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文章及特稿

“绝对安全”与“哥本哈根综合症”：后发海上强国的心理隐疾 The Absolute Security Concept and the Copenhagen Complex: A Hidden Mental Illness of Later-developing Maritime Powers “这可是德国，是欧洲大陆上史无前例的最强国家，工业扩张的喧嚣和气息弥漫着它的土地，普天之下最可怕的陆军保卫着它的安宁，全世界第二强的公海舰队增益着它的权威，‘力量’这个词能够找到的每一种表现形式正在那里层出不穷地绽发。可它的领导人呢，却总是提心吊胆，断定约翰•费舍尔爵士（的舰队）或者斯拉夫入侵者的铁蹄会在某一刻不期而至。历史分析者的寻常技艺在德国人的这种‘世界政策焦虑’跟前一筹莫展。” （乔纳森•斯坦伯格：“哥本哈根综合症”，1966年） 在今年春天关于中国航空母舰的一篇分析文章中，一位美国海军退役上校不无感慨地评论道：“时至今日，有一件事情已经不言自明：中国人重新习得了一条历久弥新的历史经验——每个国家几乎都有一支陆军，但只有那些伟大的文明才能拥有一支远洋舰队。”（卡尔•奥蒂斯•舒斯特：“地平线上的中国海军”，《美国海军学会会刊》2012年4月号）在那之后不到八个月，中国因为首批固定翼舰载机成功地在航母上起降，发生了一场富于幽默感的小小狂欢“航母Style Cosplay”；已故的刘华清上将和英雄飞行员王伟的名字也被重新提起。在对先烈的缅怀、对未来的憧憬和以伟大文明自命的豪迈感中，这个国家走完了迈向蓝水海军的“万里长征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类似的“海军热”并不是第一次在后发强国出现。1908年3月7日，德皇威廉二世出席了本国第一艘无畏舰“拿骚”号（SMS Nassau）的下水仪式，这艘安装有12门11英寸主炮的巨舰构成了旨在将帝国海军一线兵力增加到38艘主力舰的“第二次舰队法案”（1900年）的一部分。仰赖稳定的财力供给和雄厚的工业基础，德国到1914年夏天为止已经建成一支包含17艘无畏舰、22艘前无畏舰和5艘战列巡洋舰的世界第二大舰队，为争夺“阳光下的土地”（Place in the Sun）准备好了工具。公海舰队之父提尔皮茨创建的中产阶层社团“德意志海军协会”（Deutscher Flottenverein）拥有包括270名大学教授——马克斯•韦伯和汉斯•德尔布吕克都在其中——在内的11万余名会员，经由学术倡导、媒体渲染和群众集会，他们把对海洋事务的关注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全民运动。 在那之后几十年，日本和俄国也上演过类似的剧目。然则剧情虽感人，德意志第二帝国、旧日本帝国以及苏联海军在追逐其战略目标——获得全球范围的海上统治权方面终归是失败者；甚至可以说，失败的原因与这种“热血崛起”本身就存在关联。以德国为例，在尚未于欧洲大陆获得可靠安全保障的情况下，威廉二世早早暴露了对海上优势的觊觎，这使得身为头号海上强国、同时又是欧陆均势传统维护者的英国立即启动了制衡机制。本来只是伦敦诸多顾虑之一的柏林“自我暴露”，成为皇家海军最集中的靶子，而德国身为中等国家（Middle Power）的地理现实以及与强敌为邻的困境使得它永远不可能同时保有第一强的陆军和第一强的海军。继以濒临“窄海”的困境，斯卡帕湾自沉的结局早在1914年开战时就已注定了。 对德国追逐海权努力的失败，已经有无数战略家做出过宏观和微观层面的分析，笔者选译的“历史的韵脚”一文（译文载本刊2011年12月、2012年3月B刊）就是其中的代表作。而在1966年刊发于《当代史杂志》的一篇旧文中，今天已是著名历史学家的乔纳森•斯坦伯格（Jonathan Steinberg）发明了一个术语“哥本哈根综合症”（The Copenhagen Complex），用以形容德国人在投入海军竞赛时那种惴惴不安以及焦虑的心理状态。这个术语得名于1807年的著名战例——当年夏天，为了防止中立国丹麦加入拿破仑的大陆封锁同盟，3万名英国士兵突然入侵这个北欧小国，在三个星期内攻陷了哥本哈根，把停泊在那里的丹麦海军全部舰艇拖走，并放火焚毁了船坞。 斯坦伯格认为，在1914年之前的将近二十年里，德国领导人和海军高层始终被一种可能遭遇“哥本哈根式”先发制人打击的恐惧所困扰。他们总是担心在某一个和平的下午，英国第一海务大臣约翰•费舍尔勋爵的舰队会突然出现在威廉港和基尔外海，一通炮火把公海舰队那些漂亮的新主力舰送入海底，而德意志帝国的世界地位也将像对马海战后的俄国一样一落千丈。为了抵消这种恐惧，德国人在对外政策和海军建设方面做出了一系列不理智的决策，结果不仅没能改善战略环境，反而造成“自证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使得与英国的胜算不高的对抗成为唯一和最终的战略。正如后俾斯麦时代德国外交战略的设计者冯•霍尔斯泰因（Friedrich von Holstein）在1898年所写的那样：“德皇长久以来一直担心英国可能在某一天突然袭击我国；提尔皮茨抱有相同的恐惧，而我则从他那里理解了这种恐惧，后者可以作为最有力的论据导向两个选项：要么放弃我们的殖民地，要么扩充舰队。” 进一步说，“哥本哈根综合症”其实根源于德国领导人对“绝对安全”（Absolute Security）的迷恋。由于追求绝对安全，他们在扩充军备、尤其是海军军备方面完全不考虑他国的反应，只是一厢情愿贯彻本国的意旨；更要命的是，这种贯彻是在两个层面同时进行的，即一面在欧洲追求以陆上力量的强大为标志的区域霸权，一面在全球范围内追求以海上力量为导向的“世界强国”地位。而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绝对的安全往往导致绝对的恐惧（Absolute security always leads to absolute fear.）。当感受到威胁的英国在军备和外交上对德国的大舰队计划作出反应时，当下实力还处于劣势的德国人马上陷入了惊慌：恐惧被传导了回来。从这个角度看，柏林对追逐海上统治权的政治后果在心理和政策上都没有做好准备。 俾斯麦体系的深意 在1848年之后的整整一个世纪里，普鲁士-德意志问题始终是欧陆政治的核心议题，而1870-71年的战争令这个问题提前明朗化了。作为拿破仑战争之后“不列颠治下和平”（Pax of Britannia）的承载者，英法俄普奥五强在大陆上的力量分布应当是总体均衡的，如此才得以协调方式避免大规模冲突。但普鲁士因为一场意料之外的胜利，在列强来得及作出反应之前就完成了统一，这使得中欧核心地带突然出现了一个人口总量、经济潜力和军事实力可以达到其他国家两倍以上的“巨型中等强国”，颠覆了多极格局，也造成了欧洲国际体系的重新洗牌。 作为新国家的缔造者和1871-90年间德国外交路线的制定人，俾斯麦窥见了统一带来的结构性震荡：从1875年前后的一系列国际事件看，甚至“韬光养晦”的低姿态和公开的善意表态都不足以抵消这种震荡了。对德国以外的诸强而言，这个国家的强大本身就是一种威胁。而在各种不利因素之中，德国本身的地理位置乃是最大的软肋——它的世仇和最大安全威胁法国盘踞在卧榻之侧，英国和俄国两个侧翼大国（Flank Powers）则有机会从东西两侧包围中欧，使德国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是以新国家在外交路线上必须张弛有度：一方面要运用其实力，使其他大国对德国产生利益需要和信赖感；另一方面，这种利用又要适度（Moderate），不至于激起针对德国的制衡联盟。 于是，1890年之前的德国外交，或者说“俾斯麦体系”（The Bismarck System），就成为一系列由精心编织的利益链条构成的网络：对奥匈，与之结盟但约束其行动，使维也纳不至于因自行其是而把柏林推向俄国的对立面；对俄国，以一个善意的德奥同盟作为砝码、吸引其加入，令彼得堡放弃与法国结盟的打算，同时在东方问题上暗中支持俄国与英国对立，消弭两个侧翼大国步调一致包围德国的机会；对法国，表面上予以安抚，使其在不可能称雄欧洲的情况下转而朝非洲和东方发展，从而与英国的殖民利益冲突；对英国，明确表态将专注欧洲事务、无意插足海外，同时在埃及事务和海峡问题上协助英国牵制法俄，换取伦敦的友谊。这样一来，英俄奥三国需要德国的程度将大于它们相互需要的程度，而各国之间亦因为俾斯麦的拨弄和诱导，保持层次各异的冲突。这样一来，德国就成了大国事务中最有分量的中间人，它的国际形象被认为是积极的，它的高速经济增长和工业进步也没有被认为威胁到了和平。 俾斯麦体系的基本假设在于：德国由于地理位置不良，既不可能肆无忌惮地追求欧陆霸主的地位（那将重蹈路易十四和拿破仑的覆辙），也不可能在没有解决欧洲安全问题的情况下，突然跳到海外去建立某种“世界帝国”。在欧洲的相对优势（Relative Advantage）是最可取且风险最低的：当时的世界体系基本上以欧洲为中心，只要德国在欧洲的地位不可替代，它完全不必去新建一个有形的世界帝国就可以成为无形的第一等大国。但这种战略的维系首先需要严格地节制力量（Strict Moderation of Power），其次需要保持灵活，随时依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做出调整。俾斯麦对第一项要点的强调有时近于偏执，当他在1884-85年因为国内利益集团的压力必须在非洲和南太平洋开拓殖民地时，依然坚持不发展大海军，因为无海军的德国在维持其海外殖民地方面先天地受到头号海上强国英国的制约，因之使伦敦感到是可以接受的。 “世界均势”与欧陆僵局 但以威廉二世、霍尔斯泰因以及提尔皮茨为代表的“新德国人”不满足于这一点。他们不屑于仅仅充当欧陆均势的中间人，而是要“以欧洲均势带动世界循环”（兰克语），在更大范围的“世界均势”中去和英国这样的巨型殖民帝国分庭抗礼。对本国工业实力、军事力量乃至文化传统的迷恋还造成了狂热的“德意志天命论”，德国对外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好像不再是出于对核心利益的评估和对手段的协调，而是由某种毫无妥协余地的宗教热情在驱动。于是，俾斯麦一下台，他为了确保孤立法国和德国东方安全而设计的德俄“再保险”条约（Reinsurance Treaty）就被抛弃了，彼得堡随后倒向了巴黎（1892年）；而奥匈作为德国唯一可靠的盟友，实际上已经可以“绑架”柏林的对外政策了。 当然，威廉二世和荷尔斯泰因们相当重视英德关系，这种重视不仅是出于利益考量，还带有一点“羡慕嫉妒恨”的感情色彩。威廉二世这位有着一半英国血统的皇帝对他母亲的祖国尤其抱有一种爱恨交加的情绪，后世的一位英国作家概括道：“他总是摇摆于成为一名英国绅士和一位普鲁士亲王这两种欲念之间，而这两种欲念本身又相互对立。”（迈克尔•贝尔福：《德皇及其时代》）“新德国人”对不列颠的全球帝国和海上统治权感到艳羡，渴望分享这一切，但他们打算在不引发伦敦敌意的状态下实现其目标。因此，当德国在1890年前后开始寻求与英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时，举止之殷勤简直近于献媚。 但伦敦并不稀罕柏林的献媚：英国的外交传统是在欧陆均势遭到破坏时才采取行动，而法俄同盟刚好与德奥形成了均势，英国没有必要为德国张目；另一方面，虽然俄国是英国在中亚乃至全球范围内的主要对手，但由于法俄集团和德奥的对立，即使不给予柏林额外的“奖赏”，柏林也会去遏制圣彼得堡，英国对德国没有太大的战略需求。于是到1895年前后，俾斯麦时代的欧陆安全体系已经被彻底破坏，德国先是丧失了孤立法国的可能性和俄国的善意，又没能把英国拉拢过来，陷入了外交僵局。这显然是不节制和不灵活的恶果。 在这种情况下，柏林转而尝试以炫耀力量的方式“敦促”伦敦与之接近。1896年，在英国南非公司的詹姆森特遣队偷袭南非德拉士瓦共和国失败后，威廉二世公开致电德拉士瓦总统克鲁格，祝贺他“成功击败了入侵贵国的武装匪徒，从而维护了国家独立”，并且建议法国和俄国一同表态；另一方面，德国外交部又向英国发出密电，宣称如果伦敦不加紧建立英德同盟，德法俄三国就要一起抵制英国在南非的行动。然而这一荒唐企图在一个星期之内就破产了——法俄对于贸贸然和英国翻脸毫无兴趣，柏林却在英德关系处境微妙的状态下，自己跳出来当了靶子。“克鲁格电报事件”之后，英德关系开始急转直下，也就是在这个阶段，“被哥本哈根化”成为了德国领导层最惴惴不安的梦魇。 从“哥本哈根综合症”到“风险理论” 从权力政治角度看，“哥本哈根综合症”的出现与德国新领导人对俾斯麦时代欧陆均势的厌弃以及对“世界强国”地位的向往有关。在威廉二世看来，欧洲强国的身份并不值得羡慕，它在积聚和使用力量方面受到诸多限制，尤其需要提防其他国家的联合制衡；但如果德国迈过了欧洲和世界之间的“临界点”（Tipping Point）、成为了某种和英国类似的“世界强国”，欧洲国家就不再具有反制它的能力了，而德国却可以随心所欲地惩戒任何挑战者。但到1896年为止，这种世界强国有且只有一个，那就是英国，而它可以在德国越过“临界点”之前就摧毁后者。 与这种对世界权力的痴迷相伴随的是对暴力绝对作用的崇拜。柏林有一个有趣的逻辑：既然不列颠可以在1807年破坏丹麦的中立、对其进行预防性打击，那么在1896年它也完全可以不顾国际道义，先发制人地进攻德国。这一论点的潜台词在于，只要成为了“世界强国”，国际道德的约束力就不复存在，就可以为所欲为：类似的“中二病”和当时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是完全吻合的。而因为马汉经典海权学说的流行，在1890年代，每一个德国人都相信只有建立强大的海军才能获得更多殖民地和世界强国的地位。于是，问题就变成了如何在英国眼皮底下打造这样一支舰队。 从德国人开始觊觎海上强国地位的第一天起，“被哥本哈根化”的不安就笼罩着他们。1897年，这种郁躁症达到了第一个高潮，当时海军参谋冯•施罗德上校（Ludwig von Schroeder，一战末期出任波罗的海战区海军司令）认定英国即将对德开战，他建议实施“反哥本哈根化”行动，抢先对英国进行偷袭。施罗德制定了一个入侵比利时和荷兰的计划，准备从低地国家的港口派出几支舰队，首先摧毁英国东部海岸的港口和舰队，随后运送两个集团军在泰晤士河口登陆，为了确保突然性，行动将以不宣而战的方式进行。 当然，并不是所有德国人都如此丧心病狂。海军部国务秘书提尔皮茨海军少将明确指出了施罗德计划的脆弱：“如果缺乏来自本土的支援，单靠两个集团军根本不足以在英格兰站稳脚跟。”而当时还是一支近岸海军的德国舰队既没有能力实施跨海登陆，又不可能为两个集团军提供后续支援。提尔皮茨提出的替代方案是兴建一支“风险舰队”（Risk Fleet），一支其“实力只须使最强大的海军要毁灭它都须付出极高的代价，代价之高将损及其世界海军的地位；于是只要想到此种风险，即足以产生吓阻作用”的舰队。若能拥有这样一支舰队，德国遭遇“哥本哈根化”的概率将被压缩到最小程度，同时又能获取世界强国地位；而因为这支舰队主要采取防御态势，它并不需要大到和英国海军并驾齐驱的地步。在这一“风险理论”（Risk Theory）指导下，第二帝国议会于1897年和1900年先后通过了两次舰队法案，决定将海军一线主力舰增加到38艘，并以追赶英国作为长期建设目标。 但“风险理论”也存在明显的漏洞：从当下直到“风险舰队”最终建成的那一天之间，有一个为时不短的“危险区”（Danger Zone），如果英国在“危险区”之内对德国海军发动哥本哈根式打击，德国人依旧没有还手之力。为了降低被摧毁的概率，除了加快造舰速度、以尽可能缩短“危险区”外（这种做法直到1907年后才被采纳，因为倘若德国海军的实力在短期内出现井喷式上升，则它们是针对英国而非法俄的动机就会暴露，提尔皮茨很忌惮这一点），还需要在外交政策上作出配合，尽量缓和英德关系，为造舰计划争取时间。 名不副实的“世界政策” 围绕着“风险舰队”的建设，德国从1897年起开始推行一项内涵庞杂、兼顾国内与国际的“世界政策”（Weltpolitik）。在国内，提尔皮茨引导舆论宣扬“大海军-国际影响力-世界强国地位”这组三位一体的必然性，使工商业利益集团和鼓吹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成为海外殖民以及大海军建设的拥趸；在国际上，它倾向于采取中间路线，避免立即陷入与英国或法俄的冲突，以赢得稳定的外部环境。但就本质而言，这项政策完全是短期性和功能性的：德国决策体制和社会结构的缺陷并没有因“走出欧洲”而得到解决，而“世界政策”除去提供了一张“世界强国”的画饼外，别无其他药方：1897年之后，德国几乎没有获得任何像样的海外利益。 至于“大海军可以为德国提供保护海外利益的工具以及通往世界强国地位的直通车”，更是不折不扣的神话：德国那点可怜的海外利益远不需要一支世界第二大舰队来保护，至于和强国地位匹配的工业实力以及经济增长，借助以铁路为代表的大陆经济模式也可以获得。在国际上，德国赖以确保生存的欧陆安全已经陷入僵局，在这种情况下另辟蹊径去追求一个虚幻的海外帝国，无异于舍本逐末。 当然，由于英国在非洲和远东问题上分别与法俄两国存有冲突，加上财政压力对皇家海军复兴计划的影响，1898-1902年的英国并不介意与德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这似乎为提尔皮茨的海军计划提供了外部保障。但德国人在三次结盟谈判中表现的“大国”架子十足，他们主观地认定英国与法俄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而德国挟实力为倚靠，正好争取伦敦更大的让步。结果，德方提出的结盟条件不仅要求英国在大陆上帮助德国对抗法俄，并且希望在殖民地上也分一杯羹，俨然要和英国平起平坐，这无异于变相胁迫——英国需要的是一个可以在一段时间内缓解外部压力的临时盟友，德国人却指望一劳永逸地实现世界强国之梦，并且自信满满、毫不让步。于是，伦敦马上转向巴黎，1904年英法达成协约，整个柏林再度被“哥本哈根综合症”所笼罩，获得了强援的伦敦看上去又有先发制人的资本了。 德国的回应是向刚刚和日本开战的俄国伸出友谊之手，这一回，他们甚至打算把“哥本哈根综合症”也传染到彼得堡。德国驻俄海军武官冯•欣茨上校（Paul von Hintze，一战末期出任外交部国务秘书）一本正经地告诉俄国人，在他们的太平洋舰队已经被日本困住的情况下，英国随时都有机会把欧洲的俄国舰队也一举消灭，只有和德国结盟才是可取之道。但外交部国务秘书冯•里希特霍芬（Oswald von Richthofen）看出：“与俄国结盟对我们打赢一场海上战争价值基本为零……另一方面，它还会大大增加与英国发生军事冲突的危险。”果然，1904年10月北海误击事件之后，英国开始怀疑德国是彼得堡的幕后推手，威廉二世及其幕僚再度被吓得魂不附体，担心会在圣诞节之前遭遇一场哥本哈根式偷袭。海军总参谋长比克瑟尔中将（Wilhelm Buechsel）请求陆军总参谋长施利芬伯爵抽出两个集团军去入侵丹麦，控制日德兰半岛并关闭斯卡格拉克海峡，以便把北海的舰艇转移到波罗的海，防止它们被费舍尔的突袭摧毁；但施利芬宣称陆军需要同时准备与法国作战，只能抽出6个师。结果到了1905年底，德国国内的对英恐慌甚至扩散到了大众中间，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某乡村委员会领袖致电海军部，宣称他预见到英国海军将不宣而战。 那么，英国人是不是真有把德国舰队“哥本哈根化”的打算呢？1905年2月，英国海军部文官委员阿瑟•李（Arthur Lee, 1st Viscount Lee of Fareham）在一次公开演讲中宣称：“皇家海军将在其对手从报纸上读到宣战声明之前就对其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费舍尔也的确有过对德国发动预防性战争的想法。但1905年初的德国海军仅仅拥有16艘前无畏舰，其中4艘还是舰龄超过十年的旧货，根本不可能对皇家海军造成值得一提的威胁，当然也不需要加以“哥本哈根化”。更重要的是，由于德国在1905年3月爆发的第一次摩洛哥危机中表现拙劣，它已经成为众矢之的了。 德国之“被包围” 德国在摩洛哥并无生死攸关的利益，威廉二世选择在1905年发难，无非因为法国的头号盟友俄国正深陷远东，英国则不愿为法国的专属利益冒欧洲大战的风险。倘若德国抓住时机，压迫法国在摩洛哥让步并达成协议，新缔结的英法协约就可能出现裂痕，柏林甚至可能借法国之力推动德俄盟约的缔结，一如俾斯麦时代借德奥同盟吸引俄国入伙。 但威廉和霍尔斯泰因在紧要关头犯了低级错误——为了造成德国乃是欧洲外交仲裁者的印象，他们效仿1878年的柏林会议，企图组织一次国际大会来商讨摩洛哥问题。殊不知，俾斯麦在1878年之前已经通过一系列条约和保证把德国变成了列强的中间人，召开会议不过是形式；而1905年时的德国在欧洲只有奥匈这个不靠谱的盟友，唯一的胜算是利用法国的暂时孤立，压服其单独妥协。但威廉二世过于看重牵头国际会议的“面子”，加上日俄战争后德俄一度接近结盟（德皇企图利用俄国战败的机会将其“带回欧洲”，于1905年7月在比约克岛与沙皇会面，双方草签了盟约。当时德方希望法国也加入同盟，但俄国随后反而以法国不支持为由宣布搁置盟约），柏林对德法俄同盟的前景想入非非，白白放弃了良机。结果在1906年1月的阿尔赫西拉斯会议上，法国果然翻盘成功，德国折腾了一场一无所获。 阿尔赫西拉斯会议以后，“费舍尔要来了”（Fisher was coming.）的阴影继续此起彼伏。但相对于此前仅仅担忧英国偷袭的情况，现在的德国处境更加险恶：德俄同盟的幻象已成明日黄花，而伴随着俄国在东方的失败，彼得堡已经没有力量在全球范围内与伦敦展开角逐了，这意味着德国现在已是不列颠唯一和最后之敌。当英国干预大陆均势、组织对德制衡同盟的可能性经由1907年的英俄协约变为现实之后，德国处在了“被包围”（Einkreisung）的状态。这种情况下，继续掩饰“风险舰队”已无必要：1906年，帝国议会通过第二次舰队法的第一个修正案，将1906-07财年开工的4艘战列舰改为按无畏舰设计建造，此即德国第一型无畏舰“拿骚”级；1908年3月通过的第二个修正案决定将1908-12财年（上半年）开工的无畏舰总数从7艘增加到12艘；到1912年5月，第三个修正案又规定到1919年为止，海军一线战列舰将增加到4个分队共41艘，其中无畏舰21艘。 1908年，英国第一次出现了针对德国的“海军恐慌”，这标志着德国越过了“危险区”，朝最终建成“风险舰队”的目标大步迈进。现在，公海舰队即将面对的已经不再是“第二个哥本哈根”，而是“北海上的特拉法尔加”了。 结论 在后发海上强国追赶霸权者的历史上，“哥本哈根综合症”是一种独特但并非妄诞的心理状态。德国人用以佐证其担忧的史例是现实存在的，1940年英国攻击退出对德战争的法国舰队的行动也证明：从传统和行事逻辑看，皇家海军在先发制人地剪除构成潜在威胁的对手方面向来不顾忌物议。 问题在于，柏林的“哥本哈根综合症”不是发端于“风险舰队”开始对英国构成显著威胁的1907年，而是在1896年就出现了。那时的德国仅仅拥有4艘“勃兰登堡”级小型战列舰，根本不需要英国加以哥本哈根式的预防性打击——即使这4艘军舰全部出海，也会在一天之内被消灭。如此看来，柏林的“心病”出于现实因素的成分较少，由自我怀疑和安全感缺失导致的内容较多；而这种不安全感，从根本上说恰恰是因为追求“绝对安全”导致的。 一般而言，由于国际无政府状态（International Anarchy）的存在，主要大国总是彼此畏惧（Fear）和不信任，它们需要借助自助（Self-help）来实现自我保存，并以国际体系中的权力最大化（Power Maximization）作为目标（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但如果每个国家都不加节制地追求最大限度的安全，不顾一切地强化军备，它们对彼此的畏惧和敌意只会进一步加强，这反过来又导致冲突可能性的增加和更大程度的不安全：这就是所谓“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 虽然安全困境几乎不可能被永久性根除，但只要一国领导人认识到获取国际权力的根本目的是保存国家、而不是权力本身，他们在追求权力最大化时就会更多地关注相对优势而不是绝对优势，为此甚至可以放弃一时一地的利益，以换取较小的“反弹力”和平稳积聚权势的机会。具体到安全领域，一国若能首先明辨关系国祚存亡的核心利益，使其资源严格围绕这一利益进行配置，他们便不容易着迷于某些带有危险诱惑的“奢侈”目标，进而诱发和传导不安全。反之，若一国无视天然地理条件的影响，对安全利益的轻重缓急不做明智区分，只是抱着一厢情愿的想法，以“我认为”、“大国就应当有”这类极其理想主义的口号来指导国防建设，很容易就会陷入霸权国家挖下的制衡陷阱。倘若该国恰好又没有备选战略，只能在明知前途黯淡的情况下如履薄冰地推进，迟早会染上惊惶不定的“哥本哈根综合症”——如西谚云，“对做梦者来说，噩梦总是确实可信的”（The nightmare is always real to the dreamer.）。 作为追赶者，后发强国迷恋绝对安全的另一大后果是容易造成“预言自证”。仍以德国为例，威廉二世和提尔皮茨在1897年时觊觎的海上统治权类似英国的禁脔，在“风险舰队”建成前的“危险区”中，柏林一方面为“哥本哈根综合症”所困扰，对英国可能的报复惴惴不安；另一方面又缺乏变通，认定只要能建成“风险舰队”，挑战英国就有必胜的把握。1909-11年，德国外交部一度说服英国就海军军备问题与德国坐下来谈判，希望借助外交努力缓和两国间围绕海上统治权爆发的冲突，但提尔皮茨等人强行将英德主力舰吨位比保持在3：2的条件塞入协商前提，导致谈判无果而终，最后两国不可避免地走向战争：就这一点而言，“预言自证”也是军事路线绑架国家战略的明证。总的来看，既不存在不必调整就可以永久保障安全的国防政策，也不存在能够一劳永逸化解所有安全困境的万能兵器。一种有利于国家生存的安全路线必须同时兼顾节制与灵活，就像俾斯麦所说的那样，治国方略中永远不存在抽象的最优，因为“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是可实现的艺术——是次优的艺术”（Politics is the art of the possible, the attainable - the art of the next best.）。 （作者注：写作本文的初衷来自2012年春天与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徐弃郁上校的交谈。徐上校曾邀笔者为他的专著《脆弱的崛起：大战略与德意志帝国的命运》撰写书评，本文对“绝对安全”观念和“卡特尔化”现象的理解，都受到这本30万字的著作的影响。特此鸣谢。） LINKS：德国社会的“卡特尔化” 在第二帝国走向“世界政策”以及海权偏执的过程中，不健全的决策体制和不稳定的社会结构发挥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其中最突出的现象是“卡特尔化”（Cartelization）——军事贵族和容克地主集团在整个普鲁士-德意志国家的历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在1871年统一之后，新兴的工商业团体乘工业革命之利积累了巨大的物质资本和社会影响力，他们迫切要求分享政治权力。然而第二帝国的政治体制又是相当简陋的，它无法通过既有的平台沟通和融合所有利益集团的诉求，这造成包括军工企业、军官团、鼓吹海外殖民的工业界代表在内的众多利益集团既势均力敌又互不相让，由于每一方的诉求都无法得到政府的全面满足，他们转而“相互捧场”（Logrolling），以不限制任何一方利益的方式人为扩大政策目标，使得国家在对外政策上胃口过大，缺乏有效的统筹和整合；政治体制落后还造成政府与民众之间缺乏有效的互动渠道，只能借助协会、社团等准政治团体渗透政治运作过程，且方便了利益集团“塑造”舆论。而德皇作为唯一和最终的平衡者，毫无节制观念，这使得情况进一步恶化。在利益集团的贪欲和民众的非理性狂热影响下，德国政府很多时候倾向于作出强硬的表态，以免被认为软弱或缺乏统治能力。

2012中日海战 好吧，这一仗多半打不起来。但如果真的开战，谁能获胜？ （〔美〕詹姆斯•霍尔姆斯/原作，原文见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2012年8月20日） 威灵顿勋爵把反法同盟军在滑铁卢的胜利描述为“你一生中曾见过的最势均力敌的较量（nearest-run thing）”。如果中日两国因为钓鱼岛问题或者东北亚海域的其他争端而开战，则威灵顿的断语也当适用于形容这一战可能的结果。在2010年，当日本海上保安厅抓扣在“争议海域”与其巡逻船相撞的中国渔船船员时，发生这样一场战争看起来还只是危言耸听，不过到了今天，冲突的可能性似乎在上升。在今年8月中旬日本拘留并遣返登上“争议岛屿”的中国活动家之后，中国的“鹰派”少将罗援呼吁派出100艘船去保卫钓鱼岛。中国民族主义大报《环球时报》在8月20日的社评中警告称：“日本一定会为今年以来‘购买钓鱼岛’等挑衅行为付出代价……他们得到的结果一定会比预想的糟很多。”（《用团结和实力应对日方挑衅》） 这绝不仅仅是故作姿态。今年7月，中国东海舰队进行了模拟两栖攻击钓鱼岛的演习。中国领导人显然正在考虑某些前所未见的状况。当反日示威者们走上街头去砸烂日本车、袭击寿司店时，背后可能有更广大的民意支持。那么，究竟谁能赢得太平洋上这场不是很有可能发生的大国冲突呢：是中国还是日本？ 尽管日本在近些年表现得像个军事弱国，但中国并无可能在一场海战中取得压倒性胜利。战后的日本“和平”宪法宣称“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不过自二战以来，日本海上自卫队（JMSDF）还是积累了诸多性能优良的装备，例如他们的水下作战能力。日本的海员更以其专业能力而著称。如果海自的指挥官们能够巧妙运用其人力、装备和地理方面的优势，东京是有可能把中日海战变成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的——他们甚至还可能获胜。 这两个对手今日的岛屿争端最初源自它们在过去进行的海上战争。1894-1895年的日清战争中，曾有一次舰队交战在一个下午的时间里就令全亚洲以中国为中心的秩序就此倒转。用明治维新后进口的舰船和炮械匆匆武装起来的日本帝国海军击溃了被公认为装备较优的中国北洋舰队。1894年9月鸭绿江之战的取胜者是一支拥有更优良的操舰术、炮术和士气的海军。虽说今日的日本已不再是一股崛起的势力，但海上自卫队依旧保持着素质优异的传统。 如果鸭绿江之战在今日重演，日本海军又将如何部署对中国的作战呢？应当承认这一场景不大可能发生。除非北京成功地在外交上孤立了东京——就像一些发动有限战争的睿智先贤曾经尝试过的那样——又或者东京因为一些愚蠢的外交行为把自己孤立了起来，否则不太可能发生一场只限于中日两国间的战争。如若不然，中日冲突多半会把美国拉入局，并且还是作为日本一方一个积极的参战者。战争是一种政治行为——就像海军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所指出的那样，“政治术操纵着武装力量”——不过我们现在姑且把政治搁在一边，只从严格的军事范畴审视这场战争的前景，对中日海上力量来一番纸上谈兵的比较。 单看数量的话，并没有多少比较价值。日本海军自称拥有48艘“主要水面作战舰艇”，即设计目的是攻击敌方主力舰队并抵御对方攻击的军舰。对海上自卫队而言，这类舰艇包括“直升机驱逐舰”或者说轻型航母；搭载最先进的“宙斯盾”作战系统（美国海军的一线舰艇也安装有这种集成了雷达、计算机和火控仪器的系统）的导弹驱逐舰；以及一系列较小的驱逐舰、护卫舰和巡逻舰。水面舰队之外还有一支由16艘柴电潜艇组成的水下舰队。与之相对，解放军海军拥有73艘主要水面作战舰艇、84艘导弹艇和63艘潜艇，日本在数量对比上处境不容乐观。中国海军在舰艇吨位方面拥有毋庸置疑的极大优势。 不过单看数量也可能将人引入歧途，这方面有三大原因。其一，战略学者爱德华•勒特韦克（Edward Luttwak）曾经指出，武器在实际用于作战之前就像是“黑箱”（Black Boxes）：没有人能够确知它们的表现是否会和宣称的一样。一种军事科技价值大小的真正仲裁者不是技术指标，而是实战。但要准确预测出某型舰艇、飞机或导弹在战场的紧张混乱环境下表现如何几乎是不可能的。勒特韦克还补充说，当冲突是发生在一个开放社会和一个封闭社会之间时，预测的困难性尤其显著。开放社会有一种公开争论其军事失败的习惯，封闭社会则倾向于隐瞒本方的缺陷。勒特韦克所指的当然是美苏海军竞赛，不过这一点同样适用于中日之间的竞争。苏联海军表面看起来威风凛凛。不过冷战期间出现在公海上的苏联战舰明显表现出衰颓状况，它们的操纵马马虎虎，舰体生锈腐蚀。解放军海军可能也掩盖了某些弱点。海自在作战平台和人员素质方面的优越可能部分甚至完全抵消掉解放军的数量优势。 其二，战争中存在着人的变量。西奥多•罗斯福在其经典著作《1812年的海上战争》中把美国海军对英国皇家海军单舰决斗的胜利归因于优良的舰船设计、建造工艺和高超的战斗技术：换言之，归因于物质和人为因素。后者的衡量标准是操舰术、炮术以及为数众多的将一支海军与其他海军区分开来的特质。让水手枯坐在港内、把军舰和大炮擦的明晃晃是没法提升这些特质的，他们必须出海。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舰艇频繁地往来于亚洲水域，进行单独训练或与他国海军联合演习。相比之下，解放军海军则不怎么活跃。除去2009年以来在亚丁湾的反海盗护航行动外，中国舰队只在短程巡航和演习时才出现，他们的水兵很少有时间进行作战合练、学习专业技能并形成健康的习惯。所以人的因素方面日本占有优势。 至于其三，仅仅把问题简化为舰队同样具有误导性。东北亚不会出现单纯的舰队对舰队的交战。天然的地理因素使得这两个亚洲大国在距离上极为接近：它们的本土（包括离岛）乃是不沉的航空母舰和导弹发射平台。只要经过适当的武装和强化，陆基基地也可以成为海上力量的可畏工具之一。因此我们必须把两国的陆基火力也考虑进来。 在包围亚洲海岸线的第一岛链中，日本居于最北端，构成黄海和东海的东侧前沿。对马海峡（它是日本和朝鲜半岛的分割线）和台湾岛之间的所有岛屿距离中国海岸都不到500英里。大部分岛屿，包括钓鱼岛，离中国海岸相当近。在上述狭窄水域，任何可能的战场都处于岸基火力射程之内。中日两国军队都装备了号称作战半径可以覆盖整个黄海和东海、甚至深入西太平洋的战术飞机。两军也都拥有岸基反舰巡航导弹（ASCM），可以使本方打击火力立体化。 不过，其中也存在不对称因素。解放军的常规弹道导弹可以打击整个亚洲范围内的陆上基地，这使得日方的战舰和飞机在出航或起飞前就处在了危险状态。中国的第二炮兵或者说导弹部队据报道部署了可以自本土攻击海上移动舰船的反舰弹道导弹（ASBM）。该型导弹的射程据估计超过900英里，可以打击中国海的每一个角落，也包括日本列岛的所有港口乃至更远的地区。 现在来看钓鱼列岛，站在日本的角度，这是他们最难防守的地区。该岛位于琉球岛链西南端附近，位置上更靠近台湾而非冲绳或日本本土。从遥远的基地对该岛进行防御自然是困难的。不过如果日本将其88式反舰巡航导弹（SSM-1）——一种运输方便的机动式反舰武器——以及导弹操作人员前出部署到钓鱼岛乃至琉球岛链的临近岛屿，则他们的岸基火力就可以形成一个覆盖区，使中国舰船不敢进入钓鱼岛周边海域。一旦这些导弹部署完毕，它们将很难被驱逐，即使中国发射地地导弹或进行空袭也不例外。 谁能将海陆空三军力量组合成为最有力的海战武器，谁就更有希望赢得胜利。如果日本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能进行创造性的思考，采购适宜的装备并将其配置于能发挥最大效用的地区，那么东京是有可能获胜的。毕竟，日本并不需要击败中国军队以赢得一场海上最后决战，因为日方已经拥有了“争议岛屿”的实际控制权；它只需令中国无法干预即可。如果整个东北亚海域都变成一片无主地而日本军队却能坚守既占岛屿，那么政治上的胜利将属于东京。 日本还有一大优势，就是他们可以将兵力集中于本土，而解放军海军却分编成三支舰队，散布在中国漫长的海岸线上。中国的海军将领们面临这样这样一种困境：在和日本交战时，如果他们把部队集中到当前战区以获取数量上的优势，则其他利益海区就要冒防御空虚的风险。例如，当北京在东北方全力对抗日本时，他们可能置南海于不设防的险境。 最后，中国领导人还不得不考虑这样一场海上战争将在多大程度上延迟他们的海上力量建设计划。中国将其经济与外交前景很大程度上系于一支强大的远洋海军。2006年12月，胡锦涛主席命令解放军领导人建设一支能够“随时”保卫国家海上生命线——尤其是连接印度洋石油产地与中国本土的海上航线——的“强大人民海军”。达成这一目标需要大批舰艇。如果中国在和日本的冲突中损失了大部分战舰——哪怕他们最终获胜——北京也将看到他们追逐世界大国地位的势头在一个下午的时间里就以失败告终。 笔者在这里希望中国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能够洞悉这一切。倘能如是，“2012年中日大海战”就将限于纸上谈兵，而不会在现实世界中发生。 —————————————————————————————————————————————— 笔谈中国海军战略问题之五 特约记者：刘怡 刘：尊敬的博士，在《现代舰船》第一次刊登我们的笔谈之后一整年，这个不定期栏目已经进行到了第五回。对我个人以及许多中国读者而言，这是一种全新的交流方式：我们不仅真实地了解到中美两国在各自的战略观察家及评论者眼中的形象，并且尝试去探究这种形象的成因——就像战略本身一样，沟通也是一种艺术。 回到这一次的主题。架空一场中日之间的海战无疑相当有趣：就像您在文章中指出的那样，日本海上自卫队有着数量较少但性能更好的装备，人员素质也很优良，不过作为一个作战系统的海自很难说是发展均衡的：它的潜艇部队、扫雷舰艇及航空兵主要是为反潜作战设计的，它们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上：日本不可能单独涉足一场战争，当它依据日美安保条约与美国并肩作战时，第七舰队将负责主要行动和调度，海自将作为其反潜和支援部队出现。至于日本的“宙斯盾”驱逐舰，它们构成美国弹道导弹防御系统（BMD）在东北亚的网络。这样一支“功能型”武装在远程打击能力方面是有欠缺的，后者恰恰是中国的优势——尽管解放军的大部分大型水面舰艇是在最近十几年才完工的，但中国海军自1980年代以来就力图全面地发展水面、水下、空基和两栖力量，即使不提岸基的反舰弹道导弹，由攻击机携带的空舰导弹和安装新型反舰导弹的快艇在地区冲突中也是很适用的。 这是一场奇怪的对决：一方就好像训练有素的残奥会冠军，另一方则是运动能力平平但四肢健全的普通人，结果很难预料。它既取决于各自的长项，也受制于各自的短处。另外我们还应当注意地理问题——如果像您的文章所假设的那样，双方仅仅是在钓鱼岛海域发生交战，那么两军都得冒长途跋涉的风险。 霍：是的，就像您观察到的那样，虽说日本暂时在国际舆论方面占了上风，不过从武装力量的均衡性和地理角度看，中国在冲突中有着独特的优势。坦白讲，我个人对海自的观感还是很积极的：只要日本的指挥官们精当地用好从舰艇、飞机到岸舰导弹在内的一切作战武器，他们仍然有希望获胜。不过中日冲突是个很微妙的问题，随着它在规模和类型上的变化，双方的获胜机率变动会很剧烈。到目前为止，日本的军事评论家们在这个问题上过于乐观了。 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冲突在钓鱼岛海域发生，那将是日本自卫队建立以来面临的最严峻考验。我想再着重提一下您注意到的地理因素，从地图上我们可以发现：只要解放军把空中力量、陆基和海基导弹集中到与台湾隔岸相对的福建沿海，他们就可以轻松覆盖这一海域，那时优势在中国一方。当然，冲绳有美国的海空军基地，那霸机场还进驻了日本空中自卫队，但冲绳岛链距离日本本土有着数百海里的距离，钓鱼岛则更加偏远：这可不是一件小事。要知道，美国海军在横滨的机场距钓鱼岛超过1000英里，支援起来很困难。 在我看来，除非日本决定尽可能强化其南方岛屿的防御，否则中国的优势将一直保持下去。设想一下：如果自卫队未能赢得钓鱼岛周边的海空战斗，那么只要解放军发起协同攻击，日本就将丧失对小岛的控制权。接下来，中国将在琉球周边的海域和空域集结起相当规模的兵力，包括可以对该岛链进行封锁，等待自卫队前来应战。随着时间的推移，部署在那里的日本防御力量将面临食物、淡水和其他补给品的匮乏，进而丧失战斗力。 对东京而言，获胜的希望在于确保自卫队对钓鱼岛的介入能力，并且剥夺解放军的类似能力。日本可以在琉球群岛南端的与那国岛（该岛属于八重山列岛——译者注）一带部署机动式反舰导弹来覆盖钓鱼岛海域：我所指的不仅是机动式的岸舰导弹，也包括潜艇携带的反舰导弹。把海自的潜艇前出到南方、在钓鱼岛海域进行巡航可以构成一种有效威慑，日本还可以把许多小型导弹艇部署到这一海域，对中国舰队发起海上游击战——就像中国人打算拿来对付美国舰队的计划一样。但时间站在中国人一边，如果日本想赢，就得从现在起行动起来，越快越好。 刘：谈谈新近交付使用的“辽宁”号吧，全中国都在为这艘航母疯狂。人们把它视为一种起点和象征——中国海军走向远洋的象征。当我还是个小学生的时候，就听到了关于中国购买“瓦良格”号航母的传闻，当传闻变为现实的时候，时间已经过去了十多年。在中国航母的舰载机投入量产、编队形成战斗力之前，也许还要经历同样长的时间。 在我个人看来，中国借助发展航母来提升远洋作战能力虽说未必是美国乐见的，却是“可以接受”的：一来还在襁褓期的中国航母在性能和战斗力上尚不能对美国航母构成威胁；二来航母、水面舰艇乃至潜艇具有的军事意义要大过政治意义，它们在提升中国海军的作战能力的同时，不会抵触或者桎梏美国海军在太平洋乃至全球的干预能力——起码不会比反舰弹道导弹更引发美国的敌意。没有人希望主动让对抗升温，这至少是一种权宜之计。 霍：我还是坚持之前几次笔谈中的观点（没有贬低的意思）：中国要想掌握这样一个全新的作战平台，就必须花费漫长的时间去经历尝试-犯错-修正的过程。您所说的“疯狂”有些为时过早了，毕竟“辽宁”号在主尺度和战斗力上都和美国的核动力航母相差甚远，它的舰员在素质和经验上也不能与美国航母相比。 概括一下到目前为止“辽宁”号不能与美国航母相比的五个原因吧，这是我的个人看法：（1）“辽宁”号没有舰载机，这就好像战列舰没有主炮塔。它的主要意义在于为解放军海军提供了一艘进行飞机起降设备测试和人员训练的平台。在可预见的将来，这个平台的主要功能是训练，让时间和耐心来解决问题。（2）这艘由前苏联建造的航母主尺度不及美国同类军舰，它的排水量只相当于美国航母的2/3，搭载的重型战斗机不过28架（这是霍尔姆斯的说法——译者注），只是美国航母载机量的一小部分。让“辽宁”号编队和美国航母编队交战是没有胜算的。（3）它不是核动力。后者虽然不是万能的，但在航速和续航力方面拥有决定性优势，并且在一个更换燃料周期内都不需要反复加油。因为使用核动力而节省出来的空间则可以搭载更多航空燃料，这使得指挥官在作战时享有更大的灵活性。（4）它的护航和保障舰艇有待加强。解放军海军的新型导弹驱逐舰用于防空是足够了，但反潜能力却是短板——考虑到中国的假想敌美国和日本都拥有不俗的水下作战能力，这一点尤其关键。战斗保障舰艇（如给油舰、弹药补给舰、运输食品的冷藏船）则是另一个大问题，它们并不直接体现为战斗力，但在中国建造出足够的后勤舰船之前，其航母在远程航行中依然依赖于港口补给。（5）它的人员素质有待提升。最精良的武器也不可能超出它的使用者的水平，而“辽宁”号在其护航舰艇以及舰载机开始常规性的海上部署之前，都很难发展出与美国航母人员相当的技能、习惯乃至团队精神。当然，鉴于在未来几年里，解放军海军主要是在岸基火力所覆盖的范围内行动，这一点还不是大问题。有一天，当中国海军脱离他们的岸基保护伞、到更远的地方进行作战，又或者美国和日本找到了破解中国反介入武器的策略时，人员因素就会上升为最关键的项目。 至于您说的第二点，这涉及到我们先前谈论过的“要塞舰队”（Fortress-fleet）问题。马汉是批评这一思想的，他认为1904-05年战争中的俄国太平洋舰队就是“要塞舰队”的典型，结局则是全军覆没。当然，马汉不可能预见到在一个世纪之后，岸基精确制导武器的出现会让中国和伊朗这样的国家发展出一种新的“要塞舰队”，以较低的成本使其对手无法进入一个相当大的离岸海域，同时享有在该海域的行动自由。 您提到的中国发展远洋海军有助于增加战略互信和降低发生冲突的机率，这是个很有见地的看法，问题是它的成本太高。岸基保护伞的存在会使中国海军习惯于发展主要在“要塞”火力覆盖范围内活动的舰艇，例如新出现的052D型驱逐舰在吨位和火力上都比美国“宙斯盾”驱逐舰弱1/3左右，本质上它们仍是“要塞舰队”型的装备。 刘：所以这是一个相当矛盾的命题：提升远洋作战能力的经济成本较高，并且被认为体现了一种全球野心，但在实力足以支撑起所谓的“野心”之前，至少在地区层面冲突的概率在降低；相比之下，“要塞舰队”的成本更低，被认为是把战略目标设定在地区层面、比较克制的一种做法，但岸基反介入武器造成的“门户闭锁”印象和潜在的政治影响力却使冲突的可能和不信任感进一步上升。 最后，感谢您在百忙之中与我本人以及《现代舰船》读者的交流。期待我们的下一次笔谈。 霍：深表期待。 —————————————————————————————————————————————— 上面这次邮件访谈是在11月初进行的。大约一个星期后，Prof. Holmes给我发来一封邮件，表示我提到的两支海军系统对抗的问题是他此前没有给予足够重视的。为了“答谢”我的意见，他在thediplomat.com网站的个人博客上写了一篇短文章，对作出更完整的回应。这篇短文的译稿刊登在《现代舰船》2012年12B，我另外写了一篇简单的附记，重复并延伸了我在今年第20期《南风窗》杂志上提出的观点。 日本的冷战海军 〔美〕詹姆斯•霍尔姆斯/原作 一位中国朋友就日本海上自卫队（JMSDF）是否适于进行一场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单对单较量提出了一个很棒的观点。他的看法是：海自主要是作为冷战时期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一个附属物而创建的。尽管自冷战结束以来，日本海上力量所执行的任务已经大大扩展了——它曾在1991年派遣扫雷舰前往波斯湾，在9/11事件后为印度洋上的盟军舰队提供燃料补给，并参与了亚丁湾的反海盗护航——关于海自初始任务目标的观点至今大体仍是正确的。 从美日两国海军的分工看，美国海军提供的是攻击性火力，它表现为航母以及其他高端武器。而主要是基于防御意图的海上自卫队则是一种填补漏洞的存在，它被建设成适于执行诸如扫雷、反潜战和攻势潜艇战之类的局部任务。海自的官兵娴熟地执行了此类任务。美日联合舰队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住了苏联海军，使苏联舰船无法轻易地从符拉迪沃斯托克之类港口进入宽广的太平洋。许多苏联舰长选择了采取守势。这类努力尽管很少为公众舆论所关注，它们依然构成美国在冷战中的一系列胜利之一。 然而始料未及的是，冷战时期的海上战略也带来了另一个影响，那就是海上自卫队至今仍是一支“畸形”的海军，它的战略和教条带有片面性以及特定的倾向性，它的部队构成也是如此。对这样一支海军来说，要和一个发展均衡的对手单独对抗是很困难的。美国海军将其舰艇编组为“远程打击群”和“两栖快速群”，以适应其攻势特征；日本舰队则编成以横须贺、佐世保等基地为母港的“护卫队群”（此处说法似有偏颇，海自采用“护卫队群”这一名称似乎更主要是出于政治考虑——译者注）。护卫队群本质上属于防御性力量。加上其舰艇名册中只有5艘战斗后勤舰——可以在公海上对作战舰艇进行燃料及弹药补给、以延长其部署时间的舰船——在缺少美方后勤支援的情况下，日本海上自卫队要想在远离基地的海域维持行动势必困难重重。 不独如此，海自本身乃是一支不平衡的武装，它与那隔黄海相望的对手——规模更大且日趋均衡的解放军海军截然不同。这种情况不能算是对日本的舰船、武备和人员的打击。不过它的确意味着日本海军在没有美国支援的情况下很难与解放军作战。这样一来，就像最近占据各大媒体头条的争论所宣称的那样，东京在争夺钓鱼岛这块不毛之地时可以采取的行动就会受到限制。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相较于中国人攻击了琉球群岛、日本本岛或者自卫队，日本在钓鱼岛和中国爆发冲突与美国的利益关联度相对较小，也不太容易引起美国的同情。美国领导人一想到这么一场与华盛顿的利益相隔千里的冲突是如此富于冒险性，潜在的代价又是如此高昂——它可能把亚洲头号大国中国变成美国永久的敌人——就可能知难而退。当然了，美国依旧可能信守对日本的防御承诺，但他们在履行该承诺时不会有任何特别的热情。紧接着，在美日同盟之间就会发生争执、行动延误和错失战机的情况。 有鉴于此，东京实有必要培养一定的不依赖华盛顿的独立性。如果能够完善其兵力构成，拟订一种保留在无美国海军情况下单独作战可能性的海上战略，并且据此训练官兵单独作战的能力，海上自卫队是可以升格为一支更全面的舰队的。比起依赖外部支援的海军，这样一支舰队可以更好地阻止和抗击入侵。 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浅薄世界里，自助（Self-help）乃是国际关系中一则历史悠久的信条。它也是一项值得日本去重新发现的信条。 —————————————————————————————————————————————— 附记：“战略脱钩”与“战略捆绑”：美日同盟的雅努斯双面（文/刘怡） 在这则简短的追加讨论中，霍尔姆斯提到了日本对华盛顿“战略脱钩”、拟订独立的海上战略并据此完善其海上力量的可能性。作为一名曾为日本、印度、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提供过防务建议的资深研究人员，霍氏的这一看法当然是理想化的，但如果我们能从自主性和关联性这两个不同角度审视今天的美日同盟，还是会有一些微妙的发现。 相较于鼎盛时期英国的“非正式帝国”——它主要以离岸制衡（Off-shore Balance）手段操控欧亚大陆的均势——作为第一个全球意义上的超地区霸权（Extraregional Hegemony）的美国在西欧、东亚和中东这三个“边缘地带”中心是有着确实的政治和安全存在的，突出表现就是前沿军事部署，它们主要是为了遏制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极”的地区力量中心。除此之外，超地区霸权也有其意识形态逻辑，那就是“美国式生活方式”——美国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自由主义——不可能在脱离海外传播的情况下单独生存下去，必须把这种生活方式传播到不同地区和文化圈，使其发现寄生的土壤、生根开花，并随时惩戒阻止这一传播的挑战者。“门户开放”政策就是这一理念的反映。 对华盛顿来说，一个像苏联这样的对手其实是较为“理想”的：它的扩张在精神动因和实施手段方面与美国几乎完全一致，但美国已经抢先控制了苏联可能取得进展的地理政治中心，这就方便了集中资源遏制苏联。但在苏联消失以后，美国却面临“帝国式过度扩张”（Imperial Overstretch）的问题，它必须在每一地区针对不同的新兴力量实施遏制，这种战略对资源持续供给的要求相当苛刻，而美国本身反而处在硬实力缓慢下滑的阶段。 “帝国式过度扩张”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安全义务和承诺的过度延伸。当美国因为盟国的关系陷于一场与直接利益未必相关的冲突（如钓鱼岛争端）时，利害学说会倾向于置身事外，这就是霍尔姆斯文中所说的“知难而退”；但“威望”和“承诺”的羁绊往往导向相反的结果，因为美国霸权本身带有很强的心理色彩，如果不能在危急时刻施以援手，其可信度和确实性就会遭到质疑（参考中国解放战争和越南战争结束后美国国际影响力的震荡）。所以虽然“不会有任何特别的热情”，华盛顿依然必须履行其安保承诺，这样一来它的战略灵活性就遭到了制约。这种情况甚至还给予了盟国对美国实施“战略绑架”的可能，使爆发冲突的风险不断升级。 那么，如果缩减不必要的安保承诺，给予盟国更大战略自主权呢？这就又回到了美国霸权在重点区域的存在方式。过去六十多年里，为确保其绝对优势和战略主导权，美国在西欧、中东尤其是西太平洋的政治、经济存在始终是以双边同盟作为主要形式的，这不仅束缚了日本、韩国、菲律宾等国在以安全问题为代表的地区事务方面的权限和主动性，并且使这些国家在离开美国的情况下往往无所适从。盟友对美国的“战略捆绑”，部分也是因为除美国外就没有其他外力可资依靠。而要实施“战略脱钩”、同时继续维持美国的影响力，就必须鼓励更多多边进程的出现。以克里斯托弗•莱恩（Christopher Layne）为代表的一批“立案制衡”派学者多年来一直在鼓吹这一趋势。 在今年春天发表于《外交政策》杂志的专文“平衡东方，升级西方”（Balancing the East, Upgrading the West）中，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也强调了“美国在亚洲的角色应该是地区平衡者，复制19世纪和20世纪初英国在欧洲内部政治中扮演的角色。美国能够也应该帮助亚洲国家通过斡旋冲突来避免地区主导权的争夺，并抵消潜在竞争者之间的力量不平衡”。对中国而言，这不失为一种机会，因为借助一个遍及整个东亚、同时不排斥美国的多边合作机制来发挥事实上的影响力，风险要远远小过建设排他性的“亚洲门罗主义”。后者不仅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必要的。

中国的海洋战略不单是海军战略 〔美〕詹姆斯•霍尔姆斯/原作 刘怡/编译 原文载美国詹姆斯敦基金会《中国简报》第11卷第6期： 全文地址 过去两年里（本文刊发于2011年4月，此处指的是2009年和2010年——译者注）在中国海上一度此起彼伏的零星对抗已经沉寂了一段时间。在2011年2月的一次访谈中，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几位高级军官认定这种平静只是立场坚定的中国政府采取的一种暂时性战术让步，因为北京方面种种口径不一的关于海上领土的主张、在海外的海军行动以及在中国“周边海域”实施的军事侦察依旧甚嚣尘上。近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证实了这种判断，它们表明中国领导人既未放弃在海上的雄心、也有信心抗衡来自亚洲地区其他海上力量的（可能）反击。不仅如此，海上对抗的升级还证明中国的“微笑”外交——此种外交策略旨在将中国描述为一个本质上全然和平的大国——现已告一段落。 北京在其周边海域采取的是一种灵活机动、易于变化的战略，这一现象部分或可归因于中国缺乏一种可以将诸多国家力量工具与国家政策结合起来的海洋战略。解放军海军信息化专家委员会主任尹卓少将是此种（总体性）战略的主要倡导者，在2011年初，他已经注意到“中国没有国家层面的明确的海洋战略”。一些侧重经济领域的部门发展了自己的战略，并且“海军当然有自己的海洋战略思考，但是这些都是某部门行为，而不是国家行为”（参李颖：“要以百年眼光规划海洋战略”，《国际先驱导报》2011年1月3日——译者注）。借用美国军事术语来说，这种情况叫作stove-piping【注1】，也就是不同主体各自承担不同的职能、缺乏一个有力的效能整合机制，从而阻碍了统一政策的实施。我们当可依据这一理论来解释中国在处理海洋事务时表现出的显著矛盾性和多变特征。 海洋战略（Maritime strategy）不单是指海军战略（Naval Strategy）。它和一切对一国海洋事业负有责任的政府机关都息息相关。它不仅系于正规海军，也需要借助海岸警卫队、相关的执法部门以及海洋学研究机构等力量方可得到落实。就连美国也只是在2007年才公布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海洋战略——它不仅包含与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相关的内容，也涉及到国土安全部下属的另一支武装力量：美国海岸警卫队。 简而言之，中国外交官们把自己的国家描绘成一个人畜无害的大国，指望其他国家依据这一标准、而不是中国既定的目标和意图来揣度北京众多海上行动的动机。到今天，这些国家对中国的保证已经越发持怀疑态度了。不过北京随时可能明示他们的真意。尹卓少将在2011年“两会”期间曾向媒体透露，中国海洋战略正抓紧制定，不久就将看到结果。倘真如此，则北京在周边海域和空域的不稳定行动或者也可归因于某些稳定的策略。中国正在借助由高级军官传达的政治指导和由外交官发出的言辞来校准本国的海上行动，对华盛顿和东京等地的旁观者来说，这意味着中国的行为将越来越处在可预见的范围内。 高涨的官僚政治 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与国际事务教授沈大伟【注2】在2011年冬季号的《华盛顿季刊》上撰文，把2009-2010年间中国在言行上的矛盾之处大部分归因于该国日趋多元化的政治体系内部各方利益的冲突（参沈大伟：“应对一个矛盾的中国”，《华盛顿季刊》2011年冬季号——译者注）。他的观点对我们很有启发。过去两年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动依旧相对迟缓，而北京在黄海、东海以及南海的外交攻势却似乎极为灵巧。资深政治领袖们精心谋划着外交政策，与此同时解放军领导人依然汲汲于武装力量的现代化。然而，随着中国的军事和海军计划逐步成熟、并使解放军获得了在周边地区发挥更大影响力的可能性，中国的军事领导人或许也乐于在政治事务上拥有更多发言权。为声望起见，中国的官僚势力必须与军队里的政治领袖进行协商。 目前来看，新的利益已经把频频“放炮”、希望籍此引起高层领导人注意的众多杂乱声音联合起来了。官僚政治正处在极度活跃的状态。这种现象的终极产物——据推测可能是某种公开发布的海洋战略——又会是什么样的呢？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一位敢于发声的研究人员罗援少将恳请国家领导人在周边海域建立五种“存在”，包括“行政存在、法律存在、军事存在、经济存在以及舆论存在”。以这位罗将军为例，他似乎就已经意识到了为了既定政治目标而把行政、法律、军事、经济、舆论等工具串联起来的必要性。 其他人的做法也是如此。尹卓少将最近的一些评论暗示了中国海洋战略可能的轮廓。他注意到冷战的结束从根本上解除了核战争的威胁，因而对中国的战略环境持乐观态度。核僵持一朝得以排除，北京自可从容地将注意力转向“包括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在内的海洋安全问题”。尹卓批评了美国在公海制造紧张的举动，并宣称“美国因素”在过去一年里“的确是（中国海上问题的）一个重要外部因素”。另一方面，这位少将也认定萎靡的经济和全球其他地区的军事义务将掣肘华盛顿“重返亚洲”的步伐，在此情况下，“中国需要牢牢把握住战略机遇期”。此类言论很有可能就是北京的海洋战略的外延。 如果我们把尹卓的言论视为某种征兆，则北京必将积极行动起来、巩固其蓝图里在中国周边海域乃至其他地区的优越地位。事实上，尹将军就曾引人侧目地宣称中国对北冰洋颇有兴趣。这位少将把海洋战略划分为三个部分——海洋安全、海洋发展利益和应对周边海洋争端问题。在海洋安全这一子集内，“重大问题和核心利益”依然是“台湾问题”，因为“这是事关中国国家统一的关键问题”。海洋发展利益则是“确保航线安全和应对周边岛屿争端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尹卓强调“我们不希望通过军事手段来解决岛屿争端问题”，海洋安全和海洋发展利益依然隐含有动用武力的可能性。 尚无迹象表明中国会在其海洋领土主张方面做出让步，或者无限期延缓这些问题的解决。在被问及北京是否愿意沿用“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大原则来处理与日本、越南、菲律宾等国的争端时，尹卓表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前面还有‘主权属我’。”以钓鱼岛争端为例，此处就“没有谈判和妥协的余地”，因为东京在美国的支持下“采取了打破双方默契的、政治上的重大举措，挑战中国的权益”。当然，他补充说中国的确“不希望通过军事手段来解决岛屿争端问题，不希望破坏外部环境”。不过将军也没有明确排除当周边“海洋问题”难以妥善解决的情况下以武力进行尝试的可能。 塑造有利于中国的因素 北京将依据哪些原则来发现它前无古人的海洋战略呢？上文探讨过的中国人意图的各种征兆里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有决心在公海实现本国的国家利益，同时避免可能引起（任何程度）损失的武装冲突。没人想要打一场海上战争，尤其是中国人。北京更加偏爱在战略环境中“塑造”或者创造有利条件、以便在不必诉诸武力的情况下实现重要目标，这是基于以下事实：武装冲突有风险，它可能无意义的浪费资源，甚至一场打赢了的战争也可能驱使失败者寻求报复——这或许会令胜利转瞬即逝。中国战略学巨著《孙子兵法》的作者孙武宣称，用兵“善之善者”乃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用五角大楼的说法讲，审慎的政治家在外交政策事业上会节制地运用经济和军事资源，他们采用“节制武力”（economy-of-force）的路线，将力量留待应对未来不可预见的应急情况。 然而，孙子也承认极少有人能取得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胜利。因此在战时与平时进行军事准备的必要性有相似之处。如果说赢得一场战争的关键在于有效的战备，那么在和平时期的对抗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便是（使对手能够）感知到的实力和技巧。中国领导人一方面灵活地运用外交言辞，另一方面以巧妙部署好的军事能力作为支撑，这样一来，敌对国家既不敢挑战北京的政策、也永远不敢主动对抗中国。实力上的明显差距会让挑战者知难而退，同时吓阻那些有可能受蛊惑参与“搭车”【注3】对抗中国的局外国家。言辞、实力与行动将令中国不战而胜。这当中的引导逻辑是：人人都爱胜利者，他们绝不会把赌注下在明显会失败的那一方。 因此，和平时期的冲突实际上是一种心理战。战略学者爱德华•勒特韦克（Edward Luttwak）认为，和平时期海上危机的结果取决于冲突双方现有武器装备进行兵棋推演的（假定）结果在利益相关方眼中的可信度。这就是为什么军事分析家对一国舰艇、飞机以及陆上武备的技术数据往往极为关注。他们是在尝试预见未来。要在和平时期的争端中胜出，首要问题在于使假想敌确信它在热战中毫无获利的希望。简而言之，大多数人认为哪一方可能在战时获胜，那么这一方在不诉诸武力的对抗中也往往能立于不败之地。 外交 外交、认知和军事能力之间无疑是存在关联的。接下来让我们审视一下中国的海事工具箱里有哪些可用的工具。外交在层次上显然高过罗援将军罗列的那五种存在。我们可以把“外交”粗略地定义为与外国政府进行谈判的艺术，它需要综合运用一切手段来支撑本国外交官在外国谈判对象面前言论的可信度。而这些手段综合运用的成效则取决于以下变量：战略环境，双方各自的政治目标在其整体战略中占多大重要性，双方预备为达成这些目标所耗费的资源总量，以及预备为达成此目标花费的时间。 外交乃是中国赖以塑造其周边海域战略环境的先导。北京的外交官们借用了孔子和明代大航海家郑和这些传奇人物的遗产，对周边亚洲国家大搞魅力攻势。我们不禁回想起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中国年轻人也是高举这些先贤的画像列队前进，为全世界所注目。北京希望借此传达的信息显而易见：中国曾是一个航海事业相当发达的国家——并且与历史上那些热衷侵略的海上强国截然不同——它性质内敛、从不欺侮邻国；当中国重新崛起为世界强国之际，它也一定会效仿这一史例。北京将会——事实上也必须——成为亚洲海上安全一个值得信赖的守护者。 以上无疑是一个关于中国的动人故事。不过，既然北京把孔子与郑和当成外交门面，他们显然也给自己设置了一个相当严苛的标准。从历史角度看，中华文明毋庸置疑是一种令人尊敬的文明，但中华人民共和国依然只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政权。假如它希望其他亚洲国家相信自己本质上是一个无害的大国的传说，就必须严格遵照孔子的教诲来行事。如果北京无法始终做到这一点、或者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没能达到相应标准，就有可能使之前的外交姿态部分或全然沦为笑柄——这一点已经为最近的事态所证实（参霍尔姆斯：“中国是一个‘柔性’海上强国吗？”，《中国简报》第9卷第17期——译者注）。 海上力量 如果说外交手段乃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先锋，那么长久以来北京也在致力于强化与外交相匹配的海上武力。中国军事作者们注意到了一项心理影响：训练有素、装备良好的军队往往对观察者产生一种压力。“如果可以把军事硬实力比作利剑”，马恒辉在《解放军报》撰文称，“软实力就是它的凛凛寒光、铮铮夜鸣”。军事软实力“由战略思维、决心意志、战斗精神等诸多非物质元素所构成”。衡量一支军队软实力的强弱不是单纯看其规模数量和武器装备水平，“而是看其构成要素的质量及其运用能力的高低……军事软实力……对敌则表现为威慑力、遏制力和瓦解力。”（参马恒辉：“我军应提升软实力把握战争主导权”，《解放军报》2010年11月25日） 上文所述显然不是诸如约瑟夫•奈这样的学者所诠释的“软实力”【注4】的本意。也就是说，它不是指那种基于优良文化、传统和制度，有助于一国领导人说服其他国家与之保持目标一致的“吸引力”。相反，马恒辉所说的“软实力”灌输的是关于成功武装部队的印象，它使其他国家确信这不是一支可以等闲视之的军队。通过建构这样一幅图景，解放军可以支持实行胁迫外交或威慑外交的潜在可能，增加北京在不真正付诸武力的情况下赢得争端的机率。一支富于军事软实力的解放军海军可以威慑规模较小的军队，助力北京不战而胜的机遇。 海洋事务的塑造并不完全局限于解放军海军。近期发生在马尼拉和北京之间的争端证明，诸如海监和渔政这样的非军事部门乃是海军力量价值重大的补充。除此以外，像解放军空军和第二炮兵——中国导弹部队——这样的陆基力量在海上外交中也扮演着一定角色。从陆上基地起飞的战斗机和海上巡逻机可以为活动于近海的解放军海军小型舰艇提供防御屏障，岸基反舰巡航导弹和备受关注的（潜在的）反舰弹道导弹（例如DF-21D）也能起到类似作用。 上述海上力量——不论其为海基抑或陆基——的联合行动将对其他国家的“违禁”活动构成一种潜在威慑。换言之，既然众所周知这些平台拥有在特定海区发动攻击的能力，那么其假想敌的行动必然不敢越过中方能接受的心理底线。这几个假想敌深知公然挑衅北京决心的后果将是致命的，或许便会据此收敛本方的行为。如果解放军发展出了和谐地使用其军事力量的技巧，炮与锚必将成为北京外交手腕的有力助手。 自坏战略环境？ 过去十年里，中国在周边海域已经进行了一系列成效显著的外交活动，使用了所有可取的国家力量工具。外交是一种成本相对较低的手段。中国外交官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描述本国的主张和承诺，甚至不必在意中国是否已经积累起足够的物质力量来把这些承诺变为现实。紧接着外交的是经济手段，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为这种手段提供了保障。北京已经编织起一张包含本国在内的经济相互依赖网络，他们还将进一步宣称中国的和平崛起必然造福亚洲所有国家。最后一种手段则是军事力量，事实上这仍是一项正在进行中的事业。目前尚无法预见中国在未来将如何运用其军事力量，例如，我们无法预测北京是否会尝试在南海实现其“核心利益”。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中国领导人企图在某个单一区域获得无可匹敌的优势地位，则中国在该区域之外的利益就有可能面临重大风险（参霍尔姆斯、吉原俊井：“中国能在南海保卫‘核心利益’吗？”，《华盛顿季刊》2011年春季号——译者注）。 目前看来，北京极有可能误判了军事力量在一种系于国家实力所有源泉的海洋战略中应当发挥的作用。无论如何，武力威慑并不是微笑外交的可取伴奏。中国在过去两年里咄咄逼人的姿态已经使得它在此前更长时期内依靠灵活外交取得的成果付之东流了。事实上，北京过分强调武力的表态可能并不成熟。中国尚不具备依靠武力强制推行其意志的能力，而亚洲其他国家将以恢复和中国的海上交锋作为激烈的抵触回应。北京的冒险可能造成一个怀有敌意的制衡联盟。 虽然不能断言北京在疏离微笑外交近两年之后是否可以轻易重回故道，我们依然可以预见中国会做出其他成功的尝试。中国在过去曾长期扮演仁慈大国的角色，但这一形象在近两年为咄咄逼人的姿态所折损。北京企图按自己的目标塑造战略环境，结果却对本国不利，甚至反而使美日这样的竞争对手从中获益。中国领导人是否能彻底完成一种连贯的海洋战略，并据此规范和整合中国海上政策的无数执行者的行动？我们依旧翘首以待。 【注1】 Stove-piping本意是指烟囱，烟囱是一个孤立的垂直传导结构，缺乏平行沟通；引申义指情报仅在上下两部门间纵向传递，不考虑具体环境，并缺乏横向部门间的沟通和协调。造成烟囱效应的原因包括部门间竞争、系统文化以及安全（保密）要求等，此处指的是与海事相关的各部门基于本位主义制定单独的部门战略，在职权和效能上没有经过整合与协调。 【注2】 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是美国学界公认的中国内政、外交事务和亚洲安全问题权威，先后供职于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并作为访问学生在中国居留多年，现为乔治•华盛顿大学埃利奥特国际事务学院政治学与国际事务教授兼中国政策研究项目主任，同时也是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外交关系协会成员和国防部顾问。在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内，沈大伟一度是驻华大使的热门候选人之一。代表作有《美丽的帝国主义》、《中国的军事现代化》、《权力转换：中国和亚洲的新动力》、《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等。 【注3】 搭车（Bandwagon）是国际政治中一个常见术语，与之相对的概念是制衡（Balance）。国家在面对重大外部威胁时通常会采取两种策略：制衡，即与若干其他国家结盟以对抗最突出的威胁，冷战中后期的中美接近属于这一类型；搭车，即对主要威胁方妥协、并与威胁的来源结盟，充当小伙伴，冷战中前期的“芬兰化”现象属于这一类型。不过本文中的“搭车”含义略有不同，它指的是亚洲次等国家在美日韩集团意图制衡中国时采取加入美国一方的策略。 【注4】 软实力（Soft Power）亦译作“巧实力”，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曾任克林顿政府助理国防部长的约瑟夫•奈教授（Joseph Nye）在1990年首创的一个概念，并在2004年出版的《软实力：世界政治中的取胜之道》一书中得到系统阐述。按照奈的解释，一国可以借助多种方式来影响国际事务中其他主体的行为、以达到本方所希望的结果，其中依靠军事手段进行胁迫和依靠经济手段进行收买的能力为“硬实力”，依靠吸引、说服和其他非物质手段使其他主体主动追随本方、进而达成既定目标的能力为“软实力”。文化、政治价值观（包括意识形态）和外交政策（包括国际声望）等是软实力的主要实现形式。 笔谈中国海军战略问题之四 特约记者：刘怡 刘：尊敬的博士，时隔两个月，又可以继续我们例行的笔谈了。您当然会猜到，讨论的重点不光是抽象的“海洋战略”问题，前一段时间围绕黄岩岛问题发生在中国和菲律宾之间的争端就提供了一个现实的分析例证。 当然，首先还是说说“中国的海洋战略不单是海军战略”这篇文章吧。我对您的某项推论有一点小小的怀疑：按照您的看法，北京在2009-2010年趋于强硬的外交姿态部分是由于中国军事实力的上升，以及中国领导人默认了解放军要求在对外事务上发挥更大作用的主张。但照我看来，与其说从“微笑外交”到“炮舰外交”（姑且先用这个不甚确切的描述）的转变是一种政策调整，倒不如说还是一项前景未知的试验。 长期以来，中国宣称自己不会侵略其他国家，也不会“称霸”，但这种承诺仅仅适用于全球范围的权力结构，也只有美国和欧盟这样的全球性政治行为体有可能理解和回应中国的姿态。但像菲律宾、越南这样的“地区性”国家对更大范围内的表态和承诺兴趣寥寥，它们的出发点和利益视角是不同的。然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或许从1950年代一直到1990年代——中国并未完全理解这一点。大多数时候，北京总是希望实施一种对任何范围和任何对象都适用的“完美”外交政策，在方式方法上也比较僵化。您说的“微笑外交”就是一个例子，与其说这是一种智虑深远的政策设计，倒不是说是因循了一种笼统的“和平共处”主张，它对实施对象的个别特征考虑的不是很多。 现在，中国政府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开始寻求改变。从全球范围说，北京依然希望继续扮演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角色，但在亚洲事务上他们也要求更大的影响力。为了实现这种影响力的投射，有必要使用一些和过去不同的手段，比如武力威慑。但尝试毕竟只是尝试，手段也只是手段，如果发现手段不能达到预期目的，它依然可能被替换。您对此的看法如何呢？ 霍：您说的这个问题很复杂。我姑且这样理解：中国领导人依然会对（美国、欧盟这样的）外部大国和大国集团保持微笑，但某些时候也会对自己的邻国皱起眉头。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双重外交”，它主要由两个因素决定，一是（地理上的）距离远近，另一个是力量大小。 站在任何一个国家的立场上，对周边邻近国家和万里之外的强国采取不同的对待态度都是很自然的，当周边国家和那个遥远的强国在力量上极为悬殊时尤其如此。就这个问题来说，今天的中国和一百年前的美国有许多相似之处。当时与美国接壤的陆上邻国相对衰弱，而那些在力量上处于同一等级的强国则远在大洋彼岸，这使得美国有可能对周边国家采取一种相对强硬的政策。我们也不时注意到这种做法的必要性。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发生在卧榻之侧的问题总是比万里之外的问题具有更大重要性，我们也会集中更多政治、经济和军事资源来搞定周边地区的问题。 从权力政治角度说，最重要的策略在于当与本国处于同一力量级的大国有意介入邻国事务时，本国必须预先设置彼此都能接受的行事规则。一百年前的美国并未禁止欧洲国家参与美洲事务，它仅仅是不允许这些国家在美洲建立新的殖民地、或者设置一些可能在未来惹出麻烦的海军基地。准确地说，这并不是美国在对不列颠帝国或德意志第二帝国“微笑”示好，这是一种强国之间的彼此尊重。我们只在他们遵循我们所定的规则时才会微笑！ 刘：不妨顺着您的这条思路继续往下说。您曾在不止一篇文章中提到中国在南海地区实施“亚洲门罗主义”的可能性，在我个人看来，这是一种冒险之举。就像路德维希•德约（Ludwig Dehio）在他那本著名的《不稳靠的平稳》中指出的一样，主导性海洋强国总是希望在（欧亚）大陆均势与世界均势之间扮演中介者角色。一旦在欧亚大陆上出现一个霸权国家，并且这个国家意图对海洋强国关闭其地区市场，海洋强国马上就会开始干涉，并组建制衡联盟来挫败这一企图。这也就是为什么拿破仑和希特勒的帝国不能长久维持下去。这一规律同样适用于亚洲，如果中国领导人从历史中汲取到了教益，他们在行事时必定是慎之又慎的。 不过亚洲的问题也有一些不同。这一地区的大多数国家（比如韩国、菲律宾甚至越南）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都习惯于按照区域外大国——尤其是美国——制定的规则来行事。因此，如果中国希望在亚洲扮演一个更具重要性而又适度的角色，他们也会希望华盛顿在亚洲维持某种形式的存在，并协助缔造一个多边合作机制。您对此的意见如何？对黄岩岛问题，您也有什么新的补充见解吗？ 霍：您提到了“亚洲门罗主义”的问题，在我看来，必须首先分析这是“哪种版本”的门罗主义。如果今天的中国希望扮演的是美国在前期门罗主义阶段（也就是说从1823年到美国内战结束）扮演的那种角色，则您的看法就是正确的：中国应当借助美国的力量来完成对亚洲区域政治的塑造，把美国隔绝在这一地区外是愚蠢的，并且这种企图将越发促使美国卷土重来。如果美国在19世纪绝大部分时间里企图把英帝国隔绝在美洲之外，那这种做法显然是很可悲的，因为我们并没有足够强的海军来贯彻自己的主张：看似“扬我国威”，实则弄巧成拙。事实上，在19世纪为门罗主义提供保障的根本就是英国皇家海军，这种保障给予了美国一个继续发展国力的战略休整期。而倘若华盛顿急于出头，势必引发伦敦的激烈反应，要知道当时的大不列颠仍是世界头号强国，它在美洲的利益依旧是借助武力来推行的。 但是，如果今天的中国想要扮演的是美国在20世纪之后的角色，那么情况就整个不同了。进入20世纪，美国已经足够强大，它可以确保对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有意派往西半球的最大舰队都保持区域内的海军优势。这使得华盛顿在处理和邻国乃至欧洲强国的关系时都出现了明显变化。美国试验了许多指导方针，比如在1895年委内瑞拉危机宣称“美国的指令就是法律”，以及在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任期内提出的“国际警察”口号。最后，华盛顿还宣布放弃门罗主义，转而采用某些更富合作性的主张，比如睦邻政策、西半球共同防御以及泛美主义。 因此，对您的这项看法，我只能给出一个含糊客套的回答：“看情况！”我们要看今日亚洲的权力结构到底是更接近1823年还是1895年的美洲。我们也要看北京是不是足够明智（华盛顿往往并非如此），能够认清今日对弱邻的所作所为在往后需要这些国家提供支持和善意时可能残留的影响。要知道，即使是被视为美国“后院”的拉丁美洲，也曾在1898-1934年的“香蕉战争”期间不客气地教训了美国。我怀疑如国北京和马尼拉之间不能达成一项令彼此都满意的协议，多年之后菲律宾人也可能在黄岩岛给贵国制造麻烦。 刘：感谢您在百忙之中与我本人以及《现代舰船》的读者进行讨论。期待这种富有冲击和挑战性的对话能继续下去。 霍：希望我的这些看法对您有帮助。我也很乐意继续我们的对话。

历史的韵脚：中国能自德国海权的兴衰中汲取何种教益 〔美〕詹姆斯•霍尔姆斯 吉原俊井/原作 刘怡/编译 （原文载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环球》杂志2010年冬季号，译稿刊发于《现代舰船》2011年12月B刊、2012年3月B刊。经原作者许可，部分章节作了缩编） 马克•吐温曾以幽默的笔法写道：“历史并不重复它自身，但有着相同的韵脚。”此言极是。最近十多年来，西方学者和国务家竞相对中国崛起的长期走向作出预测。其中不少人乃求助于历史，以期预见未来。不出意外的是，欧洲历史对他们的思考产生了相当持久的影响，彼等以之为始基、检视中国那众所瞩目的复兴，生发出一系列或乐观或悲观的预言。在这当中，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兴衰尤其为人们所关注。这段历史始于普鲁士在1864-1871年德意志统一战争中的胜利，终于1919年的凡尔赛和约。崇古派学者倾向于认为，既然野心勃勃的威廉德国在1914年的险恶情势下敢于孤注一掷、向全欧洲进军，那么一个国力强盛、有心颠覆现存国际秩序的中国也可以打破现状，在整个亚洲制造尖锐对抗，我们对此必须时刻保持清醒。持这一看法的人士既包括林霨博士（Dr. Arthur Waldron）这样的中国问题专家，也有布热津斯基、沃尔福威茨等前国是决策者。与之相反，像金骏远教授（Avery Goldstein）这样的乐观派人士则辩称：北京正在实施的是一种低调、良性的大战略，与俾斯麦时代的德国十分类似。一个决心实施俾斯麦式大战略的国家将会致力于与邻国发展合作关系，至少确保双方不发生对抗，以便消除针对该国实力和战略意图的诸多恐惧。 中国人自己也在从德意志帝国的史鉴中寻求指导，除此之外，他们还研究了其他许多涉及崛起期国家的历史范例。2006年的电视专题片《大国崛起》就是一个例证。该片盛赞俾斯麦成功地消除了德国几大邻国的敌意，将德国的安全与其邻国的安全一体化，并阻止法国东山再起。恰在当时，美国国内正在就中国自称为现行国际秩序下“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一事展开激辩，历史和现实就这样以一种奇怪的方式作了对观。这反过来又可以有力地证明，为什么铁血宰相的战略对他的中国受众会那么有吸引力。事实上，北京的学者对此已经做了不少研究。 近期派海军舰艇前往亚丁湾执行反海盗任务的例证显示，中国的海上需求正呈现几何级增长趋势。依笔者所见，富于历史眼光的中国分析人士和海军将领必将把更多注意力投向过往海上力量的兴衰故事。而中国人研习的史例同样可以为我们判断其未来走向、预测北京在中国周边近海乃至公海实行的政策提供极大帮助。在这方面，威廉德国或许又能提供富有成效的类比例证。德国在传统上是一个陆权国家，但它在英国海军占据统治权的年代一度奋起挑战，试图走向海洋。我们相信，回顾德国追逐海权的失败历史具有重要价值。通过梳理德国经验与今日中国之转向海洋之间的异同，我们可以捕捉到某些有效的战略回应图景。 海权的尺度 德意志帝国最具天才的海军思想家沃尔夫冈•魏格纳中将（Wolfgang Wegener）曾经研究出一套公式，用以评估一国的海上力量。一战期间，魏格纳在公海舰队担任低级军官，最初任炮术官，后来成为一艘军舰的舰长（此处说法略有误。魏格纳在一战爆发时已经是第一战列舰分舰队首席参谋，后调任轻巡洋舰“雷根斯堡”号舰长。——译者注）。他写过三份备忘录，在海军圈子里广为流传，其中对德国的海军战略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一战结束后，这三份备忘录进行了修订，以《世界大战中的海军战略》为名正式出版，如今已成为关于海权问题的经典论著。依魏氏的见解，所谓海上力量或曰“海权”，乃是三大要素的产物：其一为战略位置（Strategic Position），此乃地理因素；其二为舰队（Fleet），此乃技术因素；其三为一国进入海洋的战略意志（Strategic Will），它“为舰队注入了生命”，并能使该国集中力量改善其战略位置。一战时的德国海军领导人从未力争过改良既存的、将扼杀德国海军野心的战略位置；相反，他们竟把舰队拿来保卫敌人毫无兴趣争夺的水域。这些人也缺乏主动对英国皇家海军发起挑战、以形成战略攻势的意志。简而言之，德国海军指挥官们把战斗本身视为目的，而不是使之成为推进更广大战略目标实现的工具。 不出意料，魏格纳拒斥传统观点的做法使他在海军中形单影只。第二帝国海军的末代参谋长冯•勒维措夫海军上将（Magnus von Levetzow）代表德国海军思想中的提尔皮茨学派发难，把魏格纳斥作缺乏进攻精神、对地理学鬼迷心窍的“吹毛求疵者兼中学教师”。即便如此，魏氏的简易方程依然提供了一种比较德国和今日中国的有效工具。本文以下部分即打算检视：（1）德国与中国海洋地理状况的异同；（2）德国与中国海军力量相对于同时代最强海军的水平；（3）德国人和中国人在经营海洋方面的偏好。我们的分析旨在阐明中美两国在公海上的互动可能会导向的前景，并帮助华盛顿将北京接纳为美国领导下的亚洲海上秩序中的一个合作委托人（Joint Trustee）。 海权的地理 尽管把地理学贬低为地图或海图上一堆抽象杂乱的线条要算是时下的当然趋势，但战略地理（Strategic Geography）天然地就是一个充斥着互动关系的场域。就像战略领域的其他维度一样，它断不可脱离人为因素。因此，考察世界级海上力量是如何竭力应对企图重构当下海洋秩序的新兴国家做出的挑战，以及地理因素是如何影响时代大势的，无疑具有重要价值。在19世纪末的欧洲，英国拥有鹤立鸡群的海上力量；而在今日的亚洲水域，扮演类似角色的换成了美国。对华盛顿来说，过往海上强国与新兴海上力量之间的互动模式将被证明是极具启发意义的。 19世纪末的德国领导人公开承认，他们对美国的“海权福音传道者”或曰“海权哥白尼”——海权理论家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的观点极为认同，后者同时也是地理政治思想的重要鼓吹者。即便如此，德国人还是无视了地理因素的重要性。德皇威廉二世对马汉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年》中提出的理论格外青睐。有一回他甚至宣称：“眼下我不是在阅读、而是在狼吞虎咽地啃着马汉上校的书，我在尝试用心学习它。我国海军的每艘舰艇上都有这么一本书，我的舰长和军官们经常引述它。”问题在于，马汉所贯通的可不单单是一种局限于舰队作战原理的海军战略理论，他要陈述的是一种海权“哲学”，强调推动国家走向海洋的地理政治必然性。在他看来，海权的内容远远不止舰队和海战。它包含国际贸易和商业——马汉曾将一国国民从事贸易的天然倾向视作海权的基石——也包含用以支援燃料耗尽的蒸汽动力舰船继续航行的前进基地。 此外，马汉还宣称：一个海上强国需要有一到两个通往公海的现成出口，以免被占据优势的敌国舰队阻断海上贸易和商业。这番话原本是说给美国人听的，而美国可以轻易地进出大西洋和太平洋。它与大多数陆权国家不同，不须面对来自陆上的威胁，因之也就不必分散力量、而可以集中全部资源追求海上利益。德意志帝国的运气就没有这么好了。德国人最引以为豪的三个港口分别在北海中的赫尔戈兰湾、基尔港与波罗的海沿岸的罗斯托克，它们分居日德兰半岛东西两侧。不管公海舰队以北海还是波罗的海为主基地，只要德国军舰企图驶出本土港口、前往辽阔的大西洋——以便抵达柏林在1880和1890年代开拓的小小殖民帝国——就得航经英伦三岛。从英国南部港口出发的皇家海军舰艇可以轻易地封锁多佛尔海峡，阻止德舰南行；驻扎在苏格兰极北斯卡帕湾的舰队则只须在北海远端布置警戒线——他们在一战期间就是这么做的。 为了对抗英国这个大敌、确保通往大西洋的交通线，德国不得不建造一支庞大的舰队，以确保其实力足以压倒皇家海军可能在本土水域驻扎的最大规模分舰队。不过采取战略攻势还不仅仅是争取兵力优势这么简单，因为英国在战争爆发时已经控制了最关键的地理要点，这些据点对本土防御价值不可限量，足以使英国已有的海上威力最大化。魏格纳本人即宣称，英国“在战争爆发时已然处于最佳战略位置。她的贸易生命线位于大西洋，从易北河口出发的德国舰队对此鞭长莫及。另一方面，英国人却可轻轻松松地在英吉利海峡和苏格兰外海切断德国（通往大西洋）的贸易航线……英国的制海权得到了‘饱和’状态。”（《世界大战中的海军战略》第一章） 另一方面，目光短浅的勒维措夫却宣称：“努力在舰队决战中获胜乃是……一贯正确、永无错误的战略——至于究竟在哪一海域和敌方主力舰队交战则是无关紧要的。”在历史上，这不是第一次出现军事思想家被“战斗的目的乃是其自身”这类偏见误导的情况。某种意义上，勒维措夫对魏格纳的批判还是“非德国式”的。魏格纳引用了德国杰出军事思想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的著作，克氏将战略描述为利用战斗为战争的目的服务。勒维措夫对此进行了反驳，他坚持认为战斗本身具有自成目的性，战略和地理因素应当被弃置在外。 如果德国海军不能设法迂回英伦三岛、以改善自身的战略位置，它就没有指望对德国的总体战略胜利做出贡献。从赫尔戈兰湾出击的战术行动除了进一步加强德国对北海——魏格纳称之为“死海”，因为皇家海军可以从公海对其进行远程封锁，这实际上把北海变成了一片毫无战略价值的内海——的控制外，并无其他价值。而企图自北海控制大西洋航路，就和从四面环陆的里海控制大西洋一样，纯属痴心妄想。这种情况下，德国有以下三个选择： 其一，德国可以满足于只控制波罗的海，籍此获得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矿石及其他自然资源。在波罗的海，德国的实力足以长期压制俄国波罗的海舰队，保证这一生命线永远对德国工业畅通。而维持波罗的海统治权的方法也很简单，只需控制带状海域——日德兰半岛以东的那片窄海就够了。不过这一战略具有严重的缺陷：它意味着德国的帝国利益将荡然无存，诸如远在中国山东半岛的胶州这样的殖民地就只能白白断送了。 其二，德国舰队可以自南方强行打开通往大西洋的“门户”。如果德国能够夺取法国在大西洋海岸的港口（比如布雷斯特和瑟堡），就可以绕过多佛尔海峡进入大西洋。魏格纳注意到，假如德国海军能在大西洋沿岸获得立足点，北海这个死海就有“还魂”的希望。如此一来，北部的德国港口就通过一条至关重要的航线与大西洋上的前哨站连结了起来，这条航线将成为双方争夺的关键。而公海舰队也将成功地迫使英国大舰队为这条海上交通线（SLOC）而与己方进行交战。 其三，公海舰队也可以尝试自北方航线突入大西洋。这一方案包含有一连串的海陆战役，目标是逐步地、阶段性地改善德国的战略位置。首先，德国将占领日德兰半岛，或者迫使丹麦政府同意向德国开放其西海岸港口。如此一来，德国海军将获得一条新的北部海上交通线，波罗的海和大西洋也得以畅通。接下来，从丹麦海岸出发的德军将在挪威南部海岸夺取前哨站，随后再从这个战略跳板出发、夺取具有战略意义的设得兰群岛或法罗群岛——必要时甚至还包括冰岛。如果德军能够抵挡住英国人的反击、牢牢控制这几个岛屿“门户”，则它们必将使德国舰船得以自由前往柏林最渴望的关键性海上交通线。魏格纳推测，即使按最不理想的情况论，英国大舰队也无法再稳坐钓鱼台，它们将被迫应战、以便维持己方的战略位置，阻止德国舰队自其新基地对英伦三岛构成威胁。 在英德海军军备竞赛的整个过程中，有一个问题始终构成问题的关键，那就是：英国的政治领袖们究竟是否愿意缩减帝国的海外义务，以便集中力量扩充皇家海军、使其始终保持对德国海军相当比例的优势，并阻止德国舰队脱逃？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这种意愿又能有多坚定？ 在海军竞赛中，英国政府不得不对殖民地利益和本土防御两者的重要性进行权衡。最终，防御本土水域免遭邻近威胁侵害的迫切性压倒了英国在美洲和东亚的帝国义务。于是，英国政治家向美国人示好，他们以自美洲水域撤出皇家海军为条件，换取美国人同意代为守护英国利益的回报。伦敦还与日本人建立同盟，以便借联合舰队的力量为远远部署在中国海岸的皇家海军分舰队提供补充。如此这般，外交调整就从世界其他地区匀出了一部分舰艇，使之可以集中到欧洲水域，而德国人早先作出的“英国永远不会因为想维持本土的海军优势就弱化其海外存在”这一预测则彻底落空了。 德国与中国 中国的情况与德意志帝国不无相似之处，它需要同时兼顾海陆两个方向上的利益，并且每一方向的利益都不限于局部、规模十分可观。中国的陆上边界与14个国家相邻，同时又与6个海洋国家分享海岸线。在所有这20个邻国中，有6个属于人口排在世界前10的大国，有8个国家的军力排在全球前25位之内，其中4个拥有核武器。 当中国的战略家们出于地理政治学考虑、开始审视其海洋形势时，他们中的许多人注意到：有一道岛屿屏障横亘在中国进入大洋的通道上，这就是所谓“第一岛链”。中国的分析人士把这条起自日本列岛、向南延伸至菲律宾的第一岛链视作对中国大陆漫长海岸线的侵害，它限制了北京的海上活动。鉴于中国已经成功地解决了其14处陆上边界争端中的12处、并签署了共赢的双边协议，现在，对来自海上的包围圈的担忧开始成为主流。在中国媒体上出现了许多涉及第一岛链的文章，它们都明示了北京摆脱这一海上桎梏的强烈愿望。 在寻找海上通道的过程中，地缘政治学者们把目光投向了台湾。他们认为，如果这个岛屿能够为北京所统一，中国就可以获得进入太平洋的直接通道。这也是现阶段中国唯一可以指望的地理政治“红利”。另有一些观察家想法更为激进，他们把台湾描绘成挑战美国在太平洋地位的一个平台。这些观察家对起自阿留申群岛、一路延伸至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第二岛链”更为关注。在这条外岛链的中央位置，赫然可见美国投射力量的重要中心——关岛。 排除添油加醋的成分，这些流俗意见中有哪些是值得我们分析和重视的呢？首先，中国人可能已经为自己描绘了一幅全然悲观的地缘政治图景。在地图上，第一岛链是一道令人印象深刻的障碍，中国的分析人士经过仔细省察，建议北京采取各种手段突出中国海、进入太平洋。他们对吕宋海峡给予了特别关注，因为这是进出南中国海的一条重要走廊。 其次，在英德对抗中，北海对英国并无太大价值；与之相反，第一岛链内的水域却是美国及其盟国海军力量旨在维护的全球秩序之一大组成部分。这些水路象征着维持一切区域经济（也包括中国）活力的命脉。此外，岛链上的亚洲盟国及友好国家还接纳了美军基地和其他设施，它们不仅对美国力量持续而可靠的投射至关重要，还有助于制止或挫败侵略。因此，美国对东亚共同资源的控制乃是区域稳定不可或缺的因素，没有美国的存在，亚洲大部分地区的西方式经济一体化和政治自由化根本不可能继续维持。 只有美国海军可以为上述国际公利（Public International Good）提供安全方面的担保，过去六十多年的经验正是如此；若这种担保不复存在，公利本身不可能维持太久。如果中国打算挑战美国对亚洲海域的控制，华盛顿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迎接挑战、使冲突升级，要么放弃长久以来的统治地位。简而言之，北京可以迫使华盛顿不得不作出军事回应，而德国人当初在面对英国时却没有这种机会。最近发生的三个事件使我们对北京引诱例行巡航于中国沿海的美国舰机出招、制造“擦枪走火”事件的能力刮目相看：其一是2001年的EP-3危机，其二是2004年一艘中国“汉”级核动力攻击潜艇侵入日本领海，其三是2010年中国船只在海南岛以南对美舰“无暇”号的“骚扰”。中国海远未平静。 再次，由于北海和英国本土水域将将毗邻，伦敦当然会对柏林的海上野心表现出高度敏感。不仅如此，地理距离之短还使得化解德国海军对英国本土防御的威胁在事实上近乎不可能。无怪乎英国马上启动了自己雄心勃勃的造舰计划以对抗德国，意图保持在主力舰方面不可超越的领先优势。与之截然相反的是，美国在亚洲水域的统治地位既非天然如此，所费也相当不赀。从实战层面看，如果美国要向亚洲派遣远征军，他们必须借助复杂的多国支援基地网和后勤整备、才能克服地理条件上的不便，确保在该地区的存在。在政治上，美国领导人及其选民也很难理解：像中国海军实力的增强这类前景遥遥无期的趋势，怎么可能对美国造成致命的威胁？ 除非中美之间爆发冷战，否则很难想象中国的海军现代化会在美国引起和英国在一战爆发前的举动相似的回应。鉴于中国海上力量的目标和发展限度还含混不明——这种含混不明因两国间遥远的距离而进一步加剧——美国更不可能贸然启动以中国为假想敌的海军扩充计划。这两个分居太平洋两侧的大国在海军问题上的政治决心不尽相同，显然有利于北京，也意味着华盛顿可能发现将海神的三叉戟握在自己手中是越来越难了。 舰队建造 和战略位置一样，海军战略也是一个互动的场域。英国在和德国的对抗中不仅拥有地理方面的优势——第一海务大臣杰克•费舍尔曾因此把英国人称作“天选之民”——他们还拥有一支保持着“残酷优势”（魏格纳语）的皇家海军，这支海军虎视眈眈，是悬在德国海上交通线头顶的利剑。 威胁（Threat）由实力（Capability）和意图（Intention）两个部分构成，不过军事战略家往往只针对敌手的实力进行计划，至于判断对方的意图则是政治家的事。站在军队领导人的角度，这种分工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在工业化时代，一个国家的意图和目标可能不断发生变更，但设计和建造一定的武器却需要很多年时间。提尔皮茨海军上将就是这样想的，在他看来，尽管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实英国对德意志帝国存有敌意，但单是强大的英国海军所拥有的切断德国海上交通线的能力就已经叫人难以容忍了。 1898年，在出任海军大臣后不多久，提尔皮茨就告知德皇：对英军事形势要求德国保有“数量尽可能极多的战列舰”。在他看来，如果德国意欲明示自己对帝国理应分享的“阳光下的土地”（Place in the Sun）的所有权，就必须在1920年代之前于德国港口部署一支拥有61艘主力舰的舰队（《世界大战中的海军战略》一书的英译者赫尔维希教授给这支海军起了个讽刺的名字叫“奢侈品舰队”——译者注）。要使这项计划得以实现，就必须让海军军备采办脱离议会的监督，并提供持续不断的技术现代化所需的财政支持。提尔皮茨希望德国的主力舰每服役25年就自动更新一次。到了1906年，当皇家海军的“无畏”号——一艘全重炮、蒸汽轮机驱动战列舰，它使得此前最新式的二级主炮战列舰在很短时间内就彻底过时了——投入现役之后，他又把这个更新周期缩短到20年。提氏后来在回忆录中承认，“无畏”号的问世实际上使得整个海军军备竞赛归零重启，德国只能再一次硬着头皮追赶。 公海舰队61艘主力舰的“理想规模”是提尔皮茨在综合考量了英国战争传统以及19世纪末欧洲外交形势的基础上计算出来的。但他的这番考量很快就被证明经不起推敲。提氏在回忆录中承认，被他视作理所当然的头一项预设是德国舰队的规模不必大过用于保卫英伦三岛的英国大舰队，柏林凭借这支较小的舰队就可以实现自身的目标。提氏的自信部分是因为他确信德国海军可以凭借技术上的优势来抵消数量方面的不足，德国建造的军舰比英舰具有更强的防御力，在战时更抗打击。赫尔维希在《沃尔夫冈•魏格纳与德国海军战略从提尔皮茨到雷德尔的发展》一文中就提及：“提尔皮茨以英国海军史为例，竭力论证英国在战时总是扮演攻击者的角色，而要采取攻势意味着必须拥有至少1/3的数量优势；反之，德国只需建造一支相当于英国2/3规模的舰队，一支“风险”舰队（Risk Fleet）……面对这样一支舰队，伦敦很难下决心进行挑战，因为他们担心在北海的一场海上坎尼之战中丧失其全球地位。” 在1805年的那场决定性冲突——特拉法尔加之战中，霍雷肖•纳尔逊勋爵的舰队在地中海全歼了法西联合舰队，德国人把这一仗看作是英国人未来行为的风向标。魏格纳就宣称，英国海军数百年来一直处于战略上的攻势，他们不分战时与平时，始终致力于优化不列颠的战略位置和商业利益。倘若真是这样，那么人们便有理由预测：一旦战争爆发，大舰队一定会挺进北海，与德方进行海上会战。而德国人对英国的这种进攻精神抱有坚定不移的信念。 另一条预设也对提尔皮茨的德国海军发展蓝图起到了基础作用，那就是：为了防止英国取得海上统治地位，法国等欧洲国家在战时会和德国站到一边。反英同盟的海军将以公海舰队为核心组成“联合舰队”，这支舰队在数量上将压倒大舰队，至少也能和后者等量齐观。不过自从德皇在1890年解除俾斯麦宰相的职务，柏林与这个预想中的同盟已经渐行渐远，德国因之也不可能充当反英联盟的领导者了。 站在柏林的角度，现实甚至更加残酷：皇家海军为全球范围内的海上安全提供了公利（Public Good），只要是从事航运的国家都因此而受益。英国人的专横固然时时引起欧陆国家的怨恨，但欧洲领导人宁可选择那个他们已经熟悉的英国魔鬼，也不会冒险追随他们一无所知的德国魔鬼。英国的威胁远没有大到足以促成一个反英的海军联盟。 作为一名专注于敌国海军实力的将领，提尔皮茨对他那些头脑发热的造舰举措发出的外交信号显然毫不在意。他的本意就是威胁本土水域的皇家海军，德国的造船工程师们则秉承这一意图，为公海舰队的新舰配备了更厚的装甲，以便在英舰的炮火下提供更好的防护性。这样一来，军舰就不得不减少燃料搭载量以平衡增加的那部分装甲重量。德国战列舰的续航力是如此之短，以至于它们很难在北海之外的海区实施作战，这样一来，伦敦的观察家很容易就看出公海舰队完全是针对英国的：这根本不是一支用于防卫殖民地和海上交通线的海军。保罗•肯尼迪对德国的战列舰队有一番精妙的比喻——它们就像“有人手里握了把锋利的匕首，寒光闪闪”，距离当时的头号海上力量的“颈静脉只有几尺之遥”。这种做法显然是弄巧成拙，但直到一战爆发为止，提尔皮茨的战略思想在德国一直得到强化，变成了“至尊至圣、不容质疑的天条”（赫尔维希语）。 当然了，一边倒地指责德国作茧自缚肯定是不公平的，我们也应当分析一下当时柏林可以采用的战略备选方案。如上文所述，德国海军领导层并未考虑从地理上对英国进行迂回、籍此来改善德国的战略位置。这批人对于运用新技术以发展一种非对称战略也不是很热心。实际上，提尔皮茨在很早就对“较小海上力量”的战略——也就是所谓“青年学派”（Jeune Ecole）——嗤之以鼻，这类学说起源于19世纪中叶，颇受法国思想家的拥护。从本质上说，“青年学派”战略并不教人与一支由“主力舰”组成的优势舰队进行直接对抗，而是更加倚重外海的巡洋作战。在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看来，“任何一支海军的支柱与有效力量都应当由这样一些舰船组成：它们拥有比例适当的防御能力和攻击能力，前者足以承受敌方的重击，后者则足以给予对手以重创”（《美国海上权益之现状与前景》）。这显然指的是战列舰和战列巡洋舰——它们是战列舰的近亲，但航速更快、装甲更薄，因之易遭战损。这样看来，所谓巡洋作战（Cruiser Warfare）简言之乃是一种非对称战略，它旨在攻击对方的海上交通线，同时规避敌军主力——优势战列舰队。对一个像提尔皮茨这样执着于决定性舰队会战的海军领导人来说，巡洋作战的间接路线简直是离经叛道。 “青年学派”的游击队员们大抵会赞赏一战爆发前数年中各国海军发展出的非对称作战手段。不过，德国却一直到1906年才开始建造第一艘潜艇，这主要是因为提尔皮茨担心发展水下武器会分散用于战列舰建造的资源。同理，德国在水雷战和鱼雷艇方面的发展也相对滞后。就这样，德国选择了进行一场“正规”海军军备竞赛，要想赢得竞赛，它所付出的成本实际上是德国经济无法承担的；提尔皮茨同时还禁绝了一切“异端”路线，以免在柏林引发争执。最终，公海舰队在开发U艇、水雷及鱼雷武器方面持续滞后，这被证明是德国海军领导层丧失的一个重要机会。 中国在海洋传统方面有着颇多欠缺，在后二战时代，它的海上实力也很虚弱，加上毛泽东游击战战略的遗产和苏联海军正统观念的影响，解放军海军（PLAN）在其创建之初力量微乎其微。在数十年时间里，中国海军被视作抵御外来侵略的一个次要角色，至多能算陆军的附属品。因此，中国海军装备的都是潜艇、鱼雷艇、护卫舰一类的岸防武器。直到1970年代末，当邓小平启动改革开放事业之后，北京才开始清楚地构想要建设一支大大扩充的海上力量。在现代解放军海军的创始人——刘华清海军上将的指导下，中国领导人着力发展其海军在大陆前沿的攻势防御能力，他们设定的作战范围既包括第一岛链内的海域，也延伸到第一岛链之外。即便如此，中国海军的“黄水”心态——即惯于从近海防御的角度制订计划——以及部队构成直到1990年代初都没有多少变化。直至今日，解放军海军依然把大量资源耗费在只能用于近岸防御的导弹艇上，这些小艇虽说隐蔽性和攻击性都大有改善，但续航力相当有限。 然而，这种显而易见的战略阻碍实际上却可能因祸得福。德意志德国急不可耐地兴建了一支头重脚轻的海军，但这支舰队被证明依然不足以与其主要敌手相对抗；而中国人的做法却不同，他们以一种系统的多、也更加有序的方式来扩充自己的海上力量。实际上，早期海军学说的防御性质——显然是出自需要（Necessity）而非选择（Choice）的产物——有助于为“如何击败一支技术上更占优势的敌对海军”这个问题提供创造性思考。 长期以来，中国的规划者们正确而清醒地设想：如果解放军海军被用来对抗美国，它必然被迫在弱者的位置上应战。有鉴于此，他们力图借助中国的相对优势来威胁美国的关键弱点，希望籍此以增加胜利的可能性。中国的战略家们灵光一现，制订出了今天被五角大楼称作“反介入战略”的方案，它包含一系列军事和非军事措施，其目的在于：（1）延迟美国及其盟国军队抵达亚洲某一特定战区的时间；（2）使该战区内对美方维持军事行动至关重要的若干基地或者无法使用、或者陷于混乱；（3）使美方的力量投射工具尽可能远离中国海岸（关于美国智库对反介入战略的看法，可参阅霍尔姆斯、吉原俊井：“马汉的幽灵仍在徘徊”，《现代舰船》2011年9B——译者注） 凭借有选择地发展成本较低、易于部署的武器系统（例如潜艇和巡航导弹），并以适于中国自身环境的作战原则作为指导，中国可能已经具备了实施反介入战略的能力。倘真如此，北京便可以与美国竞争在东亚的领导权，并在东亚沿海建立一个事实上的禁区，使美军不得入内。对领导权的争夺——不管它已是确切的事实，抑或只是美方的感觉——都将弱化美国的政治意志和军事选择，同时增加中国的机动空间。这种态势还将增进另外一种可能性，即中国海军可以在反介入战略的保护伞下突破第一岛链的桎梏。相比之下，当初的德国就没有这样的战略选择。 除去潜在的行动优势外，中国在反介入战略方面的投入尚可望保持其舰队构成和资金投入的灵活性与有效性。到目前为止，北京一直避免大张旗鼓地进行（美国式的）大而全的海军力量建设，尤其是尚未建造昂贵的大甲板航空母舰（2011年7月27日，中国国防部已经承认正在利用一艘废旧航空母舰平台进行改造，用于科研试验和训练，并且“中国有关部门正在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认真研究航空母舰的发展问题”——译者注）。与当初的提尔皮茨相反，美中两国在海军力量对比上的失衡并不让中国人感到恐惧，他们依旧泰然自若，因为“反介入”包含了截然不同的发挥舰队效能的措施。不仅如此，由于解放军海军拒绝进行一场（德国式的）全面匹配、多管齐下的军备竞赛，他们也就毋须承担在军舰数量上与美国竞争的压力。这一情形使中国海军获得了改良并测试其水面舰艇部队的良机，他们可以每隔数年就建造一型新舰，而不必着急将其投入量产。这个不紧不慢但富有成效的过程对大舰队试验无疑相当理想。 战略意志 诚如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所言，战争——抑或任一同等性质的人类竞争性行为——都包含有意志（Wills）的相互冲突。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从英国海上历史中总结出了“民族特点”与“政府性质”这两个关键性的决定因素，它们可以确定一国是否适于发展海上力量（《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年》第一章）。而在沃尔夫冈•魏格纳看来，海权存在一个最终要素——它也是一支舰队追求更优战略位置的发生器——那就是一个国家或民族进入海洋的“战略意志”（Strategic Will），这个术语的灵感显然得自弗里德里希•尼采关于权力意志（Will to Power）的著作。魏氏对英国海洋文化的评价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德国的造舰运动唤起了不列颠人不知疲倦的回应，他是这么说的：“由于长达数百年之久的（海军）传统，海洋已然流淌在了英国人的血管里；而（海军战略）也已经本能地扎根在了他们的意识当中，就像我们德国人已经吸收了陆战的传统一样。”（《世界大战中的海军战略》第六章） 与此相反，德国海军虽然精于战术，但“就其知性而言依然只是一支近岸海军”，“一战中的失败已然昭示了这一点”。这种文化上的不协调意味着德国并不打算采取在程度和持久性上都可与英国相当的（海上）行动，而英国却已经做出自觉的政治选择，那就是不管代价多大、一定要维持本国的海上优势。诚如战时首相大卫•劳合•乔治所言：“每一个英国人都应当拿出最后一个便士来维系不列颠的海上霸权。”而温斯顿•丘吉尔（他从1911年起担任海军大臣）对此的看法可能最为恰如其分：“冯•提尔皮茨敲进他那些军舰的每一颗铆钉，都在促使不列颠帝国每一行业、每一地域那成千上万最有能量的人在看法上统一起来。基尔和威廉港铿锵作响的铁锤打造出的竟是将来抵抗德国的国家联盟，而德国最终也将被这个联盟所颠覆。”（《世界危机》第一卷） 简而言之，英国人的“海洋意志”本来应当使德国领导人在作出扩充海军的决断前就知难而退的。这种意志对作战层面也不无影响。德军指挥官们因为通读过英国历史，自然倾向于夸大皇家海军寻求决定性会战的偏好。不仅如此，德国的造舰工程和战略本身就是基于提尔皮茨海军上将的一个假设：英国战列舰队在战争爆发之际将采取“严酷的攻势”，主动闯入北海展开一场启示录式的恐怖舰队作战。 然而，除去日德兰海战这个特例，皇家海军一直明智地避免进行第二场特拉法尔加之役。德国人站在自己的角度期待一场大海战，英国领导人却拒绝进行无助于推进本方战略目的的作战。皇家海军在使用其力量时遵循节制原则，他们对北海实施远程封锁，同时继续运用已经获取的制海权。显然，英国海军没有必要为自己已经获得的东西多打一场海战，现在，倒是公海舰队反过来不得不尝试挑战英国对重要水域的控制权了（《世界大战中的海军战略》第一章）。 综上所述，柏林一朝启动其造舰计划，便足以触发英国民众、政府以及海军的坚决回应，引起一系列可能促成战争爆发的互动。然则假使德国欲强行自英国手中夺取海军优势，则务必投入海量的资源，而这是柏林无法承担的。我们自可断言，德国无力承担因专注海军带来的大陆防御削弱这一高昂机会成本，因此，德国领导人只能在采取海上战略主动的问题上罕见地保持沉默。造成这一状况部分是因为他们在海军战略问题上视野狭窄，此外，威廉二世对海权所抱的随心所欲的态度也要负很大责任。“如果舰队仅仅代表了一类异想天开的奇思，随之而来的必将是凄惨的战略后果”（霍华德•比尔：《西奥多•罗斯福与美国之崛起为世界强国》）。 这种“领导力赤字”（Leadership Deficit）的状况在今天的北京就不可能出现。中国一贯以审慎的态度培植其民族意志，同时发展海军力量，以便在规避过多有害关注和对抗的情况下实现长远的海上雄心。北京恪守邓小平在数十年前提出的“韬光养晦”规诫，将其海上利益和进取姿态限制在纯粹防御性的范畴内。远在25年之前，他们开始启动“近海防御”（Offshore Defense）的战略，据此指导其海军以高度攻击性的行动和战术来实现纯粹防御性的战略目标，而近海防御直到今天仍是中国海军学说的基石。 上述状况与德意志帝国那种典型的蛮横鲁莽姿态构成了鲜明对比。事实上，北京的近海防御学说使得美国以及中国的主要邻国无法为“中国威胁论”提供有力的证据，也没有借口来鼓吹戒备中国。中国的外交官们一致强调要以和平方式解决领海争端；并行不悖的是，北京惯于以相当笼统的言辞界定其海上目标，并在事实上把专属经济区的范围和领海等同起来。迄今为止，这种策略在亚洲各国首都以及华盛顿所向披靡，成功地缓和了擦枪走火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身处政府最高层的政策制定者已经公开采取攻势，力图有效借重要求进行海上冒险的民族意志。在这方面，胡锦涛主席刚好就是一个例子，他率先对解放军海军和多数公众进行了鼓舞。在2006年12月召开的第十次海军党代会上，胡锦涛指示海军官兵“努力锻造一支与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要求相适应的强大的人民海军”，并“按照中国特色军事变革要求，推动海军建设整体转型”。这位最高领导人的目光已经投向了千里之外的海疆。 胡主席作出指示之后，解放军海军司令员吴胜利上将也在中共中央委员会机关刊物《求是》杂志上进行了应和与详述（参吴胜利、胡彦林：“锻造适应我军历史使命要求的强大人民海军”，《求是》2007年第14期——译者注）。他宣称，中国是一个先天拥有漫长海岸线、诸多岛屿和巨大海域管辖权的“海洋大国”。文章回顾了近代海防的废弛以及随之而来的百年屈辱，在此期间，西方的侵略无一例外是自海上而来。而随着中国的复兴，吴将军确信洗雪昔日的屈辱已正当其时。他以笼统的语句宣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全国人民的海洋观念和国防意识进一步增强，建设强大海军、巩固现代国防、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愿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 如果马汉上校尚在人世，他当即就能理解吴上将描述的未来中国海上力量之“命运”与“选择”（即必然性与必要性——译者注）的相互作用。简单说来，吴上将的文章实际上代表了一种老练的公关手段，其目的是使国民的海洋意识更上一个台阶。 较之蓬勃的民族意志，中国海军的现实实力同样处在令人印象深刻的水平。过去十几年中，中国已经外购或自建了一批适于在第一岛链内外争夺制海权的舰艇。解放军海军退役了一大批老式潜艇，同时建成了3型静音性能良好的新型柴电潜艇。“元”级潜艇在2004年横空出世，据称令美国情报机关大吃一惊。中国还公开展示了第二代攻击型核潜艇和弹道导弹核潜艇，据推测这是一种威慑信号。除去发展平台外，中国也致力于提升潜艇部队的实际作战效能。在这方面，2006年曾发生过一起令人不安的标志性事件：据报道一艘“宋”级潜艇在一艘正在进行演习的美军航母附近浮上水面，当时该航母已处于其鱼雷射程之内。此外美国海军情报局（ONI）也透露，在2007年到2008年之间，中国潜艇的出航频率增加了一倍——当然，其绝对数字尚不惊人。 水面舰艇方面，1999年以来中国已经有4型现代化驱逐舰投入现役，其中一型据称安装了与美国海军最先进的“宙斯盾”作战系统相仿的先进雷达和计算机。与此同时，解放军海军的花名册里还加入了从俄罗斯购买的强大的“现代”级驱逐舰。我们可以根据这些军舰的尺寸粗略估算其战斗力——中国新型驱逐舰的排水量普遍超过6000吨，相当于美国“阿利•伯克”级驱逐舰的2/3。媒体还报道称，解放军计划建造2艘或更多的中型常规动力航母（该报道已在最近几个月大致得到中国官方的证实），这在国际舆论中引起了一阵恐慌。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们还获得预警：中国可能对部署拥有远距离攻击水面舰艇能力的巡航导弹颇感兴趣，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在2008年曾举办过一次中国问题会议，会上的大部分讨论都集中于此种反舰弹道导弹。在居高临下地藐视中国海军整整几十年之后，美国海军的退役和现役军官们现在对解放军海军令人印象深刻的现代化进程表现出了越来越多的（虽则也是勉强的）关注。显然，中国人在装备层面已经在对美国进行追赶。 那么，以上这些事实和美国进入海洋的战略意志有什么关系呢？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一直为他的同胞对航海事业那种漠不关心的态度焦躁不已，尽管美国在19世纪末已然跻身海上强国之列，马汉的焦虑却未曾缓解分毫。他曾指出，美国远未效仿英国的先例，因为美国本身是一个位置宜人、资源丰富、领土横跨整个大洲的国家，它的注意力仅仅集中于北美大陆。在这一点上，马汉推断称美国更类似法国而不是英国。不列颠三岛的战略位置以及资源匮乏的先天条件驱使英国人驶向大海去寻求贸易与繁荣，而法国人可以凭借本国的资源实现自给自足。由此看来，美国的“海洋文化”也许仅仅是一种虚饰，而不像在其不列颠母国那样对整个社会和文化具有一种根本性意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年》第一章）倘真如此，在缺少明确的海上威胁的情况下，美国公众对建设一支充满活力的海军的支持很可能被证明是转瞬即逝的。 与马汉所处的时代相仿，今天，美国的战略意志依然是通过舰艇、飞机和作战系统的数量来得到呈现的。而军费开支的节节增长已经无情地迫使舰队削减其规模。今天的美国海军仅有282艘现役舰艇，不及1980年代（约600艘）的半数，在规模上处于第一代世界大战以来的最低谷。尽管单艘军舰的战斗力相较过去所有增长，但切不可忘记，数量本身即构成一种质量——当我们考虑到诸如解放军海军这样的未来对手已经在着手缩小两国舰艇在性能上的差距时，数量优势就变得更为关键了。一个世纪前，英国海军舰艇数量的缩水曾深深刺痛过杰克•费舍尔和温斯顿•丘吉尔；现在，美国海军也必须应对同一个问题。2007年发布的美国海上战略报告宣称，美国海军将继续保有始自二战年代的两洋舰队，但所谓的“两洋”现在已经缩水成了亚洲东西端的两片海域，即印度洋与西太平洋。和一百年前的英国一样，美国似乎已经得出结论：它必须把力量集中到最重要的战区，缩减那些重要性较小的海外义务。在海军领导人眼中，大西洋和地中海显然要么属于安全海区，要么可以委托给欧洲国家加以保护。 不过，我们尚不能确定美国是否会采取和一百年前的英国相仿的政治抉择，即将现有国家财富的相当一部分用于扩充军备，以维持一支优势的舰队。前文已经提及，美国的地理位置与当初的英国差异甚大，它离开主要对手的海岸线很远。与之相比，亚洲事务对中国的影响则要切身的多，因之在政治关系上也具有更大强制性。在此情形下，（要在遥远的亚洲）维持美国的战略意志对美国政治家来说必将是一桩费劲的尝试。如果他们失败了，中国就将处在一个极优越的战略位置，这一点足以令当初的德意志帝国艳羡不已。 中国的优越地位 最后再来做一下分析。我们用以评估中国的海洋化转型的三大维度——战略位置、舰队和进入海洋的战略意志——表明，北京无疑比一百年前的柏林具有更优越的地位，更有可能实现其海上梦想。而今日的美国决不能自鸣得意，满足于“海权国家总能战胜陆权”的历史幻景。美国领导人不应对以下预测抱有过高期待：诸如“阻挠以往陆上强权建成强大海军的那些约束条件同样也会妨碍中国”，抑或“美国海军可以像皇家海军当初锁闭狭窄的北海那样轻松地沿第一岛链对中国进行远程封锁”，又或者“中国强化海军不会对美国的海上安全形成挑战”（罗伯特•罗斯“中国的海军民族主义：源头、前景与美国的反应”，《国际安全》2009年秋季号）。事实上，除去那些表面上的相似性，德意志第二帝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的差异性却更加显著。它们主要表现为： （1）需要防御的海区范围不同。中国的周边海域并不像北海之于德国那样纯属“死海”。美国海军也无法像19世纪末的皇家海军那样，完全阻止其对手进入关键性的海上交通线。中国商船自可安享驶向其航道的可靠入口，这已经满足了马汉所称的“通往公海的现成出口”的标准。不仅如此，该地区重要的海上交通线大多是沿中国海岸展开的，它们为整个东亚经济提供了急需的资源，其中也包括美国的盟友如日本和韩国。显然，其间关涉到重大的利益。 （2）战略进攻能力不同。如果中国海军继续沿着向上的轨道发展，而美国海军在数量上继续缩水，解放军海军也许终将在第一岛链之内积累起“压倒性力量”，或者至少足以在重要海区维持相当长时间的压力、以实现其政治目标。倘真如此，中国海军将有能力自主要对手手中强行夺取主动权——这一点是当初的公海舰队从未做到的——并迫使美国及其盟国不得不为它们当下堂而皇之进出的那些海上通道而战。中国海军的规划者们从一开始就明智地采用了“青年学派”的策略来指导舰队建设。解放军海军最初发展的是潜艇、扫雷舰这类低端力量，他们并没有像提尔皮茨那样着迷于大甲板航母之类的奢侈舰艇。当然，如果北京认为有必要，他们会在随后进行更加均衡的竞赛。 （3）紧迫感不同。且不说中国的战略环境相对（德国）良好，中国官员和分析人士们在论述海权时表现出的紧迫感远远要比当年的德国来得发自肺腑、一以贯之。这部分是因为德意志第二帝国作为一个既乏海洋传统、又无值得一提的海洋特性的新生国家，把攫取海权看作是（获得某种神秘的）“原力”（Unifying Force）。中国的情况则与之相反，这个国家有着值得尊敬的航海史。她可以自清朝废弛海防的惨史继续向前回顾，忆及那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海上秩序傲立于世、中国海构成其中重要部分的岁月。因此，中国在海权方面的探索很有可能比德国获取“阳光下的土地”的宣言具有更强的持久性。宽松的国际环境、迅速增长的国力和百折不挠的战略意志结合起来，使中国有能力成为一个比当初的德国更令人生畏、决心也更坚定的海上对手。 （4）中国在外交上更加审慎。迄今为止北京一直小心翼翼地经营其海上力量的扩充，避免陷入一百年前推动英德海军竞赛的那种恶性交互循环。中国领导人与德皇及其扈从不同，他们不遗余力地将本国追求海权的行动置于一种非压迫性的、甚至是俾斯麦式的外交战略之下。中国的外交中充斥着诸如“和平崛起”、“和平发展”、“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之类词藻，它们传递着这样的信息：北京代表的是一股明白无误——或者说天然地就是一种——良性力量，它有能力妥善支配一支强有力的舰队，也有能力运用大舰队所赋予的地缘政治影响。 综上所述，中国一直以一种远超过昔年德意志帝国的技巧经营其海军的发展。而本文旨在提供一种关于两国海权发展异同的试验性思考，单从本文出发，我们尚不能确知中国分析人士是否已经事无巨细地研究了德国在海上的经验、抑或从德国的成败中获得了某些指导。即便如此，本文的尝试依旧是有意义的。公海舰队的兴衰分明预示了陆上强国在冒险投入大洋之际，必将面临的艰险和机遇。（全文完） ———————————————————————————————————————— 笔谈中国海军战略问题之三 《现代舰船》特约记者：刘怡 （以下“刘”代表刘怡，“霍”代表霍尔姆斯） 刘：时间过的真快，尊敬的教授，美国和中国都已经进入新的一年了。虽然我们的笔谈总是围绕着“历史的韵脚”，围绕那些“关于过去的正确知识”，但就像修昔底德说的那样，“未来虽然不一定是过去的重演，但同过去总是很相似的”，在今天全新的环境和全新的互动模式中，依然会出现相同的“韵脚”。相信您也是认可这一点的吧？ 今年1月5日，奥巴马总统公布了《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国防的优先任务》报告，进一步明确了战略收缩的目标，尤其是将同时打赢两场战争转变为只打“一场半”战争；而国防部长帕内塔的声明则明确突出了亚太与中东地区对美国的全球存在的重要性。在您看来，这种对利益关系和风险等级的“再评估”，以及随之而来的基于有限财政资源的力量“再整合”与战略“再平衡”，是否有些类似一百年前英国那次战略大调整呢——或者说，“调控衰落”（Managing Decline）？ 霍：我十分确信今日美国的处境与19世纪末的大不列颠有相当程度的近似，不过两者间的差异同样也很明显。正因为如此，把两个国家进行比较意义极为重大：我们可以籍此明辨相似及差异的具体项目，从而更好地把眼光集中到亚洲海域的战略动态上。 与今日的美国相比，当初的英国在许多方面处境相对轻松，因为英德两国在地理位置上极为接近，并且英伦三岛刚好横亘在德国的海上交通线之上。而美国显然不得不跨过极为漫长的交通线进行调整，才能继续维持我们的战略位置。另外，当初的北海显然也不适于与今日中国的近海做类比。 刘：在《历史的韵脚》一文中，您曾引用德国海军史家魏格纳的观点，将战略位置视为海权的第一大要素。德国属于典型的海陆边缘地带（Rimland）国家，其濒临的海洋属于半封闭的“窄海”（Narrow Sea），又缺乏足以威胁对手关键交通线的战略支点，这些先天弱点都使得提尔皮茨上将的“风险舰队”没有机会在自己选定的战场上与大舰队进行一场决战。相比之下，即使中国只将“反介入战略”适用于第一岛链之内，也足以影响到整个亚洲乃至世界范围的经济和安全形势，鉴于该地区存在着美国的众多盟友及利益相关方，是否可以认为，中国相较19世纪末的德国拥有更多制约美国遏制战略的可能性？ 霍：在《历史的韵脚》一文中，我和吉原教授已经指出：中国比19世纪末的德国拥有多得多的战略选择，假如北京愿意的话，它可以成为一个更加可畏的挑战者。但另一方面，今日的美国也比当初的不列颠帝国拥有更多资源，在亚洲这个主要战区，我们拥有众多盟国，这些有助于巩固美国的地位。因此，就像人类事务中经常出现的情形一样，当前的局势含混不清。一切都取决于双方的互动。 刘：我们还可以顺着这条线继续延伸。德国的海权偏执的一个吊诡之处在于，它对柏林的核心利益既无增益，更无帮助。德国的安全问题需要在欧洲解决，维持平衡、避免被敌对性的同盟包围是唯一出路，而德国在1897年扩充海军之前已经把这一切都搞砸了。在那之后，另辟奇径去鼓吹“世界政策”、继而大搞大舰队都无助于缓解这一根本性困境，只能把英国也推向法俄同盟，让事情变得更糟。而中国的情形似乎大不相同——显然，中国扩充海军的步伐本身就是与解决领海争端、重构地区秩序的努力相一致的，政治和经济政策是塑造这种秩序的重心，武力则是必要和补充性的手段。不妨借用一个德语词“大空间”（Grossraum），您认为中国是在以北京领导下的亚洲“大空间”制衡（如果不是对抗的话）作为全球领导者的美国吗？除去军事外，美国是否也会采取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对策——比如，像哈尔福德•麦金德给不列颠帝国的建议一样，进一步强化在亚太战略核心区的“确实”存在？ 霍：在这个问题上，我想抛开中德两国的比较，选择另一个视角——门罗主义。那是我们今天可以参考的先例。您已经注意到，德国的安全问题需要在大陆上解决。大搞海军（对德国）是一种不必要的注意力分散，也是一种不适宜的挑衅。与之相反，对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美国而言，依据美国的偏好来修正国际秩序则意味着控制海洋。在19世纪的绝大多数时间，英国皇家海军有效捍卫着庞大的帝国，这给了美国一个较长的战略机遇期来进行国家发展。而到美国全面崛起之时，英国则处在了不得不将力量回缩到欧洲、以应对德国海军威胁的关键期。这使得克利夫兰、麦金莱和老罗斯福政府有可能着手建立一种过渡性框架，在此框架下，华盛顿允诺照管英国在西半球的利益，伦敦则同意从该地区撤出。皇家海军随后取消了北美分舰队，事实上将该地区的安全保障让渡给了美国，而原北美分舰队的舰艇则返回本土、准备对德行动。我知道中国人一直以来都否认本国有实施“亚洲门罗主义”的企图，这当然是一种健康的政治。不过还是不免会有一些类似的怪诞主张出现。 刘：说到魏格纳的第二个要素，也就是中国的舰队建设，事情似乎出现了您在写作文章时尚未预见到的变化：大甲板航空母舰出现了，即使它远未形成战斗力，但已经奠定了一种趋势。对中国官方口中的“航空母舰平台”感兴趣的美国人大概不在少数，几周前我甚至在《彭博商业周刊》上都读到了一篇关于“瓦良格”号的文章（保罗•M•巴雷特：“中国65000吨的机密”，《彭博商业周刊》2012年1月25日）。现在，您依然坚持您对“非对称路线”的看法吗？ 霍：依我个人的见解，我仍旧坚持之前关于“非对称战略”的看法，不过在具体的细节上可以有修正。将“瓦良格”号重新投入使用一事本身意义不大。除非该舰在海试中表现良好；或者中国飞行员完全掌握了舰载机海上起降的一切繁杂技术，同时还能避免美国海军在1950年代培训第一代喷气式舰载机飞行员时遭遇过的人力物力损失；抑或中国船厂已经有能力建造比现代化改装后的“瓦良格”号更大、更强的航母；否则尚无必要重审我此前的判断。我很怀疑在未来几年当中这种（颠覆性的）重新评估是否有必要。况且即使解放军拥有了一艘航母，中美两国在海军实力上的不对称状况也将长期持续下去，除非解放军海军领导人极为愚蠢（以至于倾全国之力大搞海军竞赛）。中国海军的基本战略是开发地理优势，利用在空间上临近潜在的作战海域这一优势，同时添造新舰、发展导弹技术。北京为什么要冒险放弃以上这些优势，却去搞赌博性的所谓“对称战略”呢？起码我是不会这么选的！ 刘：另一方面，作战舰艇的功能似乎又必须与我们对海权概念的理解联系起来。英国海权思想家赫伯特•里奇蒙德爵士曾经指出：“拥有海权者有能力穿越本国版图之内或本国与盟国之间的大海大洋，将己方的军队和商业力量投送出去。”对于被第一岛链包围、同时还在台湾及南海诸岛面临跨海作战/支援行动挑战的中国海军来说，这种“投送”能力可约略等同于两栖作战能力，而您的文章在这方面谈的不多。在我看来，即使在像反舰弹道导弹（ASBM）这样的技术手段帮助解放军海军获得了一定的区域反介入能力之后，完成跨海投送部队并确保占领依旧是相当严峻的考验，而中国继续建造大型船坞登陆舰（LPD）的状况似乎也与这一点暗合。不知您意下如何？ 霍：您对两栖战能力的看法相当正确。反介入战略是一柄双刃剑。中国也许可以籍此使外来介入者退到中国海岸之外若干海里，或者延缓其抵达战区的时间。不过，台湾那些内行的防御者们也可以依样效仿，设计一种规模较小的“反介入战略”来应对两栖入侵。您对我和吉原教授的研究相当熟悉，想必已经知道我们曾为詹姆斯顿基金会撰文、建议台湾海军采取此种对策（霍尔姆斯、吉原俊井：“海峡防卫：21世纪的台湾海军战略”，2011年6月21日）。不过不必担心；他们会阅读我们的文章，但未必会照着去做。 刘：说到魏格纳强调的海权第三大要素——战略意志，前一阵我重读了一份精彩至极的历史文献“克劳备忘录”（1907年），它刚好诞生在您文章论述的主题同一时期，并且涉及到盎格鲁-萨克逊式的安全观念。克劳曾设想了德国在追求“世界强国”地位时可能采取的两种路线，一种直接而粗暴，一种徐渐而和缓，但这对英国来说并无区别，因为无论哪一种路线都有赖于“尽己之力建立一支尽可能强大的海军力量”，单单这一点就足以危及英帝国的生存，因而为伦敦所不能容忍。您不认为这又是一个“历史的韵脚”吗？ 我相信中国的“和平崛起”姿态以及稳扎稳打的步伐比一百年前的德国更少招人讨厌，但这足以降低弥漫在“霸权-挑战者”互动关系中的敌意吗？对一个力量和地位急剧上升的大国来说，低姿态在很多时候帮不上多少忙：它既无法消除崛起带来的压力和反弹，亦无法摆脱因崛起带来的更多国际责任。在我个人看来，相对于美国提出并希望中国扮演的世界范围内“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角色，中国在很长时间内还是一个亚洲大国，需要首先理顺地区层次的利益关系。如果把这一点理解为“俾斯麦式大战略”，则它的首要特征应当是节制。您意下如何呢？ 霍：一点不错，克劳总体上认为英国应当扩充实力来对抗德国，原因是德皇的行事方式缺乏目标及稳定性，以至于完全没有可能判断柏林的意图。假如一个国家要打消其他各国的疑虑、使它们相信自己怀抱着善意，就势必要通过一系列历史案例和事实来证明自己言而有信。例如，一个海上强国奉行战略节制、不滥用其海军力量，那么随着时间的流逝，其他国家对该国舰队活跃于本方海岸之外就会习以为常——甚至还会相当欢迎。而如果仅仅是在口头上宣称自己热爱和平、指望其他国家完全从字面上理解这种表态，那无疑是不够的。所行与所言若不得一致，好名声就会被白白浪费。这些都是中国领导人应当牢记在心的。我本人预期北京的表现会好过德意志第二帝国，不过这个标准实在太低了。至于能比德国好多少，这倒是一个相当重大的问题。 刘：最后，不妨谈谈我们在去年的笔谈中曾经触及到的一个问题。1967年的一项研究指出：“比起单纯因‘海运’这种运输方式而创造的不稳定的财富，‘海权’可能另有一个更加可靠的经济基础；那便是国家经济生活的活力（Vitality）。……统治性的海上权力并不总与自身拥有最大商船队的国家相伴，而是为那些可以凭均衡的经济增长支撑其海上事业繁荣的国家所掌握。”这就涉及到了海军军备方面的巨额开支问题。到目前为止，中国较为高速的经济增长支撑了改善国防和海军体系的需求，而美国的战略调整则必须合于相对紧缩的国防开支，这显然影响到了美国海军的明天。您认为这种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是否可观？它是否可能导致整个战略的根本性变化——例如，英国在19世纪末一度的联徳企图？ 霍：作为一个美国人，我对本国的未来持乐观态度。是的，我们需要勒紧裤带，我们也需要在世界的不同区域间设置战略优先度。不过就我个人所见，以上这些势在必行之举，我们已经都在执行了——尽管是以美国人惯常的那种乱七八糟、吵吵嚷嚷、富于戏剧性的风格在进行。这里我可以引用一个常见的美国笑话：“香肠虽滋味可口，但没人想要观赏它是怎么做出来的！”我们应当牢记，“衰落”只是一种相对状况；至于我们今天看到的国防预算被削减的现象，那仅仅是因为美国在过去十年花了太多钱在军费上，现在我们打算返回到和平时期正常的开支水平上。仅此而已。 刘：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抽空继续与我以及《现代舰船》广大读者的对话。希望我们的讨论还能朝更深入的程度进行。 霍：希望我的看法能对《现代舰船》的读者有所助益，我也很期待能继续类似的笔谈。 附记：目标与手段：对中国海军战略的延伸思考 （特别鸣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吴征宇副教授为此延伸思考提供的指导。） 《历史的韵脚》讨论的话题，可以说毫不新鲜：一则今日的中国与19世纪末的德国同属新崛起强国，在经济实力、全球地位及后发优势上颇多共同之处，也都有发展海军、维护日益增长的海外利益的倾向，令主导性海洋强国相当忌惮。二则中德两国同属海陆复合型国家，在陆上有显著的安全利益，难于将全部资源都投入海上扩张，似乎又合于马汉指出的陆海两栖国家的天然缺陷。德国在海军竞赛之初一度踌躇满志，1912年之后却已难以为继，原因就在大陆安全形势的恶化使得扩充陆军的压力激增，无力继续在造舰方面投入物力财力。“韵脚”者，盖在此矣。 一国应当且必须拥有保障本国海上权益的舰队，这一论断已成为常识，但舰队究竟应发展到何种限度，除了取决于本国掌握的财力、物力和技术资源外，更涉及安全观乃至整个国家战略的目标。以今日的中国为例，历史遗留的海疆争端与现实的经济利益增长都要求建设一支远洋水面舰队，包括航母。而从全球权势结构看，作为陆上强国和区域大国的中国强化海上力量，冲击的当然是作为主导性海洋强国的美国；但就中国面临的具体海洋问题而言，直接发生互动和冲突的却是周边邻国。从历史经验看，若海陆复合型强国意图在某一区域建立起绝对控制，尤其是基于军事优势的排他性政治和经济安排，往往会遭致主导性海洋强国的激烈反应，促使其与该区域内的二、三等强国共同遏制崛起者（这也是美国一再夸大中国“反介入战略”威胁的主因，盖“反介入战略”以ASBM等岸基武器作为支撑工具，相较水面舰艇更难应付，对周边国家的影响也更显著，使得整个东亚安全的形势进一步复杂化）；而从现实形势看，亚洲固有的权势结构，尤其是二、三等国家的对外政治运作完全无法脱离美国这个“中介者”。这就使得中国在努力创造有利于解决东海、南海问题的亚洲政治结构时，必须坚持开放性，容忍美国这个“局外人”的存在，避免冲突升级。 与此同时，中国先天的地理位置又决定了北京既无可能、也无必要发展排他性的全球海上力量（历史上从未有哪种“有限的”全球性海上力量得以长期存在，要么成为独占性霸权，要么以区域利益为中心），更无必要主动将中美海上利益的矛盾与差异升级为对抗性。习见的“惟有足够大的远洋舰队方能有效保护关键性海上交通线”等看法，实际上是建立在“据对安全”观念的基础之上。在中国当前的关键性海上交通线与国际战略通道基本重合的情况下，通道的安保向来由包括最大海权国家（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集体负责，中国只需承担相应的责任，刻意突出中国在该问题上的特殊性毫无必要。反之，若该通道的安全遭到彻底破坏、因之对中国经济利益造成决定性损害，则只可能在一种情况下发生，即这种破坏本身就是来自最大的海权国家——美国。此时两国的冲突已经全面化，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任务势必由整个国防系统来完成，而不必由海军独担。反之，和平时期片面谋求绝对安全，除导向“预言自证”（即预设双方的零和博弈及对抗性冲突不可避免，因之加紧扩充军事力量；对方依据这一征兆进行军事上的反扩充，使得彼此间的不信任和恐惧不断升级，最终使对抗性冲突成为必然）外毫无益处。

按：总的来说本文缺乏营养，主要原因是写到一半我就饿了，次要原因是篇幅不足，而且照例又偏题了。开篇之所以提到Pierre Hassner，不仅因为他是Neo-medieval Era这个概念的创造者，而且还因为他是《政治哲学史》中康德和黑格尔那两章的作者。一切已经和将要存在的关于万民法的思考都必须以正义战争理论为基础，我两次提到康德的名字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而Hassner在那两个章节中恰恰都没有回避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关于黑格尔历史哲学发展的最终形态，刚好是在Alexandre Kojève那里得到了最清楚的呈现。 关于现代民主国家的中立化与非政治化及其在国内/国际法领域的表现，Carl Schmitt在1933年前的所有政论几乎都在谈论此问题，与其听我复述，不如读读原文，极其精彩。值得一提的是，恰恰是Kojève对施氏在这一问题上的见解做了延伸和补充，并且体现在《法权现象学》中。比较这两个人的看法无疑是很有趣味的。 综上所述，敷衍出这篇文章基本上只是为了向几位伟人致敬。关于托克维尔的那个段子我不是第一次引用，一半是因为前一阵第二次精读了托氏关于1848年革命的回忆，另一半是因为施米特写过一篇以托氏自况的古怪文章。文章引用了马克思转引黑格尔的名段“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随后的半句我没有抄上，那代表了我对一系列老现象Redux的观感，也是我对自己这篇烂文的基本态度。 1848年2月24日，托克维尔前往巴黎勒贝尔蒂耶街拜访一位同僚。他穿过清晨的人行道，惊讶地注意到路旁的大树正一棵接一棵地被伐倒。市民们静悄悄地收集着木料，在车行道上搭建街垒，他们各司其职，熟练的如同流水线上的工人。大历史学家受了震撼，不禁脱口而出：“这一次不再是一场骚乱，而是一场革命！” 一百六十多年后，当代的政治学者以及知识分子却不能肯定，发生在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乃至纽约祖科蒂公园的究竟是一场革命还是一场骚乱。12月5日号的《时代周刊》以一位蒙面示威者和红字标题Revolution Redux（革命复归）作为封面，Redux这个习见于17世纪的老词，刚好是在描述1660年查理二世重新统治英格兰时出现的。从这个角度说，“革命复归”——也可以叫作“革命复辟”——似乎并不是在描述一种状态，而是本身包含着二元对立，使人回想起巴士底狱、波旁王朝以及老拿破仑的幽灵。对此不遑多让的还有联合国大会，九个月之前，当联大取消彼时还由卡扎菲集团把持的利比亚政权在人权理事会的成员资格时，理由之一就是“中东和北非的民众正在要求新的民主权利与自由，国际社会对此应予以坚定支持”——这里分明出现了伍德罗·威尔逊那苍白忧郁的脸。 既然“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并且“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那么我们不妨也借用皮埃尔·阿斯奈（Pierre Hassner）发明的一个词儿，把即将到来的时代称作“新中世纪时代”（Neo-medieval Era）。托马斯·潘格尔（Thomas L. Pangle）在1999年曾试图剖析这个词的含义，他归纳出的要点包括：世界事务的普遍道德含义正越来越重，这表达出日益强烈的全球集体意识，也意味着出现统一而明晰的“万国公法”的可能性在增加，恰好等同于中世纪时代清晰严整的基督教道德。另一方面，执行这种道德的偏偏又不是既有的国家或永久性国际组织，各种非官方甚至特定的机构（比如CNN和大赦国际）成了公共意见的指导者和发动者，他们传达给外界的信息显得错杂而含糊，和中世纪时代诸侯林立、群龙无首的状况别无二致。 在的黎波里和纽约发生的一切，共同构成这“新中世纪时代”的先声。鉴于前者的血腥暴戾与后者的温文和平刚好构成对比，这个结论听上去相当奇怪。但有一点是共通的——与其说他们是指向既有政治主体及其合法性的政治运动，倒不如说本质上是反政治的。“全体人民”中的一部分（无组织的华尔街占领者），或者某些拥有有限实际权威的地方势力（反卡扎菲的利比亚部落），不再相信国家的“法”、或者这种“合法状态”较之“前政治状态”更加优越，他们以某种形式的“世界精神”——反对贫富分化或者“要求新的民主权利与自由”——作为旗帜，进行纯粹是破坏性的抵抗。华尔街占领者以及卡扎菲的反对者们最初都没有什么口号，区别仅仅在于，前者被美国政府以完全行政性的理由和处置早早消灭，后者则在北约的指导和援助下“意外”地捏合成一个团体，推翻卡扎菲并成为利比亚的新执政者。 马上得天下之后，利比亚以及之前的埃及、之后的叙利亚等国似乎又出现了新的苗头：为了夺权目的而草草整合成政治团体的反对力量内讧不断，人民则再度奋起，宣泄不满和戾气，这副混沌不清的局面像极了中世纪的另一大“特产”——诸侯战争。倒是美国政府在占领华尔街和利比亚内战上的相反态度值得玩味：华盛顿有没有留出足够的空间来安放新中世纪的教皇席位呢？ 中立化与非政治化 《彭博商业周刊》在秋天挖出了他们所认为的“占领华尔街”的精神教父，这位格雷伯先生（David Graeber）是位人类学家、社会活动家、无政府主义者兼反权威主义者——这种身份合于“新中世纪主义”的期待，即科学观念至上、以社会否定国家和（至少是形式上的）多元主义。然而，它们又是如何与泛道德主义相契合的呢？ 可以肯定的是，格雷伯先生的例子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一百多年前，法国的工团主义者就曾宣判：“国家死了。”当然，鉴于刀斧手尚未就位，国家直到今天还苟延残喘着，但这并不妨碍新工团主义者们在伦理上对它进行消解（这种消解让我们想起康德和他的“永久和平论”）。他们要么宣称，作为最高社会组合体以及最高伦理的承载/创制者的国家并不比其他社团或伦理更高明——利比亚的部落反抗者们喜欢这种逻辑，格雷伯也会赞同的；要么干脆抛开国家，直接去和“人民大众”、“全人类”或者“历史潮流”对话——联大决议以及齐泽克在占领运动中的演说都是这个调调。 多元主义的支持者们大多希望国家仅仅充当一个利益平衡者，一个对不同的社会和经济权力作出妥协，因之不具有独立内涵的中立角色，一个调停但不决定之人，一个仅在必要时才出场的隐形人。另一方面，国家中立化的鼓吹者往往也是程序正义论者，在他们的概念里，理想的政治操作过程乃是一种法理化（Justification），那将是一个由法学概念和术语环环相扣而成的简单推理过程，不需要价值判断，也不需要倾向性——不需要决断（Decision）。这种因为多元化导致的中立化观念扩展到国际事务领域，就成为“全人类”和“历史潮流”的伙伴，成为某种单一的道德符号。 这种情形，刚好与冷战期间东西对立、两种道德标准泾渭分明的情形截然相反。一方面，非政治化在内政和国内法意义上的扩展，或许应当视为国际政治无政府状态的“倒灌”，如果国际政治的多极化、文明冲突的可能性已经成为事实，那么国内政治的中立化和底线化大概也有可以理解之处。但我们仍然无法忘记，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及其徒孙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冷战的前端和终点处同时描绘了某种“普遍均质国家”的可能性，描绘了单一民主政体一步步扩展到全世界、使历史趋于“终结”的可能性，这好像又是康德式观念的写照。 一面是多元化和碎片化，一面是一体化和趋同化——我们已经触到了“新中世纪时代”的又一个镜像。 施米特的焦虑 八十多年前，一个政治上不很“正确”的德国人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后来他和科耶夫有过不浅的交情——曾以相当激烈的笔调集中声讨民主政体尤其是政治法学领域的政治中立化现象。他的论点简洁明白：“划分敌友是政治的首要问题。”而这种敌我划分或曰决断在当今的自由民主政体下却被有意地淡化和遮蔽了。 自由主义与代议制民主的结合，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普遍胜利，在施米特的时代就已经无可辩驳了，并且由马克斯·韦伯这样的伟人提供逻辑支持。但施米特恰恰对“全球范围”和“普遍胜利”大感怀疑，在他看来，“民主的第一个要求是同质性（Homogeneity）；第二个要求是，当形势需要的时候，排斥或剪除异质性”，并且“平等的问题绝对不是抽象的逻辑和算术游戏，平等（必须）意味着实质上的平等”。从国内法意义上说，即使是在实行现代民主制的国家，民主红利也不可能且不必要惠及全体大众，因为只有当掌握政治权力的核心市民阶层将其政治/经济意图注入代议制政体时，后者才能具备决断性，因之发生实际政治效力。作为民主政治、实际上也是任何一种政治核心要素的权力（Power）在政治运作开始之前就已经被确定的同质共同体所掌握，这个共同体在历史上曾无数次以完全违反程序正义的方式，确保并强化自身在种族、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同质性。而国内法意义上的“中立”，也须以同质性为前提。 反之，在国际法领域，“现代帝国主义创造了无数与其经济技术发展相适应的统治形式，这些统治形式和殖民宗主国内部的民主发展步调一致”。威尔逊在1918年提出“十四点”的时候，像伊拉克这样的地区并未由衷生出独立的愿望，但在“民族自决”旗帜下也匆匆建国了；然而伊拉克究竟何时才能达到“自立之时”，依照国联盟约，仍须由托管国决定。从程序上说，该国的独立完全是个纯法理过程，但幕后的决断者才拥有真正的政治权力，只是以一套更加“现代化”和更有效的手段文饰过了。决断者不仅能决定如何维护其统治基础，甚至可以重构一切相关术语和概念的内涵，比如，“维护地区和平”就比“武装干涉”文雅的多。最终出现的将是奥威尔式的场景——“战争即和平”！ 只有自由主义是真心信奉价值中立、理性主义和程序正义的，但自由主义本身不具有政治决断性。只有在基于同质性和权力性的民主政体提供了舞台之后，这种“中立”才有发挥效用的可能性。否则，抗议也好、辩论也罢，只不过像“把现代中央供暖系统的散热片涂上红油漆，好让它看上去像熊熊烈焰一样”，徒有其表，毫无意义。 谁是“敌人” 回到我们眼前的生活世界吧。施米特会如何评论在利比亚发生的一切呢？他盛赞过19世纪以来存在于美国和英国的那种民主，不是因为他们的中立性，而是因为它们“通过真正权力的交接和转换，迫使真正掌握权力的人或社会力量亮相，而作为这种亮相的结果，政府就总能够在表象和现实的‘美妙的’协调之中代表最强大的力量”。中立化和非政治化的可能不是因为其自身，而是因为某个同质的市民阶层共同体已然成为“最强大的社会力量”，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基于自由原则的公开辩论和对峙，最终将促成真正掌权群体的“亮相”。而利比亚欠缺的并非形式上的选举或竞争，恰恰是以同质的市民阶层为核心、因之与议会民主制形式对应的社会基础。在这种情形下，硬要维持“程序正义”，最终“亮相”的当然也会是“最强大的力量”，但这个力量的目标或许恰好是终结市民阶层的法权国家。而美国政府对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粗暴，反过来证实华盛顿在维护同质性上是不遗余力的——绝妙的反差！ 我们也可以从类似的视角观察既有的国际问题。一种“对话”或“合作”倘不能与确定的大战略、政治意志乃至权力追求相适应，便不具有政治实质，否则就只是一个夸夸其谈的演讲俱乐部。面对发明了一整套国际事务新术语、并能灵活转换其内涵的对手，当真相信“中美关系处于建交以来最好阶段”的客套，或者机会主义地认为可以自某一特定地区“以小博大”、逆转整个局势，都是危险之举。我们当然不会忘记，施米特之前的德国在1871-1918年发生的一切，也不会忘记马克·吐温的教诲：“历史并不重复它自身，但有着相同的韵脚。”

译者按：保罗•肯尼迪教授以《大国的兴衰》及一系列国际关系史著作闻名于世，但在学术生涯前期，他的主要精力和关注点却集中在英德关系与英国海军史上。《英国海上统治权的兴衰》（1976）是他第二部较系统的专著，其中的导言“海权诸要素”对基于马汉式解读的海权概念之内涵及其局限性进行了细致的梳理，既可视为进入英国海军史的引论，亦可单独阅读。本文根据企鹅丛书收录的《英国海上统治权的兴衰》英文版（2001）译出，并增加了部分注释。 “海权”这一术语的定义及其各阶段 依我之见，本书在开篇之初，首先应当对全书常用的某些关键术语——尤其是那个时隐时现、令人血脉喷张的词儿“海权”（Sea Power）——进行一番省察。这类探究当然不无风险，日后也难免被继续修正，但究为明智之举。自打马汉上校在19世纪末写出他那些具有开创意义的著作以来，“海权”一词在海军官兵、政治家、战略家和历史学家口中已经变得耳熟能详：即便如此，要以寥寥数语准确界定“海权”的内涵依旧是件难事。有些学者做过这类尝试，但在下完定义之后，他们又不得不承认这个话题委实复杂，赶忙补上一连串的限定语和追加评论。值得注意的是，甚至马汉本人在研究开始之初也没有力图去界定什么是“海权”，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历史范例和评论，马汉试图以此来揭示海权的性质，避免它继续处于“含混不清、空洞无物”的状态（《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1890年版序，下文出现该书处均简写为《海权论》——译者注）。 不过，在马汉的著作出版若干年后，英国历史学家赫伯特•里奇蒙德爵士曾试图对“海权”的内涵进行描述，他的言说将成为我们参考的第一个工作定义。里奇蒙德是这样写的：“海权是一国实力的表现形式。拥有海权者有能力穿越本国版图之内或本国与盟国之间的大海大洋，将己方的军队和商业力量投送出去；在战时，这种投送可以直抵它需要介入的敌方领土；同时，拥有海权者还能阻止其对手掌握类似的能力。”（《国务家与海权》。关于里奇蒙德其人及其著作，可参阅“诸神的黄昏：现实主义者赫伯特•里奇蒙德”，《现代舰船》2010年10B、2011年7B、8B——译者注） 对历史研究者来说，这番定义包含的军事内涵很容易理解：远至布匿战争时代罗马对地中海的控制，近到1939-45年战争中盟国的海上优势（这种优势使得盟国可以在诺曼底和冲绳岛这样相隔万里的地区进行成功的两栖作战），我们可以看到许许多多这类例子——一个或一群国家只要拥有了此种跨海投送军事力量的能力，便可以从中获益匪浅。显而易见，那些掌握了海权的国家享有免遭跨海进犯的安全，拥有直抵敌方海岸的机动性和能力，同时还可自由地进行外海航行和海上贸易。这种优势地位被伯纳德•布罗迪（Bernard Brodie）这类海军战略家定义为“制海权”（Command of the Sea，按字面意思则为“对海洋的控制”——译者注）。 制海权，或曰对海洋的控制，从来也不意味着对各大洋水域的完全占有：这种占有在物质上没有可能，在战略上没有必要。因为海洋与陆地不同，它本身对人类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人们既不能在海上居住，又不能在海上耕种，还不能在海上盖房，并且也不能买卖它。实事求是地说，海洋只是人类从一片陆地去往另一片陆地所经过的中介物：或者，按马汉的经典表述，它就像“一片广阔的公有地，人们可以在其上自由穿行，不过总有一些线路是人们会经常使用的，它们的存在显示：某些支配性原因使人们倾向于选择特定的航线而不是其他”（《海权论》第一章）。如果一个国家可以从总体上保护其舰船沿这些“经常使用的线路”往返交通的自由，并使其敌国无法分享此特权，则它就拥有了制海权：该国的贸易将因此而繁盛，该国的海外联系亦可维系，该国的军队更可自由前往其所期望的目的地。 人们一旦意识到海洋最适于充当军队投送和商品交换的中介，他们便转而致力于建造一种武器，凭借它来获取和维持制海权，这种武器便是军舰。在装备了一批武备强劲、操纵灵活、足以逐退当面之敌的舰艇之后，人们便拥有了控制海洋的手段。正因为如此，自上古时代起，关于海上作战的种种记录便没有中止过，水兵们摧毁敌人的舰队、或至少迫使其龟缩于港内，以便努力确保本方享有海上支配地位带来的优势。这样一来，海军至上主义者的传统里就多了这么一道基本信条——海权的核心在于作战舰队（日后称为战列舰队Battle-fleet）。另一方面，小规模袭扰行动、或是对商船的零星打击只能取得短暂和局部的优势，一旦敌方战列舰队抵达战场，这种优势就将荡然无存。马汉曾经指出，巡航战（guerre de course，原指商船捕获行动，可理解为商业袭击战或破交战——译者注）无法动摇“拥有占压倒性地位的海上力量所具备的优势，有了这种力量，就可以将敌人的旗帜逐出大海，或者只允许其作为逃亡者出现；还可以借助对这片大公有地的控制，锁闭前往敌方海岸或自敌方海岸出发的一切商业航线”（《海权论》第二章）。 以上文字大概要算马汉曾经做出的最近于定义海权的尝试了，其中的关注点则与里奇蒙德不尽相同。如果说里奇蒙德的定义侧重于一国跨海投送部队的能力，那么马汉就把这种能力和该国控制海上贸易以及商业航线的能力置于了同等重要的位置，甚至更加侧重后者。两种定义间的差别可以依据海权发展的不同阶段自然地加以解释，这种发展既不免为技术、经济及政治方面的进步所左右，自当反映其带来的总体性优势。在第一阶段，越海航行（不论远近）仍是一件新鲜事物，将军队自某一战区船运往另一战区便是海权的基本目标与定义：里奇蒙德、波特和尼米兹（见其合著的《海权：一部海军史》一书）直到20世纪中叶依然在这个意义上使用“海权”一词，这表明上述基本内涵永远不会消失。尽管如此，到17世纪前后，西方文明的发展已经催生了海权的某些更为复杂的组成及目标：鉴于海上贸易已经四通八达、繁盛一时，人们意识到对其进行促进和保护于国家福祉具有极大的重要性；造船、驾驶、导航和制炮方面的技术进步催生出了战列线军舰（Ship of the Line，此处指风帆战列舰——译者注）——它们是现代战列舰的鼻祖；海外探险以及一系列通商口岸、殖民地在美洲和亚洲的建立则表明，欧洲财富中越来越大的部分现在集中到了海上；而以上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带来了一个结果，那就是各民族国家都建立并维持了自己的常备海军。 “海军至上主义者”（Navalist）在海权深远影响方面的偏好 以此观之，第一阶段的侧重点在于短期的或曰战术性的目标，即跨水域运输部队；之后乃转向长期的或曰大战略性质的目标，即在海上树立永久性的国家力量，其中既包含通常贸易，又包含常备舰队。这一变化可以解释为什么读者在关于海权问题的诸多专著中可能碰到形形色色的关于海权的定义。实际上，在19世纪末期，曾有一批属于所谓“蓝水学派”（Blue Water，也即极端海权至上主义者）的学者极为强调应当利用战列舰队对敌国的商业和战争潜力实施打击，以便建立制海权，他们把运输军队前往海外战区的意义置于极其次要的位置；他们认定，长期封锁造成的缓慢但严酷的压力往往足以令对手屈膝臣服。与这类观点直接相连的还包括厌恶大陆战争的倾向，蓝水学派坚持认为，英国在从事大陆战争时通常要比海战消耗更多的人命和金钱，战术行动的自由也更受拘束，因而大陆战争在一定意义上是“非自然”的。博林布鲁克在其著作《爱国君王论》（1749）中的断语可以说最好地概括了这批片面论者的看法，他是这样写的：“我们和其他两栖动物一样，偶尔也必须登岸：但‘水’才是更适合我们的环境，在水中……我们方能获得最大的安全，因之方能发挥出最大的力量。” 下文我们将会看到，上述观点的实质不过是摆出一副言过其实的姿态，而完全无视人类在对陆权和海权进行综合运用时，其间复杂关系的诸多基本面貌；不过它也阐明了一种困难，即单纯依据海外军力投送这一点来建构海权的定义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尤里乌斯•恺撒或诺曼人大概还能接受这种简单的一元论，但在文艺复兴之后的时代，海权始终被看作是一种更加复杂、影响也更深远的力量，它不仅涉及战时入侵的成败，更与贸易、殖民地、经济政策及国家财富紧密相连。当哈利法克斯在1694年写下“留神你的‘护城河’。一个英国人政治信仰的第一条必须是信仰海洋”时，他无疑在明示，历史已然进至这样一个阶段：海权已然成为国家哲学之最重要部分。如此一来，一般探索海权问题者皆不愿贸然给“海权”概念下一个简省精悍、又足以满足各方面要求的定义，也就不足为奇了。 马汉笔下的海权众要素 不仅如此，数百年来，借助一支强大的主力舰队控制海上交通固然已被视作海上力量的有形象征与基本事实，但人们同样还认识到：舰队的持存与作战效用本身也为海权的许多其他“要素”所左右。正如海军史家波特（E. B. Potter，1941-77年在安纳波利斯官校讲授海军史）在《海权：一部海军史》注意到的那样：“海权的构成要素绝不仅仅局限于作战舰艇、舰载武器和训练有素的水兵，它还包括岸基设施、位置优良的基地、商业航运以及有利的国际盟约。一个国家行使海权的能力同样也基于其人口风习及数量、政体特性、经济健康、工业效率、国内交通发展、港埠数量与质量、海岸线范围，以及该国本土、基地和殖民地之于其海上交通线的位置。” 波特列出的是一份很长的清单，笔者在此不可能对所有这些要素进行全面的分析；但值得注意的是，波特的这一描述、以及我们在关于海权的各类著作中可能接触到的所有其他变种罗列，实际上很大程度上都是基于马汉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中做出的结论。严格说来，即使是马汉本人的研究也算不上新颖，但他以极为精彩的方式将此前诸多零散的观念整合成了一套逻辑清楚的哲学，同时还教育众人，尽管海军战术与历史环境常变常新，但某些基础性的战略思考和原则“属于万物秩序中不可更易或恒常的那部分”（《海权论》第一章）；这些成果为马汉赢得了世界性声望。据此，如果一个国家注意到了这些“不可更易或恒常”的教益并掌握了其中必不可少的基本要素，该国就拥有了一个有利位置，可以成功配置其海上力量。以此观之，马汉显然力图在海权问题上进行克劳塞维茨和约米尼曾经对陆权进行过的那种研究，他的著作也反映了19世纪所盛行的竭力发现社会生活“法则”的倾向；在后来实证主义不那么流行的年代，这种倾向已经被否定了。尽管如此，在这个问题上，大致罗列一下马汉的观点依然是有必要的。 马汉列出的在历史上曾经影响过海权的六大主要条件如下：（1）地理位置；（2）自然构造；（3）领土范围；（4）人口数量；（5）民族特点；（6）政府的性质和政策（《海权论》第一章）。 头三项条件就其本质而言都是地理性的，因而可以放在一起讨论。马汉对历史的解读使他认识到，同那些被迫时刻准备好和陆上邻国交手的国家相比，一个无须在陆上自保或扩张的国家可以更加从容地集中精力发展其海权；位置良好、与重要大洋航线相连的地理形势则可提供进一步的重大优势，良港和海岸线也具有相同的功效，但后两者务必不至于给一国的防御带来过重负担，也不能被分割（例如法国的海岸线）；此外，贫瘠的土壤和恶劣的气候往往会刺激一国国民从事海外开拓，而那些自然条件优越国家的居民则很少效仿这类做法。 另外三项条件也可以联系在一起探讨，因为就马汉的意见来说，他认为三者是根源相通的。他所说的“人口数量”并非指全部国民的总数，而是特指“从事海洋职业”的人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至于“从事海洋职业”的人，则既包括海上商业从业者、又包括随时可加入海军的人。与此相类似，所谓“民族特点”，就是指一个民族利用海洋提供的一切收益——诸如利润丰厚的贸易、稳定的职业、海外殖民地——的总体倾向。在这方面，马汉为一国海权的成功发展开出了药方，那就是建立一个由富于冒险精神，随时准备好、并且也有能力对海上实力作出长期与充分投资，以便在本国及外洋海域保障自身权益的商人和店主阶层的国家。在这当中，政府也须扮演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在和平时期，它应助长该国在海军和商业方面的潜力；在战争时期，它应娴熟地利用其海上力量，如此，胜利的前景——以及随之带来的一国世界地位的提升——才会有保障。 对马汉教诲的普遍适用性仍有保留意见 尽管马汉的分析多少带点儿令人怀疑的决定论色彩——这在他那段述及“民族特点”、带有准种族主义色彩的文字中表露的最为明显——他的著作中许多其他部分还是可以被我们不假思索地加以采纳的；事实上，马汉对“海权诸要素”之探讨的相当一部分内容似乎出自熟悉的老生常谈，它所包含的乃是海军战略的通行准则，因此才得广泛流传，至于应归功于马汉一人的独到见解则是很少的。然而，尽管马汉以为他总结的这些基本原则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并且他本人声名鹊起也是因为读者们认定他从过往历史中汲取的教益在当下和未来依旧有效，在本书开篇之初就对马氏的整个哲学做一个基本评价依然很有必要；马汉的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归纳性的，也就是说，作者对他所认为的“在当下和未来依旧有效”的某个特定历史阶段以及一系列环境进行了检视，从中得出若干结论。除去简单提及古典时期的海上斗争外，马汉把他的主要研究集中到了1660～1815年发生在四五个西欧国家之间的一系列战役身上，而他的结论也正是从这些战例得出的。不仅如此，马汉和其他所有历史学家一样，既不能使自己摆脱所处时代流俗偏见的影响，也无法自外于身为现役海军军官的背景：他的脑海里自始至终都有一种无法摆脱的动机，那就是颂扬和彰显英国昔年海军政策的睿智，并鼓励美国模仿英国的成例。 换言之，尽管马汉及其徒子徒孙将他的著作中若干涉及海权及海军作用的基本假设视作理所当然，我们今天的读者却没有必要这么做；此外，即使我们认可他对书中检视的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分析基本正确，我们也毋须认为，同样的事情一定会在巨大的技术、政治和人口变化正以日新月异的速度发展着的当代世界中发生。 马汉和海军至上主义者们视为公理的第一大信条是：海权在“影响”世界事务方面比陆权更有优势。当然，马汉本人还算稍有节制，并未像他的某些极端派门徒那样走火入魔；例如，他曾坦言忽视除海军力量外的其他因素是错误的，并且坚持宣称，之所以他本人会简单地把研究至于单一的海权视角下，完全是因为他感到海权的重要性“即使没有被全然无视，也是大大地低估了”（《海权论》第二章）。不过倘使我们注意到了以下几段文字，则另一事实就不足为奇了：在马汉的教诲下，整整一个战略思想学派毫无保留地接受了“海洋在文明进步中扮演了最主要角色”的观点，他的著作很大程度上必须对此负责。这些章节是这样写的：“尽管海上有各种常见和不常见的危险，但无论是旅行还是运输，经海路总是比经陆路来得方便、便宜。”（《海权论》第一章）“有谁能否认，这个只有狭小陆地、资源贫乏的政府所据有的力量是直接来自海洋呢？”（《海权论》第一章，此处是说七年战争时期的英国——译者注）“合理的使用和控制海洋仅仅是财富赖以积聚的交换链条上的一环；不过也是核心的一环，谁控制了海洋，就可以迫使其他国家为该国的利益纳贡，且历史似乎已经证明，绝大多数控制海洋的国家都因此致富了。”（《海权论》第五章） 但倘若继续回顾，则我们很难理解马汉著作中暗示的海权的优越性怎样才能被任何更广大的历史研究所证实；只须举一些最明显的例子就可以看到，埃及人、希腊人、罗马人、阿兹特克人、古代中国人、祖鲁人、匈奴人、奥斯曼帝国或神圣罗马帝国基本上都不是从海上汲取其力量的，从这些民族的角度看，忽视海洋完全没有大惊小怪的必要。由于陆地和海洋两种要素在自然性质上完全不同，迄今为止绝大多数人类活动都集中在陆地上：大部分人生活在干燥的陆地而不是颠簸的舰船甲板上，这一简单的事实意味着在整个文明的发展过程中，陆地一直比海洋更为重要。马汉选取考察的仅仅是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基本上是从16世纪到17世纪初期，以及几个特定的国家——西班牙、荷兰、法国、尤其是英国——这几个国家恰好是在这段时间发展了其殖民与海上帝国。这一现象将将发生在这一时间段、集中于这一地区，乃是因为一系列值得我们进一步审视的环境集中影响而造成的。换言之，虽则对海权是否如马汉及其追随者所坚称的那样“在历次战争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这一问题的探讨可以留待本书的适当章节来进行，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还是牢牢记住以下基本事实：马汉及其门徒所述及的乃是一个海上商业与冲突在世界事务中占据过于重大角色的时代。因此，我们最好在一开始就审慎地注意到这种时间和地理上的专属性，并且据此对马汉许多假设的普遍适用性——尤其海军至上主义战略学派常有的对陆权作用的贬抑——表示怀疑。 对马汉反复强调的商业、殖民地和海运的重要性，我们也应持有类似的保留意见。下文所引这段文字就是一个典范：“生产，是交换产品所必需的；海运，是交换赖以进行的手段；殖民地，是便利和扩大海运活动的场所，并能通过不断增加安全的据点来促进海运。正是在这三种活动中，我们将会找到决定濒海国家的历史和政策的关键。”（《海权论》第一章） 这段文字再次显示，马汉所阐述的基本原则乃是从一组特定环境中得出的，而这些适用于1550～1815年期间欧洲几个特定国家的原则，并不必然适用于那些在其它任何地点、任何时间。例如，殖民贸易就不总是那么利润丰厚或具有重要性。同样，马汉所说的两个海权的基本要素——人口和领土范围，也不应单以可用的水手人数及海岸线的长度来衡量，甚至主要据此来衡量也可能有问题：因为这两个要素中的任意一项都可以都可以在更广大的地理政治层面有力加强一国的实力，今日的苏联就是一个明证。第三，尽管马汉确实提到了“生产”，但他对这一核心经济要素并没有给予真正的关注，相反，他把注意力最大程度地集中在了贸易、商船尤其是海运上，以至于将这三者看作是海军力量的唯一有效基础。而那些拥有强大海军但没有庞大商船队的国家，以及那些拥有庞大商船队却没有强大海军的国家，却被他统统忽略了。如果我们要在经济领域里寻找海权的普遍要素，那么一位现代批评者提出的一种不合常规但更为宽泛的解释似乎更合时宜：“比起单纯因‘海运’这种运输方式而创造的不稳定的财富，‘海权’可能另有一个更加可靠的经济基础；那便是国家经济生活的活力（Vitality）。倘若我们能仔细考察各个海洋国家的兴衰，自当得出一条明白的教益：统治性的海上权力并不总与自身拥有最大商船队的国家相伴，而是为那些可以凭均衡的经济增长支撑其海上事业繁荣的国家所掌握。”（J•J•克拉克：“商船与海军：马汉假设的一点注释”，RUSI院刊1967年5月号） 以上所有这些评论都在暗示，读者们绝不应当把马汉在其海权著作中的论述当作福音书，毫无保留地就加以接受。正如雷诺兹教授曾提醒我们的那样，“马汉乃是、并且应当被看作一位重要但有朽的历史人物，他的思想不免为人类活动惯有的局限性所桎梏。”（C•G•雷诺兹：“20世纪的海权”，RUSI院刊1966年5月号）即便如此，任何对英国海军史的回顾都应以马汉作为开端的做法依旧是很合理的，因为他对这一主题的贡献独一无二，他的影响影响也举世无双；本书将会在多处对他的结论提出质疑，但这一做法本身绝不应当被看成是对马汉的贬低，相反，它依旧反映了马汉的重要性。马汉是、并将永远是任何有关“海权”问题的著作的参照点和出发点。 “海上统治权”这一术语的定义 在简要探讨了“海权”这一关键概念，并于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对有关“海权”的各种用法的修正意见之后，我们还需要解释一下本书标题中的“海上统治权”（Naval Mastery）这一短语。海权在实践中似乎缺乏量化标准：几乎任何国家都可以声称自己拥有或曾经拥有过一定数量的海权。海权也可以存在于几乎每一个层面上：无论是一个古典时期的地中海国家，还是一个中国海盗首领，抑或是一个曾经在某一时期掌握过本地海域制海权的拉美国家。不过，我们在此处使用的“海上统治权”这一术语意味着某种更为强大、更具排他性且范围更广的东西；它意味着一国将它的海上力量发展到了超越任何一个对手的状态，该国的海上优势应当或能够在本土水域之外加以运用，其结果将使那些实力较弱的国家在至少取得该国的许可之前，很难进行海上作战或贸易。当然，这种情形并不一定意味着该国的海上力量需要超过一切其他国家海军的总和，也不意味着该国不能暂时丧失本土水域的制海权；但掌握海上统治权的国家一定要拥有一支总体上占优的海上力量，以便一旦在某一海外地区遭遇小规模挫败，立即派出一支足以抵消敌方威胁的有力舰队、从而使局势一举逆转。一般来说，海上控制权同样也意味着拥有它的国家往往可以顺利获得众多舰队基地、一支庞大的商船队、可观的国家财富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象征着一种在全球层面而非单单区域水平的影响力。以上这些定义揭示了一种海上霸权的尺度，在历史上，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曾经拥有这种霸权，这使得它们与那些较弱的对手们截然不同。英国在1815年这个重要年份前后的一段时期内曾经拥有过某种海上统治权；但通向这一支配权的成长阶段以及随后的衰落阶段在英国历史上占据了远为广大的份额。即使是到了今天，尽管英国已经交出了海上统治权，它依然拥有一定数量的海权。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有必要将对英国海权兴衰的考察范围扩展到长达400余年的历史时期。我们将集中检视英国占据优势的那段时间，以探究英国海上统治权是为何兴起、又如何衰落，并尽可能多地学习关于这一问题的一切。

毛泽东时代的“积极防御”正转向攻势 〔美〕詹姆斯•霍尔姆斯 吉原俊井 原作 刘怡 译 （原文载美国海军学会会报2011年第4期。译稿刊发于《现代舰船》2011年11月B刊） 原文链接：http://www.usni.org/magazines/proceedings/2011-04/maos-active-defense-turning-offensive 雪洗了20世纪的“百年国耻”之后，中国正将其注意力放到印度洋上。我们自当以史为鉴，探究北京将如何权衡考量其近期在南亚的战略选择。 鉴于印度洋已然成为支撑飞速发展的中国经济的重要海上运输通道，中国正着手确立并强化其在这一海域的军事存在。以此观之，北京正以甘冒风险的姿态踏足这片归属未明的海域，这种进攻性姿态在中国近代史上可以说尚无先例。 19世纪40年代的鸦片战争证明，中国的旧式武装力量在对抗从海上入侵的西方征服者时实在太落后了。自那以来，“中国在介入任何一场冲突之初都将是较弱一方”这一假设就成为了中国军事战略的基本推动力。中国军队采取防御态势，冀望以此赢得扭转局势和发动决定性反攻所需的时间。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就是根据这一实用的治术训诫创立了其“积极防御”战略（Active Defense）。这一理念也启发并鼓舞了中国海军采用近海防御的战略。 不过，环境的变化已经使得毛时代的洞见发生了变更。今日的中国如果与其他竞争对手爆发战争，未必就是较弱一方。不仅如此，在万里之外的印度洋采取攻势还意味着北京试图摆脱始自鸦片战争以来的漫长“百年国耻”的影响，走出一条新路。而倘若人民解放军计划在南亚确立一种有力的前沿性存在，他们必须克服复杂地形的阻碍，与中国“近海”的需求以及在印度洋上占据“内线位置”的印度的反对进行竞争，然后才能沿海上“外线”接近该地区。而在印度洋上，坚守阵地的防御一方无疑享有全部的战略优势。 简而言之，继600余年前的明王朝之后，中国统治者又一次具备了将武装力量前出部署至印度洋的可能性。显而易见的是，北京理解这样一项大工程的重要度，它所面临的风险，以及它蕴含的潜在可能——因为关注印度洋，中国将在东亚丧失更多机会。假使中国领导人真的将其军力大规模投放到印度洋，他们就须接受在某些“动荡区域”——包括黄海、东海、台湾海峡以及南海——遭遇更大风险的现实。上述水域直接毗邻中国大陆海岸线，显然比千里之外的少数挑战更能吸引官方的注意力。不仅如此，“近海”（Near Seas）还构成中国历史上的海疆边界，是国家荣誉与声望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政府不可能坐视其近海安全遭遇挑战。 从距离上讲，印度洋远隔重山，加之在中国毗邻水域还存在许多待解决的问题，北京的战略依然受到诸多限制因素的左右。不过另一方面，军事技术的进步——尤其是据称有能力打击中国近海任何区域、甚至是印度洋地区的反舰弹道导弹（ASBM）的问世——则有望舒缓这类桎梏。假如中国海军可以依靠其岸基火力在较远距离上提供支援，他们的指挥官就可能用较少的资源达成更大的目标。这一效应不仅在中国近海是如此，在南亚之类的遥远战区亦属同理。如果中国得以部署一支拥有远程火力支援的“经济型部队”（Economy-of-force，这一概念是相对于建设和美国规模、质量相仿的“均衡型部队”而言的——译者注），则其近海遭受威胁的风险将被降低，而北京也将更容易下决心将其军舰派遣到外洋。虽说技术并不意味着一切，但它的确具有战略意义。 内线与外线 我们可以借助战略地理学来阐明中国在印度洋维持其存在可以预期的收益以及所需承担的风险。海军战争学院教授米兰•维戈将“内线”（Interior Lines）与“外线”（Exterior Lines）这两个概念——它们都来源于陆战——和海洋联系了起来。一百多年前，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曾把海洋比作一片浑然一体、毫无区别的平原。有什么地貌能比公海更适于借助“点”、“线”之类几何学概念进行分析呢？在使用海图和船舶运动图时，我们所倚赖的其实就是这些概念。 在《狭窄海区的海军战略与行动》一书中，维戈这样解释道：“如果一支部队是在敌方的两条战线间进行机动，那么它所处的位置就是‘内线’。内线位置通常是由中央位置演化而来的。中央阵位向某一个或某几个方向伸展，成为内线；或者也可以反过来理解：内线就是一系列彼此相连的中央阵位的总和。总的来说，身处内线的一方即使在实力上明显偏弱，也可以利用位置上的便利、集中兵力攻击敌军之一部，同时牵制住其他敌军，使其无法发动协同进攻——所谓各个击破，游刃有余。” 历史上，中国人一向习惯在内线采取军事行动。早在20世纪20年代（应为30年代——译者注），毛泽东的红军就曾遭遇蒋介石国民党军队发动的一系列“围剿”战役，后者一度成功地使身处内线的中国共产党濒临消亡。而当日本在1930年代入侵中国大陆时，他们也是自外线位置向内线进攻。这或许可以映证内线的战略优势并非一劳永逸的。 冷战期间，美国及其盟友也曾成功地贯彻了“遏制”战略（Containment），他们在近海岛链部署海空军力量，阻止内线的中国和苏联海军向外海伸张。自那时起，美国就一直借助与日本的同盟以及太平洋列岛（如关岛和夏威夷）上的基地确保其战略地位。 到而今，中国像过去一样占据着中央位置，拥有一切必需的优越条件，其近岸基地与武装力量的存在、进步神速的航天活动、以蓬勃发展的全国高速公路和铁路支撑的短途交通线路尤其引人注目。假如内线位置提供了维戈着意点出的优越性，则外围强国又须如何做才能获胜？ 林肯的战略 我们只消看看林肯是怎么说的就行，他可算是美国少见的自学成才的战略家总统。林肯意识到了问题的关键：南部邦联占据内线位置，使得身处外线的联邦军很难对南方各州发动协调一致的进攻；在战争的决胜点问题上，他显然比北军的前线指挥官们先知先觉。 普利策奖得主、历史学家詹姆斯•麦克弗森在他的新著《百战锤炼：作为总司令的亚伯拉罕•林肯》（2008年）中指出，林肯总统正是依据“内线VS外线”的视野建构他的战时战略的：“在解释这一战略概念时，林肯本人显然较所有其他人更为通透。……‘我本人对此次战争的总体看法如下’，总司令写道，‘我方兵员较多，但敌方在各战场都拥有适于集中力量固守的工事’。联邦军要想获胜，‘我们就必须找到适于发挥我军优势的战法；而个中唯一可行之道，就是以优势兵力同时在几个战场对敌方构成威胁；如此，倘若敌方漠然视之，我军便可以从容地选择在某一个或某几个战场发起攻击；而倘若对手作出调整、将某一战场的兵力调去增援另一地区，我们便放弃对已获增援地区的攻击，转而夺取并控制那个被削弱的战场，以取得最大收益。’”（上述引文摘自1862年1月13日林肯给D•C•布埃尔准将的信——译者注） 在林肯看来，邦联军的优势在于，他们可以依据敌方进攻点的变化、随时在空间上集中兵力，而倘若联邦一方的进攻不能协调一致，邦联军甚至可能在具体的战场上形成相对兵力优势。不过联邦军终归掌握着总兵力和可用资源方面的优势。他们需要做的只是同时起用这些资源。麦克弗森写道，“联邦政府只需招募更多兵员，就可以抵消南军在一两个战场集结主要兵力（空间上的兵力集中）的优势……还有能力在两条或更多战线上同时发起攻击——此所谓时间上的兵力集中。” 显然，“兵力集中”（Concentration）需要优越的物质力量，需要可以将兵力投送到敌方后院的能力，也需要协调多重力量、在几个关联点上同时行动的能力——一旦外线一方发起进攻，处于内线的防御方可以借助其“主场优势”进行顽抗，此时进攻方务必调度得当、迟滞并摧毁其抵抗。 对外线一方而言，这样的要求自然够苛刻，不过倘若他们希望在千里之外的战场上获胜，就必须直面此类要求。二战期间，美军在太平洋上实行的“双叉战略”就是一个例证。两支部队从中太平洋和西南太平洋同时进军，迫使东京在两条主要战线上实施防御，这使得日军永远无法将其主力集中于某一空间、遂行决战。 不过，事实也证明，“双叉战略”的实施需要耗费海量资源，并且旷日持久；甚至对二战时的美国这样一个拥有绝对工业优势的国家来说，“双叉战略”的成本也造成了负累。倘若中国冒险深入一片由印度盘踞的海域——并且新德里还拥有中央阵位以及发乎己心的海上野心——则北京遭遇的将是和二战时的美国相似的任务。 平衡不同战区 制定前文所述的计划时，林肯的出发点自然是“战争不可避免”、“军事胜利为第一要务”，不过他关于空间上的兵力集中和时间上的兵力集中的逻辑在和平时代的竞争中同样适用，当相对海军实力指数能够影响竞争的结果时尤其如此。在1974年出版的《海权在政治上的用途》一书中，战略学者爱德华•勒特韦克将一国炫耀其“生猛”的海上力量的能力与该国有效运用其海上力量的能力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个新概念“海军劝服力”（Naval Suasion）。按他的看法，和平时期两国海军遭遇所带来的结果，主要取决于观察者所估计的两国海军现有装备在战时冲突可能导致的后果。 中国若想逐步获致此种海军劝服力，就必须在印度洋投放有意义的军事力量。它必须在这一海域积累起足够的海上力量——体现为远洋舰队和前进基地——来使观察家确信，解放军已经在印度享有天然优越地位的地区取得了相对于新德里的优势。使问题更为复杂的是，美国在海军、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21世纪海上力量的合作战略》报告（2007年）中曾经承诺将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驻扎“可靠的作战力量”——在西太平洋，中国受困于内线位置，只能专心发展航天科技；在印度洋，则须抓住有限的机遇方可取得进展。而北京也只能在这样困难重重的的战略环境中艰难推进其外向战略。有鉴于此，海军战争学院的安德鲁•埃里克森副教授等三位作者在2010年秋的《亚洲安全》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迭戈•加西亚与形成中的美国在印度洋战略”指出，中国分析人士对美国在迭戈•加西亚的军事存在相当警惕，美国可以随时从该基地派出海空军力量、覆盖整个印度洋地区。 在权衡不同战场间的优先度——谁是第一，谁是第二——这一问题上，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曾概括出一个简洁的法则。他的逻辑有可能打乱北京的计划。克氏督促指挥官反复攻击敌方的“重心”（Center of Gravity），对这个“牵一发的动全身的重心，即力量和运动的中心”施以“一波接一波的打击”。这意味着“一切力量的集中攻击都应该指向敌人阵地的这个重心”（《战争论》第八篇第四章）。确定重心——“定焦”——因此至关重要。 不过，就像一切既有的法则一样，克劳塞维茨关于集中力量的原则也存在一个例外：“只有在一种特殊情况下，才可以容许（统帅）不遵守一切力量指向敌方重心的法则，那就是——当次要行动看上去可以收致不俗的回报时。不过仍须再三重申，只有在我方占据决定性优势、并且分兵不会令主战场承受过多风险时，向次要战场分散力量才是合理的。”（《战争论》第八篇第九章） 另一方面，中国人自己的理论家孙子建议将可用资源转向实施间接行动，或曰“出其不意”，以使敌方不得处于平稳状态。不过他也督促统帅节制资源，把握投入的“度”。显然，克劳塞维茨也好，孙子也好，都不赞成随意分散兵力。不过当中国领导人环顾周边，他们发现自己被众多——绝不单单是一两件——前途未卜的小冲突牵制住了。倘若中国海军指挥官们试图以其有限的资源把每件事都做好，他们可能发现自己在地图上标出的每一个关键点上都收效甚微。 从北到南，涉及中国的争议问题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多变的朝鲜，中日东海油气田及钓鱼岛争端，台海僵局，南海海洋领土争议，以及马六甲海峡的前景——穿越该水道的航运随时可能因海盗、海上恐怖活动或大国间对立而中断。以上冲突都需要大量外交能量与军事资源才能得到解决。因此，如何在不同战区间设置优先度排序可以算是北京面临的最重要挑战之一。 仔细想想吧。如果从克劳塞维茨的理论出发，究竟哪一片近海水域才算中国的“主要战场”呢？中国在印度洋一定能获得足够视为“不俗回报”的利益吗？另外，解放军是否已经在整个东亚——更不要说其他了——战区保持了“决定性优势”呢？中国是否能分出投射至南亚战区的兵力，就取决于它将如何回答以上这些问题。 “要塞舰队”已臻成熟 技术力量可以抵消困扰中国战略家们的“克劳塞维茨困境”。围绕着中国反舰弹道导弹的前景，美国海军学会会报已经进行了相当热烈的争论，本文的两位作者也是其中之一。迄今为止，本文作者对ASBM依旧持不可知论态度。不过，姑且假设解放军已经部署了实用化的ASBM，并且该导弹的性能与五角大楼以及中国的战略家们所预见的相差无几。国防部提交给国会的2010年度《涉华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包含了一份地图，其中标明了哪些海域处在ASBM的射程范围内——假设该导弹的机动式发射架沿中国的陆上边界部署，则其最大有效射程应当不超过2000公里。 因此，这道与中国国界平行的打击范围弧勾画出了解放军火力支援所能覆盖的最远极限。在边境基地里，中国导弹可以瞄准驶经整个黄海、东海、南海和马六甲海峡的舰船。它们可以沿印度东海岸攻击孟加拉湾全部。其射程甚至可以远达阿拉伯海北部。这是一个严峻的现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像西藏和新疆这样干旱的内陆省份现在已经构成了中国海上前沿的一部分。解放军可以从那里向敌方舰队发射ASBM。 对贸然闯入岸防火力射程内的军舰来说，防御方的优势显而易见，这一点历时已久。审慎的舰长通常都会和海岸保持一段距离。1800年，威廉•班布里奇舰长率炮舰“乔治•华盛顿”号进入岸炮环拱下的阿尔及尔港锚泊，在那里，当地总督炫耀了其优势火力，迫使班布里奇执行一项他无法拒绝的任务。鉴于阿尔及尔的岸炮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强过仅有24门炮的“华盛顿”号，班布里奇不得不同意充任总督向奥斯曼帝国苏丹进献贡品的使节。 就这样，“乔治•华盛顿”号挂着阿尔及尔总督的旗帜驶向了君士坦丁堡——这一耻辱性事件验证了岸炮的优越地位。一个世纪后，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初期，令人敬畏的东乡平八郎海军大将同样拒绝冒险将日本舰队投入进攻，原因之一便是忌惮旅顺的俄国炮台可能向日舰猛烈炮击。 与历史上的先例相比，今天唯一的问题在于：实用化的ASBM究竟可以达到何种命中精度，打击多大半径。如果ASBM的真实性能与其宣传相当，则解放军大概很快就可以宣称自己拥有了世界上第一支实用化的“要塞舰队”（Fortress Fleet），从而使这一许久之前已经名声扫地的概念重焕生机：马汉在检证日俄战争的战训时，曾对俄军指挥官将舰队活动桎梏在岸基支援火力射程内、从而确保舰只安全的举动深表谴责。“要塞舰队”正是他对此种战略的贬称。 表面上，这种在马汉看来“全然错误”的海上用兵之道似乎迫使东乡的舰队远离了海岸，使旅顺基地免于遭受炮击。但马氏断言，就实际效应而言，“要塞舰队”战略使俄国海军的作战半径也局限在了旅顺港周边十几海里范围内。它还在俄军指挥官中助长了怯战之风，使舰长们宁可龟缩于岸炮的庇护中也不愿出战。 在马汉的时代，以上批评当然够中肯；不过，如果旅顺港岸炮的有效射程不是十几海里，而是数百海里，情况是不是会有变化呢？在那种情况下，俄国炮手可以趁强大的日本舰队还停泊在母港——例如佐世保——时就开火威慑它们，使日舰不敢踏足外海，从而赢得大部分制海权。与此同时，俄国舰队则可自由航行于公海、扫清残敌，本身不受任何损伤。鉴于岸炮射程大大加长，它也不可能再限制指挥官的进取心，或者束缚舰队的行动自由。由此可见，实用化之后的ASBM将使解放军第二炮兵部队有能力将支援火力投射到亚洲海域的许多地区，掩护解放军海军特混编队——中国的“要塞舰队”——对抗更为强大的对手。 此外，倘若北京选择在南亚建立一个基地网，解放军也将利用ASBM防御这些基地，对抗印度海军、美国海军以及其他可能的进犯者。如果ASBM得以前出部署到南亚、并进一步扩大其威胁范围，则这种防御的效果还会更加突出。中国海军可以凭借较少的资源完成更多的任务，即使它们是在远离本土的外线展开行动。部署在中国西南部的机动式ASBM将使解放军获得击敌侧翼的能力，抵消其既有的战略地理困境。设想一下，如果解放军海军把ASBM的使用和潜艇、水面舰艇的前出部署结合起来，则中国在向印度洋投射力量时面临的压力就会得到缓解，这有助于北京实现其具备有效海军劝服力的目标。 缺乏保证的基础 现在看来，北京正在为其在印度洋确立长期的海军存在打下基础；不过，中国人并未尚未将全部资源都投入到印度洋竞赛中——也许是觉得为时尚早。这反映了他们审慎的外交手腕。就战略层面而言，ASBM这种“远程岸炮”可能使北京暂时没有必要启动庞大的造舰计划；后者可能对中国的东亚和南亚邻国造成不必要的刺激。就其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有效性而言，大洋上的舰队存在自然是不可或缺的。不过，一支由令人生畏的情报、监测及侦察设备支撑的导弹部队可以使中国获得填补空白的手段；在印度洋地区，这支导弹部队和大舰队一样都是不可小觑的存在。 因此，ASBM有助于降低中国海军进入印度洋的操作门槛，控制外线作战所需的显性成本，并且使中国在印度洋上的存在至少看上去合乎克劳塞维茨式的效费比逻辑。北京也不必再恐惧会因过多介入遥远的印度洋外围利益、无暇他顾而牺牲自己在周边海区的迫切经济利益。 采取上述“前出部署”战略意味着中国要在导弹技术方面花费海量的资金，不过即便如此，印度或美国要想采取对抗措施削弱ASBM的有效打击力依然不甚困难。人们始终怀疑解放军是否具备在较远距离上侦察到敌方舰队的能力，卫星能否不受干扰地将敌情传递给第二炮兵的发射架，精确制导弹头又是否能准确覆盖移动中的海基目标。因此，我们对这种神秘武器依旧持不可知论态度。 就亚洲海域而言，未来最有可能出现的结果是在攻与守、挑战与回应之间保持一种互动。克劳塞维茨把战争比作物种间的冲突或摔跤手的缠斗，目的是取得操作层面或战略层面的优势。而在岸炮-舰队这对攻防组合中，“战斧”巡航导弹与“宙斯盾”作战系统在1980年代一度使胜利的天平向舰队一方倾斜，不过到了今天，技术进步在成功地恢复了攻方的潜力之后，却又催生出了岸防支援火力革命，无疑眷顾的是防御方。而美国海军及其盟友能否再度将天平逆转过来，就要看他们的科学家、工程师及战术家即将开始干些什么了。 附：笔谈中国海军战略问题之二 （特约记者：刘怡） 刘：让我们继续上个月的话题吧，亲爱的博士。 毋庸置疑，尽管您本人对反舰弹道导弹的效用依然抱不可知论态度，保护美国航母免遭导弹的攻击毕竟已经日益困难了。我注意到就在今年春天，美国海军学会学报曾刊登一篇题为“两个方向，一支海军”的文章，这个标题当然是用以形容解放军海军的前景的。不过，您不觉得美国海军自身也有必要建设几支不同功能的舰队吗？例如，倘若在中国大陆沿海以及台湾海峡使用航母特混舰队已经越来越危险，则核潜艇的作用就会得到突出。 霍：我得先感谢您寄来的《现代舰船》9B。我们之间的第一次笔谈看上去很不错，在我看来，没有比《现代舰船》更适合担当进行这样一种对话的平台了。尽管我只是作者之一，吉原君也会很乐意看到关于我们文章的进一步讨论。 就我个人而言，很长时间以来我都是个“反航母派”异端分子，更倾向于潜艇。我依然记得，17年前我就曾写过一篇关于海上联合作战的文章，呼吁美国海军将发展重点从航母转向水下武器。ASBM的出现只是进一步强化了我的看法。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是双方经常发生相互作用的过程”（《战争论》第二篇第2章），它不是单方面的行为，因而我猜想美国将发展更新的技术和战术对策以抗衡ASBM。在未来若干年中，中美两国海军之间将出现越来越多的往复交互影响。克劳塞维茨还曾把战争的双方比作两个摔角选手，他们相互扭打以取得战略优势。在中美海军对抗性互动的问题上，我认为这个摔角手的暗喻依旧很有现实意义；它还可以用来描述中美之间的许多其他问题。 刘：从这一点出发，我还想到另一个有趣的话题：如果贵国真的着手建设不同功能的舰队，则现有的诸多体制和局面就必须进行大规模变革。例如，倘若华盛顿需要建造和部署更多潜艇来保持战略威慑力，则现有的海上战略指导和军工复合体结构便不得不伤筋动骨。海军和国会当中的“航母派”对此将作何感想？考虑到美国经济正处在又一轮衰退的边缘，这可不是一个可以轻松带过的话题。 可以预见，在未来几十年里，中国也许会在海军建设上投入越来越多的资金。在我看来，这正是我们所处的时代与马汉时代的不同：在今天，恰恰是一国的经济力量决定了其海上力量或曰“海权”的兴衰，而不是像马汉所说的——“海权对一国经济的增长起到基础性作用。” 霍：对于“航母派”可能对美国海军的转型造成的阻碍，您的判断相当准确。这种趋势还会继续一段时间。事实上，这并不是什么新现象，远在两次大战之间，热爱战列舰的海军上将们就曾反对舰载航空兵成为海军的一个独立兵种。正如军官们总爱说的那句话，“屁股决定脑袋”（Where you stand on an issue depends on where you sit.）。 另一方面，倘若未来的预算紧缩当真十分严峻，这反而能为海军进行必要的改革提供催化。 刘：最近几个月来，中国和越南、菲律宾等国在南海地区又爆发了许多新的争端。看起来，印度海军也在对南海产生浓厚的兴趣。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今年7月下旬，印度海军“埃拉瓦特”号坦克登陆舰曾经在南海海域与中国舰队发生对峙；最近又有消息称，印度可能向越南出售“布拉莫斯”反舰巡航导弹。在您看来，新德里是否可能采取一种反向的“积极防御”，即通过主动介入中国近海的冲突来实现打击中国在印度洋的军事存在这一目标？ 霍：8月底的时候，一位美联社通讯员曾向我描述过传闻中的印度海军与中国海军间的对峙。我本人严重怀疑这一消息的可靠性。众所周知，一切国际海事通信都必须通过第16频道，也就是国际船桥间通信频道来进行，军用舰艇也不例外。第16频道属于甚高频（VHF）频段，它只能支持视距内的短程通信。而按照《金融时报》的说法，“埃拉瓦特”号的印度指挥官收到了以明码发出的自称为中国军舰的警告，他们的了望哨却没有发现任何实际存在的军舰。考虑到VHF的有限通信距离，“只闻其声，不见其形”的状况发生概率很低。 当然，就总体而言，长期以来我坚持认为印度有理由在东南亚拓展其国家利益，这不仅是对中国的一种反制措施——就像你所说的那样——也是出于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动机。对新德里来说，“向东看”无疑有着充足的理由。 刘：2006年12月，我和我的朋友刘宇曾在《现代舰船》发表过一篇署名“凌云”的文章《龙脉：中国石油安全全透析》，您的同事埃里克森副教授和戈尔斯坦副教授都多次引用过。当时我曾设想，为了取得进入安达曼海的新通道，中国也许可以考虑参与泰国克拉地峡的开发项目，在那里开凿一条亚洲的巴拿马运河。这个计划当然面临许多现实困难，不过克拉运河一旦建成，北京将在印度洋侧翼获得极为可观的优势，而印度现在据有的内线地位则会被削弱。 除此以外，即使克拉运河的计划纯属空想，如果解放军海军可以使用缅甸西南港口作为基地，他们前往印度洋的里程也会大大缩短，并且使新德里的内线优势变得不明显。您认为，假如这一设想成为现实，美国海军是否会调整现有的基地网来适应中国的进攻姿态？印度海军又可不可能和贵国联手，以抗衡处于“攻势”状态的中国呢？ 霍：说到克拉运河，我认为它一旦建成，无疑有助于使自东亚出航的船只获得一条和平时期的新航路。这条新航路令它们得以绕开马六甲海峡，也绕开潜伏在马六甲水道的海盗和其他潜在的有害威胁。不过一旦爆发大规模战争——我们当然都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要使这样一条运河保持畅通会相当困难。在20世纪初，马汉曾对加强巴拿马运河的防御做过不少研究，德国人也曾苦苦思考如何保护威廉皇帝运河（基尔运河），只是因为美德两国的对手缺乏有力的攻击武器，他们所担心的攻击才没有出现。无论如何，要保护一条运河总是相当困难的。 不仅如此，迄今为止，中国政府好像还没有正式向泰方提出合作开凿运河的意向吧？我注意到，提及这一事由的讨论主要集中于探究运河的战略价值，却没有多少涉及一个主权国家（比如泰国）是否会赞成在本国开凿一条国际化运河。泰国之于中国，也能像巴拿马之于美国一样（俯首帖耳）吗？我们无从知晓泰国人是如何看待这样一个计划的。至于我本人，对此表示显著的怀疑。 刘：老实说，我可不觉得“班布里奇觐见阿尔及尔总督”是什么有趣的故事。它倒像是个隐喻——在这个事件发生后不到一年，理查德•戴尔准将的小舰队就前往地中海，开始对的黎波里进行封锁了（的黎波里，真够内涵的！）。“大E”的前身“企业”号炮舰还在1801年8月1日的一次海战中击败了柏柏尔人炮舰“的黎波里”号。以牙还牙称得上贵国海军的一项传统，不是吗？ 最后，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抽空继续与我以及《现代舰船》广大读者的对话。下个月的主题将是德国海权的历史经验对中国海军战略的启示。 霍：我十分期待。

1848年2月24日上午9点，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离开好友位于巴黎圣奥诺雷街的住所，前往勒贝尔蒂耶街拜访一位同僚。当他穿越寂静的街道时，惊讶地注意到人行道两旁的参天大树正在一棵接一棵地被伐倒。市民们三五成群，静悄悄地收集木料和瓦砾，在车行道上搭建起街垒，整个过程听不到一句言语。人们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熟练的如同在技术工场中从事劳动。这位大历史学家不禁脱口而出：“这一次不再是一场骚乱，而是一场革命！” 街垒（Barricade）是整个19世纪城市抵抗运动的象征，它的兴起始于18世纪末期，其源流则可上溯至法国宗教战争。1588年5月12日，拥护天主教联盟的巴黎民众在卢浮宫周围遍筑街垒，信奉新教的法王亨利三世仓皇出逃，史称“街垒日”（Day of the Barricades）。这种大杀器一朝登场，立即出镜频频。仅以法国为例，1830年七月革命、1832年六月暴动、1848-1851年间的历次革命与政变，乃至1871年惊心动魄的巴黎公社起义，每一次都以“满城遍筑有街垒”为信号。若说街垒的搭建，倒也不算复杂，原材料如巨木、金属块、沙袋、推车（后期高级一点的还有拖来电车车厢的）全部取自现成的市政设施，只是需要有效的协调和调度——雨果在《悲惨世界》中对此有很详尽的描写。 至于托克维尔的回忆录，它还暗示了另外一些隐情：只有在已经形成了高度发达的社会分工的背景下，快速修筑街垒才有可能性。无怪乎遍筑街垒的“盛况”只在巴黎、德累斯顿、克拉科夫这类拥有发达工业系统的中心城市出现，并且在两波工业革命浪潮急剧扩散的19世纪尤为繁盛。 抵抗——无论是内战、政变还是革命——都属于广义上的战争状态。街垒这种完全应用常态生活中的物件充当建造材料，却以破坏常态生活本身为目标（例如电车本用作通行，当其被用作建筑街垒的材料时，目标却是阻塞交通）的矛盾产物，也只有在战争这种非常状态下方能成为现实。革命领袖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与克劳塞维茨“暴力以技艺创新和科学发明武装自己，为的是抗击暴力”的讲法相互映照，显然强调了暴力在此种战争场景中的决定性作用；或者用卡尔·施米特的话讲，这是一幅“浴血的、你死我活的毁灭性最后决战”的图景。 如霍布斯所言，在有序的政治状态产生之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可能就是常情了。这样看来，街垒能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不仅是因为其代表了经济阶级间（资产阶级对旧贵族、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更是因为其接续了上古时代不受边际制约的“全面战争”（Total War）的状态，让暴力蔓延地肆无忌惮，所以才震撼人心。17世纪以来的古典战争法（Laws of War）以“国家理由”为基础，强行规定战争不能以国家利益之上的任何其他存在作为最终目标，这才使得战争在规模和手段上的可控性有了倚靠；而街垒的建造者们反其道而行，完全无视这种谨小慎微。他们果断地筑起胸墙，在空间上对“敌”、“我”作出一种划分，随后投入战斗——直至死亡或胜利。 同样是按照克劳塞维茨的定义，以暴力作为唯一和最高驾驭者的战争仅存在于概念之中，一切现实的战争都必须且应当是某种政治的产物，是政治交往“混合以另一种手段”（mit Einmischung anderer Mittel）的继续——亦即它暗含某种秩序方面的安排。落实到街垒问题上，我们将之概括为：抵抗者借用现存状态中的组织性（修筑街垒过程中的分工并非自由选择，而是既存的劳动分工的延续）和技术性要素，经由全面战争这一过程，来决定能否产生一个新的状态。他们的抵抗也往往具有一个现实的、可见的正当性（Legality）理由——在1830年是出版自由，在1848年是普选权，在1871年是“不要皇帝，也不要国防政府”。抵抗者依据这种正当性来对抗现存秩序的合法性。 进入20世纪，街垒的黄金时代开始过去。在1944年的华沙和1968年的巴黎，乃至1968-1969年的东京，街垒最后几次成为抵抗的旗帜——主要是失败的旗帜。遥控爆破装置、火焰喷射器、攻城臼炮乃至武装直升机的出现使得抵抗者赖以荫庇的堡垒变得脆弱不堪，抵抗者与其志愿颠覆的现存秩序之间的力量差距在扩大。这种对比已经悬殊到如此程度，以至于街垒实在地弱化成了仅仅是最表面的“象征”：构筑街垒者不再期望一场“死亡或胜利”的决战，他们仅仅是树起这一符号，借助发达的现代传媒传递出“抵抗开始了”的信号，随后期盼着运气足够好，能从秩序的保卫者（政府）那里拾得些什么。像“橙色革命”一般的例子绝不是街垒的胜利，它的力量来自现存秩序的一部分维护者改弦更张的尝试，而弱化了的街垒最好的例证无疑来自2010年春天的泰国：当新的正当性的代表摈弃了全权，便没有指望将其充分地转化为合法性。与这种全权相比，借助传媒建构的“抵抗象征”脆弱的简直不堪一击。 新的抵抗形象变成了“灰衣人”，或者叫“游骑兵”——一种隐匿于丛林、荒漠和破败的城市边缘，全民皆兵且不着制服的职业游击队员。与矗立于街垒后的城市抵抗者相比，游击队员将机动性这一特征发挥到了极致，“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策略使其甚至不具备某种显明的区分特征。他们从街垒抵抗者那里继承了正规性与非正规性的配合——利用从互联网、皮卡、手机到遥控爆炸物在内一切取自常态生活的要素作为武器，同时完全不遵守“正规”战争的法则。高度的机动性使其免于街垒抵抗者被分割包围、消耗殆尽的处境，而非正规性的进一步增长意味着成为游击队员即使是在形式上也较正规军更为简化，在某些状况下，这意味着兵员来源的无限性。 更重要的是，游击队员不必依托既有的社会组织来构建其斗争方式，他们具有某种独特的政治性，这种政治性几乎是绝对地排斥对技术工具的依赖，而使人回想起中世纪背靠森林和大地的骑士。纵然不择手段的斗争方式使其背负了“犯罪者”的声名，大多数游击队员的目标至少在最初是清晰而消极的：在1979-1989年的阿富汗是反击苏联入侵，在2003年以来的伊拉克是驱逐美国人，其针对的敌人是显明而具体的。我们可以说，正是具体的敌人赋予了这类抵抗以意义和品格。手段上的无限性引起与其对抗的敌人相似的反应——战略轰炸（无差别轰炸）便是个好例子——而这种“非正规性”手段无法被囊括进现行的战争法框架内。于是入侵者被迫向抵抗者的消极的、有效的正当性目标让步，除非他们打定主意将这种无休止的斗争永恒地进行下去。 然而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一种完全割裂了非正规性与正规性的抵抗者，一种“世界精神的游击队员”。在今日的巴基斯坦边境与阿富汗的，我们看到一种新型的“穴居人”——为原教旨主义的激进路线所驱动的“圣战者”。对穴居者而言，抵抗的对象已经不再是某个相对的、具体的敌人，甚至不完全是入侵本土的外来者，而是绝对的敌人（Absolute Enemy）。一个完全扩张性的、无边界的政治目标使其战斗的对象变成了臆想中的“人类最后之敌”，这种僭越使得他们无法利用常态的游击队员在正规性与非正规性之间那种灵活的互动，而势必要使手段上的肆无忌惮以最恐怖的方式发散到极致——这种发散甚至会伤害到游击队员赖以生长的大地，或曰“人民”。这种状态下的抵抗已不具有战争的性质，而仅是赤裸裸的暴力的宣泄。穴居者变成了某种现代夸父，朝着暗不见底的深渊狂奔而去。 （以笔名“尤利西斯”发表于《世界博览》2010年第19期，刊登时有删节）

许多年之后，面对1945年8月15日这个遥远的日期，历史学家们依然会为它本身所渗出的那种晦暗和矛盾性感到困惑。在中国，这一天被叫作“抗日战争胜利日”，在美国和欧洲称为V-J Day（对日战争胜利日），在韩国则有“光复日”之名。唯独在被击败的那个国家日本，八一五之日的公开称谓“客观”的令人震惊——终战日。 对同一事件的矛盾话语表述，不仅存在于中、日、美这些曾为交战方的国家之间。就是在日本国内，关于65年前结束的那场战争的种种论争也从未停止过。在臭名昭著的“新日本教科书编撰会”炮制的《历史》与《公民》两种历史教科书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论断：“大东亚战争是基于‘自存自卫’的战争。”卓越的文艺评论家竹内好曾以无情的批判态度鞭挞侵华战争，但当话题转向对美开战时，他便改弦更张，拼了命也要论争此乃“东方人反对西方侵略”的正义之举。至于我的相识S君，这位出生于政治世家、和战后数位日本首相皆有亲戚关联，本身又受过良好教育的君子，则以礼貌的态度辩称：“因为一班拙劣的军人当政，造成了那种灾难性的后果。如果是由真正优秀的日本人来执政领军的话，悲剧本来是不会发生的。” 七七事变发生时的内阁总理大臣近卫文麿，出身五摄家中最尊贵的近卫家，25岁入贵族院，46岁组阁时已是天下闻名，岂是什么“拙劣的军人”？对美开战前“临危受命”的东条英机，由一介联队长（团长）升至万人之上的陆军大臣只花去不到11年，莫非还不算“优秀”？如果这些都不能算“真正优秀的日本人”，哪里又找得出更佳的替代项呢？ 一切的秘密，似乎都封存于“终战日”短短的24小时内。在那之前，日本是它半个多世纪里参加的每一次大战的胜利者，列强俱乐部里稀有的黄种人成员，骄横跋扈、摆出“脱亚入欧”的派头。在那之后，这个国家成了一个言行矛盾、真伪莫测的古怪存在，时而“放弃战争”，时而“可以说不”，在美国与亚洲之间游移不定。而八一五之日魔咒般的影响，在一年一度的“终战纪念日”照例还会滋生发酵：昭和天皇的黑白影像又出现在了各大电视台的画面上，他面无表情，用一种毫无情绪特征的尖细嗓音低声念着：“朕欲忍所难忍、耐所难耐，以之为开万世之太平……” 谜一样的“终战诏” 不无悲壮意味的“忍所难忍、耐所难耐”，来自八一五之日最核心的文件——“大东亚战争终结之诏书”。更准确地说，这是一份“终战日密码”，65年来日本关于二战历史问题的全部论争，都是围绕它展开。而终战诏书在言语、逻辑和叙述方式上，又与1941年12月日本挑起太平洋战争之际颁布的“对美英开战之大诏”紧密相连，结为一体。 终战诏以“兹告尔等臣民”的训诫语气始，以“望尔等臣民善体朕意”的严峻训示终，通篇的叙述仅存在于天皇和臣民两个主体间。嗓音尖细的天皇动情地回顾了“为希求帝国之自存于东亚之安定”而对英美开战的决策，把一亿众庶“克己奉公、各尽所能”支持对外侵略的行径回顾的声泪俱下，随后话风一转，义愤填膺地“谴责”敌人“使用残虐之炸弹，频杀无辜”，天皇出于“保全亿兆赤子”及挽救人类文明之善念，不得不接受波茨坦公告。对此种不得已之举，他表示要“忍所难忍、耐所难耐”，中心则在为万世开太平，并要臣民“发扬国体之精华，期不落后于世界之进化”，继续追随他。至于发表宣言之中美英苏四国，在其中根本就未出现，也没有一字提及“战败”一事。 在此之前三年多，当“开战大诏”经广播布告于全国时，它的基调亦是自赞自恋的。裕仁回顾了“皇祖考、皇考”致力“确保东亚安定，对世界和平做贡献”的伟业，一口咬定侵华战争是因中国政府“不解帝国之真意，滥滋事端，扰乱东亚之和平”而起，日本花费四年与中国交战，乃维护和平之举。且汪精卫伪国民政府成立后，日本已经与之“缔结善邻之谊”，把中日问题一下子解决了。现在的工作，无非是掉过头来打击“欲逞东亚制霸之野心”、继续破坏世界和平的英美。将此说与终战诏对观，则日本当初开战系为致力世界和平，如今接受波茨坦宣言更是为防止人类毁灭于“残虐之炸弹”，昭和天皇他不仅是日本人的无上明君，更是最重人类利益的不世圣人！ 更荒唐的是，既然开战诏断言中日问题已经解决，则自终战诏颁布之日起，围绕战争问题所作的一切辩论都应局限于1941-1945年的太平洋战争，而此前半个世纪中日本割占台湾、侵略东北、屠城南京之类暴行，就成了“对世界和平做贡献”的“善行”，可以匿而不书，亦不在终战问题的范围内。日后将一直纠结不清、有理却难辩的钓鱼岛等岛屿和领海问题，也在这一刻埋下了全部伏笔——真是“孤臣孽子，操心危矣”！ 天皇对国民的责任，至此已悉数撇清。国民对此的“回馈”，则是由战败后第一届内阁总理东久迩宫稔彦王，在1945年8月26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诱导性地提出来的。东久迩宫的字面表述是：“军官民、全体国民都应该彻底地反省并忏悔，全国人民总忏悔是我国进行重建的第一步。”举出的例子却是什么“作战力量迅速毁坏”、“不适合我国国情的统治体制”以及“国民道德的低下”，言下之意，忏悔的原因是没有努力把仗打好，才造成终战诏当中“战局并未好转”的恶果。比起诏书中洋洋洒洒的体恤之意，这段诱导性讲话已露出了图穷匕见的嘴脸：天皇的宽大隐忍乃是因为他宅心仁厚，尔等自己还是应当沉痛反思、总结教训，以便在日后继续报效朝廷、甘做牛马走。 终战诏及其一系列附属文书的最险恶之处，就在于人为建构了一个完全封闭的责任体系。在此之中，天皇既深明大义又忍辱负重，而在终战诏里一度被体恤的“陆海将兵”、“百官有司”、“一亿众庶”，则应当为自己作战不力、统治不当、道德低下，造成天皇不得不“忍所难忍、耐所难耐”的困境，报以真诚的忏悔。至于海外各国的反应、被日本所侵略国家和地区人民的感受，在此并不重要。是“败战责任”而不是“战争责任”构成这战战兢兢的“一亿总忏悔”的灵魂，而这名实不副的“忏悔”却在日后60多年里屡屡被日本政客利用，作为“日本人民真诚谢罪”的一个佐证。 “国体护持”的幽灵：靖国问题 “终战诏密码”和“一亿总忏悔”的直接产物，便是自东京审判起流毒至今的“军部神话”。这个以S君口中“一班拙劣的军人当政”、善良的天皇与愚昧的国民皆为其左右作为基本逻辑，以天皇处心积虑、国民心领神会、军人心甘情愿、观察者（亦可称为默许和指使者）联合国军总司令部听之任之的“协作”共同炮制的故事，所要掩盖的正是终战诏中隐藏于种种文饰下的实在目标——“维护国体”。 对自明治维新到1945年8月15日为止的日本而言，“国体”绝非空洞的概念词汇。它是以“万世一系之天皇”神话为先导，以天皇家世代相传的“三种神器”为正当性象征，以一身兼有宗教的“现人神”和世俗的政治-军事主导者双重身位的天皇本人作为最重要核心与最终寄托的一整套政教合一体系。它绝非习惯上所认为的“封建残余”或者属于中世纪的陈腐存在，而是一架借助先进高效的宣传工具、无孔不入的秘密警察（我们熟悉的“特高课”）与以《治安维持法》为中心的法律体系层叠而成的现代国家机器。甚至连天皇亲自宣读终战诏的“玉音放送”，都带有浓厚的算计痕迹——当几十年来不闻其身、不见其人的臣民突然从广播中听到“现人神”尖细单调的嗓音时，难道不会产生由衷的恐惧和愧疚之情？而这正是“一亿总忏悔”和“国体护持”赖以存在的心理基础。 “国体护持”的关键，在于如何掩盖天皇具有双重身位的事实，将天皇作为最高统帅和开战决策者的身位隐藏起来，使裕仁成为“一亿总忏悔”唯一的受众而非参与者。恰恰是在这一点上，昭和天皇及其“忠臣”们得到了负责战后日本占领以及整个政治-经济系统重建的麦克阿瑟及其联合国军总司令部的默许。后者出于提前萌发的冷战思维，特别是“防止共产化”的强烈情绪，急需保留作为既有体制最重要支撑物的天皇本人。就这样，在日美双方的合谋下，“军部责任观”这一扭曲的解释在东京审判中粉墨登场，以“忠臣”自居的东条英机等人在主事者的授意下，以大义凛然的悲情姿态成为替死者和“烈士”。曾经节衣缩食支持侵略战争的“广大日本人民”，也心安理得地接受了这种可以替自己免责的解释，然后回过头来继续对那位“万世一系之天皇”进行其“一亿总忏悔”——都解脱了！ 必须指出的是，今天的日本右翼分子耿耿于怀的宪法第9条放弃军队和战争权，与困扰战后日本半个多世纪的冲绳问题以及美国驻军问题，首先是作为昭和天皇“护持国体”的“投名状”交给美方的。作为再造日本的指导者，麦克阿瑟当然不会允许两位一体、人神合一的天皇制继续存在下去。但他成功地利用了裕仁对“国体护持”的执念，以日本放弃军队、租让冲绳以及颁布《人间宣言》为条件，放弃了对天皇以及日本国民战争责任的追溯，使日本成为无法脱离美国单独存在的小跟班。而裕仁及其追随者为撇清这一责任，居然编造出了“明治维新的五条誓文包含现代民主精神”、“新日本的实质是回到明治年间的正途上去”这类鬼话。真是欲盖弥彰！ 在“国体”的法律和机构肌体已被拆除、天皇宣言自己回到“人间”之后，“皇祖考、皇考”的幽灵以及依然飘荡在人世。而他们的“魂兮归来”，就系于表面上仅是历史问题、实则有着巨大政治象征意义的靖国神社参拜。 参拜靖国神社，绝不是什么简单的“悼念战死者”活动。它既是对终战诏人为割裂太平洋战争与日本此前的侵略史、造成从1874年入寇台湾到1937-1941年侵华战争中的毙命者“魂无所归”局面的一种补救，亦是以实体形式“护持”昔日“国体”的重要手段。天皇在丧失作为最高统帅和政治统驭者的“人间”身位之后，依旧是至高无上的宗教权威与阵亡者的最高祭司。战死者为“国体”“捐躯”，其犯下的罪行在神格化之后已经不复存在；而祭祀活动本身又足以唤起生者对死者以及“国体”的愧疚，唤起对原本是战争责任者的天皇的“总忏悔”。祭司与死者“合谋”，生者心照不宣地加以配合，回到“人间”的天皇在祭祀之中又暂时恢复“现人神”的身位，提醒着生者自己的不容置疑。 这就难怪，战后的日本宗教界人士要死死咬住国家神道乃是“祭祀”而非“宗教”。当旁人眼中的神道仅是作为单纯的祭祀仪式保留下来时，它与“国体护持”的暗中勾连却被掩盖了。65年过去，这种神秘莫测的仪式发生的唯一变化，仅仅是主祭者从“现人神”的天皇变成了作为俗世政权领袖和最高决策者的首相而已。 昭和天皇已经死去二十余年，“现人神”的神话于可见的将来也不可能再被恢复。唯独在形式上已经化作历史的“国体”，依旧凭靠其世间的代理人，在每一个终战纪念日从靖国神社里探出头来张望。 矛盾的话语空间：检证未终了 从终战诏书到靖国参拜，昭和天皇以一系列苦心孤诣的手法完成了对“国体”的改头换面，代价则是内部问题的外部化。“国体护持”的成功，在今日造成了如此荒唐的景象：以“爱国分子”自居的日本极右翼，一方面将矛头直指宪法第9条，妄图崛起为拥有常备军与宣战权的“正常国家”，另一方面却不敢也不愿放弃美日安保，时时以日美关系的特殊性质为倚靠。以“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自居之人，本质上却是压抑日本独立主权和国家性格、反民族主义的魁首，正如同当年日本口口声声鼓吹的“东亚共荣”，实质上却是一派鱼肉乡里、唯我独尊的大骗局一样。 也正是因为这笔过于“丰厚”的历史遗产，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日本政治家始终无法实在地确定一个清楚明白的对外方针，无法以诚实一贯的态度面对世人。倘若他们彻底“向右转”、意欲全盘否认日本对外侵略的责任，则势必触及“对美开战责任”的红线，将昭和天皇苦心掩盖起来的罪责全盘挖出，并直接影响日美特殊关系，造成现有体制的整个崩溃；倘若他们大胆到全部应下“罪在朕躬”的历史责任，则又无从解释围绕着“国体护持”、由全体国民积极参与并最终完成的“战败责任神话”。靖国神社中的牌位，死去的天皇的魂灵，生者对祖辈所犯罪行的掩饰和逃避，“国体护持”之手段与实质的冲突……历史与现实的因素夹杂在一起，远未因时间的流逝而稍有削弱。 在本文写作之际，传来这样的消息：新任日本首相菅直人可能模仿前首相村山富市在1995年的讲话，于2010年八一五之际发表对中、韩两国的“谢罪谈话”，表达反省和道歉之意（最终的状况是仅对吞并韩国表示了谢罪，不过承诺任内不参拜靖国神社）。这位首相出生于战后的1946年，未曾亲闻“玉音放送”，大约也和身为80后的S君一样，愿意将战争反省视为纯粹的“历史问题”。然而，当“历史问题”屡屡成为日本国内外政治斗争的焦点，可以一次又一次影响得票率、外贸数据和防务开始时，它真的仅是“历史”吗？在65年前的8月15日以“终战诏”方式宣告封存的这场战争，真的已然彻底终结了吗？ 没有，绝对没有。至少还有那么一个日本人，以自己的整个人生充当了这八一五之日的注脚——1944年12月，毕业于“间谍摇篮”陆军中野学校的小野田宽郎少尉奉命到菲律宾卢邦岛开展游击战。他不愿也无法相信日本已经战败，孤独地指挥着几名同伴，为一个不存在的“帝国”又坚守了近三十年。当小野田在1974年3月接到过去的上司送来的投降令、走出丛林向警察缴械时，他已经是一个52岁的老人了。这位“最后的鬼子兵”今天依然健在，然而已经无法适应战后的日本社会，只能移居到南美，不时发表一些“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言论。 在小野田宽郎的时间维度里，一切都还停留在1945年8月15日之前；只有在那里，他才能为自己的生命找到一个位置。顺着他的视线望去，我们恍惚又看到了默念“忍所难忍、耐所难耐”的昭和天皇，慷慨陈说“军部领导责任”的东条英机，乃至身着祭服参拜靖国神社的历任首相。这些人的眼神空洞而冷漠，面无表情地在错乱的时空里走来走去。 （原文系应《世界博览》杂志之邀，为2010年第16期杂志撰写的封面文章）

“一碰着金钱，你们就等着枷锁罢。钱财这个字眼乃是奴隶的字眼。” 对细致的读者来讲，卢梭在《社会契约论》（1762年）第三卷第15章发出的这番感慨显然矛盾非常。这位现代民主之父曾在另一部著作《论政治经济学》（1755年）中坦言：“财产是政治社会的真正基础，是公民立约的真正保障。”由此看来，即使卢梭对钱财并无官能上的好感，多少也不否认财产之于现代政制的基础性作用。然而倘若财产属于必要之恶，何必又要以“奴隶的字眼”（mot d’esclave）这类刻薄之词加以诟病呢？单以《社会契约论》成书在《论政治经济学》之后为因，似乎又显得单薄，因为到了1765年付梓的另一部作品《科西嘉制宪拟议》中，让-雅克阁下已经赤裸裸地开骂了：“我认为钱财好比政治体上的脂肪，它会使得政治体臃肿无力。” 在“奴隶的字眼”一句中，卢梭用于指代钱财的词乃是La finance。Finance者人所共知，可指金融，亦可指基于金融活动形成的现代财政制度。从这个角度理解，卢梭也许的确不反私人财产，但一定反对将财产问题上升为公共事务的财政的存在。在他看来，财政问题不在民主之内，甚至于本质上对民主是一种威胁，因为财政将造就存在于国民范畴内、却不享有真实公民权利的“第二种人”——奴隶。 按照卢梭的看法，在一个民主国家里只应当有简单的、完全朴素的关系，而不应当存在可以自我增殖的财富，以及随之而来的贫富分化。这种论断当然饱含着卢梭式的、朝着田园诗般“原初状态”逃逸的消极性，但它足以验证一种状态——早在现代国家形成并站稳脚跟之前，有识之士便意识到了以金融为代表的“商”和以国家为代表的“官”之间可能存在无法化解的冲突。 “官”“商”之争，自古以来即不稀见。柏拉图的理想国里，禀赋不高、欲求不满者可去做工、从商，为城邦提供生活资料；精于作战、爱好荣誉者成为第二阶层，执干戈以卫社稷；智慧与心性优于常人者（哲学家）方可掌权为王。“当生意人，辅助者和护国者这三种人在国家里各做各的事而不相互干扰时，便有了正义．从而也就使国家成为正义的国家了。”（《理想国》434C）反过来说，“如果一个人天生是一个手艺人或者一个生意人．但是由于有财富，或者能够控制选举，或者身强力壮，或者有其他这类的有利条件而又受到蛊惑怂恿，企图爬上军人等级；或者一个军人企图爬上他们不配的立法者和护国者等级；或者这几种人相互交换工具和地位；或者一个人同时执行所有这些职务。我看你也会觉得这种交换和干涉意味着国家的毁灭吧。”（434B）足见僭越乃是大罪。不过先哲实在是睿智之人，深知理想国可遇而不可求，故这一阶段生意人与护国者的关系，至少在表面上不像18世纪的卢梭那样疾之如仇。 以启蒙运动为界，16-19世纪，欧洲思想运动的中心区域发生了深刻的流转，并迅速辐射到世界其他地区。按照维柯和孔德的说法，最初的变化是以基于理性的形而上学取代16世纪之前的大公教神学，随后形而上学又被基于自然论哲学的人本-道德学说所取代，卢梭大骂钱财是奴隶的字眼，便是“美德”的激情驱使的结果；进入19世纪，人本-道德学领域渐趋式微，经济学成为思想运动的最终和唯一核心。是以18世纪不可能有马克思，19世纪却会给《资本论》留下位置——一切精神性的上层建筑均须以经济作为柱石；而作为推动生产力的直接和最重要因素，技术进步的激流又造就一种凭之判断一切道德、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技术进步宗教”（Religion of Technical Progress）。之前一度存在的那些中心领域，例如形而上学和人本-道德学说，现在成为了经济进步的副产品。首先是技术进步带动经济问题的解决，随后道德和社会的问题也不再成为麻烦，“假以时日”，巴别塔终将建成。 “官”、“商”之争，恰好在此际愈演愈烈，其实是种颇为怪异的现象。通常而言，国家总是自某一中心区域汲取现实性和力量，以适应变换不定的总体趋势与权势斗争的维度；更准确地说，国家需要自这类中心区域获得生存的合法性。作为经济中心的结果，19世纪之后的政府似乎理应成为亚当·斯密笔下的“守夜人”，使其自身的内涵成为中立、“科学”、非强制性的，以最终达成经济学家和企业主的梦想——“非政治化”。 对生意人来说，政府统治方式的中立化，最终是以技术的绝对和终极的中立性为凭据的。作为经济的最终推动力，技术比起之前的神学、形而上学或者人本-道德体系具有更彻底的“客观性”，似乎直达终极（一个有趣的旁证是，马克斯·韦伯论证过的那种与资本主义相适应的“新教伦理”，恰恰主张的是个体与上帝直接发生联系），因而也更成为和平、谅解与宽容的保障。从斯密到哈耶克，三个多世纪以来的“世界精神”似乎都在追随这个方向。 然而事与愿违。技术理性一旦开始僭越国家的终极性内涵（政治权力），过去的中立之域立即成为新的战场。技术自身作为工具而缺乏主体性的弊病也暴露无余——正因其一视同仁地服务于所有人，缺乏一种人性的和精神性的决断，所以才无法取得实质上的中立。作为技术之技术无法得出关于自由和奴役的判断，只能导向精神上的虚无——一类如技术本身一般整齐划一，缺少差异性、因而也不具备任何实现自我升华和解放可能性的“末人”。 另一个极其有趣的问题是，恰恰是“企图爬上立法者和护国者等级”的生意人无法接受“理想国可遇而不可求”的假设。在古典哲人那里，政治生活存在的依据就是人的不完善，政治的洞穴必将长期存在。人的本性使之不可能将所有人都提升到最优秀的层次，人的价值的最终实现或者说最终的自由只有少数最优秀、最智慧的人才能实现。对多数人而言，因为心智之不及，他们永远不可能完整地领会和分有正义的观念，因此政治社会（洞穴）不可能消解。 对人之不可能的容忍，实质是一种宽容精神。它们乐于在关键问题上与人性的弱点媾和，认可由有着各种弱点的现实的人所组成的社会。而在以哲学作为武装的生意人那里，经济学消解了政治社会或政府，并将全人类这一整体作为关注的对象，这使得他们不可能容忍有“不完美”、“不理想”的状况存在。此外，经济-技术主义也不那么欢迎实践智慧的巨大反向作用——实际上，人作为一种具备极强能动性的主体，完全可能通过一系列非辩证但力量巨大的手段、特别是立法手段，生硬但有效地限制经济幽灵的作用。 在这样的论断之中，我们明显地看到了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幽灵：二元对立与矛盾充斥着历史演化的整个进程，但历史本身厌恶这些矛盾，呼唤并且导向一种末世论式的解决。矛盾的解决与人类向无矛盾经济的运动构成的历史理性（Historic Reason）的表达——这当中则有着康德的影子——将超越哲学理性乃至个人理智。古典政治哲学主张人在本性上是政治的，并且以这一人的一般特征为基础才可能构造人类社会。而在“生意人”那里，历史取代了哲学，社会和经济取代了政治和宗教，那或许意味着一种新的大众鸦片。 回到一开始卢梭的抱怨。与其说这是人本-道德主义对经济学的猜忌，倒不如说预示了技术环境的变化对“官”、“商”关系调整的考验。国家也好，企业也好，时不时都会在梦中窥见“奴隶”一词不祥的阴影，而在这一事务上的权力分配究竟应当遵循什么样的原则，依然是具体的和全新的问题。 （原文载《世界博览》2010年第14期，发表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