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书坊我所认识的李春城——高小勇
前一阵张钧大哥来小书坊聊天，说起人的复杂性，很多时候不能轻易下结论。先转载这篇高小勇先生的文章。文章里面讲到的北大教授很多人会猜到是周其仁先生。周其仁先生对柴静讲过三句话:第一,不要用道德的眼光看经济问题;第二,不要妖魔化地方政府;第三,不管左中右,质量最重要。这是对一个记者说的，但不是记者的我们也可以仔细想想这三句。
前面有江小鱼先生的注。
江小鱼注： 现在的文章，极少有能令我感动的，看完小勇先生发来的这篇长文，我眼泪夺眶而出。小勇先生曾倾注心力于《经济学消息报》二十年，虽非科班出身，却有着大多数所谓经济学家难以企及的经济学直觉。最近几年又倾其所学投身于医疗设备事业，试图为中国医疗的制度性沉疴找出一个突破点。他为人耿介，绝不屑阿谀之术。我相信小勇，当然也相信他所说。
作者题记： 四川李春城事件，再一次把一个事关中国改革开放的问题拎到人们面前。我们市场化改革三十年，取得了举世瞠目的成就。我访问过诺贝尔经济学得主科斯，他对中国改革成功的总结，简短精辟：＂共产党加产权＂，其他中国学者也如是说（参见学者盛洪写的有关科斯理论评论）。科斯的意思是说，中国政府搞市场经济，大大节约了市场发育的费用。这讲的是中国特色的收益。但也有代价和成本。激励地方政府抓GDP，我们政府庞大，与经济发展联系那么紧，官与吏需求有别，众多官吏又不是圣人，于是必然有贪腐。改革要继续，那么，评价一个官员，或公权力是不是该先有个标准：这个官员，这个地方公权力，究竟是节约了市场发育的费用，还是增加了市场发育成本?还有，在现体制下，一个勇于任事的地方主官纯洁如雪，他能否在现行体制下存活?还有，新的改革开放，是否切实推进经济自由，既缩小政府权力降低贪腐成本，同时激励市场创业，而不是移民?
刚出差回国没几天，听闻春城书记＂涉嫌严重违记，协助调查＂去了（他在成都做市委书记多年，他请我做顾问多年，我口头和报告都习惯称呼他春城书记），不两天消息又为官方证实。因为软件外包、光热发电、核能小型堆、物联网连锁医疗这几项工作，我与春城书记交往多，了解多。坦率讲，无论从感情和理性，都很难接受这样一个现实。
（一）
我认识他大约2004年前后，当时应朋友之邀，在深圳帮助一家报纸改版。
由于多年研究经济，又多年在四川工作，即生出在成都搞＂世界办公室＂想法。西部大开发要因地制宜进行。由于东部沿海先开放，制造业先加入世界分工，再加上千里不运草的定律，内地搞制造业肯定没有优势。成都身处内陆，但有深厚文化积淀，高校相对也多，我的设计是搞软件外包，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还可以建世界办公室，找到与印度竞争道路。虽然从就业上讲，解决不了多少简单劳动就业，但能解决大学毕业生和知识分子就业还是很重要。中国发展需要稳定环境。历史经验表明，一个社会＂秀才＂出路如何，与社会稳定关系极大。陈胜吴广没有知识份子襄助，偃旗息鼓极快；刘邦有肖何，共产党有毛泽东等秀才，就有天翻地复后果。
有了＂世界办公室＂想法，又早听闻春城书记干事名声，请成都朋友帮助联系他。见面是在他办公室。他听我讲完后，把脚上两支鞋子一下蹬掉，说我们自在些，又不应付电视台。他说，我一直在想成都如何搞现代服务业，咨询了好多人，比如广东王志纲。但出的主意都没法落地，世界办公室主意好。说着说着捞起裤脚，手掌往大腿一拍说，咱们干!他又问我谁来干，我多少岁数。我回答说，您如果要干，我这辈子就干这个了。
接着，市委政研室就建立了配合我的班子，还邀请了市里一些部门和我点名的一些专家上都江堰一山上闭门研讨，还提交了报告。
软件外包的瓶颈主要是语言，大连软件外包先起来，且主要挣日本人钱，就说明这个问题，大连离日本近，有语言优势。我的计划是请美国公司里的美藉台湾高管做一个平台，他们中英文皆通，又能及时把软件行业新出现的语言传达国内，首先解决外包产业的语言问题；然后利用他们熟悉国际市场优势，在外接包，在成都发包。
我的一位经济学老师，他恰恰有这种资源。他的一个亲戚曾在苹果公司做过高管，当时正驻中国上海发包；她老公也是工程师，搞过台湾新竹科技园，父亲曾是胡适的秘书。这夫妇俩到了成都，走访了成都软件企业，也拜访了春城书记。夫妇俩认为搞这件事，先要有五六人团队；他们提供了一份名单，均是美国公司高管。夫妇俩告诉我，与这些人都邮件讨论过了，他们都愿意回国做事，成都要创造他们回国做事的条件。
这事由市信息办负责落实。但信息办帶我们去高新区看办公条件，高新区一陪同干部把我叫到一边，说这些东西都是他们的，信息办什么资源都没有，此事应该找他们高新区。我一听，头就大了。
后来事情果然没有进展。我脾气不好，与春城书记当时秘书也沟通不爽，没法亲口给春城书记亲口讲推进中困难，自己也觉得干嘛要求你，索性不辞而别，回浙江学校了。
过了几年，市信息办新领导让人电话我，说成都已是商务部挂牌的软件外包十大城市，原市委政研室领导转给他当年我写的报告，她很感慨，请我去成都参加软件大会。我觉得不是我当初想的路子，很难形成产业竞争力，就婉言回绝了。
这是我与春城书记的第一次交往。
（二）
我与春城书记再次相逢大约是在2008年11月，并正式被他邀请做顾问。
我在浙江一所大学里负责一家研究所，搞经济研究。浙江离江西近，朋友请我去江西一座著名的新能源城市做咨询，后来这个城市的市委书记请我做顾问。
这个城市以生产太阳能电池板原材料一一多晶硅一一而闻名于世。当时我提醒这个城市领导，我们太阳能产业主要满足外需，且主要是满足欧洲国家，这些国家搞福利主义，一个农场主都用太阳能，不是为了省电，而是为了赚补贴；这些福利国家经济一有风吹草动，最先砍掉的就是新能源需求，产业风险极大，要研究能否成功构建一个以内需为主的商业模式。但当地人告诉我，世界笫一辆太阳能汽车都开到他们城市。
在江西我意识到两个问题，一是太阳能要搞，不能搞耗能污染的多晶硅光伏发电，而要搞清洁卫生的以导热管聚光的光热发电，以色列一家公司是全球老大；太阳能在地面搞不经济，应该跟踪美国、以色列、日本搞太空太阳能（网上可捜到我当年的文章《中国应该想像太阳》）。但是換太空太阳能技术，先要用国内的地面市场，而这个市场却非常考究。无论是光伏还是光热发电，都需要占地极大的光场聚光，从经济上要求选择阳光直射的荒漠；但是，荒漠通常又是没有用电需求的地方，发了电要输出去，而远程输电耗损超过百分之三十，新能源的好处就丧失殆尽。新能源让我再次想到四川。
大概是2008年10月，我给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写了封发展新能源的信，请原四川省委一老同志送交上去，这位老同志在职期间担着风险一直支持我办一份由经济学家评论经济的报纸。我想起四川是因为那有数万亩草原的阿坝，那里空气透明度高，做光场合适；再说这些年草原沙化严重，如果建光场，可顺帯治理沙化。另外也帮助藏区产业扶贫。
刘奇葆书记批转给了当时主管工业生产的副省长，要求他邀请我与有关部门和企业开个座谈会；省经委成立了光热产业协调小组，请我做首席经济学家。
到了成都想见见春城书记。我找原来一块筹划过＂世界办公室＂的市委政研室同志帮助联系春城书记秘书，秘书给了我常委办主任电话，我短信过去，竟一天没有回音。
当天晚上，我准备上床睡觉了，常委办主任来电话说春城书记要见我。我说你一天都没回音，半夜又要见我，我不去，便把电话压了。主任又拨进电话，恳求说书记在等您。我才气呼呼地去了市委。
市委是一座老旧的二层小楼。春城书记在一二楼之间的转角处等我。我还在不高兴，劈头就说，见你比见总统还难!他不动声色把我引进办公室，在沙发上坐下。他望着对面，不知是看办公桌，还是看桌后的一排书櫃。我也不说话，觉得时间特长。后来他开口了，问我气儿撒完没有?
春城书记轻轻一句把别扭化解了。我们开始谈正事。他说他看了我写的材料，让我到市经委去和有关部门和专家座谈一次；还让市委和市政府一位副书记和副市长保持联系。
四川全省当时搞的都是多晶硅光伏，出口卖得很火，不知道光热这事。成都经委的官员和专家也不了解光热，讲起来很吃力。
春城书记在市委安排了一次座谈会，当着市委市政府的领导，我与参会的一家做多晶硅的上市公司董事长吵了起来。据说这家公司是春城书记引进的。会场很尴尬。春城书记是想让这家企业投资干光热，会前曾让一位副市长让我会前先到他办公室，交了底，但是会上我顾不上这些，跟人干了起来。春城书记不动声色，微笑着把会议结束了。
会后，他马上让我和市委副书记去河北调研；又安排我跟一副市长上阿坝高原踩点，还说他接着就来。这之间，春城书记召开了几次专家座谈会，讨论光伏与光热的优劣，知道我性子急，刻意不让我参加。
年春节，长假的最后一天，春城书记让常委办主任通知我去他办公室。还是在他二楼那间办公室，他告诉我说，他巳给奇葆书记讲了，太阳能项目成都来干，我也到成都给他当顾问。他讲起他的计划来意气风发。记得离开时，他披一件短棉衣送我门口。常委办主任开车送我，车上有春城送的礼盒，里面全是糖果点心，说是上海抗震救灾对口支援人送他的。
节后没几天，市里就举办了仪式，与前面我说的那家上市公司签订新能源合作战略框架协议，与阿坝州政府签订了合作协议；后来，那家上市公司，与成都和阿坝州的两家国有公司成立了股份公司。
这之间发生一个插曲。我到成都当顾问，当时没有工资，也没给我钱，如同前些年搞软件外包，成都给的钱仅仅勉强把请来的专家打发了。当时只是想帮人把事情干起来再说，还有我真不好意思说钱。但是我这次准备讲。我从央视辞职，受聘到浙江一所高校办研究所，除了年薪，就是在学校博士楼给了个电梯公寓，新房，三室一厅两卫，125平米。地点好，去西湖乘公交就几站地。现在价值在三五百万。我在成都当顾问，不在学校，年薪停了，产权证不给办。事忙，也顾不上，没管。在成都办新能源合资公司，我提出给我些股份。市委副书记去和上市公司协调，那家公司不干。副书记还很生气，对他们说办事要讲良心。我顾虑坚持下去会影响事情推进，就提出由成都市工业投资集团和我签个协议，付我顾问费；我大约根据杭州房价和年薪，提出240万顾问费，分几年付清。坦率讲，那240万面上讲是顾问费，实际是补助一份经济研究报纸的钱。我从1991年开始办一份经济研究报纸，一办近20年。报纸不刊登广告，每年亏损，到后来每年亏损十多万，全是我个人承担，我到央视打工，又到浙江高校搞研究，挣回的钱也不够填窟窿，报纸人说我像母鸡找米，找到了回来哺小鸡，但还是负债累累。春城书记请我当顾问，我说我要钱养报纸，他说你不用担心，在坐的几位市领导都知道。给的240万元顾问费还了报纸欠债。还北京一位经济学家30万，贵州教授和深圳友人150万，重庆50多万，今年底才能还完。
据负责办理此事的副市长讲，春城书记听说我这个建议后，连声追问那副市长我是不是真的不要股份。得到肯定答复后，他嘱人把顾问费事办好。
考虑到办事要联系人，需要办公地点和资金，市委副书记帮我联系了新能源产业定点县双流。双流领导很开明，合作顺畅，成功发起了成都新能源国际峰会，把世界许多新能源公司请来成都，其中包括以色列那家世界著名光热公司，他们上世纪80年代在美国南加州建了8座光热电站。
关于能源卫星技术，美国人不会讲，功夫就下在以色列人身上。尤其是以色列人讲到，如果他们往太空发射太阳能装置，计划用便宜的俄罗斯火箭。另外还了解下以色列、美国、日本试验能源无线传输的情况。在此期间，我还和一位副市长到电子科大调研，时任周校长非常高兴，组织了一帮人座谈，说他们早就在研究和追踪微波传输能源。
春城书记非常重视以色列公司，因为他知道，如果别人先在太空建立太阳能平台，那么我们几毛钱一度电的经济是永远没法与别人几分钱一度电的经济竞争，拉下距离比鸦片战争还要大。于是晩上他和其他政府领导一起，请以色列人喝酒，讲他家乡哈尔滨二战时收留犹太人的故事。与以色列公司谈判是休息曰，他还隨时了解市委市政府与以色列公司谈判情况，并电话指令我与他人的谈判协调问题。
2009年五•一二汶川大地震周年纪念前夕，市委常委办主任电话告诉我，春城书记正在汶川映秀的中巴车上给总书记讲太阳能情况，副总理李克强也在车上，国家发改委主任也在车上。总书记认同成都的新能源发展战略。我还追问，与以色列合作呢?主任说，中央领导没反对。
由于太阳能由合资公司推动，我又进入核能小型堆的应用策划，与太阳能也渐渐没有了关系。 核能小型堆涉及国家机密就不多讲。简要情况是春城书记帮我接待了原联合国原子能机构副总干事；市委副书记帮我接待了来成都谈判的美国一家核能公司，支持我与中国核动力研究院签署合作协议。但是我们只是技术应用新模式，技术本身是别人的。目前的情况是，中国核工业总公司前两年就立项，现在进入设计阶段。参加项目的一位罗姓总工前些时候代话说，没有成都帮助折腾，这个项目依然还是想象。
后来听说与以色列人谈崩，并不是用太阳能地面市场換空间技术，而是就地面搞地面。我给春城书记一报告，说地面上的新能源就应听其自生自灭，太空能源才需要政府介入，节约新产业发育的交易费用。
后来还见新闻报道，中国航天集团宣布进军太空太阳能。
（三）
由于研究光热发电，与以色列的技术公司接触比较多。我写报告给春城书记，以色列是技术大国，自己市场很小，四川是人口大省大市场，结合起来可形成一种叠加优势。春城书记批转了我的报告，除了派员访问以色列，还自己率团访问以色列。
有一个晩上，以色列人跟我聊起他们的低空航拍技术。我想起这个技术对无人机有用。经过汶川大地震的人知道，当时天气不好，飞机飞行危险，好长一段时间不了解这种情况。如果无人机加上这种低空航拍技术，对地质灾害较多的四川，有广泛的用途。我让以色列人帮助联系拥有这种技术的公司，以色列人说好办，这家公司老板原来在军队是他的部下。
得我当时我在昆明出差，收到以色列人邮件，说他们愿意到成都来演示他们的技术，但提出的条件之一是成都提供飞机。这个条件让人有些为难。当时是周日，只好打电话给春城书记讲了情况。春城书记让我等十分鈡。不到十分钟，春城书记说成都空军答应借两架直升机，但你要马上以市政府名义给成都空军写一封请求支持函，因为他们不了解情况，写好立即传来，他转给市政府。我放下电话，对春城书记的办事风格愕然许久。
紧接着，与以色列人谈起的另一件事，意外成了现在许多事情的开端。
以色列人还跟我聊起光纤安防技术。由于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紧张关系，他们国境线大多布署了光纤安防设施，就是五六米距离一个传感器，巴勒斯坦人挖地道都能感知到。我帯以色列人去了云南省军区，那里有四千多里边境线，士兵巡逻往往一周才能回来，鞋也坏了。如果布署上光纤安防，士兵没那么辛苦，兵力也没那么紧张。云南省军区说先拿一个弹药库做试验，并帯我们去看了弹药库。一谈价格，军方觉得比较贵。我倒想这可能是机会，这种技术在漫长边界线、石油管线防盗窃，以及银行金库等重点警卫地区都可用上；如果技术国产化，便宜下来，会有足够市场支撑产业化。
回成都之后，我去电子科大咨询以色列的光纤安防技术，那里教授告诉我，这是物联网技术中的有线传感。
以色列的光纤安防技术，意外地触发了一项延续至今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三年来，在春城书记的苦心支持下，省市县各部门的通力协助下，两个创新引起世界的关注。11月15日，我应邀在华盛顿世界银行总部发表午餐会演讲（这是世行邀请行外专家交流的一个传统方式），向专家和官员介绍两个创新的阶段性成果，原定的90分钟演讲和讨论延长到四个半小时；12月3日，CNN，也就是美国广播公司，以＂看来中国在引领物联网＂为题，报道了我们的两个创新（此消息因12月5日一马来西亚公司来邮件要求合作而转来的）。
（四）
成都大概是2009年底决定发展物联网产业的，是由双流县委提交的一份产业报告建议发起的。双流全国百强县，经济发达，又在国际机场旁边，全国去的人多，帯去的信息也多。
我认为，人类因为不知道，支付了很高的代价。科学也是因求知的需求而起，科学主要生产的就是预言知识，也就是发现事物之间的必然稳定关系，让人根据这些己知的关系趋利避害。不知道的成本是巨大的。我们很容易看到因为不知道而付费，因为知道而获益。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人，知道多少，知道的快慢，成本和收益有天壤之别。信息产业发达是理解国家强大的一个角度。美国比其他国家知道得多，知道得快，是它強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它比我们更知道外太空情况，它的舰船飞机可以不进入你领海领空便可知道一些它想知道的事。有位著名经济学家大致推算过，中国不需要多少年就会超过美国。我以为，中国人口在那儿摆着，经济规模和块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经济冠军，并不是很难的事，但在质地上成为美国那样强大的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跋涉，因为美国人知道得多，知道快，看看美国信息产业在经济总量中的占比远远高过我国，就会明白这一点（当然，国家民族崛起复兴的关键还是一国经济全球化程度，分享多少世界专业化分工好处。科学技术、信息产业、经济转型，这一切都要在充满活力和追求的自由经济体制下才会发生发展。可以观察的角度是，在世界跨国公司名单中，有多少中国的、且是民营的）。
关于为什么要发展物联网产业，尤其联系一个内陆地区经济成长条件，春城书记与我是有深刻共识的。于是，在2009年年末，一是将提出发展物联网产业的双流县，定为产业承载地，二是将我建议的一个试验项目报告批转给了市政府主要领导＂如无不妥，我们就支持干!＂。
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既如现代增长理论如言，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两台发动机，但进行起来，探索中充满曲折。不同的只是因人而异，成本大小。
根据我了解的以色列光纤安防技术，我最初提出的试验项目是有关市政设施的。城市里的燃气管道和自来水管，常常由于施工被损坏，影响居民生活，也造成较大损失；尤其燃气管道损坏，极易引起的火灾，帯来的生命财产损失更大。我提出的建议是给城市输气管和输水管敷设光纤传感，可对有意无意破坏及时报警并制止。如成功，全国城市都有这个需求，顺势将其产业化，并促进更广泛应用。
政府一位副市长牵头这项试验，召集了市燃气公司、市经委、市信息办等部门和专家研究布署这项工作，还预估了这项试验的费用。
我一直主张用市场跟以色列換技术換产业。我负责与以色列公司谈合作，在与以色列公司的讨论中，发现一个致命的问题。光纤传感通常在人烟稀少的地方有效，如以阿边境和美国在美墨边境搞的＂虚拟边境线＂，还有石油运输管线。但在人口稠密的城市，无线信号多，传感信号易受干扰，失真。我立即告知牵头这项工作的副市长，请将试验停下来。
这个挫折，让我再次进入更广泛的思考，即物联网技术在哪些领域可能构成正常商业循环，如何避免政府的产业风险。我是政府经济顾问，重点是研究政府的资源配置效率，具体商业生意，任何老板都比我強。历史经验证明，政府和企业之于发展，各有优势。政府的比较优势要发挥在无法用市场来节约交易费用的地方。具体来说，新技术新产业的市场风险大，尤其是龙头性的，产业链关键环节的。政府构建和承担市场的发育，效率比企业高（发育成熟后将其私有化。世界500强里面，除了中国外，都不是国有垄断企业，说明中国产业全球化差，要靠非国有经济）。因特网的产生说明这一点。中国30年市场化改革也说明这一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对改革成功总结很简单精辟：＂共产党加产权＂。我后来写文章改了一下，说是地方共产党加产权。因为地方共产党对当地比较优势更有信息。
（五）
010年3月，我将物联网技术引入医疗；当年8月研发出世界第一台健康舱，目前已获得三项国家专利，它可能也是现在国内唯一一台通过两家大医院临床，获得药监局资质认证和生产许可的医疗集成设备。在省市县各部门领导支持下，截止今年12月，已有8家物联网连锁诊所在成都市投入运营，实现让老百姓在家门口看病拿药。四川正在展开的是世界规模最大规模的分布式医疗试验，将让群众在家门囗就能够享受到类似医院的在线综合医疗服务（外国专家都将物联网连锁医疗称其为lOTCS，中国人将传感技术称为物联网，lOT是中国人对物联网专有的英语称谓）。
从2010年3月到现在，物联网连锁医疗试验，牵扯了春城书记很多精力。
所谓物联网，分为信息获取、信息传输和信息分析处理，关键是传感技术。有人问我什么是物联网，我图简单，一概回答是传感技术加互联网。我将传感技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能远程知道和掌握事物空间运动的，如RFlD，一类是能远程知道和掌握事物内部变化的。如果做一个宽泛的理解，能让你知道事物的技术都可叫做传感技术，比如我将检查人身体的医疗设备都看成是可传感的技术，我们的技术应用创新就是在这种理解下开始的。
医疗，上个世纪30年代就在美国引发了诸多大牌经济学家的大讨论，基本结论是，这是一个信息严重不对称的市场。但可能由于问题专业，也𣎴容易为大众了解，也出不了名，也没有弄出什么可指导实践的因果关系。在我看来，迄今为止，在改善和提高医疗服务方面的言论文章，说到底都是一通自我反驳，绝大部分是胡说，是垃圾。我也不认为由医疗卫生部门主导的改革能成功，因为是让地主搞土改。
我们研发的健康舱，就是尽量把一些检测信息能智能化和运程传输医疗设备集成在一起，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知道健康信息，并能在舱内选择医生，将信息实时传输给远端医生；医生诊断后传来处方，患者就在身边内或诊所拿药。举个例子，西藏偏远，卫生医疗欠发达，如果配上这种设备和护士或助理医生，就能体检或找内地医生看病，内地医生也不用发善心搞慈善去援藏，如此解决医疗的信息不对称，是可以提高医疗服务效率的。
我的一位老师，也是国际一大牌经济学家到成都讲课。我晚上去看他，他劝我不要碰医疗，麻烦得很，信息严重不对称。我说如果有办法解决信息不对称呢?他说那就是大事情了。后来我才明白麻烦是什么。因为通常消除信息不对称，主要办法不是技术创新，而是制度创新，涉及医疗最短缺资源一一医生如何实现高效配置、医保支付等问题。而这些麻烦，都要县市省领导和部门领导一手一脚、事必躬亲来解决。
春城书记关心物联网连锁医疗，我想一是因为他毕业理工院校，二是主要跟他躬身多年推进的城乡一体化试验相关，认为健康舱可能是实现城乡医疗一体化的重要工具。我知道，他许多年来，一直把成都的城乡一体化作为一项国家基本制度改革来执着推进，这跟他下乡当过知青，了解农民长期在制度不平等下生存状态的经历有关。我记得在2011年有一个月，他五次到试验县的几个布置了健康舱的，严厉究问技术和需求问题。有一次我生病在都江堰山上，没到现场，电话里我俩竟激烈争执起来。
春城书记多次让我注意城乡一体化问题。我并没在意，主要因为北大一位著名经济学家是他城乡一体化试验顾问，那人曾长期在我国著名农村专家、起草了两个农村改革一号文件的杜润生领导的农发所工作，也跟赵紫阳总理为改革南征北战过，对农村土地问题远比我了解。我记得为城乡一体化，我只给他转过一次台湾现在的土地改革资料，觉得与成都有相似点。结果因粗心，忘了传附件，让他深更半夜打电话问我材料在哪儿。现在想来，内疚盈胸。
健康舱，最初只是在一种新的商业模式下，对现有医疗设备技术和lT技术的一种新的运用。研发过程中，我们了解到哈尔滨一家研究所有我国最高的传感技术，神六飞船上宇航员生理指标健康数据就是通过他们技获取传输出。但这个研究所是军用单位，不易联系恰谈。我想春城书记是从哈尔滨出来的，于是请他帮助联系。该所热情接待了我们，让我们较充分了解了我国传感技术水平。
2010年8月，我告诉春城书记第一台健康舱出来了。他从都江堰指挥泥石流防范回来，就通知我们把健康舱运到常委办会议室。到那儿才知道是开一个现场会，市委市政府领导都在，发改委、医改办、卫生局等部门领导都到了。他让双流县委书记上机做了体检，并亲自上机与一位美国医生在线交流。接着开会，他请各部门先发言。最后他说的话我记得这么一句：＂我不知道这玩艺儿能干什么，但它可能改变我们的生活＂。
过两天，市党委办一位主任来电话，核实一个技术名词，说在整理春城书记那天现场会讲话，说要下发，让没到会的干部也知道。
如果说，技术创新并没有给春城书记帯来更多麻烦，但后来给技术应用创造空间的制度创新，被世界银行首席卫生专家拉福•吉亚、美国医学院院士保罗博士、微软全球医疗执行经理马克等国外专家视作＂音乐＂、＂奇跡＂的制度创新，却如同我把蚤子一个一个放在他身上。
（六）
健康舱研发出来，需要通过其试验性布署，才可能了解其满足需求情况，才能了解技术是否完善。就是所谓的市场试错和技术试错。需要成立一个新型医疗组织来进行。但在现在制度政策框架内，尽管健康舱主要集成的是无创检测设备，对患者没什么风险，但也让医疗卫生管理部门很为难。因此，物联网连锁诊所的执照很难办。我将情况报告了春城书记。
一天周末傍晚，春城书记让人给我打电话，说晚上一起吃饭。地点是双流县一条河边。我到时，除了看见春城书记，入座的还有市卫生局和药监局负责同志，另外是承载物联网产业的双流县的县委主要领导。那顿晚饭，春城书记主要从自己和家里人的就医的几件事，讲看病难。他推论说，我这样的干部看病都遇到这些事，一般群众是不是在医疗问题上经常是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呢?我们是不是应该想办法，通过创新来解决呢?
周一，市卫生局通知可以办执照，并成立了以一位医学博士的副局长为牵头人的专家协调小组，帮助指导我们的试验性布署。
在省市县卫生管理部门领导和专家的指导帮助下，我们确定了既与现行医疗制度法规兼容，又容纳先进医疗传感技术和信息分析处理技术的物联网连锁医疗模式（lOTCS），即按政策法规注册传统诊所，吸引各专科诊所入住；然后通过现代通讯视频技术，将各专科诊所连锁起来，通过在线协同提供往常医院才能提供的的综合医疗服务，让患者在任一诊所都能找到他所所需要的科別服务。比如你到住家旁边一家内科诊所看皮肤病，这家内科诊所就在线选择皮肤科诊所，内科诊所就提供体查、将检测情况实时传输給皮肤科诊所、接受处方、拿药等协同。原来在医院在特殊情况才出现的这程会诊，在我们模式里成为日常服务。我们还利用连锁诊所的规模优势，直接向药品生产厂釆购药品，既补贴医生在线协同，又降低药品价格，让个人和政府都减少医疗支出（參见2012年11月15日应邀在世界银行总部午餐会上的演讲提纲）。
与此同时，我们专门设立了国际部追踪国内外的医疗传感技术和医疗云等后台分析处理技术。我们注意到lBM的智能医疗设备一一沃森医生；最早它的前身叫深蓝，打败过国际象棋冠军，后来与许多从美国挑出来的各行精英搞智力竞赛又胜出；lBM发现它人机对话的优点，就把它发展成为现在的沃森医生。沃森实验室在纽约，是lBM九个实验室中最负盛名的一个。我告知了春城书记，说我要想与之对接。事情有些巧，2011年，lBM有个杰出工程师代表团访问成都，我们的试验是政府安排的一个交流点。参观交流中，在介绍健康舱时，一个名呌南茜的女工程师脱口呌出＂沃森＂。于是我们开始与她交流。南茜恰恰是沃森实验室的一个部门负责人。回国后，她和她的部门同事，与我们进行邮件和视频交流讨论，确定了合作内容。
2011年9月的一天，lBM一位姓刘的工程师听闻我们的试验，从加拿大飞回，风风火火赶到成都。
（七）
IBM刘姓工程师主要关心的是信息分析处理，谈到大数据，医疗云。我很感兴趣大数据分析技术。因为现实生活中不是没有信息和数据，而是没有分析处理，沙里不能淘金；同时也不是没有计算能力，不少云计算中心只是云存储，而没有把海量信息与强大计算能力结合起来的分析处理技术，或者说方法。我的想法是把医疗市场作为大数据分析技术的一个具体应用，成功后将这种技术的应用推向更多行业，说不定新一代软件业和另一个班加罗尔就产生在成都。
这段时间春城书记帯领着一大队人马，天天在全市各区县调研科技创新，宣传破除影响创新的制度障碍。那天中午前到了我们这里，刚好碰见老泡在我们这儿的lBM刘姓工程师。因为春城书记事先知道大数据事儿，便对刘姓工程师讲：“这是件大事，我们要评估，没意见吧?”
当天下午，一位副市长通知我，明天一早在市政府开大数据技术评估会。
10月国庆长假，一位副市长在一、二号两天都打来电话，都急匆匆说春城书记电话，指示他和我马上组团出国，访问lBM。
在美国，我们与lBM全球战略副总裁(我们在国内航班上的IBM广告上看见这位妇女，lBM智慧地球就是她向全球发布的)、软件全球副总裁、沃森医生总负责人等进行了会谈。副市长因为有在国外停留时间的纪律限定，先回国。我继续去了lBM纽约的沃森实验室、加州的阿蒙顿实验室（因发明电脑硬盘而闻名于世）、明尼苏达的集成基地，以及被誉为世界最好的医院一一梅奥诊所集团。梅奥的个性化医疗总裁、美国防癌治癌教父弗兰克博士非常喜欢健康舱，老人说，我设计了个房子，他正好准备了一些傢俱；在梅奥总部，弗兰克组织了全美4家公司与我们举行视频会议，让这些公司介绍他们的技术。弗兰克说，这几项技术是他多年从100多种技术中挑选出来，与你的分布式医疗结合起来，对现在医疗服务价格将是破坏性的，可降低百分之九十。他说四川真要干分布式医疗，他会参与，给世界留下一份有份量的遗产。
此行，我们也与诺森实验室签署了将沃森医生中国化的合作协议。同时也开始起草lBM与成都市政府关于智慧医疗的战略合作备忘录。lBM刘姓工程师全程陪同。
（八）
回国在北京机场，听闻成都市委领导变动消息，春城书记调任省里。我有些沮丧，因为通常换了领导，把工作再讲述一遍很麻烦，影响推进。回成都后，有天下午春城书记打来电话，说正在从泸州到宜宾的路上，估计我回国了。他说他会一如既往的支持，我的工作还在他分管范围，希望早日看到事情落地，梦想成真。另外他还说，我在美国发回的建议他已批出，成都巳组建了技术转移集团，省里也要这么干。出国前，我曾就中国劳动成夲增高，经济成长面临的挑战，建议选择合理的商业模式，根据产业发展的具体要求，制度化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以储备将来产业竞争的实力。
lBM大中华区听闻了我们在美的访问，也开始接手，几番讨论后，签署了战略合作备忘录。但2011年11月21日晚上，我和lBM西区总经理才发现成都无人接手。那总经理很着急，说后天大中华区总裁钱大群和副总裁能否联系春城书记。我电话春城书记秘书，说是他们在绵阳，23号要在绵阳开一个全省工作会，回成都很悬，说他会把情况报告春城书记。
22号半夜，春城书记秘书让我写个简要情况传去，并告知23日下午三点在省委会见lBM钱大群一行。
23日下午三点，春城书记帯着省卫生厅和科技厅厅长风尘仆仆到达会见厅。科技厅厅长后来说，不知什么事，刚吃完饭春城书记就通知上车回成都。
春城书记讲话很干脆，在双方寒暄一结束就直奔主题：“我们不是买卖一个技术，而是要合作建立一个制度化引进技术的机制。你同意，我们就马上宣布，电视台刚好也在这里”。
2012年5月我再次去美国lBM总部讨论合作。
6月30日，lBM全球医疗副总裁、世界最大的医疗技术企业UHG的首席运营官、三M公司中华区总裁、西门子亚太区负责人，四家跨国公司到成都讨论合作。世界银行中国区卫生专家也到成都调研试验。
几家跨国公司来之前，我给春城书记传了报告。春城书记没有回应，只是让省委政研室到试验县和省市卫生部门调查。
6月28日，依然未落实省市哪级政府会见问题。跨国公司都懂，离了政府，医疗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根本就没法进行。当曰我以“紧急报告”形式告知春城书记这一情况。29曰晚，春城书记秘书告诉我，春城书记将明天九点会见跨国公司半小时，让我写个简报传去。30号上午，春城书记帯领省市有关部门领导20余人会见了外宾。
后来听省政府副秘书长、省物联网连锁医疗发展协调小组组长介绍，春城书记28日深夜打了一通紧急电话，确定29曰上午在既定工作后召开会议；第二天会议有两位副省长和几个厅局的一把手参加，确定了与跨国公司会谈调子，决定成立有各部门和各级政府负责人参加的省物联网医疗发展协调小组。
2012年10月我再次帯队出国。美国医学科学院院士保罗博士来成都看过我们的试验，主动帮助我约了白宫首席医疗官、北达科它州的医疗保险公司、犹他大学医疗转型研究院和州政与我讨论合作；明尼苏达ATW公司帮我约了州长见面讨论合作，该州是世界高端医疗器械制造重镇；微软全球医疗总裁邀我埃德蒙德总部商谈，他的助手事前来成都了解我们的试验，说是世界医疗典范，让其中国区免费提供了一套技术让我们试用；世界银行总部也邀请我去华盛顿发表午餐会演讲，演讲由原定的一个半小时延长到四个半小时。
为时49天的在美奔波，应该说是满载而归。我给春城书记发了三个报告：一、访美50天；二、访美感想：中国笫三次和平崛起的机会和挑战；三、2012年11月15曰在世界银行午餐会上的演讲（概要）。
现在，我知道，春城书记已经看不见我报告了。
古人云， 士为知己者死；死，我可能做不到；但为知己者说下我与他真实的交往，并愿意为此支付代价，我还是做得到的。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7c37dc0101dqpr.html
前面有江小鱼先生的注。
江小鱼注： 现在的文章，极少有能令我感动的，看完小勇先生发来的这篇长文，我眼泪夺眶而出。小勇先生曾倾注心力于《经济学消息报》二十年，虽非科班出身，却有着大多数所谓经济学家难以企及的经济学直觉。最近几年又倾其所学投身于医疗设备事业，试图为中国医疗的制度性沉疴找出一个突破点。他为人耿介，绝不屑阿谀之术。我相信小勇，当然也相信他所说。
作者题记： 四川李春城事件，再一次把一个事关中国改革开放的问题拎到人们面前。我们市场化改革三十年，取得了举世瞠目的成就。我访问过诺贝尔经济学得主科斯，他对中国改革成功的总结，简短精辟：＂共产党加产权＂，其他中国学者也如是说（参见学者盛洪写的有关科斯理论评论）。科斯的意思是说，中国政府搞市场经济，大大节约了市场发育的费用。这讲的是中国特色的收益。但也有代价和成本。激励地方政府抓GDP，我们政府庞大，与经济发展联系那么紧，官与吏需求有别，众多官吏又不是圣人，于是必然有贪腐。改革要继续，那么，评价一个官员，或公权力是不是该先有个标准：这个官员，这个地方公权力，究竟是节约了市场发育的费用，还是增加了市场发育成本?还有，在现体制下，一个勇于任事的地方主官纯洁如雪，他能否在现行体制下存活?还有，新的改革开放，是否切实推进经济自由，既缩小政府权力降低贪腐成本，同时激励市场创业，而不是移民?
刚出差回国没几天，听闻春城书记＂涉嫌严重违记，协助调查＂去了（他在成都做市委书记多年，他请我做顾问多年，我口头和报告都习惯称呼他春城书记），不两天消息又为官方证实。因为软件外包、光热发电、核能小型堆、物联网连锁医疗这几项工作，我与春城书记交往多，了解多。坦率讲，无论从感情和理性，都很难接受这样一个现实。
（一）
我认识他大约2004年前后，当时应朋友之邀，在深圳帮助一家报纸改版。
由于多年研究经济，又多年在四川工作，即生出在成都搞＂世界办公室＂想法。西部大开发要因地制宜进行。由于东部沿海先开放，制造业先加入世界分工，再加上千里不运草的定律，内地搞制造业肯定没有优势。成都身处内陆，但有深厚文化积淀，高校相对也多，我的设计是搞软件外包，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还可以建世界办公室，找到与印度竞争道路。虽然从就业上讲，解决不了多少简单劳动就业，但能解决大学毕业生和知识分子就业还是很重要。中国发展需要稳定环境。历史经验表明，一个社会＂秀才＂出路如何，与社会稳定关系极大。陈胜吴广没有知识份子襄助，偃旗息鼓极快；刘邦有肖何，共产党有毛泽东等秀才，就有天翻地复后果。
有了＂世界办公室＂想法，又早听闻春城书记干事名声，请成都朋友帮助联系他。见面是在他办公室。他听我讲完后，把脚上两支鞋子一下蹬掉，说我们自在些，又不应付电视台。他说，我一直在想成都如何搞现代服务业，咨询了好多人，比如广东王志纲。但出的主意都没法落地，世界办公室主意好。说着说着捞起裤脚，手掌往大腿一拍说，咱们干!他又问我谁来干，我多少岁数。我回答说，您如果要干，我这辈子就干这个了。
接着，市委政研室就建立了配合我的班子，还邀请了市里一些部门和我点名的一些专家上都江堰一山上闭门研讨，还提交了报告。
软件外包的瓶颈主要是语言，大连软件外包先起来，且主要挣日本人钱，就说明这个问题，大连离日本近，有语言优势。我的计划是请美国公司里的美藉台湾高管做一个平台，他们中英文皆通，又能及时把软件行业新出现的语言传达国内，首先解决外包产业的语言问题；然后利用他们熟悉国际市场优势，在外接包，在成都发包。
我的一位经济学老师，他恰恰有这种资源。他的一个亲戚曾在苹果公司做过高管，当时正驻中国上海发包；她老公也是工程师，搞过台湾新竹科技园，父亲曾是胡适的秘书。这夫妇俩到了成都，走访了成都软件企业，也拜访了春城书记。夫妇俩认为搞这件事，先要有五六人团队；他们提供了一份名单，均是美国公司高管。夫妇俩告诉我，与这些人都邮件讨论过了，他们都愿意回国做事，成都要创造他们回国做事的条件。
这事由市信息办负责落实。但信息办帶我们去高新区看办公条件，高新区一陪同干部把我叫到一边，说这些东西都是他们的，信息办什么资源都没有，此事应该找他们高新区。我一听，头就大了。
后来事情果然没有进展。我脾气不好，与春城书记当时秘书也沟通不爽，没法亲口给春城书记亲口讲推进中困难，自己也觉得干嘛要求你，索性不辞而别，回浙江学校了。
过了几年，市信息办新领导让人电话我，说成都已是商务部挂牌的软件外包十大城市，原市委政研室领导转给他当年我写的报告，她很感慨，请我去成都参加软件大会。我觉得不是我当初想的路子，很难形成产业竞争力，就婉言回绝了。
这是我与春城书记的第一次交往。
（二）
我与春城书记再次相逢大约是在2008年11月，并正式被他邀请做顾问。
我在浙江一所大学里负责一家研究所，搞经济研究。浙江离江西近，朋友请我去江西一座著名的新能源城市做咨询，后来这个城市的市委书记请我做顾问。
这个城市以生产太阳能电池板原材料一一多晶硅一一而闻名于世。当时我提醒这个城市领导，我们太阳能产业主要满足外需，且主要是满足欧洲国家，这些国家搞福利主义，一个农场主都用太阳能，不是为了省电，而是为了赚补贴；这些福利国家经济一有风吹草动，最先砍掉的就是新能源需求，产业风险极大，要研究能否成功构建一个以内需为主的商业模式。但当地人告诉我，世界笫一辆太阳能汽车都开到他们城市。
在江西我意识到两个问题，一是太阳能要搞，不能搞耗能污染的多晶硅光伏发电，而要搞清洁卫生的以导热管聚光的光热发电，以色列一家公司是全球老大；太阳能在地面搞不经济，应该跟踪美国、以色列、日本搞太空太阳能（网上可捜到我当年的文章《中国应该想像太阳》）。但是換太空太阳能技术，先要用国内的地面市场，而这个市场却非常考究。无论是光伏还是光热发电，都需要占地极大的光场聚光，从经济上要求选择阳光直射的荒漠；但是，荒漠通常又是没有用电需求的地方，发了电要输出去，而远程输电耗损超过百分之三十，新能源的好处就丧失殆尽。新能源让我再次想到四川。
大概是2008年10月，我给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写了封发展新能源的信，请原四川省委一老同志送交上去，这位老同志在职期间担着风险一直支持我办一份由经济学家评论经济的报纸。我想起四川是因为那有数万亩草原的阿坝，那里空气透明度高，做光场合适；再说这些年草原沙化严重，如果建光场，可顺帯治理沙化。另外也帮助藏区产业扶贫。
刘奇葆书记批转给了当时主管工业生产的副省长，要求他邀请我与有关部门和企业开个座谈会；省经委成立了光热产业协调小组，请我做首席经济学家。
到了成都想见见春城书记。我找原来一块筹划过＂世界办公室＂的市委政研室同志帮助联系春城书记秘书，秘书给了我常委办主任电话，我短信过去，竟一天没有回音。
当天晚上，我准备上床睡觉了，常委办主任来电话说春城书记要见我。我说你一天都没回音，半夜又要见我，我不去，便把电话压了。主任又拨进电话，恳求说书记在等您。我才气呼呼地去了市委。
市委是一座老旧的二层小楼。春城书记在一二楼之间的转角处等我。我还在不高兴，劈头就说，见你比见总统还难!他不动声色把我引进办公室，在沙发上坐下。他望着对面，不知是看办公桌，还是看桌后的一排书櫃。我也不说话，觉得时间特长。后来他开口了，问我气儿撒完没有?
春城书记轻轻一句把别扭化解了。我们开始谈正事。他说他看了我写的材料，让我到市经委去和有关部门和专家座谈一次；还让市委和市政府一位副书记和副市长保持联系。
四川全省当时搞的都是多晶硅光伏，出口卖得很火，不知道光热这事。成都经委的官员和专家也不了解光热，讲起来很吃力。
春城书记在市委安排了一次座谈会，当着市委市政府的领导，我与参会的一家做多晶硅的上市公司董事长吵了起来。据说这家公司是春城书记引进的。会场很尴尬。春城书记是想让这家企业投资干光热，会前曾让一位副市长让我会前先到他办公室，交了底，但是会上我顾不上这些，跟人干了起来。春城书记不动声色，微笑着把会议结束了。
会后，他马上让我和市委副书记去河北调研；又安排我跟一副市长上阿坝高原踩点，还说他接着就来。这之间，春城书记召开了几次专家座谈会，讨论光伏与光热的优劣，知道我性子急，刻意不让我参加。
年春节，长假的最后一天，春城书记让常委办主任通知我去他办公室。还是在他二楼那间办公室，他告诉我说，他巳给奇葆书记讲了，太阳能项目成都来干，我也到成都给他当顾问。他讲起他的计划来意气风发。记得离开时，他披一件短棉衣送我门口。常委办主任开车送我，车上有春城送的礼盒，里面全是糖果点心，说是上海抗震救灾对口支援人送他的。
节后没几天，市里就举办了仪式，与前面我说的那家上市公司签订新能源合作战略框架协议，与阿坝州政府签订了合作协议；后来，那家上市公司，与成都和阿坝州的两家国有公司成立了股份公司。
这之间发生一个插曲。我到成都当顾问，当时没有工资，也没给我钱，如同前些年搞软件外包，成都给的钱仅仅勉强把请来的专家打发了。当时只是想帮人把事情干起来再说，还有我真不好意思说钱。但是我这次准备讲。我从央视辞职，受聘到浙江一所高校办研究所，除了年薪，就是在学校博士楼给了个电梯公寓，新房，三室一厅两卫，125平米。地点好，去西湖乘公交就几站地。现在价值在三五百万。我在成都当顾问，不在学校，年薪停了，产权证不给办。事忙，也顾不上，没管。在成都办新能源合资公司，我提出给我些股份。市委副书记去和上市公司协调，那家公司不干。副书记还很生气，对他们说办事要讲良心。我顾虑坚持下去会影响事情推进，就提出由成都市工业投资集团和我签个协议，付我顾问费；我大约根据杭州房价和年薪，提出240万顾问费，分几年付清。坦率讲，那240万面上讲是顾问费，实际是补助一份经济研究报纸的钱。我从1991年开始办一份经济研究报纸，一办近20年。报纸不刊登广告，每年亏损，到后来每年亏损十多万，全是我个人承担，我到央视打工，又到浙江高校搞研究，挣回的钱也不够填窟窿，报纸人说我像母鸡找米，找到了回来哺小鸡，但还是负债累累。春城书记请我当顾问，我说我要钱养报纸，他说你不用担心，在坐的几位市领导都知道。给的240万元顾问费还了报纸欠债。还北京一位经济学家30万，贵州教授和深圳友人150万，重庆50多万，今年底才能还完。
据负责办理此事的副市长讲，春城书记听说我这个建议后，连声追问那副市长我是不是真的不要股份。得到肯定答复后，他嘱人把顾问费事办好。
考虑到办事要联系人，需要办公地点和资金，市委副书记帮我联系了新能源产业定点县双流。双流领导很开明，合作顺畅，成功发起了成都新能源国际峰会，把世界许多新能源公司请来成都，其中包括以色列那家世界著名光热公司，他们上世纪80年代在美国南加州建了8座光热电站。
关于能源卫星技术，美国人不会讲，功夫就下在以色列人身上。尤其是以色列人讲到，如果他们往太空发射太阳能装置，计划用便宜的俄罗斯火箭。另外还了解下以色列、美国、日本试验能源无线传输的情况。在此期间，我还和一位副市长到电子科大调研，时任周校长非常高兴，组织了一帮人座谈，说他们早就在研究和追踪微波传输能源。
春城书记非常重视以色列公司，因为他知道，如果别人先在太空建立太阳能平台，那么我们几毛钱一度电的经济是永远没法与别人几分钱一度电的经济竞争，拉下距离比鸦片战争还要大。于是晩上他和其他政府领导一起，请以色列人喝酒，讲他家乡哈尔滨二战时收留犹太人的故事。与以色列公司谈判是休息曰，他还隨时了解市委市政府与以色列公司谈判情况，并电话指令我与他人的谈判协调问题。
2009年五•一二汶川大地震周年纪念前夕，市委常委办主任电话告诉我，春城书记正在汶川映秀的中巴车上给总书记讲太阳能情况，副总理李克强也在车上，国家发改委主任也在车上。总书记认同成都的新能源发展战略。我还追问，与以色列合作呢?主任说，中央领导没反对。
由于太阳能由合资公司推动，我又进入核能小型堆的应用策划，与太阳能也渐渐没有了关系。 核能小型堆涉及国家机密就不多讲。简要情况是春城书记帮我接待了原联合国原子能机构副总干事；市委副书记帮我接待了来成都谈判的美国一家核能公司，支持我与中国核动力研究院签署合作协议。但是我们只是技术应用新模式，技术本身是别人的。目前的情况是，中国核工业总公司前两年就立项，现在进入设计阶段。参加项目的一位罗姓总工前些时候代话说，没有成都帮助折腾，这个项目依然还是想象。
后来听说与以色列人谈崩，并不是用太阳能地面市场換空间技术，而是就地面搞地面。我给春城书记一报告，说地面上的新能源就应听其自生自灭，太空能源才需要政府介入，节约新产业发育的交易费用。
后来还见新闻报道，中国航天集团宣布进军太空太阳能。
（三）
由于研究光热发电，与以色列的技术公司接触比较多。我写报告给春城书记，以色列是技术大国，自己市场很小，四川是人口大省大市场，结合起来可形成一种叠加优势。春城书记批转了我的报告，除了派员访问以色列，还自己率团访问以色列。
有一个晩上，以色列人跟我聊起他们的低空航拍技术。我想起这个技术对无人机有用。经过汶川大地震的人知道，当时天气不好，飞机飞行危险，好长一段时间不了解这种情况。如果无人机加上这种低空航拍技术，对地质灾害较多的四川，有广泛的用途。我让以色列人帮助联系拥有这种技术的公司，以色列人说好办，这家公司老板原来在军队是他的部下。
得我当时我在昆明出差，收到以色列人邮件，说他们愿意到成都来演示他们的技术，但提出的条件之一是成都提供飞机。这个条件让人有些为难。当时是周日，只好打电话给春城书记讲了情况。春城书记让我等十分鈡。不到十分钟，春城书记说成都空军答应借两架直升机，但你要马上以市政府名义给成都空军写一封请求支持函，因为他们不了解情况，写好立即传来，他转给市政府。我放下电话，对春城书记的办事风格愕然许久。
紧接着，与以色列人谈起的另一件事，意外成了现在许多事情的开端。
以色列人还跟我聊起光纤安防技术。由于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紧张关系，他们国境线大多布署了光纤安防设施，就是五六米距离一个传感器，巴勒斯坦人挖地道都能感知到。我帯以色列人去了云南省军区，那里有四千多里边境线，士兵巡逻往往一周才能回来，鞋也坏了。如果布署上光纤安防，士兵没那么辛苦，兵力也没那么紧张。云南省军区说先拿一个弹药库做试验，并帯我们去看了弹药库。一谈价格，军方觉得比较贵。我倒想这可能是机会，这种技术在漫长边界线、石油管线防盗窃，以及银行金库等重点警卫地区都可用上；如果技术国产化，便宜下来，会有足够市场支撑产业化。
回成都之后，我去电子科大咨询以色列的光纤安防技术，那里教授告诉我，这是物联网技术中的有线传感。
以色列的光纤安防技术，意外地触发了一项延续至今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三年来，在春城书记的苦心支持下，省市县各部门的通力协助下，两个创新引起世界的关注。11月15日，我应邀在华盛顿世界银行总部发表午餐会演讲（这是世行邀请行外专家交流的一个传统方式），向专家和官员介绍两个创新的阶段性成果，原定的90分钟演讲和讨论延长到四个半小时；12月3日，CNN，也就是美国广播公司，以＂看来中国在引领物联网＂为题，报道了我们的两个创新（此消息因12月5日一马来西亚公司来邮件要求合作而转来的）。
（四）
成都大概是2009年底决定发展物联网产业的，是由双流县委提交的一份产业报告建议发起的。双流全国百强县，经济发达，又在国际机场旁边，全国去的人多，帯去的信息也多。
我认为，人类因为不知道，支付了很高的代价。科学也是因求知的需求而起，科学主要生产的就是预言知识，也就是发现事物之间的必然稳定关系，让人根据这些己知的关系趋利避害。不知道的成本是巨大的。我们很容易看到因为不知道而付费，因为知道而获益。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人，知道多少，知道的快慢，成本和收益有天壤之别。信息产业发达是理解国家强大的一个角度。美国比其他国家知道得多，知道得快，是它強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它比我们更知道外太空情况，它的舰船飞机可以不进入你领海领空便可知道一些它想知道的事。有位著名经济学家大致推算过，中国不需要多少年就会超过美国。我以为，中国人口在那儿摆着，经济规模和块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经济冠军，并不是很难的事，但在质地上成为美国那样强大的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跋涉，因为美国人知道得多，知道快，看看美国信息产业在经济总量中的占比远远高过我国，就会明白这一点（当然，国家民族崛起复兴的关键还是一国经济全球化程度，分享多少世界专业化分工好处。科学技术、信息产业、经济转型，这一切都要在充满活力和追求的自由经济体制下才会发生发展。可以观察的角度是，在世界跨国公司名单中，有多少中国的、且是民营的）。
关于为什么要发展物联网产业，尤其联系一个内陆地区经济成长条件，春城书记与我是有深刻共识的。于是，在2009年年末，一是将提出发展物联网产业的双流县，定为产业承载地，二是将我建议的一个试验项目报告批转给了市政府主要领导＂如无不妥，我们就支持干!＂。
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既如现代增长理论如言，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两台发动机，但进行起来，探索中充满曲折。不同的只是因人而异，成本大小。
根据我了解的以色列光纤安防技术，我最初提出的试验项目是有关市政设施的。城市里的燃气管道和自来水管，常常由于施工被损坏，影响居民生活，也造成较大损失；尤其燃气管道损坏，极易引起的火灾，帯来的生命财产损失更大。我提出的建议是给城市输气管和输水管敷设光纤传感，可对有意无意破坏及时报警并制止。如成功，全国城市都有这个需求，顺势将其产业化，并促进更广泛应用。
政府一位副市长牵头这项试验，召集了市燃气公司、市经委、市信息办等部门和专家研究布署这项工作，还预估了这项试验的费用。
我一直主张用市场跟以色列換技术換产业。我负责与以色列公司谈合作，在与以色列公司的讨论中，发现一个致命的问题。光纤传感通常在人烟稀少的地方有效，如以阿边境和美国在美墨边境搞的＂虚拟边境线＂，还有石油运输管线。但在人口稠密的城市，无线信号多，传感信号易受干扰，失真。我立即告知牵头这项工作的副市长，请将试验停下来。
这个挫折，让我再次进入更广泛的思考，即物联网技术在哪些领域可能构成正常商业循环，如何避免政府的产业风险。我是政府经济顾问，重点是研究政府的资源配置效率，具体商业生意，任何老板都比我強。历史经验证明，政府和企业之于发展，各有优势。政府的比较优势要发挥在无法用市场来节约交易费用的地方。具体来说，新技术新产业的市场风险大，尤其是龙头性的，产业链关键环节的。政府构建和承担市场的发育，效率比企业高（发育成熟后将其私有化。世界500强里面，除了中国外，都不是国有垄断企业，说明中国产业全球化差，要靠非国有经济）。因特网的产生说明这一点。中国30年市场化改革也说明这一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对改革成功总结很简单精辟：＂共产党加产权＂。我后来写文章改了一下，说是地方共产党加产权。因为地方共产党对当地比较优势更有信息。
（五）
010年3月，我将物联网技术引入医疗；当年8月研发出世界第一台健康舱，目前已获得三项国家专利，它可能也是现在国内唯一一台通过两家大医院临床，获得药监局资质认证和生产许可的医疗集成设备。在省市县各部门领导支持下，截止今年12月，已有8家物联网连锁诊所在成都市投入运营，实现让老百姓在家门口看病拿药。四川正在展开的是世界规模最大规模的分布式医疗试验，将让群众在家门囗就能够享受到类似医院的在线综合医疗服务（外国专家都将物联网连锁医疗称其为lOTCS，中国人将传感技术称为物联网，lOT是中国人对物联网专有的英语称谓）。
从2010年3月到现在，物联网连锁医疗试验，牵扯了春城书记很多精力。
所谓物联网，分为信息获取、信息传输和信息分析处理，关键是传感技术。有人问我什么是物联网，我图简单，一概回答是传感技术加互联网。我将传感技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能远程知道和掌握事物空间运动的，如RFlD，一类是能远程知道和掌握事物内部变化的。如果做一个宽泛的理解，能让你知道事物的技术都可叫做传感技术，比如我将检查人身体的医疗设备都看成是可传感的技术，我们的技术应用创新就是在这种理解下开始的。
医疗，上个世纪30年代就在美国引发了诸多大牌经济学家的大讨论，基本结论是，这是一个信息严重不对称的市场。但可能由于问题专业，也𣎴容易为大众了解，也出不了名，也没有弄出什么可指导实践的因果关系。在我看来，迄今为止，在改善和提高医疗服务方面的言论文章，说到底都是一通自我反驳，绝大部分是胡说，是垃圾。我也不认为由医疗卫生部门主导的改革能成功，因为是让地主搞土改。
我们研发的健康舱，就是尽量把一些检测信息能智能化和运程传输医疗设备集成在一起，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知道健康信息，并能在舱内选择医生，将信息实时传输给远端医生；医生诊断后传来处方，患者就在身边内或诊所拿药。举个例子，西藏偏远，卫生医疗欠发达，如果配上这种设备和护士或助理医生，就能体检或找内地医生看病，内地医生也不用发善心搞慈善去援藏，如此解决医疗的信息不对称，是可以提高医疗服务效率的。
我的一位老师，也是国际一大牌经济学家到成都讲课。我晚上去看他，他劝我不要碰医疗，麻烦得很，信息严重不对称。我说如果有办法解决信息不对称呢?他说那就是大事情了。后来我才明白麻烦是什么。因为通常消除信息不对称，主要办法不是技术创新，而是制度创新，涉及医疗最短缺资源一一医生如何实现高效配置、医保支付等问题。而这些麻烦，都要县市省领导和部门领导一手一脚、事必躬亲来解决。
春城书记关心物联网连锁医疗，我想一是因为他毕业理工院校，二是主要跟他躬身多年推进的城乡一体化试验相关，认为健康舱可能是实现城乡医疗一体化的重要工具。我知道，他许多年来，一直把成都的城乡一体化作为一项国家基本制度改革来执着推进，这跟他下乡当过知青，了解农民长期在制度不平等下生存状态的经历有关。我记得在2011年有一个月，他五次到试验县的几个布置了健康舱的，严厉究问技术和需求问题。有一次我生病在都江堰山上，没到现场，电话里我俩竟激烈争执起来。
春城书记多次让我注意城乡一体化问题。我并没在意，主要因为北大一位著名经济学家是他城乡一体化试验顾问，那人曾长期在我国著名农村专家、起草了两个农村改革一号文件的杜润生领导的农发所工作，也跟赵紫阳总理为改革南征北战过，对农村土地问题远比我了解。我记得为城乡一体化，我只给他转过一次台湾现在的土地改革资料，觉得与成都有相似点。结果因粗心，忘了传附件，让他深更半夜打电话问我材料在哪儿。现在想来，内疚盈胸。
健康舱，最初只是在一种新的商业模式下，对现有医疗设备技术和lT技术的一种新的运用。研发过程中，我们了解到哈尔滨一家研究所有我国最高的传感技术，神六飞船上宇航员生理指标健康数据就是通过他们技获取传输出。但这个研究所是军用单位，不易联系恰谈。我想春城书记是从哈尔滨出来的，于是请他帮助联系。该所热情接待了我们，让我们较充分了解了我国传感技术水平。
2010年8月，我告诉春城书记第一台健康舱出来了。他从都江堰指挥泥石流防范回来，就通知我们把健康舱运到常委办会议室。到那儿才知道是开一个现场会，市委市政府领导都在，发改委、医改办、卫生局等部门领导都到了。他让双流县委书记上机做了体检，并亲自上机与一位美国医生在线交流。接着开会，他请各部门先发言。最后他说的话我记得这么一句：＂我不知道这玩艺儿能干什么，但它可能改变我们的生活＂。
过两天，市党委办一位主任来电话，核实一个技术名词，说在整理春城书记那天现场会讲话，说要下发，让没到会的干部也知道。
如果说，技术创新并没有给春城书记帯来更多麻烦，但后来给技术应用创造空间的制度创新，被世界银行首席卫生专家拉福•吉亚、美国医学院院士保罗博士、微软全球医疗执行经理马克等国外专家视作＂音乐＂、＂奇跡＂的制度创新，却如同我把蚤子一个一个放在他身上。
（六）
健康舱研发出来，需要通过其试验性布署，才可能了解其满足需求情况，才能了解技术是否完善。就是所谓的市场试错和技术试错。需要成立一个新型医疗组织来进行。但在现在制度政策框架内，尽管健康舱主要集成的是无创检测设备，对患者没什么风险，但也让医疗卫生管理部门很为难。因此，物联网连锁诊所的执照很难办。我将情况报告了春城书记。
一天周末傍晚，春城书记让人给我打电话，说晚上一起吃饭。地点是双流县一条河边。我到时，除了看见春城书记，入座的还有市卫生局和药监局负责同志，另外是承载物联网产业的双流县的县委主要领导。那顿晚饭，春城书记主要从自己和家里人的就医的几件事，讲看病难。他推论说，我这样的干部看病都遇到这些事，一般群众是不是在医疗问题上经常是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呢?我们是不是应该想办法，通过创新来解决呢?
周一，市卫生局通知可以办执照，并成立了以一位医学博士的副局长为牵头人的专家协调小组，帮助指导我们的试验性布署。
在省市县卫生管理部门领导和专家的指导帮助下，我们确定了既与现行医疗制度法规兼容，又容纳先进医疗传感技术和信息分析处理技术的物联网连锁医疗模式（lOTCS），即按政策法规注册传统诊所，吸引各专科诊所入住；然后通过现代通讯视频技术，将各专科诊所连锁起来，通过在线协同提供往常医院才能提供的的综合医疗服务，让患者在任一诊所都能找到他所所需要的科別服务。比如你到住家旁边一家内科诊所看皮肤病，这家内科诊所就在线选择皮肤科诊所，内科诊所就提供体查、将检测情况实时传输給皮肤科诊所、接受处方、拿药等协同。原来在医院在特殊情况才出现的这程会诊，在我们模式里成为日常服务。我们还利用连锁诊所的规模优势，直接向药品生产厂釆购药品，既补贴医生在线协同，又降低药品价格，让个人和政府都减少医疗支出（參见2012年11月15日应邀在世界银行总部午餐会上的演讲提纲）。
与此同时，我们专门设立了国际部追踪国内外的医疗传感技术和医疗云等后台分析处理技术。我们注意到lBM的智能医疗设备一一沃森医生；最早它的前身叫深蓝，打败过国际象棋冠军，后来与许多从美国挑出来的各行精英搞智力竞赛又胜出；lBM发现它人机对话的优点，就把它发展成为现在的沃森医生。沃森实验室在纽约，是lBM九个实验室中最负盛名的一个。我告知了春城书记，说我要想与之对接。事情有些巧，2011年，lBM有个杰出工程师代表团访问成都，我们的试验是政府安排的一个交流点。参观交流中，在介绍健康舱时，一个名呌南茜的女工程师脱口呌出＂沃森＂。于是我们开始与她交流。南茜恰恰是沃森实验室的一个部门负责人。回国后，她和她的部门同事，与我们进行邮件和视频交流讨论，确定了合作内容。
2011年9月的一天，lBM一位姓刘的工程师听闻我们的试验，从加拿大飞回，风风火火赶到成都。
（七）
IBM刘姓工程师主要关心的是信息分析处理，谈到大数据，医疗云。我很感兴趣大数据分析技术。因为现实生活中不是没有信息和数据，而是没有分析处理，沙里不能淘金；同时也不是没有计算能力，不少云计算中心只是云存储，而没有把海量信息与强大计算能力结合起来的分析处理技术，或者说方法。我的想法是把医疗市场作为大数据分析技术的一个具体应用，成功后将这种技术的应用推向更多行业，说不定新一代软件业和另一个班加罗尔就产生在成都。
这段时间春城书记帯领着一大队人马，天天在全市各区县调研科技创新，宣传破除影响创新的制度障碍。那天中午前到了我们这里，刚好碰见老泡在我们这儿的lBM刘姓工程师。因为春城书记事先知道大数据事儿，便对刘姓工程师讲：“这是件大事，我们要评估，没意见吧?”
当天下午，一位副市长通知我，明天一早在市政府开大数据技术评估会。
10月国庆长假，一位副市长在一、二号两天都打来电话，都急匆匆说春城书记电话，指示他和我马上组团出国，访问lBM。
在美国，我们与lBM全球战略副总裁(我们在国内航班上的IBM广告上看见这位妇女，lBM智慧地球就是她向全球发布的)、软件全球副总裁、沃森医生总负责人等进行了会谈。副市长因为有在国外停留时间的纪律限定，先回国。我继续去了lBM纽约的沃森实验室、加州的阿蒙顿实验室（因发明电脑硬盘而闻名于世）、明尼苏达的集成基地，以及被誉为世界最好的医院一一梅奥诊所集团。梅奥的个性化医疗总裁、美国防癌治癌教父弗兰克博士非常喜欢健康舱，老人说，我设计了个房子，他正好准备了一些傢俱；在梅奥总部，弗兰克组织了全美4家公司与我们举行视频会议，让这些公司介绍他们的技术。弗兰克说，这几项技术是他多年从100多种技术中挑选出来，与你的分布式医疗结合起来，对现在医疗服务价格将是破坏性的，可降低百分之九十。他说四川真要干分布式医疗，他会参与，给世界留下一份有份量的遗产。
此行，我们也与诺森实验室签署了将沃森医生中国化的合作协议。同时也开始起草lBM与成都市政府关于智慧医疗的战略合作备忘录。lBM刘姓工程师全程陪同。
（八）
回国在北京机场，听闻成都市委领导变动消息，春城书记调任省里。我有些沮丧，因为通常换了领导，把工作再讲述一遍很麻烦，影响推进。回成都后，有天下午春城书记打来电话，说正在从泸州到宜宾的路上，估计我回国了。他说他会一如既往的支持，我的工作还在他分管范围，希望早日看到事情落地，梦想成真。另外他还说，我在美国发回的建议他已批出，成都巳组建了技术转移集团，省里也要这么干。出国前，我曾就中国劳动成夲增高，经济成长面临的挑战，建议选择合理的商业模式，根据产业发展的具体要求，制度化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以储备将来产业竞争的实力。
lBM大中华区听闻了我们在美的访问，也开始接手，几番讨论后，签署了战略合作备忘录。但2011年11月21日晚上，我和lBM西区总经理才发现成都无人接手。那总经理很着急，说后天大中华区总裁钱大群和副总裁能否联系春城书记。我电话春城书记秘书，说是他们在绵阳，23号要在绵阳开一个全省工作会，回成都很悬，说他会把情况报告春城书记。
22号半夜，春城书记秘书让我写个简要情况传去，并告知23日下午三点在省委会见lBM钱大群一行。
23日下午三点，春城书记帯着省卫生厅和科技厅厅长风尘仆仆到达会见厅。科技厅厅长后来说，不知什么事，刚吃完饭春城书记就通知上车回成都。
春城书记讲话很干脆，在双方寒暄一结束就直奔主题：“我们不是买卖一个技术，而是要合作建立一个制度化引进技术的机制。你同意，我们就马上宣布，电视台刚好也在这里”。
2012年5月我再次去美国lBM总部讨论合作。
6月30日，lBM全球医疗副总裁、世界最大的医疗技术企业UHG的首席运营官、三M公司中华区总裁、西门子亚太区负责人，四家跨国公司到成都讨论合作。世界银行中国区卫生专家也到成都调研试验。
几家跨国公司来之前，我给春城书记传了报告。春城书记没有回应，只是让省委政研室到试验县和省市卫生部门调查。
6月28日，依然未落实省市哪级政府会见问题。跨国公司都懂，离了政府，医疗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根本就没法进行。当曰我以“紧急报告”形式告知春城书记这一情况。29曰晚，春城书记秘书告诉我，春城书记将明天九点会见跨国公司半小时，让我写个简报传去。30号上午，春城书记帯领省市有关部门领导20余人会见了外宾。
后来听省政府副秘书长、省物联网连锁医疗发展协调小组组长介绍，春城书记28日深夜打了一通紧急电话，确定29曰上午在既定工作后召开会议；第二天会议有两位副省长和几个厅局的一把手参加，确定了与跨国公司会谈调子，决定成立有各部门和各级政府负责人参加的省物联网医疗发展协调小组。
2012年10月我再次帯队出国。美国医学科学院院士保罗博士来成都看过我们的试验，主动帮助我约了白宫首席医疗官、北达科它州的医疗保险公司、犹他大学医疗转型研究院和州政与我讨论合作；明尼苏达ATW公司帮我约了州长见面讨论合作，该州是世界高端医疗器械制造重镇；微软全球医疗总裁邀我埃德蒙德总部商谈，他的助手事前来成都了解我们的试验，说是世界医疗典范，让其中国区免费提供了一套技术让我们试用；世界银行总部也邀请我去华盛顿发表午餐会演讲，演讲由原定的一个半小时延长到四个半小时。
为时49天的在美奔波，应该说是满载而归。我给春城书记发了三个报告：一、访美50天；二、访美感想：中国笫三次和平崛起的机会和挑战；三、2012年11月15曰在世界银行午餐会上的演讲（概要）。
现在，我知道，春城书记已经看不见我报告了。
古人云， 士为知己者死；死，我可能做不到；但为知己者说下我与他真实的交往，并愿意为此支付代价，我还是做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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