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东南亚的“印度化” ^(试发表)

威廉·A. 索斯沃斯/文 王立秋/译 译自William A. Southworth为Keat Gin Ooi所编之《东南亚历史百科全书》(Southeast Asia: A Historical Encyclopedia, from Ankor Wat to East Timor)撰写之“印度化(Indianization)”词条。 印度化是一个用来描述印度文化在东南亚的影响、和历史传播的术语。关于印度化的智识辩论一度主导着关于东南亚早期的国家形成的历史讨论，特别是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时候。 早期在东南亚的欧洲探险家和殖民官员为古代砖石庙宇、石雕、和铭文的发现而着迷，这些发现意味着，他们游历、和工作的这些区域，有历史悠久的古物。纪念碑式的建筑、美术、和文字书写这三个元素，恰好就等同于十九世纪的“文明”概念，而所有这三个元素，都可以拿来和印度的建筑、图像学、和古文字模型比较。印度的宗教、文字书写、和思想的影响，依然可见于当代的东南亚文化。上座部佛教依然是缅甸、泰国、老挝和柬埔寨的主流宗教，而所有这些国家的官方文字，从根本上说，也都源于印度的婆罗米文字。 到二十世纪初的时候，普遍的看法是，东南亚历史和文化的这些元素，不过是印度文明的支流或分支而已。就像在这个时代，文明被认为是由来自北方的雅利安入侵者带到印度的那样，在东南亚，也可以觉察到类似的潮流。东南亚早期梵语铭文的发现，鼓励了这样的想法，即，这个区域的早期文明，是印度-雅利安入侵者从印度次大陆带过来的。 这些关于文明传播，和一个“高等”文化通过征服和殖民取代一个“低等”文化的历史理论显然是非常符合十九世纪后期逐渐控制东南亚的欧洲列强的利益的。在印度呢，殖民的模型也被持续地用来解释东南亚的印度化，而东南亚也经常被描述为“大印度”。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像R.C.马宗达那样的著名学者写的的书和论文中（它们大多是由大印度学会出版的），东南亚早期的王国通常被描述为是由直接来自于印度的殖民者建立的。是印度人，把他们高级的知识和文化，传给了完全被动的土著人口。马宗达本人(1927)也强调了刹帝利，或者说，印度的战士种姓，在这个文化过程中的重要性，他认为，东南亚的早期王国是为印度的战士冒险家所建立的，这些战士冒险家把自己的文化，移植到了新征服的领土上。其他学者，比如说N.J.克罗姆(1931)则认为吠舍，或者说商人种姓，才是印度化的主要推动者，他们通过更加和平的贸易、和与土著精英通婚的过程，把印度文化传到了这里。 尽管这两个印度化模型都得到了广泛的接受，但却几乎没有任何历史证据能够支持它们。十一世纪南印度国王罗贞陀罗·朱罗的一则铭文列出了这位国王沿泰国南部西海岸和马来半岛的一系列征服。但显然，这只是一次惩罚性的远征，意在打开这个区域的贸易之门。类似地，在泰国南部塔库巴发现的一则九世纪的铭文描述了一个南印度商人工会创造水箱的事情。但这则铭文是罕见的，很可能，它出自于一块南印度商人的飞地，或一个更大的，土著政权控制下的港口社群，并不能说明这里遭到了印度的征服或直接的政治控制。 关于早期和印度的贸易，进一步的证据来自于考古学，特别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路易·马勒雷在越南南部湄公河三角洲西岸的艾奥遗址的发掘工作。除少量雕塑外，马勒雷还发现了大量红宝石、玛瑙和玻璃制的印度念珠，以及仿照罗马式样做的凹雕。他还发现了一块罗马征服者马可·奥勒留(r, 161-180 C.E.)的徽章，这有助于证明罗马到南印度的海上贸易在公元一世纪的时候，就已经延伸到了东南亚(Malleret 1959: 63)。泰国东部邦德发现的罗马铜灯也强化了这个结论，并证实了像斯特拉波(ca. 63B.C.E.-21C.E)、普利尼(23-79C.E)和托勒密(90-168C.E)古罗马作家关于东南亚产品和贸易路线的说法。 这些考古学的发现被纳入了乔治·赛代斯的历史著作。赛代斯关于东南亚早期“印度化”王国的通史于1944年初版于法国。它在1948年和1964年分别更新了一次，并在1968年被翻译为英语，题为《东南亚的印度化国家》。这部作品依然是对东南亚印度化过程最有影响力的诠释，并且是从广泛的历史史料汇编而来的。赛代斯主要是一位梵语铭文研究者，他的印度化概念是密切建立在梵语铭文的基础之上的。赛代斯基于后来发现的几组梵语铭文，识别了印度影响的不同阶段或浪潮。最早的梵语铭文是在越南中部，现代的芽庄市往西大约四公里的地方发现的。这个文本使用的古文字表明，它大概出自于公元二、三世纪，赛代斯因此而把“第一次印度化”的日期，确定在那个时期。后来发现的几组铭文可以追溯到五世纪和六世纪中期，它们也分别为这些时期的第二波、和第三波印度化提供了证据。 武景铭文的第一次印度化，被认为与中文史料中提到的，东南亚最早的国家的出现同时发生。这些国家，比如说越南中部的林邑、柬埔寨和越南南部下湄公河三角洲的扶南、马来半岛的屯逊，据说都和印度有密切的联系。它们被认为是根据印度的立国原则，并且很可能是由印度的定居者建立的。然而，很多能证明这个密切联系的证据都损坏了。三世纪时林邑和扶南的国王，在中文史料中都被列在以范为姓的名下，赛代斯认为，这也正是南印度国王所用的梵语头衔跋摩的中译。这种诠释已经被驳倒了，现在，人们认为范这个词是土著的敬语。以跋摩结尾的王室头衔肯定在五世纪的铭文中，包括在东婆罗洲的古帝发现的穆拉跋摩的一系列铭文柱上出现了。不过，尽管这些铭文清晰地表明这位国王及其父王采用了梵语头衔，但穆拉跋摩的祖父的名字却只是Kundunga，这表明他是土著出身，而吸收印度王室的形式，是最近才发生的事情。 在太平洋战争(1941-1945)后的几年里，关于东南亚对印度化的被动性质的传统观念才得到反思。最激进的再诠释是J.C.范勒尔(1955)提出的，他指出，在印度文化的跨印度洋传播上，印尼人是同样主动的参与者。他认为，印度的文化影响只是对精英的文化利益的虚饰，它掩盖了更普遍的，在普通人口那里土著的印尼文化和社会形式的延续。尽管东南亚的精英采用了梵语的王室头衔，但印度的种姓系统（哪怕是简化形式的）从来没有得到过应用，而方言铭文中也充满了地方上称呼不同类型的职能和社会组织的头衔。这种历史诠释在社会人类学家那里很流行，他们强调的是物质文化和社会组织中传统或地方模式的连续性。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像切斯特·戈尔曼和唐·贝阿德那样的考古学家也在像仙人洞、农诺塔、和班清那样的遗址揭示了泰国北部和东北部史前社会的古老和复杂。东南亚新独立的国家的民族政府也倾向于宣扬它们的文化的独一无二的、地方的一面，并强调它们自己的过去的自主性。 在这一时期，先前确定的一些关于青铜、铁和米进入东南亚的日期也遭到了像乔伊斯·怀特和查尔斯·海姆(1989)那样的学者的质疑。所有这些技术，都可能是经过要么印度、要么中国传入这个区域的。而且，不容置疑的是，早在印度化这个历史过程开始之前，东南亚的许多地区的社会、文化和技术就已经高度复杂了。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学者们开始从平等或互惠关系的角度，重新研究印度和东南亚之间的文化关系。 皮埃尔-伊夫·曼更(1985)展示了东南亚航海和造船技术在早期印度洋贸易中的重要性。伊安·格罗夫(1990)则从关联东南亚与印度、与罗马帝国东部的商品网络的角度，考察了能够证明此贸易的考古学证据。这种对互惠关系的强调，也开始提出关于有没有可能印度本身也受到了东南亚的影响的问题，并有助于使对印度的文化转移的研究合法化。从某些方面来看，这个影响，比人们一开始怀疑的要多样得多。比如说，十三世纪伊斯兰经海路向东南亚的传播，很可能就是建立在当时印度北部的德里苏丹国和其他穆斯林国家的建立与发展的基础上的。而相反，中国和日本在佛教在东南亚的传播与实践上的影响，也从未得到过充分的承认。 从这个角度来看，印度化这个术语本身很可能就是不恰当的。这个术语从来没有被用到中国或日本头上，即便佛教和印度的神学与哲学概念对这些国家更广泛而言的文化的影响也一直是深刻的。在中国和日本，就像在东南亚那样，人们也接受、拒绝或根据土著社会的需要改造了印度文化的某些方面。这个过程也导致了该区域的人民与文化中宗教建筑、图像学、文字书写、和宗教的多样变种，但它依然是一个不断持续的文化选择和适应系统的一部分。 关于印度化这个主题的最有影响的概述，是伊安·马贝特1977年发表的两篇文章。尽管关于历史的那篇文章依然是有用的介绍，但关于史前史的那篇文章，从今天来看是需要大改的。J.D.莱格的史学论文(1992)也包含一个对印度化争论和对更广泛的智识语境的，很好的总结，当代关于东南亚近海地区早期国家的形成的看法，则可见于扬·维斯曼·克里斯蒂(1995)。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