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酷儿理论(queertheory)

原文作者：李银河
                
                
一、酷儿简介　　
    酷儿理论是90年代在西方兴起的一种新的性理论思潮。在过去数年间，一个新的指称"酷儿"(queer)从男女同性恋和双性恋的政治和理论中发展起来。酷儿理论目前是性政治中的活跃分子和学术界十分熟悉和钟爱的一个理论。
　　"酷儿"是音译，原来是西方主流文化对同性恋者的贬义称呼，有"怪异"之意，后来被性的激进派借用来概括他们的理论，其中不无反讽之意。我本来想用"奇异"或"与众不同"之类的词来翻译它，但是这样翻译过于直白，似乎丧失了这个词的反讽之意。由于很难找到对应的又表达了反讽之意的中文词汇来翻译，所以索性采用港台的音译词"酷儿"。
　　酷儿理论不是指某种特定的理论，而是多种跨学科理论的踪合，它来自历史、社会学、文学等多种学科。酷儿理论是一种自外于主流文化的立场：这些人和他们的理论在主流文化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也不愿意在主流文化中为自己找位置。"酷儿"这一概念作为对一个社会群体的指称，包括了所有在性倾向方面与主流文化和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性别规范或性规范不符的人。酷儿理论就是这些人的理论。"酷儿"这一概念指的是在文化中所有非常态(nonstraight)的表达方式。这一范畴既包括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和双性恋的立场，也包括所有其他潜在的、不可归类的非常态立场。
二、概念发明人
　　"酷儿理论"这一概念的发明权属于著名女权主义者罗丽蒂斯(TeresadeLauretis)，她是美国加州大学桑塔克鲁斯(SantaCruz)分校的教授。酷儿理论最初见于1991年《差异》杂志的一期"女同性恋与男同性恋的性"专号。这个理论的发明还有一个小小的故事：首先使用这一用语的罗丽蒂斯是在批评的意义上使用这一用语的。这位女同性恋女权主义者的观点是：用酷儿理论取代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的提法有一个问题，即掩盖了二者之间的区别，她担心这一用语会"解构"我们自己的话语和男同性恋者的建构性沉默，这就违背了她提出的强调男女同性恋各自的特殊性的初衷。她还担心，在酷儿理论以其自身实践与女权主义理论相区别时，妇女问题，特别是女同性恋问题，会遭到被强制性边缘化的命运。
　　关于"酷儿理论"的发明，罗丽蒂斯说过这样一段话："有趣的是，魏格曼(Wiegman)谈到了酷儿理论，她正确地将这一用语的发明权追溯到我，那是我为1990年(在SantaCruz)组织召开的一个会议在《差异》杂志上所编的一个专集上首先使用的。她注意到，从那时起，酷儿理论的建立'实际上将差异中性化了'，这一点的确违背我创造酷儿理论这一用语的初衷，我创造这个词的本意是希望用它来取代无差别的单一形容词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以便将性的多重性放在它们各自的历史、物质和语境中去理解。显然，我是赞同魏格曼的意见的。我也赞同瓦特尼(SimonWatney)在一篇文章中的意见。他写道：目前使用'酷儿'一词的最方便之处在于，它是性别中立和种族中立的。他又说：酷儿表达了这样一种立场：它欢迎和赞赏一幅更宽广的性与社会多样性的图景中的差异。"
三、理论前身
　　酷儿理论的前身是各种与同性恋有关的理论。罗丽蒂斯认为，同性恋如今已不再被视为一种游离于主流的固定的性形式定外的边缘现象，不再被视为旧式病理模式所谓的正常性欲的变异，也不再被视为北美多元主义所谓的对生活方式的另一种选择，男女同性恋已被重新定义为他们自身权利的性与文化的形式，即使它还没有定形，还不得不依赖现存的话语形式。
　　著名性别和性问题专家威克斯是这样认识酷儿、酷儿理论和酷儿政治的：从60年代以来登上历史舞台的女权运动和同性恋运动可以被解释为对当代世界中一种主体形成形式的反叛，是对权力的挑战，是对个人定义方式、把个人定义为某种特殊身份、固定在某种社会地位上这种做法的挑战。"酷儿政治"(queerpolitics)是90年代在北美及世界其他地方同性恋中产生的一种新的政治力量。新一代人自称酷儿，而不称女同性恋、男同性恋或双性恋。酷儿意味着对抗--既反对同性恋的同化，也反对异性恋的压迫。酷儿包容了所有被权力边缘化的人们。
　　正像"gay"这一用语在60年代打破了旧式同性恋运动中那种自我辩护的姿态一样，新出现的酷儿政治打破了70年代和80年代同性恋政治的少数派化和整合策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的出现正当同性恋运动成功进入主流文化之时。酷儿政治通过将许多互不相通的成分结合在一起，建造出一种新文化。他们也许是接受后现代主义的当代模式的第一批活跃分子。他们运用旧有和新式的成分建造出他们自己的身份--他们从大众文化、有色人种社区、嬉皮士、反艾滋病活跃分子、反核运动、音乐电视、女权主义和早期同性恋解放运动中借用风格和策略。他们的新文化是奇妙的，敏锐的，无政府的，反叛的,反讽的。他们绝对认真，但是他们又想从中取乐。酷儿政治之所以是一个重要的现象，不仅因为它说了什么或做了什么，而且因为它提醒人们，性政治这一整体在不断地发明创新，从而走向存在的不同方式。
四、主要主张
　　酷儿理论有哪些主要的观点和主张呢?
　　酷儿理论的第一个重要内容是向异性恋和同性恋的两分结构挑战，向社会的"常态"挑战。所谓常态主要指的是异性恋制度和异性恋霸权，也包括那种仅仅把婚内的性关系和以生殖为目的的性行为当作正常的、符合规范的性关系和性行为的观点。对于学术界和解放运动活跃分子来说，把自己定义为"酷儿"，就是为了向所有的常态挑战，其批判锋芒直指异性恋霸权。
　　长期以来，人们以异性恋为常态，以同性恋为变态。在20年前，大多数社会还认为同性恋是某种疾病(在中国，许多人至今认为同性恋是疾病)，人们想给他们治病，想理解他们，或诅咒他们。这不是同性恋者个人的问题，而是社会结构问题。在这种社会规范的统治之下，异性恋者憎恨同性恋者，同性恋者也因为自己的不"正常"而长期自我憎恨。同性恋恐惧症不再是个人的问题，而成为社会的问题。70年代活跃的同性恋群体打破了异性恋自然秩序的观念。现在，异性恋的"自然性"受到了酷儿理论的挑战，它提出了使性欲摆脱性别身份认同的可能性。
　　在传统的性和性别观念中，异性恋机制的最强有力的基础在于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性欲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一个人的生理性别就决定了他的社会性别特征和异性恋的欲望。尽管有大量研究证实了同性恋和异性恋的区别，尽管有大量违反这三者之间关系的实践，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一直没有受到质疑。尽管根据金西报告，有50％以上的男性和30％以上的女性在一生中曾经有过同性性行为经验，异性恋霸权仍旧认为，性欲的表达是由社会性别身份决定的3而社会性别身份又是由生理性别决定的。
　　在对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性倾向的严格分类的挑战中，巴特勒的"表演"理论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她认为，人们的同性恋、异性恋或双性恋的行为都不是来自某种固定时身份，而是像演员一样，是一种不断变换的表演。在巴特勒看来，没有一种社会性别是"真正的"社会性别，是其他的表演性的重复的行为的真实基础。社会性别也不是一种天生的性身份的表现。异性恋本身是彼人为地"天生化"、"自然化"的，用以当作人类性行为的基础。性身份的两分模式(彼或此，异性恋或同性恋)从遗传上就是不稳定的，这种截然的两分是循环定义的结果，每一方都必须以另一方为参照系。同性恋就是"非"异性恋；异性恋就是"非"同性恋。因为对"表演"理论的强调，巴特勒的思想被人称作激进的福柯主义，它被认为是一种新的哲学行为论，其中没有实存(being)，只有行为(doing)。
　　对于巴特勒来说，根本不存在"恰当的"或"正确的"社会性别，即适合于某一生理性别或另一生理性别的社会性别，也根本不存在什么生理性别的文化属性。她认为，与其说有一种恰当的社会性别形式，不如说存在着一种"连续性的幻觉"(illustonsofcontinuity)，而它正是异性恋将其自身在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欲望之间天生化和自然化的结果。在异性恋中，这一幻觉靠的是这样一种假设，即"先有一个生理性别，它通过社会性别表现出来，然后通过性表现出来。"巴特勒反其道而行之，她认为，异性恋的性统治是生理性别的强迫性的表现。
　　社会性别表演在下列意义上是强迫性的，即一旦偏离社会性别规范，就会导致社会的排斥、惩罚和暴力。更不必说由这些禁忌所产生的越轨的快感(thetransgressivepleasures)，它会带来更严重的惩诫。这一表演带有紧迫性和强迫性，这一点由相应的社会惩诫反映出来。为了建构异性恋的身份，异性恋要求一种社会性别的连续性表演。
　　在巴特勒看来，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欲望这三者之间的联系建构了异性恋，而它必定是强迫性的和脆弱的。弗洛伊德所发明的"俄底浦斯情结"是对同性之爱的原初否定。俄底浦斯倩结是借用古希腊神话中一位王子杀父奸母的故事来说明，所有的人都有异性恋的乱伦冲动。巴特勒认为，原初的禁忌并不是异性恋的乱伦，而是同性恋。异性间的乱伦禁忌不是原因，而是禁止同性性欲望的结果。异性乱伦禁忌所禁止的是欲望的对象，而同性恋禁忌禁止的是欲望本身。"换言之，不仅丧失了对象，而且欲望也被彻底否定，于是'我从未失去过那个人，我从未爱过那个人，我真的从未感到过那种爱'。"
　　通过铲除异性恋以外的一切欲望，扼杀掉一切其他选择的可能性，异性恋霸权的社会建构了一种性欲与性感的主体。社会性别的表演将身体的一部分器官性感化了，仅仅承认它们是快乐的来源。在异性恋倾向的建构过程中，人们认为只有身体的这些部位是用来制造性快感的，社会性别的表演和性活动连在一起：一个"具有女性气质"的女人要通过阴道被插入而获得快感，而一个"具有男性气质"的男人则通过阴茎的插入体验快感。易性者陷入两难境地，他以为如果自己没有相应的性感器官，就不可能拥有某种社会性别身份。易性者通过植入或切除某些器官以表达他或她的身份，这不是一种颠覆性的行为，而恰恰反映出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欲望已经被"天生化"和"自然化"到了何等程度。在这一过程中，人们的注意力全集中在适当的性别表演上，而不是性感的性活动上。
　　这一表演就是"社会性别"关于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表演。这种表演使人理解了什么是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两分体系。因此，一个男扮女装的表演并不是对原初形态的模仿，用巴特勒的一句名言来说，它是"一个对模仿的模仿，是一个没有原件的复制品"。当一个男孩想穿女孩衣服或像女孩那样生活时，是什么力量逼着他非要去对自己的身体下那样的毒手呢?为什么他不能够穿裙子，为什么他不能够简简单单地过他想过的女孩的生活呢?这就是因为他生活在异性恋霸权的淫威之下，一种无形的暴力在规范着他该穿什么衣服，有什么样的作派举止。这是一种多么强大又是多么可怕的力量。它能逼着人残害自己的肢体。我们简直不再能把它当成一种无形的力量，它简直是有形到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程密了。性身份和性欲的对象来划分个人的类型就会变得毫无意义。酷儿理论倾向于接受虐恋和其他角色表演实践，将其违反性规范的越轨行为定义为反禁制的性。把酷儿的性建立在一个不断改变的表演的系列之上，就是对异性恋霸权的挑战。一言以蔽之，酷儿理论造成了以性倾向或性欲为基础的性身份概念的巨大变化，它是对于社会性别身份与性欲之间关系的严重挑战。
五、对传统两性的挑战
　　酷儿理论的第二个重要内容是向男性和女性的两分结构挑战，向一切严格的分类挑战；它的主要批判目标是西方占统治地位的思维方法，即两分思维方法。有些思想家把这种两分的思维方式称作"两分监狱"，认为它是压抑人的自由选择的囹圄。
　　酷儿理论自觉地跨越了性别类型的尊卑顺序，它的中心逻辑是解构两分结构，即对性别身份非此即彼的划分。这个具有反讽意味的概念"酷儿"并不指称某一种性别类型，并不指称某一种性别，而是指这样一种过程：性别身份的表达能够摆脱这样的结构框架。酷儿并不是一个新的固定"性别主体"的标签，而是提供了一个本体论的类型，它与现代主义话语中的两分核心相对立。它抛开了单一的、永久的和连续性的"自我"，以这样一种自我的概念取而代之：它是表演性的，可变的，不连续的和过程性的，是由不断的重复和不断为它赋予新形式的行为建构而成的。
　　在反对性别的两分结构(男性与女性)的问题上，巴特勒也是最有权威的理论家。跟随福柯的理论脉络，她向固定的女性身份的必要性提出质疑，探索一种批判各种身份分类的激进政治的可能性。她向性别的内在能力、本质或身份的概念提出质疑，认为它们不过是一种重复的实践，通过这种反复的实践，"某种表象被沉淀、被凝固下来，它们就被当成某种内在本质或自然存在的表象"。"欲望的异性恋化需要'女性气质'与'男性气质'的对立，并且把这种对立加以制度化，把它们理解为'男性'和'女性'的本质。"
　　在酷儿理论对各种身份分类的挑战中，超性别(transgender)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所谓超性别包括异装和易性，还包括既不异装也不易性但是喜欢像另一个性别的人那样生活的人。巴特勒认为，男女两性的界限是不清楚的，生理学统计表明，世界上有6％至10％的人天生就处在两性之间，他们的生理性别是不确定的。
　　两性界线不清和有越来越模糊趋势的表现在当今世界随处可见，正在形成一种新的社会时尚。
　　在悉尼，打破两性界线的人们举行了一日的游行，有成千上万的"正常"人看到了他们，成为这一新时尚的见证人。
　　美国的麦可．杰克逊是猫王以后最著名的歌星，是彼得．潘以来最著名的男女同体的民间英雄。他的存在是对男女两分观念的威胁。
　　英国的辛普森(MarkSimpson)在大众传媒中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最新的同性恋色情明星、被动肛交者和性受虐者的诙谐的公众形象，他的形象出现在从足球和健美到关于去毛和男裤的广告当中，他的形象说明，男性身体--裸露的、被动的、作为性感对象而被人渴望、被人观赏的--开始以前所未有的姿态被展露出来，他说："传统异性恋的观念在这种颠倒面前已难以为继。"(Segal，198-199)显然，传统的男性形象和行为规范也被他的形象颠覆了。
　　除易性行为外，异装行为也是超性别潮流中一个重要的形态。异装行为的一个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对两分的简单概念的挑战，是对男性和女性这种分类法的质疑。
　　超越性别角色这一社会潮流中的另一个重要形式是男角的女同性恋者和女角的男同性恋者，他们的存在使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性倾向的全部定义都成了问题。这两种人的自我社会性别认同与生理性别不符，他们的生理性别是男性或女性，而他们的社会性别认同是另一种性别。他们的性倾向也与生理性别不符：在心理上是异性恋的，而在生理上却是同性恋的。
六、超性别现象
　　进入90年代，超越性别和性别角色的模糊化有愈演愈烈之势。在某个心理诊所，一个女孩向医生描述自己所遇到的问题：她想做一个男性，而且是一个同性恋男性。也就是说，她的生理性别是女性，她的社会性别是男性，她的性倾向是同性恋。她是女人，她爱男人，但是她不想作为一个女人来爱男人，而是作为一个男人来爱男人。这就是90年代人们所面临的新局面。
　　伯恩斯坦(KateBornstein)在1994年说：对于"谁是易性者"这一问题的回答完全可以是这样的："任何承认这一点的人。"一种更政治化的回答是："任何人--他的社会性别表现从社会性别结构本身看来是有问题的。"(Beemynetal，35)对此，巴特勒有一句名言：每个人都是易性者。她是指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成为一个标准的典型的"男性"或"女性"(也没有人能够成为标准的"同性恋者"或"异性恋者")。
　　对于超性别现象的重视，使得双性恋倾向在酷儿理论中拥有了特殊的重要性。酷儿理论认为，自由解放的新版本就是取消同性恋和异性恋的区别；如果实现了这一变化，所有的人将不得不承认他们自己的双性恋潜力。双性恋之所以有着特别的重要性正是因为，双性恋者的存在本是就对"正常人"、女同性恋者和男同性恋者的区分质疑，双性恋的形象就是一个重要的越轨的(transgres-sive)形象。双性恋能够解构社会性别与性的两分结构的原因在于：首先，因为双性恋占据了一个在各种身份之间暖昧不清的位置，所以它能够昭示出所有身份之间存在的缺陷和矛盾，表明了某种身份内部的差异。其次；因为身份不定，双性恋揭示出所有政治化的性身份的特殊性质：一方面是个人性行为和情感选择随时间不同的巨大不连续性；另一方面是个人政治身份的不连续性。
　　目前，有些酷儿已经幽默地自称为"弯曲的直线"(straightwithatwist)。"直线"本是英文中"正常人"或"异性恋者"的通俗说法。"弯曲的直线"这种说法充分揭示了各种分类界线之间正在变得模糊起来的新趋势。将来，我们会有弯曲的直线，会有搞同性恋的异性恋，会有具有女性气质的男人和具有男性气质的女人。一位学者打趣地说："谁知道呢，也许在明年的学术研讨会上，我们会看到这样的论文标题：女同性恋的异性恋--最后的未知领域。"
七、对传统同性恋文化的挑战
　　第三，酷儿理论还是对传统的同性恋文化的挑战。酷儿理论和酷儿政治预示着一种全新的性文化，它是性的、性感的，又是颇具颠覆性的，它不仅要颠覆异性恋的霸权，而且要颠覆以往的同性恋正统观念。酷儿理论提供了一种表达欲望的方式，它将彻底粉碎性别身份和性身份，既包括异性恋身份，也包括同性恋身份。
　　英国背景的瓦特尼(Watney)和美国背景的沃纳(MichaelWarner)将酷儿政治定义为伪装神圣的道德主义的男女同性恋身份政治的对立面。瓦特尼指出，传统的同性恋身份政治为了向人们对同性恋的刻版印象和熟视无睹挑战，有一种以"同性恋社群价值"的名义压抑在酷儿性行为中大量存在的差异的偏向，因此创造出一套关于同性恋生活方式的高度正规化的图景。相反，酷儿文化是对这种高度正规化的同性恋价值的否定，其性多样化的图景囊括了从奥斯卡．王尔德到芬兰的汤姆(TomofFinland)，甚至包括麦当娜这样的人。瓦特尼宣称，酷儿文化是对"占统治地位的性认识论权威"的挑战。
　　酷儿理论抨击同性恋和异性恋的分别，揭露和批判了这种两分论的隐蔽的运作方式。酷儿理论家司德维克(Sedgwick)是这样解释的：某种文化中两极对立的分类，比如异性恋和同性恋的划分，实际上是处于一种不稳定和动态的关系之中。因此，仅仅争取对同性恋的正面评价是不够的，还要保护人们选择做酷儿的权利。
　　酷儿理论向男女同性恋身份本身质疑，批评静态的身份观念，提出一种流动和变化的观念。酷儿理论尝试将个人身份政治转向意义政治(thepoliticsofsignification)。酷儿理论不把男女同性恋身份视为具有固定不变的内容的东西，而将身份视为弥散的、局部的和变化的。酷儿理论认为，身份是表演性的，是由互动关系和角色变换创造出来的。酷儿理论批判了传统同性恋理论在身份问题上的排他性，揭示出在建构男女同性恋身份的同时，异性恋是如何被正规化的。
　　第四，酷儿理论具有重大的策略意义，它的出现造成了使所有的边缘群体能够联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的态势。酷儿理论相信民主原则在个人和个性的发展中也同样适用；酷儿政治建立了一种政治的联盟，它包括双性恋者、异性者、女同性恋者和男同性恋者，以及一切拒绝占统治地位的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性体制的人。酷儿政治接受所有认同这一新政治的人，不论他们过去有着何种性身份、性倾向或性活动。严格地说，一个人既不能成为一个同性恋者，也不能是或不是一个同性恋者。但是一个人可以使自己边缘化，可以改变自己，可以成为一个酷儿。
　　"酷儿"一词因此具有策略性的意义，而不是指称某种具有永久性意义的身份。酷儿性(queemess)并不是一种新的身份，这一概念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这些人们拥有共同的经验，他们共同作为性越轨者(sexualoutlaws)的生活方式，而并不是一种这些人共同拥有的本质主义的身份。它出现在那些孤立的个人当中，与一夫一妻制的家庭价值相对立，与异性恋霸权相对立。
　　许多酷儿活跃分子不再将自己定义为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甚至不说自己是异性恋者，而简简单单单地自称为酷儿。酷儿的性活动很难在传统的性结构领域中加以定位，它是一些更具流动性、协商性、争议性、创造性的选择。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和双性恋者也许需要"走出来"，但是酷儿身份却是"走进去"的。酷儿还创造了他们自己的分类方式：酷儿，较酷儿，最酷儿(queer，queerer，queerest)。这种分类方式与以往的任何分类方式都不一样。
　　酷儿理论的多重主体论(multiplesubjectivities)造成了在不同社会和种族的历史背景下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不连续性(discontinuities)，为男同性恋者、女同性恋者、超性别者、易性者和双性恋者的社群之间更强有力的联合，为他们改造制度化的异性恋霸权的共同努力创造了条件。
　　值得提出的一点是，酷儿理论作为一种政治策略在中国这样的社会具有特殊的意义。由于中国文化中一向就有一种把各种事物之间的界限搞模糊而不是把它们区分清楚的倾向，由于同性恋身份政治在中国一向不发达，也由于国家和社会对于同性恋的压制一向不像西方那么激烈，因此，借鉴酷儿理论，中国的同性恋政治有可能跨越身份政治的阶段，直接进入与所有非常态性倾向者联合起来共同抵制异性恋霸权的阶段，共同创造抵抗权力压抑的新局面。
八、与后现代理论的关系
　　最后，酷儿理论与后现代理论的关系。酷儿理论出现于后现代思想盛行之时，与后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酷儿理论的哲学背景是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理论。
　　后现代理论是遇到最多误解的理论，例如，它常常被人们误解为要取消一切实际行动和现实斗争。因为它解构了所有的"宏大话语"，解构了所有的分类和身份，因而取消了所有现实斗争的可能性。有些女权主义者就持有这样的观点，她们认为，女权主义不可过于投入后现代主义的怀抱，这是与敌同眠。她们认为，后现代主义是社会变革的敌人。这种态度与女权主义对酷儿理论的复杂感觉有相似之处。其实，这种恐惧和担忧是建立在对后现代理论的误解之上的。后现代的解构主义不过是一种模式转换而已，它并没有使任何事物变成"暂时的"或"不真实的"。认为"男性"和"女性"、"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作为一种身份的划分是不正确的，并不会使它们因此变得"不真实"。实际上，它对于反抗压迫的斗争是极为有益的，它可以使人们获得一种摆脱现存的僵化的社会文化机制的力量。
　　后现代理论家威尔顿说："我甚至要说，对于女权主义来说，性别的解构和重写(这一重写可能采取彻底取消性别的形式)的唯一选择是消灭男性：无论性别是一种压迫性的操纵性的结构，还是男人'天生'要压迫女人，女人是'天生，的受害者，全都应当被扫除干净。"(Wilton，inAdkinsetal，108)取消或者说解构"男性"和"女性"、"同性恋"和"异性恋"这些概念，并不像有些女权主义者所想像的那么可怕，并不会取消现实的解放斗争实践，而是为这一现实斗争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提供了一个新的武器。
　　酷儿理论是一种具有强大革命性的理论，它的最终目标是创造新的人际关系格局，创造人类新的生活方式，它的做法是向所有的传统价值挑战。
　　它向传统的家庭价值挑战。一位酷儿理论家说："我认为，传统的家庭价值不会延续到下个世纪，随着人的寿命增加，我不相信人们能保持50年的一夫一妻制婚姻生活。我想我们会找到某种既不是一夫一妻制也不是通奸活动的生活方式。"
　　它向传统的性别规范和性规范挑战。对于酷儿来说，他们的亚文化为他们提供了广大的有意识的表演性的性与性别角色的天地，他们可以从男性角色变为女性角色，从异性恋角色变为同性恋角色。对于一个酷儿来说，即使是一个有易性倾向的人，也没有绝对的必要做变性手术，按照酷儿理论，他完全不必受这个罪，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完全不必一致，想穿哪个性别的衣服，就穿；想过哪个性别的生活，就过；想做哪个性别，就做；完全没有必要认为，只有改变第一性征(性器官、生殖器官)才有资格做某种性别的人。按照酷儿理论的理想，在一个男人不压迫女人、异性恋不压迫同性恋的社会中，性的表达可以跟着感觉走，同性恋和异性恋的分类将最终归于消亡；男性和女性的分类也将变得模糊不清。这样，性别和性倾向的问题就都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酷儿理论是一种具有很强颠覆性的理论。它将会彻底改造人们思考问题的方式，使所有排他的少数群体显得狭隘，使人们获得彻底摆脱一切传统观念的武器和力量；酷儿理论因此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为我们昭示了下个世纪的曙光。
发布：mOc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