,或是跟随列强参与了瓜分亚洲的行列,或是借助地域的优势在亚洲确立了支配地位。在欧洲列强的侵略行为遮掩下,明治时期日本的侵略获得了“合理性”,所以他们“成功”了,成就了辉煌的明治时代。只是欧洲列强,特别是英、法等国,已经走到了其强盛时期的末尾。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国际格局发生大变的同时,国际法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新兴的日本,刚刚确立了强盛的国体,其饕餮般的胃口,显然无法得到满足。所以才有二战时期试图与德国分享东西霸权的目标。对他们来说,所有的作为,不过是十九世纪的延续,还希望着用十九世纪的方式来获取其利益。日本人的想法没有变,做法没有变,而世界对他们的看法居然变了。这可能是令日本人最为郁闷的事情。他们不能正视二十世纪的国际法的变化,也就不能正视自己的侵略行为。这或许是日本人难以反省的原因之一吧。
地点:学而优新港店四楼多功能厅
黄仕忠教授在初冬的东京大学 |
我这十几年来,做了一项工作,就是调查寻访日本图书馆收藏的中国戏曲古籍,一个图书馆一个图书馆地查,一本一本地看,以亲眼所见为依据,再作著录,编了一本《日藏中国戏曲文献综录》,这是日本人也没有做过的事情。又出版了一部《日本所藏中国戏曲文献研究》,来说明收藏源流,珍稀版本等。同时,和日本学者合作,把那些孤本、稀见版本汇总出来,影印出版。已经出了两集,今年还会出另外两集。
日本的戏曲收藏,通常见于各家图书馆所设的学者“文库”。要了解这些学者为什么会收藏戏曲,就必须了解他们及他们的前辈所做的工作。他们的前辈所做的事情,又与国家、民族思想文化的变迁有关。这样一步一步往前推,让我的视野涉及到了日本近代以来的学术研究的产生发展情况,然后就发现,中国现代学术的直接来源与日本有着密切的关系。
例如我从事的戏曲史研究,就是这样。
1913年前后,王国维在日本京都完成了《宋元戏曲史》,这本书被认为是中国戏曲史研究的奠基之作,曾给日本学术界带来巨大的刺激。1919年时,东京大学教授盐谷温说,受王国维著作的刺激,一批日本学者都开始研究中国戏曲史,成果卓著,形成了“万马奔腾”的局面。照这个说法来讲,王国维不仅是这个学科的奠基人,也引领了日本人的研究。
但在看到更多的材料和信息以后,我发现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王国维之所以选择戏曲研究,也正是受到了日本的影响。所以,我们往上追溯,发现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学术,和日本明治时期的学术思想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中国人很喜欢讲日本的文化来自于中国,从中国拿过去,学过去,甚至是抢过去。而我现在要说的是,近代以来,中国受日本的影响更多一些。可能会有人觉得新奇,甚至在感情上一时不能接受,但事实就在那里。
当然,讲这个题目,可能太专了一点。所以,为了这个讲座,我还认真地再读了几本书。读了以后,我想讲的重点就又有一些变化。我读了有关“明治维新”的几本书,写得很不错,有许多内容是我以往所不知道的。所以想跟大家说一说,分享一下我所看到的。这里并不都是我的观点,我做了一些发挥,讲讲我觉得比较有意义的那些事情。
要讲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学术思想对中国的影响,我还得先说说什么叫“明治维新”。要说明治维新,还得先了解为什么日本有“明治维新”。日本明治维新,确立开国政策,向西方学习,其实和中国也有关系。近代以来的历史,是东方社会被迫西方化的历史。只是有的是主动的,有的是被动的。这个过程,把中、日两国对照着看,会看到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 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比中国早半个多世纪演绎过的东西,二十世纪初在中国重新演绎了一次。比较中、日的状况,对我们理解中国近代史,了解二十世纪中国思想、政治、文化的发展,也许是一个很好的角度。所以我今天想从这里开始讲。
为什么在亚洲最早提出全面向西方学习、然后迅速崛起的会是日本?我看了这段历史以后,发现其实充满了偶然,却又有其必然。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13年以后,1853年,美国佩里将军带了四艘军舰组成的舰队进入东京湾。这四艘军舰全身都是漆黑的,日本人称为“黑船”,所以说人称“黑船惊醒太平梦”。[所以有“黑船惊醒太平梦”的说法。]
日本是一个单一的民族,自古代以来很少战争。这个社会一直非常平静。在这之前,相当于清初,开始了江户时代(1603-1867),德川幕府将军统治了这个国家。而天皇从十二世纪开始就没有了权力。在江户时代,幕府将军掌握着权力。天皇住在京都,幕府将军住在江户,也就是现在的东京。在整个江户时代,幕府实施的是闭关锁国政策,日本的大门,是在幕府末年被敲开的。这比1840年中国人被鸦片战争敲开大门,晚了整整13年。这13年的延缓,对日本非常重要,因为让他们有时间来思考,思考如何去应对,如何接受中国的教训,如何避免中国的命运。
1853年,佩里将军来了,递交了总统的国书,强制日本缔结了“日美亲善条约”,要求允许美国人自由出入江户湾,日本必须提供水、煤等。
当时的幕府正处在一个非常微妙的时期。第一,幕府将军身体不好,对于继承人是谁,有很大的争议。第二,幕府本身的力量不够,对整个国家的控制日渐削弱。
外国人要日本“开国”(开放门户),怎么办?幕府将军不敢说,觉得承担不起责任。有大臣说:“要不我们问一下天皇?”在以往,通常幕府将军怎么说,天皇就怎么说。根据以往的经验,这就是走个程序而已,天皇一定会同意的。不同意怎么行呢?——他吃的用的都由幕府将军来决定。当时天皇穷到什么程度?穷到喝一瓶酒要掺1/3的水。天皇的大臣穷到什么程度?得把家里房子的几分之一出租赚点钱。这就是当时天皇及大臣的处境。
何况幕府使者还带上了3万两黄金。只要你同意,这3万两黄金就是你的。这本是十拿九稳的事情,没想到,天皇竟然拒绝了。天皇接受的实际上是中国传统的观念,“尊王攘夷”的观念,他认为绝对不可以。但下一步怎么办?国难当头,幕府无法应对。当时的幕府宰相灵机一动,把美国总统国书的译文分发给各大名(诸侯),要他们畅所欲言。数日后,又把咨询的对象扩大到幕府官僚、各藩藩士,甚至一般民众。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破天荒的“民主”创举,竟然埋下了幕府灭亡的导火索。
江户时代的日本是一个封建的国家,德川幕府将军全面掌握权力,根本没有天皇和大名(当时有260多个藩国)插嘴的余地。因为“广征众议”,让他们有了议政的机会。一些原本离权力很远的人也能发出声音,并且再不愿意放弃这个机会,从而让整个日本政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天皇说要“尊王攘夷”,“王”就是天照大神,“夷”就是外国的夷敌,他的观念其实是中国的、东方式的,完全没有开放的意思。天皇与幕府、各地藩主之间的想法不一致,立场不同,观念不同,利益不同,最后引发幕府、天皇、诸藩之间的矛盾冲突,导致了幕末时期政局的动荡。在这当中,有两个藩非常厉害,就是在南方的长州藩和萨摩藩(萨摩藩就是现在长崎那一块)。
日本在幕府初期时就已经实施了闭关锁国的政策。为什么要闭关锁国?1596年,一艘西班牙商船途遇暴风雨,漂流到日本浦户港。丰臣秀吉派大臣增田长盛前往调查,问到西班牙在哪里,有多少人口,船[?船长]长摊开地图,指着西班牙、中南美洲和东南亚几个地方,得意地说:这都是西班牙的领土。增田长盛惊讶地问为何这么多领土。船长回答说:先派传教士到这些国家传教,等信徒渐多之后,再派军队里应外合征服他们。丰臣秀吉闻知后大怒,下令逮捕在日本的[?方济各会的(按,天主教托钵修会之一)]传教士及信徒,将二十六人处以死刑。随后德川家康执政,更在1639年完成其“锁国体制”,禁止基督教,不许日本人出国,除发誓不在日本传教的荷兰和非基督教国家如中国外,不许其他外国人到日本。只保留一个通商口岸,那就是长崎,允许荷兰人和中国人在这里贸易。此后日本唯一保持来往的西方国家是荷兰,因为要交流,要学习语言及文化,需要设立学馆,进而形成了具有150多年历史的“兰学”。注意,这“兰学”后来对日本幕府末期的的变革与明治维新的发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也就是说,从1639年到1853年佩里敲开大门,日本曾闭关锁国了215年。所以当别人来敲门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是拒绝。但拒绝的结果是引发了一连串的问题,导致整个日本政局的改变。当时长州藩和萨摩藩的第一想法就是应该打,把英国人、法国人,把来的都打出去。1863年,这些想法变成了行动,这中间发生了摩擦与战争。英国军舰过来打萨摩藩的时候,日本人的炮能打1公里,英国人的炮能打4公里。但是英国人进入港口时对当地不了解,停的地方正好是日本人平时练习打靶的地方。虽然当时日本人没输,而且受伤的英军舰队只能退走[?],但对方的坚船利炮给萨摩藩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而且如何应对更激烈的报复?事实上大清帝国已经有前车之鉴。这样的情势,引发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变化。所以萨摩藩主动求和,赔偿对方损失。而英、法才恍然发现,幕府权力已经下降,不能代表日本,而藩国的力量不能小看,日本的将来,可能会是以雄藩为主的联合政府。
在鸦片战争背景下,日本已经注意到必须努力去了解西方。当时长州藩就派了5个人到英国留学,伊藤博文是其中之一。他刚到英国不到半年,突然听说他们藩要和英、法、美、荷联军打起来。这五个人已经对西方有了初步的了解,认为对抗绝非好的办法。商量的结果是让伊藤博文赶紧跑回去,劝说绝对不能打。但他的劝说徒劳无益。结果自是日本惨败。从而使得长州藩内的实力人物愿意坐下来听伊藤博文的意见,冷静思考日本的未来,最终放弃攘夷主张,转而成为主张开放的主力。
这是日本的幸运。因为当时有一批年轻人已经通过“兰学”,通过到西方留学,了解了西方的力量与国际发展的大势。同时,还有中国鸦片战争的失败案例在前。在这种情况下,战争、对抗,结果会更惨,赔的钱会更多。必须搞明白西方列强的目标是什么,然后有针对性地去做。不能打,只能先妥协,忍痛承受,才能避免更大的伤害。
说到这个的时候,大家一定会想到鸦片战争以来,我们跟西方列强的冲突都是这种状况,打得过也打,打不过也打;不打就是汉奸,打就是英雄。最后打得不可收拾,只能赔更多的钱,只能签订屈辱的条约。国人仍不反省,认为去缔结条约的人是卖国贼,有了这些“替罪羊”,人们的心理便可得到安慰。李鸿章等等,都是这样的“卖国贼”。
1853年,美国人成功地打开了日本国门。很快,第二年,英国来了、俄国来了、荷兰来了。西方列强纷纷进来,分别签订了条约,敲开了日本的大门。但天皇却主张的是“尊王攘夷”,这就引起了巨大的冲击。
特别要强调的是,萨摩藩和长州藩原先是抗击外国势力侵入最激烈、最强劲的两个藩。但是,当他们亲眼看到西方列强的枪炮是什么样的时候,他们的第一想法就是,“此刻我们没办法跟他们作对”,他们的思想方式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叫不打不成相识。后来,这两个藩变成主张开国、开放的最重要支持者。也是在这两个藩的支持下,代表天皇的集团最后打败了幕府,建立了新的日本。
主张“尊王攘夷”的人,也叫做“尊攘派”,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攘夷派实际上违反了历史潮流,因为国门的打开、国际交流是挡不住的潮流。他们的出发点也许是违反了历史潮流,然而,恰恰又因为他们的做法,导致日本政坛、国家体制的变化,又推动了历史的前进。历史常常就是这样跟人们开玩笑。
1853年之后,在列强进入日本的时候,还发生了几件事。
第一个事件,有三个老外(二男一女)[到底几个老外?]在江户大街上走的时候,突然对面来了一群武士。按照当时的情况,武士来的时候,平民要跪在旁边等人家过去。老外哪里有这个意识?你走你的,我走我的。武士说“你无礼”,拿刀砍死了一个老外,两个逃跑了。对女老外还比较客气,割了一缕头发就把她放掉了。
第二个事件,长州藩跟列强打了一次。西方列强要求长州藩赔偿300万元。日本的情况非常有趣,因为攘夷是天皇的命令,也就是为了国家而打,赔钱就赔吧。签约了以后要赔钱,谁来赔?幕府赔。因为那个时候幕府代表政府、代表日本。在这种背景下,幕府很被动。幕府想,怎么摆脱这种状况?下面的人出了一个高招:我们假装把权力还给天皇,反正天皇是孤家寡人,哪能自理,最后的结果还是得求幕府去办,所以我先把名义给你,把责任给你,我们就可避免承担责任了。
但我们孔夫子早就说过,不能把“名”轻易借给别人,借了以后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这个事情就是让天皇有了发言权。
天皇本身就是日本民族的信仰和象征,所以更多的人希望天皇发出声音。还有一个是权力的问题,有200多个藩,大多都是外藩,原本没有权力。权力集中在内藩。
德川家康自己嫡系的三个儿子叫“御三家”,担心万一这条线断了,可以从堂兄弟那边找人继承。200多年以后,后面的人也说要设“三家”,到我这代,我们三个兄弟也是“御三家”,所以有八九家特别亲,掌握着基本的权力。其他属于外藩,就没有太大的权力,所以他们愿意让天皇出来说话。而天皇要对抗幕府,必然要依重诸藩,让天皇说话,等于给了外藩说话的权力。因为这种相互之间权力的争夺、转移,打破了旧有的平衡,最后导致幕府将军的垮台。
1867年,幕府将军德川庆喜上表大政奉还,结束了260多年的幕府统治,还政于天皇。这原本只是一个幌子。幕府将军想的是,还给你以后,你肯定得送还给我。没想到人家顺水推舟,一帮激进派随之推进,最后攘夷变成倒幕,长州藩和萨摩藩变成倒幕运动的最重要力量。
在幕末的战争中,幕府的兵没有目标,不知道要干什么。要去平息不听话的萨摩藩,别的藩不愿意、不积极。因为得自己出钱,死了人还得自己赔,幕府赢了,也没什么好处。但是萨摩藩和站在天皇那边的人有明确的目标,更有战斗力,这种人心的变化,最后导致幕府的战败与灭亡。“明治维新”随之登场。
1868年,正式推翻了幕府。历史也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时机。孝明天皇(主张攘夷)突然死了。他的儿子即位,这就是明治天皇,但年纪还小,只有17岁,实际上不能掌控权力。所以当时的大臣和国内另外一帮人学曹操“挟天子以令诸候”,用天皇的命令发起倒幕运动,消灭幕府。这场战争进行了1年5个月,最后以中央政权大胜结束。
大胜以后,明治天皇从京都迁都到江户,江户改名为东京。这场战争经历了一年多的时间,推翻了幕府。幕府将军退隐到水户藩,让他那个系统的一个6、7岁小孩来继承他那条线,也就是说,他们不再掌握权力。
于是大臣说,幕府将军让出权力,那地方割据的藩王也应该让出权力。应敬奉天皇,给国家更大的空间,这就叫“返还版籍”。原来是分封下面某一个地方,地方的收入都是藩王的。但“奉还版籍”之后,土地还给天皇,土地也就变成国家的,由政府控制。
1871年,再进一步,废藩置县。藩王的地盘统统灭掉,都变成国家的县级单位,当然,县级单位的主要负责人还是藩王。这样一来,反抗不是很激烈,所以顺利过渡。国家彻底掌握了土地与权力。
所以,日本的明治维新,便是经历了这样的过程。从一个封建国家,蜕变成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
1868年4月6日,明治天皇向天神宣誓建设新国家。总共有五项誓言。我们来看后两条。
“第四条:打破旧来之陋习,立基于天地之公道。”
后半句基本上可以不管,但前半句非常重要。“打破旧来之陋习”,就是打破传统,打破以前有问题的地方。这就是要改革。
“第五条:求知识于世界,以大振皇基。”
“求知识于世界”,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口号,当时所谓的世界就是指西方发达的文明国家,也就是向西方学习。
从1853年美国人的军舰敲开日本人大门之后,日本便面临两个难题:
(1)如何把分散的封建(幕藩)国家变成力量集中的统一国家。因为必须把权力集中到中央,很多的事情才能推进。
(2)当这样的国家建立后,就是如何快速地引进西方文明,达到富国强兵的目标。
日本其实也很幸运,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幕府将军死了一位,在继承人选问题上的分歧,导致了幕府本身的裂痕,为后来天皇介入埋下根子[:?为后来天皇介入埋下根子]。接着是天皇死了。新接任者非常软弱,所以“另一帮”乘机兴起并[“另一帮”趁机兴起并]掌握了权力,也就是说,幕府把权力交出来了,天皇实际上控制不了,所以,这权力便进入到了政府内阁,让日本开始很容易地用君主立宪的方式推进它现代化的进程。
日本为什么能做到?同样的情况下,我们一次一次地受辱于英国人、法国人,最后到八国联军进来,被他们欺侮、凌辱,然后是天价的赔款。而日本虽然也一度受辱,却强忍屈辱,图谋变革,主动学习,然后很快崛起。为什么会是这样?这正是我们需要了解的。而且日本在当时做的,真的令人钦佩。这么一个小国家、单一的民族,当时人口大概1600万,在很短时间内,成为世界的强国。这意味着它一定有很多东西是世界上别的国家所不能企及的,其中也包括着中国。
在1853年美国敲门进来之后,各地藩主、知识分子,很多人都在思考该怎么办?从1857年开始,幕府就着手派人到西方去留学。这之后到明治维新开始的十年当中,往西方留学的日本人就有152人。幕末时期的这帮留学人才,成为明治政府的大脑、执掌者。因为他们真正了解西方,并且没有包袱,所以能够按照西方的方式来设计,建立一个实际上是由精英领导、设计的国家,假着天皇的名义,普通民众只需要埋头执行,从而势不可挡。直到今天。
1853年,美国军舰强入江户湾,强势要求打开大门,开放口岸,让其自由进出。1858年,强势要求缔结不平等的条约——通商条约。第一个条约,还只是允许我的军舰靠边,你给我加水、加煤。后一个条约,讲的是两国之间的通商,非常不平等。结果,日本人好像很高兴,还提出了一个奇怪的要求:我们之间这个条约,希望能在美国正式缔结,举行仪式。当时美国负责谈判的人觉得非常惊讶,怎么会提出这么怪的条件呢?到美国去得花多少钱?需要多少时间、多少人?借此机会去旅游?但日本人就是这么要求的。美国人也很高兴,这说明这未开化的国家对文明国家是彻底地认同嘛。
日方派遣一个阵容强大的使团去华盛顿,并且为此准备了两年。1860年,派往美国的使团,总的人数有77人,坐着一艘轮船去,同时派了一艘军舰护航。为什么要军舰护航?1855年时,他们已经开始设立海军学校,培养了一批人才,借这个机会考核长崎的海军传习所毕业生驾舰横渡太平洋的能力。
一名随员在日记中说,“我国人当中,视洋人为犬马者,十之八九。……然而一旦了解实际情况,人人如梦醒般悔悟前非”。
1860年开始,一直到1867年,其间西方列强都要求日本签订不平等的条约。然后日本人的做法就是,我们派人去你那里签约。他要以这种方式让他的官员、技术人员、留学生进入这些国家,完整地进行考察。这个过程中,不单单是签约,主要是考察相关内容,了解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技术,尤其包括它的政治、法律、议会等等。
为什么日本人要去到缔约国?而且是主动跑出去?当时幕府经济已经非常困难,然而再困难,也要出去。因为你要战胜西方列强,必须首先了解敌人到底是怎样的。这就是日本人。对他来说,非常简单,要赢你的对手,就必须要了解对方。也就是《孙子兵法》说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以上是幕府末年,面对西方列强的挑战,日本的应对情况。
1868年1月,明治新政府成立。经过一年半左右的战争,最后统一全国。然后撤藩改县,权力归于内阁。下一步的目标,就是向西方学习,让日本成为强国。
怎么学习?1871年,明治政府派了由46名政府官员组成的庞大的使团,奔赴欧美12个国家。当时内阁新政府的一半要员,都进了这个使团。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在自己国家立足还未稳,政府财政还面临着巨大困难的时候,居然派了半个政府的高层人员到西方去,转了一年零九个月。其中在美国205天,英国122天,法国77天,德国33天,瑞士27天,意大利26天,俄国18天……他们每到一地,就尽可能地参观各种设施,可以用“贪婪”两字来形容。在钢铁厂铁水纷飞的地方,贴近着观看,铁水已经快溅到身上了,但是他们还在那里恋恋不舍,因为他们希望睁大眼睛看人家的过程是怎样的。
当时考察的内容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各国政治制度的理论及运作。外交部、议会、法院、财政部的机构编制与实际运作情况。二、与经济、财务有关的各项法规及其运作。三、各国教育制度及实际运作情况。四、各国陆、海军的制度及实际运作情况。
国家花那么多的钱,有那么多人出去,就是希望睁开眼睛,全面看看他们到底是怎样想的、怎样做的。既然我们搞不过别人,被人家敲开了门,只能缔结不平等的条约,那我正好借这个机会,睁大眼睛看世界。我也理直气壮地说,那你邀请我去看看。当时的西方世界,目标是希望各国开放,开放后能平等地做生意。这种观念在中国行不通,但日本人很快接受了,而且以更主动的方式走出去,希望自己也成为列强当中的一员,可以在将来参与瓜分世界的盛宴。
日本人怎么引进西方的文明?以引进人才为例。我们来看从1872年到1885年,日本政府聘请的外国专家人数。从1872年到1876年,分别是369人、507人、524人、527人、469人。然后逐年递减,到1885年是155人。也就是开始尽可能地聘请外国的专家们,通过外国专家进来,学习知识、技术,培养本国人才[学习知识、技术,培养本国人才],最后的目标是让自己的人成长起来。
1877年,东京大学成立。当时有教授39人,27人是外国人,日本人只有12人。这些外国教授的薪水,占整个东京大学预算的1/3。到1881年,外籍教授仍占到一半。这些外国教授请过来要很高的价钱,但是日本人认为必须要这样做,不这样做请不到好的学者,也就学不到好的东西。明知学费昂贵,才更懂得珍惜,才会更如饥似渴。所以,他们很理性地看待支出的每一分钱,让它花得值得,产生更大的效益。
我们来看一些事例。
日本很快开始建他们的第一条铁路。1872年10月,从东京到横滨的铁路完工;1874年5月,从大阪到神户的铁路完工,这是第二条,再然后有第三条,大阪到京都。建第一条的时候,完全采用外国技术,负责设计与施工的工程师都是国外专家。到1878年建第四条时,已经是全部由日本本国的工程师来兴建了。这就是日本。
幕府末年,日本的生丝占出口总额的一半,但质量完全比不上西方机器制造的生丝。1870年,他们请了一位法国的制丝专家,用法国设备,建起一座现代化的丝厂,又请了涉及各个程序的十一名法国人。先是请法国熟练女工一对一地教,日本女工学会后,又担任教师角色,教导其他女工。几年后,这些女学徒返乡,又把技术普及到各地。到1901年,日本的丝织产品出口量全世界第一。
再看政治制度。明治政府实施的是君主立宪制。这是按照英国的方式建立的。幕末战争最后大概死了三千多人,有四千多人受伤,总的来讲,这是一次流血的事变,但并没有引起巨大的社会震荡,所以能够平稳过渡,还政于天皇。但天皇实际上只是一个象征,主要的权力在内阁,首相才是政府的负责人。这种方式其实是完全按照西方的方式设计的。
既然要学西方就要学到位。在1868年后,1871年左右,日本颁布了教育法,建立新的教育系统。中小学按照法国体系建立,新建立大量的中小学,让所有的小孩都能进学校学习,然后再建立大学。1877年,东京大学成立,在此同时,还有很多民间团体设立私立大学,以及夜校、函授。当时有“东京专门学校”,就是这样的学校。它在1905年时改名为早稻田大学,是当今日本最知名的两所私立大学之一。另一所是福泽谕吉在1868年成立的庆应义塾,即现在的庆应义塾大学。
再看思想文化。在这方面,日本全面译介西方的思想、学术、文化著作,按西方的标准建立新的文化学术体系。
这种传统在现在一直保持着。只要西方有最新的著作、发明、学说等,日本一定会在第一时间进行翻译。与此同时,[与此同时,]也存在难题:如果全部学西方,那日本在哪里?所以日本强调说“我们以日本为主体,兼学西方”,又说并不是简单地强调我们的传统如何之好,而是完整系统地接受西方的思想文化体系。借西方的思想文化体系,同时重建日本和东亚的文化。尤其是明治初期,一批启蒙思想家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不仅介绍西方的社会状况,而且推介[推介]西方的思想观念,倡导平等自由,尊重知识等等。这些在当时的社会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日本很快开始以西方的观念来建构东洋的文化体系,所有历史、文学、哲学、艺术等等方面的建构,都是借助西方的观念完成的。例如在文学研究上,在彼时的中国,戏曲、小说被认为不登大雅之堂,所以从来不能进入学术的主流。但明治时期的日本人,却毫不犹豫地把戏曲、小说当做文学的主要组成部分。为什么这样?因为在西方,戏曲、小说就是文学的主流。古希腊的戏剧就是西方文学的源头之一,悲剧所表达的审美,又是西方美学等观念的源头。然后是莎士比亚的戏剧、十九世纪的小说,都是当时西方文学的正宗。所以,日本毫无负担地用西方观念构建一整套的东方文化体系。与此相应的结果就是,近代学术意义上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戏曲史、小说史、诗歌史、赋史、词曲史等等的书写,都是由当时的日本学者完成的。在完成草创的同时,很快在各个专题领域取得了迅速的发展。到二十世纪前半期,日本也是世界上中国研究做得最好的国家。所以国际汉学界认为对某领域最好的的研究,有“中国学在日本”、“ 敦煌学在日本”等说法。令当时的中国学者很难堪,然而事实却也是如此。
日本人说,明治时期是一个伟大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有很多人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建立了很大的功绩。20几岁就在各个领域崭露头角。也因为年轻,所以他们有冲劲,很少受到束缚,有什么想法敢于去尝试、去创造。所以这确实是日本人才辈出,真正兴旺发达的时期。
明治维新进行不过15年到20年,日本就已经变成亚洲的强国。回头来讲,为什么日本很快完成了近代化、现代化的历程?为什么日本能做到,而中国不能做到?
1867年8月16日,一位西方记者在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比较了中、日两国国民的差异。他的分析哪怕放在现在,依然有它的意义。他说:“这两国的国民差异极大。一边是进步主义的典范,一边是保守主义的化身。中国人喜欢回顾过去,日本人喜欢展望未来。当面临一项新的计划时,中国人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反对该项计划,日本人则以极为乐观与善意的心态迎接任何新点子。”所以人们常说,对中国人来讲,规则是用来打破的。因为面对所定的规则,我们首先想的是怎么打破它、绕过它,让那帮“傻”的人去遵守,我们就悄悄走后门得益。日本人则会用非常乐观以及善意的心态积极迎接这种挑战,迎接新的东西。中国人喜欢往后看,日本人喜欢往前看,确实如此。这种情况,触及到我们的国民性,因为现在依然是这样。那时候的西方人对这两个国家的不同已经看得非常清楚。而且这里所说的两个国家的情况,还是在1867年的时候,当时明治维新还没有开始,明治天皇是1868年1月才继位的。
为何日本能,中国不能?
一、日本有“兰学”,学习研究荷兰语及相关的知识、思想。日本最初通过“兰学”,学习西方的医学、天文学和本草学等知识。到幕末后期,开始了解其他的知识,包括物理、化学、炮学等领域;医学也出现了内科学、外科学、产科学、眼科学、小儿科学等专门的书籍。在明治前期引发重要影响的那帮人中,有几位重量级的人物,原来都是“兰学”出身。例如福泽谕吉就是兰学出身。他19岁时学兰学,后来发现兰学不行,还不如直接学英文,因为英文才是世界通用的,所以24岁开始学英文。加藤弘之,有名的思想家,还有西周,这几位都是非常出名的启蒙思想家、哲学家。“兰学”的过程有200年左右的历史,到明治维新之前,让日本拥有两千人左右的“兰学”人口,也就是说有两千多人接受过兰学的训练,能够通过荷兰了解到西方。而中国却没有这样的群体和渠道。
二、中国有科举,日本有武士阶层。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文章说中国科举制度带来的问题,因为科举的最后目标,考好了就能做官。所以中国的读书人认为抵抗侵略、打仗,这些都是政府的事,我只要把我自己的事情管好就行。日本的武士阶层则是另外一种类型,他的责任就是“捍卫”,所以一听到外面打进来,他第一想法就是我们怎么样打回去,他有责任,他要主动去做好这些事。
1853年,美国的佩里军舰打到了江户湾,最后迫使日本缔结不平等条约,然后他们就大摇大摆地走了。走的时候,突然发现有两个日本年轻人摇着小船跟了上来,他们就把两人抓起来。问他们干嘛跑过来?这是一个叫吉田松阴的长州藩的藩士,当时20几岁,带着他的一个随从。他说,我希望跟你们走,我想去美国看看。吉田松阴29岁时,在幕末政治斗争中被杀头。行刑前,他在狱中作诗云:“即使身朽武藏野,长留天地大和魂。”这就是日本武士所体现的精神,这和一个国家的精神是连在一起的。
三、中国遭西方冲击在先。
1840年中国发生鸦片战争,1841年、1842年,日本有一些知识分子已经在他们的文章里提到并议论:听说大清国已经受到这样的侵略,以后不知道会怎么样,我们该怎么应对?日本是太平洋的门户,毫无疑问,肯定是避免不了的,我们以后怎么办?
日本当时实施闭门锁国政策,唯一的开放口岸是长崎,只允许中国和荷兰的船过去。为了得到世界最新消息,他们规定凡是荷兰的船要靠岸,都需提交一份报告,把你们知道的世界情况告诉我,把最新的信息告诉我。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了解海外,了解世界大事。所以中国比日本早13年受到冲击,这期间让日本的朝野得以冷静思考大清国挫败的教训。在日本人看来,如果我们一定要和人家硬打,反击的结果只会步中国的后尘,招来更大的灾难与屈辱。很显然,对西方列强的新式武器,我们根本没有抵抗的余地。所以要思考,怎么办?
四、中国的文化优越感比日本强。
我们中国是泱泱大国,有数千年的文明,居世界中心,其他地方都是蛮夷,哪里会有文明?这种情况下,让我们要学别的国家,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有笑话说,慈禧太后问葡萄牙、西班牙,别人说这都是他们编出来骗人的,怎么可能有什么“牙”的,一个国家怎么叫“牙”。而日本民族,却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早在公元7世纪,在唐代时,他们就曾多次派出遣唐使团向中国学习。反映当时日本藏书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已经收罗了那时中国所拥有的大约三分之二数量的书籍。向强者学习,向强大的文明学习,对日本人来说,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所以,到了19世纪,对他们来说,转而向西方学习,也很正常。因为学习的最后结果,是希望能够赢他们。前面我们讲的“尊王攘夷”,攘夷派也有几种观点。一种是现在拒敌国门之外,他来,我们就打出去。另外一帮人说,我们当然一定要打出去,但是现在时机还不到。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好好向西方学习,当我们学习了他们的长处,将来比他们还强的时候,我们再打回去。这里体现了日本人在这方面思考的理性。当我读到这样的文字时,我觉得很震惊。因为确实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思考。
戊戌变法,其实是受了日本刺激,想要学日本。在20世纪初,清末的革命家为了推翻满清,他们做的暗杀活动,例如暗杀汪精卫等人的活动,包括“驱逐鞑虜,恢复中华[包括“驱逐鞑虜,恢复中华”的纲领]”,很多都有日本的影子,学的就是日本幕府末年,一批志士抗击幕府,成功还政于天皇的故事。他们有意识地学他们。再如当时幕府末年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家,叫佐久间象山,针对日本未来的道路,他提出一个著名的口号,就是“东洋道德西洋艺”。当听到这个说法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什么?当然是张之洞先生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刚才说到了西周。西周写了《百一新论》、《致知启蒙》等书,是第一位将西方哲学移植到日本的启蒙思想家,被称为日本近代哲学之父。他创造了很多哲学名词:哲学、主观、客观、先天、后天、理性、归纳、演绎等等,这些都是西周根据日文汉字的情况,以他对西方哲学的了解,用这些概念、名词进行替代。他同时期的一帮启蒙思想家还创造了如下的词汇:权利、义务、科学、宗教、自由、经济、社会、伦理、心理、抽象、具体、观念、概念、主义、定义、印象、象征。
对中国人来说,我们的古汉语是单音节词,很多现在的概念是没有的。日本这帮思想家用这些日文汉字构造了新词,以表达新的概念。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些词汇被引入到中国。由于这些词在中国古籍里还能找到,所以我们今天在用的时候,总以为这是中国固有的东西,却很少会想到,它的源头其实是在日本。
我是做中国戏曲研究的,我们找到“戏曲”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元代初年,一个江西诗人的集子里,有“永嘉戏曲”这个词。但是这只是偶然用了“戏曲”这个词,和现代的用法很像。其实在中国,关于戏曲的传统名字,叫“杂剧”、“院本”、“南词”、“乐府”,从来没有叫“戏曲”。把这种艺术冠以“戏曲”这个名称,是日本人叫出来的。因为日本人就把他们的歌舞伎、能乐等艺术叫“戏曲”。
所以我们必须知道,我们现在用的很多词汇都是来自日本,由日本人根据汉字参考中国传统用法重新创造,或者赋予新的外延、内涵而加以确定的。
西周觉得日文很难学,因为日文里有很多汉字,所以他主张要“拉丁化”——去掉日文汉字。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钱玄同等一批人,也提出要将汉字“拉丁化”的观点,其中也有着明治时期日本人的印记。但日本人很快发觉完全拉丁化、去掉汉字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汉字,日文的意思没办法表达,所以又非常务实地把汉字简化。他们确定了3千多个“当用汉字”,把原来的繁体字尽量用日本字或用简化了字型的汉字来代替。中国在1950年代以后,主张简化汉字,最后定出7000多个的“常用字”,无疑也有着日本的影响在里面。
在1881年,有学者提议在东京大学里“恢复”汉学。虽然要学西方,但是还要有传统,所以有识之士提出在大学中设立一个“古典讲习科”,最后在明治15年完成了。那一年招了40个人。这个古典讲习科设“两部”,甲部以“国学”为主,乙部以汉文学为主。我们现在天天讲要传承“国学”,却很少有人知道,“国学”这个词,其实原义是“日本学”,是为区别于汉学而被日本人提出来的。这40名学生里,最年轻的18岁,最大的30几岁,就像我们1977年、1978年高考恢复后,十年间的高中毕业生济济一堂的感觉。古典讲习科的延续,最后因为经费受限,至十八年停止招生,二十一年(1888)废止。毕业生共44人。这批人在明治30年左右,成为思想学术舞台上的重要角色,也是日本明治时期在学术[明治时期在学术上]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
日本人强调学西方,看似“全盘西化”,但是日本人从来不会这样表达。日本人认为他们[日本人认为他们]是向西方学习。要向西方学习,怎么样学习是最好的,那就应该以怎么样的方式去做。态度一定要端正。福泽谕吉在明治初年写的《劝学》里就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前面提到,有人主张东洋道德西洋艺,他说这全是错的。因为道德思想、体制政治这些东西,密不可分,内在和外在是统一在一起的,要学西方必须完整来学。同时,日本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也没有把它传统的东西丢掉。例如前面提到的古典讲习科,当时以《皇清经解》为中心来学习,注重的是实证之学。日本的儒学原来就是政治学,当他们用《皇清经解》来做研究对象的时候,其实已经把学问和政治道德[?]分开来,出现了纯学问的意识。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看起来像是传统“汉学”,其实讲的是新的学问。因为用的是西方的观念。这意味着打破了传统的东西,走向新的学术领域。比如林辅泰做中国古代史研究,他也是最早研究甲骨文有成就、有影响的学者。就是因为他们用这种新视野、新眼光来从事学术,拓展了学术的领域。通过这批人,日本最后建立了一个近代中国学的研究基础。
最后我们谈谈福泽谕吉。福泽谕吉的一些表达,对我们了解日本人以及之后日本的侵略行为,是一个比较好的样本。
福泽谕吉生于1834年,死于1901年。原来是九州中津藩下级武士家庭出身。19岁的时候学兰学,24岁改学英学。曾经三次出国:1860年25岁随幕府使团去美国;27岁随使团赴欧;32岁再赴美。
1868年,创立“庆应义塾”。庆兴义塾后来成为日本最早的私立大学,当时则是最早的西式学校。 1866-1870年,明治政府刚刚成立的时候,他没有参加政治活动,而是自己办了一个学校,写了一批启蒙的书。当时他出了一本《西洋事情》,完整介绍西方的文化、制度等相关东西,非常畅销,销售出25万本左右,其中大约有三万本是盗版。
1872-1876年,陆续出版《劝学》十七卷,每一卷都销售20万册以上。1875年,福泽谕吉出版《文明论之概略》。这些都是当时的畅销读物,引发了巨大影响,成为“明治维新”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里有一段故事。1860年时,他随使团赴美国参加日、美条约签署,返回日本时,经过香港。在香港,有个中国人登船来卖鞋,福泽谕吉正与他在讨价还价之时,一个英国警察冲过来,从中国人手中夺下鞋子,递给福泽谕吉,然后从福泽谕吉那里拿了两块钱,扔给那个中国人,而且挥杖赶他下船。福泽谕吉看了以后,大受刺激。所以在1882年时,他还提到这件事情。他写道:“西洋人在东洋各国横行霸道,如入无人之境,与过去日本幕吏在国内横行情形相比,威势更胜一筹。当时,我心中自然很不愉快,禁不住产生一种血气兽心的想法:希望有朝一日,我帝国日本也能做几亿万元的贸易,拥有几千艘的军舰,……出入于西方诸港,大大地光耀国威,而且不仅像英国人压制中国人一样,更要压倒英国人,捆绑其四肢像奴隶般对待。”
福泽谕吉在1884年写了一篇文章《必须摒弃清国风》,认为不能学清国人。为什么?他做了比较:西洋文明流入中、日两国的途径大不相同。中国是通过商人流入,日本是通过知识分子流入。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满脑子儒家思想,对西洋文明不感兴趣,他们即使看到了西洋的船舶器械等科技产品也不为所动,觉得那只是夷狄的奇技淫巧,没什么大不了的。商人文化水平较低,对西洋文明并没有什么兴趣,只是学会简单的日常用语,想与洋人贸易赚钱罢了。进口的洋货中很少有西洋书籍,尤其是科学方面的书更是近于无。中国引进了西洋文明的肤浅外观,日本则引进了深层内涵,这就是中国的文明化脚步如此迟缓而日本那么快捷的原因。
这是当时福泽谕吉对中日的比较。
1881年,日本已经比较像样了。福泽谕吉写了一篇《时事小言》,表达了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他说:
清国人如果不引进蒸汽机、电信[? 电话]之类的文明利器,就会亡国;可是如果引进的话,政府就会被颠覆。二者必居其一。……届时,我日本决不可旁观。
(日本对中国与朝鲜),应该以武力保护、以文教诱导,让这两国尽速仿效我国,成为文明国家。碰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也不妨用武力逼迫他们进步。
日本的现代化犹如造了一栋坚固的石造房屋,可邻居仍住着木造房子,丝毫无意改进。木房子易燃,一起火就很难收拾,难免延及石造房子。所以,应赶紧说服他们也改成石造。对方不听,碰到紧急情况时,只好强占对方房子,将其改为石造住宅。以防己宅被烧。
这也可以看作是此后日本侵略中国的堂皇理由。
1885年福泽谕吉提出了“脱亚论”(脱离亚洲)。1885年,明治维新已经十八年,他在《时事新报》上说:“我日本的国土虽然位于亚洲的东边,可是国民的精神已经摆脱了亚洲的固陋,移向西方文明。然而,不幸的是,近邻有两个国家,一个是清国,一个是朝鲜。……据我观察,在当今西风东渐之际,这两国很难维持其独立。如果很幸运的,两国出现开明志士,像我国的维新一样从事改革,一新全国人心,就另当别论。否则,毫无疑问,从现在起不出数年,这两国就会亡国,国土将会被世界各文明国家所分割。……若是如此,我国就不应该犹豫不决地,不能等待邻国开明后一起携手复兴亚洲,而是应该脱离他们,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对待清国、朝鲜的方式,不可因邻国之故而特别客气。西洋人怎么对待他们,我们就怎么对待他们。与恶友亲近者,免不了也会沾上恶名。我们应该谢绝亚洲东方的恶友。”
他们看不起中国人。被这样说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心里感觉非常不好。但是也没有办法,因为他说的是真的。
这让我们想起了八年抗战时期日本提出的“大东亚共荣圈”。福泽谕吉说,我要带你们走向文明,你们这些恶友不听话的时候,紧急的情况下,我可以把你们的房子占了,然后我帮助你们重新建房子,带你们往前走。强迫你们是为了你们好。……这也正是日本军国主义政府的逻辑。
对日本来说,一方面是被西方列强敲开了大门,另一方面,他们想的是,既然我们被他们敲开了门,也赔了那么多钱,那我们要赶紧学他们,跟他们一样富强。富强后,我们就可以和他们一样去瓜分别的国家。像中国这种国家肯定不行,与其被列强霸占了,那我们日本不如也去分一杯羹。所以从甲午战争到八国联军侵华,日本很及时地分到了一杯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对亚洲各国的侵略,正是按照福泽谕吉这种思路来进行包装的。
还要指出的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也是日本“善于”学习的结果:学习西方,就是也要学习西方列强的侵略方式,强盛了,可掌握支配权,鱼肉弱国。可以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们成功了。从甲午战争之后,到庚子事变、日俄战争,日本都是得利者,或是跟随列强参与了瓜分亚洲的行列,或是借助地域的优势在亚洲确立了支配地位。在欧洲列强的侵略行为遮掩下,明治时期日本的侵略获得了“合理性”,所以他们“成功”了,成就了辉煌的明治时代。只是欧洲列强,特别是英、法等国,已经走到了其强盛时期的末尾。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国际格局发生大变的同时,国际法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新兴的日本,刚刚确立了强盛的国体,其饕餮般的胃口,显然无法得到满足。所以才有二战时期试图与德国分享东西霸权的目标。对他们来说,所有的作为,不过是十九世纪的延续,还希望着用十九世纪的方式来获取其利益。日本人的想法没有变,做法没有变,而世界对他们的看法居然变了。这可能是令日本人最为郁闷的事情。他们不能正视二十世纪的国际法的变化,也就不能正视自己的侵略行为。这或许是日本人难以反省的原因之一吧。
辛苦黃仕忠老師,感謝學而優書店重溫當日報告盛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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