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自伯明翰监狱的信

寄自伯明翰监狱的信 小马丁·路德·金 亲爱的牧师同工们： 我在伯明翰市立监狱的囹圄当中，读到了你们最近的声明，你们称我们当前的行动“不明智又不合时”的声明。通常我很少费时去回答对我的工作与观念的批评。若是我想回答堆到我桌上的所有批评，我的秘书便只好整日价写信写个没完，我也便无暇从事建设性的工作。然而我觉得你们充满了善意，你们的批评亦不失诚挚，因之我希望以耐心理性的措辞，来回复你们的声明。 既然你们受了反对“外人介入”这种说法的影响，我想我该说明一下，我何以要在伯明翰。我有幸担任基督教南方负责人会议的主席，该组织总部设在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而在南方每州都有活动开展。整个南方，我们设有八十五个分支组织，其中的一个便是亚拉巴马基督教争取人权运动。我们经常与各分支机构，分享工作人员、教育及财政资源。几个月前，伯明翰的分支机构吁请我们，若认为必要的话，制订一项非暴力直接行动方案。我们准备同意他们的吁请；一旦时机成熟，我们便会履行诺言。因此，我与我的几名工作人员在这里，是因我受邀来此。我来这里，因我在这里存在着组织关系。 然而更基本上，我来伯明翰乃因为这里存在着不公正。一如公元前八世纪的先知离开自己的村落，将他们的“耶和华这样说”带到远届外邦的区域，一如使徒保罗离开他的大数（Tarsus）小村，将耶稣基督的福音播扬到希腊-罗马世界的每一角落，因之我也不能不把自由的福音带到我的家乡以外去。我必如保罗一样，不断回复马其顿人求助的吁请。 而且，我认为所有的社区，所有的州，都处于相互联系之中。我无法闲坐亚特兰大，对伯明翰发生的事情却不闻不问。任何一地的不公正，都会威胁到所有地方的公正。我们都落在相互关系无可逃道的网里，由命运将我们结为一体。对一处的直接影响，对他处便是间接影响。我们再不可生活在窄仄偏狭的“外来蛊惑家”的观念下面。只要住在美国以内，便绝不可视为任一地方的外来者。 你们对目前伯明翰的示威感到痛惜。然而我要很遗憾地说，你们的声明对于引起示威的条件，竟未曾表现同样的关注。不用说，你们全都不想同那般浅薄的社会分析家亦步亦趋，单单盯住后果，而不去抓住根本的原因。目前伯明翰的示威固然不幸，然而该市的白人权力结构令到黑人社区无所选择，则是更其不幸的事情。 任何非暴力运动，都要包括四个阶段：收集事实，以判定不公正是否存在；谈判；自我净化（self-purification）；以及直接行动。在伯明翰，我们已经历过所有这些阶段。无可否认，种族方面的不公正席卷了此一社区。或许伯明翰算得上美国种族隔离最为彻底的城市。其暴行的丑恶记录尽人皆知。黑人在法院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较之我国别的城市，伯明翰有更多爆炸黑人住宅及教堂的案件未曾解决。这里有的是残酷的铁证。基于这些条件，黑人领袖们才会试图，与城里的首脑们进行谈判。然而，首脑们却断然拒绝进行善意的谈判。 于是在去年九月，我们有机会得同伯明翰经济社区的首脑进行会唔。在谈判期间，商人们做出了某些承诺——诸如，取消商店里羞辱性的种族标志。基于这些承诺，弗莱德·沙特斯沃思牧师以及亚拉巴马基督教争取人权运动同意，暂停实行一切抗议行动。然而过了几月，我们知道受了破坏承诺的害。一些标志取消不久，又移了回来；另一些则根本就原封未动。 一如从前的无数经历，我们的希望遭到了沉重的打击，我们的心里笼罩着深切绝望的阴影。我们别无选择，惟有准备进行直接行动；由此，我们要以自己的身体为手段，向地方及全国社区的良知，申明我们的处境。考虑到这其中不乏困难，我们决定先来进行自我净化的过程。我们开始了非暴力的一系列实习，我们不断自问：“你是否能挨打而不还手？”“你是否能忍受监狱的考验？”我们确立了在复活节期间进行直接行动方案的时间表，认为除会圣诞节而外，这乃是一年当中主要的购物时期。我们晓得，直接行动有一个副产品，便是经济的有力紧缩；我们觉得，这会成为一个绝好的机会，向商人们施加压力，以赢得我们所需的变革。 此后我们了解到，在三月伯明翰要进行市长选举，于是立即决定在选举之前，暂缓实行直接行动。待到我们得知，公共安全行政长官欧仁·“布尔”·康纳尔将在最后一轮投票当中赢得多数，我们又一次决定将行动延期到投票日之后，好使得抗议运动不至被利用来掩盖了问题。同其他许多人一样，我们也等着见到康纳尔先生竞选失败，为此目的，我们不惜将运动一再延期下去。此一社区既需要我们援手，我们觉得，我们的直接行动方案再也无法继续拖延。 你们或许会问：“何必要搞直接行动？干吗不来点静坐，来点游行之类？谈判岂不是更好？”你们倡导谈判，这非常正确。不错，这正是直接行动的目的所在。非暴力的直接行动，正是要寻求制造这样的危机，促成这样的紧张，好让不断拒绝了谈判的社区，被迫面对这一个问题。它是要使得再无法漠视的问题，变得引人注目。我这里讲，制造紧张乃是非暴力反抗运动的组成部分，听上去颇有点危言耸听。然而我必得承认，我绝不惮于“紧张”一词。我真诚地反对暴力的紧张，可另有种非暴力的建设性紧张，却需要我们推波助澜。一如苏格拉底觉到需要在人心之中制造出紧张，以使得人们脱离开神话与真假混杂的思想之羁绊，臻于创造性分析与客观评价的自由王国，我们也必得了解，需要非暴力的牛虹，在社会制造出一种紧张，以帮助人们脱离开偏见与种族主义的黑暗深渊，达到理解理友爱的壮丽山巅。 我们的直接行动方案，其目的便在于制造一种充满危机的局面，以期不可避免地开启谈判之门。因此，我很赞同你们的谈判呼吁。我们心爱的南方，可悲地挣扎在一言堂的泥沼之中，而拒绝了对话，已经何其长久！ 你们声明的一个基本要点，是认为我与我的同事们在伯明翰进行的行动不合时宜。有人会问：“干吗你们不肯给新的市政当局做事的时间？”对这一诘难，我惟一能做的回答便是：伯明翰新的当局在做事之前，必得像那将要出发的人一样给人推一把。若是我们觉得，选了艾伯特·鲍特威尔做市长，伯明翰就会迎来太平盛世，我们就大错特错啦。鲍特威尔先生或许会比康纳尔先生更和缓，可他们一例都是种族隔离主义者，一心单想着维持现状。我倒是希望鲍特威尔先生够理智，看得出大力反对取消种族隔离制度的运动，只会徒劳无益。然而没有民权志士们施加的压力，他决计看不到这点。朋友们，我必得告诉你们，不施加合法且坚定的压力，在民权领域便得不到丝毫的进步。有一个历史事实颇为可悲，便是特权集团很少能够自愿放弃特权。个人倒能够见到道德之光，而自愿放弃其不公正的地位；然而集团，诚如莱因哈德·尼布尔告诉我们的，却比之个人更其倾向于不道德。 通过痛苦的经历，我们晓得自由绝不会由压迫者自愿赐予给我们；它必得由被压迫者要求过来。坦率地讲，我还没参加过一次直接行动运动，能在那般未曾饱受过种族隔离之苦的人看来乃是“合乎时宜”。多少年来，我一直就听到这个词：“等下去！”每个黑人都听腻了这样的聒噪。所谓的“等下去”，差不多永远意味着“绝不去做”。诚如我们的一位卓越的律师所说，我们必得知道，“延误太久的公正，便是否认了公正”。 三百四十年来，我们一直在等待，等待着宪法及神赐的权利。亚洲与非洲的各个民族，正以喷气机般的速度，去赢得政治独立，我们却还在以老牛破车的步调爬行，好争取在便餐柜台上，能喝上杯咖啡。或许那般从未觉出过种族隔离制度的尖锐刺痛的人，会很容易说上一句，“等下去！”然而，当你见到凶恶的暴徒将你的父母随意私刑处死，将你的兄妹踢打致死的时候；当你见到充满仇恨的警察咒骂、踢打甚至杀死你的黑人兄妹的时候；当你见到你的两千万黑人兄弟，绝大多数拥挤在富裕社会当中狭仄的贫民窟里苟延残喘的时候；当你的六岁女儿问你，为何她就不能去才在电视上做了广告的游乐园，而你突然张口结舌、无言以对的时候，当她得知游乐城不对有色儿童开放，你见到她的眼泪夺眶而出，见到令人自卑的阴云开始笼罩了她心灵的天空，见到她因无意间形成的对白人的愤恨而扭曲了人格的时候；当你的五岁儿子这样问你：“爹，白人咋这样待黑人呀？”而你不得不编一套谎话来敷衍的时候；当你开车横穿全国，发现必得逐夜睡在汽车里难受的角落，因所有的汽车旅馆都不接待你的时候；当你整天价因为“白人”“有色人”的恼人标志感到羞辱的时候；当你的教名成了“黑鬼”，中名成了“小子”（还不管你有多老），而姓成了“约翰”的时候；当你的妻子和母亲从来得不到那个尊称“太太”的时候；当你夜以继日纠缠于你是黑人的事实，翘首以待，而又惘然若失，满心恐惧，而又仇视社会的时候；当你永远挣扎于给人视为“无能的家伙”这种堕落的感觉之中的时候——到了这时，你便会理解，为什么我们觉得难以等待下去。是时候啦，忍耐之杯已经满溢，人们不再甘愿沉溺于绝望的深渊。先生们，我希望你们能够理解我们合理而必然的急躁。 你们对我们之意欲违反法律，表示深为忧虑。这肯定是一种合理的关切。我们既勤勉地敦促人们服从最高法院1954年取缔公共学校种族隔离的判决，而今又有意违反法律，初看起来未免矛盾。人们或许会问：“你们如何能倡导违反某一些法律，又服从另外的一些？”答案便系于这样的事实，即存在着两种法律：公正的法律和不公正的法律。我会第一个倡导服从公正的法律。人不仅有法律责任，也有道德责任，去服从公正的法律。反之，人也有道德责任，去不服从不公正的法律。我会同意圣奥古斯丁的话：“不公正的法律，就等于无法无天。” 那么，这两种法律区别何在？如何断定一项法律是公正还是不公正？公正的法律虽出于人定，却符合道德律以及上帝的律法。而不公正的法律则是不与道德律相和谐的法律。用圣托马斯·阿奎那的话讲，不公正的法律乃是不植根于永恒的律法以及自然法的人法。任何提高人格的法律都可称公正。而任何贬低人格的法律则绝非公正。所有种族隔离的法规皆为不公正，为种族隔离扭曲了灵魂，败坏了人格。它赋予隔离主义者错误的优越感，又给予被隔离者错误的低劣感。用犹太哲学家马丁·布伯的术语来讲，种族隔离是以“我-它”的关系，代替“我-你”的关系，到头来将人贬抑到物的地位。因之，种族隔离不仅在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方面皆非健全，在道德上同样错误而且有罪。保罗·蒂利希讲，罪恶便是分离。种族隔离岂不实际表现了人的悲剧性分离，表现了人的可怕疏离，人的骇人罪愆？正是因此，我能够敦促人们服从1954年最高法院的判决，因其在道德上是正确的；我也能够敦促他们不服从种族隔离的法令，因其在道德上是错误的。 让我们来考量公正与不公正法律更其具体的例证。不公正的法律乃是人数或权力上的多数集团强迫少数集团服从，却不用以约束自身的法律，这是差别的立法。同样，公正的法律则是多数强迫少数遵从，其自身亦愿遵从的法律。这是平等的立法。 我们来换一种解释。若法律强加于少数，而该少数被拒绝了投票权，因之未曾参与该法律的制订，该法律使绝非公正。有谁能讲，制订了州种族隔离法的亚拉巴马州议会，是民主选举产生的机构？在整个亚拉巴马，动用了所有诡诈的手段，以避免黑人成为登记选民；甚至有一些县里，黑人占了人口的多数，却没有一个黑人得以登记。这样的环境下制订的所有法律，难道还能视为民主？ 有时候，法律表面上显得公正无偏，应用起来却颇不公正。比方说，我就被控参加未经批准的游行而被捕。瞧，要求游行需经过批准的法律，并没有什么不对。然而，当这一法律被用于保护种族隔离制度，否定宪法第一修正案有关和平集会与抗议的权利，它使绝非公正。 我希望你们能够看出我要指出的区别所在。我绝不像那般狂热的种族隔离主义者一样，倡导规避及否定法律。这势必导致无政府状态。违反不公正法律的人，必得公开地违反，心怀爱意地违反，甘愿接受惩罚。我认为，人若违反他根据良心断定其不公正的法律，若情愿接受监禁的惩罚以唤起社会对其不公正的良心，这实际上正表现了对法律的最高尊重。 诚然，这种公民不服从绝非什么新鲜的东西。其崇高的明证之一，是沙得拉、米煞和亚伯尼歌拒绝服从尼布甲尼撒王的法律，他们的立场乃在于更高的道德律。早期的基督徒亦曾辉煌地进行过这一种反抗，他们宁愿面对饥饿的狮子，宁愿忍受肢解的极度痛苦，而不服从罗马帝国的某些不公正法律。在某种程度上，学术自由在今日得以实现，正因苏格拉底实行了公民不服从的缘故。在我国，波士顿倾茶派正代表了公民不服从的大规模行动。 我们不能忘记，阿道夫·希特勒在德国所做的一切都是“合法”，而匈牙利的自由战士在匈牙利所做的一切都是“非法”。在希特勒的德国，援助和安慰犹太人便是非法。然而即便如此，我确信若我当时生活在德国，我便会援助和安慰我的犹太兄弟。若今天我生活在一个共产主义国家，而在该国基督教信仰珍视的某些原则遭到了压制，我也会公开倡导不服从该国反宗教的法律。 我的基督教和犹太教兄弟们，我得真诚地向你们承认两点。首先，我得承认，最近几年，我对白人当中的稳健派大感失望。我几乎得出了一个叫人遗憾的结论，即黑人奔向自由的巨大障碍，并非白人市政官员和三K党徒，毋宁就是那些热心“秩序”而非正义的白人稳健派；他们喜欢的是不存在紧张的消极和平，而不喜欢存在着正义的积极和平；他们不停地讲：“我同意你们追求的目标，而不能同意你们直接行动的方法”；他们家长式地相信，可以为旁人的自由定个时间表；他们靠时间的神秘观念而生，不断劝黑人等上个“更适当的时刻”。这些好心人的肤浅理解，比之恶意之徒的绝对误解更其叫人丧气。冷淡的接受，比之彻底的拒绝更加令人手足无措。 我曾经希望白人稳健派们理解，法律与秩序的存在乃是为了建立正义的目的；而若其未曾达到这一目的，法律与秩序便成了危险的制度性堤坝，阻挡了社会进步的洪流。我曾经希望白人稳健派们理解，目前南方的紧张态势，对于从可厌的消极和平，从黑人们消极接受其不公正命运的和平，转变为实质性的积极和平，转变为所有人都尊重人格的尊严与价值的和平，乃属势在必需。其实，我们这些参与非暴力直接行动的人，并未曾制造了紧张。我们不过是将早已存在的潜在紧张带到了表面。我们使之公之于众，好使人们能够看清它，解决它。疖疮不破，便无法治好；必须将其打开，好使其所有的丑恶都能得到空气与阳光的自然疗治。与此相仿，不正义也必得同样揭露，连同揭露时造成的全部紧张——这才能让人类良心的阳光与全国舆论的空气为其疗治。 在声明当中你们坚决认为，我们的行动，即便是和平性质，亦必得遭到谴责，因这些行为促成了暴力。可这一说法难 道合乎逻辑？这岂不类似于谴责被抢劫的人，因他带了钱便促成了抢劫的罪恶行为？这岂不类似于谴责苏格拉底，因他坚决献身于真理与哲学探索，促成了受到蛊惑的群氓迫他服毒的行为？这岂不类似于谴责耶稣，因他对神性的独特意识以及对神不懈的忠诚，促成了令他身受磔刑的罪恶行为？必得看到，一如联邦法庭一直坚称的，要求人停止其争取基本宪法权利的努力，只因这种争取的努力会促成暴力，这绝非正确的做法。社会必得保护被抢劫的人，而惩罚抢劫旁人的人。 我也希望白人稳健派们，在为自由而进行的斗争方面放弃了有关时间的神话。我刚刚收到了一位得克萨斯白人兄弟的来信。他写道：“所有的基督徒都晓得，有色人种最终会得到平等的权利，然而可能的是你们那宗教式的急切太嫌过分。基督教用了几乎两千年，才完成它如今的成就。基督的教义传播人世，总要花费时日。”这样的态度乃源自对时间的可悲误解，源自一种不合理的奇特观念，认为在时间之流当中，会有什么东西必将疗治所有的邪恶。实际上，时间是中立的东西；它可以用于建设，也可以用于破坏。我越发觉得，邪恶的人之利用时间，将会比善良的人更其有效。我们得在这一代进行忏悔，不仅因坏人们充满仇恨的言辞与行为，也因好人们骇人听闻的沉默。人类的进步绝非在必然的车轮上滚动；这种进步的实现，要通过愿意做上帝同工的人们不倦的努力，苟无这种艰苦的工作，时间只会帮了社会停滞势力的忙。我们必得创造性地利用时间，必得清楚，做正当的事情时机永远成熟。如今正是适当的时机，好实现民主的允诺，将我们眼前的民族哀歌，变成为兄弟间创造性的赞歌。如今正是适当的时机，好把我们国家的政策，从种族非正义的流沙当中，提升到人类尊严的坚固砥柱之上。 你们讲，我们在伯明翰的行为太嫌极端。起初我觉得失望，我们的牧师同工竟会将我非暴力的努力等同于极端主义者的行径。开始时我便想到过这一事实，即我正置身于黑人社区的两种对立势力之间。一种是自满的势力，由这样一些黑人组成，他们长年深受压迫，耗尽了自尊和被视为“人物”的感觉，以至于适应了种族隔离制度；另有些中产阶级黑人，因其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学术及经济保障，也因其在某些方面还能从种族隔离制度得到好处，而对大众的问题变得麻木不仁。另一种势力则是积怨与仇恨的势力，冒险与拥护暴力的倾向相接近。这表现于全国到处出现的形形色色的黑人民族主义团体，其最大也最著名的是以利亚·穆罕默德的穆斯林运动。该运动产生自黑人对于现存种族歧视产生的挫败感，其成员则是那些对美国失去了信心的人，他们绝对弃绝了基督教，他们的结论是——白人全是些固执的“魔鬼”。 我是试图居于这两种势力之间，宣称我们既无需走效仿满足者的“无为主义”，也不需效法黑人民族主义者的仇恨与绝望。因还有更好的途径，便是爱与非暴力的抗议。感谢神，通过黑人教会，非暴力的途径变成了我们斗争之组成部分。 若这种哲学未曾出现，我深信，如今南方的许多街道势必血流成河。我更加深信，若我们的白人兄弟将我们这些进行非暴力直接行动的人视为“煽动家”跟“外来蛊惑家”而加以排斥，若他们拒绝支持我们非暴力的努力，千百万黑人出于挫败与绝望，便会到黑人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当中寻求安慰与保障——而这一发展，难免会导致一场可怕的种族梦魔。 被压迫的人民不能永远居于被压迫的地位。对自由的向往终将表现出来，而这正是目前美国黑人当中发生的事情。内心里有东西提醒着他，他对自由有着天赋的权利；身体外有东西提醒着他，能够获得这自由。他有意无意之间，卷入了zeitgeist（时代精神）之中。美国的黑人们，正与其非洲的黑人兄弟一起，与其亚洲、南美及加勒比地区的褐色与黄色人种的兄弟一起，以一种巨大的紧迫感，迈向种族正义的应许之地。人若认识到这种席卷黑人社会的活跃动力，他总会易于理解何以会出现公众的示威。黑人有太多的积怨，太多的挫折，必得释放出来才行。因此，就让他游行罢；就让他去市政厅请愿罢，就让他免费搭车罢——请试着理解一下，他为何必得这样做。若他被压抑的情感不以这些非暴力的途径而宣泄，这些情感便必得经由暴力表现出来；这绝非威胁，而是历史的事实。因此，我并不对我的人民讲：“摆脱开你们的不满罢！”我毋宁试图说明，这一种正常而健康的不满，可以引导到非暴力直接行动的创造性渠道去。而今，这种办法却被叫做极端主义。 然而，虽然我起初便对归类为极端主义者大感失望，而在继续思考这一问题时，我逐渐从这一标志当中得到了若干满足。难道耶稣不是爱的极端主义者么：“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难道阿摩司不是正义的极端主义者么：“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难道保罗不是个基督福音的极端主义者么：“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难道马丁·路德不是极端主义者么：“这是我的立场；我别无选择，故而请神助我。”还有约翰·班杨：“若我杀了我的良心，我宁愿在狱中了此残生。”还有亚伯拉罕·林肯：“这个国家的存在，绝不能半是奴隶，半是自由。”还有托马斯·杰斐逊：“我们认为这些真理乃是不证自明的：人人生而平等……”因此，问题并不在我们是不是会作为极端主义者，而在于我们会作为哪种极端主义者。我们是做恨的极端主义者，还是爱的极端主义者？我们是做保存非正义的极端主义者，还是扩展正义的极端主义者？在骷髅地山上那戏剧性的场面里，有三个人受到了磔刑，我们不可忘记，这三人是因同一罪行而被钉上十字架——便是极端之罪。两个是不道德的极端主义者，因之落于环境之下。而另一个人——耶稣基督，则是爱、真理与善的极端主义者，因之升至环境之上。或许南方、全国与世界，都急需创造性的极端主义者。 我希望白人稳健派们会看清这一需要。或许我太过乐观；或许我的期望太高。我想我该认识到，在压迫者的种族当中，很少有人能够理解被压迫种族深切的渴望和热切的向往，更少有人能够洞察，不正义必得靠坚决有力的不懈行动来铲除。然而，我要感谢南方的一些白人兄弟，他们理解这一社会革命的意义，并躬行于此。他们的人数还很少，但他们的品格伟大。就像拉尔夫·麦吉尔、利利安·史密斯、亨利·戈登、詹姆斯·巴顿·达比斯等人，他们以先知般的雄辩文字，述写了我们的斗争。另一些人则同我们一起，在南方的无名街道上游行。他们在肮脏不堪的牢房里受尽折磨，他们饱受把他们看成“喜欢脏黑鬼的家伙”的那般警察的侮辱虐待。不似他们许多的稳健派兄弟姐妹，他们认识到这一时刻的紧迫性，感觉到需要进行有力的治疗“行动”，以对抗种族隔离的疫病。 让我来指出我的另一个较大的失望。我对白人的教会及其领袖，无不深深地觉得失望。诚然，自有些显著的例外。我并非未曾注意到，事实上你们每个人在这个问题上都采取了某些有意义的立场。我要向你致意，斯塔林斯牧师，因上个星期日里你的基督教立场，欢迎黑人们在不存在种族隔离的基础之上听你布道。我也要向本州的天主教领袖们致意，因几年以前斯普林希尔学院便取消了种族隔离制度。 但尽管有这些显著的例外，我必得真诚地重申，我对于教会甚感失望。我这样说，并非作为对教会吹毛求疵的批评家。我这样说，乃是作为一个热爱教会的牧师，一个靠教会的乳汁哺育的人，一个汲取教会的属灵福祉而生存，并且只要一息尚存便会永远如此的人。 几年前找突然被推到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城公共汽车抗议事件的领导地位时，我曾觉得会得到白人教会的支持。我感到南方的白人牧师、教士和拉比，会成为我们的一个最为有力的同盟。然而，他们中的一些人却与我们彻底对立，拒绝理解自由运动，歪曲此一运动的领袖；而更多的人则更加小心谨慎而绝不是勇敢，在彩色玻璃窗后令人麻木的安全当中沉默不语。 尽管我的梦想破灭，我依然心怀希望来到伯明翰，希望这一社区的白人宗教领袖，能看到我们事业的正义，并能以深切的道德关怀，做使得我们公正的苦情上达权力结构的渠道。我曾经希望你们每个人都理解。然而我又一次感到了失望。 我听到许多南方宗教领袖劝会众服从取消种族隔离制度的决定，因为这乃是法律；但我还渴望着听到白人牧师宣布：“要遵循这一法令，因取消种族隔离在道德上正当，因黑人是你们的兄弟。”当喧嚣的不正义强加于黑人身上时，我看到白人教士们作壁上观，他们虚情假意，离题千里。在消除我国的种族及经济非正义的猛烈斗争里，我听到许多牧师讲：“这些全都是社会问题，福音才不关心哩。”我也看到许多教会致力于彻底彼世的宗教，而在肉体与灵魂之间，在灵界与俗世之间，做出了不合圣经的奇特区分。 我一直在亚拉巴马、密西西比和其它所有南方各州的广阔大地上旅行。在炎热的夏日，在清秋的早晨，我注视南方美丽的教堂及其直指苍穹的尖顶，凝视其宗教教育建筑令人过目不忘的轮廓。我一次次自问：“是怎样的人在这里做礼拜？谁是他们的神？当巴内特州长宣称干涉和拒绝法令的时候，他们的声音何在？当华莱士州长公然号召对抗和仇恨的时候，他们又在何处？当身心交瘁的黑人男女，决然从自满的黑暗地牢，走出到建设性抗议的明亮山岗的时候，他们支持的声音又何在？” 是的，这些问题依然在我的心里。怀着深切的失望，我为教会的麻木而哭泣。但是相信我，我的眼泪乃是爱的眼泪。没有深切的爱，便不会有深切的失望。是的，我爱教会。除此之外，我何有选择？我的地位甚是独特，我是传道者的儿子、孙子和曾孙。是的，我将教会视为神的身体。可是，哦！我们何能通过对社会的无视，通过生怕当不成顺民的恐惧，而污损了圣体？ 有过这样一个时代，那时教会极其有力——正在那时，早期的基督徒快乐地觉得，值得为自己的信仰而受苦。在那时，教会不仅仅作为记录了公众见解的观念与原则的温度计；它也是转变社会习俗的恒温器。只要早期的基督徒们进了城，当权者总会惊惶不安，马上企图把他们判为“搅乱和平的人”和“外来的蛊惑者”。可基督徒们不屈不挠，坚信自己是“天国的开拓者”，必服从神而非服从人。他们的人数虽少，而成就的事业巨大。他们献身于神，而不惧怕“笼罩天地的恐吓”。靠他们的努力与榜样，杀婴和格斗之类古代陋习亦得以根除。 如今的情况却大有不同。现今的教会，其声音往往是软弱无力，首鼠两端。它往往是维护现状的主要力量。一般社会的权力结构，再不会因教会的存在而惶恐，倒是因教会的沉默——甚至通常还要讲出来——而大感安慰，而首肯了他们的所作所为。 然而神对教会的裁断亦绝非从前可比。若今日的教会不恢复早期教会的牺牲精神，它便会失去其可靠性，丧失千百万信众的忠诚，被视为无关痛痒的社会团体，对于二十世纪绝无意义，而无人理睬。每天里我都会遇到一些青年，他们对教会的失望已然转变成为彻底的憎恶。 或许我又一次太嫌乐观。莫非有组织的宗教难免困于现状，以致无法拯救我们的国家与世界？或许我必得将我的信仰转向内在的属灵教会，转向教会之中的教会，以作为世界真正的归宿与希望。然而我还要感谢神，若干来自有组织宗教的高尚的人，已经打破了顺从麻木的锁链，积极参加我们争取自由的斗争。他们离开了自己的安全会众，和我们一起在佐治亚州奥尔巴尼的大街上游行。他们为了自由，不惜在南方的公路上四处奔走。是的，他们还要同我们一起坐牢。有些人被逐出了教会，失去了主教与同工的支持。然而他们的行动是出于这样的信仰，便是败绩的正义也强似凯旋的罪恶。他们的见证乃是属灵之盐，在这些纷扰的岁月里保持了福音的真义。是他们打开了一条穿过失望的黑山岭的希望隧道。 我希望教会作为整体，会抵挡住这一关键时刻的挑战。不过，即使教会不去为正义援手，我也不对未来绝望。即便眼下我们的动机遭到误解，我对我们在伯明翰斗争的结果也绝不恐惧。我们将在伯明翰和全国各地实现自由的目标，因美国的目标便是自由。我们虽会遭到侮辱嘲笑，但我们的命运同美国的命运紧密相连。早在清教徒们抵达普利茅斯之前，我们已经在此地生活。早在杰斐逊的笔将庄严的独立宣言字句写在史册上之前，我们已经在此地生活。两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的先祖先在这一国家无偿劳动；他们造就了棉花大王；他们忍受着严重的不正义和耻辱，为主人建造家园——靠着无穷的活力，他们不断地繁衍发展。若是奴隶制那极端残酷尚且阻止不了我们，如今我们面前的对手也必将失败。我们会赢得自由，因我们国家的神圣遗产，以及神的永恒意志，正体现于我们到处回响的要求之中。 在结束这封信之前，我还不能不提及你们声明里令我深感痛苦的另外一点。你们热情地夸赞伯明翰的警察在维持“秩序”以及“防止暴力”。可我怀疑，若你们见过警犬是如何撕咬赤手空拳的、非暴力的黑人，还能不能如此热烈地来夸奖。我怀疑，若你们见到警察是如何在这市立监狱里绝不人道地对待黑人；若你们见到他们是如何推搡黑人老太和女孩；若你们见到他们是如何踢打黑人老翁和男孩；若你们见到他们是如何足有两次不给我们食物，只因我们想要齐唱圣诗——若是如此，我怀疑你们还能不能如此急于夸奖他们。我还不能同你们一起，去对警局大唱赞歌。 诚然，警察在处理示威者时遵守了一些纪律。以此一意义而言，他们在公开场合倒是做到了“非暴力”。但他们的目的何在？是为了维持种族隔离体制的罪恶。近几年我一直在讲，非暴力要求，我们使用的手段必得像我们追求的目标一样纯洁，我一直试图阐明，以不道德的手段去实现道德的目的，便是犯了错误。而今我必须指出的是，用道德的手段去维持不道德的目的，同样是犯了错误，甚至是犯了更大的错误。或许康纳尔先生及其警察在公开场合毋宁是非暴力的，一如普里希特市长在佐治亚的奥尔巴尼所做的那样，然而他们使用非暴力的道德手段，是要保持其不道德的种族不正义目的。诚如T．S．艾略特所说：“最后的诱惑乃是最大的背叛：为错误的理由而做正当的行为。” 我愿你们夸赞伯明翰的黑人静坐者和示威者，夸赞他们崇高的勇气，他们甘心受苦的精神，以及他们在最大的挑衅面前令人惊异的纪律。总有一天，南方会承认其真正的英雄。这英雄便是詹姆斯·麦来狄特斯，对目标的高尚情愫令到他直面敌对嘲弄的暴徒，也直面先驱者的生活必然具有的痛苦磋跌的孤独。这英雄便是那些惨遭压迫和毒打的黑人老妇，而其象征便是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的一位七十二岁高龄的妇人，她满怀尊严地站起身来，同人们一道决定，不乘坐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公共汽车；有人问她是不是疲劳，她以一句不合文法而却深刻的话答道：“我的脚累呀，可我的灵魂可是安宁。”这英雄便是高中与学院的年轻学生，便是年轻的福音牧师及其长辈，他们勇敢而非暴力地坐在便餐柜台的前面，自愿为良心的缘故而入狱。总有一天，南方会晓得，当神的这些被剥夺了继承权的孩子坐在便餐柜台前，他们实际上是在坚持美国梦想的精髓，坚持我们犹太-基督教遗产中的最神圣价值，因之他们会把我们的国家，带回民主的那些伟大源泉，带回由国父们在制订宪法及独立宣言时开拓的源泉。 我从未写过这样长的信。我怕它过于冗长，占了你们宝贵的时间。我敢肯定，若我是在舒适的书桌上写信，准会写得很短；然而，若你独自耽在这么间狭厌的牢房，整日价无所事事，除去写得长些，想得久些，再加上长长的祷告，还能做点什么？ 若我在这封信里把真理讲得夸大，若我表现得无理急躁，请你们原谅我罢。而若我对真理说得不够充分，显得我有耐心容许自己止于任何缺乏友爱的事情，请神原谅我罢。 我希望这封信会有助于你们坚定信仰。我也希望形势很快便能使我得见你们大家，不是作为取消种族隔离主义者或者民权领袖，而是作为牧师同工以及基督教的兄弟。让我们都来希望，种族歧视的阴云迅疾消散，深重误解的迷雾从我们充满恐惧的社会消失，而在不远的未来，爱和友谊的灿烂之星，璀璨奇丽，照遍我们伟大的国家。 你们的为着和平与友爱事业的小马丁·路德·金 1963年4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