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兵张嘎》中的暴力成本 ^(试发表)

（本文写于2009年11月） 　　　据说，《小兵张嘎》是防修反修的产物。1962年，苏联导演安德列•塔科夫斯基拍了他的首部剧情长片《伊万的童年》，1963年，崔嵬带着他的中国团队，拍了中国版的《伊万的童年》——《小兵张嘎》，迅速而又出色地完成了反“苏修”的任务。这两部影片都在讲述二战期间小侦察员的故事，但表现的角度、手法以及最终所达成的效果，却大不相同。战争是一种极端的状态，因为不论是侵略者还是被侵略者，都将武装暴力视为最基本的生存保障。因而，在战争中，与暴力相伴随的是血淋淋的成本，比如嘎子奶奶与伊万母亲的去世。有成本，就需要暴力参与方去计算，除非暴力参与方是尼采式的超人。超人施暴是不计成本的，因为对超人来说，计算成本和传教士的道德一样，只属于末人的世界，超人的世界里是不存在成本问题的。而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却是要讲成本的。《资本论》就是从学理上对无产阶级被资本家残酷剥削的精细核算，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就是马克思要把无产者的反抗成本降至最低的一句指导性宣言。 　　　战争中，哪一方取得了胜利固然重要，然而更为重要的还有，以什么样的成本获得了胜利？成本核算会促使我们审视自己的行动。当成本超出预期而我们又不能不采取行动时，我们就要反思，怎样才能杜绝这种超成本的局面再次出现。在《小兵张嘎》这部影片中，反抗的成本被美化到了最低。正面人物的去世，就只有嘎子奶奶。把革命的成本与自然生物链上生老病死的成本进行对接，使得革命的成本在革命的成就面前变得无伤大雅，理所当然，这几乎成了中国以革命起家的团体为自己寻找合法性的惯用伎俩。嘎子奶奶的去世，使得嘎子成为革命团体最为适当的吸纳对象。因为革命团体最终是要消灭家庭的，革命团体通过口口相传的传奇叙事，来吸引嘎子，让嘎子心摇神迷，不断地渴望自己能参与其中，成为革命传奇的一部分。嘎子参与传奇的渴望可以从他对枪的执着寻求中窥得一斑。正是这种参与传奇的渴望，使得嘎子一口回绝了大伯一家要嘎子跟他们生活在一起要求。 　　　出于对革命成本的低估和无根由的浪漫想象，嘎子加入了革命团体，把革命团体认成是自己的真实家庭，而侦察连钟连长，罗金保排长也就因此成了他的真正家人。嘎子说，把鬼子赶出中国后，他还要和他的“家人”一起，将革命事业进行到底。就像纳粹法理学家卡尔·施密特所言，政治的第一要义就是要区分敌我。在战争中，敌我之分当然是比较清楚的。但战争大规模的军事对抗过后，再进行革命事业，找到革命的指向性，就需要在成本上进行权衡，然后再下敌我之分的政治决断。不过在施密特的心目中，谁是敌人或者牺牲掉谁这类成本问题也是属于次要的问题，重要的只是政治本身。所以他思考的重点还是在强调下决断，而不是在成本问题的干扰下如何下决断。 　　　《小兵张嘎》中，对暴力成本问题的有意回避，也有着同样的逻辑。因为对《小兵张嘎》背后的制作班底来说，重要的不是去表现成本，重要的是如何捍卫政治立场的正当性。正因为如此，它与时刻透露出小资情调的《伊万的童年》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在《伊万的童年》中，战争的成本如此之大，让12岁的伊万时刻处于精神的紧张状态。甚至直到影片最后，伊万被纳粹处以绞刑，这种精神上的紧张也没有松弛下来，因为，这种暴力成本所带来的紧张，并没有因战争的胜利而告以终结。相反，这种紧张通过在整理德军遗留的档案时，偶然跳出的伊万那张饱含仇恨而又略带神经质的面部照片，传递给了每一位观看电影的人。而《小兵张嘎》中的敌我紧张，在攻打鬼子岗楼时的一把熊熊烈火之后，就演化为革命大家庭的喜庆联欢。此时，唯一能对嘎子起家庭约束力的奶奶的尸体也早已淡出了革命者的视线。 　　　中国的革命团体根本不屑于成本方面的数字化整理。任何对革命团体的凝聚力起消解作用的，都应该被抹掉。因此，在实际成本的废墟之前，另造一本记述成本的账目是必须的。于是，实际成本是什么样的，对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来说，就成了一个头痛的难题。而面对历代虚构出来的成本账目你又不能不理。于是，与虚假账目做斗争，就成了受过西式训练的中国知识分子所必经的磨砺之途。 　　　阿伦特要求重新理解暴力与暴力的任意性，重新思考暴力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她一反“枪杆子里出政权”式的将权力与暴力直接联系于一起的思维方式，试图清厘出一个非暴力的权力世界。但这对一个以革命起家的政权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革命政权天然是与暴力结盟的，它需要对革命，对暴力浪漫化来增添自身的吸引力和神秘性。正是借助传奇性叙事，革命政权装饰了他的那只天鹅绒权力手套。阿伦特理解权力是站在对暴力成本的考虑之上的，但对一个不计成本的执政者而言（或者这样说，成本对该执政者来说无所谓），她的理解方式就失去了应有的效力。因为，该执政者最为关心的不是成本，而是如何维持自己的那种可以随时不计成本的资格。而正是执政者在维持他的这种资格的时候，暴力与权力就一无反顾地勾搭起来了。 　　　现在，嘎子已经老去，而嘎子的观众也都成为了社会上的中坚。革命的主题换成了改革的主题，战场从政治军事领域转移向了市场经济领域。这一切似乎预示着一个非暴力的建构性的时代的到来。不过历史中多有变数，我们唯能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