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女性主义者是天生的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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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前两天读到一篇文章叫做《消费社会的女幽灵》，里面有一个观点说女性主义者是天生的左派。我们知道文化研究发源于左派思想，大多数文化学者思想也是相对比较“左倾”的。您自己的思想也和国内的“新左派”比较相近。问题是，20世纪的实践证明，按照左翼价值原则构建起来的社会，其社会问题甚至比之前的社会还要严重，为什么文化学者们仍然钟情于左翼原则？您怎么看待自由主义思潮？
　　　　
戴锦华：这里似乎有某种混乱。左派或自由主义并不是那么不言自明的概念。你的问题里包含了三个层面上的“左派”或“自由主义”的概念。一是历史上沿用的左、右区分，它始自法国大革命。简单地说，区别在于左派要变革社会，右派则要尊崇秩序，自由始终是左派的旗帜，直到冷战发生。在这种意义上说女性主义是天生的左派，可以成立。因为女性主义的最基本诉求在保守派看来，也是激进的：改变男权社会秩序。但从另一层面上来看，女性主义的发生是欧洲自由主义逻辑内爆的结果。二是欧洲的“新左派”。新左派是在冷战结构中产生的，他们拒绝、批判西方资本主义体系，同时也拒绝认可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新左派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要重新执掌起自由的旗帜。二战后的欧洲批判理论、文化研究、后结构、后现代理论都与新左派的存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正是文化学者“钟情”的来源。自由主义也如此。我们至少要区分：作为政治实践旗帜的“自由”，作为资本主义现代理念的“自由主义”，冷战时代的“自由”神话，和80年代以来的全球“新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到今天仍可能成为某种批判和建构性的力量。但这绝不等同于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产生于80年代里根和撒切尔连选连任，形成“华盛顿共识”，在全球全面推行所谓的“世界新秩序”。后者所张扬的市场自由，实际上是建立起了一套新的铁血逻辑。今天美国金融帝国的出现就是这一逻辑的实证。与之相关的是全球福利国家的危机、亚洲金融风暴、亚洲拉美的新自由主义政策造成的大崩溃。这样的“自由主义”是那些仍然守护自由旗帜的知识分子所不能接受和认同的。实际上我认为在今天还做这种“左”和“右”的分野，它的意义很寥寥。具体问题需要具体看待。不看具体的历史语境，左右不过是方位概念。此时我在你的左边，同时可能在他的右边。我不怕被骂作左派，但拒绝标签和自我标签。
　　　　
　　　　
记者：您作为一名文化学者，在学术探索之外，对于社会现实也一直相当关注。那么我们青年一代，虽然接受了正规的系统的意识形态教育，但普遍感到“信仰缺失”。不知道您对这种现象有什么看法？
　　　　
戴锦华：我一向很忌惮做“青年的导师”，没那份自信。我认为所谓“信仰缺失”，这本身就是一个价值判断，我觉得今天“信仰”并不缺失，拜金主义、成王败寇，成功者的逻辑就是今天流行的信仰。这些东西作为一种真正的实践价值系统，比信仰更有力量。所以我觉得今天世界并不缺失“信仰”，只不过是理想主义缺失了。在这种新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的时代，我觉得，无法成为“青年导师”的原因，当然首先是非主流的道路未必有人乐意追随，同时也是一种自省：指引一条非主流的道路，意味着踏上这条路的人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历史的反思告诉我，你无法许诺他人一个更好的去处，便领人们走上一条荆棘路。包括对我自己的研究生我也是这样，我不会强加给他们任何我自己的价值观念。至于选择什么，那是每个人自己的事。
　　　　
记者：我们发现北大很多女学者都是单身，有些则没有孩子，包括您也是如此。作为一个女性主义学者，您怎么看这一现象？学术之路对女人来说就一定意味着不能为人妇为人母吗？
　　　　
戴锦华：这个问题本身是你们的视野和偏见使然。其实北大很多男老师也没有孩子，比如说中文系深受爱戴的钱理群教授、陈平原教授。还有不少男老师没结婚，或者频繁离婚，其绝对数量绝对超过女教员。也有不少的女教员拥有美满的婚姻和家庭，既为人妇，也为人母。所以支持你们这个问题的观察视野大概有性别视点的偏差吧。另外，你大概注意到了，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诸如丁克一族啊,单身贵族啊之类的群体。从自由主义的角度看，这是社会的进步,是对个人选择权的尊重。可能有些人为了这种选择牺牲了什么，但只要是他选的,就不关他人。重要的是人们有选择的权利。所以问题也可以是知识分子家庭与普通大众家庭的异同,或在整个社会变迁的进程中去讨论这个问题,和女性主义立场没有什么特别的关联。对我来说,这是个人选择,而非牺牲。
　　　　
　　　　记者：还有一个敏感的问题我们不知道可不可以问。就是2005年您参与了“全球千名妇女争评诺贝尔和平奖”活动中国区的相关活动。但是最近有“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之誉的高耀洁女士对此活动提出了质疑,认为评选程序混乱且评选本身异化,成为另一种形式的精英评选和小圈子里的“内部人评选”，引发了一些讨论。您怎么看待这一论争?
　　　　
　　　　戴锦华：这个问题完全可以问。我这次去昆明就是出席中国区和平妇女的相聚。我当时为什么参与这件事呢?因为这表达了一种我可以充分认同的理念。近年来我一直对流行的女性主义保持着某种质疑的态度。我感到在中国的论域当中，女性主义不时成了“女人主义”。好像女性主义就只是谈论女人的问题。我认为女性主义是一种思想的资源，一种视点，并不只与女人相关。沾“女”字的我就管，不沾“女”字的就跟我没关系。这是我的第一点质疑。第二个质疑——我也对此负有责任，就是80年代我们引进的女性主义，基本上是欧洲白人中产阶级女性的女性主义，它对中国城市青年女性的问题有效，但是对其他问题，却相当无力和无效。而就当今中国的状况而言，我认为城市知识女性基本上仍是社会变化的获益者，而其他的劳动妇女、基层妇女，整体上成为这一过程(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被牺牲群体。而这一活动刚好是对我这些质疑的回应。1000名妇女，来自基层，成为一个充满差异的个人组成的集体。它同时成为对许多主流观念的挑战：比如说发展的幻象,你可以看到单纯追求GDP的发展到底给基层妇女带来什么；比如说政治的精英主义，你会看到日常生活中无所不在的暴力和妇女的和平抗争……对这次活动提出的质疑，抛开背后可能存在的复杂的政治动力，表现出的，是一种理念的冲突。比如说对诺贝尔和平奖的想象，对争评诺贝尔和平奖这种行为的想象。这些人认定诺贝尔和平奖是极为精英和“高端”的，所以你们弄了1000个基层妇女、农村妇女去评奖，不是骗局就是闹剧。而我们这个活动，刚好就是要找1000名基层的、籍籍无名的妇女去争评这个似乎专属于大人物的诺贝尔和平奖。此外，大概对许多人来说，诺贝尔奖不光是份荣耀，还意味着一大笔奖金，所以认定争评诺贝尔奖必是为了钱。事实上，组织这个活动不仅没有钱，而且每个组织者都在捐出自己的钱，中国区的召集人刘健芝、陈顺馨捐了20多万，为此欠着债——这在主流观念看来，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又必是“骗局”。因为他们绝不做这样的“傻事”。再有，如果我们推举一个人作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不仅社会会接受，被提名的个人也很荣耀。一旦发现是和1000人在一起，便不屑参加。更有意思的是，很多人倡导民间力量，但同是这些人，一旦发现这次活动毫无官方、机构背景，便大加贬低。照我看来，这场论争本身揭示了中国社会的某种真实状况。我倒觉得是件挺有意思的事。我们昆明的这次会议，可以说是相当成功。很多很多来自不同背景、不同阶层的妇女聚在一起，讲述自己的故事。有大陆的著名科学家、民间政治家，台湾的副“总统”候选人、“立法委员”一类非常精英的女性，也有在农村帮助农民维权的上访精英，有治沙模范，农民演出队队长，有香港失业女工自己组织的合作社社员，有回族女阿訇，有基督教的同性恋女牧师……她们的故事给了我一种多年来没有过的感动，让我想到、学到很多东西。
　　　　
至于她们质疑的那些问题，我是这样看的。比如说程序的公正，我想说的是，此程序非彼程序。我们的程序是充分公正的，但是这种公正不是他们想象的那种主流运作中的公正——因为其结果不导向权力和利益。有人说，候选人中居然有6个来自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的学员，岂不是怪事？如果你看到在今天的中国，像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这样的团体处在怎样的边缘位置，它本身便是一些被现代化进程放逐的人群的会聚，那么这种力量与另外一个边缘的活动(指“全球千名妇女争评诺贝尔和平奖”活动)有重合，无疑相当自然。因为主流群体，甚至主流化的NGO，对这种无法获得利益的活动根本没有兴趣。应该说，论争和质疑反而衬托出这次活动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