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中日海战（附与原作者的笔谈）

2012中日海战 好吧，这一仗多半打不起来。但如果真的开战，谁能获胜？ （〔美〕詹姆斯•霍尔姆斯/原作，原文见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2012年8月20日） 威灵顿勋爵把反法同盟军在滑铁卢的胜利描述为“你一生中曾见过的最势均力敌的较量（nearest-run thing）”。如果中日两国因为钓鱼岛问题或者东北亚海域的其他争端而开战，则威灵顿的断语也当适用于形容这一战可能的结果。在2010年，当日本海上保安厅抓扣在“争议海域”与其巡逻船相撞的中国渔船船员时，发生这样一场战争看起来还只是危言耸听，不过到了今天，冲突的可能性似乎在上升。在今年8月中旬日本拘留并遣返登上“争议岛屿”的中国活动家之后，中国的“鹰派”少将罗援呼吁派出100艘船去保卫钓鱼岛。中国民族主义大报《环球时报》在8月20日的社评中警告称：“日本一定会为今年以来‘购买钓鱼岛’等挑衅行为付出代价……他们得到的结果一定会比预想的糟很多。”（《用团结和实力应对日方挑衅》） 这绝不仅仅是故作姿态。今年7月，中国东海舰队进行了模拟两栖攻击钓鱼岛的演习。中国领导人显然正在考虑某些前所未见的状况。当反日示威者们走上街头去砸烂日本车、袭击寿司店时，背后可能有更广大的民意支持。那么，究竟谁能赢得太平洋上这场不是很有可能发生的大国冲突呢：是中国还是日本？ 尽管日本在近些年表现得像个军事弱国，但中国并无可能在一场海战中取得压倒性胜利。战后的日本“和平”宪法宣称“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不过自二战以来，日本海上自卫队（JMSDF）还是积累了诸多性能优良的装备，例如他们的水下作战能力。日本的海员更以其专业能力而著称。如果海自的指挥官们能够巧妙运用其人力、装备和地理方面的优势，东京是有可能把中日海战变成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的——他们甚至还可能获胜。 这两个对手今日的岛屿争端最初源自它们在过去进行的海上战争。1894-1895年的日清战争中，曾有一次舰队交战在一个下午的时间里就令全亚洲以中国为中心的秩序就此倒转。用明治维新后进口的舰船和炮械匆匆武装起来的日本帝国海军击溃了被公认为装备较优的中国北洋舰队。1894年9月鸭绿江之战的取胜者是一支拥有更优良的操舰术、炮术和士气的海军。虽说今日的日本已不再是一股崛起的势力，但海上自卫队依旧保持着素质优异的传统。 如果鸭绿江之战在今日重演，日本海军又将如何部署对中国的作战呢？应当承认这一场景不大可能发生。除非北京成功地在外交上孤立了东京——就像一些发动有限战争的睿智先贤曾经尝试过的那样——又或者东京因为一些愚蠢的外交行为把自己孤立了起来，否则不太可能发生一场只限于中日两国间的战争。如若不然，中日冲突多半会把美国拉入局，并且还是作为日本一方一个积极的参战者。战争是一种政治行为——就像海军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所指出的那样，“政治术操纵着武装力量”——不过我们现在姑且把政治搁在一边，只从严格的军事范畴审视这场战争的前景，对中日海上力量来一番纸上谈兵的比较。 单看数量的话，并没有多少比较价值。日本海军自称拥有48艘“主要水面作战舰艇”，即设计目的是攻击敌方主力舰队并抵御对方攻击的军舰。对海上自卫队而言，这类舰艇包括“直升机驱逐舰”或者说轻型航母；搭载最先进的“宙斯盾”作战系统（美国海军的一线舰艇也安装有这种集成了雷达、计算机和火控仪器的系统）的导弹驱逐舰；以及一系列较小的驱逐舰、护卫舰和巡逻舰。水面舰队之外还有一支由16艘柴电潜艇组成的水下舰队。与之相对，解放军海军拥有73艘主要水面作战舰艇、84艘导弹艇和63艘潜艇，日本在数量对比上处境不容乐观。中国海军在舰艇吨位方面拥有毋庸置疑的极大优势。 不过单看数量也可能将人引入歧途，这方面有三大原因。其一，战略学者爱德华•勒特韦克（Edward Luttwak）曾经指出，武器在实际用于作战之前就像是“黑箱”（Black Boxes）：没有人能够确知它们的表现是否会和宣称的一样。一种军事科技价值大小的真正仲裁者不是技术指标，而是实战。但要准确预测出某型舰艇、飞机或导弹在战场的紧张混乱环境下表现如何几乎是不可能的。勒特韦克还补充说，当冲突是发生在一个开放社会和一个封闭社会之间时，预测的困难性尤其显著。开放社会有一种公开争论其军事失败的习惯，封闭社会则倾向于隐瞒本方的缺陷。勒特韦克所指的当然是美苏海军竞赛，不过这一点同样适用于中日之间的竞争。苏联海军表面看起来威风凛凛。不过冷战期间出现在公海上的苏联战舰明显表现出衰颓状况，它们的操纵马马虎虎，舰体生锈腐蚀。解放军海军可能也掩盖了某些弱点。海自在作战平台和人员素质方面的优越可能部分甚至完全抵消掉解放军的数量优势。 其二，战争中存在着人的变量。西奥多•罗斯福在其经典著作《1812年的海上战争》中把美国海军对英国皇家海军单舰决斗的胜利归因于优良的舰船设计、建造工艺和高超的战斗技术：换言之，归因于物质和人为因素。后者的衡量标准是操舰术、炮术以及为数众多的将一支海军与其他海军区分开来的特质。让水手枯坐在港内、把军舰和大炮擦的明晃晃是没法提升这些特质的，他们必须出海。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舰艇频繁地往来于亚洲水域，进行单独训练或与他国海军联合演习。相比之下，解放军海军则不怎么活跃。除去2009年以来在亚丁湾的反海盗护航行动外，中国舰队只在短程巡航和演习时才出现，他们的水兵很少有时间进行作战合练、学习专业技能并形成健康的习惯。所以人的因素方面日本占有优势。 至于其三，仅仅把问题简化为舰队同样具有误导性。东北亚不会出现单纯的舰队对舰队的交战。天然的地理因素使得这两个亚洲大国在距离上极为接近：它们的本土（包括离岛）乃是不沉的航空母舰和导弹发射平台。只要经过适当的武装和强化，陆基基地也可以成为海上力量的可畏工具之一。因此我们必须把两国的陆基火力也考虑进来。 在包围亚洲海岸线的第一岛链中，日本居于最北端，构成黄海和东海的东侧前沿。对马海峡（它是日本和朝鲜半岛的分割线）和台湾岛之间的所有岛屿距离中国海岸都不到500英里。大部分岛屿，包括钓鱼岛，离中国海岸相当近。在上述狭窄水域，任何可能的战场都处于岸基火力射程之内。中日两国军队都装备了号称作战半径可以覆盖整个黄海和东海、甚至深入西太平洋的战术飞机。两军也都拥有岸基反舰巡航导弹（ASCM），可以使本方打击火力立体化。 不过，其中也存在不对称因素。解放军的常规弹道导弹可以打击整个亚洲范围内的陆上基地，这使得日方的战舰和飞机在出航或起飞前就处在了危险状态。中国的第二炮兵或者说导弹部队据报道部署了可以自本土攻击海上移动舰船的反舰弹道导弹（ASBM）。该型导弹的射程据估计超过900英里，可以打击中国海的每一个角落，也包括日本列岛的所有港口乃至更远的地区。 现在来看钓鱼列岛，站在日本的角度，这是他们最难防守的地区。该岛位于琉球岛链西南端附近，位置上更靠近台湾而非冲绳或日本本土。从遥远的基地对该岛进行防御自然是困难的。不过如果日本将其88式反舰巡航导弹（SSM-1）——一种运输方便的机动式反舰武器——以及导弹操作人员前出部署到钓鱼岛乃至琉球岛链的临近岛屿，则他们的岸基火力就可以形成一个覆盖区，使中国舰船不敢进入钓鱼岛周边海域。一旦这些导弹部署完毕，它们将很难被驱逐，即使中国发射地地导弹或进行空袭也不例外。 谁能将海陆空三军力量组合成为最有力的海战武器，谁就更有希望赢得胜利。如果日本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能进行创造性的思考，采购适宜的装备并将其配置于能发挥最大效用的地区，那么东京是有可能获胜的。毕竟，日本并不需要击败中国军队以赢得一场海上最后决战，因为日方已经拥有了“争议岛屿”的实际控制权；它只需令中国无法干预即可。如果整个东北亚海域都变成一片无主地而日本军队却能坚守既占岛屿，那么政治上的胜利将属于东京。 日本还有一大优势，就是他们可以将兵力集中于本土，而解放军海军却分编成三支舰队，散布在中国漫长的海岸线上。中国的海军将领们面临这样这样一种困境：在和日本交战时，如果他们把部队集中到当前战区以获取数量上的优势，则其他利益海区就要冒防御空虚的风险。例如，当北京在东北方全力对抗日本时，他们可能置南海于不设防的险境。 最后，中国领导人还不得不考虑这样一场海上战争将在多大程度上延迟他们的海上力量建设计划。中国将其经济与外交前景很大程度上系于一支强大的远洋海军。2006年12月，胡锦涛主席命令解放军领导人建设一支能够“随时”保卫国家海上生命线——尤其是连接印度洋石油产地与中国本土的海上航线——的“强大人民海军”。达成这一目标需要大批舰艇。如果中国在和日本的冲突中损失了大部分战舰——哪怕他们最终获胜——北京也将看到他们追逐世界大国地位的势头在一个下午的时间里就以失败告终。 笔者在这里希望中国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能够洞悉这一切。倘能如是，“2012年中日大海战”就将限于纸上谈兵，而不会在现实世界中发生。 —————————————————————————————————————————————— 笔谈中国海军战略问题之五 特约记者：刘怡 刘：尊敬的博士，在《现代舰船》第一次刊登我们的笔谈之后一整年，这个不定期栏目已经进行到了第五回。对我个人以及许多中国读者而言，这是一种全新的交流方式：我们不仅真实地了解到中美两国在各自的战略观察家及评论者眼中的形象，并且尝试去探究这种形象的成因——就像战略本身一样，沟通也是一种艺术。 回到这一次的主题。架空一场中日之间的海战无疑相当有趣：就像您在文章中指出的那样，日本海上自卫队有着数量较少但性能更好的装备，人员素质也很优良，不过作为一个作战系统的海自很难说是发展均衡的：它的潜艇部队、扫雷舰艇及航空兵主要是为反潜作战设计的，它们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上：日本不可能单独涉足一场战争，当它依据日美安保条约与美国并肩作战时，第七舰队将负责主要行动和调度，海自将作为其反潜和支援部队出现。至于日本的“宙斯盾”驱逐舰，它们构成美国弹道导弹防御系统（BMD）在东北亚的网络。这样一支“功能型”武装在远程打击能力方面是有欠缺的，后者恰恰是中国的优势——尽管解放军的大部分大型水面舰艇是在最近十几年才完工的，但中国海军自1980年代以来就力图全面地发展水面、水下、空基和两栖力量，即使不提岸基的反舰弹道导弹，由攻击机携带的空舰导弹和安装新型反舰导弹的快艇在地区冲突中也是很适用的。 这是一场奇怪的对决：一方就好像训练有素的残奥会冠军，另一方则是运动能力平平但四肢健全的普通人，结果很难预料。它既取决于各自的长项，也受制于各自的短处。另外我们还应当注意地理问题——如果像您的文章所假设的那样，双方仅仅是在钓鱼岛海域发生交战，那么两军都得冒长途跋涉的风险。 霍：是的，就像您观察到的那样，虽说日本暂时在国际舆论方面占了上风，不过从武装力量的均衡性和地理角度看，中国在冲突中有着独特的优势。坦白讲，我个人对海自的观感还是很积极的：只要日本的指挥官们精当地用好从舰艇、飞机到岸舰导弹在内的一切作战武器，他们仍然有希望获胜。不过中日冲突是个很微妙的问题，随着它在规模和类型上的变化，双方的获胜机率变动会很剧烈。到目前为止，日本的军事评论家们在这个问题上过于乐观了。 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冲突在钓鱼岛海域发生，那将是日本自卫队建立以来面临的最严峻考验。我想再着重提一下您注意到的地理因素，从地图上我们可以发现：只要解放军把空中力量、陆基和海基导弹集中到与台湾隔岸相对的福建沿海，他们就可以轻松覆盖这一海域，那时优势在中国一方。当然，冲绳有美国的海空军基地，那霸机场还进驻了日本空中自卫队，但冲绳岛链距离日本本土有着数百海里的距离，钓鱼岛则更加偏远：这可不是一件小事。要知道，美国海军在横滨的机场距钓鱼岛超过1000英里，支援起来很困难。 在我看来，除非日本决定尽可能强化其南方岛屿的防御，否则中国的优势将一直保持下去。设想一下：如果自卫队未能赢得钓鱼岛周边的海空战斗，那么只要解放军发起协同攻击，日本就将丧失对小岛的控制权。接下来，中国将在琉球周边的海域和空域集结起相当规模的兵力，包括可以对该岛链进行封锁，等待自卫队前来应战。随着时间的推移，部署在那里的日本防御力量将面临食物、淡水和其他补给品的匮乏，进而丧失战斗力。 对东京而言，获胜的希望在于确保自卫队对钓鱼岛的介入能力，并且剥夺解放军的类似能力。日本可以在琉球群岛南端的与那国岛（该岛属于八重山列岛——译者注）一带部署机动式反舰导弹来覆盖钓鱼岛海域：我所指的不仅是机动式的岸舰导弹，也包括潜艇携带的反舰导弹。把海自的潜艇前出到南方、在钓鱼岛海域进行巡航可以构成一种有效威慑，日本还可以把许多小型导弹艇部署到这一海域，对中国舰队发起海上游击战——就像中国人打算拿来对付美国舰队的计划一样。但时间站在中国人一边，如果日本想赢，就得从现在起行动起来，越快越好。 刘：谈谈新近交付使用的“辽宁”号吧，全中国都在为这艘航母疯狂。人们把它视为一种起点和象征——中国海军走向远洋的象征。当我还是个小学生的时候，就听到了关于中国购买“瓦良格”号航母的传闻，当传闻变为现实的时候，时间已经过去了十多年。在中国航母的舰载机投入量产、编队形成战斗力之前，也许还要经历同样长的时间。 在我个人看来，中国借助发展航母来提升远洋作战能力虽说未必是美国乐见的，却是“可以接受”的：一来还在襁褓期的中国航母在性能和战斗力上尚不能对美国航母构成威胁；二来航母、水面舰艇乃至潜艇具有的军事意义要大过政治意义，它们在提升中国海军的作战能力的同时，不会抵触或者桎梏美国海军在太平洋乃至全球的干预能力——起码不会比反舰弹道导弹更引发美国的敌意。没有人希望主动让对抗升温，这至少是一种权宜之计。 霍：我还是坚持之前几次笔谈中的观点（没有贬低的意思）：中国要想掌握这样一个全新的作战平台，就必须花费漫长的时间去经历尝试-犯错-修正的过程。您所说的“疯狂”有些为时过早了，毕竟“辽宁”号在主尺度和战斗力上都和美国的核动力航母相差甚远，它的舰员在素质和经验上也不能与美国航母相比。 概括一下到目前为止“辽宁”号不能与美国航母相比的五个原因吧，这是我的个人看法：（1）“辽宁”号没有舰载机，这就好像战列舰没有主炮塔。它的主要意义在于为解放军海军提供了一艘进行飞机起降设备测试和人员训练的平台。在可预见的将来，这个平台的主要功能是训练，让时间和耐心来解决问题。（2）这艘由前苏联建造的航母主尺度不及美国同类军舰，它的排水量只相当于美国航母的2/3，搭载的重型战斗机不过28架（这是霍尔姆斯的说法——译者注），只是美国航母载机量的一小部分。让“辽宁”号编队和美国航母编队交战是没有胜算的。（3）它不是核动力。后者虽然不是万能的，但在航速和续航力方面拥有决定性优势，并且在一个更换燃料周期内都不需要反复加油。因为使用核动力而节省出来的空间则可以搭载更多航空燃料，这使得指挥官在作战时享有更大的灵活性。（4）它的护航和保障舰艇有待加强。解放军海军的新型导弹驱逐舰用于防空是足够了，但反潜能力却是短板——考虑到中国的假想敌美国和日本都拥有不俗的水下作战能力，这一点尤其关键。战斗保障舰艇（如给油舰、弹药补给舰、运输食品的冷藏船）则是另一个大问题，它们并不直接体现为战斗力，但在中国建造出足够的后勤舰船之前，其航母在远程航行中依然依赖于港口补给。（5）它的人员素质有待提升。最精良的武器也不可能超出它的使用者的水平，而“辽宁”号在其护航舰艇以及舰载机开始常规性的海上部署之前，都很难发展出与美国航母人员相当的技能、习惯乃至团队精神。当然，鉴于在未来几年里，解放军海军主要是在岸基火力所覆盖的范围内行动，这一点还不是大问题。有一天，当中国海军脱离他们的岸基保护伞、到更远的地方进行作战，又或者美国和日本找到了破解中国反介入武器的策略时，人员因素就会上升为最关键的项目。 至于您说的第二点，这涉及到我们先前谈论过的“要塞舰队”（Fortress-fleet）问题。马汉是批评这一思想的，他认为1904-05年战争中的俄国太平洋舰队就是“要塞舰队”的典型，结局则是全军覆没。当然，马汉不可能预见到在一个世纪之后，岸基精确制导武器的出现会让中国和伊朗这样的国家发展出一种新的“要塞舰队”，以较低的成本使其对手无法进入一个相当大的离岸海域，同时享有在该海域的行动自由。 您提到的中国发展远洋海军有助于增加战略互信和降低发生冲突的机率，这是个很有见地的看法，问题是它的成本太高。岸基保护伞的存在会使中国海军习惯于发展主要在“要塞”火力覆盖范围内活动的舰艇，例如新出现的052D型驱逐舰在吨位和火力上都比美国“宙斯盾”驱逐舰弱1/3左右，本质上它们仍是“要塞舰队”型的装备。 刘：所以这是一个相当矛盾的命题：提升远洋作战能力的经济成本较高，并且被认为体现了一种全球野心，但在实力足以支撑起所谓的“野心”之前，至少在地区层面冲突的概率在降低；相比之下，“要塞舰队”的成本更低，被认为是把战略目标设定在地区层面、比较克制的一种做法，但岸基反介入武器造成的“门户闭锁”印象和潜在的政治影响力却使冲突的可能和不信任感进一步上升。 最后，感谢您在百忙之中与我本人以及《现代舰船》读者的交流。期待我们的下一次笔谈。 霍：深表期待。 —————————————————————————————————————————————— 上面这次邮件访谈是在11月初进行的。大约一个星期后，Prof. Holmes给我发来一封邮件，表示我提到的两支海军系统对抗的问题是他此前没有给予足够重视的。为了“答谢”我的意见，他在thediplomat.com网站的个人博客上写了一篇短文章，对作出更完整的回应。这篇短文的译稿刊登在《现代舰船》2012年12B，我另外写了一篇简单的附记，重复并延伸了我在今年第20期《南风窗》杂志上提出的观点。 日本的冷战海军 〔美〕詹姆斯•霍尔姆斯/原作 一位中国朋友就日本海上自卫队（JMSDF）是否适于进行一场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单对单较量提出了一个很棒的观点。他的看法是：海自主要是作为冷战时期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一个附属物而创建的。尽管自冷战结束以来，日本海上力量所执行的任务已经大大扩展了——它曾在1991年派遣扫雷舰前往波斯湾，在9/11事件后为印度洋上的盟军舰队提供燃料补给，并参与了亚丁湾的反海盗护航——关于海自初始任务目标的观点至今大体仍是正确的。 从美日两国海军的分工看，美国海军提供的是攻击性火力，它表现为航母以及其他高端武器。而主要是基于防御意图的海上自卫队则是一种填补漏洞的存在，它被建设成适于执行诸如扫雷、反潜战和攻势潜艇战之类的局部任务。海自的官兵娴熟地执行了此类任务。美日联合舰队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住了苏联海军，使苏联舰船无法轻易地从符拉迪沃斯托克之类港口进入宽广的太平洋。许多苏联舰长选择了采取守势。这类努力尽管很少为公众舆论所关注，它们依然构成美国在冷战中的一系列胜利之一。 然而始料未及的是，冷战时期的海上战略也带来了另一个影响，那就是海上自卫队至今仍是一支“畸形”的海军，它的战略和教条带有片面性以及特定的倾向性，它的部队构成也是如此。对这样一支海军来说，要和一个发展均衡的对手单独对抗是很困难的。美国海军将其舰艇编组为“远程打击群”和“两栖快速群”，以适应其攻势特征；日本舰队则编成以横须贺、佐世保等基地为母港的“护卫队群”（此处说法似有偏颇，海自采用“护卫队群”这一名称似乎更主要是出于政治考虑——译者注）。护卫队群本质上属于防御性力量。加上其舰艇名册中只有5艘战斗后勤舰——可以在公海上对作战舰艇进行燃料及弹药补给、以延长其部署时间的舰船——在缺少美方后勤支援的情况下，日本海上自卫队要想在远离基地的海域维持行动势必困难重重。 不独如此，海自本身乃是一支不平衡的武装，它与那隔黄海相望的对手——规模更大且日趋均衡的解放军海军截然不同。这种情况不能算是对日本的舰船、武备和人员的打击。不过它的确意味着日本海军在没有美国支援的情况下很难与解放军作战。这样一来，就像最近占据各大媒体头条的争论所宣称的那样，东京在争夺钓鱼岛这块不毛之地时可以采取的行动就会受到限制。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相较于中国人攻击了琉球群岛、日本本岛或者自卫队，日本在钓鱼岛和中国爆发冲突与美国的利益关联度相对较小，也不太容易引起美国的同情。美国领导人一想到这么一场与华盛顿的利益相隔千里的冲突是如此富于冒险性，潜在的代价又是如此高昂——它可能把亚洲头号大国中国变成美国永久的敌人——就可能知难而退。当然了，美国依旧可能信守对日本的防御承诺，但他们在履行该承诺时不会有任何特别的热情。紧接着，在美日同盟之间就会发生争执、行动延误和错失战机的情况。 有鉴于此，东京实有必要培养一定的不依赖华盛顿的独立性。如果能够完善其兵力构成，拟订一种保留在无美国海军情况下单独作战可能性的海上战略，并且据此训练官兵单独作战的能力，海上自卫队是可以升格为一支更全面的舰队的。比起依赖外部支援的海军，这样一支舰队可以更好地阻止和抗击入侵。 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浅薄世界里，自助（Self-help）乃是国际关系中一则历史悠久的信条。它也是一项值得日本去重新发现的信条。 —————————————————————————————————————————————— 附记：“战略脱钩”与“战略捆绑”：美日同盟的雅努斯双面（文/刘怡） 在这则简短的追加讨论中，霍尔姆斯提到了日本对华盛顿“战略脱钩”、拟订独立的海上战略并据此完善其海上力量的可能性。作为一名曾为日本、印度、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提供过防务建议的资深研究人员，霍氏的这一看法当然是理想化的，但如果我们能从自主性和关联性这两个不同角度审视今天的美日同盟，还是会有一些微妙的发现。 相较于鼎盛时期英国的“非正式帝国”——它主要以离岸制衡（Off-shore Balance）手段操控欧亚大陆的均势——作为第一个全球意义上的超地区霸权（Extraregional Hegemony）的美国在西欧、东亚和中东这三个“边缘地带”中心是有着确实的政治和安全存在的，突出表现就是前沿军事部署，它们主要是为了遏制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极”的地区力量中心。除此之外，超地区霸权也有其意识形态逻辑，那就是“美国式生活方式”——美国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自由主义——不可能在脱离海外传播的情况下单独生存下去，必须把这种生活方式传播到不同地区和文化圈，使其发现寄生的土壤、生根开花，并随时惩戒阻止这一传播的挑战者。“门户开放”政策就是这一理念的反映。 对华盛顿来说，一个像苏联这样的对手其实是较为“理想”的：它的扩张在精神动因和实施手段方面与美国几乎完全一致，但美国已经抢先控制了苏联可能取得进展的地理政治中心，这就方便了集中资源遏制苏联。但在苏联消失以后，美国却面临“帝国式过度扩张”（Imperial Overstretch）的问题，它必须在每一地区针对不同的新兴力量实施遏制，这种战略对资源持续供给的要求相当苛刻，而美国本身反而处在硬实力缓慢下滑的阶段。 “帝国式过度扩张”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安全义务和承诺的过度延伸。当美国因为盟国的关系陷于一场与直接利益未必相关的冲突（如钓鱼岛争端）时，利害学说会倾向于置身事外，这就是霍尔姆斯文中所说的“知难而退”；但“威望”和“承诺”的羁绊往往导向相反的结果，因为美国霸权本身带有很强的心理色彩，如果不能在危急时刻施以援手，其可信度和确实性就会遭到质疑（参考中国解放战争和越南战争结束后美国国际影响力的震荡）。所以虽然“不会有任何特别的热情”，华盛顿依然必须履行其安保承诺，这样一来它的战略灵活性就遭到了制约。这种情况甚至还给予了盟国对美国实施“战略绑架”的可能，使爆发冲突的风险不断升级。 那么，如果缩减不必要的安保承诺，给予盟国更大战略自主权呢？这就又回到了美国霸权在重点区域的存在方式。过去六十多年里，为确保其绝对优势和战略主导权，美国在西欧、中东尤其是西太平洋的政治、经济存在始终是以双边同盟作为主要形式的，这不仅束缚了日本、韩国、菲律宾等国在以安全问题为代表的地区事务方面的权限和主动性，并且使这些国家在离开美国的情况下往往无所适从。盟友对美国的“战略捆绑”，部分也是因为除美国外就没有其他外力可资依靠。而要实施“战略脱钩”、同时继续维持美国的影响力，就必须鼓励更多多边进程的出现。以克里斯托弗•莱恩（Christopher Layne）为代表的一批“立案制衡”派学者多年来一直在鼓吹这一趋势。 在今年春天发表于《外交政策》杂志的专文“平衡东方，升级西方”（Balancing the East, Upgrading the West）中，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也强调了“美国在亚洲的角色应该是地区平衡者，复制19世纪和20世纪初英国在欧洲内部政治中扮演的角色。美国能够也应该帮助亚洲国家通过斡旋冲突来避免地区主导权的争夺，并抵消潜在竞争者之间的力量不平衡”。对中国而言，这不失为一种机会，因为借助一个遍及整个东亚、同时不排斥美国的多边合作机制来发挥事实上的影响力，风险要远远小过建设排他性的“亚洲门罗主义”。后者不仅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