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离于精英与大众之间

　　这个世界上的人很多，有意思的却很少；这个世界上的书也很多，有意思的同样也很少；朱大可和他的文字就在致力于把我们这个媒介时代的阅读变得更有意思起来。从八十年代的“神性写作”到现在的“文化批评”，朱大可的叙事风格以及道说姿态都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但是他的组词方式却依旧走着往日的性感路线，对那些不能忘怀于激情的人们产生着强大的影响力。相对于年青时粗糙的精英意识与激进的形而上倾向，现在朱大可则把自已的思想打磨得更为圆润，如一件可把玩的器物。然而，可把玩并不意味着易于理解。如果单从媒体上来认识朱大可，可能会顺着目前偶像化、明星化的大潮，将其误认为批评界的“文化超男”，于是称其“酷评家”的人有之，称其“文化恐龙”的人亦有之，然而，皆流于误识。有过媒体从业经验的朱大可，太了解媒体了，也太了解现在人们的阅读方式与文化消费方式了，他需要相应的写作转型，以求最大量地获得受众资源。不论是“文化口红”事件，还是“文学死了”事件，朱大可都以一种眩人耳目的姿态进入我们的视界，他就是要以这种方式来劫获读者的目光，为文学或文化问题劫获一种来自社会的关注。这里并不是认为朱大可的叙事具有一种斯特劳斯式的“显白”与“隐微”，而是说他有一种介入社会的意图，这种意图在他所做的器物分析（如《灵玉的精神分析》）中最为明显，即是以一种自由的立场对文化的弊端进行解构，对专制性的根源进行清厘，以求搜寻出一种新的器物精神。而由于这一件件的器物就构成了我们的生存境域，所以，这种器物分析就是一种艰难的文化境域批评分析，同时也是对市场大潮中改头换面的通流意识形态的隐喻式评判。 　　由花城出版社近期出版的《记忆的红皮书》，搜集了朱大可二十多年来的散文、随笔、书评以及实验小说与诗歌，红色的装帧与文章的内容投射出作者对过往岁月的追忆与思索。书中，朱大可的散文写得像小说，小说写得又像诗歌，正如其在后记中所言，诗作为领袖文体一直内在地指导着他的写作。就在这诗意的隐喻中，朱大可通过对红色叙事的戏仿，为我们留下了他的话语细软。而在我们清点之际，他的另一种语词编织又开始了，话语打磨已成为他命定的生存方式，也成为他游离精英与大众之间的自我救赎。 　　《记忆的红皮书》，朱大可, 花城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 　　《文汇读书周报》08.03.21，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