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克和“另一个狄克”

　　在《书城》杂志二〇一二年十月号上读到了史漪先生的文章《关于笔名狄克的考证》之后，笔者很有感慨。这篇文章（以下简称“史文”）对上世纪三十年代署名“狄克”的文章进行了梳理，把这个尘封已久的问题又重新摆到台面上来谈，是很有价值的。但在阅读中，笔者感觉对史文中的一些论断不大认同，认为此事还有再考的必要，故不揣冒昧拉杂成文，也谈谈对此事的看法。 有一些署名“狄克”的文章，确非张春桥手笔 　　史文对署名“狄克”的数篇文章进行了举例辨析，指出《一九三〇年中国文艺杂志之回顾》、《快乐的婚姻》、《匪区之夜》、《论安徽》这几篇文章和剧本并非张春桥的手笔。这些考证笔者是非常赞同的。不过，对以上几篇文章并非出自张春桥之手的怀疑，其实在史文之前早已有之，只是记载相关内容的是早年 “供批判用”的内部资料汇编，未能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今中国社科院前身）文学所图书资料室在1976年11月和1977年1月编辑出版的《“四人帮”资料汇集》和《“四人帮”资料续集》，就是这些资料汇编中编辑得比较完备的两种。书中收集了张春桥、江青等人1932年至1946年间在报刊杂志上所发表的文章，内容齐全且最大限度地保存了作品的原貌，很有参考价值。在《续集》的前言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的话： 　　另一篇署名何勇仁、狄克的《匪区之夜》，是一个极其反动的剧本；这个狄克是否即张春桥，还有待查证。我们将它和狄克的另一剧本《秀兰》一并收入附录，目的是供大家鉴别核实。《汇集》所收入的署名狄克的《论安徽》一文，也属上述情况，在此附带说明。 　　此外，还有三十年代发表在报刊的文章多篇，分别署名狄克、子渔、罗之华等。这些东西，是否出于张春桥，有待考查，只列篇目作为附录。 　　编者在《续集》里收录的这页《参考目录》，把“是否出于张春桥，有待考查”的文章篇目全给列出来了。“有待考查”的意思，即是指这些文章虽使用了张春桥的常用笔名，但很可能不是他写的，作者或许另有其人。现将目录中涉及“狄克”的部分抄录于下：

一九三〇年中国文艺杂志之回倾 （原文如此，“倾”当作“顾”——引者注）　狄克　当代文艺（上海）　1：1　1931.2.15. 家　狄克　南风（广州）　9：1　1933.12.15. 厦门的有声影院　狄克　民报（上海）　1934.11.28. 快乐的婚姻　狄克　女青年（上海）　14：8　1935.10.15. 狂奴　狄克　江西民国日报（南昌）——《国防文艺》　1936.10.14. 笔在下跳，写也！　狄克　同上　1936.10.28. 大祥　狄克　同上　1936.11.4. 寄到前线　狄克　同上　1936.12.9. 炮台　狄克　民族文艺月刊（南昌）　1：1　1937.1.5. 明天的太阳　狄克　同上　1：2　1937.2.15. 补白　狄克　同上　1：3　1937.3. 民族文艺的使命及其题材 　狄克　同上　2：3　1937.7.1. 无题　狄克　同上　2：3　1937.7.1. 教育的荒地和野草　狄克　战时教育（上海）　3：12　1939.2.10.

　　这份资料的编辑人员相当细心，他们或将此类文章单独提及，或将其列入存目待考，使用该书的读者当能自行鉴别。 　　史文论证了一些署名“狄克”的作品并非张春桥所作，如谈及《一九三〇年中国文艺杂志之回顾》时指出：“狄克的这篇文章……完全以一副文学行家的面目出现在读者面前。”“可以看出狄克应该是当年中国文坛的一名宿将，是一个玩弄江湖的老手了。”谈及《快乐的婚姻》时说：“这些话……没有恋爱和两性生活的人是说不出口的。”“一九三五年时，他（指张春桥——引者注）只有十八岁，恐怕还写不出《快乐的婚姻》那样的文章。”另外，谈及《匪区之夜》则认为：“这个剧本与张当时的政治倾向不一致。”以上这些论证，笔者都非常赞同。 张春桥确曾使用过“狄克”的笔名 　　但是，史文在第三节中又论证《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并非张春桥所作，末段则明说狄克和张春桥“一个在武汉与重庆，一个在延安与晋察冀根据地，分明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张春桥的事是后来‘文革’中的事，与狄克无关，二者不能混淆”。认为张春桥与狄克完全无关，笔者就不敢苟同了。 　　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张春桥是使用过“狄克”笔名的。其证据，正是史文中引到的一九三七年七月千秋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先生轶事》一书中的那篇文章。为便于解说，不妨把要紧的句子再引一遍：

记得《八月的乡村》行世之时，有人对他略有批评，像张春桥之类，曾经引起鲁迅先生的不快，作《三月的租界》一文给与极尖刻的讽刺外，更在《（出关）的（关）》中，有一节话也射着他：（下略）

　　鲁迅在《三月的租界》里明明白白地写着，他批评的是“《大晚报》副刊《火炬》”，“《星期文坛》上的狄克先生的文章”。狄克的这篇《（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正是发表在1936年3月15日的《大晚报•火炬》上。而《鲁迅先生轶事》里却说鲁迅的两篇文章批评的是张春桥。这里很容易得出结论，写《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的狄克正是张春桥。 　　但大概是因为认定“孤证不立”吧，史文却并不相信这个证据。史文中说：

《鲁迅先生轶事》一书的作者没有具体署名是谁，只署‘编纂千秋出版社编辑部’。张春桥是撰文批评过《八月的乡村》，而直接写信给鲁迅的是狄克，可能此书有误。鲁迅所以要写《三月的租界》，是感到狄克是为搅浑水而来，不是属于左派内部的分歧，至于其姓甚名谁也不甚了了。目前发现狄克最早的文章是本文前面讲到的《一九三〇年中国文艺杂志之回顾》，那时的狄克已经对鲁迅有文字隔阂了，到了狄克写信给鲁迅的时候，鲁迅先生应该已经知道这个狄克对他的成见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了。可是在鲁迅先生的有生之年，他并没有认定狄克姓甚名谁，只是对其别有所图有所认定，才写文回驳，也适可而止。那么狄克到底是谁？由于特殊身份的限制，他始终没有透露自己的真名实姓。

　　原来，史文认为：张春桥确实批评过《八月的乡村》，只是那篇批评文章并非《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而是用“水晶”笔名发表的《八月的乡村》同名书评；鲁迅《三月的租界》一文批评的不是张春桥，而是跟他从《一九三〇年中国文艺杂志之回顾》起就有旧怨的狄克。 　　但张春桥曾用狄克的笔名写过《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还是有其他证据可查的。老作家周楞伽上世纪三十年代和张春桥在上海曾有过交往，他的回忆文集《伤逝与谈往》（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中记下了许多关于张春桥的事情。其中有文章特别提到张春桥写出《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一文的经过，是强有力的旁证。兹引录于下：

三月初的一天午后，昭俭和我正在房内看书，王梦野和张春桥走了进来，桌上正好放着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和萧红的《生死场》，于是我们便以东北作家为话题谈开了。我说除了李辉英的文学表达力较差外，其他几个作家都写得很好，尤以《八月的乡村》最为出色，所以很畅销。张春桥一面孔妒忌地摇摇头说：“我看有些地方不真实。”我说何处不真实，他就翻开一页来给我看，是写人民革命军攻克一个村庄的情况，说：“这就写得不真实。”我说：“你没有这种生活经验，怎么知道他写得不真实？世事往往出人意料，譬如我们都称东北义勇军，他这里却写做人民革命军。他从东北来，必有根据，你能说他不真实么？”这时王梦野插进来说：“他就是不该早早从东北回来，要不然可以写得更好一点。”我这才明白为什么王梦野写了那么多的文艺批评，却没有一字推荐《八月的乡村》，原来他是不欲成人之美。这场谈话就此结束。想不到张春桥就根据这场谈话写出了那篇《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的文字，用狄克的笔名发表在《大晚报》副刊《火炬•星期文坛》上。（《混迹于上海滩的青年张春桥》，载周楞伽《伤逝与谈往》第236页）

　　《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一文中，确有跟周楞伽记述的这段谈话内容一致的句子：“可是里面有些还不真实，像人民革命军进攻了一个乡村以后的情况就不够真实，有人这样对我说：‘田军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就是由于他感觉到田军还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如果再丰富了自己以后，这部作品当更好，技巧上、内容上，都有许多问题在，为什么没有人指出呢？”由于时代的局限，周楞伽的回忆中不免夹杂了一些刻意丑化的语言，但是作为当事人，他不仅给出了张春桥撰文的背景，连《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中所语焉不详略过的“人民革命军的描写如何不真实”，也有准确的指证，同时他还指出了这位批评“田军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的人是王梦野，在材料上是极宝贵的。 　　周楞伽回忆文章的后文中，更是提到了一个月后张春桥得知鲁迅撰写批评文章之后的反应，可作进一步佐证：

到了新钟书局，方之中从皮包里拿出《夜莺》第三期的稿子来，摊在台上，我见第一篇就是鲁迅的《三月的租界》，不觉好奇心动，趁方之中和卢春生接洽生意的机会，先拿过来看。原来正是斥责张春桥的檄文，剥茧抽丝，层层痛斥，笔锋极为犀利。顿时我想到，张春桥和王梦野的言行恐怕都由周昭俭向鲁迅作了反映，鲁迅对他们是有所了解的，否则怎么会在病中对这么一个文坛小卒狄克奋然作文反击呢？ 此时张春桥施施然从外面进来，我忍不住说：“鲁迅批评你了！”张春桥吓了一跳，忙问：“在哪里？”我说：“在《夜莺》第三期上。”张春桥望望屋里的人，露出想要看又不敢启齿的神情，后来还是我和李雄商量把稿子拿了过来。我怕翻乱稿子，只抽出其中两篇鲁迅的文章，我读《写于深夜里》，张读《三月的租界》。无意中我偷看了一下张春桥，只见他坐立不安，不停地用手帕拭脸。天不热，不知哪来那么多的汗，脸上神情十分尴尬狼狈。他见我看他，便涨红了脸又强作不在乎的样子自我解嘲道：“鲁迅先生误会了，我要去信解释一下。”后来他果然给鲁迅去了信……（前引周书，第237至238页）

　　或许有人要问：会不会是周楞伽把事情经过记错了？笔者认为这个可能性是很小的。因为狄克一九三六年四月写给鲁迅的那封辩解信里，就有大致吻合的情节。狄克写道：

头几天，偶然地到新钟书店去，看到《夜莺》第三期的稿件，里面有先生底那篇《三月的租界》，是关于我的。这使我好心里不安好几天了，经过几天的思索，我才写这封信给先生。

　　在这里，时间当然是吻合的，“新钟书店”的地点和“看到《夜莺》第三期的稿件”的经过，也是高度吻合的。但比起狄克的信来，周楞伽的回忆则更加详细更加具体。 　　狄克在给鲁迅的信里为自己解释，用词是婉转的，姿态是很低的。在信里他说，自己“心里不安好几天了”，“关于我那篇文章，所以要写它，是由于当时读到《新文化》以及其他刊物上对于某些作品的忽略或批评的不够，先生知道的，是一片‘好心”。对于田军的小说，他只认为：“我希望这投枪，更加尖锐、雄壮，绝没想把它折断。”信的结尾他说：“总括一句就是希望先生能够明了我底原意，虽然《三月的租界》这题目很伤大家底感情，我也不想说什么了。只希望先生能够给我一个信，使我安安心。”若如史文中所说，“狄克是为搅浑水而来，不是属于左派内部的分歧”，狄克对鲁迅的成见“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他何必事后如此低姿态地去信向鲁迅解释昵？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旁证。粉碎“四人帮”后“王张江姚专案组”编辑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中，也收有关于这方面的材料。虽然为了将张春桥和编发这篇文章的崔万秋（所谓“复兴社特务”）联系在一起，编排上未免有些偏颇，但究竟是道出了一些实情的。如于黑丁的“揭发”就说：

张春桥的《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发表后，他曾对我说，这篇东西写好后是交给崔万秋的，崔认为文章写得不错，提出文艺创作方面的重要问题，这些问题，可以展开争论。而当这篇文章受到鲁迅批判后，他又恶毒攻击鲁迅是“小题大作”，是划“小圈子”，“陷于宗派之中”等等。

　　张春桥和于黑丁是山东老乡，更是熟识的朋友。据说张春桥初来上海时，曾在于黑丁的家中借住过。于黑丁的“揭发”，很是道出了一些实情。 　　鲁迅对待狄克文章的态度，不仅使张春桥感到紧张，就连和张春桥共事的几个年轻人也不免有些不安。周楞伽回忆说：他当时正在主办《文学青年》杂志，创刊号本已寄给鲁迅，但突然发生鲁迅写作《三月的租界》批评狄克一事，于是周便和王梦野商量要抽掉第二期中另一篇张春桥用笔名狄克所写的《把孩子领向哪去》。无奈刊物已排好，临时抽稿实在困难，此事只好作罢，但他们却不敢再将第二期寄给鲁迅了。 　　这些材料，都可以证明《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一文是张春桥用笔名“狄克”所写的，事后署名“狄克”的信件，也出自张春桥手笔，目的在于为自己辩护。如果《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不是张春桥所作，事后何必为自己辩护呢？又何必向他人袒露该文写作的来龙去脉呢？《文学青年》同人又何必不敢把载有狄克文章的杂志寄给鲁迅呢？ 　　张春桥用“狄克”这个笔名，不是什么秘而不宣的隐事。周楞伽就曾指出：“张春桥笔名狄克并非如叶永烈《张春桥浮沉史》中写的，是个秘密，社内同人及李辉英、庄启东等都知道，当年他是个文坛打杂的，有何秘密可谈。”（《〈文学青年〉琐忆》，前引周书，第299页）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那个年代，至少有两个人先后或同时使用过“狄克”作笔名。张春桥使用“狄克”的笔名写过包括《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在内的多篇文章。 鲁迅先生可能知情 　　史文之所以认为撰写《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的狄克并非张春桥，可能是因为被那篇《一九三〇年中国文艺杂志之回顾》误导了。史文评论《回顾》这篇文章时曾说：“在狄克的这篇文章里，狄克与鲁迅的矛盾已经在读者面前暴露无遗了。”并说：“那时的狄克已经对鲁迅有文字隔阂了，到了狄克写信给鲁迅的时候，鲁迅先生应该已经知道这个狄克对他的成见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了。可是在鲁迅先生的有生之年，他并没有认定狄克姓甚名谁，只是对其别有所图有所认定，才写文回驳，也适可而止。” 　　那么是否如史文所说，事实上鲁迅并不了解狄克的身份呢？笔者认为不然。鲁迅是很可能知道《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撰写者的真实身份的，因为他对当时上海文学青年团体的活动相当明了。周楞伽的回忆可资印证：

……只有张春桥在设在三马路同安里的新钟书店，看到了我递给他的方之中手中的《夜莺》第三期上鲁迅的原稿《三月的租界》（原整理者按：这并不是如叶永烈在《张春桥传》中写的是看到的印刷好的样稿）。后来张春桥曾去了一封解释的信，同天周昭俭也给鲁迅去了信（见《鲁迅日记》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鲁迅先生对文学青年社同人中的一些举动是相当了解的，因为他和社内一些文学青年保持着通信和谈话联络，还写了两文反击了狄克和“有人”……（《（文学青年）琐忆》，前引周书，第295至296页）

　　前引周楞伽的回忆中有这样一段话：“张春桥和王梦野的言行恐怕都由周昭俭向鲁迅作了反映，鲁迅对他们是有所了解的，否则怎么会在病中对这么一个文坛小卒狄克奋然作文反击昵？”就在张春桥给鲁迅去信的同一天，文学青年社同人周昭俭也给鲁迅去了信。他信里是否说了张春桥（狄克）的事情呢？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关于张春桥的这段历史，曾有学者梳理过；周楞伽先生的文章，亦曾引起研究者注意，如叶永烈先生就在他的传记作品中使用过这些材料。可惜叶永烈文章里有些说法查不到出处，似有“文学笔法”之嫌，如认为“狄克”笔名取义英文Dictator（“狄克”的笔名究竟何意？笔者不敢妄下定论。史文说是上海话“这个”的音转，也只是猜测），还绘声绘色地描写了张春桥撕掉《夜莺》上印着鲁迅《三月的租界》文章的那一页（狄克的信里写的是“看到《夜莺》第三期的稿件”，周楞伽文章的整理者则指出张春桥看到的《三月的租界》是鲁迅的原稿而非印刷好的样稿），这些内容似乎都不大确实。 　　但是，叶永烈提到的有些事实值得重视。被史文批评可能不实的《鲁迅先生轶事》一书，叶永烈指出可能与时任《辛报》编辑的著名报人姚苏凤有关。他说：“姚苏凤是一个笔头很快的人。……《鲁迅先生轶事》一书，只署‘编纂千秋出版社编辑部’，未标作者姓名。这家千秋出版社名不见经传，在上海图书馆浩如烟海的藏书之中，由千秋出版社印行的书仅此一点而已。版权页上印着社址位于上海卡德路（今石门二路）某弄堂内。从书的内容来看，大都摘编自当时《辛报》上的一些文章，表明跟姚苏凤关系密切。”这个推测，笔者认为是有一定道理的，或许有助于此事件内幕的进一步发掘。 “另一个狄克”是何许人也？ 　　综上所述，署名狄克的文章中，《一九三〇年中国文艺杂志之回顾》、《快乐的婚姻》、《匪区之夜》、《论安徽》等篇什确非张春桥所作；但《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一文，确是张春桥用狄克笔名所写。也就是说，在那个年代，包括张春桥在内，至少有两个人曾先后或同时使用过“狄克”的笔名。 那么，张春桥之外的“另一个狄克”，又是何许人也？史文中有自己的判断，可惜史文的判断是将所有的嫌疑人糅合成一体的那个“狄克”，并不贴切。 　　尽管材料和证据匮乏，但是笔者也想通过对现有这些资料的深度挖掘，试着考证一下“另一个狄克”的真实身份。 　　从《“四人帮”资料续编》中留待存疑的“参考目录”中，可以看到“另一个狄克”的主要作品。他集中发表文章和剧本，是在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间江西《民国日报》和《民族文艺月刊》上（而张春桥在这一段时间内，几无踏足江西的可能性）。跟“另一个狄克”合作过《匪区之夜》剧本的那位何勇仁，生平资料不甚详尽，但还可以知道他是广东四会人，当时在国民党军方担任文化工作。《民族文艺月刊》就是他一手主办的，江西《民国日报》也与他有密切联系。 　　《民族文艺月刊》是“江西民族文艺社”编印的杂志。值得注意的是，它是三十年代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余波，依然鼓吹着以“民族主义文艺”为中心，反对左翼文艺“阶级斗争”的论调。该杂志发表的文章和剧本具有右翼乃至极右的意识形态特点，像《匪区之夜》那样的剧本更带有浓厚的反共宣传品色彩。一贯左翼的文学青年张春桥当然不会在这样的刊物上发表作品了。显然，在江西密集发表文章的狄克是“另一个狄克”，应无异议。 　　再看《一九三〇年中国文艺杂志之回顾》这篇文章。史文注意到该文“对当年中国文坛风靡一时的著名作家和创办报刊的人物，进行了品头论足，有褒有贬，完全以一副文学行家的面目出现在读者面前”，但对文章整体的意识形态，却未作讨论与评说。实际上，这篇文章也是一篇鼓吹民族主义文艺的论文。行文中，明确表扬的是“继普罗文艺运动而突跃于中国文坛的是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对民族主义文艺运动旗下的《前锋周报》、《前锋月刊》和一些中间派刊物加以褒扬和鼓励，对左翼的文艺杂志则大加抨击。 整体来看，这类署名“狄克”的文章，从早期的《一九三〇年中国文艺杂志之回顾》到后期发表在《民族文艺月刊》等刊物上的剧本和文章，都在大力鼓吹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其意识形态一脉相承，故大致可以断定是“另一个狄克”的作品。 　　三十年代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背后，有国民党文化部门的操控和指导，所以相关的杂志大多由国民党省市党部主办，运动中冲锋陷阵的大将，亦多为国民党的党务人员。那么“另一个狄克”，恐怕也很有可能身在其列了。循着线索，我们能够上连下缀，得出这样的推测：“另一个狄克”是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中人，即可能是国民党党务部门中的一个官员；他对戏剧和文艺有着浓厚的兴趣；早年或许踏足过厦门等地，后来可能在上海驻足过；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时他主要活动在江西，由于战局的发展，他曾一度踏足安徽，但终于在一九三八年来到了武昌，在七月十五日写下了《论安徽》的文章，后来又去了重庆。 但是，要进一步挖掘“另一个狄克”的身份，这点推断是不够的，还得从狄克的作品中找“内证”。《一九三〇年中国文艺杂志之回顾》这篇文章的内容，就令笔者联想到了早期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中的“理论名篇”：范争波的《民国十九年中国文坛之回顾》（原载《现代文学评论》第一期特大号，1931年4月10日）。 　　巧得很，民国十九年正是一九三〇年，这篇文章与狄克的《一九三〇年中国文艺杂志之回顾》一文探讨的恰恰是同一个时间段。细勘二文内容，更觉得有令人惊异的相同。例如狄文开篇说：

一九三〇年中国文艺杂志可以说是比较萌兴的一个时期，但在思想上却是一个混乱的时期。不过在这个时期中，普罗文艺是呈显着两种不同的现象：一种为普罗文艺气焰最形高张，这是前半个年头；一种为普罗文艺陷于没落的状态，这是后半个年头。继普罗文艺运动而突跃于中国文坛的是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他们所发行的刊物，有《前锋周报》、《前锋月刊》等两种，颇引起国内文坛的震动。

　　范文的引言里，也有类似的表述：

因此，我们分析民国十九年的中国文坛，无疑地是可把它截成两个主要的形势。其一，即是最后阶段的普罗文学的没落，其二，便是新起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勃兴；而在两个主要形势的中间，一般的文学，呈现着动摇。

　　两篇文章既然同为褒扬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论文，评论起文坛局势和文艺趋势来，用词肯定是相近的。但就细节和举例而言，两篇文章虽各有侧重，其近似程度却也引人思考。 　　譬如，狄文评论《萌芽月刊》时就曾说，“它底后台老板是鲁迅，所以这杂志在开始的时候就有那样的注力。为了这个原故，这《萌芽》的编者便把鲁迅奉若至上王君一样。”关于该杂志的内容，则径直评为“不值得一读”；范文评论《萌芽月刊》时则说“它利用着鲁迅过去一些偶像的崇拜来号召，而内容方面，大半是生硬的译作。至于第五期，传单的汇合较之《拓荒者》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究竟是怎样的东西，也是不言而喻的了”，二者的鄙夷态度和批评方式颇为暗合。又如，狄文评价一些具体作品的说法，也与范文雷同，如说“丁玲的《韦护》，在技巧上虽然是圆熟可喜，但似乎比拟过去的创作有所逊色”，这跟范文所说“创作长篇如丁玲的《韦护》……在技巧上并不比以前有进步，而在意识上，则是愈趋恶化了”，显然比较相似。例子还有，兹不赘举。 　　两篇文章里，也有少数措辞不尽一致的地方，不妨在此指出。狄文中提到胡适，是不以为意的，但也只说“他底一己所持的主张对否，我却不稍加论断”；但范文中提到胡适，则直斥为“胡适之这一流丑恶的煽动家”。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正是胡适与国民党方面就人权等问题产生摩擦，争执尚未完全平息。狄文发表在年初，范文发表在四月，这中间口吻的变化，或许正透出那时国民党方面看待胡适态度的微妙。 “另一个狄克”极有可能是范争波 　　对比这两篇内容极似的文章之后，笔者不禁大为怀疑：“另一个狄克”是否有可能就是范争波呢？ 　　友人祝淳翔先生在上海图书馆工作，他以一则范争波的生平材料见示，这一则是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中“范争波”的词条：

范争波（1901—　）字东海，河南修武人，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生。曾在上海中法工业专科学校及震旦大学习机械。1929年任职于上海大光书店，并经营现代书局。1930年组织六一社，并创办《上海晚报》、《前锋周刊》、《前锋月刊》。1931年任国立劳动大学训育主任。1932年创办江西电讯社，兼办南昌、九江两家《民国日报》及《大光报》。1933年创办奋斗文艺社、百业职工技术训练班。1934年任新生活运动总会设计工作并在上海创办仲明汽车制造公司。1939年3月，任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并任军事委员会军风纪巡察团委员，同时又在桂林创办中国动力机制造厂，发明新型燃炭动力机。1943年又创办利人金属制片厂，同年在重庆担任《益世报》总主笔，又与成舍我等创办中国新闻公司，出版《世界日报》。1946年创办上海《益世报》；同年11月，当选为制宪国民大会代表。1950年创办香港《益世报》。1954年在台湾创办鸣凤唱片公司。1955年组织中西文化经济协会。1956年创设西班牙语文补习班。续任“国大代表”。

　　词条中漏记了范争波生平某些重要事项，根据其他零碎材料，笔者可以稍加补充：范争波在二十年代末上海市国民党系统中是不小的官员，1929年，他当选为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执行委员。他业余从事文艺，曾参与1930年民族主义文学运动，更是该运动旗下对左翼文艺大肆攻讦的重镇《前锋周报》的创办人之一。鲁迅对于此类国民党方面钳制文艺的行动，常常予以正面回击，《二心集》里的《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一文，曾不指名地提到过“最有妨碍的是这些‘文艺’的主持者，乃是一位上海市的政府委员和一位警备司令部的侦缉队长”。据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鲁迅全集》该文注释，这位“侦缉队长”指的正是范争波，因为他当时还担任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队长兼军法处长。范争波还曾从事过情报方面的工作，1929年曾因中共特科“红队”处决叛徒白鑫的案件遭到波及，受过重伤。 　　从词条中，可以看到范争波上世纪三十年代在江西时依然热心于文化。在这期间，他的官职也不低，做到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书记长和南昌行营秘书兼文艺部主任。现在可以看到1936年7月7日江西省政府的一份《准省党部函为奉令指派范争波李中襄刘家树为本部常务委员请查照等由令仰知照》的训令，行文中可以看到他那时候是以江西省党部特派员身份担任党部常委，可见直到1936年他还留在江西。 　　范争波是民族主义文艺运动要员，更是国民党党政军系统中职阶不低的官员。他早年到过上海，1936年左右待在江西，更与南昌的《民国日报》等报纸有着极密切的联系，还对戏剧和文艺有着浓厚的兴趣，战时去了重庆。这份履历与笔者推测的“另一个狄克”的身份，是不是极为相似昵？笔者认为，这种相似不是偶然的，“另一个狄克”极有可能就是范争波！ 　　再仔细揣度范争波的生平，就能看出这个猜测的背后，还有许多证据支撑：首先，在发起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之始，范争波就能写出《民国十九年中国文坛之回顾》这样的文章，笔法也颇为老成，似乎确如史文对狄克的推断，是“以一副文学行家的面目出现在读者面前”，“是一个玩弄江湖的老手了”。并且，署名“狄克”，内容关于恋爱和两性的文章《快乐的婚姻》，史文认为张春桥那时年纪太小，恐怕还写不出那样的文章；而范争波是一九〇一年出生，一九三五年正值而立，又仕途得意顺风顺水，显然已经有了足够写出这种文章的经历了。范争波完全符合史文中对这几篇文章作者的推定。 　　其次，若单以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为线索，那么参与该运动的其他主要人物，如潘公展、王平陵、朱应鹏、黄震遐、傅彦长、张若谷等人，也应视作“另一个狄克”的嫌疑人来分析；但细查他们的身份和活动履历，似乎没有谁能像范争波那样跟“另一个狄克”身份如此契合。 　　再者，用“狄克”作关键词在几个专门的图书馆数据库中查找，还能发现狄克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发表的其他文章。这类署名“狄克”的文章中以宗教题材为多。如1937年《末世牧声》第十七卷第二十、二十一期刊登的《祷告安息论文：十二月八日安息日的课：工作完成之征象》，1939年第十九卷第十一期刊登的《传扬福音到地极》，都署名“狄克”。这类文章或许还有。范争波在抗战时期去重庆担任的是《益世报》的主笔，1946年和1950年他在上海和香港忙着创办和编辑的，也是《益世报》在当地的版本，而《益世报》是一种有着浓厚天主教色彩的报纸。除此之外，1946年《圣心报》第十六卷第八期上，还刊出了对“益世报社长范争波先生”的《访问录》，文中范争波就同年6月15日发刊的《益世报》上海版详尽回答了记者提问，更指出《益世报》五名董事中“二名是教友……另一名就是鄙人”。1949年大陆局势变化时，范争波去了台湾，后来他还积极为《益世报》复刊而奔走，可见他对宗教信仰的笃守。撰写过宗教文章的狄克，与后来成为虔诚天主教徒的范争波，似乎也有着一脉相承的共同点。 　　以上这几点，可以作为“‘另一个狄克’极有可能是范争波”这个推断的旁证。 　　《民国人物大辞典》和2005年版《鲁迅全集》注释中，范争波的卒年都付之阙如。笔者查到一篇他人的回忆文章，文中明确提到范争波去世于1983年11月12日，在此附记一笔，以资查考。 写在最后 　　文章写到这里，一些问题解决了，当然还有一些问题悬而未决。笔者很希望，随着时间的发展，一些秘而不宣的档案和资料能够逐渐被披露。张春桥对自己的写作以及给鲁迅写信一事，是否有过什么回忆？这些材料如果存在并被发掘的话，对于全方位地掌握此事的来龙去脉，意义会是很重大的。此外，本文没有涉及的“狄克”作品还有很多，除了张春桥这个狄克和极似范争波的“另一个狄克”之外，会不会还存在着第三个“狄克”呢？ 　　史文的结尾说：“后人写故人的人物传记，写历史考证文章，求真是第一位的，如果对某作家的笔名没有核实清楚，就会张冠李戴，暴露作者在写作上不够严谨，使许多论断都经不起历史事实的检验，难免让后人贻笑大方。”笔者很同意史漪先生对严谨治史方法的推崇，不过撰写这篇文章，并不是要嘲笑他人的不妥和错误之处，只是想诚恳地对历史的真相进行探究。作为后人，我们只有在全面掌握前人的研究成果之后，对史料进行小心而谨慎的推敲，才能够严密细致地探究出答案，才能够最大限度地求得真实。这是笔者写作此文时时常警醒自己的话，愿与史漪先生和读者诸君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