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

每天早晨八点四十分站在快3公交站内等车，有时候一连四辆快3从天通苑、立水桥方向驶来。 快速3号公交车本身就比其他公交车要长，再四辆相连，就像火车一样，还都满满的挤不上去。 同一时间，对面车站返程的快速3上，每次只有一辆，车上几乎没人。偶尔坐几个神情松弛、疲倦的乘客。大妈居多，偶尔有不上课的大学生、投简历未遂的失业白领、下班的小姐之类。或坐或站，与我们这侧上大多乘客低头摆弄手机不同，对面车上的乘客多是神情寥落，望着窗外出神。 此处向南就是四环，京人戏曰“城里”。遥望森森楼宇间的雾霾，车马喧嚣，恍若“滚滚红尘”。每每想到红楼开篇：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而北面“高尚社区TTY”，白天几乎空城。夜晚的梦做完，都赶到城里来做白日梦。每次脚不沾地的挤在快3里，看对面车上的人，竟生出了嫉妒心。那些没有事业、事情、事故的人。在最繁忙的时段逆向而行的人，神情萧索的人，我从街这边望去，就像看一副意境阑珊的画。 在这都市里，一辆车和四辆车擦肩而过，两边车里的人透过车窗对望，表情都麻木得像牲口一般。 2013-03-27

1 　　越好的小说越难改编成好电影。尽管谢园、叶大鹰如此努力，电影《大喘气》的表现力还是和小说《橡皮人》相去甚远。《橡皮人》1986年连载于《青年文学》11、12月号。王朔正是凭借它一举摆脱了“流行作家”的恶名，进入纯文学作家的行列。迄今为止（算上他的《致女儿书》《我的千岁寒》），我认为他最好的作品还是《橡皮人》，其次是《许爷》。《橡皮人》1988年被叶大鹰改编成电影《大喘气》，谢园由于在此片中的出色表演，赢得了1989年的金鸡奖最佳男演员。那两年间，他还主演了阿城同名小说改编的《孩子王》和《棋王》。主演当时最炙手可热作家的作品，用现在的话说，谢园称得起当时的一线明星，超级大腕。单就《大喘气》这部电影而言，导演叶大鹰也几乎超出了那个时代，片尾表现性爱那场戏和落在谢园脸上的镜头，让这部电影的旨趣和意味得到了扩展、提升。 　　2 　　毛时代刚刚过去，余威震于殊俗。虽然斗争并未停止，但高层内部也意识到，打天下和治理天下是有着根本区别的。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如果继续揪住精神层面互相殴斗，后果不堪设想。于是1979年~1981年，总设计师牵头，全体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个很关键的总结，虽然用今天的眼光看它的力度、深度、细度远远不够。但是转过身，设计师缔造了几个经济特区，小心翼翼的放一点资本主义进来。虽然和今天的红尘滚滚没法比，但对于一个长期绷紧阶级斗争神经的民族来说，这一点点的光怪陆离就足以让他迷惘了。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王朔的电影《顽主》出来，立即有群众给上头写信，问这“怎么不是典型人物和主要人物做主角？而是次要人物和第三类人物。”《橡皮人》的主人公是几个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投机倒把的家伙。他们聪明、凶悍，边缘，表面上冷酷无情，对当时的主流价值观充满不屑。在他们放荡不羁的人生下面，是倍受折磨的内心、对精神童年无限怀念和微小却不灭的自尊。不断地被坑害、被算计、被打击、被欺骗，同时也坑害算计打击欺骗别人，在这样的轮回中，他们逐渐失去了真，麻木了爱，以至于导向了生理反应，神经坏死，连表情都变成了橡皮的。王朔虽然描写的是“边缘人物”，但精神内核却直指那个时代的焦虑，松开束缚的一代人忽然面对无限可能时表现出的恐惧、盲目和无奈。 　　3 　　就像梅尔·吉普森的《启示》，野蛮文明劫波渡尽却远远飘来一艘西班牙战船一样，当年认为残酷无比的人性异化，金钱腐蚀精神，在今天看来只不过是一个隔靴搔痒的前奏。今天再也没人提“资本主义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有些不言自明的东西已经自上而下冲洗了每个中国人的头脑。尽管我仍然喜欢王朔的小说，每读不忍释手。但我不得不承认，王朔、叶京、冯小刚这些人坚持的理想，“落伍了”。《我的千岁寒》卖不过《悲伤逆流成河》，当年横扫文坛的王朔被活活的逼成了一个小众作家。现在的普通读者更愿意接受精神按摩，读者与作者的关系就像一次嫖妓。即不愿意思考，也不愿意被教育，更不愿意被讽刺。这就是今天的读者和观众。《非诚勿扰2》孙红雷替王朔和冯小刚先死一次，笑着死，死得有气无力。因为他们倡导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和今天的滚滚红尘不再搭调了。他们的可贵之处是重视情感，自由欢乐至上，自我主义。到今天他们也一直瞧不起钱。正是这一点，使他们渐渐地被时代疏远了。可以比较的是当代作家朱文，《我爱美元》写的就是两代人对性和金钱的观念差异。朱文这批作家比他们的父辈更知道金钱的价值，他们试图重新审视我们语境里的金钱，我们语境里的性。相对于王朔那批作家，朱文他们实际上是用尖锐的姿态做出了妥协。 　　4 　　《新周刊》之前做过一期《橡皮人》，讲述了今天“中产”“白领”人群中的“橡皮人”。说他们是：无梦无趣无痛的橡皮人。今天的情况和《橡皮人》诞生的1986年太不一样了。那个时代的冒险精神没有了，垄断正在各行各业暗中进行，连那些惊心动魄的崩溃和交融都在表面上显得水波不兴。次贷危机、艳照门和维基百科让危险变的日常，性变得家常，秘密变得平常。没有什么能刺动我们的神经了。如果王朔的橡皮人是血色素低和面神经麻痹。那么我们这代人的橡皮人完全是贫血和心力衰竭，我们的心脏也是橡皮的。 　　看五十来岁的演员谢园上娱乐节目，说不上是什么滋味。今天绯闻和红毯织就的娱乐圈，早已不是他的时代了。镜头前他显得恭谦和耿直，狡黠和讨好。都是这几十年生活留给他的深刻印痕。好来西公司成立时三个人：葛优已经封神，梁天顺应时代成了梁总，只有戏痴谢园仍在电影学院教书。节目里微微发福的谢园，一脸教师式的假憨厚，提到朋友总是下意识地先捧一通，说起戏来就全然不顾的表演一气。行动做派完全是个符合他年龄的平庸中年人。只有讲话时不经意晃动一下的眼睛，让我们感觉到他身体里还有那个精瘦的，二十浪荡岁的，头发乱糟糟，眼睛冒着贼光的谢园。 　　2012/8/28

1.不知从何时起，这种兽会幻化成人形，很随便的在街上走，就和正常人一样。但他们幻化的时间不能太长，有时他们会突然起身，慌张道：对不起，我去趟洗手间。 2.他们索居于城市，能嗅出彼此的味道，但从不过多交流。甚至看对方的眼神也是冷冰冰的，像电视机望着电冰箱。他们相互握手的时候，就和我们相互握手一样。礼貌地卸掉力量，轻轻握一下。 3.他们在冬天穿上毛衣，夏天也不敢打赤脚，生怕露出兽性的一面。虽然他们的毛那么蜷曲而柔软，以至于没人时候，自己也忍不住偷偷挠一把。 4.有时候他们恋爱，喜欢女人的体味，喜欢她们泛着肉色的皮肤，皮肤下淡青色的血管。喜欢她们的泪水，那晶莹温暖的光能让他们忘了自己。 5.数年中他们偶尔酩酊，一边嚎叫一边结出浑浊的盐粒，然后扶着树，如倾泻一般把人的肮脏卑劣呕吐殆尽。 6.大多数时候，他们自己呆着。不爱咖啡，也不高谈阔论。经常含一片兰花在舌头下面。 7.在历史以前，他们曾练习咒语，用来抑制自己身上浓郁的孤独气味。但是一代代的繁衍下来，他们把咒语忘了，或者存在很严重的误读。导致普通人也能在人群中忽然认出他们。你会被吓破了胆，原来这亲密的朋友不是人，而是一只孤独兽。 8.仿佛狂犬病一样，如果你离孤独兽太近。会被他们身上的孤独咬一口。从此陷入到更深的孤独里去。直到你身上的孤独开始长出毛发，晕染至你全身。你就变成了另一只孤独兽。 9.在都市的玻璃丛林里，很多孤独兽在街上走，在地铁里，在超市里，写字楼电影院咖啡馆（虽然他们不爱咖啡），在天桥上走。 10.他们在天桥上走，偶尔看一眼落日。看着无数的黄金光洒在缓慢移动的车流里。 2011-11-15 2015-02-09改

1279年3月19日（南宋祥兴二年二月初六）。广东崖山海域，一场战斗已经打了20多天，双方投入兵力超过几十万，战舰2千多艘。对垒的两军统帅是两个姓张的人，一个叫张弘范，元朝镇国上将军；一个叫张世杰，南宋大将兼太傅。这两人都是河北保定（宋时称保洲）人，还沾亲带故，张世杰要管张弘范的父亲张柔叫叔叔。保定这地方，因为其“京畿要地”的地理位置，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特别在当时，金、辽、西夏、宋、蒙各家的兵在保定打得不可开交。保定人张柔聚集乡邻亲族数千家结寨自保，金国任命其为经略使，成为雄霸一方的军阀。张世杰最初就是跟着叔叔张柔，后来金国被蒙古兵所灭，张柔归降蒙古，侄子张世杰则南下归附南宋。很多史学家认为张柔、张弘范父子是“汉奸”，因为他们是汉族，这挺可笑的。其实张柔是金国人，张弘范出生时金被蒙古灭，铁木真建立蒙古国，这父子俩从来没生活在宋朝疆域内（不论北宋南宋）。张柔起事的方式近乎土匪，但他却深深懂得文化的重要，归降蒙古后得到重用，率兵攻克金都开封（金时称汴京），别的将领都去抢美女金银珠宝，他却去国家图书馆把《金实录》等一批历史文献抢救出来。还从杀虐俘虏的刑场上救下金朝最后一个状元王鹗，奉为自己的幕僚。张柔的幕僚除了王鹗，还有还有乐夔、敬铉、郝经等人，都是横绝一时的人才。特别要点一下郝经，郝经的爷爷郝天挺是金朝大家元好问的老师。郝经本人也是经纶满腹的人才，极有见识。而且作为身在蒙古的汉族人，提出了一个今天看来也值得商榷的治世理论，他说只要用中国的传统方式治理中国，就可以做中国的皇帝。他反对“华夷之辨”，推崇“四海一家”，反对不同种族之间的等级观点。郝经从小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满眼所见都是战争对日常生活、文化的严重破坏，所以当他有机会向当权者进言时（忽必烈两次召见他，第一次他并未应召而去，而是写了一篇痛陈蒙古贵族对地方破坏，使地方失治的文章捎给忽必烈，忽必烈大受触动，又第二次召见郝经，一见面就诚恳的“咨以经国安民之道”），郝立刻授之以儒家的“仁民爱物”等治世方法，忽必烈深以为然。不久忽必烈掌权，即派郝经出使南宋，“讲和通好，以安百姓。”谁知道南宋腐朽没落已经不可挽救。郝经被宋奸臣贾似道秘密囚禁，这一禁就是16年，回来时已经皓首龙钟。元朝进攻南宋的重要由头之一，就是国使郝经被扣留。元十一年（1274）六月，世祖忽必烈正式诏告天下，发兵灭宋。而先锋大将，就是郝经的学生张弘范。郝经在张柔府上客居多年，是张府重金聘请的家庭教师。老师被南宋囚禁多年，张弘范灭宋也算是国仇家恨。 张弘范擒住张世杰的外甥韩某，命韩某三次劝降张世杰，都被张世杰骂回。（张弘范还曾请已被俘虏的文天祥写信劝降张世杰。文天祥断然拒绝，随手写下《过零丁洋》。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名句）。而对面宋将张世杰早就将陆上行营全部烧毁，所有士兵、官僚、家眷上船，准备决一死战。一千多条大小战舰一字排开，铁索穿连。皇帝赵昺的船被安排在最中央，诏告将士们誓与船舰共存亡。 起初张弘范看到宋军的一字长蛇阵，想到用火攻，小船装满柴草，浇上油，点着火乘着风势冲向宋舰。不过张世杰早有防备，在所有舰船涂抹湿泥，并用长杆顶住火船。元军火攻失败。二月初六癸未日，大风。天气恶劣，张弘范选择这一天发动总攻也是想从心理上击垮疲惫的宋军。张弘范将军队分成四队，其中一队顺着早潮退潮的方向从正面攻击，张世杰率军反抗。打到中午不分胜负。这时潮水猛涨，宋军船队向东漂移，张弘范亲自率军从西面进攻，宋军腹背受敌，却愈加奋战。直到其中一只船舰的桅顶绳断旗落，转瞬之间，相连舰船的樯旗也随之掉落。无奈之下，张世杰率军杀出重围。时已黄昏，又突然下起了雨。天阴沉到咫尺间都看不清人。张世杰派小船回来接刚八岁大的皇帝赵昺。左丞相陆秀夫辨不清来船是真是假，同时意识到即使上船也不一定能突出元军重围，白白受辱。当机立断决心殉国。史书上说，陆秀夫盛装朝服，手执长剑，先是催促自己的结发妻子投海，然后劝说皇帝赵昺：“国事至今一败涂地，陛下当为国死，万勿重蹈德祐皇帝的覆辙。德祐皇帝远在大都受辱不堪，陛下不可再受他人凌辱。”说罢，他背起八岁的赵昺，又用素白的绸带与自己的身躯紧紧束在一起，将黄金国玺缠在腰间，纵身跳海。前来营救的宋兵，周围船上赶来助战的义民，大小文武官僚、家眷、百姓。见到此情此景，顿感绝望万分，纷纷投海自尽。几天后海上漂满宋人的尸体，不下二十万，令山河变色。消息传到宋杨太妃这里，太妃恸哭不止，悲痛难忍，随即投海自尽。张世杰将太妃葬于海滨，残部顺海南下，谁知又遇到飓风，部下劝张世杰登岸。张世杰叹道：我为赵氏天下，也算竭尽全力了。一君身亡，复立一君，如今又亡。本来崖山我没有殉国，是企望元军退后再立新君，谁知事情竟发展到这个样子，这难道是天意？！长啸一声纵身跳海殉国。 张弘范在崖山之战后，于崖山石壁上刻下“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十二个字。元朝期间，没人敢说二话。元朝刚一灭亡，就有百姓将张弘范的字铲平，改刻成“宋丞相陆秀夫殉国于此”。 崖山一战，殉国军民十几万。素有“崖山战后无中国”的说法，汉文明在此受到重创，无数知识分子、手工业者、商人等等都随宋朝而去。之后的元、清是外族，明朝是宦官的天下，都没有恢复汉文化的光彩。宋朝，是历史上汉文化所能达到的最高高度。这么灿烂的文明，最终失于几近蛮荒的游牧民族之手，确实令人惋惜。但是单从结尾崖山这个横截面里，恐怕找不到这文明失落的具体原因。 最近在读法国人谢和耐写的《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感觉很不一样。他们治史不像我们中国的史家一样，每读史书都跟看电视剧似地，尽是王侯将相的个人恩怨，呛呛台呛呛台。谢和耐用一个外国人相对客观的视角，带着我们去灭亡前南宋的首都杭州（宋时称临安），发现寻常巷陌，瓦牖绳枢、引车卖浆人的细节。无疑，这样的历史更富质感，更有可能发现某种相对逼近真相的真实。 书从南宋选杭州为都城的犹犹豫豫开始，因为其临时性，很多设施的建造都有些随意，违章建筑很多，加上中国著名的木结构，所以南宋期间引发数次大火，烧毁数以万计的房屋，经常有大批平民受灾。以至后来坊间流传谣言，怪罪到南宋的第一个年号上（建炎）。当时杭州城很小，30多平方公里却聚集了超过120万人。其实历经千年今天杭州的状况也没多少改变，说个题外话，前不久我去杭州出差，不到下班的点路上已经拥挤不堪。而且打不到出租车。在其他城市坐出租车也出现过拼车，都是极个别现象。但在杭州，这却是最普遍的坐出租车方式，所有人都拼车，没有谁会因为陌生人突然坐到车上来而感到奇怪。还有，开出租车的司机有一部分来自河南，我想，这也算有历史渊源吧。 书中详细描述了南宋人的日常生活，虽然这是一个极端不安宁的时期，但是杭州城里却永远歌舞升平，优哉游哉。本来为了控制火患，政府曾严格限制夜间灯火，时间一到，谁家还有烛火的光亮，第二天就会被交到官府受惩罚。但是很快所有禁令就被人们享乐的欲望冲破，“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鼓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从事大众娱乐业的人难以胜数。”除了戏班子、弹唱、说书、皮影、魔术、杂技、走索、驯兽、斗鸡、斗鹌鹑、斗蟋蟀……还有大批的随处可见的妓女，在勾栏瓦舍，酒肆食店、客店市场，甚至街头桥头。妓女们分成很多档次，最高档次的妓女“她们过着极其奢靡的生活，只接待有头有脸的人物。她们的名姓被当时的人们记载下来。……最享盛名的歌妓们甚至会在上元节之夜奉召进宫在御前演出。”而最下等的妓女和贫民、穷摊贩、乞丐、盗贼一起露宿街头，饥寒交迫，挣扎在死亡线上。 谢和耐说当时的“劳动力资源既丰富又便宜，结果导致了高度的专业化分工。就中国当时所达到的财富和技术水准而言，这几乎可以说是发展的过分。”谢和耐不厌其烦的记述了当时的一些工种，那些工种即使是生活在后工业社会习惯了高精度专业分工的我们看上去都会觉得过分。而且除了这些职业化的劳动力，还专门有一大批“闲人”。“因其社交才能或因其一技之长而被大户人家长期或短期地供养”，比如会投壶打马、围棋抚琴，斗鸡养虫，说合交易，甚至专门探听妓女消息的（大概类似今天的星探）都大有人在。所有的劳动力都由“行会”来进行分配。行会，百度的基本解释是“一种手工业的同业团体，由同一行业的工人组成，订有行规，调解会内纠纷，对外办交涉。 ”其实后来史家争论不休的，宋代是否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其中一点就纠结在行会上。我个人以为，行会其实就是垄断。只不过我们的行会数目和名目过多，许多行会还具有半宗教属性，各自为战十分排外，缺乏战略眼光。从性质上，封建主仆关系大于资本雇佣关系。大部分富起来的手工业主、商人都把钱用来过奢华的生活，而不是发展生产力，扩大生产规模。说到底，这跟宋代的文人风气有关，宋代知识分子的地位很高，艺术家的地位很高，商人和军人的地位却比较低。这就有可能触及了我前面悬置的那个问题的本质。一个如此灿烂辉煌的文明，不能延续自身的发展，而被更单纯更荒蛮的民族所灭。我觉得跟这两种人的社会地位低下有关。其实宋朝已经算是封建社会中最重视商业的了，但还不足以抵御自先秦以来就形成的对商人的鄙视（韩非直接把商人算作五蠹之一。而传统观念讲士、农、工、商四民，商人算最末等。）细说起来，这一千年过去，还是没什么改变。中国人从心理上习惯上仍然无法尊敬商人，而商人们和宋代一样，过着奢靡的排场的生活，想尽一切办法去依附权贵。军人的地位就更加低下，“就算这些军官也构成了该帝国行政体系的一部分，但他们作为一个群体却仍然只处在上流社会的边缘。”“即使是在一般百姓中间，尽管正是他们最经常的提供兵源，也仍然瞧不起行伍之辈。有句俗话说，‘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事实也确乎如此，从8世纪末开始，军队主要从社会渣滓中招募人员，……而士卒们既已知道周围都是轻蔑和敌视的目光，也索性全然不守军纪，滥用其膂力及权力。”“人们对本国军队的惧怕并不下于敌兵。”我猜那句俗话至今还在流传，对于国家机器的惧怕变得更加具体和日常。中国人真是不长进的民族。 说到不长进，书中还有一段，我抄下来，以飨看官。“在杭州有一家药房，专门向一般大众供应药材。这种发轫于12世纪初叶的机构，每年均要接受缗钱数十万的补助，此笔款项先由户部垫支，然后再由皇帝的私人财库如数拨还给户部。办事人员和药剂师都是国家官吏和雇员。在这种慈善机构中产生了最无廉耻的流弊。‘往往为诸吏药生盗窃，至以樟脑易片脑，台附易川附，囊槖为奸，朝廷莫之知，亦不能革也。凡一剂成，则又皆为朝士及有力者所得，所谓惠民者，元未尝分毫及民也。’” 当然还有更多更深层的原因，但是一小部分人的穷奢极欲导致财政亏空，社会风气浮夸，鄙视商人和军人，跋扈的行会，最重要封建礼教教育下的家庭关系，限制了人们个性的发展，“很难培养出叛逆精神和个人野心，也不易鼓励出好斗的个性和尚武的精神。”让我们重回到七百多年前的那个血色黄昏，近二十万活生生的人，无数知识精英、能工巧匠都随着一个朝代渐渐沉没在那片海域。愚忠而死，但今天我们也没资格责备他们，人不可能跳出自己的时代。冷酷的史学家称他们为“民族忠魂”。 据说周总理曾到崖山视察工作。他和周围的人说，“我看，陆秀夫不应该跳海，他应该带兵到海南岛去，带兵到台湾去，在那里搞根据地，还可以再打嘛。这些地方退可守，攻可扰，打下去是大有前途的。”总理可能不太了解陆秀夫当时的情况，左丞相分不清来船是奸细还是救援，就算救援，面对元军重重包围，逃跑的机会也实在渺茫，何况他最大的担忧不是死亡，而是怕赵昺重蹈赵佶、赵桓的覆辙，大宋王朝已经不能再受辱了。我倒是觉得这席话该送给张世杰。原则上，我是同意总理的。虽然跑去台湾岛的，不是郑成功，就是蒋介石。

今天的文学青年都捧着奈保尔、拉什迪或胡赛迪，捧着普利莫·莱维，再不济的也拿着何伟甚至刘瑜什么的。谈论鲁迅，似乎太不“时髦”了。几乎没有人会在谈论文学时谈论鲁迅，或者像库切所说，“这类显赫角色被人从储藏柜里找出来，掸去灰尘，扯两句再放回去”。但陈丹青却说，“鲁迅先生被过度谈论了。”据说中国专门研究鲁迅、吃鲁迅饭的专家有两万人，今天的青年，少有人真正关心鲁迅的著作。认真谈论鲁迅，绝对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不过今天是鲁迅先生的祭日，如果谁有他的书，不妨翻出来，掸掸灰读两页好了。 我喜欢读鲁迅，却不大愿意谈论他。在不算长的历史里，“鲁迅”确实已经被反复涂抹成了符号，不再是一个人。常说了解一个人，有一种方便快捷的方法，就是听听他的对手，他的敌人怎么评价他。梁实秋是鲁迅的“对头”，他对鲁迅的非议主要有三点：第一，鲁迅没什么有分量的作品，最好的也不过一两个短篇；第二，鲁迅尖酸刻薄，空有一腹牢骚、一腔怨气，却没什么主张，没形成健全的思想；第三，鲁迅也没什么文艺理论，翻译的作品也很一般。 关于鲁迅的分量，后辈讨论最多的大概就是他回绝诺贝尔文学奖。当然后来马悦然又代表诺贝尔说没有这件事，其实马悦然说得也不一定就是历史，埃斯普马克就和马悦然说得不一样。并且文献里也确有鲁迅给台静农的信为证。当时的斯文•赫定完全可以为鲁迅争取这个诺贝尔文学奖名额。是鲁迅自己拒绝。其实鲁迅是不是拒绝过诺贝尔奖，在我看来并不是什么要紧的问题。要紧的问题是鲁迅的小说到底够不够“分量”。抛开诺贝尔获奖者里那些不为人知的三流作家不论，拿出一等一的比一比，辛格、吉卜林、保尔•海泽、斯坦贝克……让《祝福》、《狂人日记》、《阿Q正传》、《孔乙己》、《在酒楼上》和《傻瓜吉姆佩尔》、《市场街的斯宾诺莎》、《老虎！老虎！》、《菊花》、《人鼠之间》放在一起，就算爱情小说《伤逝》也不比《特雷比姑娘》逊色。可惜的是鲁迅五十五岁就死了，没有留下哪怕一部长篇小说，这也成为诟病鲁迅的一个把柄。至于文艺理论，其实一部《中国小说史略》就足够说明鲁迅的贡献，这一点，梁实秋也是承认的。 然而但凡读过一点鲁迅的人都知道，鲁迅最重要的贡献不在于短篇小说，而在于他的那些杂文集，甚至上中学之后一段时间，我还以为“杂文”是鲁迅的发明，后来才知道这种文体在南北朝《文心雕龙》里就已被确立。客观的说，梁实秋说鲁迅尖酸刻薄也不为过，试问还有哪一种中国人没被鲁迅骂过？鲁迅是要“横眉冷对千夫指”“怒向刀丛觅小诗”的。而梁实秋们面对国家民族、政治文化的百孔千疮，却讲“慢慢的寻求一点一滴的改良，不失为一个办法。”其实比起平庸的梁实秋，胡适更能衬得起鲁迅“对手”的名号。胡适更主张渐进的改良主义，与鲁迅并不依附共产党一样，晚年的胡适也并未依附蒋介石。虽然今天历史已经成为历史，但回过头来看鲁迅胡适梁实秋们，他们的笔战仍具有现实意义。我们的生存仍然面临着左和右的抉择,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几年前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在《这就是民国》座谈时说过一段话，不是评论知识分子的，但却说出了中国人的尴尬，他说在辛亥那当口，民主和立宪是一个问题。“和平变革的最大可能是让清政府不犯错误，但是有什么力量能阻止他不犯错误呢？有什么力量能让他和平的过度呢？让他一点点改好呢？（显然没有）……中国老是面临这种尴尬，你可能是需要一个慢慢地过度，你可能还是需要一个皇帝，需要君主立宪要比民主共和好一点，但是你上哪儿找这个皇帝去？中国历史特别好玩，中国历史总是一次一次的把自己推到那个尴尬的境地上去，左也不是右也不是，中国人是很悲剧的。” 我之所以同意鲁迅“刻薄”的态度，也因为作家朱文的一段话：“真正的“善”是最敏锐的、最锋利的，像一双明澈的眼睛容不得半点沙子，因而它注定是毁灭的。而我们视野中充斥的那种温文尔雅、风度翩翩、意满志得的“善”无一不是伪善。我尤其蔑视那些嘴上空谈精神追求、在实际生活中什么也不想落下的文人，那一点可怜的文人情怀，那一点可悲的书生意气，就像一块污渍斑斑的兜裆布，实在遮掩不住那个平庸、肮脏、狡诈、委琐的灵魂。” “把鲁迅存进银行，吃他的利息。”是李亚伟《中文系》中的名句。所指大概是那两万多鲁迅专家。其实我们一般的年轻人倒是真应该这样，重读鲁迅，重读《野草》，重读《彷徨》与《呐喊》，感受一代独立知识分子的踽踽而行；重读鲁迅晚期所作《故事新编》，对民族神话传说的解构与重塑。当然还有他几百万字的杂文，一个都不饶恕，“我们今天想骂的，鲁迅当年都骂过。”我想在这个意义上，中华民族从来没有在文明方面进步过。1957年毛泽东到上海小住，请几个老乡、朋友聊天，有周谷成、罗稷南、黄宗英、赵丹等等，当时正值“反右”。罗老先生斗胆向毛泽东提了一个问题：如果今天鲁迅还活着，他会怎样？毛泽东深思片刻说：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这回答让包括罗稷南在内的所有人惊出一声冷汗（黄宗英后来在《南方周末》也提起过这件事），这一天是1957年7月7日。在两个月以前，5月15日，毛泽东写过一篇文章，叫《事情正在起变化》，再向前，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那也许算是从“鸣放”到“引蛇出洞”的转折点。 （本文发表时有改动）

作为活在今天的人，最让我起鸡皮疙瘩的一段轶事发生在金岳霖、林徽因和梁思成之间。有一天梁思成从外面回来，看到林徽因闷闷不乐，林徽因说：“我很苦恼，因为我同时爱上两个人，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梁思成痛苦又震惊，但他还是告诉林徽因：“你是自由的，如果你选择金岳霖，我会祝你们永远幸福。”林徽因又把这事对金岳霖说了，金岳霖说：“看来思成是真的爱你，我不能伤害一个真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可是此事之后三人仍然毫无芥蒂的比邻而居，金岳霖也总去梁思成家里蹭饭。梁思成夫妻俩吵架，也总是金岳霖来仲裁。 总说法国人浪漫，我想我们民国的先生女士们早就在浪漫方面做出了表率。金岳霖的专情当然是徐志摩无法比拟的。据说徐志摩也常常去梁思成家里做客。甚至梁思成两口子在屋里闷德尔密，徐志摩也不走，等林徽因他们完事儿出来，徐志摩还对林徽因说，我跟张幼仪没感情。 徐志摩跟张幼仪有没有感情我无法考证，只知道他让张幼仪生了两个孩子，还堕过胎。徐志摩总想把自己这个乡下老婆介绍给别人，差一点就介绍给金岳霖（金岳霖不爱夺人妻，就爱做仲裁，之前给梁思成林徽因做家庭调解员，在徐志摩这儿是他们的离婚见证人，帮着见证徐志摩和张幼仪在离婚协议上签字画押）。徐志摩总说张幼仪是土包子。张幼仪是传统的妇道人家，任由徐志摩在外面沾花惹草，在巴黎的时候，她知道徐志摩在外面有女人。有一天徐志摩竟然把女人带回家来了。生气之余张幼仪也想知道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把徐志摩勾得失魂落魄。一见之下，张幼仪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林徽因剪着短发，抹暗色口红，穿毛料海军裙装，努力想把自己打扮得洋气，谁知道那双长袜下面，竟是两只绣花鞋裹着的小脚。张幼仪心中极其不忿，他总喊我土包子，却带回来这么个女人，光看脚就知道比我落伍了。徐志摩送走林徽因，回来问张幼仪，这女的比你怎样？张幼仪说，人不错，就是小脚与西服不太搭配。徐志摩大怒，我就知道，所以我才想离婚！说罢摔门而去。 张幼仪到死都不恨陆小曼，却非常怨恨林徽因，说她是勾人的骚货。所以她的自传《小脚与西装》到底有多少可信度，谁也不知道。徐志摩总看着别人老婆好，没得到梁思成的老婆，却勾得来王赓之的老婆陆小曼。到底谁勾搭谁也说不好。结婚的时候徐志摩腆着脸让老师梁启超来做证婚，没想到被梁启超当场骂个狗血喷头，骂得陆小曼在北京混不下去，两人双双逃去上海。梁启超这种做法太过厚道，远不及他批评过的胡适之，胡适与徐志摩号称至交。谈诗论道，互通文墨。胡适说“知我者志摩”。徐志摩也很信任胡适，徐志摩到欧洲去，直接把新婚妻子陆小曼托付给胡适，希望胡适和陆小曼一起去欧洲找他。哪知道徐志摩一走，胡适和陆小曼就擦出火花，陆小曼的英文情书也是肉麻得紧。 胡适当然也是风流才子，跟曹诚英发生婚外情，有了身孕。就想把原配江冬秀给休掉。哪知刚一提，江冬秀进屋抄起一把剪刀要刺胡适，好不容易把剪刀夺下来，江冬秀又进厨房拎起一把菜刀：你和我离婚可以，先让我把咱们两个儿子杀了。我跟你生的儿子我不要。这一闹，把胡适之吓出一身冷汗，再也不敢提离婚的事，偷偷让曹诚英堕胎去了。情感方面他的对手鲁迅也磊落不到哪儿去。每次遇见人，就说许广平是来帮忙誊写文稿的。如果出去旅游还非得再叫个朋友，晚上让朋友和自己睡以示清白，要不是后来许广平大了肚子，外人大概还真以为他们之间没什么呢。 冷酷的鲁迅在给萧红的信里也悄悄调情。萧红向鲁迅撒娇，不愿意让鲁迅称自己为女士，鲁迅写到：“萧女士在提出抗议，但叫我怎么写呢？萧婶子，萧姊姊，萧妹妹，萧侄女——都并不好，所以我想，还是夫人太太，或是女士先生罢。”萧红总觉得许广平太平淡。不过她自己也理不清，两次大着肚子被遗弃，又两次大着肚子被爱。确实太忙了。 要说起来，鲁迅搞搞自己学生其实无可厚非，国父还搞自己秘书呢。宋庆龄还在襁褓中时，就见过中山先生。直到长成大姑娘再见孙文，代替宋霭龄做孙文秘书，兹时孙先生正在二次革命失败流亡日本途中，年龄和妻室都拦不住伟大的爱情。年轻的国母诞生了。 崇拜产生的爱情，许广平之于鲁迅，宋庆龄之于孙文，都还不是那个时代最激越的。最激越的爱情产生于“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作者汪精卫。当时汪精卫要去刺杀摄政王，抱定了必死的决心。这民国第一帅哥，坚定的信仰感动了一位奇女子陈璧君。陈璧君说，你明天就要死了。我没什么好给你的，就把我处女的贞洁献给你吧。——结果汪精卫行刺失败了。如果他当时死了，就是千古英雄。这位陈璧君也是光照汗青。可惜汪精卫活得太久，久到有机会选择做汉奸。连累这位奇女子陈璧君。陈璧君到死都不承认自己的丈夫是汉奸。其实建国后毛泽东有心对陈璧君网开一面，宋庆龄、何香凝写信给提篮桥监狱牢里的陈璧君，只要她肯认个错，承认汪精卫是汉奸并与之划清界限，就可以保她正常生活。但是陈璧君始终拒绝。 小凤仙与蔡锷的千古佳话其实是民间一厢情愿的误传。蔡锷的确跟小凤仙好，但是蔡锷多半也是拿小凤仙当幌子，他逃离袁世凯监管那天前夜打了一宿麻将，早晨还去早朝溜达溜达，一扭身就独自跑了，小凤仙也不知道。小凤仙这种吹拉弹唱俱佳，还能粗通文墨的才华型妓女在民国也不乏其人。更何况青楼上往来无白丁，全是北大清华的教授。那时候教授不像现在这么装。嫖妓就嫖妓嘛，理直气壮的嫖。还根据妓女成色玩些Top10之类的排名游戏。最狠的当属大才子陈独秀。“因争风吃醋抓伤妓女下体”之类报道也不知真假，不过陈独秀八大胡同嫖妓确是事实，并因为这件胡适所说“私行为”被迫离开了北大。陈独秀被通缉那段，住在熙华德路，旁边住着一个小寡妇潘兰珍。他跟潘兰珍说自己姓李，潘兰珍就喊“李老师”，时间长了，“李老师”总是到小寡妇这儿蹭饭。一来二去就厮混到一起同居。直到“李老师”被抓走，潘兰珍还到监狱问“李老师”犯了什么罪？人家告诉她，什么李老师，那是陈独秀。国民党悬赏三万大洋要他的人头呢。潘兰珍也算民国奇女子，二话不说把工作辞了。搬到老虎桥监狱附近住，照顾陈独秀。陈独秀风流惯了，干脆把潘兰珍叫到监狱里当着狱卒做爱。还喊：我犯了罪，我的性欲没犯罪。这算风范也罢，丑态也罢。反正当今的教授没有一个能比得上。 轶事也好龌龊也好八卦也好，并不能左右我们的盖棺定论。这些大先生、大总统、大文人代表着一个时代的质感与硬度。谁也不能因为这些少为人知的一面而否定了他们对这个国家所做出的贡献，或否定他们在历史中的地位。正是因为这些，我们才能从人性上了解这些人，将他们看得更平实，也因此更凸显出他们的不凡。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和旗帜，中国文化启蒙运动的先驱，毛泽东对他的评价是“五四运动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首任总书记，一大至五大的最高领袖。晚年陈独秀很凄凉，寄居在乡下朋友家，完全靠朋友接济过活。最后陈独秀靠邻居介绍，在附近村子教小学。整理并编撰了著名的《小学识字教本》，主要讲解中国人常用的三千汉字，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小学识字教本》“突破了《说文解字》和段玉裁注的束缚，除了征引古代文献，还大量引用近代出土的甲骨文、金文、古玺、货币、陶瓦等古文字材料，并联系现代方言口语，以探求文字之本义，及词汇中的同源关系，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文汇报》严修）”虽然总有达官显贵前来拜谒。但都是各怀鬼胎，一去不返，陈独秀是硬骨头，不肯接受国民党馈赠。而当年那个极度崇拜他的湖南青年已经在延安选为主席，陈独秀也想过去延安，那里有他创立的党。但是延安方面让他先写悔过书。纠正自己错误。陈独秀最终哪儿也没去，在四川江津一直穷困到死。 袁世凯死后不到半年，蔡锷也去世了，这两个男人的争执终告结束。蔡锷死在日本福冈县，死的时候只有34岁。国民政府为他举行了国葬。这也是民国历史上的“国葬第一人”，孙中山、梁启超、康有为、唐继尧、丁怀瑾等等都写下挽联，最著名的挽联要属小凤仙的：“ 第一联是： 　　不幸周郎竟短命； 　　早知李靖是英雄！ 第二联是： 　　万里南天鹏翼，直上扶摇，那堪忧患余生，萍水姻缘成一梦； 　　几年北地胭脂，自悲沦落，赢得美人知己，桃花颜色亦千秋。” 鲁迅先生的评价我就不抄录了，自小学时我们就背诵“一八八一至一九三六，无产阶级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诺贝尔曾经想颁奖给鲁迅，但是鲁迅拒绝了。说自己不配，说自己沾了“中国”的光。现在看来有两种可能：一是鲁迅看得非常清楚，我们大可不必拿中国的现状去满足洋人的好奇；二是鲁迅足够谦虚，他认为自己没有厚重的小说作品（鲁迅较擅长短篇）。但是鲁迅不拿，从此以后中国文人也没几个敢伸这个手，高行健把自己当法国花瓶卖了，我们也由着他。鲁迅死后被化上浓妆，扮演起匕首与投枪来。直到近两年人们才发现，其实鲁迅的骨头是不是最硬的，跟政治能有多大关系呢？ 大陆和台湾一直是相异的，在我们这里推鲁迅贬胡适，在台湾大家都推崇胡适，没几个人看过鲁迅。胡适是五四的标杆，新文化运动的标杆。就实际情况来看，所有新儒派的文人辩论都是以胡适为假想敌的，所有的军方也以胡适为靶子。胡适主张改革而不是革命，“要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可是就这么相对温和的一个人，也被无数人嫉妒、围攻、围剿，他的一生都在与人辩论，据说最后在1962年中央研究院欢迎任之恭、梅贻琦等七位新院士的酒会上突发心脏病死去了。小道消息说，当时在会上有人旧事重提，活活把胡适给气死了。 陆小曼花着徐志摩的钱，在外面钓凯子。后来直接当着徐志摩的面和翁瑞午躺床上抽大烟。徐志摩受不了连夜出门，要去找自己的梦中情人林徽因，结果在第二天早上坠机身亡了。 五十年代后期，林徽因已经去世，梁思成也娶了自己的学生林洙。有一天金岳霖突然把老朋友们都请到北京饭店，也没讲任何理由。收到通知的朋友都有些纳闷。直到饭吃到一半，六十多岁的金岳霖站起来说，今天，是林徽因的生日。

思辛亥 问北洋 民国往事 废立宪 荒文言 功过谁知 1912年2月12日，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以清廷的名义，颁布了宣统皇帝的退位诏书。其文曰： 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暌隔， 彼此相持。商辍于途，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生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位立宪共和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 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遣经资政院选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国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仍合 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 上述诏文，由张謇杨廷栋捉刀。廷栋，清末举人，留学日本。归国后，以其知识渊博，思维敏捷，文笔流畅，而为张謇器重。廷栋受命起草诏文后，经张謇润色，袁世凯审阅，隆裕太后发布。 张謇是在中日甲午战争那年（1894）中的状元。替溥仪草拟退位诏书因为他是“翰林院修撰”，领着清廷文秘的工资。但其实写这诏书的时候，张謇同时也已在“民军”队伍里占好位置。诏书墨迹未干，南京政府成立，张謇就成了民国第一任政府的“实业总长”。北洋时期又当农商总长，还兼水利总长。后来袁世凯失势，张謇回家办实业、办教育。他一生办了20多个企业，370多所学校，其中包括“复旦大学”和“同济大学”的前身，中国第一所纺织专业学校，他“首次建立棉纺织原料供应基地，进行棉花改良和推广种植的工作；以家乡为基地，努力进行发展近代纺织工业的实践，为中国民族纺织工业的发展壮大作出了重要贡献。①”但是他死的时候墓里只有：一顶礼帽、一副眼镜、一把折扇，还有一对金属的小盒子，分别装着一粒牙齿，一束胎发。（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8月24日，张謇墓被红卫兵当做“四旧”砸毁，张謇的孙女张柔武目睹墓中葬物。）② 张骞绝对想不出自己的墓会被盗，如果他能预见到结束封建王朝自己会是这样的结局，不知道当年是否还能写出这么漂亮的退位诏书。张謇从日本回来就一直鼓吹立宪，清廷皇室内阁成立，张謇一定失望至极。从这溥仪口气的退位诏书里，我们也能看出一些张謇式的怨气。这一纸诏书像一扇石门缓缓地封上一个落后的、传统的中国。这扇门关上之后新共和国诞生，这新共和国怎么样呢？少帅张学良曾跟汪精卫关系很好，那时的汪精卫还没有成为汉奸。张学良问汪精卫去刺杀载沣被抓住的事，汪精卫说“我当年被捕，庆亲王审的。要杀我，但庆亲王没杀我。庆亲王跟我讲啊，你们这革命呀，是有原因的，看我们清朝太坏了，假如你们成功哇，我看你也不能强过我们清朝。”③张学良后来感叹“他说的这句话应验了，我们今天成功了，还真不如人家清朝，弄得这么糟糕！”④ 当然我不是说什么今不如昔，我们新社会还不如不如封建社会好，这儿不如宋朝，那儿不如唐朝什么什么的。我不说种这话。谁爱说谁说，我不说。我只是在思考一个问题，我想艺术和历史是不是有些相似点。因为我觉得真正的艺术是无所谓“进步”的。我从来不觉得艺术史是按照进化论在发展，我不认为毕加索的艺术成就高于米开朗基罗，达利就高于达芬奇，或者安迪•沃霍比梵高牛逼。可能我太无知了。我竟然想历史是不是也是这样。1897年12月18日，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开始在《国闻报》附属的《国闻汇编》旬刊上连载。这本书影响了之后的北洋时代。知识分子也好，政治精英也好在脑子里都接受了《天演论》的进化论思想，一切都是要进化的。但是直到很多年后我们才发现，赫肯黎的原著《进化论与伦理学》当中，他虽然坚定拥护达尔文的自然科学进化论，但同时他也在坚决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有别于自然界，不能完全适用进化竞争的原则。严复只翻译了该书的前半部分，而后半部分只字未提。 今天的我们已习惯了中国教育家的掐头去尾。“天才就是百分之一的灵感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很多年以后，我们才知道爱迪生这句话还没说完“但是这百分之一的灵感是最重要的，甚至比那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更重要。” [remark=9] [/remark]整整一百年过去。 中华大地上又刮起民国风。到底因谁而起无从考证，暂时有几个风头人物。一个唐德刚，一个张鸣，一个陈丹青，一个刘瑞琳。过年也就一个月没去书店吧，忽然看见新书架上爬满了“民国”。民国档案啦，民国史啊，民国人物遗嘱，北洋重来啦，民国文化隐者啦……把我吓了一小跳。为什么这么关注民国？网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不断的推出关于辛亥、民国、北洋政府、军阀、五四、新白话文运动的话题视频。对这些符号有了新的解读。一轮看下来，完全颠覆了我自读书以来关于这部分的记忆，当然我能感觉到这些是更真实和真诚的历史。幸好我上学时不用心读书，对课本上的历史印象不深，到现在不用做什么反抗就完全投降了。 “当时的中国便是如此的奇怪，一方面是代议制的合法权力，一方面是实权在握的武人团体，两下两层皮。两层皮，哪个都有实在意义。代议制有来自西方成功经验的制度迷信的支持，而这个迷信的背后，则是风靡一时的进化论思维，这是近代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可是，真正控制局面的，却是那些枪杆子在手的军阀，只有他们才具有操纵政局的实力。”⑤——这是张鸣老师的看法。我很赞同，在翻完北洋人物图谱之后，我也在揣摩一些其他结论。后来在网易“辛亥客厅”张鸣与陈丹青的对话录⑥里，也找到部分印证。所有的北洋人物都是农民出身来自农村，就算那些王公贵族，留日回来的海归，其实思想里也是农民，完全是农业社会的那一套。穿上总统服或者中山装是没用的，读《天演论》也没用。不管是朝廷里的立宪派还是民众中的革命派，直到后来北洋历任政府，脑子和心都还浸淫在小农社会的封建传统文化里。这种状况怎么能在体制上形成完美的转变呢？剪辫子容易、换身衣服容易、拿起枪炮容易、造纺织机、造汽车火车、轮船都容易，但是心和脑子的转变哪有那么快？我甚至觉得即使过了这一百年，我们也没太大变化。 当年轰轰烈烈的新白话文运动也在这次民国风当中受到了质疑。2011年1月11日，九米多高的孔子悄悄立到天安门广场上去了。有狂人说这是“孔子vs毛泽东，尊卑有序的封建特权思想与社会主义人人平等思想在中国的殊死较量”立孔子是一个信号，儒家的某些东西是会回来的。办公室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位年近六十的老同志，原本早已练得刀枪不入的弥勒佛尊容，在网上看到这则立孔子像的新闻后，忽然愤怒了。“既然要立，当初使那么大劲儿反他干什么？！”我一开始不太明白他的愤怒，后来明白了，他们那代人所受的教育比我们更深入骨髓。我们八零后是可以在生长中自省的，但是他们那代人，可能真的上当了。 回到前面，艺术与历史的类比。我是承认变化的，事物肯定是在变化，但是我对“进化”这个发展方式抱有个人的怀疑，并保留态度。 ——文化——思想——意识形态——社会形态——体制——集权——腐败——阶级——民主——革命——战争——。这是一个说不清楚的问题，需要更有耐心，更细密逻辑的智慧来解答。“在此之前的社会制度，帝王只是其中一个环节而已。围绕着这个帝王，还有一整套交互运作的国家机器和与它们配合得天衣无缝的文化体系、社会生活方式以及价值系统。”⑦结束封建王朝，废除文言文，废除科举制度，在今天看来是把孩子和脏水一起泼掉了。我们也终于看到了“五四”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传统文化的自裁，传统价值的雪崩让我们吃到了不少的苦头。但是当一个孔子像真的立回到政治中央的时候，我们又有些害怕，这个彻底平反了的孔子在那里，是要对这个广场说些什么呢？ ①百度百科-张謇 ②百度百科-张謇 ③《张学良口述历史》唐德刚 ④《张学良口述历史》唐德刚 ⑤《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张鸣 ⑥网易辛亥客厅第二期http://book.163.com/special/xinhai02/张鸣vs陈丹青 ⑦《袁氏当国》唐德刚

大诗人自杀是赌气。 小诗人自杀是撒娇。

租房住，我需要一把手电筒。在超市，有各式各样的手电筒，安小电池的、安大电池的、手握发电的、充电电池的。销售向我推荐一种直接充电的手电筒，这种直接充电的手电筒没有可拆卸的充电电池，只在底部有一个可推出的电插销，它是临时蓄电的，就和很多剃须刀一样。它非常贵，六十八块钱，但是销售说，这是最新科技。非常便捷耐用。普通充电手电筒时间长了电池也会坏，这种就不用担心，而且它的亮度是所有手电筒中最亮的。我被说的动心了，我不想隔一段时间就到超市去买手电筒或电池，为了一劳永逸，我选择了这款直接充电的手电筒。 回到家我就把它插在插座上，等它蓄满电，我一推它的开关，光束非常亮。我很满意，就放在一边。八个月后的一天，房间突然跳闸了，漆黑一片。我马上想到直接充电手电筒，我摸黑找到它，一推开关，光束亮了，但是很弱，我拿着它还没转身，它就熄灭了。再推开关就不亮了。太久没有使用，也没有充电，它的电自然耗光了。 我拿着一把需要充电的手电筒，站在一个已经停电的漆黑夜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