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GOCN尹鸿伟｜那夜，在派出所五小时
编者语：本文详细记录了调查记者尹鸿伟被派出所传唤的五个小时里的全部过程。在当下氛围中，这个对读者可能是一份对待类似情境的“攻略”。
而小编想说的是：总有人在昏暗的灯光下等你，或者以各种方式惦记着你。
原本以为这是一个宁静、祥和的夜晚，差不多时间就洗洗睡了。2012年8月31日，因为是周末，7岁多的女儿一直在家中开心地走来跑去，不愿意上床睡觉，我则按照平常习惯看着电脑。
大约23点，一阵急促、粗鲁的敲门声突然响起。这样的情况以前有过，经常是隔壁的小男生想过来找同学玩（我们小区保安严密，一般人深夜进不来）。估计女儿和我想的一样，兴冲冲地跑过去开了门（事后我责备她没有好好听爸爸讲《狼外婆的故事》），当时我正在里屋准备换衣服，听到一个陌生男声：“请问这里是不是尹鸿伟家？”而且似乎有好几个人的杂乱脚步声。
随后我听到正在客厅看电视的太太问对方：“你们是什么人？想干什么？”对方说：“我们是金牛派出所的，现在要传唤尹鸿伟，你是他什么人？”
正在他们双方对话时，女儿惊恐地跑进来扑到我的怀里：“爸爸，外面有些人找你，他们是不是坏人？”随后我听见太太说：“深更半夜都要睡觉了，你们要找什么人，明天再来，他不在。”对方表示想进来看看我在不在，我太太说：“你们没有《搜查证》，不准进我家。”随后我听见她把门关上了，但是外面的人一直粗暴地敲门、按门铃，并高声叫着我的名字。
由于当时我就在电脑前，第一时间就想着要赶快把信息发出去，告诉所有的朋友和网友。由于之前金牛派出所已经电话传唤过我，被我拒绝，而且我已经在微博上公布过这些信息，因此我知道警察们不会善罢甘休，应该是有备而来，并且志在必得了。
我当时有最坏的打算，即使警察要破门而入，也需要过程，所以我的应对时间是充足的。我于是迅速在微博发出了“金牛派出所警察闯进我家了！”的信息，时间是（8月31日23:09）和（8月31日 23:09:18）。随后我马上拨通了朋友左丘失明的电话，他听了后表示马上赶来我家，并让我暂时不要出去。我随后打了电话给远在广州的报社副总编赵世龙，告诉他不准睡觉等着我的消息，他表示如果情况不对，天亮就马上飞到昆明来；我又打了云南电视台一位朋友的电话，但她好象要问我的问题太多，我没有时间向她解释，就把电话挂了，但她随后联系了昆明市公安局西山分局的纪委书记，强调“要保证记者的生命安全”。
在这个过程中，警察们一直在拼命敲门，我似乎还听到我的女邻居打开门出来大声抗议，敲门声才小了下来（我们平时邻居关系不错，孩子又在同一所小学读书，我当时心里很感谢她的勇敢）。我便一边换衣服一边等着左丘失明的到来。女儿则一直害怕地围在我身边，一直昂着小脑袋问我“爸爸，怎么办？”我安慰她不用害怕，“爸爸有办法对付”，同时又发布了一条“他们守在门口，左丘失明正在赶来我家”的微博，当时已经有许多人在转发我之前的消息。
由于左丘失明家离我不远，差不多10几分钟就来到了，把他迎进家，他告诉我“既然对方有法律手续，就陪他们去”，我当即表示同意他的意见，便打开门一起走了出去。
走出家门，我看见三四名制服警察和三四名便衣站在过道里，还有两名我们小区的保安陪着。一名制服警察马上问我“你是不是尹鸿伟？”，我回答是，并让他们出示证件和法律手续。那名警察照办了，《警官证》上的单位是“昆明市公安局西山分局”，名字是“万敏”；《传唤证》上有我的名字，公章是“昆明市公安局西山分局金牛派出所”，传唤理由是“因你涉嫌利用国际联网制作传播违法信息”，其他时间等内容基本齐全。我看完后表示可以跟他们走，然后大家一起乘坐电梯，从我家32楼下到附一楼。
到了警车旁边，左丘失明问“能不能一起搭车去？”，但被万敏拒绝，让他要去派出所就自己想办法，这样我就只能和他分开了。我上了警车，一共三名着装警察陪着我，万敏开车，显然他是带队进行传唤行动的。
金牛派出所离我家很近，差不多两分钟就到了。大门口下车，我发现派出所的整栋办公楼灯火通明，但是很安静；二楼窗户里有不少人探头出来看我走进来，有警服也有便衣，我顿时觉得这阵势不小，今晚势必一场消耗仗。
警察把我带进一楼一间“询问室”里，让我等着，并留下一人陪同我。其他人开始进进出出，似乎在做“战前准备”。我闲着没事，随意观察了一下询问室，其分为里外两间，中间没有门；外面一间有张办公桌，上面有可升降的数码相机，屋顶有摄像头，另外还有一些政策法规告示，门边有一台红外线的身高测量仪，显然许多人的“犯罪嫌疑人照片”就是这样拍摄出来的。不过，警察们一直没有给我留张影。
我又走过去伸头看了里面，两张桌子、四把椅子，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关注的，但屋顶两个角落里仍然都有摄像机。
由于外面的人一直在准备，看着我的警察似乎也觉得无聊，于是主动和我聊了几句，比如“住的房子有多大？多少钱买的？女儿在哪里上学？”等。
我敷衍了几句后问他：“为什么半夜三更闯我家里去？而不是电话通知一下‘有法律手续’，让我到派出所来？大家都是有儿有女的人，有没有考虑过会吓着小孩？”他似乎觉得有点尴尬，只表示他们都是按照法律规定办，“各人对这些问题的理解不一样”。我又问他：“是不是怕我逃跑了，以后不好抓？你知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犯得上跑吗？”他对我的提问敷衍着，只表示“等会再说”。
我还提醒他：“你们是警察，应该带头守法，遵守程序。我太太也是警察，知道你们没有《搜查证》，不让你们进家门是对的。当然，你们站在门口是可以的。”
这个过程中，门外面不断有警察、便衣走来走去，并纷纷侧头看我，我有点不耐烦了，并催“你们能不能弄快点？”我还告诉警察，“我也在大学里教法制新闻写作课程，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情，刚好可以看看云南警察办案的水平如何，是否按照法律程序做事情”，他表示“一定会按照程序进行”。
过了一会一名戴眼镜的便衣走了进来，让我“再等一下”。我问他：“你是干什么的？是警察还是老百姓？”他似乎有点尴尬，掏出《警官证》来让我看了看。我又说：“找个地方坐着行不行？这样站着耗体力没有意义吧？”他表示很快准备好了，到里面的房间就可以坐。又过了一会，一名警察用纸杯装了温开水递给我，我表示了感谢。
刚喝两口水，另外一名年轻警察拿着一些资料和一把探测仪进来，先让我在《传唤证》上签名、盖手印，又表示按照法律规定，我必须交出除了现金之外的所有物品，并拒绝了我“录音”的要求。我按照要求掏出了衣袋里的东西，他用探测仪在我全身上下绕了一通，感觉和乘飞机安检差不多。随后他把我的物品一一登记，装入一个牛皮纸信封密封起来，写了两份登记册并给了我一份，同时要求我在重要部位全部按了手印。
一切准备就绪，之前出现过的戴眼镜便衣又进来说“可以开始了”，我到里屋的椅子落座后，他又进来提醒：“你们说话声音大一点，因为要现场录音。”
在里屋等了一会，我看见墙上挂着一些询问方面的规定，包括被询问人的权利与义务等，屋顶的两个摄像头很有些阴森。
两名警察抱着一台“联想”手提电脑进来，坐到我对面的桌子后，其中一名是一直陪着我的，另一名是之前拿探测器检查我的。开始前，他们分别向我出示了《警官证》，并递了一页有关行政案件权利与义务的《告知书》，我对这种格式化的东西没有兴趣，随便扫了一眼并签上了名。他们不放心问我“看清楚了吗？”我说“字不多，看清楚了”。
随后询问正式开始，时间大约是9月1日凌晨1点左右。两名警察表情一般，谈不上友好也说不上严肃，反正就很平常的样子。先是询问姓名、出生年月、个人简历等常规情况，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一名警察边问边在电脑上记录，另外一名在旁边陪同着，偶尔插几句话。下面进入“正题”。
问：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传唤你来吗？
答：我看了你们出示的《传唤证》，上面写着我涉嫌利用国际联网制作传播违法信息。
问：你知道你制作传播了什么违法信息吗？
答：我不清楚。你们可以告诉我。（对方没有回答我的反问。）
问：你有自己的微博和博客吗，是不是实名的？
答：有，一个新浪微博，一个腾讯微博，都是实名并经过认证的。新浪的叫做“尹鸿伟记者”，腾讯的叫做“尹鸿伟”，个人博客在网易，名称是“尹鸿伟的新闻博客”。
问：你经常在这些地方发表文章和言论吗？
答：经常发表，其中有我做记者写的文章，也有个人兴趣的一些信息和言论。
问：你发表过有关湄公河惨案的相关言论吗，发表过多少条，什么时候开始的，发表最后一条是什么时候，什么内容？
答：发表过，但是数量记不清楚了。从去年10月份惨案信息传出来后我就一直关注事件进展及发布消息。我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以记者身份报道的文章，另一种是个人发表在微博和博客上的消息。最后一条大约是8月28日发的，内容是缅甸政府同意临时性引渡糯康的助手到中国审判的消息，它是我从缅甸英文媒体上翻译过来的。
问：你的文章或者微博里内容是怎么来的？
答：一种情况是看国内外媒体的公开报道，包括中文和英文；另一种是自己采访来的。
问：你怎么核实这些消息的真实性？
答：以记者的职业经验进行核实，觉得是客观、真实的消息就报道，同时报社还有编辑审核；有些内容在报纸上刊登，其他一些内容或者发了微博。
问：《糯康归法 震慑金三角各路毒枭》这篇文章是你发表在网络上的吗，这篇文章是怎么来的？
答：这篇文章是我今年5月份接受报社的采访任务完成的，并且公开发表在我工作的报纸上的，然后我把它转贴到了我的个人博客里，同时摘录了几句话发到了微博里。
问：你获取文章中的信息采访了什么人，接触了哪些人？
答：这个我不方便说，我是记者，必须有职业道德。如果你们一定想知道，请与我工作的报社领导联系。
问：你发表这篇文章，有什么样的个人观点？
答：我没有什么个人观点，只是客观报道了被采访对象的话语，以及其他采访到的情况，新闻作品一般不允许有记者个人的观点。
问：《中国已经形成“禁毒利益集团”？》这篇文章也是你发表在网络上的吗，这篇文章又是怎么来的？
答：由于我关注东南亚问题已经十多年，对于缅甸及金三角的情况非常熟悉，尤其是那里毒品长期泛滥的情况。今年5月份，我看到很多中外警方的公开资料，包括联合国公布的一些数据，发现里面蹊跷很多。同时，当时有多家媒体不断宣扬：“金三角新教父”糯康之所以不喜欢中国人，是因为对中国推行的“替代种植”不满，断了他的毒品生意来路。我当时就觉得这些报道有问题，甚至是不正确的。我于是在微博上发表了意见，希望引起大家对中国禁毒情况，“替代种植”等政策的关注与讨论。的确很多网友都在后面发表了意见，虽然我不完全赞同他们的观点，但是觉得这样的讨论有些价值，于是把他们的言论收集起来，配上了几句导语，并且在评论话语当中找到了标题的来源，随后贴到了我的个人博客里，文章就这样形成了。
问：你怎么核实里面的内容，你这篇的观点是什么？
答：凭自己多年的记者经验判断，当然像联合国网站公布的数据我想是没有必要再去核实的。我发表这篇文章不存在什么观点，也就是想和大家共同讨论一下这些问题，当然如果能够引起社会关注，引起政府重视更好。
问：关于这两篇文章，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答：没有了。我的本意依然是关心湄公河惨案真相，希望弄清楚谁是杀害我们13名同胞的真凶。
问到这里，两名警察私下交流了一下，期间他们给我加了一次水，我要求上了一次卫生间。一名警察陪着我同去，金牛派出所的卫生间卫生情况一般般，有些设备已经破损，但窗户非常高，铁栏杆很粗，显然被抓进来的坏人都无法从这里逃出去。
问：你为什么要上网，包括在微博、博客里发表文章和言论？
答：我是记者，上网是我的必备工作。我上网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和广大网友交换、交流信息；二是为个人和报社的文章扩大宣传；三是寻找到采访的对象和线索。
问：今天我们的询问就到这里，你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我们有没有刑讯逼供等违法犯罪行为？
答：没有。
随后两名警察继续问了一些程序化问题，便把询问笔录打印出来让我过目。我仔细看了一遍，记录其实很简单，内容远比口头说的少，当然他们有全程录象和录音可以弥补。我找出了两个地方要求修改，一是说我“以记者的主观职业经验进行核实”，二是没说我“为报社的文章做宣传”；我当即要求警察删除、补充，并表示不答应我不签字，我还笑着说“别老想把问题全部栽到我个人头上”，他们考虑了一下照办了。我看了重新打印来的内容，签了字盖了手印。
我问了一下时间，大约是两点四十分，这样算下来，询问时间大约是两小时。两名警察显得累了，走出去抽烟，换了一个治安员进来看着我，我俩目光挺茫然地互相盯着，幸好我是记者过惯了夜生活，而且经常是夜越深越精神。
没有人告诉我在等待什么，还要等待多久。询问室里空气不太好，期间我还脱掉了外面的衬衫。
大约9月1日凌晨3点，从来没有露过面的三名便衣走了进来，其中年老点的坐到我正对面，一名年轻的坐到他旁边，另一名坐到我身后，显然是为了保卫领导安全。
他看了看手里拿着的材料，开始对我说：“我们通过录象观看了整个询问过程……”我伸手拦住他的话：“你是谁？你是干什么的？”他有点尴尬：“我是西山公安分局的副局长，我姓X，我现在正式与你谈话。”我说：“可以，你请说。”
这名副局长显然有备而来，滔滔不绝地对我说了一大通，内容包括警方是在依法办事，完全按照程序进行，一定不会违法乱纪，希望我回去后好好学习一下网络安全方面的法律，最好请个律师解释一下具体内容，同时肯定我是有文化、有素质，容易沟通的人，我配合着他的话连连点头。他强调：“你的事情已经正式立案，本来我们也不想搞这么大，毕竟你的身份特殊，又是记者，我们很慎重；所以之前打电话约你，但你不愿意来，我们只好传唤你了。”
我说：“之前我接到两次电话，一次在外面出差，另一次希望你们提供有关法律手续，但没有说不来。任何公民都应该配合警方的合法行动，我也不例外。但是我对你们深夜突然闯到我家很有意见。”他又问我除了询问笔录的内容，还有没有其他想说的，我表示没有了。
他表示欢迎我对警方的工作方法提出意见，但是希望我走正规途径。同时他告诉我自己是从事禁毒工作多年的老警察，认为我的文章和观点对禁毒警察了解不够，甚至有许多误解。他还希望我过几天有空去他的单位做客，想和我详细讨论一下有关禁毒方面的工作，甚至带我到基层走走，体验一下禁毒警察的危险与辛苦，我当场答应“有空一定去拜访你，和你交个朋友，也想多了解你们的禁毒工作”。
说实话，我和副局长的交流比较畅快，对他的印象也不差。他最后说：“糯康的案件9月5日要在昆明中院开庭审理你知道了吗？”我说：“知道，许多死者家属和律师已经告诉过我。”
他希望我有空去法庭听一下，然后按照法院公布的情况进行报道，而不是凭记者的采访和猜测，因为猜测的东西不一定准确，万一有错误，可能会对国家形象、国家安全带来负面影响，如果是法院判决和公开的内容，我报道出来就不会有问题了。我也答复他会争取去，因为探询湄公河掺案真相，关心13名中国同胞死因是我一直在做的事情，也因此才会被弄到这里来接受询问。
副局长最后向我表达了两个意思：一是我的问题不算大，不用担心；二是糯糠案件的审理是一件大事情，中央领导也非常重视，希望我能够理解和配合警方的工作。我表示，之前无论从工作角度还是朋友角度，警方从来没有与我的单位或者我个人有过联系，因此有些情况我们也不清楚，只是按照媒体的惯性和记者的责任在工作、在报道。
副局长走后，先前询问我的一名警察留了下来，随后带头敲我家门的警察万敏突然进来了，并且很热情地叫我：“老尹。”
我们三人慢慢熟悉起来，开始天南海北瞎聊，我除了发现万敏并不知道“湄公河惨案”，还发现我们其实有这一些共同认识的朋友，我还向他们吹嘘了一下自己的“光荣历史”：“想当初我在云南日报做记者时，你们昆明市公安局当时的局长可是经常主动请我写文章呢，你们的许多好人好事都是我写的。”万敏很聪明地批评我：“你经常从我们派出所门口过，从来不进来坐坐，所以我们都不认识你，弄得今天搞出这么大事情来。”我当即表示：“你们是执行上级命令，主要责任不在你们。”
差不多接近凌晨四点，先前询问我的警察拿着牛皮纸信封进来了，让我把东西清点一下，签字收回，我知道事情快结束了。
万敏让我再等一下，他出去看看情况。我看了看手机，上面有许多未接电话和新短信，由于我事先调到了震动，所以没有铃声骚扰到警察们，没有被他们关掉，这样能让外面关心我的朋友们知道“还在谈话中”。
轻松下来后，我突然才想起我的朋友左丘失明，现在他在哪里呢？还有远在广州的报社副总编赵世龙，他有没有睁着眼睛等我的电话？由于担心不能公开打电话，我于是迅速给左丘失明和赵世龙同时发了条短信：“快谈完了。”现场似乎大家都累坏了，也没有人再管我的行动了，随后一名警察跑进来来对同事说“天天加班太累了”，我借机调侃“你们这么多人都辛苦陪着我，真是不容易”，他对我笑笑没有继续说话。
终于，有警察进来告诉我“可以走了”，并说“万敏开车送你回去”。我表示“算了，我现在不能回家，还要去找我的朋友”，有警察在旁边说“他的几个朋友一直在外面等着他，估计我们不用送了”。我当时听了心里一热，但是没有在警察面前表现什么表情。我听到另外又有警察说：“就是这些网民，总是把事情弄得乱七八糟的。”
随后我和询问我的两名警察友好挥手道别，万敏则一路陪我出来，和我互留电话，并表示以后“作为朋友私下一起聚聚，再约上其他那些我们共同认识的朋友”。我们双方的热情劲一定让不了解情况的人产生误会，仿佛我和他是非常熟悉的朋友。
走出派出所大门，我看见有四五个男人正在昏暗的灯光下，就着一个小凳子打牌，其中有我认识的左丘失明、霍泰安，还有我当时还没有见过面的其他三位网友。我让万敏不要再送我，同时接过霍泰安特意准备的一大杯热咖啡，突然觉得自己其实是个很幸福的男人，有这么多的兄弟朋友惦记着。
而小编想说的是：总有人在昏暗的灯光下等你，或者以各种方式惦记着你。
原本以为这是一个宁静、祥和的夜晚，差不多时间就洗洗睡了。2012年8月31日，因为是周末，7岁多的女儿一直在家中开心地走来跑去，不愿意上床睡觉，我则按照平常习惯看着电脑。
大约23点，一阵急促、粗鲁的敲门声突然响起。这样的情况以前有过，经常是隔壁的小男生想过来找同学玩（我们小区保安严密，一般人深夜进不来）。估计女儿和我想的一样，兴冲冲地跑过去开了门（事后我责备她没有好好听爸爸讲《狼外婆的故事》），当时我正在里屋准备换衣服，听到一个陌生男声：“请问这里是不是尹鸿伟家？”而且似乎有好几个人的杂乱脚步声。
随后我听到正在客厅看电视的太太问对方：“你们是什么人？想干什么？”对方说：“我们是金牛派出所的，现在要传唤尹鸿伟，你是他什么人？”
正在他们双方对话时，女儿惊恐地跑进来扑到我的怀里：“爸爸，外面有些人找你，他们是不是坏人？”随后我听见太太说：“深更半夜都要睡觉了，你们要找什么人，明天再来，他不在。”对方表示想进来看看我在不在，我太太说：“你们没有《搜查证》，不准进我家。”随后我听见她把门关上了，但是外面的人一直粗暴地敲门、按门铃，并高声叫着我的名字。
由于当时我就在电脑前，第一时间就想着要赶快把信息发出去，告诉所有的朋友和网友。由于之前金牛派出所已经电话传唤过我，被我拒绝，而且我已经在微博上公布过这些信息，因此我知道警察们不会善罢甘休，应该是有备而来，并且志在必得了。
我当时有最坏的打算，即使警察要破门而入，也需要过程，所以我的应对时间是充足的。我于是迅速在微博发出了“金牛派出所警察闯进我家了！”的信息，时间是（8月31日23:09）和（8月31日 23:09:18）。随后我马上拨通了朋友左丘失明的电话，他听了后表示马上赶来我家，并让我暂时不要出去。我随后打了电话给远在广州的报社副总编赵世龙，告诉他不准睡觉等着我的消息，他表示如果情况不对，天亮就马上飞到昆明来；我又打了云南电视台一位朋友的电话，但她好象要问我的问题太多，我没有时间向她解释，就把电话挂了，但她随后联系了昆明市公安局西山分局的纪委书记，强调“要保证记者的生命安全”。
在这个过程中，警察们一直在拼命敲门，我似乎还听到我的女邻居打开门出来大声抗议，敲门声才小了下来（我们平时邻居关系不错，孩子又在同一所小学读书，我当时心里很感谢她的勇敢）。我便一边换衣服一边等着左丘失明的到来。女儿则一直害怕地围在我身边，一直昂着小脑袋问我“爸爸，怎么办？”我安慰她不用害怕，“爸爸有办法对付”，同时又发布了一条“他们守在门口，左丘失明正在赶来我家”的微博，当时已经有许多人在转发我之前的消息。
由于左丘失明家离我不远，差不多10几分钟就来到了，把他迎进家，他告诉我“既然对方有法律手续，就陪他们去”，我当即表示同意他的意见，便打开门一起走了出去。
走出家门，我看见三四名制服警察和三四名便衣站在过道里，还有两名我们小区的保安陪着。一名制服警察马上问我“你是不是尹鸿伟？”，我回答是，并让他们出示证件和法律手续。那名警察照办了，《警官证》上的单位是“昆明市公安局西山分局”，名字是“万敏”；《传唤证》上有我的名字，公章是“昆明市公安局西山分局金牛派出所”，传唤理由是“因你涉嫌利用国际联网制作传播违法信息”，其他时间等内容基本齐全。我看完后表示可以跟他们走，然后大家一起乘坐电梯，从我家32楼下到附一楼。
到了警车旁边，左丘失明问“能不能一起搭车去？”，但被万敏拒绝，让他要去派出所就自己想办法，这样我就只能和他分开了。我上了警车，一共三名着装警察陪着我，万敏开车，显然他是带队进行传唤行动的。
金牛派出所离我家很近，差不多两分钟就到了。大门口下车，我发现派出所的整栋办公楼灯火通明，但是很安静；二楼窗户里有不少人探头出来看我走进来，有警服也有便衣，我顿时觉得这阵势不小，今晚势必一场消耗仗。
警察把我带进一楼一间“询问室”里，让我等着，并留下一人陪同我。其他人开始进进出出，似乎在做“战前准备”。我闲着没事，随意观察了一下询问室，其分为里外两间，中间没有门；外面一间有张办公桌，上面有可升降的数码相机，屋顶有摄像头，另外还有一些政策法规告示，门边有一台红外线的身高测量仪，显然许多人的“犯罪嫌疑人照片”就是这样拍摄出来的。不过，警察们一直没有给我留张影。
我又走过去伸头看了里面，两张桌子、四把椅子，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关注的，但屋顶两个角落里仍然都有摄像机。
由于外面的人一直在准备，看着我的警察似乎也觉得无聊，于是主动和我聊了几句，比如“住的房子有多大？多少钱买的？女儿在哪里上学？”等。
我敷衍了几句后问他：“为什么半夜三更闯我家里去？而不是电话通知一下‘有法律手续’，让我到派出所来？大家都是有儿有女的人，有没有考虑过会吓着小孩？”他似乎觉得有点尴尬，只表示他们都是按照法律规定办，“各人对这些问题的理解不一样”。我又问他：“是不是怕我逃跑了，以后不好抓？你知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犯得上跑吗？”他对我的提问敷衍着，只表示“等会再说”。
我还提醒他：“你们是警察，应该带头守法，遵守程序。我太太也是警察，知道你们没有《搜查证》，不让你们进家门是对的。当然，你们站在门口是可以的。”
这个过程中，门外面不断有警察、便衣走来走去，并纷纷侧头看我，我有点不耐烦了，并催“你们能不能弄快点？”我还告诉警察，“我也在大学里教法制新闻写作课程，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情，刚好可以看看云南警察办案的水平如何，是否按照法律程序做事情”，他表示“一定会按照程序进行”。
过了一会一名戴眼镜的便衣走了进来，让我“再等一下”。我问他：“你是干什么的？是警察还是老百姓？”他似乎有点尴尬，掏出《警官证》来让我看了看。我又说：“找个地方坐着行不行？这样站着耗体力没有意义吧？”他表示很快准备好了，到里面的房间就可以坐。又过了一会，一名警察用纸杯装了温开水递给我，我表示了感谢。
刚喝两口水，另外一名年轻警察拿着一些资料和一把探测仪进来，先让我在《传唤证》上签名、盖手印，又表示按照法律规定，我必须交出除了现金之外的所有物品，并拒绝了我“录音”的要求。我按照要求掏出了衣袋里的东西，他用探测仪在我全身上下绕了一通，感觉和乘飞机安检差不多。随后他把我的物品一一登记，装入一个牛皮纸信封密封起来，写了两份登记册并给了我一份，同时要求我在重要部位全部按了手印。
一切准备就绪，之前出现过的戴眼镜便衣又进来说“可以开始了”，我到里屋的椅子落座后，他又进来提醒：“你们说话声音大一点，因为要现场录音。”
在里屋等了一会，我看见墙上挂着一些询问方面的规定，包括被询问人的权利与义务等，屋顶的两个摄像头很有些阴森。
两名警察抱着一台“联想”手提电脑进来，坐到我对面的桌子后，其中一名是一直陪着我的，另一名是之前拿探测器检查我的。开始前，他们分别向我出示了《警官证》，并递了一页有关行政案件权利与义务的《告知书》，我对这种格式化的东西没有兴趣，随便扫了一眼并签上了名。他们不放心问我“看清楚了吗？”我说“字不多，看清楚了”。
随后询问正式开始，时间大约是9月1日凌晨1点左右。两名警察表情一般，谈不上友好也说不上严肃，反正就很平常的样子。先是询问姓名、出生年月、个人简历等常规情况，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一名警察边问边在电脑上记录，另外一名在旁边陪同着，偶尔插几句话。下面进入“正题”。
问：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传唤你来吗？
答：我看了你们出示的《传唤证》，上面写着我涉嫌利用国际联网制作传播违法信息。
问：你知道你制作传播了什么违法信息吗？
答：我不清楚。你们可以告诉我。（对方没有回答我的反问。）
问：你有自己的微博和博客吗，是不是实名的？
答：有，一个新浪微博，一个腾讯微博，都是实名并经过认证的。新浪的叫做“尹鸿伟记者”，腾讯的叫做“尹鸿伟”，个人博客在网易，名称是“尹鸿伟的新闻博客”。
问：你经常在这些地方发表文章和言论吗？
答：经常发表，其中有我做记者写的文章，也有个人兴趣的一些信息和言论。
问：你发表过有关湄公河惨案的相关言论吗，发表过多少条，什么时候开始的，发表最后一条是什么时候，什么内容？
答：发表过，但是数量记不清楚了。从去年10月份惨案信息传出来后我就一直关注事件进展及发布消息。我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以记者身份报道的文章，另一种是个人发表在微博和博客上的消息。最后一条大约是8月28日发的，内容是缅甸政府同意临时性引渡糯康的助手到中国审判的消息，它是我从缅甸英文媒体上翻译过来的。
问：你的文章或者微博里内容是怎么来的？
答：一种情况是看国内外媒体的公开报道，包括中文和英文；另一种是自己采访来的。
问：你怎么核实这些消息的真实性？
答：以记者的职业经验进行核实，觉得是客观、真实的消息就报道，同时报社还有编辑审核；有些内容在报纸上刊登，其他一些内容或者发了微博。
问：《糯康归法 震慑金三角各路毒枭》这篇文章是你发表在网络上的吗，这篇文章是怎么来的？
答：这篇文章是我今年5月份接受报社的采访任务完成的，并且公开发表在我工作的报纸上的，然后我把它转贴到了我的个人博客里，同时摘录了几句话发到了微博里。
问：你获取文章中的信息采访了什么人，接触了哪些人？
答：这个我不方便说，我是记者，必须有职业道德。如果你们一定想知道，请与我工作的报社领导联系。
问：你发表这篇文章，有什么样的个人观点？
答：我没有什么个人观点，只是客观报道了被采访对象的话语，以及其他采访到的情况，新闻作品一般不允许有记者个人的观点。
问：《中国已经形成“禁毒利益集团”？》这篇文章也是你发表在网络上的吗，这篇文章又是怎么来的？
答：由于我关注东南亚问题已经十多年，对于缅甸及金三角的情况非常熟悉，尤其是那里毒品长期泛滥的情况。今年5月份，我看到很多中外警方的公开资料，包括联合国公布的一些数据，发现里面蹊跷很多。同时，当时有多家媒体不断宣扬：“金三角新教父”糯康之所以不喜欢中国人，是因为对中国推行的“替代种植”不满，断了他的毒品生意来路。我当时就觉得这些报道有问题，甚至是不正确的。我于是在微博上发表了意见，希望引起大家对中国禁毒情况，“替代种植”等政策的关注与讨论。的确很多网友都在后面发表了意见，虽然我不完全赞同他们的观点，但是觉得这样的讨论有些价值，于是把他们的言论收集起来，配上了几句导语，并且在评论话语当中找到了标题的来源，随后贴到了我的个人博客里，文章就这样形成了。
问：你怎么核实里面的内容，你这篇的观点是什么？
答：凭自己多年的记者经验判断，当然像联合国网站公布的数据我想是没有必要再去核实的。我发表这篇文章不存在什么观点，也就是想和大家共同讨论一下这些问题，当然如果能够引起社会关注，引起政府重视更好。
问：关于这两篇文章，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答：没有了。我的本意依然是关心湄公河惨案真相，希望弄清楚谁是杀害我们13名同胞的真凶。
问到这里，两名警察私下交流了一下，期间他们给我加了一次水，我要求上了一次卫生间。一名警察陪着我同去，金牛派出所的卫生间卫生情况一般般，有些设备已经破损，但窗户非常高，铁栏杆很粗，显然被抓进来的坏人都无法从这里逃出去。
问：你为什么要上网，包括在微博、博客里发表文章和言论？
答：我是记者，上网是我的必备工作。我上网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和广大网友交换、交流信息；二是为个人和报社的文章扩大宣传；三是寻找到采访的对象和线索。
问：今天我们的询问就到这里，你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我们有没有刑讯逼供等违法犯罪行为？
答：没有。
随后两名警察继续问了一些程序化问题，便把询问笔录打印出来让我过目。我仔细看了一遍，记录其实很简单，内容远比口头说的少，当然他们有全程录象和录音可以弥补。我找出了两个地方要求修改，一是说我“以记者的主观职业经验进行核实”，二是没说我“为报社的文章做宣传”；我当即要求警察删除、补充，并表示不答应我不签字，我还笑着说“别老想把问题全部栽到我个人头上”，他们考虑了一下照办了。我看了重新打印来的内容，签了字盖了手印。
我问了一下时间，大约是两点四十分，这样算下来，询问时间大约是两小时。两名警察显得累了，走出去抽烟，换了一个治安员进来看着我，我俩目光挺茫然地互相盯着，幸好我是记者过惯了夜生活，而且经常是夜越深越精神。
没有人告诉我在等待什么，还要等待多久。询问室里空气不太好，期间我还脱掉了外面的衬衫。
大约9月1日凌晨3点，从来没有露过面的三名便衣走了进来，其中年老点的坐到我正对面，一名年轻的坐到他旁边，另一名坐到我身后，显然是为了保卫领导安全。
他看了看手里拿着的材料，开始对我说：“我们通过录象观看了整个询问过程……”我伸手拦住他的话：“你是谁？你是干什么的？”他有点尴尬：“我是西山公安分局的副局长，我姓X，我现在正式与你谈话。”我说：“可以，你请说。”
这名副局长显然有备而来，滔滔不绝地对我说了一大通，内容包括警方是在依法办事，完全按照程序进行，一定不会违法乱纪，希望我回去后好好学习一下网络安全方面的法律，最好请个律师解释一下具体内容，同时肯定我是有文化、有素质，容易沟通的人，我配合着他的话连连点头。他强调：“你的事情已经正式立案，本来我们也不想搞这么大，毕竟你的身份特殊，又是记者，我们很慎重；所以之前打电话约你，但你不愿意来，我们只好传唤你了。”
我说：“之前我接到两次电话，一次在外面出差，另一次希望你们提供有关法律手续，但没有说不来。任何公民都应该配合警方的合法行动，我也不例外。但是我对你们深夜突然闯到我家很有意见。”他又问我除了询问笔录的内容，还有没有其他想说的，我表示没有了。
他表示欢迎我对警方的工作方法提出意见，但是希望我走正规途径。同时他告诉我自己是从事禁毒工作多年的老警察，认为我的文章和观点对禁毒警察了解不够，甚至有许多误解。他还希望我过几天有空去他的单位做客，想和我详细讨论一下有关禁毒方面的工作，甚至带我到基层走走，体验一下禁毒警察的危险与辛苦，我当场答应“有空一定去拜访你，和你交个朋友，也想多了解你们的禁毒工作”。
说实话，我和副局长的交流比较畅快，对他的印象也不差。他最后说：“糯康的案件9月5日要在昆明中院开庭审理你知道了吗？”我说：“知道，许多死者家属和律师已经告诉过我。”
他希望我有空去法庭听一下，然后按照法院公布的情况进行报道，而不是凭记者的采访和猜测，因为猜测的东西不一定准确，万一有错误，可能会对国家形象、国家安全带来负面影响，如果是法院判决和公开的内容，我报道出来就不会有问题了。我也答复他会争取去，因为探询湄公河掺案真相，关心13名中国同胞死因是我一直在做的事情，也因此才会被弄到这里来接受询问。
副局长最后向我表达了两个意思：一是我的问题不算大，不用担心；二是糯糠案件的审理是一件大事情，中央领导也非常重视，希望我能够理解和配合警方的工作。我表示，之前无论从工作角度还是朋友角度，警方从来没有与我的单位或者我个人有过联系，因此有些情况我们也不清楚，只是按照媒体的惯性和记者的责任在工作、在报道。
副局长走后，先前询问我的一名警察留了下来，随后带头敲我家门的警察万敏突然进来了，并且很热情地叫我：“老尹。”
我们三人慢慢熟悉起来，开始天南海北瞎聊，我除了发现万敏并不知道“湄公河惨案”，还发现我们其实有这一些共同认识的朋友，我还向他们吹嘘了一下自己的“光荣历史”：“想当初我在云南日报做记者时，你们昆明市公安局当时的局长可是经常主动请我写文章呢，你们的许多好人好事都是我写的。”万敏很聪明地批评我：“你经常从我们派出所门口过，从来不进来坐坐，所以我们都不认识你，弄得今天搞出这么大事情来。”我当即表示：“你们是执行上级命令，主要责任不在你们。”
差不多接近凌晨四点，先前询问我的警察拿着牛皮纸信封进来了，让我把东西清点一下，签字收回，我知道事情快结束了。
万敏让我再等一下，他出去看看情况。我看了看手机，上面有许多未接电话和新短信，由于我事先调到了震动，所以没有铃声骚扰到警察们，没有被他们关掉，这样能让外面关心我的朋友们知道“还在谈话中”。
轻松下来后，我突然才想起我的朋友左丘失明，现在他在哪里呢？还有远在广州的报社副总编赵世龙，他有没有睁着眼睛等我的电话？由于担心不能公开打电话，我于是迅速给左丘失明和赵世龙同时发了条短信：“快谈完了。”现场似乎大家都累坏了，也没有人再管我的行动了，随后一名警察跑进来来对同事说“天天加班太累了”，我借机调侃“你们这么多人都辛苦陪着我，真是不容易”，他对我笑笑没有继续说话。
终于，有警察进来告诉我“可以走了”，并说“万敏开车送你回去”。我表示“算了，我现在不能回家，还要去找我的朋友”，有警察在旁边说“他的几个朋友一直在外面等着他，估计我们不用送了”。我当时听了心里一热，但是没有在警察面前表现什么表情。我听到另外又有警察说：“就是这些网民，总是把事情弄得乱七八糟的。”
随后我和询问我的两名警察友好挥手道别，万敏则一路陪我出来，和我互留电话，并表示以后“作为朋友私下一起聚聚，再约上其他那些我们共同认识的朋友”。我们双方的热情劲一定让不了解情况的人产生误会，仿佛我和他是非常熟悉的朋友。
走出派出所大门，我看见有四五个男人正在昏暗的灯光下，就着一个小凳子打牌，其中有我认识的左丘失明、霍泰安，还有我当时还没有见过面的其他三位网友。我让万敏不要再送我，同时接过霍泰安特意准备的一大杯热咖啡，突然觉得自己其实是个很幸福的男人，有这么多的兄弟朋友惦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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