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志标:公益业者可否想一想?
最近有好多争论,涉及到社会往哪里去?怎么建成一个“还不错”的社会?透过这些争论可以发现,社会是什么竟然也众说纷纭。时下这个转型的时期,“一个社会、各自表述”的情况并不奇怪。
在公益业者这里,常见的是以营造社会为志业。大量的公益项目,其肇始之处,就是面对社会问题,发愿要改变。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我们的公益周刊和杂志,报道了大量这些例子。所以,大家都在这个社会过程中。
在公益的路上,无论成功还是挫折的案例,都不难找到已经“走太远”这样的感叹。也许真的需要暂停一下,大家一起想一想,我们究竟要去哪里?我们究竟想要怎样的社会?
如果把公益的路径看作是一个不断进化的道路,我们到底走到了哪里?与初心相比,是一直在设定的路上,还是说走上了歧路?关键是,这样的行路方式,让我们成了什么人?在那些热议社会的人士看来,公益社会向着更好的公民社会的转换,是一种委曲求全,是浪费时间。这样的判断约等于否定公益业者的经营努力,这种刻薄有道理吗?
在现实情境里,公益的边界是模糊的,但也是有一些界线。以不同速度行进的人或机构,处在与这些模糊界线的不同距离上。像徐永光他们已经发现了一些界线,并大声疾呼。类似于这样,不断发现界线的事情还会出现,一定不是个别案例。等到越来越多的公益业者靠近了界线,选择就来了。是要和徐永光们一起发声呢?还是做沉默的螺旋?
公益界一直自比为社会建设的主力,也特别愿意将公益价值与社会价值放在一起宣讲,面向社会确立业者的价值感。公益业者有无想过:这些价值感或许需要厘清,或许要对照界线确立现实坐标。在公益行业里,自然要与政府、民众、财团打交道。这种博弈被视作一个理所当然的过程,可从呼吁者那里得到的感受是:这种所谓的博弈,究竟是助长了策略心态,还是演进了游戏规则?
换言之,公益界可以想象三年或五年之后的样子吗?如果不能,那可能是我们被策略过度迷惑了。如果可以,那就是我们掌握了相当的规则,而且规则是稳定可以期许的。公益业者这么多,公益项目如此庞杂。假设人与项目都在进行一轮又一轮的进化,我们可以抵达哪里?我们如果是泅渡的人,是越来越远离海岸,还是越来越抵近大陆?
这种方位感,最近是一些与公益界不相干的社会争议所提出来的,公益业者不一定就能袖手旁观。外界在争论中,对公益界给予了极大的漠视,这与公益人的自我期许和角色担当深有隔阂。
总的来看,走在前面的人或走在不同路上但与公益人方向重叠的人们,最近接连就他们发现的社会界限做出提示。我们不能当这些没发生过,毕竟这决定初心放置何处,以及何以自处。
在公益业者这里,常见的是以营造社会为志业。大量的公益项目,其肇始之处,就是面对社会问题,发愿要改变。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我们的公益周刊和杂志,报道了大量这些例子。所以,大家都在这个社会过程中。
在公益的路上,无论成功还是挫折的案例,都不难找到已经“走太远”这样的感叹。也许真的需要暂停一下,大家一起想一想,我们究竟要去哪里?我们究竟想要怎样的社会?
如果把公益的路径看作是一个不断进化的道路,我们到底走到了哪里?与初心相比,是一直在设定的路上,还是说走上了歧路?关键是,这样的行路方式,让我们成了什么人?在那些热议社会的人士看来,公益社会向着更好的公民社会的转换,是一种委曲求全,是浪费时间。这样的判断约等于否定公益业者的经营努力,这种刻薄有道理吗?
在现实情境里,公益的边界是模糊的,但也是有一些界线。以不同速度行进的人或机构,处在与这些模糊界线的不同距离上。像徐永光他们已经发现了一些界线,并大声疾呼。类似于这样,不断发现界线的事情还会出现,一定不是个别案例。等到越来越多的公益业者靠近了界线,选择就来了。是要和徐永光们一起发声呢?还是做沉默的螺旋?
公益界一直自比为社会建设的主力,也特别愿意将公益价值与社会价值放在一起宣讲,面向社会确立业者的价值感。公益业者有无想过:这些价值感或许需要厘清,或许要对照界线确立现实坐标。在公益行业里,自然要与政府、民众、财团打交道。这种博弈被视作一个理所当然的过程,可从呼吁者那里得到的感受是:这种所谓的博弈,究竟是助长了策略心态,还是演进了游戏规则?
换言之,公益界可以想象三年或五年之后的样子吗?如果不能,那可能是我们被策略过度迷惑了。如果可以,那就是我们掌握了相当的规则,而且规则是稳定可以期许的。公益业者这么多,公益项目如此庞杂。假设人与项目都在进行一轮又一轮的进化,我们可以抵达哪里?我们如果是泅渡的人,是越来越远离海岸,还是越来越抵近大陆?
这种方位感,最近是一些与公益界不相干的社会争议所提出来的,公益业者不一定就能袖手旁观。外界在争论中,对公益界给予了极大的漠视,这与公益人的自我期许和角色担当深有隔阂。
总的来看,走在前面的人或走在不同路上但与公益人方向重叠的人们,最近接连就他们发现的社会界限做出提示。我们不能当这些没发生过,毕竟这决定初心放置何处,以及何以自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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