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择优主义”还能走多远

                
                
陶力行/文
哈佛哲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于2020年9月出版的TheTyrannyofMerit（暂译名有“择优的暴政”“精英的暴政”）在西方引起热议。在亚马逊所列的各类分销排行榜上，该书也有强劲表现，比如，在“全球政治”上排名第二，在“政治哲学”上排名第三，在“社会哲学”上排名第八。总而言之，这是一部公认的优秀作品。然而有趣的是，这部作品本身却是在批判美国的择优制（meri－tocracy，有些翻译成“英才制”），即一种鼓励个体成为优秀者、主张根据才能分配经济资源和政治权力的制度。
择优制的合理性来源于以下承诺（可简称为“择优主义”承诺）：所有人公平享有追求卓越的机会，一个人是否能够获得嘉奖（goods）应该主要取决于其在后天发挥自身才能并努力工作的意愿而非特权制度所赋予的先天照顾。就字面而言，对于“个体才能”以及“后天努力”的肯定满足了现代人对于一个公平社会的想象。但根据桑德尔的分析，择优主义是一种追求效用而非公平的哲学，因为它格外嘉奖胜利者。他指出，才能得以发挥以及努力工作有意义主要取决于个人运气以及个人所处时代的社会偏好而非个人意愿，将个体的成功说成意愿的结果源于胜利者的“傲慢”（hubris）以及失败者的“无奈”（helplessness），而且，正是因为有了公平话语的掩饰，由择优制所酝酿的社会问题——贫富差距的扩大、族群冲突的频发以及民粹主义的泛起——才会遭到“合情合理的”忽视。桑德尔主张，一个好的政治方案应该以维护社会团结（solidarity）为目的，除了嘉奖胜利者，还应体恤失败者，比如，制定向他们倾斜的经济政策。
从价值批判角度切入现实问题是当代政治哲学的主流做法，也是作为政治哲学家的桑德尔最为熟悉的方法论。我支持桑德尔对于团结的肯定以及对于运气的考虑，而且也承认择优制存在的缺陷，但我并不同意桑德尔将美国的当下问题归结为择优制推广的后果，尽管有一部分原因，同时也不觉得局部性的调整会有助于改善弱势群体的生活。事实上，择优制的形成脱离不了更大的结构性条件，即美国的自由主义民主制，桑德尔的批判只触及了二阶的择优制而非一阶的自由主义民主制，给人以一种隔靴搔痒之感。
美国何以走到今天
如前所述，桑德尔的方法论是从价值论批判切入现实问题。一般而言，该方法论涵盖三步走策略：第一步，将现实问题解读成某种价值主张在行动乃至法律及政策层面得以贯彻的后果；第二步，从认识论角度指出该价值主张所依赖的事实性依据，并指出这一事实性依据的谬误之处；第三步，提出一种替代性的事实性描述，然后再以此为基础，重新树立一套针对现实问题的价值主张。
（1）桑德尔的哲学分析 在精英人士的叙事中，工作仅含有工具价值，只有能够放大GDP的工作才会被承认。这样的认知推动了美国自1970年代以来的金融业大发展和制造业大衰退，因为后者被认定为是产值低效的产业。用金融业替代制造业的战略虽然能够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但金融业却不像制造业那样能够承担起同等规模人口的可持续发展。可即便如此，制造业依旧遭到了摈弃。桑德尔对此解释说，这是工作的伦理价值遭到忽视的结果。通过工作，人们不仅可以拥有储蓄，还可以购置房产并为子女创造良好的生长环境。一旦有了工作，人会产生“被需要”的感觉，从而显得自信与骄傲。同时，他也会因为有机会和有能力对他人做贡献而收获满足感。
可是，全球化的议程将功利原则置于伦理原则之上，“剥夺了”那些普通人的自信、骄傲以及希望。在桑德尔看来，这是当代择优主义被彻底贯彻的结果。择优主义是一种从古至今就贯穿各类文明主体的“普世价值”，包括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中国古代的孔子都支持培养优秀者并宣称国家应该由优秀者来统治。但古代版的择优主义把“优”和“德性”相连，将优秀者定义为德性丰沛、愿意为弱者承担责任的人，而当代择优主义却用“成功”挂钩“优”，仅承认能取得卓越成就、获得胜利的人为优秀者，并将责任（responsibility）一词的指涉范围从“强者对弱者”的关系缩小至了“自己对自己”的关系。桑德尔从历史角度将新价值的形成追溯至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以提醒我们：推动话语转向的动力来自于近代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
在工业资本主义兴起以前，社会流动性很弱，虽然人与人之间有一定的分工差异，但多数人一辈子往往都只能从事一份从长辈那里继承而来的行当。由于市场经济的活动覆盖面非常有限，所以社会的成长性不足。当上层阶级总是占据先发优势时，下层阶级就没有向上流动或展现自己“才能”的机会，他们不得不 “依附于”上层阶级。传统择优主义强调的“强者对于弱者的照顾”是伴随依附关系而形成的伦理主张。不过，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改变了这一局面。当新技术的发展和新市场的开拓使得几乎每一个人都能进入上升通道时，再强调“强者对弱者的照顾”就显得有点多余，因为个人能力得到了释放。届时，“一切靠自己”作为替代话语浮出水面。当代择优主义所鼓励的“后天努力”可以理解成为了适应新时代生产模式而演化出来的伦理主张。
美国是当代择优主义的主要承担者和推动者，凭借着二战和冷战的接连胜利，他将择优主义推上了“世界哲学”的地位。在工业资本主义刚出现时，这套哲学发挥着推动历史的积极功能，其为“走向新时代”而辩护。当工业资本主义高速发展时，这套哲学为所有人提供生活的动力，也有积极的意义。可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并非线性，它并不总是增加工作，有时候还会剥夺工作，比如由美国产业金融化造成的制造业转移。在这样的情况下，择优主义带来的就是社会分裂，非但不会促进社会的积极向上，还会成为胜利者压制失败者反抗的话语，因为掌握话语权的胜利者可以居高临下地对失败者说：失败者之所以失败，完全是因为自己不努力，是失败者自己选择的结果。
不过，桑德尔并不认同这一说辞，因为在他看来，运气不好的人即便再努力也只能呆在失败者阵营里。设想一下，如果姚明出生在一个没有篮球的前现代国家，他的身高意味着什么？可能意味着疾病、短命，但绝非社会的认可。由于没有篮球场使其发挥体育才能，他无从努力。异于常人的体格甚至会让他连一份能养活自己的合适工作都找不到。他可能会有一对仍然爱他的父母，但他还是不得不接受来自他人的异样眼光，并被贴上“笨重和愚钝”的标签。但是有了篮球场，他的身高就意味着优势和禀赋，并且有了用武之地。简言之，时代赋予了他发挥自身禀赋的机会。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其命运可能更接近“前现代的姚明”而非 “当代姚明”。没有好运气，谁能保证我们出生时能精准投胎于后者呢？
（2）桑德尔的解决方案 如果说择优制导致的低产值工作转移削弱甚至剥夺了弱者为社会做贡献的能力的话，那引入贡献正义的目的就是要挽救这一被剥夺的能力。做贡献的前提是有工作。桑德尔希望借贡献正义这个概念把公众的注意力从“产值”和“效率”话语引向工作本身。就具体操作而言，桑德尔介绍了两种方案，一种是基于保守主义立场的工资补贴方案，另一种是从进步主义立场出发抑制金融化方案，即对金融行业课税。两个方案从原则上来说都是在挑战原教旨主义的自由市场理念，但区别在于，前者是一个兜底方案，后者是一个封顶方案。
工资补贴的直接对象是企业，然后由企业发放给工作者，其目的是将那些被经济发展抛弃的人拉回至社会的中心。自由市场鼓励市场竞争，虽然每个人都有机会争取自己的利益和成就，但如前所述，拥有不同的人会呈现出不一样的竞争能力。当国家的政策并不惠及所有行业时，那些处在朝阳产业的普通工作者就有更高的失业风险，因为受知识和年龄条件的限制，他们无法快速转行，所以一旦遇到工作消失，他们就会马上陷入贫困。当经济不好时，企业通常会想尽办法降低运营成本以维持基本运作，比如将员工开除就是一种常见手段，但是有了政府的工资补贴，企业就会有意愿保留他们的工作。
对金融业课重税是为了防止精英人士可以毫无负担地将普通工作者用完即弃。关于金融业，桑德尔指出两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金融本身是一种为了调控风险而发明的杠杆工具，其本身并不生产新事物，但是当人们对于风险的预判存在差异时，金融就成为了一种可以套利的赚钱工具，它会鼓励大量带有赌博色彩的投机行为。在桑德尔看来，这些行为非但不会增进社会的改善，反而会增加社会的不稳定性。第二，加速贫富差距。金融工具的发明使得企业可以仅通过金融控股的方式收割利润，这为他们将生产和利益回报脱钩以及将工作转移至他国铺平了道路。因此，对金融业课重税，一来是减少投机，将利益回报与生产重新挂钩，把经济发展的大方向重新导向生产，二来则是减少工作的转移，平衡分配。
回应桑德尔
（1）“择优制”能用来解释美国的问题吗 成功是由运气决定的吗？这取决于如何定义成功。如果说成功指的是像成为比尔·盖茨这样的顶尖人物，那对于广大群体来说，成功的确是一个运气事件，而且不论任何时空条件都如此，因为金字塔顶部的份额本来就很小。但如果成功仅仅指的是“通过辛勤劳动买下一套房，给子女送上好的教育”“通过一千次实验发现用于制作电灯的最优材料从而获得市场的回报”或者“凭借辛勤劳动赢得三百名客户的认可”，那成功就不是一个运气事件，而是一个可以通过完成大量累积性行动而实现的可预期目标。在二战后至1970年的美国，通过努力工作改善生活是整整一代人看得见、摸得着的常态事件，只不过从1970年开始，这种常态事件的总体发生频率在萎缩。
桑德尔批评当代择优制，因为在他看来，当代择优制将“成功”与“优”挂钩，但成功只是一个由运气决定的小概率事件，一个国家鼓励小概率事件是对广大普通人群的漠视。桑德尔在使用择优制一词时，将其假定为“主张通过市场决定成功”的意识形态以及以此为原则而制定的政策及法律。择优制确实鼓励成功，但它并不对人们承诺任何具体类型的成功，这意味着，个体可以在择优制的话语下自主选择定义成功的方式并且跟着自己的定义去行动，包括与人结盟、与人斗争等行动。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为什么一种在话语偏好上保持中立的制度会在经验层面鼓励一种类型的成功而不鼓励另一种类型的成功呢？或者说，只鼓励一类人追求成功，而不鼓励另一类人追求成功呢？
桑德尔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是通过缩小定义范围的方式转化了问题。他先将“成功”定义为由运气决定的小概率事件，然后将社会不平等的现象——即只有一小部分人实现了成功——与择优制下“鼓励成功”的话语挂钩，于是就得出了社会不平等是择优制产物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人们在观念上都坚持同一种狭义的成功观，那桑德尔的说法就有说服力，因为我们可以说，所有人都依据同一个标准行事，但如果不是，那桑德尔的说法只能算是一种哲学演绎而非一种基于时间序列的因果性解释。用社会科学的话说，这叫文化解读。但文化解读顶多算是同义反复而非解释，就像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用资本主义精神解释资本主义现象一样，听起来深刻，但没有说服力。
把全球化带来的后果归因于择优制犯了同样的论证谬误。虽然全球化的确是一种由市场驱动的行为，同时也是由美国主导的趋势，但拥抱全球化的国家，不仅有美国，还有英国、德国、日本、韩国、法国等发达国家，他们共同制定了全球化的游戏规则。但是，这些国家都没有产生像美国那样严重的贫富差距。法国和德国的基尼系数只有0.29，英国、日本与韩国的基尼系数都在0.32上下，且在过去50年里，基尼系数都没有多大波动，而唯独美国的基尼系数是从1955年前后的3.32左右上升到了如今的0.41。这意味着，即便所有国家都拥抱同一种理念，但具体落实为国内政策和法律以及行动时，还是会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如果将这些全球化的拥抱者都纳入择优制的话语来叙事并对他们进行比较，就可发现，这些国家和美国一样鼓励成功，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分有了择优制的特征，但从结果上来看，他们更鼓励非运气型的成功。
因此，一个更好的问题并不是“择优制到底有没有问题”也不是“择优制到底是不是鼓励运气”，而是：为什么在过去50年里，这么多发达国家都在拥抱全球化，都支持将市场机制的应用场景扩大，但美国更有利于产生运气型成功，而其它发达国家却会更多鼓励非运气型成功？或者从认识论角度发问，为什么美国人更倾向于把成功理解为运气型成功，而欧洲人更倾向于把成功定义为非运气型成功？但无论哪一种问法，都需要对成功进行分类讨论。桑德尔忽视了分类学，所以他从一开始就提错了问题。
（2）桑德尔的方案有效吗 桑德尔认为择优制所隐含的问题是只看劳动结果不看劳动过程，所以引入贡献正义理论。他在市场产值与贡献之间做切割，然后指出劳动过程本身对于公共福祉的促进有着不可抹杀的贡献。当谈到什么样的工作才能被视为有贡献时，桑德尔并没有提出一个明确的标准，只是强调，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我们必须兼顾公共福祉的考虑，以促进公共福祉和社会团结为目标。但这不是一个具备操作性的说法。人们对于贡献的叙事始终得依赖“大小”这样的比较性形容词，而比较性形容词的使用必然涉及明确的算法与标准，如果不将公共福祉进行特定语境下的量化说明，那贡献就是一个极为含糊的表述，难以让不同立场的人达成共识。将贡献与产值脱钩的意思是在不考虑产值的前提下计算贡献，比如按工作量算或者按人头算。但这两种算法都有问题，前一种可能会引发工作质量下降的问题，第二种可能会带来搭便车问题。由于没有办法进行切割计算，所以桑德尔最后又回到了矫正结果的道路上。他介绍的两个方案，即工资补贴以及对金融业课税，其实都旨在调整由当下分配体系所产生的结果。矫正结果的方案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对，其初心也是好的，但和平权运动一样，它们都属于局部性的弥补性方案，顶多属于二次分配范畴。可问题是，如果一次分配的时候就已经形成巨大差距，二次分配又能提供多大改善呢？
工资是雇主和雇员博弈的结果。改变一次分配的关键在于，增加普通劳动者的博弈能力而非简单畅谈工作或生产的意义。工资补贴和抑制金融交易都不提高普通工人阶层的博弈能力以及他们所在行业的收入。全球化虽然让美国流失了很多制造业工作，但同时也新增了许多其他岗位，比如服务业。制造业工资高，但是服务业工资低，所以即便失业率保持低位，但贫富差距还是不得不扩大。这里的问题是，为什么服务业从业者的工资普遍无法提高。人口在增长、经济在增长，但是物价不涨，这意味着普通劳动者没有能力提高身价，无法从国家发展中分到一杯羹。用桑德尔的话说，这是因为服务业从业者的工作得不到市场的认可。但“得不到认可”只能算是一种价值判断而非解释。从博弈论的角度看，这是普通劳动者对于工资溢价能力差的体现。
1970年以前的制造业时代，工人的薪资之所以能够提高，是因为工人的“集体力量大”。被资方大规模雇佣的工人可以通过工会进行集体谈判以提高谈判筹码。同时，制造业对产业工人的熟练度和专业度要求相对较高，以及生产本身需要保持长期稳定的节奏，资方无法轻易开除熟练的工人，所以资方不得不接受工人的诉求。但制造业的消失导致了大规模雇佣关系的减少。当工人们分流去了其它行业成为“散沙”之后，他们在市场上的议价能力也就随之瓦解了。这时候，若普通劳动者还想继续维护自己的收入，那势必与“国家”结盟，让国家出面解决问题。在美国的语境下，这意味着有议员在议会里为他们请愿、声张诉求。也正因为此，美国参议院议员桑德斯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
为什么那些高科技人员、大学教师等精英群体能够成为胜利者？是因为他们有专业知识和法律手段建立起有利于自己的护城河，他们的雇主如果雇佣非法移民会面临更高的风险。相比于普通工人阶层所面临的多方动态博弈环境，就工资谈判而言，精英群体所处的其实是一个较为零和的静态博弈场景，其雇主没有其它退路可选。从这点来看，问题并不在于“劳动过程”而在于社会环境所维护的“薪资定价过程”。桑德尔把讨论聚焦于“劳动过程”而非“薪资定价过程”，是因为他倾向于用伦理视角而非功利主义视角去分析该问题的缘故。带来的结果是，他只能提出一些“按摩式”的弥补性方案。
（3）自由主义民主制的缺陷 市场是人们根据某些认知标准将其从社会中抽象出来的一个空间，它本身不是社会，却经常被当作社会本身。在这个空间里，人们从事消费、生产以及其它与之相关的种种行为。社会中有些问题是由市场机制不足所致，比如计划经济时代的生产浪费，而有些问题却是市场机制过度扩张所致，比如金融化导致连锁的经济危机。就这点而言，无论是政府还是知识分子，都需要平衡好自身对于市场的态度，既不能完全排斥市场，也不能完全信赖市场。美国的问题是市场机制的过度扩张。桑德尔意识到了这点并将其概括为择优主义的渗透。但是，他在处理这一问题时仅将讨论局限在价值论层面的批判，而没有进一步追问“是什么因素使得市场机制能够在美国畅通无阻”，以及“为什么现有的解决方案都无法回避现有的讨论框架”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无法回避有关美国基本制度的讨论。
在微观个人层面，自由主义意味着美国人有关个人奋斗的信念，即桑德尔所说的择优主义。择优主义使得人们总是会将个人成功或失败归咎于个人因素而非社会的生态因素。比如，当一个人失败时，人们会说这是“个人不努力”所致，但是当一个人成功时，人们又会说这是“他个人努力”的结果。但是，不归因于生态因素不代表生态因素不存在或者不起作用。现实情况可能是，人们越是相信择优主义，就越不会觉得生态因素发挥着重要的决定性作用，以至于问题出现时，人们往往不会指望政府，有时候，甚至会反对政府的介入。例如，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爆发以后，许多美国人都反对政府干预，因为他们更相信自己以及民间的力量。
回到开头那些问题。为什么美国式的成功会被认为是运气型成功而非累积性成功，而欧洲的情况则不同？这是因为美国社会在过去50年发生了严重分化，从数据上来看，个人成功和个人出生的条件高度相关，以至于个人努力作为一种影响成功的独立变量显现不出来。相比而言，欧洲没有分化，所以个人出生作为一种影响成功的变量不是显得那么的重要。为什么市场机制能在美国如此大行其道，在欧洲却不行？这是因为在美国，受宪法保护的小政府理念和人们对于个人奋斗的信念把政府的规模限制在了一个极小的范围里，以至于政府无法发展出一支能制约市场发展的力量，而在欧洲，政府依旧保持着“大”的传统。为什么所有针对美国当下问题的现有方案都只能停留在鸡毛蒜皮的层面？因为太过激进的方案会动摇美国的国体，让精英们受不了。
他有意回避这一点，但从TheTyrannyofMerit一书的分析就可看出，他的价值底色依然深值于当下的精英政治之中，否则，他就会越过择优主义、直接走向针对自由主义民主制本身的批判。当然，我指出这一点并不是因为我想否定桑德尔的努力或自由主义民主制本身，而是想说明现实的无奈，即人类无法找到一种适宜于所有人发展、让所有人都满意的完美制度，通过实用主义的处理手段应对现实问题是各种因素加权考虑之后所不得不采取的妥协性方案。
政治、制度、哲学，都是人类历史的内生性产物。从宏观的角度看，人类创造这些都只是为了满足局部群体的利益而已。作为个体，如果渴望的是竞争力、高科技以及征服市场的快感，那美国就是天堂，但如果想拥有的是一个有政府兜底的岁月静好，希望自己能时刻免于现实的残酷，那美国就显得不那么的友好。人在很多情况下，只能选择一种利于自己、牺牲他者的生存策略与话语，这不是什么可耻之事，而是自然界所设定的基本规则。就这点而言，走上华盛顿示威的群众和议会里高谈阔论的精英并没有太大区别，无非是想扩大自己的生存地盘而已。唯一的遗憾就是：地盘有限，兼顾不了所有人的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