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中国文章 （止庵《插花地册子》）

                
                
  
多少年后我才明白，所谓散文不过是文字而已；对文字有文字的感觉，也就是散文了。我开始有这种感觉，大概是在一九七四年，那时母亲从废品站替我找到几本书，其中有部“文革”前的散文选，所收多是杨朔、秦牧、刘白羽的作品，如《雪浪花》、《茶花赋》、《土地》、《长江三日》等，这是我正经读的第一本散文。当时私下里一提起散文，大家总是说这三位，篇目也是那些篇，我也就真的以为好了。这本书我一读再读，后来大哥借给表姐，我怕丢了，非逼着他尽快索还不可；大哥已回到兵团，来信中有句话我还记得：“不过是一本缺头短尾的破书而已！”那书的确连封面扉页都被撕掉了，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它的名字。以后我又读到三位的散文集子，像杨朔的《东风第一枝》、秦牧的《花城》等，觉得才分略有出入，以秦牧较为逊色，这只要拿他模仿《金蔷薇》写的《艺海拾贝》与原作对比一下就知道了，不过他们的影响一时还消除不去。虽然慢慢儿地也看出布局谋篇多半落套，结尾往往硬行拔高，但是很长一段时间，我仍然以为只是意思不好，散文总是这个写法，——也就是说，散文这一概念，对我来说，还只限于抒情散文这一文体。“文革”后轰动一时之作，例如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等，其实也在这一方向上。
    中国古代文章也读到一些，当然是人人称道的《古文观止》之类，而最用心读的，乃是唐宋八大家的篇什，像韩愈的《送孟东野序》、《师说》，柳宗元的永州八记，欧阳修的《秋声赋》、《醉翁亭记》，苏轼的前后《赤壁赋》等。此后又找到韩愈、柳宗元、苏轼和曾巩的集子，重点读“记”，兼及“论”和“序”。对明清宗八家者，只有归有光和方苞读得较多。同时开始接触现代散文，却以朱自清为主，还有冰心、俞平伯等，都是《荷塘月色》、《背影》、《寄小读者》、《陶然亭的雪》这路文章。总之我还是按照文学史的现成写法来读散文的。唐宋八大家，桐城派，朱自清等，与杨朔辈说来颇有相通之处，这更使我对散文难以形成什么别的看法了。
杨绛的《干校六记》在一九八○年面世，我读了眼前不啻另开一番天地。与从前看的那些相比，显然有个高下之分，不过还是觉得其意义只限于叙事散文范围。很早以前读过鲁迅的《朝花夕拾》，这时回想起来，觉出别有一番好处。以后又读了《左传》、《史记》等，于是关于叙事散文，大致有个认识了。但是上中学时留下的印象，散文抒情叙事各成一体，互不相干，这似乎已是前提，轻易不能动摇。仍觉得散文以抒情为正宗，而要写恐怕就得像杨朔他们那样拿着劲儿罢。在我头脑之中，尚且没有一个完整的散文观念。
    一九八六年对我来说是个关键年头。先是在书店里看见一部《知堂书话》，几经犹豫才买下来，早听说周作人是散文大家，此前却一篇也未读过，我当时有个可笑的想法，就是希望能从他这儿读到“真正的散文作品”，也就是说，写得最好的抒情散文。这样也就没马上看出这本书的特别意思。以后又买到他三本书：《知堂文集》、《过去的工作》和《知堂乙酉文编》，都是影印本。读了一遍，我甚感诧异，那种抒情散文，怎么他一篇也不写呢。这里的《乌篷船》、《苍蝇》、《石板路》、《风的话》等，看题目仿佛是抒情之作了，然而根本不同，既不渲染夸饰，也不刻意做作，老老实实把一点真实感想写出来就是了。当然这些并非抒情散文，而是随笔。随笔这一形式，首次出现在我的视野里，对我来说，其意义却是涵盖整个散文的。周氏写《乌篷船》等，与谈读书或谈思想没有多大区别，其实他所有文章，都是这种态度。再联系到前述几部叙事散文著作，若论态度也很自然。我因此明白对整个散文来说，自然实在才是关键，而无拘什么文体。杨朔等人的东西，坏只坏在装模作样，而这正可以向前追溯到桐城派和唐宋八大家。他们的论、传、序、记、书、启等，当然并非抒情散文，但白话文中抒情散文的毛病，根子的确扎在这里。散文不止抒情一路，它并非什么主流，就算写抒情散文，也不当是那般写法。我尽可能多找知堂的文章来读，上溯从前读过的《论语》和《颜氏家训》等，似乎看到中国散文的一条正路。从这年底到次年初，我又花四个月的时间读《庄子》，此前虽然也看过其中几篇，但是没有这么用心，一字一句地斟酌。《庄子》是中国文章另外一条正路，——说是“路”恐怕不大确当，因为它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庄子》当然表现自己，但是才华绝世，而又轻松自如，相比之下，后来从唐宋八大家到杨朔、秦牧、刘白羽，写得虚张声势，其实并没有多少才华可言，这可以说是从另一方面坚定了我的信念。重读一遍《古文观止》，觉得从前当范文来看的那些篇章，策论往往故作惊人之语，颇不讲理；游记则多半空洞无物，实在没有什么看头了。什么“韩潮苏海”、“文起八代之衰”，都是胡说。
这一年我二十七岁，在散文方面才真正有所觉悟，较之小说与诗要迟钝得多。此后中国文章可以说从头读起，从前都算是白读了。我的体会后来总结成四句话，即好话好说，合情合理，非正统，不规矩。末后两点分别就思想与文章而言。我又曾说不喜欢载道的文章，不喜欢因循的文章，不喜欢盛世的文章，载道即对着正统，因循即对着规矩，若盛世则与好话好说及合情合理居于相反位置，但又特别有所强调罢了。以此为标准，大致可以看清中国文章是怎么回事。前述唐宋八大家、桐城派到杨朔、秦牧、刘白羽，或许还可以加上后来余秋雨之流所谓“文化大散文”，正代表了中国文章最坏的一面。至于朱自清、俞平伯那些抒情之作，也绝对不是什么上品。总而言之，中国散文正统和规矩两路都是要不得的，要想体会好处，须得反其道而行之，从非正统和不规矩的方面着眼。
    中国文章若以时期划分，当以先秦、魏晋六朝、晚明和五四为高峰。先秦文章（此处盖泛泛而言，若细加考订，则我多取疑古一派的说法，认定其中有一部分系后人伪作）尚属草创，一概没有成法，特具鲜活气象。最可称道的当然是《庄子》了，所谓“恣纵而不傥”，真个自适其适，无拘无束。迄今用中文写作者似乎还没有谁语汇如此丰足，又是那么灵活用法。尝与友人写信论道，说：“什么都不法，就法了自然。”正可以用来形容《庄子》。《左传》下笔既充沛，又精炼，正是恰到好处，描绘也特别传神，是为古今最佳叙事之作。——虽然这未必尽合我对文章的理想，恰到好处其实并非恰到好处，留有余地就更好，譬如《论语》；孔子所谓“文质彬彬”，即是留有余地之意，恰到好处则已经略显文胜质了。但是若与《史记》相比，《左传》还是底蕴丰厚，沉着大方，《史记》当然更其神采飞扬，只是未免太“满”，有些逞才，比《左传》的恰到好处，好像还要超出一点儿去了。先秦人又最具辩才，聪明绝顶，这里要提到《公孙龙子》，我读它还在中学时候，以后一再翻看，觉得穷尽思路，甚有理趣。此外《战国策》与《晏子春秋》也都立足于这么一点：如何把话说得最好程度。有辩才所以就不着急，主动性总在掌握之中，若《孟子》则嫌气势太盛，有些霸道。《荀子》倒是语态平和，只是章法过于明晰，好像后人写论文的意思了。
    魏晋六朝文章，可以说是只有成就，不立规矩。我们体会得了好处，模仿不了样子；因为真正的好处是风骨，沉潜在底层，尽管字面足够精彩。其中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凝练隽永，余味无穷。郦道元的《水经注》与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曲折优美，都是写景佳品，相比之下，《水经注》更其爽朗，《洛阳伽蓝记》稍显沉抑。钟嵘的《诗品》笔意老成苍劲。释慧皎的《高僧传》写得活灵活现，在纪传一体中堪称出类拔萃。鸠摩罗什译的几部佛经，如《金刚经》、《维摩诘所说经》、《妙法莲华经》等，气度安闲，遣字造句略见拙意，别有一番生趣。其他如曹操、阮籍、嵇康、陶潜等，也不乏杰作。我读文章，一怕炫耀，二怕甜俗，三怕烂调，魏晋六朝散文则正与此相反，作者虽然无不精心结撰，但是阅历特深，才分极高，下笔总有余地，行文每具古涩之气，呈现一种委婉成熟的美，最耐人咀嚼了。
    晚明散文都是性情文章，形容的话就是“情生文，文生情”，但是“文生情”总要胜过“情生文”一点儿罢，所以文章的好毋庸多言，要紧还在情之深浅高下。我因此觉得张岱要胜过此前公安、竟陵两派，说他是集大成者，兼具前者之自如，后者之锤炼，这话不错；但是他更多一个国破家亡的背景，悲欢离合尽皆诉诸笔端，却是他们所尤其不及者。我读《陶庵梦忆》和《西湖梦寻》，每每有读三袁和钟、谭时所没有的特别感动。另外还很推崇傅山，他的著作我只读过后人所编《霜红龛文》选本，奇崛泼辣，正所谓“土膏露气真味尚存”。相比之下，三袁等还是文人面貌，尽管不酸不腐；笔底都是性情流露，其间略有厚薄不同。张岱、傅山是过来人，人生的幼稚冲动、痴心妄想一律汰尽了；文章还是过来人才写得最好。这个过来与当下的区别，是为散文写作的一大要害。当然若论公安、竟陵文章，毕竟很可佩服。中郎的游记和尺牍，清新自然，一片澄明；小修的《游居杮录》，色调稍晦，不无哀婉。至于钟惺和谭友夏之刻意文字，呕心沥血，我也觉得很有意义，笔下别具涩意。他们也是游记最好。刘侗、于奕正的《帝京景物略》，因为写的北京，除字句之美外，内容更添几分亲切。至于王思任的《文饭小品》，豪放谐趣，实在是文章与性情两胜了。此外徐渭的不少篇什，李贽的《焚书》、《续焚书》，都自说自话到无法无天程度。金圣叹为《水浒》、《西厢》写的序和批语，更其狂放恣意。晚明文章自在得稍显夸张，不过还是恰到好处。
    前面所谈各期之作，若依正统观念，多有不当视为文章者。其实世间原本没有专门文章，先秦诸子皆然，就连文采最重的《庄子》，“文”也只是一种“采”罢了，毕竟还是要说意思的。后来思想上树立正统，写法上设置规矩，文章入了套路，也就坏了。提出“非正统”和“不规矩”，便有一个从文章以外去看文章之意。中国的好散文，还应包括题跋、尺牍、笔记、日记、语录、诗话和词话。因为一来都不是按照正经路数写的，二来总归有些意思要说。譬如苏轼的确有佳作，但不是平常大家看重的那些，而是《东坡志林》和题跋尺牍。我很爱看笔记，特别是宋明遗老所作，如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周密的《齐东野语》、《癸辛杂识》和《武林旧事》，屈大均的《广东新语》，李清的《三桓笔记》等，气氛苦涩悲凉，分量也比较重。这也可推广至几种小传，如辛文房的《唐才子传》，夏庭芝的《青楼记》，余怀的《板桥杂记》等，往昔人物风流云散，追忆一二，甚可感怀。叶绍袁的日记《甲行日注》，记述颠沛流离经历，也很真挚感人。我不喜欢盛世的文章，这里所说正可作为反证。盛世文章多粗狂，张扬，青春气，令人生厌。笔记若以类来划分，则首选风土人情和历史琐闻两类，考据辨证类次之，小说故事类又次之。因为一直生活在北京的关系，对记述有关北京风俗的笔记更是特别看重，当然这已与文章之事无甚关系了。
    说来我对五四以来的白话散文，更为留心。大约五四一辈，只求实话实说，而这就特见性情，譬如钱玄同谈论思想和经史的文章，率真激烈；刘半农的《半农杂文》和《半农杂文二集》，风趣滑稽，都是文如其人的。此后作者则于文章上更多用心，而其中成就突出者，都有足够才具倚恃，火候又总能把握适当。譬如梁遇春的《泪与笑》，诙谐感伤，过分则流于无病呻吟；梁实秋的《雅舍小品》精致典雅，过分则流于装腔作势；张爱玲的《流言》和其他文章，人情练达，聪明绝顶，过分则流于尖酸刻薄，然而他们都不过分。以周氏兄弟为代表，白话散文在二十到四十年代，已经相当完美。张爱玲遣词造句之随心所欲，华贵潇洒，迄今很少有人能够比拟。而作为散文审美取向之一的闲适，到梁实秋笔下也已臻于极境。（这里说明一句，如果闲适是目的，则周作人总的来说并不闲适，梁实秋以及前述晚明的三袁等才是闲适；如果闲适是手段，即一种行文态度，那么周作人可以说是最闲适的了。）此后文章当然仍有不小成绩，大陆如杨绛的《干校六记》、《将饮茶》和《杂写与杂忆》，自然朴素；海外如台静农的《龙坡杂文》，清峻劲健，都有相当地位。但是总的来说，白话散文仍以二十到四十年代成就最大。
    以上所谈，只是我的个人爱好而已，有两类文章尚未涉及，其一是不喜欢的，不必在此一一列举，浪费笔墨了；其一是对我有特别影响的，需要单独挑出来谈论。在不甚严格的狭义文章范围内，我所受到的影响大致有“正”“变”两路。《论语》、《颜氏家训》和周作人散文，可以称之为“正”。我读《论语》始于一九七三年“批林批孔”，报纸上批判文章多摘引该书，我专挑这个读，约略明白一点意思；后来又从过士行处借到杨伯峻的《论语译注》，通读过一遍白文。“文革”结束后，又有机会重看，但是仍不曾从文学上着想。如前所述，读了周作人，才联系到《论语》，觉得为文路数最接近，
这几乎是恍然大悟。以后便时常翻阅。《论语》质朴，然而又很润泽，尤其是那些较短的章节。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句话说尽了天下文章，而《论语》境界，正在于“文质彬彬”。这里孔子意思都很中肯，话也说得实在，可以说“文”与“质”俱在，一切只须如实记录下来，即如其所说：“辞达而已矣。”也就是《周易》讲的“修辞立其诚”，这个“诚”对孔子来说，则是本来如此，所以《论语》是君子文章，也就是“君子坦荡荡”了。《论语》好就好在本色，虽然本色文章最难。而“辞”若能“达”，则不乏才具，无所谓“质胜文则野”，只须留神不“文胜质则史”就是了，所以孔子论文，多半都针对后一方面。后来喜欢闪烁其辞、渲染夸饰者，无论“质”与“文”都不自信，说得不好听，就是“小人长戚戚”。这个区别，也可以引用孔子另一句话：“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求诸己”即“辞达而已矣”，“求诸人”则是取悦于读者。《论语》只是孔子及若干弟子的语录，但记述者很能领会孔子的想法，换句话说，如果孔子自己作文，大概也是如此。
    前述南北朝几种著述，都是既飘逸，又沉稳，颜之推的《颜氏家训》看来似乎更其沉稳，犹如《水经注》与《洛阳伽蓝记》更其飘逸一样。即如《文章》篇所云：“凡为文章，犹人乘骐骥，虽有逸气，当以衔勒制之，勿使流乱轨躅，放意填坑岸也。”不过须得真“有逸气”，才能谈得上“制之”，《颜氏家训》说来亦自飘逸得很。它是潇洒而不放纵，严谨而不拘谨。然而这并非揣摩分寸得来，纯是修养使然。有一回王亚非问我这书好处究竟何在，我很费一番心思，末了说大概是个“正”字，即此是也。《终制》篇说：“聊书素怀，以为汝诫。”也可以用来形容全书口吻。此老其实一生感慨极多，涉及各个方面，但是暮年为文，又对子孙讲话，所以尽弃浮华，既不虚应故事，也不唱为高调，加之胸襟高远，阅世透彻，所说总是落在实处。而且自家人言语，也就无所拘束，无论先哲教诲，还是身边事例，一律随手拈来，任意应用，但是又不枝不蔓。文章好就好在散聚得当，或者说是收放自如罢。
    前面提到周作人的《乌篷船》等，这些也是他最有名的作品，然而我反倒觉得不过是随意写成，消遣而已，文章虽好，于他却未必算是最好。其最为他人所不可及的，还当数文化方面的批评和读书随笔，如《关于活埋》、《鬼的生长》、《赋得猫》、《无生老母的消息》等。我又尝将其一生创作分为早中晚三期，分别以三十年代初和四十年代中为界线，各期皆有特色，若论个人口味，则最喜欢中期作品，具体说来，就是所谓“文抄公”者。周氏另有两类文章也甚可注意，一是怀人之作，如《志摩纪念》、《半农纪念》、《隅卿纪念》、《玄同纪念》等；一是题跋之作，如《药堂语录》和《书房一角》所收录的那些。他的文章冲淡平和，丰腴蕴藉，疏散从容，朴讷苦涩，最大的好处是在行文的态度上：由唐宋八大家起始，桐城派承续，多少年来中国文章总有点儿作态，作者一提笔就要对读者制造一种效果，不然就不大放心；他则认定根本无须如此，倒不如老老实实写出来，自然本色才是最上乘的，这可以说是全部散文创作中最重要的一点了。写家总是死于作文那个“作”字之下，他却根本不“作”；文章不当文章来写，可能就是好文章了。《论语》、《颜氏家训》和知堂文章，虽然文字今昔不同，意思也有差异，共同之处在于质朴与自然，或者可以说写作态度是一致的，也就是合情合理，好话好说。
    我从周氏那里悟得一个态度，但是自己写作，如果说有所师承的话，却还要加上废名不可，特别是在文字方面。废名文章，最初我只读到选本里所收十来篇，很不解气，便去翻找旧报刊杂志，结果最终竟编出一本《废名文集》来了。这是后话，当初却只为了多所见识。知堂是浑然天成，废名则字字琢磨，一丝不苟，所以前者只可领会，后者可以学习。知堂文多苦涩气，乃是作者骨子里的，下笔多很随意，一切自然流露出来。废名则有心不使文字过于顺畅，多些曲折跳跃，因此别有一份空灵，一种涩味。所以周氏不是美文，废名是美文，而我们通常说的美文（譬如朱自清、俞平伯那些抒情之作）也不是美文。废名最怕文章写得“流”了，我很佩服这种不肯轻易向字句让步的精神。他又来得很“怪”，无论立意，角度，论断，都轻易不循常规，特别是《谈新诗》和有关古代诗文的短论，每每令人叹为观止。
    以上是我所谓“正”这路文章，另有“变”的一路，特别提出两家，一是《韩非子》，一是鲁迅的散文。其实“正”与“变”只是根据个人口味所定，未必分出高下。大概区别在亮与暗，或温与冷罢。我自己本性原有此两面，所以两路文章都爱读，只是凭理智来讲，有点害怕自己的黑暗冷酷，愿意尽量多呈现一点光亮温暖而已，所以说一“正”一“变”。《韩非子》似乎多所本诸《老子》，世间动辄就说“老庄”，其实庄与老何干，倒是老韩一脉相承。不过《老子》多断言，也就是不讲理，我曾说它是非人间视点，即由此而来；《韩非子》另讲一番道理，但并不是我们说的“合情合理”的“理”，当然更没有“情”了。人间情理其实是一种限度，《论语》等都是在此限度之内说话，《韩非子》则根本不承认这一限度存在。前者有所顾忌或有所畏惧，后者无所顾忌或无所畏惧。然而可爱与可怕都有魅力。我读《韩非子》，时时感到深入透彻，令人毛骨悚然，非有绝世才华，不足以做到如此，尽管他说：“夫物之待饰而后行者，其质不美也。”（《解老》）韩文之刻毒诡谲，是言辞，也是思想，二者打成一片，本身就是“质”，所以无须再“饰”以什么了。至于所津津乐道的“人主”、“君”、“国”等，我对此毫无兴趣，虽然在他几乎是惟一的出发点。
    前文已经讲过，鲁迅的著作我读得很早。大致说来，是循译文、古籍——小说、散文和新旧体诗——杂文的顺序。鲁迅特别吸引我的地方有三点，一是对人性卑劣伪善一面的洞彻，一是达到这种洞彻特有的思维方式，一是奇异的文字之美。鲁迅文章，极端而残酷地深刻，又极端而残酷地美。在《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中，这些都到炉火纯青地步，真是犀利辛辣，寸铁杀人，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时的鲁迅，心灵最自由，下笔也最肆意。知堂的书话和鲁迅这两本书，我不知读过多少遍，尤其是在打算写点东西之前；我读知堂，是引导自己暂别浮躁，获得平和的心境；读鲁迅，则为了激发一点智慧，至少也让思想不复循规蹈矩。以偏激来批评鲁迅，并不是妥当的理由，因为他的智慧正由此而来，否则他难以如此深刻；但是鲁迅某些后期之作，未免近乎偏执，好像智慧被蒙蔽了。较之《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文气也往往过于紧迫。至于他的散文，《朝花夕拾》深厚生动，只是偶尔露出杂文气，稍嫌破坏语境；最后写的《我的第一个师父》、《死》、《“这也是生活”》、《女吊》等篇，其实艺术上更为圆满。
    以上是就“不甚严格的狭义散文”而言，扩大到广义的散文范围，则也有几类作品对我有重要影响。第一是诗话、词话。古人此类著述，大致可分为评论和记事两大类，我更重视前者，其中严羽的《沧浪诗话》，叶梦得的《石林诗话》，王夫之的《姜斋诗话》，薛雪的《一瓢诗话》，吴乔《围炉诗话》，张炎的《词源》，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况周颐的《蕙风词话》等，印象都很深。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立论独辟蹊径，然而评价颇有不甚公允之处。诗话、词话每则多很简短，但却体会入微，而前人佳作的好处，正在字里行间，需要我们细细品味，用心感受，倘若走马观花，则一无所得。古人谈论诗词，又往往互相联系，彼此打通，窥见共同规律，但始终不离前述具体感受。我正是由此学得一种读书方法，或者说思维方法，而将其记录下来，似乎就是文章的特别写法了，尝称之为“文本研究”。这也可以扩大到古人诗词的注疏方面，譬如金圣叹的《杜诗解》，每每精辟深入，此外杨伦的《杜诗镜诠》、冯浩的《玉豀生诗集笺注》、王琦的《李长吉歌诗汇解》等，也都很好。不过我的兴趣在就诗论诗，对考证本事等并不关心。顾随的《东坡词说》、《稼轩词说》，俞平伯的《读词偶得》、《清真词释》，浦江清的《词的讲解》和刘永济的《微睇室说词》，可以说是在古人诗话、词话基础上更发展一步，体会更细更深。顺便说一句，顾随行文潇洒狂放，才华横溢，我觉得近世散文作家，若论才气，恐怕没有比他更大的了。顾随还有一部谈禅的《揣龠录》，更能体现他的风格。
    我继读《庄子》之后，又用了大半年时间，揣摩禅宗。思想上所受影响这里不谈，但是从普济编的《五灯会元》和赜藏主编的《古尊宿语录》，学得不少文章写法。这两部禅宗行状、偈颂、公案和语录的汇编，堪称是中国古代的智慧之书，同时也是整个文学史上的散文杰作。一切公案都是自创语境，另立前提，这一思维方式最可留意。禅家又什么都放得下，没有书生气或文人相。说话向来随心所欲，而著之笔墨，文不尽是文，话又不尽是话，文话之间火候正好，总是活泼泼的。古人论诗，有要参活法不参死法一说，其实用之于文，语录最是典范。我之所谓不规矩，真是无逾于此了。后来朱熹的《朱子语类》，王阳明的《传习录》等，多少模仿禅宗语录，单当文章看，也是很生动的。
    我的兴趣，至此还是以随笔为主，兼及叙事散文，对抒情散文则多半看不入眼。此后似乎又有一番进境，就是发现二十至四十年代文史方面的论文，很多都是非常精彩的散文。这也可以说是视野的进一步开阔。至此我的散文观念，才算得上是健全了。这方面好的作品很多，如鲁迅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俞平伯的《红楼梦辨》，顾颉刚的《汉代学术史略》，周叔迦的《中国佛学史》、《八宗概要》，闻一多的《神话与诗》、《唐诗杂论》，朱自清的《诗言志辨》，李健吾的《咀华集》、《咀华二集》等。后来此类著述，意思驳杂不提，文字也不干净，佳作好像只有钱钟书的《旧文四篇》和杨绛的《春泥集》、《关于小说》。此外张爱玲的《红楼梦魇》也好。而与我个人口味最投缘的，是胡适有关古代小说的一系列考据文章，孙楷第的《沧州集》和《沧州后集》，尤其是浦江清的《八仙考》等几篇论文。这些诚然都是论文，若论态度却是随笔的，闲适的，也就是如胡兰成形容的是“解散”的，而且颇具文章之美。作为论文，它们总都言之有物，无论见解还是材料；当做散文来看，一般说来，较之随笔（譬如梁实秋、林语堂等的作品）更为结实，更有分量。小品的态度与大品的分量相结合，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重要启示。
（选自《插花地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