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柏林墙的立与倒

                
                
特约撰稿｜金雁
一堵墙隔出两个世界
1961年8月13日，前东德（民主德国）建立了隔绝东西柏林的“反法西斯防卫墙”。从此勃兰登堡门内外的两个柏林成为两个世界：在墙的西边没有任何防御措施，老百姓可以一直走到墙根。而在东边，沿墙一线宽一百多到数百米的建筑全部被推平铲光，形成一条严禁百姓接近的无人区（人称“死亡区”），其间有铁丝网栅栏、军车巡逻道、瞭望塔、钢筋水泥碉堡、自动信号报警和机枪自动射击装置、警犬巡逻线、探照灯和高杆式强光照明灯，车辆陷坑、松土地带、哨卡岗楼密布，完全是一个恐怖地带。面对西方的指责，东边政府最有力的辩护就是：这一切并不具有对西边的进攻性，它只是“防卫墙”，是防御性的。东德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自然有防卫的权利。
没错，柏林墙的确是“防御性”的，从来没有人指责这道墙具有军事进攻的功能。问题是它要“防御”谁？防御西边的“法西斯”？它的正式名称的确叫：“反法西斯壁垒”。但奇怪的是它防范的是东边的想出去的人，柏林墙存在的28年，铁证如山地表明它从未对任何一个西边的人，无论他是否“法西斯”，进行过火力拦截——因为根本没人试图闯入。但是，它却以火力射杀了有名有姓的201名东德公民，而除了想“出去”，他们并无任何过错，至于在火力拦截中被打残打伤、生擒活捉的东德人就不知多少了。显然，柏林墙并不是用来进攻西边的，但它也不是用来“防御”西边的。它就是一道拦截“自己人”外逃的天堑，一道为东德公民设下的天罗地网。
关于柏林墙的评价，我以为如下一段话堪称经典：
“世界上的围墙都是防止外面的人闯进来的，只有一种围墙是防止里面的人出去的，那是什么？那就是监狱的围墙！在这样的墙里面是什么地方？那不就是监狱吗？”
的确，被这样的墙“保护”起来的东德不像一所巨大的监狱吗？但即便是监狱，对试图“越狱”者不加警告就射杀也被认为是残忍，而沿柏林墙的许多机枪自动射击装置就是干这个的。面对舆论谴责，一位前东德领导人辩解说柏林墙下的死亡只是执勤军人的随机应变造成的，东德官方并没有下达“越墙者格杀勿论”的正式命令。
然而他不说还好，不久，人们在东德档案中果真就发现了这样一份“格杀勿论”的正式命令，而且上面还有许多政治局委员的签字。这下坏了：按他们自己的说法，即使根据当时东德的法律，这样的“格杀勿论”也是犯罪，下令者要承担责任。笔者不想评价这种追究是不是合适，但“即使根据当时东德的法律也是罪行”的说法，无疑已足以把柏林墙及其策划者钉在了耻辱柱上，而审判这个耻辱柱的道德基础，就是不分东德西德、姓社姓资、左派右派的人类基本正义！
建墙之前：两种占领政策
1945年德国法西斯无条件投降，英、美、法、苏之间的联盟关系因为对手的消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但分割德国是它们共同的想法，在《波茨坦协定》中几国首脑就军事占领柏林进行协商，戴高乐说：各占领区“按照自己认为应当的办法，管理自己的占领区”。斯大林也说，谁攻占的地方，就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强加于它。两个德国就此产生。
1949年苏占区民主德国成立，同一个民族同一种文化就此形成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东西占区成为两种制度较量的场所。首先在战后赔偿问题上，各占领区实行完全不同的政策。苏联的策略是“榨取德国赔偿本国”，它向德国方面提出100亿美元的赔偿。战后的德国没有能力偿还这样巨额的战争赔款，那就拆除德国的工厂设备，征用德国的专家、技术人员和战俘无偿进行实物赔偿。为此苏联从它的占领区拆走了80%的重工业设备。到1948年，苏占区的1900家工厂被拆除，其中1700家是整体拆迁，由于大规模的拆除，使东德的生产能力下降了50%。此后很长时期，东德的每7个工人当中就有一个为苏联人干活。此外还把大量的农产品运往苏联，据统计，通过这种方式，苏联大约从东德索取了价值150亿美元的赔偿，使东德如牛负重，长期无法重振经济。另外东德还要支付约占全国收入1/4的苏军占领费，苏军在民主德国有35万驻军。由于苏联苛刻的索取政策，使东德人均负债达2500美元，一直到1958年才结束生活配给制。这严重影响了东德国民经济的复苏和物质基础。统一社会党总书记乌布利希说，战后我们不得不把大量的精力用来赔偿和克服战争的后果。本来战后的生活就十分艰难，还必须向苏联提供大量赔偿，有什么办法？
而西部德国是东西方对峙的前沿，在冷战加剧的情况下，为了抵制苏联的势力，英、美、法与苏联的思路完全不同，开始实行经济扶植政策。西德只向西方战胜国提供了原定数额2%的赔款。1948年6月英美为西德成立联邦政府、起草宪法和占领法，在西占区实行币制改革。苏联为了反击，于6月24日全面中断通往西部的水陆运输，对西柏林进行封锁。美、英、法不计代价，耗巨资通过空中走廊飞行运输，给西柏林居民供应各种物资，前后持续达324天。在这将近一年封锁期内共空运140万吨物资，近20万航次，仅空运费就达2.5亿美元。在密集的运输中飞机失事24架，机组人员死亡48人。这一切如今都记载在了原柏林滕佩尔霍夫机场楼前竖立的“柏林大空运”纪念碑上。在那些日子里，柏林人看到的是这样对比鲜明的图景：苏联人从地面上把德国的东西一列车一列车地拉走，而英美则从空中一架接一架的飞机把来自西方的东西源源不断送进德国，你说他们会有何感想？
与此同时，美国从1946-1950年在西占区共发放16.2亿美元的救济款。美国还在西德开设“特殊账目”用于国内的财政补贴，截止到1975年为该账目提供了大约110亿美元的贷款，这被称作是西德经济起飞的“第一推动力”。
东西德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
赔偿之后在重建经济时，东德不能不完全照搬苏联体制。从1945到1948年，东德把3000多家私营企业变成国有企业，从1950年起推行农业集体化，虽因农民抵制一度放松，但从1958年起集体化步伐又重新加快，当年集体化的比例就从25%上升到58%，1960年一下达到86%，这种集体化完全是强制性的。与此同时，由于大量没收没有按时交税的手工业者的资产，各种商品供应立即紧张起来，这在日耳曼民族中引起极大的反感。尽管计划经济可以让老百姓勒紧裤带尽量投资，使工业较快得到重建，但人民生活艰难。从苏东阵营内部看，应该说东德的经济是成功的。严谨而理性的德国人不搞“大轰大嗡”的运动，也没有想入非非朝令夕改的狂热，在经济计划的“科学、周密、综合化与最优化”方面达到了整个苏东阵营的最高水平，也确实发挥了它的长处。到20世纪70年代已经使东德经济成为“阵营”中最发达者，但即便如此，它的绩效仍无法与西德相比，而且再“科学”的计划也无法解决人们的消费偏好和自由发展的诉求。80年代后，“科学计划”潜力近于枯竭，经济出现停滞。1989年东德的经济增长率仅为2%，昂纳克下台以后承认，苏联推行的计划经济“是一种最糟糕的计划，它不是根据市场需求来发展的”。
在西德则是另一番图景。美国人把西德的管理权很快移交给了德国人，1947年美国实行“复兴欧洲计划”（即马歇尔计划），大量资金注入西德。1949年6月通过“联邦德国宪法”，西德建立了既发挥市场竞争活力又注意社会平等、福利保障的“社会市场经济”和“福利国家”体制。1950年联邦德国的工业超过战前的水平，从1950年到1965年联邦德国累计投资2281亿美元，促成经济高速增长，从此开始了15年的“莱茵奇迹”。1950-1965年间，进出口总额年平均分别增长13.3%和15.8%，1965年的贸易额是1950年的8倍，60年代西德国民总产值超过英法两国，80年代西德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三经济大国。而早在1971年，西德的外汇储备达到186.57亿美元，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战后两个德国各自形成不同的经济体系，分别纳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际经济圈。1950年东德加入经互会组织，70%的出口面向经互会国家进行“账面卢布结算”的“内部交流”，脱离国际前沿，缺乏竞争机制，走上封闭式的经济发展道路。而西德在1951-1952年分别加入关贸总协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利用国际分工和国际资本的流动，为西德的经济开辟了广阔的市场。
而比经济增长速度更重要的是人民的实际生活。战后东西两边都为应付时艰一度实行过配给制，但西德1950年就取消了配给，很快满街的自选超级商场，市面繁荣，消费旺盛。而东德到1958年才取消配给，但商品的匮乏和单一依旧。在生活、住房、就业、医疗各方面都是西强东弱。为了抵制西柏林繁华的选帝侯大街上高档商品的诱惑，东柏林大搞形象工程，建立了引以为自豪的东欧最高的电视塔。但却立即传开了有关此塔的两个政治寓言：一是“圣徒十字”传说，电视塔上部观光大圆球的玻璃在阳光下反射出醒目的十字光，被认为是对无神论的东德统治者不满；二是“斜塔”传说，据说由于人们在观光球上都挤在西边看那大墙阻隔的西柏林，把塔都压得向西倾斜了。
“防止里面的人出去”的高墙倒了
从1961年8月13日建，到1989年11月9日拆，柏林墙一共存在了28年。昂纳克在纪念柏林墙建立20周年的时候说：“由于构筑了‘反法西斯防卫墙’，我们才捍卫住了我们的社会主义成就。”但是靠高墙和火力拦截把人圈禁起来才能“捍卫”的“主义”，还是马克思当年梦想的那种人类理想吗？
柏林墙建成后人们的逃亡史变得更加血泪斑斑。许多逃亡故事都已成为广泛流传的经典，笔者也就无庸赘述了。只就柏林墙的隔离功效而言，从建墙前每年十几万、几十万，到建墙后1961-1980年“只有”17.7万人成功逃离，每年降到8-9千左右。
人们在问，凭这么一道禁闭的墙，能最终战胜对手保护自己吗？1989年10月昂纳克仍然强调：“即使再过50年、100年，柏林墙还将存在！”然而靠35万驻德苏军维持统治的昂纳克并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1987年苏联对东欧的政策改变，严格控制东欧的传统被放弃。1987年《苏联外交通讯》刊登戈尔巴乔夫的一篇讲话，他说：“我们无权教导别人，苏联对盟国发号施令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一切事情必须由苏共盖章批准的做法已经结束。”1988年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八大和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明确否定了苏联对东欧集团的控制原则。
1989年10月7日是民主德国40周年国庆，第一个反对党——东德社会民主党就在此时成立，他们要求“民主、自由和人权”，要求新闻自由和出境自由，第一次有人公开提出拆除柏林墙。10月9日，统一社会党的中央委员、民主德国作协主席赫•康德在《世界青年报》发表的公开信中说，“我们必须承认现实，失败就是失败”，“大批公民出走的原因，我们必须从自身寻求解答。”迫于四周近邻的民主化浪潮，“禁锢政策”已失去意义。9日晚，两德将过境站全部开放，人们从广播和电视上得知这一消息后，潮水般地涌向柏林墙，涌向西柏林、涌向西德，人们骑在墙上狂欢，人们手持各种工具奔向柏林墙，柏林墙坍塌了！边境开放的第一天，就有5万人离开东德，1670万人的民主德国，出入境管理处一下子就签发了1000万份私人旅行签证。但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很快回来了，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必要逃亡：不到一年，1990年10月3日，民主德国不复存在，前东德地区与西柏林组成6个新州，正式加入联邦德国，两个德国的历史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