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语（Jinnish）张家口坝上寂寞绽放的方言奇葩
2013-04-18 燕赵都市网
驻张家口记者 刘雅静 文\图
方言，也叫地方话，是一种民族语言的地域性变体，具有地方性的特征，只为某一地区的人民大众所掌握，所使用。方言分为十大方言区，即北方方言(官方方言)、晋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闽方言和粤方言、徽方言、平方言。在复杂的方言区内，有的可以在分列为若干方言片，甚至再分“方言小片”，直到一个个地点，某市、某县、某镇、某村的方言，就叫做“地点方言”，比如冀蒙方言，就是晋方言的张呼片(张家口——呼和浩特)，包括河北西北部的18各市县，延庆西部以及内蒙古中部9个市区旗。是晋语八大片之一。而研究者正是一位身体残疾的老师郝树林，自称“跛脚野狼毫”，河北坝上尚义县人，拖着残腿靠着坚强的毅力，搜集当地及内蒙地区方言，著有《口外方言》、《乌兰察布方言》，方言所涵盖的9+4(蒙9冀4)区旗县，从地理上讲统称“坝上”。这两部书是目前仅见的晋语——张呼片专著，分别被所在省市档案馆收集。《口外方言》曾获河北省第十四届教育、科学科研成果“二等奖”；张家口市第八届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并被选入张家口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为人严谨著书立说传承方言
初见郝树林，印象颇深。年逾五十的他身着竖条纹衬衫，打着湛蓝色领带，头发刚刚修理过，神清气爽，十分利落。即便如此，他仍不停的用手摸着自己的头发，口中说着：“哎，剪短了，不太文雅……嘿嘿……”细小的动作，让记者觉得郝树林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人，而之后对他的采访也印证了记者的猜测，他的工作和生活中，“严谨”无处不在。
郝树林没有专门的书房，他的书柜放置在卧室，而办公地点设在客厅，电脑和必要的资料整齐的摆放在客厅的茶几上。由于家中房屋有限，工作起来又没个时间概念，为了不打扰家人休息，也方便自己休息，所以就在茶几上写东西，写累了在沙发上倒头就睡。
为了方便分类及查阅，郝树林将资料本上全部标注号码。而让记者吃惊的是，他家中的柜子上，甚至是橱柜上都标着号码，他告诉记者，因为写书习惯分类了，所以家中能分类的都分了。
郝树林告诉记者，自己正式搜集和研究张呼片方言已经有10几年了，最初在1999年，他应尚义县委、县政府的邀请，帮忙写过《尚义县志》中“方言一章”。因为当时能说方言又懂得国际音标的只有他一人。而后，他在2010年出版《口外方言》、2012年出版《乌兰察布方言》。
据郝树林介绍，咱们河北的晋语除了张呼片外，还有“邯新(邯郸——新乡)”片，包括了河北省南部的18个市县。有趣的是蔚县和山西东北部的广灵归官话区、石家庄市的灵寿、藁城、鹿泉归张呼片。《口外方言》用老家尚义大阳坡话写成，《乌兰察布方言》用集宁话写成。前者的发音以及遣词造句接近万全和怀安，后者反映的是坝上地区大部说法。
对两部著作，乔全生教授(乔全生简介：1979年毕业于山西大学中文系，1988年获山西大学中文系硕士学位，2003年获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字学博士学位。2006年1月至2006年4月赴日本京都大学访学，其间分别赴东京大学、金泽大学作学术研讨。2006年10月赴美国爱达河州立大学考察学习。现任国家社科基金语言学科评审组成员，山西大学职称改革办公室主任，山西大学语言科学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语言学会理事，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理事，中国音韵学会会长，山西省语言学会会长，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汉语言文字学专业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给予了高度评价，并为其《乌兰察布方言》作序。
2010年，郝树林通过网络结识了乔全生教授，通过电子邮件向乔教授求教了一些问题，后来，郝树林将即将成书的书稿发给了乔全生，希望得到批评指正。
乔教授谈起郝树林十分感慨：“一个中学教师，业余搜集、整理一个区域的几千条方言词语，要记音、要释义、要举例，绝非易事。方言作为一种特殊的地方文化，记载着某个地域的方方面面，这种地域文化由于现代生活的进步、变化已面临消磨、消失的危险。某个方言一旦消失，就意味着中华地域文化某个链环的永久缺失，这种损失无以估量。郝树林同志撰写的两部方言，真实、准确、全面，有的是老百姓常用的词语，甚至是常挂在嘴边的脏话，带有浓厚的地域特色；有的虽不常用，但具存史价值。正如自己所说：为专家提供研究资料，为后代留存文化遗产。就我所知，张呼片方言的整理，郝树林是第一人，他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自幼语言天分成人责任重大
大多数人是这样：会说方言，普通话说不好，会说普通话的，方言又说不好。而土生土长在坝上的郝树林却两种语言都精通。他自称“自己天生对语言就有敏感性”。
幼时，郝树林家境贫寒，年仅6岁的他为赚取家用，到县里煤矿去背煤。瘦弱的肩膀不堪重负，压迫神经，如今的跛腿正是当初积劳而成。枯燥凄苦的工作，唯一令郝树林高兴的就是每天煤矿上大喇叭里传出的声音。尽管年幼的他并不全部能懂播放的内容，可是那些单词却让他感觉有趣。他给记者举例：“比如喇叭里说‘运动’，方言发音对应的是‘云冬’、‘避孕’对应‘备用’、‘戴帽’对应‘呆毛’，‘斗争’对应‘都整’。”这些他过去没听过的话，都让他觉得新鲜有趣，一边背煤一边琢磨，有时候对应的方言特别有意思时，自己还咯咯的笑出声，将苦痛忘却一半。
后来，国家恢复高考，1979年，他考入了河北师大张家口师资专科班中文专业。“上大学期间，别的同学都说方言，只有我和另一个同学坚持说了两年普通话。所以现在普通话我也能说，对方言的研究非常有帮助。”
上学期间，郝树林的英语学得也很好，所以毕业后，被分配到小蒜沟乡中学的他担任了全校的英语教学。英语音标的学习对日后出书标注方言发音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告诉记者，汉语拼音只能标出北京话，就连天津话都不能标出，而国际音标标出的方言，不仅中国人能懂，外国人也能懂，只要会国际音标，就都能发出方言的音。
而这也让他倍感身上的责任重大。“上世纪90年代，地方都要写县志，有钱的地方找大学教授写，没钱的找地方上的老师写。《尚义县志》其中一篇‘方言篇’就找当地人写，当时县里没有人会国际音标，找到了我，我用三个月的时间完成了‘方言篇’，而从中我最受益的莫过于自行创作了‘口外拼音方案’，这使得所有人只要会国际音标，就会读口外方言。”郝树林对自己这一创新非常满意，因为这样就对后人研究和传承方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毕竟方言作为语言是要逐渐消亡的。”
对于郝树林这一创新，乔全生教授也给予了肯定：“郝树林作为一个中学教师，土生土长的坝上人，能够用国际音标注音，而且还十分准确，这一不是一般的‘戏迷’，而是‘票友’，甚至已达到了专业水平。我深为郝树林同志的这种执着精神所感动，也为他对方言保护的这份责任感和使命感所敬佩。”
从那一次尝试中，郝树林得到了启发，“老百姓会说，但不会注音，之前没人会写，之后没人会说。历史将重任给了我们这代人，我作为一个‘文化人’必须承担起这个历史责任感。”
从此，郝树林便开始了方言的搜集、研究和整理。
拖着残腿自掏腰包只为和当地人聊个天
因为是土生土长的坝上人，郝树林本就会说当地方言。当地方言又分东路话和西路话，郝树林说的是东路话，恰好，郝树林的爱人说的是西路话。所以，方言搜集和整理从两个家庭开始了。
郝树林和爱人虽然每天都在说着方言，可是毕竟有些方言不常说忘记了，郝树林便决定回老家一趟，把村里七八十岁的老人召集起来“说说话”。
于是，郝树林自己掏腰包买上烟酒茶糖，水果瓜子踏上了回乡的路。因为四舅曾是村干部，所以他准备请四舅帮这个忙，说明来意后，四舅给他挨家挨户去把老人们请到自己炕头，老人们围着炕桌，喝着茶，吃着“零嘴”聊了起来。
一聊就是整整四天。郝树林在旁边听着，也说合着，回忆起很多小时候说过的话，听过的话，他都用心记下，晚上老人们走了，他再根据发音一一分类记录。四天后，他满载而归。
而西路话，他全靠给了老丈人和丈母娘。老两口80多岁了，但头脑清楚，口齿伶俐。他将二老接到家里，好吃好喝的款待，没事就陪着老人聊天，几天后，西路话也被他记录在案。
他的坚持感染了家里人，爱人和女儿每每听到没听过的话，马上就用笔记下来，担心忘了，甚至有时候梦里说过的话，一睁眼就马上记下。
记者数了数他用于整理口外方言的笔记本有20本，每本都按照发音分类，用汉语拼音和国际方言分别记录方言的声母、注音字母、以及对应的普通话声母，也分别用汉语拼音和国际音标注释，最后还附有例字。
2010年，经过多年的搜集和整理，郝树林终于写成了《口外方言》，并印刷出版。而后，他又萌发了搜集整理“张呼片”中内蒙方言的想法，此时，乌兰察布盟恰好也想出这样一本书，于是特别给他下了聘书，邀请他著书。于是他先后10次一个人坐长途汽车远赴乌兰察布盟，也就是集宁市。
他去过档案馆、地方志办公室、甚至为了更深入聆听方言，还去了建筑工地。深入到群众中采集方言是最好的方式，可是郝树林的腿不方便，尤其不能蹲着，所以大便必须是用座便器，可是建筑工地条件有限，他愣是憋着不去，回来以后便秘了很久。“虽然同为张呼片，可是坝上方言和内蒙方言有很多不同，尽管内蒙各个旗县方言搜集工作做得很好，可是我还是想深入到群众中去，为了和大家多聊会，我提上酒买上肉，和工人们同吃同住，可是大便问题解决不了，我这人挺爱面子，大家都知道我是老师，所以我就不好意思拿盆坐着解决，那只好憋着。”谈起往事，郝树林仍然不好意思。
经过两年的搜集整理，郝树林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完成了《乌兰察布方言》一书，并得到了乔全生教授的肯定和赏识，并为此书作序。
除了搜集整理过程需要奔波外，从用手写到电脑记录，郝树林也历尽千辛万苦。
郝树林和大多数坝上人一样，没事喜欢喝两口，量还不小，买最便宜的酒，每天的酒钱也要5元钱。郝树林为了买台电脑，硬是把喝了几十年的酒戒了，每天往箱子里放5块钱，一年多以后，打开箱子用里面的钱买了台电脑。
电脑有了，操作可难了。“快50岁的人了，从来用过这东西，幸亏我会拼音，开始练起来‘一指禅’”，郝树林边说边用手指比划着。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打字不是问题了，可是记录方言，需要不断地更换各种符号，有数字、拼音、国际音标、各种特殊符号……因为工作起来没个点儿，到三更半夜那是常事，眼睛盯着屏幕经常疼痛，眼药水是他随身之物。一次除夕，他干得兴起，凌晨五点多，眼睛一下子疼得厉害，眼泪直往下掉。坏了！他急忙喊起老伴儿和女儿，大年初一赶着去了医院，一检查是急性结膜炎，结果一家人在医院过了个年。
著书立说只为后人存留研究而用
对于“张呼片方言研究第一人”的称号，郝树林非常谦虚，他认为重要的是，自己很努力地去做研究，并且出了比较系统全面的研究成果，一字一句都是认真推敲得来的。“在这个领域，我只是暂时领先，以后一定会有人赶上来的。我也在尽我自己的力量为那些方言研究者创造条件。”
现在有的学者正在呼吁将方言纳入教学科目，这种做法是否值得推广呢？郝树林说，方言本身是有地方保护的，像上海方言、广东方言的地方保护意识很强，他们反倒是对普通话比较反感。而张呼片的环境不一样，方言的保护意识不强。推广普通话的初衷并不是要消灭方言，不过就大方向而言，语言将来一定要统一，方言必然会消失。这是个信息高速发展的社会，信息流通必然以普通话为基准，各说各的方言会很麻烦。近几年的方言节目都特别受老百姓喜欢，说明老百姓还是对地方文化感兴趣。因此，方言的消失不会那么快，是个漫长的过程。最后，他说自己著书立说，仅仅是因为自己有这个能力，会说也会注音，所以必须承担起这个使命，让方言存留下去，为的是让后人研究所用。
驻张家口记者 刘雅静 文\图
方言，也叫地方话，是一种民族语言的地域性变体，具有地方性的特征，只为某一地区的人民大众所掌握，所使用。方言分为十大方言区，即北方方言(官方方言)、晋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闽方言和粤方言、徽方言、平方言。在复杂的方言区内，有的可以在分列为若干方言片，甚至再分“方言小片”，直到一个个地点，某市、某县、某镇、某村的方言，就叫做“地点方言”，比如冀蒙方言，就是晋方言的张呼片(张家口——呼和浩特)，包括河北西北部的18各市县，延庆西部以及内蒙古中部9个市区旗。是晋语八大片之一。而研究者正是一位身体残疾的老师郝树林，自称“跛脚野狼毫”，河北坝上尚义县人，拖着残腿靠着坚强的毅力，搜集当地及内蒙地区方言，著有《口外方言》、《乌兰察布方言》，方言所涵盖的9+4(蒙9冀4)区旗县，从地理上讲统称“坝上”。这两部书是目前仅见的晋语——张呼片专著，分别被所在省市档案馆收集。《口外方言》曾获河北省第十四届教育、科学科研成果“二等奖”；张家口市第八届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并被选入张家口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为人严谨著书立说传承方言
初见郝树林，印象颇深。年逾五十的他身着竖条纹衬衫，打着湛蓝色领带，头发刚刚修理过，神清气爽，十分利落。即便如此，他仍不停的用手摸着自己的头发，口中说着：“哎，剪短了，不太文雅……嘿嘿……”细小的动作，让记者觉得郝树林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人，而之后对他的采访也印证了记者的猜测，他的工作和生活中，“严谨”无处不在。
郝树林没有专门的书房，他的书柜放置在卧室，而办公地点设在客厅，电脑和必要的资料整齐的摆放在客厅的茶几上。由于家中房屋有限，工作起来又没个时间概念，为了不打扰家人休息，也方便自己休息，所以就在茶几上写东西，写累了在沙发上倒头就睡。
为了方便分类及查阅，郝树林将资料本上全部标注号码。而让记者吃惊的是，他家中的柜子上，甚至是橱柜上都标着号码，他告诉记者，因为写书习惯分类了，所以家中能分类的都分了。
郝树林告诉记者，自己正式搜集和研究张呼片方言已经有10几年了，最初在1999年，他应尚义县委、县政府的邀请，帮忙写过《尚义县志》中“方言一章”。因为当时能说方言又懂得国际音标的只有他一人。而后，他在2010年出版《口外方言》、2012年出版《乌兰察布方言》。
据郝树林介绍，咱们河北的晋语除了张呼片外，还有“邯新(邯郸——新乡)”片，包括了河北省南部的18个市县。有趣的是蔚县和山西东北部的广灵归官话区、石家庄市的灵寿、藁城、鹿泉归张呼片。《口外方言》用老家尚义大阳坡话写成，《乌兰察布方言》用集宁话写成。前者的发音以及遣词造句接近万全和怀安，后者反映的是坝上地区大部说法。
对两部著作，乔全生教授(乔全生简介：1979年毕业于山西大学中文系，1988年获山西大学中文系硕士学位，2003年获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字学博士学位。2006年1月至2006年4月赴日本京都大学访学，其间分别赴东京大学、金泽大学作学术研讨。2006年10月赴美国爱达河州立大学考察学习。现任国家社科基金语言学科评审组成员，山西大学职称改革办公室主任，山西大学语言科学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语言学会理事，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理事，中国音韵学会会长，山西省语言学会会长，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汉语言文字学专业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给予了高度评价，并为其《乌兰察布方言》作序。
2010年，郝树林通过网络结识了乔全生教授，通过电子邮件向乔教授求教了一些问题，后来，郝树林将即将成书的书稿发给了乔全生，希望得到批评指正。
乔教授谈起郝树林十分感慨：“一个中学教师，业余搜集、整理一个区域的几千条方言词语，要记音、要释义、要举例，绝非易事。方言作为一种特殊的地方文化，记载着某个地域的方方面面，这种地域文化由于现代生活的进步、变化已面临消磨、消失的危险。某个方言一旦消失，就意味着中华地域文化某个链环的永久缺失，这种损失无以估量。郝树林同志撰写的两部方言，真实、准确、全面，有的是老百姓常用的词语，甚至是常挂在嘴边的脏话，带有浓厚的地域特色；有的虽不常用，但具存史价值。正如自己所说：为专家提供研究资料，为后代留存文化遗产。就我所知，张呼片方言的整理，郝树林是第一人，他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自幼语言天分成人责任重大
大多数人是这样：会说方言，普通话说不好，会说普通话的，方言又说不好。而土生土长在坝上的郝树林却两种语言都精通。他自称“自己天生对语言就有敏感性”。
幼时，郝树林家境贫寒，年仅6岁的他为赚取家用，到县里煤矿去背煤。瘦弱的肩膀不堪重负，压迫神经，如今的跛腿正是当初积劳而成。枯燥凄苦的工作，唯一令郝树林高兴的就是每天煤矿上大喇叭里传出的声音。尽管年幼的他并不全部能懂播放的内容，可是那些单词却让他感觉有趣。他给记者举例：“比如喇叭里说‘运动’，方言发音对应的是‘云冬’、‘避孕’对应‘备用’、‘戴帽’对应‘呆毛’，‘斗争’对应‘都整’。”这些他过去没听过的话，都让他觉得新鲜有趣，一边背煤一边琢磨，有时候对应的方言特别有意思时，自己还咯咯的笑出声，将苦痛忘却一半。
后来，国家恢复高考，1979年，他考入了河北师大张家口师资专科班中文专业。“上大学期间，别的同学都说方言，只有我和另一个同学坚持说了两年普通话。所以现在普通话我也能说，对方言的研究非常有帮助。”
上学期间，郝树林的英语学得也很好，所以毕业后，被分配到小蒜沟乡中学的他担任了全校的英语教学。英语音标的学习对日后出书标注方言发音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告诉记者，汉语拼音只能标出北京话，就连天津话都不能标出，而国际音标标出的方言，不仅中国人能懂，外国人也能懂，只要会国际音标，就都能发出方言的音。
而这也让他倍感身上的责任重大。“上世纪90年代，地方都要写县志，有钱的地方找大学教授写，没钱的找地方上的老师写。《尚义县志》其中一篇‘方言篇’就找当地人写，当时县里没有人会国际音标，找到了我，我用三个月的时间完成了‘方言篇’，而从中我最受益的莫过于自行创作了‘口外拼音方案’，这使得所有人只要会国际音标，就会读口外方言。”郝树林对自己这一创新非常满意，因为这样就对后人研究和传承方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毕竟方言作为语言是要逐渐消亡的。”
对于郝树林这一创新，乔全生教授也给予了肯定：“郝树林作为一个中学教师，土生土长的坝上人，能够用国际音标注音，而且还十分准确，这一不是一般的‘戏迷’，而是‘票友’，甚至已达到了专业水平。我深为郝树林同志的这种执着精神所感动，也为他对方言保护的这份责任感和使命感所敬佩。”
从那一次尝试中，郝树林得到了启发，“老百姓会说，但不会注音，之前没人会写，之后没人会说。历史将重任给了我们这代人，我作为一个‘文化人’必须承担起这个历史责任感。”
从此，郝树林便开始了方言的搜集、研究和整理。
拖着残腿自掏腰包只为和当地人聊个天
因为是土生土长的坝上人，郝树林本就会说当地方言。当地方言又分东路话和西路话，郝树林说的是东路话，恰好，郝树林的爱人说的是西路话。所以，方言搜集和整理从两个家庭开始了。
郝树林和爱人虽然每天都在说着方言，可是毕竟有些方言不常说忘记了，郝树林便决定回老家一趟，把村里七八十岁的老人召集起来“说说话”。
于是，郝树林自己掏腰包买上烟酒茶糖，水果瓜子踏上了回乡的路。因为四舅曾是村干部，所以他准备请四舅帮这个忙，说明来意后，四舅给他挨家挨户去把老人们请到自己炕头，老人们围着炕桌，喝着茶，吃着“零嘴”聊了起来。
一聊就是整整四天。郝树林在旁边听着，也说合着，回忆起很多小时候说过的话，听过的话，他都用心记下，晚上老人们走了，他再根据发音一一分类记录。四天后，他满载而归。
而西路话，他全靠给了老丈人和丈母娘。老两口80多岁了，但头脑清楚，口齿伶俐。他将二老接到家里，好吃好喝的款待，没事就陪着老人聊天，几天后，西路话也被他记录在案。
他的坚持感染了家里人，爱人和女儿每每听到没听过的话，马上就用笔记下来，担心忘了，甚至有时候梦里说过的话，一睁眼就马上记下。
记者数了数他用于整理口外方言的笔记本有20本，每本都按照发音分类，用汉语拼音和国际方言分别记录方言的声母、注音字母、以及对应的普通话声母，也分别用汉语拼音和国际音标注释，最后还附有例字。
2010年，经过多年的搜集和整理，郝树林终于写成了《口外方言》，并印刷出版。而后，他又萌发了搜集整理“张呼片”中内蒙方言的想法，此时，乌兰察布盟恰好也想出这样一本书，于是特别给他下了聘书，邀请他著书。于是他先后10次一个人坐长途汽车远赴乌兰察布盟，也就是集宁市。
他去过档案馆、地方志办公室、甚至为了更深入聆听方言，还去了建筑工地。深入到群众中采集方言是最好的方式，可是郝树林的腿不方便，尤其不能蹲着，所以大便必须是用座便器，可是建筑工地条件有限，他愣是憋着不去，回来以后便秘了很久。“虽然同为张呼片，可是坝上方言和内蒙方言有很多不同，尽管内蒙各个旗县方言搜集工作做得很好，可是我还是想深入到群众中去，为了和大家多聊会，我提上酒买上肉，和工人们同吃同住，可是大便问题解决不了，我这人挺爱面子，大家都知道我是老师，所以我就不好意思拿盆坐着解决，那只好憋着。”谈起往事，郝树林仍然不好意思。
经过两年的搜集整理，郝树林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完成了《乌兰察布方言》一书，并得到了乔全生教授的肯定和赏识，并为此书作序。
除了搜集整理过程需要奔波外，从用手写到电脑记录，郝树林也历尽千辛万苦。
郝树林和大多数坝上人一样，没事喜欢喝两口，量还不小，买最便宜的酒，每天的酒钱也要5元钱。郝树林为了买台电脑，硬是把喝了几十年的酒戒了，每天往箱子里放5块钱，一年多以后，打开箱子用里面的钱买了台电脑。
电脑有了，操作可难了。“快50岁的人了，从来用过这东西，幸亏我会拼音，开始练起来‘一指禅’”，郝树林边说边用手指比划着。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打字不是问题了，可是记录方言，需要不断地更换各种符号，有数字、拼音、国际音标、各种特殊符号……因为工作起来没个点儿，到三更半夜那是常事，眼睛盯着屏幕经常疼痛，眼药水是他随身之物。一次除夕，他干得兴起，凌晨五点多，眼睛一下子疼得厉害，眼泪直往下掉。坏了！他急忙喊起老伴儿和女儿，大年初一赶着去了医院，一检查是急性结膜炎，结果一家人在医院过了个年。
著书立说只为后人存留研究而用
对于“张呼片方言研究第一人”的称号，郝树林非常谦虚，他认为重要的是，自己很努力地去做研究，并且出了比较系统全面的研究成果，一字一句都是认真推敲得来的。“在这个领域，我只是暂时领先，以后一定会有人赶上来的。我也在尽我自己的力量为那些方言研究者创造条件。”
现在有的学者正在呼吁将方言纳入教学科目，这种做法是否值得推广呢？郝树林说，方言本身是有地方保护的，像上海方言、广东方言的地方保护意识很强，他们反倒是对普通话比较反感。而张呼片的环境不一样，方言的保护意识不强。推广普通话的初衷并不是要消灭方言，不过就大方向而言，语言将来一定要统一，方言必然会消失。这是个信息高速发展的社会，信息流通必然以普通话为基准，各说各的方言会很麻烦。近几年的方言节目都特别受老百姓喜欢，说明老百姓还是对地方文化感兴趣。因此，方言的消失不会那么快，是个漫长的过程。最后，他说自己著书立说，仅仅是因为自己有这个能力，会说也会注音，所以必须承担起这个使命，让方言存留下去，为的是让后人研究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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