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的琴》与鞍钢60年：共和国长子被遗忘的青春

                
                
在电影快结束时，工人们想要保住的两根大烟囱还是被炸掉了。他们抽着烟，静默地目送着这两位“老朋友”。烟囱轰然倒下，爆破激起的尘土遮住工人的面容。导演张猛说，当两根烟囱倒掉的时候，就证明社会的进程要吞噬掉传统工业时代
原载于《文史参考》2011年9月（下）
本刊记者 ｜ 李响
《钢的琴》是一部喜剧，但它让许多观众流了泪。这是一个奇特但又寻常的故事。从钢铁厂下岗的父亲为了帮女儿圆梦，发动工友在废弃的车间用钢造出了一架“钢的琴”。情节荒诞不经，但一无所有还为儿女苦苦奋斗的下岗父母却那么熟悉，他们常出现在领导慰问的新闻报道里，或者就在我们身边。
影片在鞍山取景拍摄，这座著名的钢城20年前曾经落魄，21世纪初搭上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快车，日新月异。从小在东北长大的导演张猛并没有展示鞍山如今的光鲜风景，而是把镜头对准城市背面荒凉破败的老厂区。富于时代色彩的苏联歌曲，近百年历史的大烟囱，无不触动人们柔软的感情和沉重的记忆。
在老厂房中重温往日辉煌
《钢的琴》原打算在沈阳拍摄，导演张猛在那里度过少年时代，家中祖辈父辈几乎都是辽钢和铁西铸造厂的工人。但今天的沈阳几乎找不到传统工业时代的踪迹，这是一座被房地产投资专家评估为极具升值潜力的城市，老厂房早已被高档楼盘取代。只有当夜幕降临、下岗工人摆的地摊潮水般涌上繁华街道时，人们才会隐约记起，这里曾经烟囱林立、工厂连片。
张猛最终在鞍山找到了他想要的外景拍摄地，这里的拖拉机厂和鞍钢老厂区，让他找到熟悉的感觉。不过这些地方也很快会被拆除。
影片中，男主人公陈桂林骑着一辆破旧矮小的摩托车，引领着观众的视线，在鞍山老工业区穿行。到处是颓废破败的烟囱，锈迹斑斑的管道，人们闭上眼就仿佛穿越时空隧道，回想这座工业城市还年轻的时候，经历过怎样的辉煌和热情。陈桂林的扮演者王千源说起他小时候看到的东北老工业基地：“你能想象那种像宫崎骏《空中之城》的感觉吗？你都想象不到那么多管子都从哪出来的，要干什么。你就感觉这是一个魔幻之城，欣欣向荣。”
造钢琴并不是完全虚构的。几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张猛在老家铁岭评剧团废弃的排练厅发现了一架样子有点奇怪的旧钢琴，他回家和曾经在评剧团工作的父亲说起，父亲轻描淡写地说，当年没有钱买钢琴，为了演样板戏，他们到工厂找工人做了这架钢琴。
这件事震动了张猛，当年的工人竟然能自己摸索造出钢琴，而现在，这些失业者聚集在钢材市场里自谋生路。据说当年下岗时，不少工人宁可不要补贴也想要台机床，有了机床他们还能凭手艺吃饭。张猛心里有了《钢的琴》的雏形，十年后他终于拍出了这部电影。“这是我的理想主义，我很希望所有人都能够明白这个阶层曾经辉煌过，他们在群体的劳动中重温当年的荣誉感。”
“钢铁长子”的被殖民岁月
1949年7月9日，鞍山钢铁公司正式开工，这是新中国第一个恢复建设的钢铁联合企业。开工三年间，鞍钢的铁、钢产量分别占全国的46%和64%，擎起中国钢铁工业的半壁江山。“共和国钢铁工业的长子”，是鞍钢实至名归的称号。
昭和制钢所的老工人是新鞍钢的基础班底。这个充满殖民色彩的名字道出鞍山工业史的开端。早在1909年，日本就已秘密调查鞍山钢铁资源；“九一八”事变后，为扩大侵略战争，加紧掠夺钢铁成为法西斯“帝国刻不容缓之急务”，原定在朝鲜兴建的昭和制钢所改迁鞍山。
1942年，昭和制钢所的中国职工超过7万，鞍山第一代产业工人在这里产生。就在那一年，17岁的蒋兴帮进入制钢所当铸铁工，他和工友们承担高负荷的劳动，工资只有同级日本工人的五分之一。中国工人只能干活，听不到广播，看不到报纸，不许问这问那，他们连本厂的产量都不知道。1945年8月15日，工友照常聚在一起吃饭，但厂里的日本人神色异样，其中一名日本人对中国工人说：“中国人是天皇了，我们日本亡国了。”这时工人们才知道抗战胜利了！当时厂内共有9座高炉，除了一座高炉停产检修，其余8座全部拉风，发出刺耳轰鸣，冒出滚滚白烟。
工人们欣喜若狂，扭起东北秧歌，他们以为从此可以成为工厂的主人，孰料等待他们的是又一次打击。1945年8月23日，苏联红军进驻鞍山，宣布要将工厂三分之二的设备运往苏联。将近50万日本人和近14万中国人，在600名苏军的监视下，被要求以每日2000吨的速度拆除设备。这些设备总重量达64750吨，估计金额在2亿美元以上。随后内战爆发，鞍山钢铁工业一直没有机会恢复元气。新中国成立后，苏联又派来100多个专家协助重建鞍钢，还运来从德国拆卸的设备，这是后话。
产出新中国第一根无缝钢管给毛泽东贺寿
1948年，鞍山解放，中共鞍山市委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尽快恢复鞍钢生产。据老工人赵永桥回忆，鞍钢招工时他去报名，看见高炉下的野草长得一人多高，运输车下的积水没到了膝盖。一个留用的日籍冶炼专家断言，“这里只能种高粱，恢复重建至少需要20年。” 赵永桥说：“当时大家都憋着一股劲，一定要尽快恢复生产。”
厂里缺备件材料，工人就想方设法到废品堆里找。后来当选为新中国第一代劳动模范的孟泰是“捡废品”的行家，他知道在日本人统治厂子的时候，工人怀着反抗情绪，常把配件器材偷偷扔到水坑和草丛里，就带领大家专门到这些地方发掘，几个月的工夫，回收了上千种材料，捡回上万个零备件。这些“宝贝疙瘩”形成了闻名全国的“孟泰仓库”。后来在修复一、三号高炉时，所有管道系统的零件都是“孟泰仓库”提供的，没有花一分钱。
已故的鞍钢制造部总工程师杨树棠曾回忆，在他从住处去办公室的路上，看见衣着褴褛的工人群众用肩挑、背扛、车送，把各种设备、器材从铁东、铁西、立山等处运到厂区，从早到晚，川流不息。
1949年6月27日，一股滚烫的红色铁水从2号高炉的出铁口奔流出来。“当时许多工人兴奋地叫着，激动得抱头痛哭，那场面让我至今难忘。 ”赵永桥说。
1953年12月26日，毛泽东60岁生日那一天，他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生日礼物。工人们从鞍钢生产的第一根无缝钢管上切下了长20厘米的一段，派专人送到北京。毛给鞍钢全体职工复信祝贺：“鞍钢无缝钢管厂、大型轧钢厂和第七号高炉的提前完成建设工程并开始生产，是1953年我国重工业发展中的巨大事件。”1954年，《人民日报》上刊登了靳尚谊和傅植桂创作的油画《把第一根无缝钢管献给毛主席》，油画主人公是钳工邵明祥，他在钢管上刻下了一行字：“献给敬爱的毛主席”。
赵本山和二人转之外的东北
在影片《钢的琴》中，陈桂林和工友们的文艺特长令观众印象深刻，各种乐器手到擒来，秦海璐饰演的女主角还能唱出发音标准的俄文歌曲。电影固然有些夸张，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直到八十年代，鞍山工人的文化活动的确非常丰富，可以说是“劳动与文艺不分家”。
1953年，鞍钢有138个工人俱乐部，主要用于放映电影、承办演出，以及工人自编自演文艺节目。
1952年，梅兰芳来到鞍山专门为工人演了一场《宇宙锋》。今天，鞍山深南街老年评剧团成员提起当年的盛况，还津津乐道。这些评剧团成员平均年龄70岁，他们都是20世纪50年代初进入鞍钢的。“那个年代国家重视工人业余文艺建设，投入也非常大，据说有上亿元。别的不知道，一年光投给我们京剧评剧团的就有2万块，你想想，50年代的2万块啊。”
1960年，在破除苏联迷信的背景下，“鞍钢宪法”诞生了，鞍钢也走到了一个辉煌的顶点。“鞍钢宪法”的主要内容是加强党的领导，坚持政治挂帅，开展技术革命，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也就是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领导、技术管理人员与工人相结合，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鞍钢宪法”经毛泽东批示后迅速风靡全国。今天，我们早已认为这是过时的东西，欧美和日本的管理学家却认为，这是团队理论的精髓，它弘扬的“经济民主”是增进企业效率的关键之一。历史真是会开玩笑。
20世纪90年代以来，改革的压力使企业无力负担工人俱乐部的运营成本，俱乐部或者拆除，或者转租给个体经营者，成为KTV、舞厅、网吧，更多地变成二人转大舞台。说到二人转，如今大多数外地人认为二人转就是东北文化，很多老工人对此颇不以为然，用他们的话说，那是农民的东西，跟工人的文艺活动是两码事。一位影评人写道：“令人很庆幸曾给赵本山写过小品的张猛，没有把大家熟知的二人转引入《钢的琴》……也让大家了解到赵本山和二人转之外真实的东北。”失去俱乐部的老工人们并没有放弃集体文化活动，他们在马路边和广场空地上排练，即使在零下二十几度的冬天也不例外。
倒掉的烟囱和传统工业时代
被剥离的不仅仅是俱乐部。如同所有老牌国营企业一样，鞍钢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实行的管理模式是“企业办社会”，企业和城市之间难解难分。1994年以前，鞍钢有16个医院、20多个幼儿园、86个度假村、32所中小学，殡仪馆、消防队、农场、牧场样样齐备，连公安局都是鞍钢自己出资建设的，社会职能一应俱全。
1994年1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各项配套改革方案开始实施。当各地的“后生辈”钢厂开始轻装前行、后发制人之时，鞍钢面临着所谓“东北现象”，合同严重不足、资金短缺、职工工资拖欠……高炉被迫停产了两座，企业濒于破产边缘。
鞍钢从1995年开始实施“精干主体、分离辅助”的政策，分批将钢铁主体35个厂矿中的74个集体所有制企业与主办厂分离。绝大多数职工下岗，或“居家”——即退下岗位，每月还能领到最基本的生活费，是一种变相的下岗。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22万人告别了鞍钢这艘“航母”，仅安置款鞍钢就支付了16亿元人民币。鞍钢大伤元气，但对于工人及其家庭来说，这些补偿仍然是杯水车薪。
鞍钢子弟曾经是一个光荣的身份，鞍山人找对象要先问问成分，有一个鞍钢职工的家庭被戏称为“单缸(钢)”，有两个鞍钢职工的家庭则是“双缸(钢)”。1967年入厂的邹女士后来和同厂职工结婚，她的丈夫出身于响当当的“多缸”家庭，父亲和兄弟姐妹全是鞍钢职工。20世纪90年代，鞍钢子弟这个身份成了包袱。邹女士的公公当时早已退休，退休金虽然不高，也足够他养老，但包括邹女士丈夫在内的几个子女全都下岗或“居家”，都要靠公公资助，“结果我老公公到老也没享到福”。在当时的鞍山，一家三代人“啃老”的现象非常普遍。
鞍钢甩开了社会包袱，改革进程加速，1997年组建新轧钢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和香港上市；2006年实现钢铁主业上市。今天的鞍钢是一个现代化大型钢铁企业，被誉为老国企改革典范。2011年1月17日，鞍钢集团公布2010年产量数据，销售收入超过1500亿元，利润总额49.57亿元，已进入世界500强企业行列。
“现在鞍钢的车间跟我们那时候完全是两个概念了。新职工都是名牌大学毕业的，坐在控制室里，穿得干干净净的，看着大屏幕，全都是电脑操作。”邹女士说。现在，谁家的孩子能进入鞍钢工作是更加让人羡慕的事。新鞍钢人是高薪白领，与作为“工人阶级”的父辈完全不同。在访谈中记者发现，大多数老工人并不太愿意讲自己的经历，无论是50年代的辉煌，还是90年代的艰难，他们觉得没有人会喜欢听这些故事，认为这都是理所当然被时代淘汰的记忆，不值一提。
除了钢琴，还有一个线索贯穿《钢的琴》全片，那就是两根即将被炸掉的烟囱。陈桂林说：“那两根烟囱比我爸岁数还大呢！”包括陈桂林父亲在内的一批老工人和工程师，联名上书，要求保住烟囱， 甚至设计方案想把烟囱变成蹦极场地。
邹女士告诉记者，这个情节老鞍钢人一看就会有共鸣，他们对烟囱有非常特殊的感情。“老英雄”孟泰在少有的休息日里，也要坐在窗口看着远处厂区的烟囱冒着烟心里才踏实。这种对工厂的热爱在今天很难被理解，但在当时是职工的普遍心态，他们有一种主人翁意识。
在电影《钢的琴》快结束时，工人们想要保住的两根大烟囱还是被炸掉了，他们抽着烟，静默地目送着这两位“老朋友”。烟囱轰然倒下，爆破激起的尘土遮住工人们的面容。导演张猛说，当两根烟囱倒掉的时候，就证明社会的进程要吞噬掉传统的工业时代。影片中，老工程师汪工在烟囱炸掉前的演讲令许多观众动容：“在有的人眼里它是成长的记忆，在有的人眼里它是回家的坐标，在有的人眼里他就是两根烟囱。可是在我的眼里，它就像一个被我遗忘了许久的老朋友。我不知道是该竭力地挽留，还是该默默地看着它离去……如今为了时代发展的进程要求它离开……它将会成为一段美好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