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n Fiction

这是北京司空见惯的一天。 我紧踩着离合，以每分钟30厘米的速度向前蠕动，同时全神贯注地提防旁边插队的车辆和突然横穿马路的行人，一路上我已经目睹了数起因为注意力涣散所导致的事故。导航软件完全没用，我靠着微信里同事实时报告的路况选择路线，比起堵车更令人焦虑的是，一场大雨将不期而至，而我的油箱已经接近红色警报线。我回忆起几年前北京的那场暴雨，让许多驾驶者彻夜难归，甚至弃车求生。 真难以想象这是2014年，我们已经把无人探测器发射到了火星上，却仍然忍受着如此低效愚蠢的交通方式。作为一名资深的科幻迷和作者，我不由得想起少年时看过的那些科幻小说和电影，其中所描绘的光怪陆离的未来交通方式，曾经令我叹为观止，心生向往。这么多年过去了，究竟哪些成为了现实，哪些仍然遥不可及？什么样的交通工具既现实又符合现代人性需求？ 趁着车子还没彻底抛锚，我放飞思绪，在狭小空间中幻想自己在另一个平行宇宙中所有可能的逃脱方式。 业已成真的幻想 - 气垫船 享有世界声誉的科幻科普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在参观完1964年纽约世博会后，写下一篇文章发表于1964年8月16日《纽约时报》，想象自己漫步于2014年世博会的场景。他写道：”到了2014年……压缩空气的喷流也将使汽车轮子离开高速路面，这将使得路面的问题最小化，土路、草坪都可以变成通途。那个时候，桥梁将变得可有可无，因为汽车已经可以依靠压缩空气的喷流’飞过’水面，尽管交通法规将禁止这种做法。” 他所预言的大部分都已成为现实，除了最后一句话，如今气垫船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使用，气垫车也将从军用领域进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 空气动力 早在19世纪，法国科幻小说家儒勒•凡尔纳就曾描绘过这样一幅图景——满街跑着用空气作动力的汽车。事实上，比起当前风头正劲的电动汽车，空气动力汽车更担得起“新能源”这样一个称号。毕竟电动汽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34年，而直到1886年，卡尔•奔驰才发明了以内燃机为动力的汽车。 在石油能源危机日益逼近的今天，人类谋求各种可替代性能源来满足日益增长的交通需求，比起电动汽车所需要的成本高昂的充电站配套建设，空气动力真正称得上价廉物美零污染。由于空气具有高度可压缩性，因而能够作为能量载体，作为气动汽车的动力源。目前许多国家都已经研发出成熟的空气动力汽车技术，印度塔塔汽车公司(Tata Motors)所推出的空气动力汽车，每加满一次“燃料”——压缩空气，可行驶1000英里，最高时速可达96英里，而售价仅为1.8万美元。 继登月及核潜艇后，凡尔纳的预言在100年后再次成为现实。 - 智能汽车 80年代的电视剧《霹雳游侠》中，男主人公开着一辆酷炫至极又能说会道的汽车，四处行侠仗义，成为许多孩子心目中英雄梦的代表。影片中，汽车会用机械而略带萌感的声音抱怨：“请别叫我'汽车'或是'几只轮子'，我是奈特工业3000号。” 几天前，我一个同样酷爱科幻的好友突然打电话给我，他几乎是咆哮着说“你还记得《霹雳游侠》第三季里会说话的遥控汽车吗，我买了一辆！”我一度怀疑他赌球输钱精神失常，想找我借钱，直到他把车停在我面前，并挥舞着手机App演示如何远程解锁，发动引擎。他甚至突发奇想，让快递员把包裹送到停车场，然后他用手机遥控打开车门。 我可以想象当时快递员的表情。 这只是这款名为Sensus的智能车载系统其中的一小部分功能。与手机App同步的随车管家将提供远程控制和车辆实时监控的功能，你可以实时了解车辆的各项数据信息，这对于我这位懒惰且忘性大的朋友来说，提醒及时加油并送检养护是非常必要的功能。他慷慨地让我坐进副驾，向我炫耀漂亮的内饰和操控界面，用他那口莆田普通话下达命令，与云端大数据平台相联的智能在线系统竟然能够精确识别他的口令,显示天气、PM2.5、实时路况和导航，甚至还能连接百度搜索和豆瓣电台。 我几乎相信这辆车子马上就要变形了。 这还没完，他按下面板上的“On Call”键，一把甜美女声响起：“刘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你？”我的朋友说出一家以火爆闻名的餐厅名称，过了一分钟，女声再次响起：“已帮您预订了今晚7点两位。” 我一脸震惊地问他：“这是林志玲？” 朋友微微一笑，像是对我的惊叹见怪不怪。“哥们儿，这是沃尔沃。” Sensus就像你的贴身秘书，你可以通过它的呼叫中心预定酒店、飞机票，最关键的是，当车主遇到重大事故时，摁下SOS键，呼叫中心就会自动定位车辆并与车主联系，以最高优先级展开救援。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总是幻想智能汽车比登月飞船还先进。在我看来，21世纪的今天，幻想已经成为现实。先进并非代表堆砌繁复的功能，而是让技术本身退居幕后，通过便捷直观的操控介面，直击人性最深切的需求：安全、便捷、智能、高效。 沃尔沃Sensus毫无疑问代表着智能汽车平台走向人性化的正确方向，而它的开放性及打通生态链上下游的野心也将赋予它极大的想象空间。在可见的未来，它将真正改变现有的交通生态系统，变革人类出行方式，成为步向智能交通新纪元的起点。 即将实现的梦想 - 飞行背包 人类对于飞翔的渴望自远古之日起便从未停息，我指的不是坐在一个钢铁盒子里那种飞，而是真正的自由飞翔。于是在奇幻小说中有了孙悟空的跟斗云，哈利波特的魔法扫帚，甚至像天使般长出一对巨大的羽翼，但在科幻小说和电影中，所有关于飞翔的梦想经过物理定律的严苛考验，最后都化为一个模样——《007：雷霆万钧》中肖恩康纳利背上那个形状怪异，却又能够喷吐火焰将他带上天空的玩意儿。 如今，由Jetpack公司制造的飞行背包已经公开出售，尽管它还存在不少缺点，比如沉（重达81公斤）、飞行时间短（9-11分钟）、距离有限（最远18公里，最高76米）、安全性能堪忧（仅供经特殊培训的飞行员），但从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丹佛试飞可以证明，它是可行的。或许假以时日，技术的进步真的能够让普通人随时飞上天空，远离拥堵，但届时会否出现另外一种局面，人们忙碌地在天空中彼此躲避，电线、飞鸟和风筝将成为交通事故的重大隐患。 - 飞行汽车 从《第五元素》的空中车阵，到《少数派报告》中的立体交通，几乎所有的科幻片中都会出现横冲直撞的空中飞车，这几乎已经成为科幻电影的一大俗套。就像科技圈里的科幻小说家William Hertling所说的：“飞行的汽车永远是我心中最柔软的的部分。作为1970年代出生的人，我们从小就相信未来一定会有飞行的汽车，因为飞行的汽车总是出现当时的科幻小说中，但实际上从未出现在现实生活中。” 这个梦想也许不再遥远，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特拉弗吉亚公司推出了一款飞行汽车设计——“过渡者”，今年初还宣布了更加自动化的型号——“TF-X”，它其实是一种合法化的街道飞行器，不需要很长的跑道和高标准的起落机场。但除了技术和成本之外，更大的瓶颈在于立法上，即使在美国也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拥有飞行执照，三维空间里的流量路线管控难度将呈几何级数地上升，危险系数也是，比起一辆抛锚的飞车从三百米高空垂直坠落，我还是宁愿在坚实的地面上堵着吧。 - 自动驾驶 1964年的阿西莫夫想象五十年后“人们会花更多的精力设计带有’机器大脑’的交通工具，设置完目的地即可自动抵达，不会被人类的慢反应干扰。”他料想2014年世博会的一大亮点，就是在距离地面两英尺高的空中，能够轻巧避开行人和其他障碍物的机器人汽车。 而在风靡了半个世纪的《小灵通漫游未来》中，叶永烈为读者描述了一种装有“自动避撞装置”的智能汽车，这种汽车连小孩子都可以轻松驾驭，在未来世界，人们称它为“飘行车”。 21世纪的今天，这些梦想都即将成为现实。 Google花了5年时间完善自主研发的自动驾驶技术，并在今年年初推出原型车。令许多人感到吃惊的是，Google似乎试图实现无人驾驶的一步到位，它激进地去掉了方向盘和仪表，也没有油门、刹车或后视镜，只保留了“启动”和“停止”两个物理按钮。尽管这款原型车外形如玩具般圆润呆萌，却令许多驾驶者心生疑虑，人类是否做好了准备，将自己的生命托付给这样一部完全借助传感器与电脑进行控制的机器？ 如果说Google是欲一跃登顶的冒险家，始终坚持安全第一的Volvo便像是拾级而上的探索者，逐步实现着它心中的自动驾驶之梦。 目前业界对于自动驾驶的定义大概分4级。0级就像是陪练，它会提示驾驶员车道偏离，或视野盲区，但并不会干预你的驾驶。1级就像是车子长出了眼睛和耳朵，通过摄像头和传感器对道路、行人及周围车辆进行感知，并在驾驶员由于疲劳或分神没有及时反应时，条件反射般帮你踩下刹车，防止事故发生。到了2级，车子开始有了脑子，无论是在繁忙车流或拥堵环境中，它都能判断驾驶员的状态变化，结合对车辆及环境的数据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接管方向盘，实现自动驾驶。 如今，Volvo已经让汽车拥有了理解世界的智慧。 而最终，Volvo将通过车间互联、路磁定位等先进技术，基于对超过6万起交通事故数据的深入理解分析，建立起基于人、车辆、环境道路等动态大数据系统基础上的车联网，实现真正的完全自动驾驶（3级）。 在我看来，这种循序渐进的迭代式思路更加适应这个互联网时代，它将人而不是汽车放在整个生态系统的中心，毫无疑问这是出于对人性更加精微通透的理解与洞察。 想象一下，当你在驾驶途中需要接听电话、吃东西、紧急工作或者陪家人聊天时，自动驾驶系统能够觉察到你的状态变化，并主动接管控制权，当你双手放回方向盘时，操控权便流畅而毫无迟滞的切换回人工驾驶状态，甚至在你到达目的地后，车辆能够自己寻找车位并自动停泊，当你需要用车时，只需轻触手机，车子便会从停车场停到你的面前。 这些奇妙的想象，在新款Volvo XC90上已经部分得以实现，驾驶者既享受了驾驶乐趣，又不必担心注意力涣散所导致的交通事故，人类的双手与头脑将真正地被解放出来。 而从更大的维度去看，每辆车都成为一个数据节点，经由云端汇合成为实时动态的大数据集群，车流变成了一个有机协作的生命体，能够根据人、车辆与环境的变化，实时调整行驶策略、选择最优路线、减少能耗、事故及污染。 让我们拭目以待一个崭新时代的来临。 尚未来临的狂想 - 真空列车 现实版钢铁侠Elon Musk继电动车Tesla之后的下一个狂想便是“超级环”（Hyperloop），通过胶囊流线型的车厢在真空管道中运行,最高时速高达 1300 公里,从洛杉矶到旧金山只需35分钟，从旧金山到纽约只需2小时。 这一疯狂的点子便是源于科幻小说。1956年，著名科幻小说家罗伯特•海因莱因就在他的作品《双星》中描绘过“真空列车”，通讯造卫星之父——科幻小说家亚瑟•克拉克和拉里•尼文1976年合作的科幻小说《过时的世界》中也描绘了类似的交通工具。 然而存在的问题是管道距离过长，很难实现完美的密封效果，如果出现气体泄漏现象，则意味着该系统必须不停地抽吸空气，这将消耗大量的能源。高速摩擦产生的高热也是一个隐患，这不免让人联想到一台巨大的人肉爆米花生产机器。 Elon Musk认为只需60亿美金和7年时间，便能建成从旧金山到洛杉矶的Hyperloop，祝他好运。 - 太空电梯 又是亚瑟•克拉克，他在1978年出版的《天堂喷泉》中详细描写了连接地面与近地轨道的太空电梯。90年代太空电梯已经成为科幻小说中的重要元素，例如在金•斯坦利•鲁宾逊的小说《红色火星》中太空电梯就成为抵达其它星球的交通工具。 它的概念看上去很简单，原理是通过一根缆线将人类送入太空。太空电梯的一端位于地球赤道附近的某座海上浮动平台上，而另一端则位于海拔高度为36000千米或更高处的地球同步轨道上。不需要火箭，喷气引擎或其它的推进技术，太空电梯就能沿着缆线来回太空，能耗基本为零，价格低廉而且比火箭更安全。 阻碍这一狂想走向现实的原因有许多，材料强度是其中最关键的一个。目前碳纳米管的理论强度强度大约是钢的100倍，重量却只有后者的1/6到1/7，是潜在的解决方案。但至今全世界还没有人成功制造出长度超过1米的碳纳米管，其结构也很难把握。即便是Google这么野心勃勃的巨头，也由于找不到合适的材料，只好将太空电梯的项目暂时雪藏起来，等待材料科学的突破。 - 远距传送 远距传送（teleportation）这个词最早便是出现于长寿科幻剧集《星际迷航》中，企业号飞船上的船员们通过传送机，被分解成原子，以光速传送到其他飞船或星球上，再重新组合成原来的人体，甚至连衣物都纹丝不差。 这或许便是人类对交通方式的终极想象，只需要一个响指，什么春运、堵车、时差，统统不在话下，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最近，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的罗纳德-汉森教授在实验中将一个原子传输3米，精确度100%。这让许多科幻迷又重新燃起对远距传送的遐想。 汉森教授表示：“如果你相信人体是无数原子以一种特定方式聚合在一起的产物，那你就会相信在将来的某一天，我们便可将人员从一个地方传送到另一个地方。虽然在实践中很难做到这一点，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可能，因为这种传输并不违反任何基本的物理学定律。” 我却总是想起另一部科幻片《变蝇人》。里面的科学家出于大无畏的科学乐观主义精神，在自己身上进行远距传送的实验，不幸的是分解过程中飞进了一只苍蝇，苍蝇的原子和人体的原子组合在一起，变成了半人半蝇的怪物。这部科幻惊悚片给我留下了深深的童年阴影，以至于我本能地怀疑一切经过分解重组的物体（更不用说有意识有情感的人类）是否还是原来的个体。这不单单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伦理问题，哲学问题。 幸运的是，在我的有生之年，应该不会面临这样的问题。 几声催命喇叭打断我的神游，前面的事故车辆被拖走了，车流终于重新开始缓慢流动。我在犹豫是否找个最近的加油站，或者是直接开回家避雨。我所有的决策依据都来自经验与直觉，但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却是运气。如果我的车上安装的是类似Volvo Sensus的智能车载平台或是自动驾驶系统，也许一切都会变得不同。 对于科幻作家来说，三流作家编造情节，二流作家构想技术，而一流作家，则能由技术的革新推演到整个世界的变化。在1880年预想汽车的出现并不困难，但若预想石油危机、交通拥堵、停车和大气污染问题便相当不易，这需要相当超越性的远见卓识。即便是杰出如阿西莫夫，在他幻想的2014年，汽车工业的领导者却仍然是通用。而在我们所熟知的现实世界，汽车工业最前沿的创新者与领导者，早已被Volvo、Google、Tesla等名字所占据。 人类始终追求更快捷、更舒适、更人性化的交通工具，大胆乃至疯狂的想象者提出预言、编织梦想，而脚踏实地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一步步将梦想化为现实。但无论我们走得多远，始终不该抛弃的是“以人为尊”的价值理念，用科技将人类从低效、机械、繁冗的日常生活中解放出来，去从事更具创造性的工作，去享受更加美好的生活，而不是让人沦为机器与物质的奴隶。

（原文发表时有删改） 寒冬将至？ 九月初的芝加哥依然有几分闷热，这座被称为“风城”的城市以其冬天的严酷著称，在8月30至9月3日的短短五天里，它迎来了一群颇为惹眼的访客。白天，他们胸前佩戴着蓝色胸牌，垂挂着五颜六色的缎带标签，上面写着诸如“不要惊慌”、“42”、“我的天，那儿全是星星”等令局外人迷惘的字句，装扮成精灵、吸血鬼、星际迷航宇航员、黑武士或者维多利亚式怪客，出没于芝加哥河南畔的君悦酒店（Hyatt Regency）各个角落。 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头顶银发，身形肥胖臃肿，甚至已经行动不便，只能依靠助行车游荡于酒店东西双塔的地面及地下各层。他们来自世界各地，操着各国口音，为了一个共同的盛会聚集到芝加哥，这便是世界科幻大会（WorldCon）。 他们通常被称为“科幻/奇幻迷”，在中国，他们被统称为“幻迷”，是这个宇宙间公认最为狂热而不可理喻的人群之一。 事实上，这已经是芝加哥第七次举办世界科幻大会，因此本届大会遵照传统被称为“ChiCon7”。第一届科幻大会可以追溯到1939年的纽约，一次小规模的同好聚会，第二年便移师芝加哥，至今已举办了70届。就像四年一届的奥运会，许多城市为了争夺世界科幻大会的举办权，在会场中展开激烈的推广拉票活动，2013年花落德州的圣安东尼奥，2014年移师伦敦，目前正在争夺的是2015年的主办权。 今年有超过4300名美国幻迷注册了大会，另外有超过840名来自其他国家的注册参会者，每人根据年龄支付由75到230美元不等的会员费，同时每天在会场都会有当日入场券出售。所有注册成功的参会者都有资格为9月2日晚颁奖的雨果奖投票。这个奖项被称为幻想文学界的奥斯卡奖，1953年为了纪念杰出的美国第一本科幻杂志《惊奇故事》创始人、现代科幻小说奠基人——雨果•根斯巴克而设立。 世界科幻大会一向是以欧美为中心，从历史上的举办地点可见一斑，这固然与英语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绝对强势地位密不可分，同样与科幻小说此文类伴随工业革命进程诞生发展的历史背景息息相关。如今的世界科幻大会已经不仅仅只是科幻的盛会，它更涵盖了奇幻、恐怖、青少年小说、架空历史等等文类/亚文类，被统称为“推测性小说”（Speculative Fiction），事实上，这些衍生文类在销售市场上的表现已经远远强劲于原教旨主义科幻迷们坚守的“核心科幻”，《哈利波特》与《饥饿游戏》系列书籍及改编电影的疯狂畅销便是最好的例子。 于是便有了同一时间在亚特兰大举办的DragonCon，颇有一番和WorldCon打擂台的意味。DragonCon是全美最大的多媒体及流行文化展。该展涉及科幻、游戏、童话、连环画、文学、艺术、音乐及电影等。在展会期间，晚上的盛大宴会是一大亮点。上千人化装成自己喜爱的角色，相互嬉闹，热闹非凡。据说今年的参会人数达到了3万5千人，抢走了不少著名作家和青少年人气，相比之下固守传统的WorldCon现场显得有些“老弱病残”。 在五天中，WorldCon密集安排了超过870项的议程活动，分布在君悦酒店地下两层到地上三层的大小会议室中，由于许多活动同时举行，幻迷们仅能挑选出自己最为感兴趣的话题，参与互动，并频繁转场。题目千奇百怪，无所不包，科幻/奇幻小说写作、世界构造、人物设置、作家朗读签售会、咖啡沙龙、如何说克林贡语、科幻短片节、化装派对、幻想艺术展、同人文化讨论、出版业趋势及经验分享……等等，甚至还贴心地为带孩子参会的父母设置了“ChiKidz”区域，为孩童们提供幻想相关的游戏及看护服务。 但即使如此丰富的议程却也难掩形式上的落伍感，有投影设备和麦克风的会议室屈指可数，多数场合便是一杯冰水、一本书开聊，有的是老年粉丝们的讨论热情，缺少足够吸引青少年的科技感和互动参与。 无怪乎参加大会的资深科幻迷Tiberium在国内最大的科幻论坛，成员多达35000人的豆瓣网科幻小组里发表感想，他说：“从这次科幻大会的与会者来看，西方科幻书写已经衰落了，到场的大半是大叔大妈爷爷奶奶级别人物。中国科幻到场的全都很年轻，他们指望我们呢……现在他们对中国科幻非常有兴趣，‘因为所有的事情在同时发生’，我们是未来。 ” 仿佛在验证他的这种说法，雨果奖、星云奖获奖作家大卫•布林在拿到他小说《陶偶》的中文版后对中国代表们说，美国是20世纪的“中国”（Central Kingdom），所有人都要学习英语，而中国是21世纪的“中国”，所以我把新书《存在》（Existence）的背景设置在上海，希望没有太出糗。 这种论调似曾相识，仿佛从现实的欧元区经济危机吹进了想象的国度。 火星照耀美国 在科幻作家韩松去年出版的小说《火星照耀美国》中，讲述了2066年，中国围棋代表团作为世界第一强队，出访衰退后的美国的故事。韩松的主流身份是“新华社对外部副主任兼央采中心副主任”，被誉为中国的新浪潮科幻代表人物。他的小说文本往往借助复杂隐喻来制造反讽，却往往被缺乏阅读经验的年轻读者反复误读甚至曲解本意。 今年ChiCon7的人群中出现了一些新面孔，这些年轻的亚洲人频繁出现于与中国相关的论坛中，坐在讲台上，操着不太熟练的英文与白发苍苍的台下读者交流着关于科幻的看法，相映成趣。这是中国首次有组织地参加世界科幻大会并设置相应议程，这支小型代表团中包括了从事科幻教学评论长达二十年的大学教授吴岩、科幻作家北星、陈楸帆、夏笳、郝景芳、科幻翻译者汪梅子以及忠实的科幻迷涡涡头、Tiberium等。 原本作为最重要一环的《科幻世界》出版社社长万时红、主编姚海军及编辑部主任杨枫一行，由于签证原因未能成行，成为本次中国科幻代表团的一大遗憾。这本创刊32年的中国杂志号称是“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科幻杂志”，事实上，它巅峰时期每期40万的发行量让所有欧美科幻奇幻杂志出版人惊呼“不可思议”，即便是美国最主流的三大科幻杂志之一《阿西莫夫科幻小说》也仅仅在月发行量1到2万之间艰难徘徊。 关于中国科幻的分论坛几乎场场爆满，许多热情听众甚至参加多个场次，以至于嘉宾们担心自己所说的内容是否有所重复。这些论坛主题包括“中国科幻中的女性主义”、“科幻在中国”、“中央王国（Central Kingdom）：中国科幻在21世纪的角色”、“中国与印度的科幻市场”、“《科幻世界》杂志发布会”等等。由于世界科幻大会的分论坛议题可由参与者自由提交，许多热门议题事实上有所重叠，中国嘉宾们临时分工，将各个论坛的话题进行了区隔。 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吴岩教授这是第二次参加世界科幻大会，上一回还是在2007年日本横滨，他当仁不让地成为中国分论坛的组织者。尽管他是目前国内唯一招收科幻文学研究方向的研究生导师，却仍然需要自费参加会议。这一专业隶属于教育学院，每年只有一个招生名额。吴岩颇为无奈地说，即便如此，招进来的许多只是调剂生，而真正有志于科幻研究的科幻爱好者却考不上。 他向听众们介绍了中国科幻的历史，以及在诸次政治运动中的命运，这也是大部分西方听众最感兴趣的话题。其他被经常提及的问题包括广电总局对“时间旅行”题材的禁令，文革中是否有地下流传的科幻小说，出版机构中对于敏感题材的审查等等。 正如参会作者郝景芳所说的“……这与其说是关心中国科幻，不如说是西方关心中国政治。 另一方面，观众很关心中国的科幻小说市场有多大，翻译作品销量如何，这与其说是关心中国科幻，不如说是关心他们的作品进入中国能卖多少册。” 这位毕业于清华大学天体物理学本科，目前为清华国际贸易博士生的年轻女作者刚刚出版她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回到卡戎》。事实上，这部以火星为背景的小说原本是她上一本小说《流浪玛厄斯》的下半部分，只是由于出版社考虑到销量压力，一拆为二，先看上半部的市场反应再做考量。上下集之间足足相隔了一年。 而在WorldCon上，关于“好奇号”登陆火星、太空探索的分论坛均被分配到数百人的最大会议室，即便如此，仍然一座难求。与火星相关的科幻作者如Ben Bova，Jeffery Landis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明星。现场观众的科学素养之高令中国客人赞叹，甚至能够与台上嘉宾就一些十分深入的技术问题进行探讨。在科幻粉丝文化（SF Fandom）盛行的背后，体现着一个国家的综合科研实力及科学教育水平。这其中的巨大差距并非几场表面火爆的论坛便能弥补追赶。 《科幻世界》出版社甚至委托吴岩教授主持了一场专门的杂志推介会，面向意图开拓中国市场的西方作者。制作精美的PPT上罗列出科幻世界翻译引进的数百种外国经典科幻著作，其中不乏西方超级畅销书，然而在中国市场的表现却只能说是不温不火。这与科幻小说在中国图书市场中的尴尬定位不无关系。 相当长的时间里，科幻小说在中国一直被当成是儿童文学的一个分支，阅读科幻小说被当成一种不成熟、不现实、远离主流的表现，在吴岩的《科幻文学论纲》中便把科幻小说定义为一种“边缘人的文学类型”。当中国奇幻、玄幻小说被当作一种大众消费文学推上商业高峰又迅速泡沫破灭之后，许多忠实科幻迷却仍然在激烈争论，科幻小说的目标消费人群应该是粉丝圈子还是普罗大众。 参加《科幻世界》推介会的大多数是不出名的写作者，而真正的名家名作中文版权却早已在始于2010年底的一场科幻出版热潮中被争抢一空。参与这场战役的包括国内颇具实力的读客、新星、果壳等出版机构。诸如《基地》、《海伯利安》、《质量效应》、《神经浪游者》等经典科幻蓄势待发，等待占领这片曾被视为荒漠的蓝色海洋。 而这一切戏剧性的转变，都源于一部在中国分论坛上被频繁提及的中国科幻小说——《三体》。 生生不息，繁荣昌盛 “以《三体》三部曲的水平，拿下双奖毫无压力。”在中文科幻论坛里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自信言论，“双奖”指的是雨果奖和星云奖，代表着世界科幻/奇幻文学界的最高奖项，能够获得“双奖”便意味着跻身经典行列。 刘慈欣和《三体》，成为中国代表团每个人挂在嘴边的名字。这位近乎隐居于山西娘子关火力发电站的电脑工程师，被誉为“单枪匹马将中国科幻文学提升到世界级的水平”。他的作品以尺度宏大、气势磅礴著称，带有一种厚重理性的黄金时代技术美感，科幻迷们亲切地称他为“大刘”。《三体》三部曲销量突破了45万，创下了中国原创科幻的记录。 西方读者不断提出一个问题，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读到这部作品？ 嘉宾们的回答带着中国式的欢欣鼓舞，目前《三体》英文版版权已经售出，目前正在翻译中，预计明年将面世。许多三体粉丝期盼着这部中国作品打破欧美科幻一统天下的局面，正如火速攀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一样，一夜间在科幻世界的版图中崛起新的高峰。 然而业内人士却持保留态度。美国最大的科幻/奇幻出版社Tor的编辑Liz Gorinsky告诉我们，Tor每年出版（包括再版）的各类图书大约有400多种，其中科幻/奇幻类约占三分之一，但极少有翻译作品。一是因为出版社不愿意额外多出翻译费，而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美国人不看翻译小说”。即便是风头正劲的少数族裔或移民后代题材小说，绝大部分也是直接用英文写作。 相反，每年从外文翻译成中文的科幻小说多达上百种。 就像是国际贸易中的不对等格局，富士康工人如不知疲倦的机器将零件装配成标有“Designed in California”的iPhone，赚取微不足道的工资，却将核心利润拱手相让。这种逻辑可以推演到任何一个行业，更遑论文化与价值观领域的输出。 世界从来就不是平的，哪怕在科幻世界里。 翻译是另一个大问题。自由翻译者汪梅子说，文学翻译薪酬低下，操作周期长，收入难以保证，译者大多数靠着一腔热情工作，还要承受网络上对于翻译质量的刻薄评论。而中翻英则难度更高，如果不是双重母语的人才，基本上无法将中文小说微妙复杂的文笔转换成地道的英文表达方式。 11岁从兰州移民美国的刘宇昆（Ken Liu）恰好是这样如熊猫般珍稀的国宝。 拥有哈佛英美文学、法律、软件工程复合背景的刘宇昆像诸多科幻作家一样，拥有一份稳定的本职工作——专利权法律顾问。近两年他的创作呈爆发态势，“Ken无处不在”，一名作者这样形容。他以描写华裔移民情感隔阂的短篇小说《折纸》及反思南京大屠杀的中篇小说《终结历史之人：一部纪录片》入围雨果、星云奖最终提名名单，并最终凭借《折纸》勇夺双奖，与获得约翰•W•坎贝尔最佳新人奖的华裔作家余丽莉一道，缔造科幻世界新的历史。 不仅如此，他还将刘慈欣、陈楸帆、夏笳、马伯庸等国内作家的小说翻译成英文，并发表在欧美主流科幻媒体上。他所翻译的陈楸帆短篇小说《丽江的鱼儿们》赢得2012年世界科幻奇幻翻译奖，被评委盛赞为“一个机智、原创、可爱及富破坏力的故事，译作俱佳”。 刘宇昆的成就让中国科幻界看到了另一种可能性，与其抱着大跃进般在数年内赶英超美的雄心壮志，不如从最为基础的工作做起，先用优秀的中文短篇作为敲门砖，打开西方读者及媒体的封闭视野，逐步增加双向交流的力度，最终输出经典，在英文科幻世界的疆域中建起属于中国的桥头堡。 在大会最后一天的议程中，有一场被命名为“如何让世界科幻大会走向世界？”的分论坛，邀请了来自荷兰、巴西、中国、斯里兰卡、美国的代表进行讨论，是否存在一种可能性，把世界科幻大会搬到英美之外的其他国家（如日本）举办，真正做到幻想无国界。讨论的结果最终还是落到了两块最大的绊脚石，一是经济，二是语言。尽管嘉宾们发动想象力提出了许多解决方案，但所有人心里清楚看见，抹平世界的崎岖绝非易事，正如现实的缩影。 30年前，东西方冷战尚未完全停歇的时代，英国科幻作家Brian Aldiss到访中国，他说“踏上中国土地，不啻于踏上另一个星球。”21世纪的今天，经济与技术的发展或许让这种“星际旅行”在地理学意义上变得简单，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却依然固守在各自的孤独星球，仅仅通过想象力来构建对方，互相误解、美化或妖魔化，用语言和意识形态来完成新的征服。 我们真的能够到达世界大同的乌托邦吗？至少在科幻小说里，这个梦想还将继续被反复书写下去，无论是从正面，还是反面。

关于科幻的十问十答 （发表时有删改，此处为完整版） 提问者：陈楸帆 回答者：刘宇昆（Ken Liu），刘慈欣 陈楸帆：其实大部分中国读者分不清科幻小说与奇幻、玄幻的区别，或者一说起科幻就会联想到飞碟、外星人等固化印象，能否请你们就科幻小说这一文类做出自己的定义或描述？ 刘宇昆：随着时间推移，科幻小说发展到包容许多亚文类。一种我喜欢的定义是它包括任何带有推测性元素的小说只要明确排除超自然魔法。这意味着科幻包括硬科幻（基于已知科学规律及原则基础上的推演），软科幻，社会学科幻，政治反乌托邦，架空历史，科幻奇幻（Science Fantasy），科技惊悚等等。 刘慈欣：众所周知，科幻文学现在也没有一个确切的公认的定义，或者说曾经有过，现在又变的越来越模糊了。我专注于创作，进行的理论思考不多，只能套用别人的定义：科幻小说描述基于科学的想象世界，它描写的世界是超现实的，但不是超自然的。但很显然这只是一个原教旨主义科幻迷的定义。至于中国读者分不清科幻与奇幻倒不是重要的事，有时候连我们都分不清。他们只要能分清好看和不好看的幻想小说就行，我们努力使自己的作品更好看些，最后就能使他们认识科幻是什么。 陈楸帆：最近评论家Paul Kincaid在《洛杉矶时报》上发表书评，认为“科幻作为一个类型已经到了枯竭的状态”，这种论调曾经在历史上出现过许多次，对此你们有何见解？ 刘宇昆：每次出现这样的预测，这一文类便会发展壮大，变得更有活力，更有趣。因此我欢迎这样的预测，因为他们的意思是，科幻已经深深嵌入文学文化中，以至于那些自认为不喜欢科幻的读者正不自觉地读着受其影响甚至包含科幻元素的作品。 刘慈欣：宇昆对此所持的乐观态度令我钦佩，但我却没有这么乐观，我认为也许这一次（或下一次）狼真的来了。科幻文学确实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个人认为，科幻衰落的最深层最本质的原因正是科学技术本身，科技神奇感的消失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未来期待的平淡化，是科幻文学所面临的最致命的打击。科幻的世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变成现实。人们有一个特点，就是对变成现实的奇迹很快麻木。比如现在的智能手机，集移动通讯电台、电脑、互联网络、数码照相机、数码摄像机、数码收音机、GPS定位装置、影音播放器、重力感应装置、温度计、手电筒等一体，方寸之物可以随时与地球的任何地方进行通讯和网络连接，它所集成的设备以前要用一辆小车才能装下。笔者曾经统计过国内科幻小说中曾出现过的移动通讯设备，大多数在功能还上不如现实中的手机，也就是说，科幻的神奇梦想现在装在每一个人的口袋里，但大家都把这当做一件最平常的东西。 另一方面，正如宇昆指出的那样，科幻做为一种文化形式渗透到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除了他所提到的科幻因素进入主流文学，科幻符号和表现方式也大量出现在其它社会经济领域，这种科幻因素的泛化无疑冲淡了科幻文学本身的存在感。 但我对科幻的未来还是乐观的，以上这些挑战，仅靠提升科幻小说的文学品质是不足以应对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故事资源，我们必须正视科幻文学的本质和核心，科技的神奇感是科幻的生命力之所在，我们必须创造出更多的、更大的神奇，保持年轻的心态，使自己的想象力与时代同步。科学、幻想和文学是人与其它动物最大的三个区别，这三者的结合体更是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将与人类文明同在。 陈楸帆：今年以刘宇昆、余丽莉为代表的华裔科幻作家在权威奖项上屡有斩获，加上之前姜峰楠（Ted Chiang）的成功，您认为华人科幻作家（泛指）在世界科幻版图中是否占有一定的重要位置？您觉得中国文化因子在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刘宇昆：毫无疑问华人作者正在进行创新的、有趣的工作。在我读过的华人作者中，中国文化影响他们的写作正如美国文化影响美国作家的写作。在我看来这是必然的，作家从特有的文化视角出发写作，被构建的同时也构建出他们投身其中的文学传统。 现在的问题是提高他们在西方的曝光率从而使他们的作品得到欣赏。 至于华裔美籍作家，我只能代表我自己，我明显感到双语和双文化背景是我观点中的重要部分，对于中国及美国文化的认同令我深感骄傲，同时塑造我的写作。 刘慈欣：美国科幻发展到今天，本身也需要充入新鲜的空气，华裔科幻作家以他们与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给科幻文学带来了新的感觉。之前虽由西方作者所写但充满东方色彩的《发条女孩》的成功也说明了这点。以上无疑是华裔作家受到关注的原因之一，但这也与他们自身的能力和才华密不可分。随着国际交流的扩大，华人在西方各领域所具有的份量和影响力在不断增长，他们当然也会在包括科幻在内的文学领域显露自己的才能。 做为一名科幻作者，我现在更期待能有美国或欧洲的科幻作家到中国来写作（南希．克蕾丝好像半开玩笑地表达过这种愿望），与中国科幻作家竞争这个庞大的市场并取得成功，像郝尔那样。本来，科幻的世界应该是一个不分种族的大同世界。 陈楸帆：大刘的三体三部曲即将翻译成英文出版，国内的读者或者舆论出现了“中国科幻大国崛起”的论调，在你们看来，这种论调是否成立，为什么？ 刘宇昆：我不认为我能够对此问题提供成型意见，因为我发现很难预测读者口味趋势以及什么样的故事会令读者产生共鸣。我当然希望西方读者将有更多机会欣赏到我有幸阅读到的中国作家的精彩作品。 刘慈欣：我觉得这更像个笑话。所谓的“大国崛起”，按常识应该是一个国家在世界上崛起，而不是拔着自己的头发在国内“崛起”。到目前为止，中国科幻没有产生有世界影响的作品，甚至真正译介到国外的作品都少的可怜，事实上现在世界其它地方的多数读者可能根本不知道中国科幻的存在。他们听到中国科幻，就像我们听到埃塞俄比亚科幻或菲律宾越南科幻一样感到惊奇，尽管我知道菲律宾和越南确实有科幻。《三体》英文版和韩文版还都在翻译中，出版后的影响仍是一个未知数，在每年出版一千多种科幻长篇的美国，也很难有很太乐观的预测，只是具有一个开拓的意义吧。 做为一个中国的科幻作者，我感觉中国科幻文学不应该以什么“大国崛起”做为目标，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我们不再面朝黄土背朝天，不再只盯着眼前的一亩三分地，我们开始对未来有了基于科学的想往和期待，我们对自己生活之外的宇宙也有了神游的欲望，对于包含整个人类和整个宇宙的终极问题也有了自己的思考，我们通过科幻小说把这些描述和表达出来，让更多的人分享我们的想象世界，不管他们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这就够了。 陈楸帆：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科幻作品的市场影响都远远不如奇幻，你们觉得目前中美科幻发展的真实现状如何？瓶颈何在？有何可能的对策？ 刘宇昆：常会有对于科幻市场“衰亡”的担忧，事实上，如今有更多的科幻小说被消费。但主要在电影、电视和游戏领域。但所有这些媒体根植于文字中。伟大的写作依旧在进行着，只是不一定以传统形式。 我认为科学总能引起大众兴趣，推测科技影响永远会是读者感兴趣的内容。 个人而言，我认为那些花时间了解科学的作者会写出更有趣的故事。最好的猜想永远来自坚实基础。 刘慈欣：美国科幻也不如奇幻吗？出版市场不太清楚，但至少从影视方面看不是这样吧，至少两者是平分秋色的。至于国内市场，同整个文学大环境一样，科幻阅读也正在向电子媒体转移，这是一件好事，科幻当然应该用科幻的方式去读，但这无论对于作者还是出版者都是一个挑战，由传统的方式去适应并不容易。同时，在不远的将来，国内科幻影视方面可能会有一个爆发式增长，科幻正在以越来越多的新形式存在并发展。好在如宇昆所说，所有的表现形式都能从文字创作上找到源头，这对我们作者是一个安慰，不管科幻的形式变成什么样子，编故事想创意的人还是需要的。 陈楸帆：我从世界科幻大会上看到大多数参会者都是老人，这与中国科幻大会上的年轻面孔形成鲜明对比，这是否代表真实情况？在你们看来，中美科幻作品之间的差距有多大？ 刘宇昆：参加世界科幻大会的成员确实年龄越来越大。但其他集中在游戏/漫画的大会则吸引了年轻人群。我并不是特别担心“年轻人对科幻不感兴趣”这个问题。 至于中美之间比较，我不认为我有发言权，因为我不了解中国市场。在美国，科幻小说有时仍被视为“不严肃”，但主流小说中大量使用的科幻元素则被严肃对待。我认为这主要是贴标签和过时成见的问题。 刘慈欣：宇昆指出，在美国的包括其它新媒体的幻想文学会议上，还是年轻的受众居多，我们以前总是谈美国科幻读者的老龄化，却忽略了这一点。这又是上面那个话题：科幻正在向新媒体转移，只是人家转移的比我们更快．这种现象迟早也会在国内出现，或者已经出现了，作为作者和出版者，应该积极参与这些新媒体的运作。只能说，科幻本身显得越来越科幻了。 谈到中美科幻之间的差距，如果与仅从文学方面来比较是一件比较复杂的事，毕竟不同文化背景间的不同读者欣赏取向有较大的差别。比如西方科幻有很强的基督教文化背景，中国读者虽然不至于完全不熟悉，但缺少认同感，这就导致像《异乡异客》这样的作品在国内接受度不高；同时，中国处于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初期，科幻文学中的未来观和宇宙观对于西方来说可能有些初级和幼稚的感觉。另一方面，人类对文学的感受毕竟有共通的地方，从一个普世的文学标准来看，在问题中提到的作品题材/风格的丰富性，以及文学的成熟性上，中国科幻与美国相比仍然有较大的差距。 与主流文学不同，科幻做为一种类型文学，对一个国家科幻水平的判定除了文学方面，还有其在本国和世界的影响力方面。与文学方面的比较相比，这方面的比较相对简单明了，有数据说话。在这方面中国科幻与美国相差的显然不是一点半点，而是根本不在一层次上。美国一年出版的科幻长篇有上千种，中国今年在＂崛起＂中应该也没有过百；影视就更不用说了，中国科幻大片零的突破还没出现。 陈楸帆：你们都看过对方的作品，能否对对方作品做一个评价？ 刘宇昆：我只能作为一个美国读者来评价刘慈欣的作品。我敢肯定中国读者会有不同的观点。 在刘慈欣的作品中，我可以看到一种独特的视野，生发自中国经验，描绘科技与生活之间的关系。 西方科幻往往聚焦于那些具有优先权、能够理所当然接触到科技的人物生活，甚至当不在这种情形下，作家会下意识地复制权力对于无权者的居高临下态度。西方科幻对发展中国家的描绘，往往是拾荒者、抄袭、垃圾回收的机会主义者，而不是创新者。这是真实世界范围内权力及技术失衡的延续。 但在刘慈欣作品中他聚焦于非特权阶层，将他们的生活放在中心。如《乡村教师》中，人类命运被绑定在乡村中国一些穷困学生展示我们物种潜能的能力。这篇描述充满毁灭性的美。。它提醒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大多数人并非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然而无论贫穷富有，受过教育或文盲，西方或发展中国家，都是同一物种的成员，具有相同的权利与潜能。我们必须要解决的是不平等的技术访问和不平等的权力。 刘慈欣同样带来了许多传统中国概念中的积极描绘，这是西方科幻所缺乏的。例如《赡养上帝》和《三体》中对中国历史的广泛引用，提醒我们，以西方为中心的人类历史观是局限的，非普世的。此外他所描绘的普通中国家庭生活充满了中国传统价值观，正面光明。在西方对当今中国的书写中，往往将中国描绘为一系列与现实并无太多关系的负面刻板印象，刘慈欣的作品正是有效的解毒剂。 刘慈欣：读刘宇昆的作品，第一个感觉就是在感情上有许多相通的地方，这种感觉在阅读西方本土作者时是没有的。这并不是因为西方作者不写感情，而是宇昆的作品中融入了东方文化的原因。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中许多美好的东西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珍视，这些文化元素融入了科幻想象之中，在十分精致的构思和故事中得到表现，产生了一种难以言表的美感。在谈到《乡村教师》时刘宇昆告诉我，他在为中国海外教育基金会做法律顾问，关注中国贫穷乡村教育问题。我自己是一个中国科幻作者，长期生活在基层社会，但对中国文化、历史和现实的了解都比较表面化，不得不说，比起我的小说来，刘宇昆的作品拥有更加深厚的东方文化底蕴。 从科幻角度来看，刘宇昆的科幻构思不仅极有独创性，且都十分巧妙精致，富有诗意，像那些充满生命灵气的折纸艺术品，无论是《结绳记事》、《爱的算法》还是《终结历史的人》，都让人回味无穷。科幻创意令人震撼的不少，但有诗意让人回味的不多，这是刘宇昆的珍贵之处。 有一点遗憾：目前为止刘宇昆的小说都比较短，渴望早日看到他的长篇。 陈楸帆：大刘已经卖出了许多作品的影视版权，Ken 也尝试过剧本写作，对于科幻作品的影视化你们有什么看法，最希望自己的哪部作品被改编成电影？ 刘宇昆：我热爱电影，最近我刚签完合同，Charming Stranger电影公司将把我的的短篇《真正的艺术家》拍成电影。 我不确定哪部作品能改编成好的电影，也许是我和妻子正在合作的这部长篇小说…… 刘慈欣：我最希望改编成电影的是《球状闪电》、《超新星纪元》，还有《微纪元》等短篇，另外像《赡养上帝》、《思想者》等都能拍成成本较低的比较边缘的科幻片，《白垩纪往事》可以拍成动画。 至于大家都看好的《三体》系列，我当然也希望能拍电影，但它的主题与现在的主流科幻片有一定差异，这带来许多的困难和挑战。 陈楸帆：写作对于你们的生活意味着什么？目前遇到的最大困难或阻碍是什么？ 刘宇昆：写作对我来说是一种探索问题的思考方式。最近我发现自己写了太多取悦他人的作品。我想回到取悦自己的写作上来。我感觉自己最好的作品，不是为了发表而写的那些，而且往往很难卖得出去。也许我在自己身上施加了太多关于发表的压力，没有足够重视去写作那些我感兴趣的故事。 刘慈欣：写作对于我是一个人生的寄托，现在也是生活来源之一。现在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不能熬夜了，晚上感觉很累，电影都不能看了，更无法写作，以前从没像这样。到我这岁数这似乎很正常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对于我这样打算写长篇的业余作者，从创作生命上说几乎是得了绝症，因为我这年龄正处于各方面负担最重的时候，有工作，上有老下有小，白天是没有多少时间可用于写作的。 陈楸帆：你们写作的下一步计划是什么？ 刘宇昆：我正在与我的妻子合作一部长篇小说，我当然希望它能早日完成。我还有另外两个长篇试图勾勒提纲。我会暂时从短篇小说中抽身，以集中精力于长篇上。 刘慈欣：下一步还是写长篇，但目前还没有做好准备。《三体3》出版两年了，很惭愧，但如上面所说，精力就这么多，只能顺其自然。

*本文标题及风格模仿刘宇昆入围星云奖及雨果奖决选名单的中长篇作品《终结历史之人：一部纪录片》，该小说讲述了华裔历史学家魏博士在妻子日裔物理学家桐野明美的帮助下，用量子物理技术直接目击1940年侵华日军731部队的暴行，而这种跨时空的观察只能进行一次。这篇作品虽然最终没有获奖，却被众多评论家视为年度最重要作品之一。 本文内容出自对刘宇昆的专访。刊登在《周末画报》时有删改，此处为完整版。 从星云到雨果 2012年9月1日上午9：30 芝加哥，凯悦酒店大堂 【大堂里人满为患，许多身形肥胖臃肿的老人胸前佩戴着蓝色胸牌，垂挂着五颜六色的缎带标签，他们都是来参加世界科幻大会的狂热分子。在这些欧美人中，有两位年轻的亚洲男子握着手，将各自的黑色Timbuk2邮差包抱在胸前，合影留念，仿佛某种神秘仪式。】 刘宇昆长相比实际年龄要年轻许多，出乎意料地是他讲得一口流利标准的中文，思维敏捷，语速稍快。神交已久的我们不仅在同一天生日，甚至连背包都是同一个牌子的同样款式。我们坐下来共进早餐，我问了一个所有人都想知道的问题，你觉得自己能得奖吗？ 这里指的是雨果奖，1953年为了纪念杰出的美国科幻杂志《惊奇故事》创始人、现代科幻小说奠基人——雨果•根斯巴克(Hugo Gernsback)而设立。每年由世界科幻年会的参加者投票，从上年度内的作品中选出获奖者，为幻想文学界最受瞩目的年度奖项。 今年刘宇昆有两篇作品入围终选名单，短篇《手中纸，心中爱》和中长篇《终结历史之人：一部纪录片》，这两篇小说同样入围了之前不久颁发的另一项权威大奖——星云奖，并赢得了最佳短篇的奖座。 刘宇昆谦虚地笑了笑，很真诚地告诉我，他觉得机会不大。他冷静分析说，中长篇会是Kij Johnson的《雾上架桥之人》，因为之前已经获得了星云奖的肯定，而短篇入围里有Mike Resnick的作品，他是本次大会的客座嘉宾（Guest of Honor），恐怕他的胜算更大些。 作为一个远道而来的中国客人，我对他的分析只能表示赞同，同时略带失望。 2012年9月2日晚21：10 芝加哥，凯悦酒店铜层，雨果奖颁奖礼 【曾经创纪录地赢取15座雨果奖杯（最佳专业编辑奖）的加德纳•多佐伊斯终于宣布，雨果奖最佳短篇小说获奖者——刘宇昆，《手中纸，心中爱》！热烈的掌声响起，同时观众席的某个方位爆发出尖叫声，那是中国参会代表所坐的区域。投影上出现西装革履的刘宇昆，冷静而快速地穿过祝贺的人群，几乎是跑上了舞台。】 刘宇昆回忆道，他很肯定自己不会赢以至于事先完全没有准备发言稿。他记得自己当时想着“曹植能七步成诗，我怎么就不能在上台前的七十步里想出点什么要说的？”在那段距离里他不停地重复着三个词：妻子、编辑、粉丝——对于他取得成功最重要的人，那基本上就是他发言的全部内容。 他用一贯的谦虚告诉我：“我确实没法告诉你为什么我能赢。我只是心存感激，这是难以置信的荣誉。” 我想我知道他为什么能赢。这篇讲述移民家庭情感隔阂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并不像一些国内读者所说的，仅仅是煽情的“知音体”风格。刘宇昆用简单质朴的故事，探讨了每个人年少时都曾犯下的错误，用最残忍的方式去对待那些最爱我们的人，同时表达了“情感是根植于语言之上”的深刻哲理。这样严肃的感情议题在幻想小说里令人惊讶地被忽略，却经常出现在刘宇昆的小说里，这或许便是他的作品能够超越族群，引起广泛共鸣并最终赢得双奖的原因。 在国内科幻论坛里，粉丝们会亲切地称呼钟爱构建宏大意象的刘慈欣为“大刘”，同样的，刘宇昆也因其细腻动人，催人泪下的文风，赢得了“摧心刘”的美名。 但这仅仅是刘宇昆创作的一面，他的小说充满文化冲突与人文关怀，却又不乏硬朗精准的技术细节。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总能用细腻文字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柔软，为作品赋予宗教般悲悯的光芒。这与他多元文化教育背景所造就的独特视野关系密切。 从兰州到哈佛 1988年2月10日 Palo Alto，Juana Briones小学 【在一间约有20名小孩的教室里，学生们兴奋争论着一本他们读过的书。老师引导着讨论的方向，许多笑声伴随着“我同意”的叫嚷响起。小小的刘宇昆独自坐在角落里，做着一道代数题。他读不懂那本同学们正在讨论的书，他无法参与其中。】 11岁那年，刘宇昆随着家人移民美国，当时的他刚上五年级。 他记得刚到美国时，对周围环境十分地困惑，同时无比思念故乡。Palo Alto的小学和中国的小学一点儿也不像，他花了好大功夫去适应。一开始，他听不懂老师或同学说的任何东西，这对年幼的刘宇昆来说尤其艰难，因为在中国的学校里，他总是滔滔不绝，给小朋友们讲各种他编出来的故事。他觉得非常孤单，只能退进书堆里。他足足花了几年时间才把英文磨练到足够找回自信的水平。 刘宇昆的父母为他提供了大量的读物，回想起来，他认为对自己的写作事业非常有帮助。他认为要想成为一个好作者需要海量阅读，直到能够无意识地复现优秀的写作模式，类似于“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 刘宇昆经常回忆起当他还很小的时候，自己编故事然后配上插图，给爷爷奶奶和姨妈看。他们一直都很鼓励他，尽管姨妈告诉年幼的刘宇昆，她永远不想坐上他发明的科幻式火箭飞机，依靠巨大弹簧的力量沿着抛物线轨迹从兰州飞向北京，哪怕刘宇昆向她再三解释他发明的火箭飞机环境舒适、安全至上，只是需要在着陆时弹跳几下而已。 这种习惯伴随着他从兰州来到美国，在写作课上，他更喜欢编故事而不是写随笔散文，这总能取悦任课老师，但对于提高分数却没有太大帮助。 1997年4月11日 麻省剑桥城，哈佛大学 【刘宇昆从电脑前抬起头，揉了揉疲惫的双眼。他发现太阳初升，已经是清晨六点。他鏖战了一个通宵，几乎没有留意到时间的流逝。他感觉精疲力竭却充满喜悦，论文终于完成了，可却没有时间庆祝，他必须准备干活：把报纸派送到宿舍的每一个学生手里，然后上8点钟的第一节课。】 当刘宇昆进入哈佛大学时，并不确定自己想要学的是数学（他最强的科目）还是文学。哈佛在这两项科目上都享有盛誉。然而当他一上英语文学入门课程，便立即爱上了这门课并决定集中全部精力攻读。 那是一段美好的经历。优秀的教授与助教令刘宇昆对于英语文学传统的丰富性由衷赞叹。他热爱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节奏与粗砺意象，中世纪英语的松散句法与流动音韵，在斯宾塞、乔叟、莎士比亚和弥尔顿之后创造力的绽放。再加上拉美文学与世界英语文学的多元化声音，他感觉自己可以永远地在文学海洋里钻研下去。与此同时，文艺批评理论帮助他更好地理解文学，提高思辨技巧。法语与拉丁文的学习开拓了他对平行文学传统的视野。 这便是他异常注重写作文学性的根源，在科幻小说里引用苏珊•桑塔格的文艺评论或者艾米莉•狄金森的诗句可不算常见。 但另一方面，刘宇昆依然钟情于数学的严谨。哈佛允许学生选修任意科目的课程，只要在精力允许范围内能够顺利拿到毕业学位。他选修了许多计算机类课程，因为喜欢测试过程和数学基础，可以用这些符号构建虚拟机，让数学结构干一些事情，运行真实世界的功能，解决一个实际的难题。正如他在创作于2004年的小说《爱的算法》中所描写的，一位患有严重抑郁症的母亲质疑，所谓人类的情感与爱，到头来或许也只是大脑黑盒里的算法而已。 在学校里，刘宇昆模仿马尔克斯风格写作了一个故事，发表在《哈佛主张》（Harvard Advocate），一本著名的校办文学期刊上，T.S.艾略特曾在上面发表过早期诗作。那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真正发表作品。 从创业者到父亲 2000年3月14日 麻省剑桥城，Fresh Pond 办公园区 【一家创业公司刚刚搬进崭新的办公室，到处都是玻璃钢。在一间小会议室里，一位华裔美国女子与一位华裔美国男子正在讨论一个客户项目，他们在白板上飞快涂画，说笑中不时发出笑声。当他们在一起工作时，总是会时不时向对方展露微笑，似乎两人存在着某种不可言说的默契。】 从哈佛毕业后，刘宇昆飞到西岸华盛顿州雷德蒙德的微软，成为一名软件工程师。有一天，几个朋友从麻省剑桥城回来，告诉刘宇昆他们要创办一家公司。那是一个.com时代，雅虎、facebook、谷歌……这些从车库里孵化的小企业迅速成长为风云际会的国际大公司。每个人都心怀梦想，想成为创业公司的一部分，尤其是哈佛毕业生。所以他马上收拾行李搬回东岸，住在一个小公寓里，同时也是办公的地点。 刘宇昆正是在那家公司里认识了他的妻子，邓启怡（Lisa Tang Liu），她当时是公司的一名产品经理。 公司运转得很好，刘宇昆热爱那种成为一名软件工程师的感觉——他的许多小说依然在刻画那种经验，如《迦太基玫瑰》中的编程语言。但最终，他觉得自己想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于是又去上了哈佛法学院。法学院同样是一段奇妙的经历：严谨的逻辑与创造性的争辩理所当然地提高了他的思辨和写作技巧，在他的许多小说里展示了一位律师的思维习惯，如《结绳记事》中对于知识产权的论述片段。 从哈佛法学院毕业后，刘宇昆一开始在一所联邦法院当法官助理，之后成为一名企业税法律师。这份工作辛苦却也报酬丰厚，只是工作时间非常长，剥夺了他的写作时间。当刘宇昆和邓启怡决定一起建立家庭时，他不得不再次做出选择。他不想成为那种从不关注孩子的父亲，而且他十分怀念写作的时光。 于是，刘宇昆再次转换职业，成为一名专攻高科技专利案件的诉讼顾问。这份工作让他得以充分运用自己所擅长的法律知识及科技技能，而且工作时长要合理得多。刘宇昆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妻子和女儿，最重要的是，他又能再次拾起纸笔，继续钟爱的小说创作。 2010年3月20日 波士顿昆西，家 【已经是午夜时分，初生婴儿放声啼哭。刚刚成为母亲的邓启怡还在恢复中，身心俱疲以至于无法安抚她。刘宇昆将宝宝抱在肩上，在起居室里走着，唱着歌，哄着她。终于宝宝睡着了，刘宇昆小心翼翼地坐入沙发，仍将孩子环抱在他的胸前。他低头看着女儿，给她轻轻一吻，与宝宝一起进入梦乡时脸上仍带着笑意。】 刚刚迎接第二个女儿降生的刘宇昆说：“抚养小孩也许是我写作生涯中发生过最美好的事情之一。身为父母以及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是人类经验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但在我有孩子之前，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这种感受。” 或许正因为生命中温暖的改变，他的近期作品大多集中于技术变革所带来的家庭关系的变化，如《拟像》（Simulacrum）中因为出轨而被女儿厌弃的父亲，只能一次次从拟像相机所制造的幻影中重温天伦之乐；如《奇点遗民》（Staying Behind）中描写了父母在被抛弃的真实世界里与虚拟空间中的机器争夺后代的动人故事。 因为孩子，刘宇昆成为了一个更好以及更为自律的作家，因为在写作、工作的同时需要处理大量与孩子相关的家务事，他被迫变得更加高效，更善于利用时间。他说：“我曾经浪费了那么多光阴，如今我已承受不起。” 刘宇昆的妻子，邓启怡，是他写作的另一个有力支持。曾经在Wellesley大学就读东亚研究的邓启怡同样拥有十分多元的职业路径，她曾在日本生活工作多年，曾从事咨询、金融、IT等行业。在刘宇昆上哈佛法学院后，她做出一个同样忠实于自己内心梦想的决定——离开企业，成为一名视觉艺术家。 刘宇昆无条件地支持妻子的这一决定，邓启怡从一名软件工程师转身变为职业摄影师，对艺术摄影及视觉艺术充满激情，并曾多次举办展览。她的作品往往令人惊叹，并给刘宇昆带来新的创作灵感。目前这对夫妇正在合作一部基于东亚传说的奇幻史诗长篇，妻子负责提供创意并构建世界，而刘宇昆则完成大部分的初稿，他们像盼望孩子一样盼望着这部作品的早日问世。 从写作到翻译，再到传承 2012年9月1日下午1：30 芝加哥，凯悦酒店西塔银层，“作家咖啡”环节 【刘宇昆走进房间时吓了一跳，他笑着说我以为不会有什么人呢。他在围坐的粉丝中间侃侃而谈，说到在创作初期有一篇小说成为他的心病，屡次投稿不中，于是他像个强迫症患者般反复修改，反复投稿，这篇纠结的作品便是《单比特错误》，如今仍然是他最爱的早期创作。】 国内读者曾经在网上对刘宇昆的获奖作品《手中纸，心中爱》展开激烈争论，问题集中在“这是不是一篇科幻小说”，对于刘宇昆来说，这却并不是个问题。 他认为科幻小说是一种思考科技冲击生活的美妙形式，而奇幻小说是一种思考心理学冲击生活的美妙形式，两者都可以用于书写在主流文学中难以被探索的政治议题，这也是他更加偏好的那一类推测性小说（Speculative Fiction）。 他欣赏奥塔维雅•巴特勒、厄休拉•K•勒格恩、菲利普•K•狄克、奥森•斯科特•卡德以及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作品，他同样喜欢更为后现代的作家如大卫•米切尔、卡尔维诺和马尔克斯。他通常喜欢那种并非明确地表达政治性，但包含了思考后殖民主义、伦理、权力与种族/性别关系，以及其他政治道德议题的“更宽泛”的作品。 事实上刘宇昆不止阅读推测性小说，他同样欣赏惊悚、爱情及纯文学类小说，而且比科幻奇幻小说读得更多，他并没有将自己拘泥于某种特定类别，希望能写出让广大读者喜爱并记忆深刻的作品，但首先是写出令自己满意的作品。 “终结历史之人：一部纪录片”或许正是这样的一部作品，尽管在刘宇昆自己看来，其中有许多技术性的缺陷，粗糙、不事雕琢、情绪上不加约束，但他投入了许多精力和情感。对他来说，这依旧是意义最为重大的一部作品，或许也是最为艰难的一部。 “终结历史之人：一部纪录片”不仅仅关于731部队在华暴行。它同样关于否定主义，关于史学，关于“证明”与“证据”，关于历史如何与政治交织纠缠。通过这个故事，刘宇昆探寻我们对历史、对受害者、对过去以及当下的责任。 在西方，许多对中国人犯下的历史暴行出于政治目的而被最小化处理，让它们进入西方公众视野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例如张纯如为了公布南京大屠杀真相与否定主义者抗争多年，所受到的巨大阻力很可能导致她最终的自杀。她的经历在许多方面成为故事中魏伊凡的范本。 刘宇昆写作这篇小说出于对历史的困扰，以及揭露当今国家、政府与大众操纵及利用历史来实现自我意图的手段，诸如731部队这样的历史暴行被政治化以至于背后隐藏的恐怖和苦难时常被模糊，而真正的受害者却被彻底遗忘。学界和政界中的否定主义者及其同僚势力如此强大，他们利用学院话语中的逻辑与理性辩论体系，否定、抹杀、误导事实真相，对受害者及其后代再次犯下新的暴行。 为了探讨其中的一些观念，刘宇昆甚至亲身接触一些否定主义者，那种非理性的仇恨甚至使他丧失了部分对于人性的信仰。但同时，他也收到许多正面反馈，许多读者认为小说感人至深，冲击观念，充满力量。这让他又重新恢复了对人类的信念。 刘宇昆说：“无论现实多么黑暗，总能期盼一丝微光。” 2012年7月21日 芬兰，坦佩雷，芬兰科幻大会 【评委会代表Irma Hirsjärvi和Cheryl Morgan宣布：“今年科幻奇幻翻译奖短篇类获奖者是——《丽江的鱼儿们》，作者陈楸帆，翻译刘宇昆。评委将其描述为‘一个机智、原创、可爱及富破坏力的故事，译作俱佳。它展现了关于精神疾病与健康、工作与未来科技的一个有趣片段。在优秀科幻的传统里，它对过去三十年间中国所经历的经济及社会变革作出了极具说服力的推断。”】 刘宇昆的热潮从美国席卷到了中国，这不仅仅因为他勇夺双奖，作品被翻译成中文，刊登在全球发行量最大的科幻杂志《科幻世界》上并广受好评，更是由于他对中英文的纯熟掌握，成为为数不多能够将中文科幻作品带入西方视野的使者，被称为“像熊猫般珍贵的国宝”。他已经将刘慈欣、夏笳、马伯庸以及我本人的短篇小说翻译成英文，并发表在欧美主流科幻媒体上。 许多狂热的科幻迷认为，只要能将刘慈欣的《三体》三部曲翻译成地道的英文，拿下雨果、星云双奖只是时间问题，而刘宇昆自然成为最合适的翻译人选。被誉为“单枪匹马将中国科幻文学提升到世界级的水平”的刘慈欣本人，则低调地表达了想法：“我没有自信。比起国际上的科幻经典来说，它们还是粗糙一些，不够精密，还能够找到很多不成立的地方，其他方面也不是太成熟。……拿到国际上真的不行，我不认为西方读者会对它感兴趣。” 对于中国科幻，刘宇昆谦虚表示看的不多，不能作出太精准的评价，但他认为在读过的作品中显示出比西方更为明确的政治性，这似乎成为一种时尚。例如马伯庸的《寂静之城》是一篇如今在西方很难找到的政治反乌托邦小说。西方读者对于带有一些政治元素的中国式故事会更感兴趣，也更着迷，比如《丽江的鱼儿们》。 “至于翻译，这个问题很复杂。”刘宇昆说道。 在他看来，翻译的难易程度就像光谱。一些作品如陈楸帆的《甯川洞记》（由文言文写作，2006年获得台湾奇幻艺术奖青龙奖首奖），在中国文化及语言嵌入得如此之深，以至于无法想象如何翻译，即便用古英语或中世纪英语去接近原作中古文的效果，也很难用非现代英语媒介来传达其中各种中国文学/文化典故以及幻想元素。夏笳的《百鬼夜行街》翻译起来相对要容易些，尽管故事里运用了许多传统中国文化比喻，但西方读者已经从宫崎骏作品及功夫电影中对接受东方文化做好了某种程度上的心理准备。 幽默很难被翻译，尤其是依附于当代政治或历史知识的幽默。有时中国文化设定——儒家传统对于父母家庭角色的戒律，对君权的服从，经典作品中的文学典故——同样让一些故事难以被准确传达给英语读者。英文市场通常不喜欢翻译中的脚注或者解释性说明，这使翻译变得更加困难。 在翻译哲学上同样存在分歧。一些读者偏好能保存原初文本“疏离感”的直译法，而另外的读者则倾向于能冲淡原文字义，隐藏疏离感的意译法，必须因地制宜地掌握好两者的平衡。总而言之，英语读者对中国作品非常感兴趣，但即便被翻译之后，也不是所有的作品都能被轻易接受。 2012年5月9日 刘宇昆个人网站博客，标题：米兰达 【一个玫瑰色的初生婴儿从红蓝细纹的襁褓中露出侧脸，她沉静地睡着，吸吮着手指。她的父亲在照片上方留下简短却动人的文字：“这就是她。完美。”】 毫无疑问，刘宇昆身上及作品中的中国元素将他推到了媒体，尤其是中国媒体的聚光灯下。作为新世纪在国际事务领域快速崛起的大国，中国在文化产品及价值观上的输出却一直乏善可陈，更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身份不相匹配。 “尽管出生在中国，他毕竟还是个美国作家。”当中国科幻迷们为刘宇昆的获奖欢呼雀跃时，却也不乏这样的泼冷水论调。 近几年，美国的公众生活和大众娱乐工业倾向于吸纳更多的少数族裔文化参与者，趋势总体看很乐观，从某种程度上看，美国的多元性作为一种被示范及庆贺的“普世精神”，但这并不代表种族主义和不平等的问题已经得到彻底解决。 刘宇昆将自己看作一个美国人，正如他将自己看作一个华人（泛指意义上的，就像世代生活在中国大陆以外，如东南亚、美国等地的中国人）。在他看来，华人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它包括许多亚文化。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人必然与来自马来西亚的华人后裔有着不同的文化，他们与在多伦多出生长大的华人有着截然不同的体验，而同样的，他们也会与刘宇昆这样的移民华人有着不同的经历。刘宇昆相信，尽管这些“华人”彼此间是如此不同，但却共同享有某种让他们自我认同为“华人”的特质。那是一种心灵上的遗产。 他说：“我很庆幸能得到这样一份广阔而深刻的中国文化和语言遗产，这是一份美妙的礼物。” 刘宇昆甚至尝试着教他的女儿一些中文，但很不容易。在纯英文环境中生活得太久以至于所有保存母语的努力都变得格外艰难。刘宇昆的妻子能说一些粤语，他试着教她们一些普通话。 他这样告诉我：“我真的希望她们能够学会一些中文，能够感受到与祖先土地在情感上的联系，但如果她们做不到，我知道那都是我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