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语（Jinnish）西口回望（六篇）
作者：张一舟
包头晚报【乌兰道20号】
西口回望之一：一曲“走西口”百年泪长流
2019-08-09
多少年来我们一直有个误解，认为中国人主要是汉族人，且“安土重迁”“不喜迁徙”。“中原”在我们的早期历史中只是很小的一块生存空间，大致在今天的河南、山西、山东、河北、陕西等地。因为农耕文明的形成及其生产力优势，这里成了四周（四夷）人们向往和崇拜的地方。中华文明主要是汉族文明从这里开始“走南闯北”，而四周的众多族群也不时“问鼎中原”，形成反向交融。一直到十八世纪中叶，才形成了今天的中国。西晋八王之乱引发士族南迁，造就了江南的繁华。安史之乱后的大族南迁使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向南转移，宋室南渡造就了南宋偏安一隅却世界称雄。明代的大槐树移民使中国人“五百年前是一家”的乡土观念变成了文化象征。晚清民国之际，下南洋、闯关东、走西口，更成为中国历史上罕见的集体大移民，“湖广填四川”成就了全新的巴蜀文明。几千年间中国人几乎没有停止迁徙的步伐，汉族的向外迁移，历史上的异族向中国“靠拢”，才成就了丰富多彩的大中华文明。所谓“安土重迁”只是农耕社会的生活生产需求而已，因为土地不是牧场，是不可带走也不可随意更替的。
走西口，就是这众多的移民大潮中的一支，它不仅改变了北中国几百年的历史走向，更重要的是构筑了有史以来相对稳定而清晰的北部边疆。走西口看似一次穷苦农民寻求生路的过程，其实更是一次现代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重要组成。
“向死而生”的大移民
西口在哪？这是讨论走西口必然面临的问题。大部分的观点认为：张家口是东口，杀虎口是西口。这个观点似乎正确，但并不完全甚至有些以偏概全。东口且不论，仅说西口，在走西口的人群中，以晋北、晋西北、陕北的农民为主，晋北地区即朔州、大同地区的人们北上草原，大多通过杀虎口，而晋西北忻州、吕梁等地区特别是河曲保德等地的农民则大多是在河曲的西口古渡等地横渡黄河，到达今天的鄂尔多斯地区，然后再北上包头、河套地区，陕北人只要进入鄂尔多斯，便可北上包头和后套（巴彦淖尔）。西口，既有关口意义，更是一个地域概念，如同“口里”“口外”一样。“口外”即西口地域，这个地域大概在今天的乌兰察布、呼和浩特、包头、巴彦淖尔等地，至于走西口走的“口”，肯定不止一处，特别是当走西口成为风气时，更不可能仅仅是一处关口的概念了，所有能够到达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城口、水口、渡口等通道獈口都可以是西口。
走西口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只是我们现在将它狭义地理解为清代中后期特别是光绪时代的流民潮。从历史上看，西口这块地方从来就不是方外之地，也不是从来就只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从赵国开疆拓土时，中原的华夏民族就曾经做过这里的主人，秦汉时除了大量的屯军之所外，也有成千上万的农耕者在这里生活生产。就是在南北朝时期，这里的农业也并非想象的那样奇缺，几十万戍边将士吃什么喝什么？除了从中原地区调运一些生活必需品外，自给自足也是一种必然选择。就是元代，当年汪古人生活的阴山以北地区也有大量的粮食种植的遗存。明朝北元政权退回草原时，土默特地区依然有大量的中原农民，因为明朝边防内移到长城一线，这些人或被朱元璋迁到安徽凤阳他的老家或者回到了口里地区，但肯定有不少人留在了这里。明代嘉靖年后，由于内地自然灾害、宗教运动和严苛的专制统治，有数量不小于十万的汉族农民冒着生命危险来到土默川地区。这里是阿拉坦汗的天下，这位开明的蒙古领袖不仅愉快地收留了他们，而且允许他们居住下来。从此，这里“板升”连绵，炊烟遥望，俨然成了塞上江南。对于在残暴的明王朝统治下艰难生存的农民来讲，“西口外”简直就是天堂。只是由于后来林丹汗西征，加之后金的征服战争接踵而至，这些汉族农民大概只能再次逃回口里去了。人们总把走西口讲成是一个很悲伤凄婉的故事，悲伤凄婉是肯定的，但是让我们想一下，在口里只有饿死或被官府逼死两条路，走西口最悲惨的结果也无非是死，走西口是很有些向死而生的勇气的。所谓“人往高处走”，走西口实际上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寻求生存希望的集体无意识。正如民歌中所唱到的“雁门关上雁南飞，归化元宝如山堆。山西亢旱没啥事，归化一荒嘴揪起（饿肚子）”。绥远地区已经成为口里人们理想的生存之地。
对于生活在山西北部、西北部和陕西北部的农民来讲，他们生存环境之恶劣本来也不足以让人留恋。晋陕北部地处黄土高原，是中国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特别是山西北部的河曲、保德、朔县、平鲁、左云、右玉及陕西的神木、府谷、榆林、定边等地，90%以上的土地为丘陵和山地。河曲县197万亩土地，162万亩水土流失严重。清代康基田引用《燕闻录》说：“山西土瘠天寒，生物鲜少”“乡民惟以垦种上岭下坡、汗牛病仆，仰天待命，无平地沃土之饶，无水泉灌溉之益，无舟车渔米之利”。河曲是笔者的故乡，2018年专程回到阔别一百多年的故乡走访，得知河曲县今天的人口总数只有二十来万，而在口外仅包头一地的河曲人也比这个数字高得多。可见当年的走西口绝不是几个人、几户人，而是多数人无奈的选择。
除了严酷的生态环境外，清朝鼎定中原后，出现了相对和平稳定的环境，同时因为汉族人口多子多福的宗法观念，在战争中锐减的人口得以快速复苏。从1753年到1766年，人口增长出现了大爆发，十余年间全国人口从一亿多增长到二亿多，而人均占有土地的水平却在不断降低，从人均6.89亩减至3.53亩（《试析清代走西口的成因》作者：刘春玲）。人口过剩、土地不足是走西口的一大原因。这还仅仅是从人口与土地的简单除法计算，如果再加上豪强地主的土地兼并，人均土地比以上数字更少。饥饿的恐惧成了晋陕人走西口的强烈动力。
垦出来的“迁徙自由”
“二姑舅捎来一封信，他说西口外好收成”。这是二人台《走西口》中的一句唱词。对于农民来讲，还有什么比好收成更具有吸引了呢？二姑舅去了，我为什么不能去？晋陕人就这样以宗族关系为纽带、以地域关系为互助，踏上了浩浩荡荡的西口路。西口外的确是好收成，不讲过去，就是今天，大青山南部的冲积平原依旧是内蒙古的粮仓。土默川、大后套土壤肥沃，适合大部分北方粮食蔬菜水果种植，一望无垠的大平原比起晋北陕北的山沟沟那是多么让人心旷神怡啊！北倚青山，气候相对于北部草原要湿润温暖得多，黄河冲积平原的土地孕育着农耕文明的勃勃生机。一条黄河阻隔不了农民们向往生存向往富足的期待和野心。虽然背井离乡，虽然妻离子散，虽然还有生命危险，但就像今天的人们勇敢地北漂一样，只要有希望，就会一往无前。
阻隔农民们脚步的是清朝前期的民族隔离政策。满清为了驾驭蒙古人，使出了几个手段：一是盟旗制，把蒙民各部落牢牢限制在一定空间；二是蒙汉隔离制，不准蒙汉通婚，不准汉人来到蒙地；三是喇嘛教，鼓励蒙古男丁出家，导致蒙古人口锐减，战斗力锐减。然而，任何人为的隔离都难以为继。到清康熙时，满清的“封禁令”便开始失效，连康熙本人也认为：“今地少人稠，各地民人（汉人）往边外居住耕地者甚多，比年又皆丰收；附近京师之人，俱赖此谷，大有裨益”《清圣祖实录》。1692年，即康熙三十六年，应鄂尔多斯之请，清廷允许汉族农民前往鄂尔多斯耕种土地。这是《河曲县志》中记载的最早的“走西口”中央政策。由此推断，走西口应该在此之前就已盛行，中央政府不过因势利导而已。“一年成聚，二年成邑”，农民们走西口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人数也越来越多。
鸦片战争特别是甲午战争后，中国出现了边疆危机。北方的俄国人更是虎视眈眈，“移民实边”成为巩固国防的重要手段。到1900年，因为义和团引发的“庚子赔款”高达四亿五千万两，中国人每人一两，如本息合算，则达九亿多两白银。对于专制朝廷来讲，财政危机才是最致命的，因为饥饿的民众绝对不会再相信“君臣父子”的陈词和“仁义礼智信”的滥调。历史上的农民造反都是因为肚皮问题引发的。所以，一些边疆大臣“恤蒙实边”的奏议立刻得到了清廷的响应。1902年，清政府对蒙古地区实行了全面的“放垦”。因为任命贻谷为督办蒙旗垦务大臣，历史上把这件事称为“贻谷放垦”。从禁止到默许到鼓励，走西口的人们更加一发不可收拾。漫漫西口路上，来自晋陕的农民徒步北上，肩上一根扁担，一头是简单的行李，一头是简单的干粮，有的则是刚出生的娃娃，渡过黄河，进入鄂尔多斯，然后北上达拉特旗，再跨黄河，到达包头、河套。而河北晋北的人们则穿过张家口杀虎口，来到辽阔的乌兰察布等地。这些已经吃惯了苦的农民们在沙丘上、低洼处挖开一个豁口便是房屋，搭一个茅棚便是住家。他们中很多人在离开家乡时便已烧了“离门纸”，大有壮士一去不复还的英雄主义气概。河曲民歌中有些唱词中真实记载了那段历史的辛酸：“黄龙湾湾河曲县，三亲六眷漫绥远”“二姑舅呀三老爷，八百里河套葬祖先”“辈辈坟里不埋男，穷骨头撒在土默川”。其中的辛酸、其中的苦难，我们这些走西口的后人们已经难以想象。
迁徙，是中华民族形成的基本前提，从三皇五帝、到两汉两晋、大唐、大清，中国人一直在迁徙中开疆拓土，以成巍巍中华。从一个华夏小部落到汉族再到中华民族，正是迁徙的力量和结果。文明国家从来都把迁徙自由作为人的自由的重要成分。历史证明，走西口、闯关东、下南洋这一幕幕以悲剧形式开始的族群大迁徙，对中国历史具有正剧和喜剧的效应。正是这一次次大迁徙开拓了中华民族壮丽而辽阔的山河国土。我们应举手加额，向这些“流浪”的祖先们表达由衷的敬意。
西口回望之二：晋商的“真面目”到底是什么样的？你以前的看法可能是错的
2019-08-15
人们一直对走西口人群和晋商混为一谈，其实真正意义上的走西口人群应该是指晋北、陕北那些赤贫的农民。而晋商不然，他们大多是晋中晋南的商人，踏着农民们走西口的足迹在草原上开辟了几条商路。当然还有一些晋商则是走西口的农民在呼市、包头等地由农而商，富甲一方。笔者在河曲古渡口广场采访时碰到一位老艺人，是河曲民歌的传承人，听说我来自包头，便主动上前对我说：走西口的都是穷人，晋商就不能叫走西口，你们包头人在这个问题的说法上有偏差。
西口路上旅蒙商
晋商不同于旅蒙商，最早的晋商经营的重点在京津地区和江南。清代苏州地区有民歌唱道：汾州人做巧生涯，盘剥贫民利息奢。京津地区则有民谚曰：老西催利息，紧上加紧。旅蒙商是晋商中的一个北向分支，他们的经营路线与走西口的时间与路线几近重叠，却又迥然不同。走西口的人们多在晋北、陕北，而晋商的集中地则在祁县、太谷、平遥，人称“祁太平商业区”。祁县占据头把交椅，一个人口仅有十几万人的小县城，常年在外经商者多达15000多人，“一个大盛魁，半个归化城”“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这两句话非常清晰地告诉我们：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两大城市呼市与包头城市化的源头就是晋商。从清到民国，很长时间里绥远地区的汉人归山西管辖，所以走西口、行商其实还相当于在山西的地盘上活动，这也是绥远地区山西商人居多的原因。
女真人在明朝时期也参与了汉蒙之间的“通贡互市”，表面上在做生意，其实已开始对明朝的情报搜集工作。他们“统战”的对象就是一些晋商，由于一些商人重利轻义，消息灵通，关系网多，他们不自觉地成了女真人的“内线”。比如最有名的八大皇商：范永斗、王登库、靳良玉、王大宇等。这些人一边做生意，一边传情报，一边搞走私，俨然成了女真人的座上宾。如此的“官商勾结”，发财就成了轻而易举的事情。满清入关后，顺治皇帝亲自在故宫设宴，欲封他们为官，但山西人的确精明，没有接受这番美意。他们只想多赚钱，知道历史污名的可畏。于是，顺治就封了他们个“八大皇商”。挂上“皇商”名号，这生意当然风生水起。张家口一带以至蒙古地区便成了他们的商业天下。
旅蒙商的兴起与走西口密切，口外人口的增加必然带来需求和商机。从明朝开始，丝绸、茶叶、颜料、药材、铁器及其他手工业制品就开始大规模地流行于草原。蒙古民众以物易物，换来了味觉和视觉的享受，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最大的贸易动力。而康熙年间一场大规模的平定准噶尔的战争则为晋商提供了一个更加开阔也更加陌生的商业舞台——外蒙古、新疆、俄罗斯、欧洲。平定准噶尔叛乱，清朝出动了大量军队。军马未动，粮草先行，大军西进，商人随行。后来的著名红顶商人胡雪岩就是跟着左宗棠为平定新疆、抗拒俄国大军筹划粮草而成为清代巨贾的。除了供应军需外，和草原民众的贸易甚至和俄罗斯的贸易也开始发生。做生意需要根据地，需要大后方，山西商人自然选择了呼和浩特、包头作为他们的后勤基地。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库伦（乌兰巴托），过去这些遥远的难以想象的地方成了“前营”与“后营”，我们熟悉的大盛魁，其诞生地就在遥远的外蒙古科布多，后来才迁回呼和浩特。极盛时期，一个大盛魁的员工即达六七千人。据说其全部资产用50两重的银元宝可以从北京到库伦（乌兰巴托）铺一条“钱路”。晋商之盛，可见一斑。
乾隆年间，祁县乔家堡村的一个农民乔贵发单身一人走西口来到萨拉齐的老官村，靠生豆芽为业，这时的他就是一标准的走西口农民。但豆芽就是商芽，这个芽一旦长成，土地和炕头便再也拉不住他的野心。他把目光投向了西边的包头，这个因商而起的新兴城市。几年十几年过后，“复盛公”为首的复字号便在包头首屈一指，形成一个多种经营的庞大商业网络。包头城因此而声名远扬，并且迅速扩张到沿京包线的北平、天津以至太原、西安、兰州，后来辐射到上海、杭州、南京、汉口、广州、沈阳、哈尔滨。乔家一个“大德通”字号，在全国二十六个城市设有总号和分号，是当时金融界的翘楚。
张贵先生在《老包头的十大晋商》一文中就介绍了钱当行“复盛公”、杂货行“如月号”、旅蒙行“永合成”、甘草行“西碾房”、旅蒙行“复义兴”、粮油行“田油坊”、杨家“十大双（十个带双字的商号）”、旅蒙行“忠厚和”、皮毛行“广恒西”、河路店“复新和”。可以说，没有晋商，也就没有包头城。呼和浩特的兴起更多靠的是“官衙”，以行政、军事中心起家，而包头则基本上靠商业兴起，这个优良基因完全可以在今天重新焕发出新的商业生命。
所谓茶道即商道，晋商的初起，最初不过靠几片茶叶。生在草原上的蒙古人、俄罗斯人和同样是“牧羊人”出身的欧洲人一样，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同时都有对茶叶的强烈爱好与需求。几乎与草原丝绸之路相并行，300多年的“茶叶之路”连通了中国的南北方和更遥远的蒙古、俄罗斯、欧洲。这些对草原颇为了解的晋商们，将从南方采集的茶叶按照草原的习俗加工成易于保存和运输的砖茶，然后汇集到呼和浩特、包头等中转中心，拉着长长的驼队走向乌兰巴托、恰克图、科布多、莫斯科、圣彼得堡和欧洲。与茶叶一起同行的当然有中国独特的产品丝绸、瓷器、布匹、糖、烟、酒等。晋商中做茶叶生意最著名的当数山西榆次常家。常家发家后开始涉及茶叶生意。福建是产茶大省，常家收购福建茶叶，运回榆次加工成茶砖，再出西口，直达蒙疆。当时民谚云：金祁县，银太谷，不顶常家一个脚趾头。常家因茶叶生意而成为晋中望族，常家庄园占地100余亩，如今依旧是晋中一景。
“双面晋商”的兴起与没落
这些年来，关于晋商题材的影视作品多了起来，但其共同的重商主义主题却不能不让人反思。走西口的不是晋商，是一村村、一家家的农民和为数不多的手艺匠人。晋商是精英，但他们绝不是走西口的主流，晋商开辟了商路，盖起了诸如乔家大院、渠家大院、常家大院等豪宅。但是广大农民却开拓了阴山南北的土地，养育繁衍了几百万贫苦人口。在关于晋商的题材中，人为地拔高了晋商的诚信、公平，但真实的历史并非如此。就是我们熟知的大盛魁、复盛公，其起家和经营及其没落过程中，也处处有“有德无诚”“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等现象。中国人讲无商不奸，无奸不商，同时也讲诚实守信，侠肝义胆，在一定条件下并存不悖。这个奸，既可以理解为对商机的把握，也可以理解为对贸易的垄断，还可以理解为对利益的追逐。而诚信则是市场经济的自然要求，不诚信则无市场，诚信在一定程度上是市场经济逼出来的。
山西的商人们来到草原，带来最多的是关公庙、关帝庙。关公关云长是山西人，而且是被《三国演义》塑造为“侠义”标本式的正面人物。在关公身上，信义二字重于千金。山西的人们尊奉关公，既是一种道德的自觉，也是一种市场的必然。但是，商业行为中也不乏“有信无诚”和“见利忘义”的行为。比如包头的复盛公，得知并预测高粱涨价，便提前将本地区高粱包括青苗低价买断，实行高粱霸盘，待市场紧缺时高价抛出，以获暴利；比如声名赫赫的大盛魁，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通过在包头的小号大义魁粮店搞投机，结果赔了十二万八千两银子。大盛魁经理李延顺又搞假合同，使大义魁成为空头商号，无钱理赔，惹怒包头粮食公行的债权人。官司打到归化城道台，最后大盛魁败诉，并从此名誉扫地。1921年，又在包头囤积居奇，和以包头复字号为背景的广生店对赌，迫使广生店关门，老板胡振业气愤而死。
还有许多旅蒙商则以欺诈横行草原，他们以“诚信”出现的欠款账目，利息奇高，类似今天的高利贷、套路贷。匡熙民在《张家口游记》中写道：“汉人狡猾，蒙人则以愚直称”。还记载有：一山东人以牛车载酒四篓，沿门赊给蒙古人，言明赊酒一斤，逾月即须偿羊一头。蒙人贪酒，慨然诺之。等酒喝过了，羊也归汉人了。高勋著《蒙汉贸易》载曰：蒙人质朴诚实，无浮习气，唯因文化落后。以往有少数边商，利用蒙人不知书识字之弱点，颇多欺哄蒙人，故意高抬物价，或在衡器上占其便宜，价值三四元物品，抬高到七八元售与蒙人。忒莫勒先生长文《从旅蒙商的劣迹看晋商研究及西口文化研究中的偏谬》一文对此有很多论述。虽然如此，晋商的成功还是凭着不畏艰难不辞辛劳而获得的。他们当年的营商环境之差我们无法想象。另外，晋商的兴起和走西口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对草原环境的破坏，特别是“甘草行”的兴盛，直接导致了草原的沙化加剧。
商路即戏路，晋商的到来，带来了晋剧、山西梆子等戏曲文化，许多地方也开始兴办学校，教育文化的普及对内蒙古中西部的影响是历史性的，后来以“塞外三大文豪”为代表之人才辈出的现象，也应归功于这些有眼光的晋商们。笔者依稀记得小时候常听大人们说去“看大戏”，大戏者晋剧也。而相对应的下里巴人即那些真正走西口的农民们则把黄土高坡的民歌和草原大漠的小调结合起来，创造了“二人台”“打坐腔”等地方小戏，并成为一个新型剧种在晋蒙陕冀流传开来。包头地方文化有两个母亲：即草原文化与晋陕文化。流传塞外的晋陕文化基本是浅层次文化，因为大量的走西口民众都是普通至极的农民，这也是今天我们打造文化大市的天然缺陷。很多学者都讲我们文化有深厚底蕴，我们有长城、有黄河、有草原，这些说法如果不是因为自负就是出于自卑。先天不足是缺陷，但也可出奇制胜，所谓白纸作画，绝无必要讲什么“历史悠久”“底蕴深厚”之类的话语。
在民国时代走向衰落后，许多晋商特别是旅蒙商最终选择了叶落归根，晋商的性格中守旧守成和勇敢开拓相生相伴，但最后守成代替了开拓。他们在自己的老家盖起一处处深宅大院，他们骨子里最关注的是光宗耀祖，他们只有在故乡的土地上才不觉得锦衣夜行，他们回到了大院回到了家便觉得找到了根，找到了农耕社会那个祖祖辈辈的梦。只有很少人继续行走，走向北京、上海乃至国外。此后的山西人似乎再也没有达到祖辈那个时代的荣光，只有高墙外那粗疏的光影照进来，明灭闪烁，依稀可见宗室祠堂墙上那些白发长须的老人们的目光，莫名地注视着成群结队前来旅游的陌生人。而这些人中，有许多人就是和他们一起在西口外打拼的故人们的后代子孙。
西口回望之三：漫瀚调——塞外之《诗经》包头之《国风》
2019-08-21
诞生于周代至春秋的《诗经》，经孔子编订后成为“五经”之首，《诗》《尚书》《周礼》《易经》《春秋》，五本书奠定了中华文化之基础。除了《颂》《雅》多为宗庙祭祀、贵族祭祀、歌功颂德外，《风》的数量最多，达160篇。所谓《国风》，是当时十五个地方的民歌大全，涉及今天的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等地，这里是中华古代文明的核心区域。“风”者，土风、风谣、民谣之谓也。“风、雅、颂”是诗歌内容，其艺术手法为“赋、比、兴”，合称为“六义”，是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基本规范。特别是“赋、比、兴”这三种艺术手法，影响了中国诗歌也包括民歌数千年，其“重章叠句”的写作手法也被今人继承下来，一唱三叹，曼妙非常。“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依依”“霏霏”，状柳雪之态，既有画意，又有韵味。《国风》之诗歌，多为对社会生活的记载，也不乏对时事的批判针砭，但更多的则是表达人心人性人情，其中关于爱情的篇幅也有很多。民歌是最能反映百姓心声的作品，是纯粹的文人们所无法模仿的发自内心的呼唤。可惜，这一传统今天已不复辉煌。无数新型的娱乐方式让人眼花缭乱，人们在无数的色彩中渐渐失去了自我，失去了内心的独白。正如老子所言“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只有当我们坐在乡间炕头，听那些从百年前流传下来的民歌、小戏，才可能进入走卒贩夫的生活，进入我们祖辈的过去，进入我们积满尘埃板结坚硬的内心。
漫瀚调与二人台，就是塞外的《诗经》，包头的《国风》。李野先生在《漫瀚调的歌词》一文中就曾把漫瀚调与《诗经》做过比较：《诗经》中的大部分诗篇都有简单的格律，漫瀚调的歌词也有简单的自然形成的格律。其最大的特点是：一联二句、每句七字、合辙押韵（当地人叫“圆溜”）、方言发音、比兴手法。特别是比兴手法的运用，使漫瀚调既符合审美情趣，又诙谐幽默，还朗朗上口。请听几句唱词：
想你想你真想你，三天没吃半碗米。
前半夜想你扇不熄灯，后半夜想你翻不过身。
山在水在石头在，人家都在你不在。
黑老哇（乌鸦）落在猪身上，是死是活相跟上。
土默川地区是民歌的海洋、二人台的家乡。这片土地上诞生这样的艺术形式，浅显看来是走西口的汉族移民带来的晋陕民歌与当地蒙古短调小曲的结合，其实以更长远的目光来看，这种艺术的发生与形成应该是一个漫长的历史积累，到走西口以后出现了一次大爆发。众所周知，今天的呼包鄂金三角地区，在历史上也是金三角，大致有二十多个族群在这里生存、征战、迁徙、同化。这片土地上从来就不是单一文化区，而是一片多族群多个性的融合性文化区，包括河北、山西、陕西北部地区，其所谓汉族族群中有许多人具有匈奴、鲜卑、突厥等血统，山西中北部地区更是如此。山西这个地方，因为表里山河、关隘众多，很适合独立小王国生存。这里有过匈奴、沙陀、鲜卑政权的存在，中原文化和草原文化在这里水乳相交了上千年。就是呼包鄂地区，也不是我们一般认为的“草原”，赵武灵王开疆拓土后，这里就是农耕区。秦国时的鄂尔多斯和河套地区被称为“新秦中”，西汉时包鄂地区曾设“西河农令”“美稷县”，是著名的产粮区。在元代，居住于阴山南北的汪古人也已熟悉掌握了农耕技术。明朝时，更有超过十万汉人在土默川从事农业手工业。清代则更不必说，直接开始了“走西口”。宜耕宜牧的生产方式与族群融合的生活方式是漫瀚调产生的物质与文化基础。我们现在无法考证历史上是否有过类似今天的“漫瀚调”，但可以确定的是那时的人们也会唱歌，他们的歌能超过地理和人文环境吗？只是这歌声已随风而去，只留下一首《敕勒歌》，还是由鲜卑语翻译成汉语，但其恢宏意境、壮阔情怀一直为人称道，与今天的土默川民歌有异曲同工之妙。那么，流行于晋陕北部的那些民歌是否就是土默川这片土地上历经雨打风吹后残留的“原声”民歌呢？当走西口的人们再次来到海海漫漫的土默川大后套以后，这片土地上那些失传已久的民歌再一次复活，并演绎成了今天的模样。它沿袭了源自《诗经》的中原文化基因，融合了晋蒙陕冀的地域特色，注入了草原民歌特别是蒙古族民歌的新鲜血液，造就了独步天下的唱腔唱词。
漫瀚调本来应该是蛮汉调，最初这样称呼的应该是蒙古人。后来，蛮汉调也成了蒙古人的心爱，也就演化成了“蒙汉调”，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人们才正式称其为“漫瀚调”。但很多人更愿意称其为“山曲”，晋北陕北人也叫它“酸曲”。山曲，顾名思义，应该诞生在山区，也就是晋陕北部的黄土高原和内蒙古的鄂尔多斯高原，成熟与传播在大青山南北地区，土默川是其核心区域。
山的概念首先是阻隔、封闭与落后，交通的不便、交往的困难、生存的艰难、稼穑的辛劳，使漫瀚调从基因里便充溢着悲壮与伤感、辽远与凄凉。人可以活得很卑微，但精神可以丰富多彩。对美好的向往、对艰难的泣诉、对友情的珍惜、对爱情的期待、对故乡的思念、对未来的憧憬构成了漫瀚调最基本的主题。但日子总要过的，生命总要继续的，达观的混世、苦涩的诙谐、含泪的幽默就成了漫瀚调的副歌。
最基本的主题当然是爱情。让我们看一段著名山曲《王爱召》的歌词，体味一下那些我们稍感陌生甚至有些“下流”的爱情表白：
上房瞭一瞭，瞭见个王爱召。
二妹妹捎来一句话，她说要和喇嘛哥哥交。
来得迟来走得早，隔壁邻居谁也不知道。
喇嘛哥哥好心肠，半夜三更给妹妹送冰糖。
冰糖放在枕头上，紫红袍子伙盖上。
我给哥哥铺下半炕毡，喇嘛哥哥上来暖一暖。
二五毡毡窄溜溜，冷身身挨住妹妹热肉肉。
二五毡毡窄条条，白胳膊搂住妹妹绵腰腰。
半碗稀粥辣椒椒菜，走不是走来在不是在。
这哪里只是几句山曲，它其实已是一部戏，一部塞外《西厢记》的浓缩版，从认识、捎话到幽会、偷情再到分别、思念，直至抱怨、誓言，一气呵成，荡气回肠。其中省略了许多的情节和细节，稍作加工，就是一部地方小戏“二人台”，再添油加醋就是一部肥皂剧。这里的语言表达，有赋比兴，有韵律美，有方言特色，有很多类似元曲的衬词，而题材则来自蒙汉人民共同的生活体验。
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更是民歌永恒的主题。生存在环境恶劣的高原丘陵上，苍茫大地哪知谁主沉浮，人渺小得简直有些自卑。而对爱情的向往则顽强生长，这既是人类自我繁衍以求族群壮大的原始动力，也是在贫穷生活可能找寻到的最大快乐。
“山曲”中的爱情，远没有今天人们在电视剧里看到的“高大上”，那么多白领丽人，那么多俊男美女，那么多浪漫桥段。穷苦的生活决定了这些“山曲”爱情有些低俗但不失人性的真实，有些直接却不乏原始的婉转，有些写实却不乏简朴的浪漫。那些民歌，几乎都是一些目不识丁的农民青年男女即兴创作，却是今天的文人们苦思冥想也写不出来的。因为我们已失去了那份人性的真实和纯朴，失去了源于《诗经》的文化血脉，失去了表达自我的愿望与勇气。
写到这里，应该提及一个人，他就是我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刘半农先生，他是中国近现代第一个调查、研究、整理北方民歌的重量级学者。1934年他和他的助手学生们调查了绥远地区的方言、民歌，在达茂旗召河露宿草原时被蚊虫叮咬，7月4日返回北京，4天后即因误诊而病逝。他留了极为珍贵的《北方民歌集》手稿。这部手稿直到2002年才从“文革”中封存的资料中被人发现。这部民歌集收集了绥远地区的民歌达1870余首，分为民歌、情歌、儿歌三部分。刘半农先生还有17筒录音带，但至今未发现，很多歌词今天仍然在传唱。可惜，这部民歌集好像还没有出现在它的故乡内蒙古中西部地区。
西口回望之四：二人台的诞生地究竟在哪？
2019-08-28
一个剧种，仅仅因为其一个诞生地就争论了几十年，而它的生命也不过才百余年时间。山西二人台专家贾德义和张存亮肯定二人台源于河曲，而内蒙古著名艺人刘银威则肯定二人台源于萨拉齐。持以上两种观点的人还有很多，并争论不休。
大体来讲，有三种说法：首先是源于山西说；其次是源于绥远说；其三是源于陕西说。源于山西说，主要指河曲，河曲是民歌之乡，包头萨拉齐地区的走西口人群多为河曲人。有专家则将山西说作了另一番解释：1723年漠南开始设制，才有了行政机关，这就是归绥理事同知厅。1741年设归绥道，管理归化城厅、托克托厅、和林格尔厅、清水河厅、萨拉齐厅、丰镇厅、宁远厅这“口外七厅”，后来又增设了五原厅、陶林厅（察哈尔右翼中旗）、武川厅、兴和厅、东胜厅五厅。这就是著名的“口外十二厅”。也就是说，这些地方从1723年一直到民国三年即1914年，汉民的管理一直归山西省，所以不论“二人台”诞生在河曲还是萨拉齐，都属于山西。这种说法很有道理却模糊了概念。所谓“陕西说”，也几乎是同样的推理。与陕西接壤的准格尔旗、乌审旗同为打坐腔、二人台的盛行地。打坐腔在陕西干脆就叫“榆林小曲”。从元代起，鄂尔多斯高原即归陕西行省管辖。明朝是阿拉坦汗所在的鞑靼部，清代，鄂尔多斯南部依旧归陕西神木管辖。准格尔、乌审旗、鄂托克旗一带的农民多来自神木、府谷和宁夏的盐池等地，他们喜欢的二人台当然也就成为“陕西造”了。
持二人台源于萨拉齐的，得到了多数学者的肯定。但这个萨拉齐并非今日之萨拉齐，而是包括大青山南北、西至五原、东至呼和浩特的历史地理范围。二人台的产生地大致就是当年的绥远省，即今天的乌兰察布、呼包二市、巴彦淖尔、鄂尔多斯等地，辐射到晋、陕、冀、宁等一些地方。这片地方是“二人台文化艺术区”，而萨拉齐则是二人台艺术核心区。直到1954年，绥远省撤销，划归内蒙古自治区，这个地域概念才有些模糊起来，成为内蒙古中西部地区。今天的萨拉齐，也只是土默特右旗的一个镇了。
二人台的诞生地究竟在哪？笔者认为，源于山西陕西，形成于绥远，成熟于原萨拉齐县及周边地区，这个讲法应该是中肯的。从二人台的基本内容即情节、音乐、艺人出生地等来看，晋陕民歌无疑是其音乐和题材基础。但二人台包括漫瀚调也明显接受了草原文化特别是蒙古族文化的营养，尤其是在音乐上，对蒙古族民歌的借鉴借用十分明显。这就如同徽班进京演绎成了京剧，山西中路梆子在绥远地区演绎成了晋剧一样，他们的前世今生难分难舍，很难绝对讲清非此即彼。最好的理解应该是由晋陕蒙冀各地民俗文化民族文化的融合而成的“混血儿”。原籍山西河曲、走西口而来萨拉齐并成为二人台著名艺人的樊六先生曾讲：“我小时候在河曲唱的《走西口》是民歌，到口外打玩艺儿（二人台俗称）才学会唱戏。”由歌而戏，这恐怕就是二人台形成的历史脉络，由山西陕西而绥远，这恐怕就是二人台发展的演绎之旅。“二人台”这个名字被官方确认已经是1951年，在绥远省民间艺人学习会期间，绥远省政府副主席杨植霖作《二人台翻身》的报告，“二人台”才第一次出现在官方媒体《绥远日报》上（1951.6.14）。从前山西、陕西人口中的“唱玩艺儿”“打玩艺儿”等叫法渐渐被二人台取代。也就是说：二人台这个名字就诞生在绥远省。
说二人台的核心区域在萨拉齐，而不仅仅是今天的土默特右旗，是因为当时的萨拉齐厅或县的管辖范围很大。西至五原，东至呼市，北到大青山以北，南临黄河，这里的汉族居民基本上来自山西陕西北部。据《萨拉齐县志》记载：清光绪年间，萨厅（后为县）辖境一城四乡，汉回人口三十多万，包镇（老东河）一城四乡，汉回人二十多万，通共厅治人民六十余万。戏剧的繁荣需要几个条件：一是相对稳定的居民群体；二是相对稳定的语言基础；三是相对稳定的文化认同；四是相对近似的音乐基调；五是基本相同的生活习俗。而以上的几个条件，萨拉齐一带几乎完全具备。萨拉齐一带也诞生了众多的二人台演员，成为西路二人台（乌兰察布、张家口等地为东路二人台）的核心区域。正因为如此，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才授予了土右旗“中国•二人台文化艺术之乡”的称号。今天的土右旗虽然不同于当年的萨拉齐，地域小了许多，但该地区艺人之多、艺术团体之多、受众之多、剧目之多仍然是二人台文化区域的一块高地。“二人台文化艺术之乡”当之无愧。
最早的二人台叫打坐腔，或丝弦坐腔。我们知道，在没有文化生活的走西口贫苦人群中，唱几句“山曲儿”就是最大的艺术享受。农闲时节，人们如何消磨这无聊的时光？于是，一些能拉会唱的人们呼啸而聚，打起了“坐腔”。这也成了邻村上下人们最大的文艺演出。最早的家庭式演出，则出现在当地的牧人家中。说是牧人，当然也是蒙古人中的富裕家庭，普通牧民很难有此排场。蒙古人天生就是歌手。“打坐腔”在牧人眼里成了“蒙古曲儿”，豪情的蒙古人“兴甚志哉，歌以咏志”。喝酒唱歌是生活习俗，四胡、扬琴、梅、三弦等乐器是家中常备，有酒有乐有歌，就是红火热闹，就是幸福生活。走西口的汉族人很快就吸收了蒙古兄弟的娱乐方式，并将之与祖辈相传的晋陕民歌、西口情愫、生活体验结合起来，使“打坐腔”“蒙古曲儿”的形式日甚一日地丰满起来。不可否认，因为二人台的演员和“粉丝”们基本是目不识丁的走西口农民，所以，“打坐腔”中“淫词浪语，诱人颠笑”（《萨拉齐县志》）就成为常态，以至于官府为精神文明计曾“严令禁止演唱”。
对二人台艺术有特殊贡献的还有社火。社火是中国穷人阶层的狂欢节。“社”即土地神，“火”即火神。社火源于对土地和火的原始崇拜。“老百姓，要快活，赶会、唱戏、闹社火”。赶庙会、唱大戏、闹社火成了老百姓快乐的三大形式。社火干什么？杂戏、杂耍、唱戏、赶集、吃肉喝酒、说笑打闹、歌舞娱乐。中国人的宗教崇拜是实用的，也是快活的。庙会中的故事妆扮、道具运用、杂耍动作等等渐渐被“打坐腔”的艺人们吸收过来。杂耍就有丑角，“丑”才能插科打诨、滑稽搞怪，才能嘲弄别人与自嘲，才能让卑微的人们感到些自尊与自信。顺带说一下，这丑角的来历可谓不凡，始作俑者是唐玄宗，据说为逗贵妃开心，他在鼻子上挂块白玉，这白玉就演化成后来鼻尖上挂的白粉。清一色的男人世界过于单调，于是就有了旦角，从男扮女装到“女戏子”直接登台，是历史性变革。梅（笛子）、四胡、扬琴三大件奏起，四块瓦或梆子敲打简单的节奏，台上男女二人边唱边舞，唱的是生活的凄苦，舞的是生活的百态，台上唱，台下和，一团和气，一派生机。在这个演进过程中，萨拉齐出了一个划时代的人物——云双羊，据说他就是二人台的创始人。和他同期的二人台老艺人中，蒙古人几乎占到三分之一，这个现象客观上证明了二人台诞生在萨拉齐而非山西、陕西，没有蒙古族艺人、蒙古族音乐的融合，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二人台。
现在的人们对二人台已经有些陌生了，虽然在农村还有很多二人台艺术团体，但受众的年龄已经越来越大。在城市，前几年二人台和山曲最流行的地方是烧烤城。受众则多是从农村长大在城市工作的走西口后代。烧烤本来也是游牧民族的饮食习惯，但其生命力历久弥坚，创新不断，至今已成为大众的喜爱。人们不仅喜欢它的味道，更喜欢它的场景：可以光着膀子撸串，可以对着瓶子吹酒，可以撕裂嗓子高歌，还可以请来二人台艺人唱一段从祖辈传下来的《走西口》《打樱桃》《王成卖碗》《光棍哭妻》等等，当然也可以听听黄河两岸流行的山曲《栽柳树》《连四句》《刮野鬼》《拉骆驼》之类，一声声哥长妹短，让酒酣耳热的人们或击节而歌或浅吟低唱或泪流满面高呼“再来一杯”，那才叫痛快淋漓。城市、职业、教化，让人们脸上的面具越来越厚，恰恰是这不入上流的“二人台”小曲如山泉淙淙、润物有声，让人们板结的面孔绽放出真实的笑容。民歌、二人台的唱词通俗无比，却句句合辙押韵沁人心脾，让你动容动心，并且还不乏很本真的审美情趣。
旦：不怨爹呀不怨娘，单怨她媒婆坏心肠。
她给我寻个小女婿，又秃又瞎又尿床。
生：小秃（自称）我流泪跪一旁，先叫一声老婆后叫娘。
旦：小丈夫不要叫我娘，我扶你快快睡上床。
只恨那媒人黑心肠，不能埋怨你小二郎。
《小女婿》
还有比这更让人痛心的婚姻吗？正是因为太多这样的不自由不平等的婚姻，才有了那么多被理解被追捧的偷情与暗恋，让“瞭哥哥”“眊妹妹”“为朋友”“打伙计”诸如此类的唱词不绝于耳。
正月里来是新春，运气不好死女人。
要死大人都死尽，留下娃娃谁照应。
啊呀我的亲人。
五月里来五端阳，雄黄烧酒艾叶香。
有妻人家包枣粽，光棍无妻好凄惶。
《光棍哭妻》
这样的悲惨命运与如泣如诉的曲调响起，铁石心肠的男人也会泪水涟涟。痛失爱妻让人心碎，十八岁守寡的女人更让人同情：
旦：正月里来是春节，家家户户过新年。
寡妇也把新年过，手端上银灯挂在灵前。
老生：（公公）四月里来四月整，公公进了媳妇门。
我劝媳妇你走哇，籽种口粮不够用。
是老公公心狠吗？口粮不够只是借口，希望儿媳重新成家生活才是他的本意。贫穷的世界里永远不乏如此淳朴的善良。最为人们熟悉的当然是《走西口》了，这是一百多年以来让无数人泪洒黄土地的经典之作，特别是它的哭板部分，让几代人为它泪流满面！那是祖辈们真实的生活，那是黄土地上最真挚的爱情，那是人世间最无奈的生离死别：
玉莲：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也难留。
止不住伤心泪，一道一道往下流。
正月里娶过门，二月里你西口外行。
早知道你走西口，哪如咱们不成亲。
太春：妹妹莫伤心，哥哥对你明。
口里出口外，不只哥哥一个人。
玉莲：走路走大路，你不要走小路。
大路上人儿多，能给哥哥解忧愁。
过河水常流，不要独自走。
不论水深浅，和人家手拉手。
坐船坐船舱，你不要坐船头。
恐怕那风摆浪，摆在哥哥河里头。
爱情可能很少天长地久，但爱情却永远让人魂牵梦绕。一曲《走西口》，道尽人间苦楚，至今听来，余音绕梁。但是，历史有时就是这样的无情：属于“二人台”的那个时代可能慢慢过去了，不久的将来它可能成为历史、成为记忆，成为博物馆一个角落里的藏品。许多人不相信，也不愿相信这个现实，一些老一辈的艺术家也试图把它改编成新的剧种，希望发扬光大。依在下之见，二人台生于草根，也必然死于黄土，它是农耕社会和游牧文化的产物，它几乎不属于工业文明和信息社会。它承载的故事已真正成为故事，它并不现代的曲调很难流行，它源于晋语的方言很难推广，它正在走向过去，走向历史。一代又一代《走西口》的后人也已老去，我们的子女儿孙面对的已是一个“5G”时代，人工智能时代。他们已经离开了土地，西口在他们的眼里只不过是一个不起眼的景区。总有一天，我们可能不得不说：
再见了，西口。
再见了，《走西口》。
再见了，“二人台”。
西口回望之五：口里的村庄远古的话
2019-09-04
说包头离不开老绥远，走西口也离不开老绥远。最早的绥远省地区归山西管辖，实行蒙汉分治。蒙古人以盟旗为体制，地方归绥远将军、归化城副都统管理，中央属理藩院管理。汉民则归山西省管辖，设口外十二厅。此地汉民正式“编户立籍”，就像今天农民工在城市落户一样，取得了居住生存工作的合法权益。直到1914年晋绥分治，绥远地区改为特别行政区。1928年，国民政府将特别区改为绥远省。绥远省的大致范围包括今乌兰察布大部、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乌海市局部、巴彦淖尔等地。“绥远”一名是清代乾隆所赐，意为“绥靖远方”。最早是呼和浩特地区的两座城池之一，即“归化城”与“绥远城”，“归化”即“归顺朝廷，接受教化”之意，后来绥远才成为一个行政建制的名称。
绥远省是走西口人群的最大目的地。现在常住的汉族人口大部分为走西口后人，因为历史上与山西的特殊关系，绥远地区自然属于晋文化区，但又保留了自己特殊的个性：即晋文化与蒙古族文化的相融兼济。晋文化对绥远的影响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农耕文化；一种是晋商文化。以包头为例，包头文化即呈现出以土右旗和东河区为代表的两种文化形态：以山曲儿二人台为特色的走西口农耕特色和以晋剧（大戏）为特点的晋商文化特色。整个绥远地区大致也是这样中低档并存的晋文化圈。这个文化圈总体来讲是相对落后的，和山西本土特别是和中原、江南的文明形态相差甚远。在走西口的清末民初，中原和江南已经经历了大汉、盛唐的恢宏，经历了两宋、大明的繁荣，特别是与江南地区的差别已经是以世纪计算，当我们绥远地区还把会打个算盘会记个流水账的人当作先生来崇拜的时候，江南的文化水准特别是两宋时期的江南、中原地区已是GDP领跑世界、文化上繁花似锦的黄金岁月。所以，我从来就对我们身边的一些学者动辄讲我们这个地方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等语言感到不解。文化与文明是有特定含意的，不是一块瓦当、一座古城的废墟（还不是殷墟）一段长城就能以一当十证明我们“古已有之”。
晋文化对绥远地区、对包头地区的影响之大之深在今天都历历在目。就如同当年山西洪洞县历时五十年大移民走出去的一百多万人和他们的后代以“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为精神归宿一样。走西口和晋商的先祖与后人对山西故土故乡也同样有着难以割舍的情结。走在土右旗和东河区的村落与街道，我们可以看到这么多特别的地名与街道：樊峙营、五台营、武乡县村、太原县村、定襄营、偏关营、定襄巷、忻州巷、寿阳巷、崞县巷等。这些地名，直接就是山西某县、某村地名的直接借用。透过这些地名，我们能深切感受到走西口的先人们对故乡故土的依恋和记忆，他们把这些地名借用过来，寻求心灵的安慰，再加上同村而居的也都是同族、亲戚、乡亲，真有一种“梦里不知身是客”“却望并州是故乡”的慰足感。他们似乎在这样的村庄里、街巷中找到了归宿、安慰和温暖，这些地名让他们不再“独在异乡为异客”，反倒有了“新家乡”的自在和自得。这里的风和故乡的一样凄厉，但这里的土地更加肥沃。这里的土地太过辽阔，但同族同乡的人们可以抱团取暖。直到今天，许多西口后人成功成名后，还要续修家谱，他们的血液里从来没有忘却祖宗的故土，“把根留住”是这些本来安土重迁却也野心勃勃的人们的集体无意识。去年夏天，笔者也曾驱车回到阔别一百多年的故里——山西河曲，虽然没能真正寻根问祖，但站在河曲古渡口，站在文笔峰下，依旧能感到来自故土和祖先的气息，虽已陌生，依然有“梦里不知身是客”的“回家”感觉。那些新建的宗族祠堂青砖黛瓦、雕梁画栋，大多是走西口的后人们捐资兴建。他们也许永远不会回来生活，但这是他们心灵的寄托。中国的宗法制度和宗法意识虽然有和现代文明很不协调的落后性，但不可否认，这是一个家族一个姓氏凝聚的纽带，推而广之，也是一个民族、国家凝聚的纽带，它是中国文化中最为特殊的气质。它源于熟人社会，和这个“陌生人社会”几乎格格不入，但我们没有理由完全否定它甚至嘲讽它。因为对故乡的情感往往也就是对祖国的情感，祖宗之地与祖宗之国是无论如何分不开的。
绥远地区的晋文化影响更明显地表现在人们的语言上。世界上很少有一个民族的语言如中国的汉族这样纷繁复杂，“三里不同音，五里不同俗”。南方与北方，东部与西部，假设没有汉字这个民族共同拥有的交流工具，仅从语言上讲，我们简直无法想象这样一个国家如何实现“大一统”。绥远包括包头地区的语音，其最大特点是保留了许多古语发音，继承了山西陕西中的北部方言，有些还吸收了当地少数民族语言，形成了西口外的新方言，而这些新方言中也因地域的不同而不同。仅以萨拉齐为例：萨拉齐镇、沿大青山下、黄河北岸就是三种语言风格，其主要原因是这些地方的人群来自山西不同州县形成的，他们的母语就有很大区别。我市著名方言学者胡云晖先生在著作中将包头方言特点归纳为两种：一是保留了入声字；二是保留了上古读音现象。这两点和南方一些地方恰恰相似，唯独不同于现代普通话，比如将鞋读作“嗨hai”。入声字和上古发音南北相似，反而证明了汉族从中原散布四方后的很多语言密码是相通的。语音的“根”正是文化的根。学者大方在《浅谈包头方言中的元代汉语》一文中讲：元人杂剧里的人物对话，似乎是一些七百多年前“包头老乡”在对话。比如关汉卿《单刀会》里的唱词：“到那里，古辣辣彩磨征旗，齐铮铮枪刀如流水”。《西厢记》“瞅一瞅黑洞洞翻了海波，晃一晃斯浪浪震动山岩；脚踏得赤力力地轴摇，手板得忽辣辣天关憾”。《西厢记》中：“白令令似水，多半是相思泪。眼前茶饭怕是不待要吃”。在元人杂剧中，还有大量如“蹬脱（踩空）”“圪崂（角落）”“醒得（懂得）”“齐楚（整齐）”“肋支（肋骨）”“家厮（家伙）”等词汇。这些词汇到今天还在包头以至原绥远地区的农村广泛使用。这些古音从上古到唐、元都有。因为山西、陕西是中原地区，这些所谓“方言”正是那时的“普通话”。元代汉语在当时的北方应该也是通用语言。北元撤退到内蒙古地区后，可能将大量元代的汉语也带到了草原。阿拉坦汗时期，这里已有近十万汉人，也许正是这些人将元代的汉语保留下来，并又回传到晋陕北部地区。在包头及绥远地区的方言中，许多发音为儿化音，这很可能是受通古斯语言（东北亚地区主要的蒙满等民族）的影响所致。内蒙古中西部的很多人学习普通话，一到中原或南方地区，人们立刻辨识出这类普通话为山西话。而对于我们来讲，反倒觉得山西话和我们有了很大的区别。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几次人口大迁移，比如晋室南迁，大量士人官宦富商都跑到了长江流域，他们带去了汉晋时期黄河流域的古汉语。唐末安史之乱中又一批中原人举族南迁，他们带去了唐朝的普通话。北宋政权南迁，实现了又一次南北方语言大融合。随着走西口和晋商的人群到来，那些保留了原始古汉语的人们又来北方，汉语就这样“南腔北调”起来。而源于晋陕的汉语也最终成为了包头及绥远地区独特方言的母语。所谓老乡，除了籍贯，最重要的就是语言的相似相通，特别是一些儿时的原生态语言让老乡们顷刻之间消除陌生感，把酒言欢，其乐融融。语言这个活化石也立刻变成了友谊、情谊、乡谊的种子，犹如骨肉分离后遇到了相同的DNA。
包头方言中最为特殊的是融合了一些蒙语词汇。例如“忽拉盖（贼，骗子）”“不浪（木棍）”等。在地名上则有更多蒙汉并用的风搅雪式的名字，这是晋语之中绝对没有的。
包头地方戏曲艺术，基本是二人台和晋剧。晋剧源于山西汾阳、孝义、平遥、祁县、太谷及太原地区，最早是山西中路戏，也叫中路梆子，随着晋商（晋商大多来自祁县、太谷、太原等地）来到包头。前不久（2019年4月）参加山西临汾洪洞县老槐树祭祖活动，专门听了一会儿蒲剧表演，深感其与晋剧同源。后查资料，蒲剧确实是山西晋中商人所钟爱的剧种，在同治年间转型为中路梆子。民国时期，中路梆子进入绥远，当地人称山西梆子。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中路梆子再次复兴，同时取名为晋剧。晋剧在土默川地区叫“大戏”，以区别于二人台类的地方小戏。小时候有童谣曰：“拉大锯，扯大锯，舅舅门前唱大戏。接闺女，请女婿，就是不让外甥去（为逗孩子听话故意威胁）。”这个大戏就是晋剧，孩子不听话就不让去看，可见晋剧在当时人们心目中有多么隆重。山西人有句话讲：“宁让阎锡山死了，不能让‘水上漂’（著名晋剧艺人）走了。”那个时候，一个晋剧艺人火不火，必须看他（她）在绥远地区红不红。不到口外唱一圈，并得到绥远地区热捧，在山西是没有声望和权威的。那时候的“水上漂”就如同京剧里的梅兰芳一样知名。“水上漂”就是王玉山（1910-1968年），曾担任包头晋剧一团副团长、包头艺校校长等职，为晋剧四大名旦之一。他为晋剧的发展、为包头戏曲艺术的发展作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可惜，如同同时代的艺术大家一样，在“文革”中凋零。晋剧带来的不仅仅是戏，还有中华传统文化的普及，中国的戏曲历来就有教化功能，对于文化沙漠的塞北地区来讲，戏文就是文化教材，就是思政课本，就是德育典型。著名晋剧《打金枝》在那个年代几乎家喻户晓，其教化功能显而易见：“你虽是金枝玉叶女，嫁到民间是民妻”。这句唱词是作者十来岁时记住的，至今不能忘记。戏曲的教化润物无声，它和私塾里的朗朗书声一起，培育了繁荣兴盛的土默川文化。从民国开始，土默川一带出现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塞北三大文豪皆出于此，荣祥先生等一批大知识分子从土默川走向全国。
除了戏剧，老绥远地区的文教昌盛同样引人注目。绥远教育史上有“东凉西萨”的说法，即东部有凉城，西部有萨拉齐，是当时的文教中心。走西口的人们一旦落下脚来，办私塾，请先生，启蒙开智就成为第一要务。随着晋商的进入，这一过程迅速加快。土右旗双龙镇有句顺口溜：西河偃说不得话，木头湖打不得架。因为西河偃这个地方在清末的私塾里走出了岳绍祖等十二个秀才、贡生。岳家也因读书人多而声名远扬。同治八年，萨拉齐厅已创办了育才书院，后改为学堂。光绪年间已办起二十五所小学。西风东渐，又出现了“三妙女校”等一批教会学堂。到1943年，萨拉齐境内已有学生5410人，而教会学校学生就有2805名（其中女生1165名）几乎平分天下。后来又有了萨县民众教育馆、萨拉齐县立中学（萨一中）。在荣祥等知名人士的支持下，一些蒙校也应运而生，许多蒙古族孩子也接受了良好教育。到后来，包头镇的学校也如雨后春笋般兴办起来。直到今天，人们仍然惊叹萨拉齐地区人才济济，其实并不奇怪。文教昌盛，必然人才辈出，我们应该向我们那些挑一根扁担走西口的祖先致敬，向那些筚路蓝缕的晋商们致敬，也该向那些携带着浓厚中原文化密码的私塾先生、晋剧大家、二人台艺人们致敬。正是因为他们，才使土默川这块地方的文化因子瓜瓞绵延，泽被后人。
西口回望之六：酸菜烧酒手扒肉
2019-09-15
从口里到口外，从东口到西口，成群结队的人们从晋陕冀逶迤而来，口外寒冽的西北风挡不住他们的脚步，眼前无垠的草原召唤着他们生存的欲望。仅仅为了一口饭、为了一口吃，他们离乡背井、抛妻别子，来到这片陌生的土地。
饭，在《说文解字》里是一个会意字，本义是指用手取食。在古代，用手直接抓吃粗食为“饭”；有吃有喝的正餐为“食”；山珍海味的高级享用为“餐”；神祗受用祭奉的供品为“享”。为了“饭”，为了“食”，为了“餐”，人类奋斗了几万年。
走西口的人们当然已经进入了前现代社会。但依然挣扎在为了一口“饭”而奋斗的半原始状态。“食”是理想，“餐”是奢望。对这些善于农耕的人们来讲，有了土地，就有了母亲。他们寻找一处坡地，挖好一个洞，便是容身之所，这习惯是从故乡黄土高坡带过来的。但漠漠平原，适合挖个“窑洞”的地方并不多。于是，搭一个土窝棚式的简易住房就成了自然选择。虽然有了简易的房子，但走西口的人们还习惯于他们的窑洞，于是，许多的村名便以某某“窑子”而命名，因为氏族遗风、宗族观念，他们在“窑子”前面加上一个姓氏，以为家族纪念。有了土地，春播秋收，走西口的人们开始安定下来。独特的“西口饮食”方式也开始慢慢形成，渐渐到了“餐”的地步，也就是早午晚都能有饭吃。今天我们讲饮食，大多是讲“南米北面”“南甜北咸”，其实不过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成为习惯而已。走西口的祖先们早已成为过往，留在我们肠胃记忆中最真切的可能是他们创造的“口外招牌菜”了。这些食物在中国博大菜系里寂寂无名，几乎不登大雅之堂，但却是西口后人的最爱，乃至形成了整个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主打菜品：莜面、荞面、酸粥、酸菜、烧麦、杂碎、炸糕、火锅，虽然有很多源于晋陕冀地区，但风味面貌已焕然一新。
最著名的当然是烩酸菜，最神奇的当然是风干羊肉烩菜了。前者是走西口人群基于贫穷的奇妙构思，后者则是蒙古同胞源于传统的发明创造。酸是中国人口味中最有特色的“味道”之一，与甜和辣一样吸引着人们的味蕾。从山西走西口而来的人们，身体里即带有醋的基因，对酸味有着天然的亲近。酸菜、咸菜（酸中含盐量较大的佐菜）、酸稀粥，如果加上人们熟悉的“酸曲”（即山曲），那可真是一道酸文化的盛大场景。酸菜在北魏《齐民要术》中就有介绍，可见在北方，酸菜是有传统的。北魏的政治与文化最早在阴山南北，而后南移到山西、陕西，最后南下到河南。因为气候与地域的关系，北方地区蔬菜奇缺而单调，漫长的冬天里，新鲜的蔬菜是奢望。于是，人们把北方最适宜生长的大白菜腌制成酸白菜，既保留了蔬菜的营养，也大大延长了蔬菜的储存期。这正如草原上的人们发明酸奶一样，在没有保鲜能力的条件下，鲜奶神奇地演化成更容易保存并别有风味的酸奶，成为草原民族对人类的重大贡献。
烩酸菜，这么一道源于贫困和落后的菜品，今天几乎演变成了一个节庆。每当阴历大雪前后的杀猪季节，吃“杀猪烩菜”的欲望就成了人们超过口腹之欲的精神追求。在农村，这是一个农闲时节；在城市，这是一个因寒冷而蜗居的季节。被冰雪覆盖的激情在杀猪烩菜的普通大铁锅中找到了迸发的火星。当然最好是有一盘火炕，那个曾给我们童年带来温暖的炉火通红的土炕上，盘腿而坐，恢复我们儿时毫不高雅的姿势，城里生长的人们特别是漂亮的女人们则艰难地侧身斜坐。最好再有一张方形的红色炕桌，那熟悉的红色曾经带给我们可怜的希望——有贵客来或有好饭吃的时候才隆重地摆在火炕的中央。一大锅猪肉或猪骨头烩酸菜热气腾腾地上桌。其时，早已兴奋不已的客人们已经在猪头肉、猪耳朵、猪肝和几碟咸菜的诱惑下酒意微醺。一阵欢呼，再饮三杯。每人一碗，狼吞虎咽。酒酣耳热，丝弦响起。山曲天籁，余音绕梁。星斗斜横，残月西沉。夜半而归，大呼快哉！
最让人怦然心动的是烩酸菜遇上手扒肉，那气氛与场面又是另一幅热烈。说起蒙古族兄弟的手扒肉，那是直通人类童年时代很天真很浪漫很有生命趣味的烹饪技艺。手扒肉应该是草原部落上人们共同的美食，在游牧世界里，肉食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而历史上烹饪条件的低下决定了大块煮肉就是人们最初的选择。中原汉民族也曾经历过这个时期，只是随着农耕的发达，食物的丰富，特别是手工业的发展，人们有了陶器、铁器等烹饪器皿，才逐渐改变了这种单调的饮食习惯，甚至已完全遗忘。而草原上的民族却因生产力低下手工业发展的滞后自发地保留了这种饮食传统。从汉到明，中原民族和草原民族之间战争的原因有时仅仅为了一口铁锅、一匹丝绸、一包茶叶、一个酒壶。因为生产原料的奇缺，又无正常的贸易往来，草原部落急需的生活用品无法满足，衣食不足，只能抢劫，抢劫不成，则是战争。一直到明朝阿拉坦汗时期，其基本格局依旧如此。明朝不许片铁出关，更不要说蒙古贵族喜欢的锦衣玉帛了。手扒肉、大铁锅、盐巴，竟然也伴随着残酷的刀光剑影。
手扒肉已不仅是一道精美的美食，更代表着豪放热情的草原文化。大块吃肉，大碗喝酒。酒酣耳热，忘乎所以。月朗星疏，草香四溢。琴声响起，歌声悲凉。斗转星移，今夕何夕？许多的南方人来到内蒙古、来到包头，一盆猪肉烩酸菜、一盆手扒肉、一曲婉转长调、一首凄美短歌，动情处，泪如雨下，什么是酣畅淋漓，什么是豪情万丈，什么是忘乎所以，什么是宾至如归？就在这里，在这盘热炕上，或在这顶帐篷中。
我们已不知道从匈奴、突厥开始的手扒肉是何种味道，但蒙古兄弟的手扒肉今天已名扬海内外。手扒肉看似原始、粗放，其实功底深厚、意境高远。所有的饮食方法都蕴藏着深厚而久远的文化传承。最动人心魄的当然是烤全羊了，在隆重的仪式感中，游牧民族对大地草原、对父母苍天的膜拜表白无遗。面对那种仪式，再想到汉民族文化中的关于饮食的礼制，我们才能深切感到祖先们获得丰富食物时对自然的感恩，对苍天大地的敬畏。正是这种仪式，这种敬畏，这些礼制，让我们一步步走向文明开化，并由此形成形而上的伦理与道德。在用餐时，我们讲究第一块肉、第一碗饭奉敬长者，于是，孝亦在其中矣。并由此推理出生活伦理中的“仁爱”“孝悌”。只是现在有些异化，酒桌上也体现官本位了。在这点上，无论汉族蒙族或其他民族大抵是相似的。吃饭时的排序成了伦理道德的体现，不仅在家中要长幼有序，在宴饮时，座次的排定与宴饮都约定俗成为一套礼仪。当一块手扒肉放到面前，主人递给你一把割肉的小刀时，你一手抓肉，一手持刀，其粗犷的动作背后隐喻的是游牧人那强健的体魄和豪放的性格。放下的是筷子，也是斯文；拿起的是小刀，也是豪情。于是，没有酒的肉食立刻失去了它原本应有的魅力和情趣，你会立刻想起李白“呼儿将出换美酒”是多么正常多么迫切的需求。
说起酒，很多人以为草原上的人们对酒有特殊的嗜好，其实不然。成熟于不同地域的人类在童年时期普遍发明了酒，汉民族因为农耕发达，粮食丰裕，自然很早就发现了酒。著名学者王学泰在其《华夏饮食文化》一书中关于酒的标题就叫“人类伟大的创造——酒”，一个“伟大”，道尽酒中深味。酒的出现大概在夏朝初年或更早，晋人江统在《酒诰》中讲：“酒之所兴，肇自上皇，或云仪狄，一曰杜康。”仪狄和杜康是汉文化中造酒的祖师爷。大概是在新石器时代，人们的生活资料已大大丰富，有了剩饭剩粥，人们从剩饭“日久发酵”中受到启发，逐渐摸索出了酿酒的方法。在新石器中期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已发现了酒具和制酒用的瓮、虑缸等。到夏代已开始大规模生产，传说大禹在喝到美酒后说了一句足以警示后人的名言：“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并从此拒绝饮酒。其实我们可以想到，在粮食并不特别丰足的远古时代，将大量粮食用于制酒，用于富人们的奢侈消费，必然导致百姓的饥饿，动乱也就不可避免了。果然，到了夏启时，便开始沉湎于酒，到末代君主夏桀则开始“无有休时”的放纵。后来著名的商纣王则有了载于史册的“酒池肉林”，最后国破家亡。于是周朝时，朝廷干脆颁布法律“只有在祭祀、父母有庆、敬老等场合才可以饮酒，平时不许饮酒”。但酒的魅力不是法律能禁止的。到周朝中叶，饮酒又蔚然成风。到汉代，“酒者，天之美禄”，成为人们的普遍概念。人们对酒的热爱已上升到天之恩赐的地位了。连汉代著名的宰相曹参都“日夜饮醇酒”。汉代以后，随着农耕的发展，物质的丰富，饮酒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情势，人们从美酒中体味着快乐和惬意，排解着怨愤和忧愁，酒中有了人生和文化意义。到唐代李白时，则以为“酒仙”成名，“仰天大笑出门去”，“葡萄美酒夜光杯”，酒精的率性与潇洒，让人沉迷其中。“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醉里挑灯看剑，梦里吹角连营”。三杯下肚，酣畅恣肆。这时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都不免有些陶然超脱，涤去了尘俗和翳障，从而带有了审美色彩（王学泰《华夏饮食史》）。对于艺术家诗人们来讲，酒会使他的思想蓦然高举、灵感迸发。对于普通人来讲，酒也可以让他们摘下面具，露出人性中“真”的一面。最为壮烈的酒徒大概是所谓“竹林七贤”了。生于动乱年代，希望的渺茫，生命的苦闷，让人们借酒自秽，肆放情志。什么纲常名教，什么道德礼法，滚一边去吧！“礼岂为我辈设耶”？这又何尝不是今天人们饮酒时常常袭上心头的快意衷肠？“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得酒中趣，勿为醒者传”“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张旭三杯草圣传，挥毫落纸如云烟”“酒肠宽似海，诗胆大如天”“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陈寅恪）”“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中国的文人雅士们给了酒以无上的荣光，酒已不是酒，是意境，是诗情，是本真，是文化。俗如我辈，岂能不效仿先贤？
农耕民族发明的烧酒最终来到了草原，最初当然是从“牧童遥指”的杏花村及山西地区长途运来，但随着包头地区农耕的繁荣、粮食产量的增加，包头“地方酒”也应运而生。据张贵先生考证，在1737年包头村形成后，就有了酒作坊。山西是酒的故乡，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成就了山西酒乡的美名。走西口的人们自然带来了烧酒的工艺，转龙藏泉水清纯，是酿酒的最好活水。旅蒙商们又把包头烧酒带到了遥远的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地，“缸房”在包头、土默川的土地很快就涌现了一大批，仅缸房营这个村名就有好多处。包头一地，每年大约生产烧酒1387340斤（这个数字是否准确待考），整个绥远地区生产多少已无可统计。当美酒遇上手扒肉，那是多么完美的邂逅啊！一个立马扬刀的民族与生俱来的豪迈激情和美酒的相逢应该是上天最亲切的召唤。一盆烩酸菜，一盘手扒肉，一壶醇香的老酒，再加上茶与奶的完美融合，天上星光灿烂，地上百花吐艳，漂亮的姑娘载歌载舞，二胡与马头琴如泣如诉，蒙古长调的悠扬与山曲儿的婉转此伏彼起。此时此刻，如果你还没有“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冲动，还没有“一生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的激扬，那你不是一个圣人便是一个“俗人”（此处绝无贬义）。
包头晚报【乌兰道20号】
西口回望之一：一曲“走西口”百年泪长流
2019-08-09
多少年来我们一直有个误解，认为中国人主要是汉族人，且“安土重迁”“不喜迁徙”。“中原”在我们的早期历史中只是很小的一块生存空间，大致在今天的河南、山西、山东、河北、陕西等地。因为农耕文明的形成及其生产力优势，这里成了四周（四夷）人们向往和崇拜的地方。中华文明主要是汉族文明从这里开始“走南闯北”，而四周的众多族群也不时“问鼎中原”，形成反向交融。一直到十八世纪中叶，才形成了今天的中国。西晋八王之乱引发士族南迁，造就了江南的繁华。安史之乱后的大族南迁使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向南转移，宋室南渡造就了南宋偏安一隅却世界称雄。明代的大槐树移民使中国人“五百年前是一家”的乡土观念变成了文化象征。晚清民国之际，下南洋、闯关东、走西口，更成为中国历史上罕见的集体大移民，“湖广填四川”成就了全新的巴蜀文明。几千年间中国人几乎没有停止迁徙的步伐，汉族的向外迁移，历史上的异族向中国“靠拢”，才成就了丰富多彩的大中华文明。所谓“安土重迁”只是农耕社会的生活生产需求而已，因为土地不是牧场，是不可带走也不可随意更替的。
走西口，就是这众多的移民大潮中的一支，它不仅改变了北中国几百年的历史走向，更重要的是构筑了有史以来相对稳定而清晰的北部边疆。走西口看似一次穷苦农民寻求生路的过程，其实更是一次现代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重要组成。
“向死而生”的大移民
西口在哪？这是讨论走西口必然面临的问题。大部分的观点认为：张家口是东口，杀虎口是西口。这个观点似乎正确，但并不完全甚至有些以偏概全。东口且不论，仅说西口，在走西口的人群中，以晋北、晋西北、陕北的农民为主，晋北地区即朔州、大同地区的人们北上草原，大多通过杀虎口，而晋西北忻州、吕梁等地区特别是河曲保德等地的农民则大多是在河曲的西口古渡等地横渡黄河，到达今天的鄂尔多斯地区，然后再北上包头、河套地区，陕北人只要进入鄂尔多斯，便可北上包头和后套（巴彦淖尔）。西口，既有关口意义，更是一个地域概念，如同“口里”“口外”一样。“口外”即西口地域，这个地域大概在今天的乌兰察布、呼和浩特、包头、巴彦淖尔等地，至于走西口走的“口”，肯定不止一处，特别是当走西口成为风气时，更不可能仅仅是一处关口的概念了，所有能够到达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城口、水口、渡口等通道獈口都可以是西口。
走西口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只是我们现在将它狭义地理解为清代中后期特别是光绪时代的流民潮。从历史上看，西口这块地方从来就不是方外之地，也不是从来就只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从赵国开疆拓土时，中原的华夏民族就曾经做过这里的主人，秦汉时除了大量的屯军之所外，也有成千上万的农耕者在这里生活生产。就是在南北朝时期，这里的农业也并非想象的那样奇缺，几十万戍边将士吃什么喝什么？除了从中原地区调运一些生活必需品外，自给自足也是一种必然选择。就是元代，当年汪古人生活的阴山以北地区也有大量的粮食种植的遗存。明朝北元政权退回草原时，土默特地区依然有大量的中原农民，因为明朝边防内移到长城一线，这些人或被朱元璋迁到安徽凤阳他的老家或者回到了口里地区，但肯定有不少人留在了这里。明代嘉靖年后，由于内地自然灾害、宗教运动和严苛的专制统治，有数量不小于十万的汉族农民冒着生命危险来到土默川地区。这里是阿拉坦汗的天下，这位开明的蒙古领袖不仅愉快地收留了他们，而且允许他们居住下来。从此，这里“板升”连绵，炊烟遥望，俨然成了塞上江南。对于在残暴的明王朝统治下艰难生存的农民来讲，“西口外”简直就是天堂。只是由于后来林丹汗西征，加之后金的征服战争接踵而至，这些汉族农民大概只能再次逃回口里去了。人们总把走西口讲成是一个很悲伤凄婉的故事，悲伤凄婉是肯定的，但是让我们想一下，在口里只有饿死或被官府逼死两条路，走西口最悲惨的结果也无非是死，走西口是很有些向死而生的勇气的。所谓“人往高处走”，走西口实际上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寻求生存希望的集体无意识。正如民歌中所唱到的“雁门关上雁南飞，归化元宝如山堆。山西亢旱没啥事，归化一荒嘴揪起（饿肚子）”。绥远地区已经成为口里人们理想的生存之地。
对于生活在山西北部、西北部和陕西北部的农民来讲，他们生存环境之恶劣本来也不足以让人留恋。晋陕北部地处黄土高原，是中国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特别是山西北部的河曲、保德、朔县、平鲁、左云、右玉及陕西的神木、府谷、榆林、定边等地，90%以上的土地为丘陵和山地。河曲县197万亩土地，162万亩水土流失严重。清代康基田引用《燕闻录》说：“山西土瘠天寒，生物鲜少”“乡民惟以垦种上岭下坡、汗牛病仆，仰天待命，无平地沃土之饶，无水泉灌溉之益，无舟车渔米之利”。河曲是笔者的故乡，2018年专程回到阔别一百多年的故乡走访，得知河曲县今天的人口总数只有二十来万，而在口外仅包头一地的河曲人也比这个数字高得多。可见当年的走西口绝不是几个人、几户人，而是多数人无奈的选择。
除了严酷的生态环境外，清朝鼎定中原后，出现了相对和平稳定的环境，同时因为汉族人口多子多福的宗法观念，在战争中锐减的人口得以快速复苏。从1753年到1766年，人口增长出现了大爆发，十余年间全国人口从一亿多增长到二亿多，而人均占有土地的水平却在不断降低，从人均6.89亩减至3.53亩（《试析清代走西口的成因》作者：刘春玲）。人口过剩、土地不足是走西口的一大原因。这还仅仅是从人口与土地的简单除法计算，如果再加上豪强地主的土地兼并，人均土地比以上数字更少。饥饿的恐惧成了晋陕人走西口的强烈动力。
垦出来的“迁徙自由”
“二姑舅捎来一封信，他说西口外好收成”。这是二人台《走西口》中的一句唱词。对于农民来讲，还有什么比好收成更具有吸引了呢？二姑舅去了，我为什么不能去？晋陕人就这样以宗族关系为纽带、以地域关系为互助，踏上了浩浩荡荡的西口路。西口外的确是好收成，不讲过去，就是今天，大青山南部的冲积平原依旧是内蒙古的粮仓。土默川、大后套土壤肥沃，适合大部分北方粮食蔬菜水果种植，一望无垠的大平原比起晋北陕北的山沟沟那是多么让人心旷神怡啊！北倚青山，气候相对于北部草原要湿润温暖得多，黄河冲积平原的土地孕育着农耕文明的勃勃生机。一条黄河阻隔不了农民们向往生存向往富足的期待和野心。虽然背井离乡，虽然妻离子散，虽然还有生命危险，但就像今天的人们勇敢地北漂一样，只要有希望，就会一往无前。
阻隔农民们脚步的是清朝前期的民族隔离政策。满清为了驾驭蒙古人，使出了几个手段：一是盟旗制，把蒙民各部落牢牢限制在一定空间；二是蒙汉隔离制，不准蒙汉通婚，不准汉人来到蒙地；三是喇嘛教，鼓励蒙古男丁出家，导致蒙古人口锐减，战斗力锐减。然而，任何人为的隔离都难以为继。到清康熙时，满清的“封禁令”便开始失效，连康熙本人也认为：“今地少人稠，各地民人（汉人）往边外居住耕地者甚多，比年又皆丰收；附近京师之人，俱赖此谷，大有裨益”《清圣祖实录》。1692年，即康熙三十六年，应鄂尔多斯之请，清廷允许汉族农民前往鄂尔多斯耕种土地。这是《河曲县志》中记载的最早的“走西口”中央政策。由此推断，走西口应该在此之前就已盛行，中央政府不过因势利导而已。“一年成聚，二年成邑”，农民们走西口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人数也越来越多。
鸦片战争特别是甲午战争后，中国出现了边疆危机。北方的俄国人更是虎视眈眈，“移民实边”成为巩固国防的重要手段。到1900年，因为义和团引发的“庚子赔款”高达四亿五千万两，中国人每人一两，如本息合算，则达九亿多两白银。对于专制朝廷来讲，财政危机才是最致命的，因为饥饿的民众绝对不会再相信“君臣父子”的陈词和“仁义礼智信”的滥调。历史上的农民造反都是因为肚皮问题引发的。所以，一些边疆大臣“恤蒙实边”的奏议立刻得到了清廷的响应。1902年，清政府对蒙古地区实行了全面的“放垦”。因为任命贻谷为督办蒙旗垦务大臣，历史上把这件事称为“贻谷放垦”。从禁止到默许到鼓励，走西口的人们更加一发不可收拾。漫漫西口路上，来自晋陕的农民徒步北上，肩上一根扁担，一头是简单的行李，一头是简单的干粮，有的则是刚出生的娃娃，渡过黄河，进入鄂尔多斯，然后北上达拉特旗，再跨黄河，到达包头、河套。而河北晋北的人们则穿过张家口杀虎口，来到辽阔的乌兰察布等地。这些已经吃惯了苦的农民们在沙丘上、低洼处挖开一个豁口便是房屋，搭一个茅棚便是住家。他们中很多人在离开家乡时便已烧了“离门纸”，大有壮士一去不复还的英雄主义气概。河曲民歌中有些唱词中真实记载了那段历史的辛酸：“黄龙湾湾河曲县，三亲六眷漫绥远”“二姑舅呀三老爷，八百里河套葬祖先”“辈辈坟里不埋男，穷骨头撒在土默川”。其中的辛酸、其中的苦难，我们这些走西口的后人们已经难以想象。
迁徙，是中华民族形成的基本前提，从三皇五帝、到两汉两晋、大唐、大清，中国人一直在迁徙中开疆拓土，以成巍巍中华。从一个华夏小部落到汉族再到中华民族，正是迁徙的力量和结果。文明国家从来都把迁徙自由作为人的自由的重要成分。历史证明，走西口、闯关东、下南洋这一幕幕以悲剧形式开始的族群大迁徙，对中国历史具有正剧和喜剧的效应。正是这一次次大迁徙开拓了中华民族壮丽而辽阔的山河国土。我们应举手加额，向这些“流浪”的祖先们表达由衷的敬意。
西口回望之二：晋商的“真面目”到底是什么样的？你以前的看法可能是错的
2019-08-15
人们一直对走西口人群和晋商混为一谈，其实真正意义上的走西口人群应该是指晋北、陕北那些赤贫的农民。而晋商不然，他们大多是晋中晋南的商人，踏着农民们走西口的足迹在草原上开辟了几条商路。当然还有一些晋商则是走西口的农民在呼市、包头等地由农而商，富甲一方。笔者在河曲古渡口广场采访时碰到一位老艺人，是河曲民歌的传承人，听说我来自包头，便主动上前对我说：走西口的都是穷人，晋商就不能叫走西口，你们包头人在这个问题的说法上有偏差。
西口路上旅蒙商
晋商不同于旅蒙商，最早的晋商经营的重点在京津地区和江南。清代苏州地区有民歌唱道：汾州人做巧生涯，盘剥贫民利息奢。京津地区则有民谚曰：老西催利息，紧上加紧。旅蒙商是晋商中的一个北向分支，他们的经营路线与走西口的时间与路线几近重叠，却又迥然不同。走西口的人们多在晋北、陕北，而晋商的集中地则在祁县、太谷、平遥，人称“祁太平商业区”。祁县占据头把交椅，一个人口仅有十几万人的小县城，常年在外经商者多达15000多人，“一个大盛魁，半个归化城”“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这两句话非常清晰地告诉我们：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两大城市呼市与包头城市化的源头就是晋商。从清到民国，很长时间里绥远地区的汉人归山西管辖，所以走西口、行商其实还相当于在山西的地盘上活动，这也是绥远地区山西商人居多的原因。
女真人在明朝时期也参与了汉蒙之间的“通贡互市”，表面上在做生意，其实已开始对明朝的情报搜集工作。他们“统战”的对象就是一些晋商，由于一些商人重利轻义，消息灵通，关系网多，他们不自觉地成了女真人的“内线”。比如最有名的八大皇商：范永斗、王登库、靳良玉、王大宇等。这些人一边做生意，一边传情报，一边搞走私，俨然成了女真人的座上宾。如此的“官商勾结”，发财就成了轻而易举的事情。满清入关后，顺治皇帝亲自在故宫设宴，欲封他们为官，但山西人的确精明，没有接受这番美意。他们只想多赚钱，知道历史污名的可畏。于是，顺治就封了他们个“八大皇商”。挂上“皇商”名号，这生意当然风生水起。张家口一带以至蒙古地区便成了他们的商业天下。
旅蒙商的兴起与走西口密切，口外人口的增加必然带来需求和商机。从明朝开始，丝绸、茶叶、颜料、药材、铁器及其他手工业制品就开始大规模地流行于草原。蒙古民众以物易物，换来了味觉和视觉的享受，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最大的贸易动力。而康熙年间一场大规模的平定准噶尔的战争则为晋商提供了一个更加开阔也更加陌生的商业舞台——外蒙古、新疆、俄罗斯、欧洲。平定准噶尔叛乱，清朝出动了大量军队。军马未动，粮草先行，大军西进，商人随行。后来的著名红顶商人胡雪岩就是跟着左宗棠为平定新疆、抗拒俄国大军筹划粮草而成为清代巨贾的。除了供应军需外，和草原民众的贸易甚至和俄罗斯的贸易也开始发生。做生意需要根据地，需要大后方，山西商人自然选择了呼和浩特、包头作为他们的后勤基地。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库伦（乌兰巴托），过去这些遥远的难以想象的地方成了“前营”与“后营”，我们熟悉的大盛魁，其诞生地就在遥远的外蒙古科布多，后来才迁回呼和浩特。极盛时期，一个大盛魁的员工即达六七千人。据说其全部资产用50两重的银元宝可以从北京到库伦（乌兰巴托）铺一条“钱路”。晋商之盛，可见一斑。
乾隆年间，祁县乔家堡村的一个农民乔贵发单身一人走西口来到萨拉齐的老官村，靠生豆芽为业，这时的他就是一标准的走西口农民。但豆芽就是商芽，这个芽一旦长成，土地和炕头便再也拉不住他的野心。他把目光投向了西边的包头，这个因商而起的新兴城市。几年十几年过后，“复盛公”为首的复字号便在包头首屈一指，形成一个多种经营的庞大商业网络。包头城因此而声名远扬，并且迅速扩张到沿京包线的北平、天津以至太原、西安、兰州，后来辐射到上海、杭州、南京、汉口、广州、沈阳、哈尔滨。乔家一个“大德通”字号，在全国二十六个城市设有总号和分号，是当时金融界的翘楚。
张贵先生在《老包头的十大晋商》一文中就介绍了钱当行“复盛公”、杂货行“如月号”、旅蒙行“永合成”、甘草行“西碾房”、旅蒙行“复义兴”、粮油行“田油坊”、杨家“十大双（十个带双字的商号）”、旅蒙行“忠厚和”、皮毛行“广恒西”、河路店“复新和”。可以说，没有晋商，也就没有包头城。呼和浩特的兴起更多靠的是“官衙”，以行政、军事中心起家，而包头则基本上靠商业兴起，这个优良基因完全可以在今天重新焕发出新的商业生命。
所谓茶道即商道，晋商的初起，最初不过靠几片茶叶。生在草原上的蒙古人、俄罗斯人和同样是“牧羊人”出身的欧洲人一样，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同时都有对茶叶的强烈爱好与需求。几乎与草原丝绸之路相并行，300多年的“茶叶之路”连通了中国的南北方和更遥远的蒙古、俄罗斯、欧洲。这些对草原颇为了解的晋商们，将从南方采集的茶叶按照草原的习俗加工成易于保存和运输的砖茶，然后汇集到呼和浩特、包头等中转中心，拉着长长的驼队走向乌兰巴托、恰克图、科布多、莫斯科、圣彼得堡和欧洲。与茶叶一起同行的当然有中国独特的产品丝绸、瓷器、布匹、糖、烟、酒等。晋商中做茶叶生意最著名的当数山西榆次常家。常家发家后开始涉及茶叶生意。福建是产茶大省，常家收购福建茶叶，运回榆次加工成茶砖，再出西口，直达蒙疆。当时民谚云：金祁县，银太谷，不顶常家一个脚趾头。常家因茶叶生意而成为晋中望族，常家庄园占地100余亩，如今依旧是晋中一景。
“双面晋商”的兴起与没落
这些年来，关于晋商题材的影视作品多了起来，但其共同的重商主义主题却不能不让人反思。走西口的不是晋商，是一村村、一家家的农民和为数不多的手艺匠人。晋商是精英，但他们绝不是走西口的主流，晋商开辟了商路，盖起了诸如乔家大院、渠家大院、常家大院等豪宅。但是广大农民却开拓了阴山南北的土地，养育繁衍了几百万贫苦人口。在关于晋商的题材中，人为地拔高了晋商的诚信、公平，但真实的历史并非如此。就是我们熟知的大盛魁、复盛公，其起家和经营及其没落过程中，也处处有“有德无诚”“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等现象。中国人讲无商不奸，无奸不商，同时也讲诚实守信，侠肝义胆，在一定条件下并存不悖。这个奸，既可以理解为对商机的把握，也可以理解为对贸易的垄断，还可以理解为对利益的追逐。而诚信则是市场经济的自然要求，不诚信则无市场，诚信在一定程度上是市场经济逼出来的。
山西的商人们来到草原，带来最多的是关公庙、关帝庙。关公关云长是山西人，而且是被《三国演义》塑造为“侠义”标本式的正面人物。在关公身上，信义二字重于千金。山西的人们尊奉关公，既是一种道德的自觉，也是一种市场的必然。但是，商业行为中也不乏“有信无诚”和“见利忘义”的行为。比如包头的复盛公，得知并预测高粱涨价，便提前将本地区高粱包括青苗低价买断，实行高粱霸盘，待市场紧缺时高价抛出，以获暴利；比如声名赫赫的大盛魁，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通过在包头的小号大义魁粮店搞投机，结果赔了十二万八千两银子。大盛魁经理李延顺又搞假合同，使大义魁成为空头商号，无钱理赔，惹怒包头粮食公行的债权人。官司打到归化城道台，最后大盛魁败诉，并从此名誉扫地。1921年，又在包头囤积居奇，和以包头复字号为背景的广生店对赌，迫使广生店关门，老板胡振业气愤而死。
还有许多旅蒙商则以欺诈横行草原，他们以“诚信”出现的欠款账目，利息奇高，类似今天的高利贷、套路贷。匡熙民在《张家口游记》中写道：“汉人狡猾，蒙人则以愚直称”。还记载有：一山东人以牛车载酒四篓，沿门赊给蒙古人，言明赊酒一斤，逾月即须偿羊一头。蒙人贪酒，慨然诺之。等酒喝过了，羊也归汉人了。高勋著《蒙汉贸易》载曰：蒙人质朴诚实，无浮习气，唯因文化落后。以往有少数边商，利用蒙人不知书识字之弱点，颇多欺哄蒙人，故意高抬物价，或在衡器上占其便宜，价值三四元物品，抬高到七八元售与蒙人。忒莫勒先生长文《从旅蒙商的劣迹看晋商研究及西口文化研究中的偏谬》一文对此有很多论述。虽然如此，晋商的成功还是凭着不畏艰难不辞辛劳而获得的。他们当年的营商环境之差我们无法想象。另外，晋商的兴起和走西口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对草原环境的破坏，特别是“甘草行”的兴盛，直接导致了草原的沙化加剧。
商路即戏路，晋商的到来，带来了晋剧、山西梆子等戏曲文化，许多地方也开始兴办学校，教育文化的普及对内蒙古中西部的影响是历史性的，后来以“塞外三大文豪”为代表之人才辈出的现象，也应归功于这些有眼光的晋商们。笔者依稀记得小时候常听大人们说去“看大戏”，大戏者晋剧也。而相对应的下里巴人即那些真正走西口的农民们则把黄土高坡的民歌和草原大漠的小调结合起来，创造了“二人台”“打坐腔”等地方小戏，并成为一个新型剧种在晋蒙陕冀流传开来。包头地方文化有两个母亲：即草原文化与晋陕文化。流传塞外的晋陕文化基本是浅层次文化，因为大量的走西口民众都是普通至极的农民，这也是今天我们打造文化大市的天然缺陷。很多学者都讲我们文化有深厚底蕴，我们有长城、有黄河、有草原，这些说法如果不是因为自负就是出于自卑。先天不足是缺陷，但也可出奇制胜，所谓白纸作画，绝无必要讲什么“历史悠久”“底蕴深厚”之类的话语。
在民国时代走向衰落后，许多晋商特别是旅蒙商最终选择了叶落归根，晋商的性格中守旧守成和勇敢开拓相生相伴，但最后守成代替了开拓。他们在自己的老家盖起一处处深宅大院，他们骨子里最关注的是光宗耀祖，他们只有在故乡的土地上才不觉得锦衣夜行，他们回到了大院回到了家便觉得找到了根，找到了农耕社会那个祖祖辈辈的梦。只有很少人继续行走，走向北京、上海乃至国外。此后的山西人似乎再也没有达到祖辈那个时代的荣光，只有高墙外那粗疏的光影照进来，明灭闪烁，依稀可见宗室祠堂墙上那些白发长须的老人们的目光，莫名地注视着成群结队前来旅游的陌生人。而这些人中，有许多人就是和他们一起在西口外打拼的故人们的后代子孙。
西口回望之三：漫瀚调——塞外之《诗经》包头之《国风》
2019-08-21
诞生于周代至春秋的《诗经》，经孔子编订后成为“五经”之首，《诗》《尚书》《周礼》《易经》《春秋》，五本书奠定了中华文化之基础。除了《颂》《雅》多为宗庙祭祀、贵族祭祀、歌功颂德外，《风》的数量最多，达160篇。所谓《国风》，是当时十五个地方的民歌大全，涉及今天的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等地，这里是中华古代文明的核心区域。“风”者，土风、风谣、民谣之谓也。“风、雅、颂”是诗歌内容，其艺术手法为“赋、比、兴”，合称为“六义”，是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基本规范。特别是“赋、比、兴”这三种艺术手法，影响了中国诗歌也包括民歌数千年，其“重章叠句”的写作手法也被今人继承下来，一唱三叹，曼妙非常。“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依依”“霏霏”，状柳雪之态，既有画意，又有韵味。《国风》之诗歌，多为对社会生活的记载，也不乏对时事的批判针砭，但更多的则是表达人心人性人情，其中关于爱情的篇幅也有很多。民歌是最能反映百姓心声的作品，是纯粹的文人们所无法模仿的发自内心的呼唤。可惜，这一传统今天已不复辉煌。无数新型的娱乐方式让人眼花缭乱，人们在无数的色彩中渐渐失去了自我，失去了内心的独白。正如老子所言“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只有当我们坐在乡间炕头，听那些从百年前流传下来的民歌、小戏，才可能进入走卒贩夫的生活，进入我们祖辈的过去，进入我们积满尘埃板结坚硬的内心。
漫瀚调与二人台，就是塞外的《诗经》，包头的《国风》。李野先生在《漫瀚调的歌词》一文中就曾把漫瀚调与《诗经》做过比较：《诗经》中的大部分诗篇都有简单的格律，漫瀚调的歌词也有简单的自然形成的格律。其最大的特点是：一联二句、每句七字、合辙押韵（当地人叫“圆溜”）、方言发音、比兴手法。特别是比兴手法的运用，使漫瀚调既符合审美情趣，又诙谐幽默，还朗朗上口。请听几句唱词：
想你想你真想你，三天没吃半碗米。
前半夜想你扇不熄灯，后半夜想你翻不过身。
山在水在石头在，人家都在你不在。
黑老哇（乌鸦）落在猪身上，是死是活相跟上。
土默川地区是民歌的海洋、二人台的家乡。这片土地上诞生这样的艺术形式，浅显看来是走西口的汉族移民带来的晋陕民歌与当地蒙古短调小曲的结合，其实以更长远的目光来看，这种艺术的发生与形成应该是一个漫长的历史积累，到走西口以后出现了一次大爆发。众所周知，今天的呼包鄂金三角地区，在历史上也是金三角，大致有二十多个族群在这里生存、征战、迁徙、同化。这片土地上从来就不是单一文化区，而是一片多族群多个性的融合性文化区，包括河北、山西、陕西北部地区，其所谓汉族族群中有许多人具有匈奴、鲜卑、突厥等血统，山西中北部地区更是如此。山西这个地方，因为表里山河、关隘众多，很适合独立小王国生存。这里有过匈奴、沙陀、鲜卑政权的存在，中原文化和草原文化在这里水乳相交了上千年。就是呼包鄂地区，也不是我们一般认为的“草原”，赵武灵王开疆拓土后，这里就是农耕区。秦国时的鄂尔多斯和河套地区被称为“新秦中”，西汉时包鄂地区曾设“西河农令”“美稷县”，是著名的产粮区。在元代，居住于阴山南北的汪古人也已熟悉掌握了农耕技术。明朝时，更有超过十万汉人在土默川从事农业手工业。清代则更不必说，直接开始了“走西口”。宜耕宜牧的生产方式与族群融合的生活方式是漫瀚调产生的物质与文化基础。我们现在无法考证历史上是否有过类似今天的“漫瀚调”，但可以确定的是那时的人们也会唱歌，他们的歌能超过地理和人文环境吗？只是这歌声已随风而去，只留下一首《敕勒歌》，还是由鲜卑语翻译成汉语，但其恢宏意境、壮阔情怀一直为人称道，与今天的土默川民歌有异曲同工之妙。那么，流行于晋陕北部的那些民歌是否就是土默川这片土地上历经雨打风吹后残留的“原声”民歌呢？当走西口的人们再次来到海海漫漫的土默川大后套以后，这片土地上那些失传已久的民歌再一次复活，并演绎成了今天的模样。它沿袭了源自《诗经》的中原文化基因，融合了晋蒙陕冀的地域特色，注入了草原民歌特别是蒙古族民歌的新鲜血液，造就了独步天下的唱腔唱词。
漫瀚调本来应该是蛮汉调，最初这样称呼的应该是蒙古人。后来，蛮汉调也成了蒙古人的心爱，也就演化成了“蒙汉调”，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人们才正式称其为“漫瀚调”。但很多人更愿意称其为“山曲”，晋北陕北人也叫它“酸曲”。山曲，顾名思义，应该诞生在山区，也就是晋陕北部的黄土高原和内蒙古的鄂尔多斯高原，成熟与传播在大青山南北地区，土默川是其核心区域。
山的概念首先是阻隔、封闭与落后，交通的不便、交往的困难、生存的艰难、稼穑的辛劳，使漫瀚调从基因里便充溢着悲壮与伤感、辽远与凄凉。人可以活得很卑微，但精神可以丰富多彩。对美好的向往、对艰难的泣诉、对友情的珍惜、对爱情的期待、对故乡的思念、对未来的憧憬构成了漫瀚调最基本的主题。但日子总要过的，生命总要继续的，达观的混世、苦涩的诙谐、含泪的幽默就成了漫瀚调的副歌。
最基本的主题当然是爱情。让我们看一段著名山曲《王爱召》的歌词，体味一下那些我们稍感陌生甚至有些“下流”的爱情表白：
上房瞭一瞭，瞭见个王爱召。
二妹妹捎来一句话，她说要和喇嘛哥哥交。
来得迟来走得早，隔壁邻居谁也不知道。
喇嘛哥哥好心肠，半夜三更给妹妹送冰糖。
冰糖放在枕头上，紫红袍子伙盖上。
我给哥哥铺下半炕毡，喇嘛哥哥上来暖一暖。
二五毡毡窄溜溜，冷身身挨住妹妹热肉肉。
二五毡毡窄条条，白胳膊搂住妹妹绵腰腰。
半碗稀粥辣椒椒菜，走不是走来在不是在。
这哪里只是几句山曲，它其实已是一部戏，一部塞外《西厢记》的浓缩版，从认识、捎话到幽会、偷情再到分别、思念，直至抱怨、誓言，一气呵成，荡气回肠。其中省略了许多的情节和细节，稍作加工，就是一部地方小戏“二人台”，再添油加醋就是一部肥皂剧。这里的语言表达，有赋比兴，有韵律美，有方言特色，有很多类似元曲的衬词，而题材则来自蒙汉人民共同的生活体验。
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更是民歌永恒的主题。生存在环境恶劣的高原丘陵上，苍茫大地哪知谁主沉浮，人渺小得简直有些自卑。而对爱情的向往则顽强生长，这既是人类自我繁衍以求族群壮大的原始动力，也是在贫穷生活可能找寻到的最大快乐。
“山曲”中的爱情，远没有今天人们在电视剧里看到的“高大上”，那么多白领丽人，那么多俊男美女，那么多浪漫桥段。穷苦的生活决定了这些“山曲”爱情有些低俗但不失人性的真实，有些直接却不乏原始的婉转，有些写实却不乏简朴的浪漫。那些民歌，几乎都是一些目不识丁的农民青年男女即兴创作，却是今天的文人们苦思冥想也写不出来的。因为我们已失去了那份人性的真实和纯朴，失去了源于《诗经》的文化血脉，失去了表达自我的愿望与勇气。
写到这里，应该提及一个人，他就是我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刘半农先生，他是中国近现代第一个调查、研究、整理北方民歌的重量级学者。1934年他和他的助手学生们调查了绥远地区的方言、民歌，在达茂旗召河露宿草原时被蚊虫叮咬，7月4日返回北京，4天后即因误诊而病逝。他留了极为珍贵的《北方民歌集》手稿。这部手稿直到2002年才从“文革”中封存的资料中被人发现。这部民歌集收集了绥远地区的民歌达1870余首，分为民歌、情歌、儿歌三部分。刘半农先生还有17筒录音带，但至今未发现，很多歌词今天仍然在传唱。可惜，这部民歌集好像还没有出现在它的故乡内蒙古中西部地区。
西口回望之四：二人台的诞生地究竟在哪？
2019-08-28
一个剧种，仅仅因为其一个诞生地就争论了几十年，而它的生命也不过才百余年时间。山西二人台专家贾德义和张存亮肯定二人台源于河曲，而内蒙古著名艺人刘银威则肯定二人台源于萨拉齐。持以上两种观点的人还有很多，并争论不休。
大体来讲，有三种说法：首先是源于山西说；其次是源于绥远说；其三是源于陕西说。源于山西说，主要指河曲，河曲是民歌之乡，包头萨拉齐地区的走西口人群多为河曲人。有专家则将山西说作了另一番解释：1723年漠南开始设制，才有了行政机关，这就是归绥理事同知厅。1741年设归绥道，管理归化城厅、托克托厅、和林格尔厅、清水河厅、萨拉齐厅、丰镇厅、宁远厅这“口外七厅”，后来又增设了五原厅、陶林厅（察哈尔右翼中旗）、武川厅、兴和厅、东胜厅五厅。这就是著名的“口外十二厅”。也就是说，这些地方从1723年一直到民国三年即1914年，汉民的管理一直归山西省，所以不论“二人台”诞生在河曲还是萨拉齐，都属于山西。这种说法很有道理却模糊了概念。所谓“陕西说”，也几乎是同样的推理。与陕西接壤的准格尔旗、乌审旗同为打坐腔、二人台的盛行地。打坐腔在陕西干脆就叫“榆林小曲”。从元代起，鄂尔多斯高原即归陕西行省管辖。明朝是阿拉坦汗所在的鞑靼部，清代，鄂尔多斯南部依旧归陕西神木管辖。准格尔、乌审旗、鄂托克旗一带的农民多来自神木、府谷和宁夏的盐池等地，他们喜欢的二人台当然也就成为“陕西造”了。
持二人台源于萨拉齐的，得到了多数学者的肯定。但这个萨拉齐并非今日之萨拉齐，而是包括大青山南北、西至五原、东至呼和浩特的历史地理范围。二人台的产生地大致就是当年的绥远省，即今天的乌兰察布、呼包二市、巴彦淖尔、鄂尔多斯等地，辐射到晋、陕、冀、宁等一些地方。这片地方是“二人台文化艺术区”，而萨拉齐则是二人台艺术核心区。直到1954年，绥远省撤销，划归内蒙古自治区，这个地域概念才有些模糊起来，成为内蒙古中西部地区。今天的萨拉齐，也只是土默特右旗的一个镇了。
二人台的诞生地究竟在哪？笔者认为，源于山西陕西，形成于绥远，成熟于原萨拉齐县及周边地区，这个讲法应该是中肯的。从二人台的基本内容即情节、音乐、艺人出生地等来看，晋陕民歌无疑是其音乐和题材基础。但二人台包括漫瀚调也明显接受了草原文化特别是蒙古族文化的营养，尤其是在音乐上，对蒙古族民歌的借鉴借用十分明显。这就如同徽班进京演绎成了京剧，山西中路梆子在绥远地区演绎成了晋剧一样，他们的前世今生难分难舍，很难绝对讲清非此即彼。最好的理解应该是由晋陕蒙冀各地民俗文化民族文化的融合而成的“混血儿”。原籍山西河曲、走西口而来萨拉齐并成为二人台著名艺人的樊六先生曾讲：“我小时候在河曲唱的《走西口》是民歌，到口外打玩艺儿（二人台俗称）才学会唱戏。”由歌而戏，这恐怕就是二人台形成的历史脉络，由山西陕西而绥远，这恐怕就是二人台发展的演绎之旅。“二人台”这个名字被官方确认已经是1951年，在绥远省民间艺人学习会期间，绥远省政府副主席杨植霖作《二人台翻身》的报告，“二人台”才第一次出现在官方媒体《绥远日报》上（1951.6.14）。从前山西、陕西人口中的“唱玩艺儿”“打玩艺儿”等叫法渐渐被二人台取代。也就是说：二人台这个名字就诞生在绥远省。
说二人台的核心区域在萨拉齐，而不仅仅是今天的土默特右旗，是因为当时的萨拉齐厅或县的管辖范围很大。西至五原，东至呼市，北到大青山以北，南临黄河，这里的汉族居民基本上来自山西陕西北部。据《萨拉齐县志》记载：清光绪年间，萨厅（后为县）辖境一城四乡，汉回人口三十多万，包镇（老东河）一城四乡，汉回人二十多万，通共厅治人民六十余万。戏剧的繁荣需要几个条件：一是相对稳定的居民群体；二是相对稳定的语言基础；三是相对稳定的文化认同；四是相对近似的音乐基调；五是基本相同的生活习俗。而以上的几个条件，萨拉齐一带几乎完全具备。萨拉齐一带也诞生了众多的二人台演员，成为西路二人台（乌兰察布、张家口等地为东路二人台）的核心区域。正因为如此，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才授予了土右旗“中国•二人台文化艺术之乡”的称号。今天的土右旗虽然不同于当年的萨拉齐，地域小了许多，但该地区艺人之多、艺术团体之多、受众之多、剧目之多仍然是二人台文化区域的一块高地。“二人台文化艺术之乡”当之无愧。
最早的二人台叫打坐腔，或丝弦坐腔。我们知道，在没有文化生活的走西口贫苦人群中，唱几句“山曲儿”就是最大的艺术享受。农闲时节，人们如何消磨这无聊的时光？于是，一些能拉会唱的人们呼啸而聚，打起了“坐腔”。这也成了邻村上下人们最大的文艺演出。最早的家庭式演出，则出现在当地的牧人家中。说是牧人，当然也是蒙古人中的富裕家庭，普通牧民很难有此排场。蒙古人天生就是歌手。“打坐腔”在牧人眼里成了“蒙古曲儿”，豪情的蒙古人“兴甚志哉，歌以咏志”。喝酒唱歌是生活习俗，四胡、扬琴、梅、三弦等乐器是家中常备，有酒有乐有歌，就是红火热闹，就是幸福生活。走西口的汉族人很快就吸收了蒙古兄弟的娱乐方式，并将之与祖辈相传的晋陕民歌、西口情愫、生活体验结合起来，使“打坐腔”“蒙古曲儿”的形式日甚一日地丰满起来。不可否认，因为二人台的演员和“粉丝”们基本是目不识丁的走西口农民，所以，“打坐腔”中“淫词浪语，诱人颠笑”（《萨拉齐县志》）就成为常态，以至于官府为精神文明计曾“严令禁止演唱”。
对二人台艺术有特殊贡献的还有社火。社火是中国穷人阶层的狂欢节。“社”即土地神，“火”即火神。社火源于对土地和火的原始崇拜。“老百姓，要快活，赶会、唱戏、闹社火”。赶庙会、唱大戏、闹社火成了老百姓快乐的三大形式。社火干什么？杂戏、杂耍、唱戏、赶集、吃肉喝酒、说笑打闹、歌舞娱乐。中国人的宗教崇拜是实用的，也是快活的。庙会中的故事妆扮、道具运用、杂耍动作等等渐渐被“打坐腔”的艺人们吸收过来。杂耍就有丑角，“丑”才能插科打诨、滑稽搞怪，才能嘲弄别人与自嘲，才能让卑微的人们感到些自尊与自信。顺带说一下，这丑角的来历可谓不凡，始作俑者是唐玄宗，据说为逗贵妃开心，他在鼻子上挂块白玉，这白玉就演化成后来鼻尖上挂的白粉。清一色的男人世界过于单调，于是就有了旦角，从男扮女装到“女戏子”直接登台，是历史性变革。梅（笛子）、四胡、扬琴三大件奏起，四块瓦或梆子敲打简单的节奏，台上男女二人边唱边舞，唱的是生活的凄苦，舞的是生活的百态，台上唱，台下和，一团和气，一派生机。在这个演进过程中，萨拉齐出了一个划时代的人物——云双羊，据说他就是二人台的创始人。和他同期的二人台老艺人中，蒙古人几乎占到三分之一，这个现象客观上证明了二人台诞生在萨拉齐而非山西、陕西，没有蒙古族艺人、蒙古族音乐的融合，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二人台。
现在的人们对二人台已经有些陌生了，虽然在农村还有很多二人台艺术团体，但受众的年龄已经越来越大。在城市，前几年二人台和山曲最流行的地方是烧烤城。受众则多是从农村长大在城市工作的走西口后代。烧烤本来也是游牧民族的饮食习惯，但其生命力历久弥坚，创新不断，至今已成为大众的喜爱。人们不仅喜欢它的味道，更喜欢它的场景：可以光着膀子撸串，可以对着瓶子吹酒，可以撕裂嗓子高歌，还可以请来二人台艺人唱一段从祖辈传下来的《走西口》《打樱桃》《王成卖碗》《光棍哭妻》等等，当然也可以听听黄河两岸流行的山曲《栽柳树》《连四句》《刮野鬼》《拉骆驼》之类，一声声哥长妹短，让酒酣耳热的人们或击节而歌或浅吟低唱或泪流满面高呼“再来一杯”，那才叫痛快淋漓。城市、职业、教化，让人们脸上的面具越来越厚，恰恰是这不入上流的“二人台”小曲如山泉淙淙、润物有声，让人们板结的面孔绽放出真实的笑容。民歌、二人台的唱词通俗无比，却句句合辙押韵沁人心脾，让你动容动心，并且还不乏很本真的审美情趣。
旦：不怨爹呀不怨娘，单怨她媒婆坏心肠。
她给我寻个小女婿，又秃又瞎又尿床。
生：小秃（自称）我流泪跪一旁，先叫一声老婆后叫娘。
旦：小丈夫不要叫我娘，我扶你快快睡上床。
只恨那媒人黑心肠，不能埋怨你小二郎。
《小女婿》
还有比这更让人痛心的婚姻吗？正是因为太多这样的不自由不平等的婚姻，才有了那么多被理解被追捧的偷情与暗恋，让“瞭哥哥”“眊妹妹”“为朋友”“打伙计”诸如此类的唱词不绝于耳。
正月里来是新春，运气不好死女人。
要死大人都死尽，留下娃娃谁照应。
啊呀我的亲人。
五月里来五端阳，雄黄烧酒艾叶香。
有妻人家包枣粽，光棍无妻好凄惶。
《光棍哭妻》
这样的悲惨命运与如泣如诉的曲调响起，铁石心肠的男人也会泪水涟涟。痛失爱妻让人心碎，十八岁守寡的女人更让人同情：
旦：正月里来是春节，家家户户过新年。
寡妇也把新年过，手端上银灯挂在灵前。
老生：（公公）四月里来四月整，公公进了媳妇门。
我劝媳妇你走哇，籽种口粮不够用。
是老公公心狠吗？口粮不够只是借口，希望儿媳重新成家生活才是他的本意。贫穷的世界里永远不乏如此淳朴的善良。最为人们熟悉的当然是《走西口》了，这是一百多年以来让无数人泪洒黄土地的经典之作，特别是它的哭板部分，让几代人为它泪流满面！那是祖辈们真实的生活，那是黄土地上最真挚的爱情，那是人世间最无奈的生离死别：
玉莲：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也难留。
止不住伤心泪，一道一道往下流。
正月里娶过门，二月里你西口外行。
早知道你走西口，哪如咱们不成亲。
太春：妹妹莫伤心，哥哥对你明。
口里出口外，不只哥哥一个人。
玉莲：走路走大路，你不要走小路。
大路上人儿多，能给哥哥解忧愁。
过河水常流，不要独自走。
不论水深浅，和人家手拉手。
坐船坐船舱，你不要坐船头。
恐怕那风摆浪，摆在哥哥河里头。
爱情可能很少天长地久，但爱情却永远让人魂牵梦绕。一曲《走西口》，道尽人间苦楚，至今听来，余音绕梁。但是，历史有时就是这样的无情：属于“二人台”的那个时代可能慢慢过去了，不久的将来它可能成为历史、成为记忆，成为博物馆一个角落里的藏品。许多人不相信，也不愿相信这个现实，一些老一辈的艺术家也试图把它改编成新的剧种，希望发扬光大。依在下之见，二人台生于草根，也必然死于黄土，它是农耕社会和游牧文化的产物，它几乎不属于工业文明和信息社会。它承载的故事已真正成为故事，它并不现代的曲调很难流行，它源于晋语的方言很难推广，它正在走向过去，走向历史。一代又一代《走西口》的后人也已老去，我们的子女儿孙面对的已是一个“5G”时代，人工智能时代。他们已经离开了土地，西口在他们的眼里只不过是一个不起眼的景区。总有一天，我们可能不得不说：
再见了，西口。
再见了，《走西口》。
再见了，“二人台”。
西口回望之五：口里的村庄远古的话
2019-09-04
说包头离不开老绥远，走西口也离不开老绥远。最早的绥远省地区归山西管辖，实行蒙汉分治。蒙古人以盟旗为体制，地方归绥远将军、归化城副都统管理，中央属理藩院管理。汉民则归山西省管辖，设口外十二厅。此地汉民正式“编户立籍”，就像今天农民工在城市落户一样，取得了居住生存工作的合法权益。直到1914年晋绥分治，绥远地区改为特别行政区。1928年，国民政府将特别区改为绥远省。绥远省的大致范围包括今乌兰察布大部、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乌海市局部、巴彦淖尔等地。“绥远”一名是清代乾隆所赐，意为“绥靖远方”。最早是呼和浩特地区的两座城池之一，即“归化城”与“绥远城”，“归化”即“归顺朝廷，接受教化”之意，后来绥远才成为一个行政建制的名称。
绥远省是走西口人群的最大目的地。现在常住的汉族人口大部分为走西口后人，因为历史上与山西的特殊关系，绥远地区自然属于晋文化区，但又保留了自己特殊的个性：即晋文化与蒙古族文化的相融兼济。晋文化对绥远的影响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农耕文化；一种是晋商文化。以包头为例，包头文化即呈现出以土右旗和东河区为代表的两种文化形态：以山曲儿二人台为特色的走西口农耕特色和以晋剧（大戏）为特点的晋商文化特色。整个绥远地区大致也是这样中低档并存的晋文化圈。这个文化圈总体来讲是相对落后的，和山西本土特别是和中原、江南的文明形态相差甚远。在走西口的清末民初，中原和江南已经经历了大汉、盛唐的恢宏，经历了两宋、大明的繁荣，特别是与江南地区的差别已经是以世纪计算，当我们绥远地区还把会打个算盘会记个流水账的人当作先生来崇拜的时候，江南的文化水准特别是两宋时期的江南、中原地区已是GDP领跑世界、文化上繁花似锦的黄金岁月。所以，我从来就对我们身边的一些学者动辄讲我们这个地方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等语言感到不解。文化与文明是有特定含意的，不是一块瓦当、一座古城的废墟（还不是殷墟）一段长城就能以一当十证明我们“古已有之”。
晋文化对绥远地区、对包头地区的影响之大之深在今天都历历在目。就如同当年山西洪洞县历时五十年大移民走出去的一百多万人和他们的后代以“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为精神归宿一样。走西口和晋商的先祖与后人对山西故土故乡也同样有着难以割舍的情结。走在土右旗和东河区的村落与街道，我们可以看到这么多特别的地名与街道：樊峙营、五台营、武乡县村、太原县村、定襄营、偏关营、定襄巷、忻州巷、寿阳巷、崞县巷等。这些地名，直接就是山西某县、某村地名的直接借用。透过这些地名，我们能深切感受到走西口的先人们对故乡故土的依恋和记忆，他们把这些地名借用过来，寻求心灵的安慰，再加上同村而居的也都是同族、亲戚、乡亲，真有一种“梦里不知身是客”“却望并州是故乡”的慰足感。他们似乎在这样的村庄里、街巷中找到了归宿、安慰和温暖，这些地名让他们不再“独在异乡为异客”，反倒有了“新家乡”的自在和自得。这里的风和故乡的一样凄厉，但这里的土地更加肥沃。这里的土地太过辽阔，但同族同乡的人们可以抱团取暖。直到今天，许多西口后人成功成名后，还要续修家谱，他们的血液里从来没有忘却祖宗的故土，“把根留住”是这些本来安土重迁却也野心勃勃的人们的集体无意识。去年夏天，笔者也曾驱车回到阔别一百多年的故里——山西河曲，虽然没能真正寻根问祖，但站在河曲古渡口，站在文笔峰下，依旧能感到来自故土和祖先的气息，虽已陌生，依然有“梦里不知身是客”的“回家”感觉。那些新建的宗族祠堂青砖黛瓦、雕梁画栋，大多是走西口的后人们捐资兴建。他们也许永远不会回来生活，但这是他们心灵的寄托。中国的宗法制度和宗法意识虽然有和现代文明很不协调的落后性，但不可否认，这是一个家族一个姓氏凝聚的纽带，推而广之，也是一个民族、国家凝聚的纽带，它是中国文化中最为特殊的气质。它源于熟人社会，和这个“陌生人社会”几乎格格不入，但我们没有理由完全否定它甚至嘲讽它。因为对故乡的情感往往也就是对祖国的情感，祖宗之地与祖宗之国是无论如何分不开的。
绥远地区的晋文化影响更明显地表现在人们的语言上。世界上很少有一个民族的语言如中国的汉族这样纷繁复杂，“三里不同音，五里不同俗”。南方与北方，东部与西部，假设没有汉字这个民族共同拥有的交流工具，仅从语言上讲，我们简直无法想象这样一个国家如何实现“大一统”。绥远包括包头地区的语音，其最大特点是保留了许多古语发音，继承了山西陕西中的北部方言，有些还吸收了当地少数民族语言，形成了西口外的新方言，而这些新方言中也因地域的不同而不同。仅以萨拉齐为例：萨拉齐镇、沿大青山下、黄河北岸就是三种语言风格，其主要原因是这些地方的人群来自山西不同州县形成的，他们的母语就有很大区别。我市著名方言学者胡云晖先生在著作中将包头方言特点归纳为两种：一是保留了入声字；二是保留了上古读音现象。这两点和南方一些地方恰恰相似，唯独不同于现代普通话，比如将鞋读作“嗨hai”。入声字和上古发音南北相似，反而证明了汉族从中原散布四方后的很多语言密码是相通的。语音的“根”正是文化的根。学者大方在《浅谈包头方言中的元代汉语》一文中讲：元人杂剧里的人物对话，似乎是一些七百多年前“包头老乡”在对话。比如关汉卿《单刀会》里的唱词：“到那里，古辣辣彩磨征旗，齐铮铮枪刀如流水”。《西厢记》“瞅一瞅黑洞洞翻了海波，晃一晃斯浪浪震动山岩；脚踏得赤力力地轴摇，手板得忽辣辣天关憾”。《西厢记》中：“白令令似水，多半是相思泪。眼前茶饭怕是不待要吃”。在元人杂剧中，还有大量如“蹬脱（踩空）”“圪崂（角落）”“醒得（懂得）”“齐楚（整齐）”“肋支（肋骨）”“家厮（家伙）”等词汇。这些词汇到今天还在包头以至原绥远地区的农村广泛使用。这些古音从上古到唐、元都有。因为山西、陕西是中原地区，这些所谓“方言”正是那时的“普通话”。元代汉语在当时的北方应该也是通用语言。北元撤退到内蒙古地区后，可能将大量元代的汉语也带到了草原。阿拉坦汗时期，这里已有近十万汉人，也许正是这些人将元代的汉语保留下来，并又回传到晋陕北部地区。在包头及绥远地区的方言中，许多发音为儿化音，这很可能是受通古斯语言（东北亚地区主要的蒙满等民族）的影响所致。内蒙古中西部的很多人学习普通话，一到中原或南方地区，人们立刻辨识出这类普通话为山西话。而对于我们来讲，反倒觉得山西话和我们有了很大的区别。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几次人口大迁移，比如晋室南迁，大量士人官宦富商都跑到了长江流域，他们带去了汉晋时期黄河流域的古汉语。唐末安史之乱中又一批中原人举族南迁，他们带去了唐朝的普通话。北宋政权南迁，实现了又一次南北方语言大融合。随着走西口和晋商的人群到来，那些保留了原始古汉语的人们又来北方，汉语就这样“南腔北调”起来。而源于晋陕的汉语也最终成为了包头及绥远地区独特方言的母语。所谓老乡，除了籍贯，最重要的就是语言的相似相通，特别是一些儿时的原生态语言让老乡们顷刻之间消除陌生感，把酒言欢，其乐融融。语言这个活化石也立刻变成了友谊、情谊、乡谊的种子，犹如骨肉分离后遇到了相同的DNA。
包头方言中最为特殊的是融合了一些蒙语词汇。例如“忽拉盖（贼，骗子）”“不浪（木棍）”等。在地名上则有更多蒙汉并用的风搅雪式的名字，这是晋语之中绝对没有的。
包头地方戏曲艺术，基本是二人台和晋剧。晋剧源于山西汾阳、孝义、平遥、祁县、太谷及太原地区，最早是山西中路戏，也叫中路梆子，随着晋商（晋商大多来自祁县、太谷、太原等地）来到包头。前不久（2019年4月）参加山西临汾洪洞县老槐树祭祖活动，专门听了一会儿蒲剧表演，深感其与晋剧同源。后查资料，蒲剧确实是山西晋中商人所钟爱的剧种，在同治年间转型为中路梆子。民国时期，中路梆子进入绥远，当地人称山西梆子。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中路梆子再次复兴，同时取名为晋剧。晋剧在土默川地区叫“大戏”，以区别于二人台类的地方小戏。小时候有童谣曰：“拉大锯，扯大锯，舅舅门前唱大戏。接闺女，请女婿，就是不让外甥去（为逗孩子听话故意威胁）。”这个大戏就是晋剧，孩子不听话就不让去看，可见晋剧在当时人们心目中有多么隆重。山西人有句话讲：“宁让阎锡山死了，不能让‘水上漂’（著名晋剧艺人）走了。”那个时候，一个晋剧艺人火不火，必须看他（她）在绥远地区红不红。不到口外唱一圈，并得到绥远地区热捧，在山西是没有声望和权威的。那时候的“水上漂”就如同京剧里的梅兰芳一样知名。“水上漂”就是王玉山（1910-1968年），曾担任包头晋剧一团副团长、包头艺校校长等职，为晋剧四大名旦之一。他为晋剧的发展、为包头戏曲艺术的发展作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可惜，如同同时代的艺术大家一样，在“文革”中凋零。晋剧带来的不仅仅是戏，还有中华传统文化的普及，中国的戏曲历来就有教化功能，对于文化沙漠的塞北地区来讲，戏文就是文化教材，就是思政课本，就是德育典型。著名晋剧《打金枝》在那个年代几乎家喻户晓，其教化功能显而易见：“你虽是金枝玉叶女，嫁到民间是民妻”。这句唱词是作者十来岁时记住的，至今不能忘记。戏曲的教化润物无声，它和私塾里的朗朗书声一起，培育了繁荣兴盛的土默川文化。从民国开始，土默川一带出现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塞北三大文豪皆出于此，荣祥先生等一批大知识分子从土默川走向全国。
除了戏剧，老绥远地区的文教昌盛同样引人注目。绥远教育史上有“东凉西萨”的说法，即东部有凉城，西部有萨拉齐，是当时的文教中心。走西口的人们一旦落下脚来，办私塾，请先生，启蒙开智就成为第一要务。随着晋商的进入，这一过程迅速加快。土右旗双龙镇有句顺口溜：西河偃说不得话，木头湖打不得架。因为西河偃这个地方在清末的私塾里走出了岳绍祖等十二个秀才、贡生。岳家也因读书人多而声名远扬。同治八年，萨拉齐厅已创办了育才书院，后改为学堂。光绪年间已办起二十五所小学。西风东渐，又出现了“三妙女校”等一批教会学堂。到1943年，萨拉齐境内已有学生5410人，而教会学校学生就有2805名（其中女生1165名）几乎平分天下。后来又有了萨县民众教育馆、萨拉齐县立中学（萨一中）。在荣祥等知名人士的支持下，一些蒙校也应运而生，许多蒙古族孩子也接受了良好教育。到后来，包头镇的学校也如雨后春笋般兴办起来。直到今天，人们仍然惊叹萨拉齐地区人才济济，其实并不奇怪。文教昌盛，必然人才辈出，我们应该向我们那些挑一根扁担走西口的祖先致敬，向那些筚路蓝缕的晋商们致敬，也该向那些携带着浓厚中原文化密码的私塾先生、晋剧大家、二人台艺人们致敬。正是因为他们，才使土默川这块地方的文化因子瓜瓞绵延，泽被后人。
西口回望之六：酸菜烧酒手扒肉
2019-09-15
从口里到口外，从东口到西口，成群结队的人们从晋陕冀逶迤而来，口外寒冽的西北风挡不住他们的脚步，眼前无垠的草原召唤着他们生存的欲望。仅仅为了一口饭、为了一口吃，他们离乡背井、抛妻别子，来到这片陌生的土地。
饭，在《说文解字》里是一个会意字，本义是指用手取食。在古代，用手直接抓吃粗食为“饭”；有吃有喝的正餐为“食”；山珍海味的高级享用为“餐”；神祗受用祭奉的供品为“享”。为了“饭”，为了“食”，为了“餐”，人类奋斗了几万年。
走西口的人们当然已经进入了前现代社会。但依然挣扎在为了一口“饭”而奋斗的半原始状态。“食”是理想，“餐”是奢望。对这些善于农耕的人们来讲，有了土地，就有了母亲。他们寻找一处坡地，挖好一个洞，便是容身之所，这习惯是从故乡黄土高坡带过来的。但漠漠平原，适合挖个“窑洞”的地方并不多。于是，搭一个土窝棚式的简易住房就成了自然选择。虽然有了简易的房子，但走西口的人们还习惯于他们的窑洞，于是，许多的村名便以某某“窑子”而命名，因为氏族遗风、宗族观念，他们在“窑子”前面加上一个姓氏，以为家族纪念。有了土地，春播秋收，走西口的人们开始安定下来。独特的“西口饮食”方式也开始慢慢形成，渐渐到了“餐”的地步，也就是早午晚都能有饭吃。今天我们讲饮食，大多是讲“南米北面”“南甜北咸”，其实不过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成为习惯而已。走西口的祖先们早已成为过往，留在我们肠胃记忆中最真切的可能是他们创造的“口外招牌菜”了。这些食物在中国博大菜系里寂寂无名，几乎不登大雅之堂，但却是西口后人的最爱，乃至形成了整个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主打菜品：莜面、荞面、酸粥、酸菜、烧麦、杂碎、炸糕、火锅，虽然有很多源于晋陕冀地区，但风味面貌已焕然一新。
最著名的当然是烩酸菜，最神奇的当然是风干羊肉烩菜了。前者是走西口人群基于贫穷的奇妙构思，后者则是蒙古同胞源于传统的发明创造。酸是中国人口味中最有特色的“味道”之一，与甜和辣一样吸引着人们的味蕾。从山西走西口而来的人们，身体里即带有醋的基因，对酸味有着天然的亲近。酸菜、咸菜（酸中含盐量较大的佐菜）、酸稀粥，如果加上人们熟悉的“酸曲”（即山曲），那可真是一道酸文化的盛大场景。酸菜在北魏《齐民要术》中就有介绍，可见在北方，酸菜是有传统的。北魏的政治与文化最早在阴山南北，而后南移到山西、陕西，最后南下到河南。因为气候与地域的关系，北方地区蔬菜奇缺而单调，漫长的冬天里，新鲜的蔬菜是奢望。于是，人们把北方最适宜生长的大白菜腌制成酸白菜，既保留了蔬菜的营养，也大大延长了蔬菜的储存期。这正如草原上的人们发明酸奶一样，在没有保鲜能力的条件下，鲜奶神奇地演化成更容易保存并别有风味的酸奶，成为草原民族对人类的重大贡献。
烩酸菜，这么一道源于贫困和落后的菜品，今天几乎演变成了一个节庆。每当阴历大雪前后的杀猪季节，吃“杀猪烩菜”的欲望就成了人们超过口腹之欲的精神追求。在农村，这是一个农闲时节；在城市，这是一个因寒冷而蜗居的季节。被冰雪覆盖的激情在杀猪烩菜的普通大铁锅中找到了迸发的火星。当然最好是有一盘火炕，那个曾给我们童年带来温暖的炉火通红的土炕上，盘腿而坐，恢复我们儿时毫不高雅的姿势，城里生长的人们特别是漂亮的女人们则艰难地侧身斜坐。最好再有一张方形的红色炕桌，那熟悉的红色曾经带给我们可怜的希望——有贵客来或有好饭吃的时候才隆重地摆在火炕的中央。一大锅猪肉或猪骨头烩酸菜热气腾腾地上桌。其时，早已兴奋不已的客人们已经在猪头肉、猪耳朵、猪肝和几碟咸菜的诱惑下酒意微醺。一阵欢呼，再饮三杯。每人一碗，狼吞虎咽。酒酣耳热，丝弦响起。山曲天籁，余音绕梁。星斗斜横，残月西沉。夜半而归，大呼快哉！
最让人怦然心动的是烩酸菜遇上手扒肉，那气氛与场面又是另一幅热烈。说起蒙古族兄弟的手扒肉，那是直通人类童年时代很天真很浪漫很有生命趣味的烹饪技艺。手扒肉应该是草原部落上人们共同的美食，在游牧世界里，肉食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而历史上烹饪条件的低下决定了大块煮肉就是人们最初的选择。中原汉民族也曾经历过这个时期，只是随着农耕的发达，食物的丰富，特别是手工业的发展，人们有了陶器、铁器等烹饪器皿，才逐渐改变了这种单调的饮食习惯，甚至已完全遗忘。而草原上的民族却因生产力低下手工业发展的滞后自发地保留了这种饮食传统。从汉到明，中原民族和草原民族之间战争的原因有时仅仅为了一口铁锅、一匹丝绸、一包茶叶、一个酒壶。因为生产原料的奇缺，又无正常的贸易往来，草原部落急需的生活用品无法满足，衣食不足，只能抢劫，抢劫不成，则是战争。一直到明朝阿拉坦汗时期，其基本格局依旧如此。明朝不许片铁出关，更不要说蒙古贵族喜欢的锦衣玉帛了。手扒肉、大铁锅、盐巴，竟然也伴随着残酷的刀光剑影。
手扒肉已不仅是一道精美的美食，更代表着豪放热情的草原文化。大块吃肉，大碗喝酒。酒酣耳热，忘乎所以。月朗星疏，草香四溢。琴声响起，歌声悲凉。斗转星移，今夕何夕？许多的南方人来到内蒙古、来到包头，一盆猪肉烩酸菜、一盆手扒肉、一曲婉转长调、一首凄美短歌，动情处，泪如雨下，什么是酣畅淋漓，什么是豪情万丈，什么是忘乎所以，什么是宾至如归？就在这里，在这盘热炕上，或在这顶帐篷中。
我们已不知道从匈奴、突厥开始的手扒肉是何种味道，但蒙古兄弟的手扒肉今天已名扬海内外。手扒肉看似原始、粗放，其实功底深厚、意境高远。所有的饮食方法都蕴藏着深厚而久远的文化传承。最动人心魄的当然是烤全羊了，在隆重的仪式感中，游牧民族对大地草原、对父母苍天的膜拜表白无遗。面对那种仪式，再想到汉民族文化中的关于饮食的礼制，我们才能深切感到祖先们获得丰富食物时对自然的感恩，对苍天大地的敬畏。正是这种仪式，这种敬畏，这些礼制，让我们一步步走向文明开化，并由此形成形而上的伦理与道德。在用餐时，我们讲究第一块肉、第一碗饭奉敬长者，于是，孝亦在其中矣。并由此推理出生活伦理中的“仁爱”“孝悌”。只是现在有些异化，酒桌上也体现官本位了。在这点上，无论汉族蒙族或其他民族大抵是相似的。吃饭时的排序成了伦理道德的体现，不仅在家中要长幼有序，在宴饮时，座次的排定与宴饮都约定俗成为一套礼仪。当一块手扒肉放到面前，主人递给你一把割肉的小刀时，你一手抓肉，一手持刀，其粗犷的动作背后隐喻的是游牧人那强健的体魄和豪放的性格。放下的是筷子，也是斯文；拿起的是小刀，也是豪情。于是，没有酒的肉食立刻失去了它原本应有的魅力和情趣，你会立刻想起李白“呼儿将出换美酒”是多么正常多么迫切的需求。
说起酒，很多人以为草原上的人们对酒有特殊的嗜好，其实不然。成熟于不同地域的人类在童年时期普遍发明了酒，汉民族因为农耕发达，粮食丰裕，自然很早就发现了酒。著名学者王学泰在其《华夏饮食文化》一书中关于酒的标题就叫“人类伟大的创造——酒”，一个“伟大”，道尽酒中深味。酒的出现大概在夏朝初年或更早，晋人江统在《酒诰》中讲：“酒之所兴，肇自上皇，或云仪狄，一曰杜康。”仪狄和杜康是汉文化中造酒的祖师爷。大概是在新石器时代，人们的生活资料已大大丰富，有了剩饭剩粥，人们从剩饭“日久发酵”中受到启发，逐渐摸索出了酿酒的方法。在新石器中期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已发现了酒具和制酒用的瓮、虑缸等。到夏代已开始大规模生产，传说大禹在喝到美酒后说了一句足以警示后人的名言：“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并从此拒绝饮酒。其实我们可以想到，在粮食并不特别丰足的远古时代，将大量粮食用于制酒，用于富人们的奢侈消费，必然导致百姓的饥饿，动乱也就不可避免了。果然，到了夏启时，便开始沉湎于酒，到末代君主夏桀则开始“无有休时”的放纵。后来著名的商纣王则有了载于史册的“酒池肉林”，最后国破家亡。于是周朝时，朝廷干脆颁布法律“只有在祭祀、父母有庆、敬老等场合才可以饮酒，平时不许饮酒”。但酒的魅力不是法律能禁止的。到周朝中叶，饮酒又蔚然成风。到汉代，“酒者，天之美禄”，成为人们的普遍概念。人们对酒的热爱已上升到天之恩赐的地位了。连汉代著名的宰相曹参都“日夜饮醇酒”。汉代以后，随着农耕的发展，物质的丰富，饮酒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情势，人们从美酒中体味着快乐和惬意，排解着怨愤和忧愁，酒中有了人生和文化意义。到唐代李白时，则以为“酒仙”成名，“仰天大笑出门去”，“葡萄美酒夜光杯”，酒精的率性与潇洒，让人沉迷其中。“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醉里挑灯看剑，梦里吹角连营”。三杯下肚，酣畅恣肆。这时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都不免有些陶然超脱，涤去了尘俗和翳障，从而带有了审美色彩（王学泰《华夏饮食史》）。对于艺术家诗人们来讲，酒会使他的思想蓦然高举、灵感迸发。对于普通人来讲，酒也可以让他们摘下面具，露出人性中“真”的一面。最为壮烈的酒徒大概是所谓“竹林七贤”了。生于动乱年代，希望的渺茫，生命的苦闷，让人们借酒自秽，肆放情志。什么纲常名教，什么道德礼法，滚一边去吧！“礼岂为我辈设耶”？这又何尝不是今天人们饮酒时常常袭上心头的快意衷肠？“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得酒中趣，勿为醒者传”“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张旭三杯草圣传，挥毫落纸如云烟”“酒肠宽似海，诗胆大如天”“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陈寅恪）”“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中国的文人雅士们给了酒以无上的荣光，酒已不是酒，是意境，是诗情，是本真，是文化。俗如我辈，岂能不效仿先贤？
农耕民族发明的烧酒最终来到了草原，最初当然是从“牧童遥指”的杏花村及山西地区长途运来，但随着包头地区农耕的繁荣、粮食产量的增加，包头“地方酒”也应运而生。据张贵先生考证，在1737年包头村形成后，就有了酒作坊。山西是酒的故乡，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成就了山西酒乡的美名。走西口的人们自然带来了烧酒的工艺，转龙藏泉水清纯，是酿酒的最好活水。旅蒙商们又把包头烧酒带到了遥远的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地，“缸房”在包头、土默川的土地很快就涌现了一大批，仅缸房营这个村名就有好多处。包头一地，每年大约生产烧酒1387340斤（这个数字是否准确待考），整个绥远地区生产多少已无可统计。当美酒遇上手扒肉，那是多么完美的邂逅啊！一个立马扬刀的民族与生俱来的豪迈激情和美酒的相逢应该是上天最亲切的召唤。一盆烩酸菜，一盘手扒肉，一壶醇香的老酒，再加上茶与奶的完美融合，天上星光灿烂，地上百花吐艳，漂亮的姑娘载歌载舞，二胡与马头琴如泣如诉，蒙古长调的悠扬与山曲儿的婉转此伏彼起。此时此刻，如果你还没有“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冲动，还没有“一生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的激扬，那你不是一个圣人便是一个“俗人”（此处绝无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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