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GOCN这是一个真实总比虚构离奇的时代
事实比编造的故事更离奇。富于想象力的作家有时也不能不感到最好是向读者大众鞠躬告别，体面地搁笔引退，因为生活总能轻易地胜过他幻想杜撰的作品。 ——茨威格
从沈勇平，到浦律等人（其他人的相关文章详见以下），再到7日凌晨的LGBT公益人。一次次、一个个地失去联系。或者你知道他们，或者并不曾听说。但我们可以从旧文中重温他们的心声，从简单的事件陈述中看见他们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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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友渔：克服恐惧也是爱国》
2014年05月07日 来源：律师文摘
1987年，我去前南斯拉夫开一个国际学术会议。
在贝尔格莱德游览，颇感不便，因为当地能用外语交流的人很少。但我运气太好，有一个很有风度的老人主动与我搭讪，并引领我走了半个贝尔格莱德。
老人家辛劳了半天，我得表示感谢。我请他随我到宾馆，邀请他到我的房间喝咖啡，但老人突然变得很恐惧，坚决不肯，而且左顾右盼，一副提心吊胆的样子。大惑不解了好一阵，我猛然醒悟过来。我请老人等我一下，上楼去取了一把中国折扇，等我返回宾馆大门，却不见了他的踪影。最后，我好不容易在远离宾馆的一个角落找到他，赠送了礼品，分手时，我明显感到老人的高兴和恋恋不舍。
那一天余下的时间我一直陷入沉思，我感觉到了我久违了的东西，那就是：人的恐惧，恐惧因为与外国人接触而受到警察的盘问和追究。顿时，我对这个美丽国度的好感大大降低了，对那位能讲外语，热情好心的老人充满同情和怜悯，我眼前不时浮现他接受我的礼物时既高兴又有点忧虑的表情。
其实，我对那种东西应该不陌生，我离开中国到英国牛津大学进修才一年；其实，南斯拉夫当时还是我们改革开放学习的样板。这次遭遇使我树立了一个信念：一个国家，纵有千般好处，如果它使自己的人民有恐惧感，那人们很难尊敬它，对它爱得起来。
这次遭遇使我首次以外国人的角度打量一个国家：使人民恐惧或敬畏，也许是让统治者或警察舒服的事，但对国家是有害的，这会使很多人对它失去尊敬。
从那以后，尤其是学成归国后，我经常提醒自己，如果我表现得畏畏缩缩、连说话都不敢畅所欲言，连见人都要考虑再三，那我得到的是怜悯，我的祖国失去的是尊敬。我要求和鼓励自己，在人面前，包括在外国人面前，自然也包括面对媒体，我应该大方、自信，让人看不到恐惧的踪影。
我知道我的所作所为有一厢情愿的成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我的表现和姿态。因为在我身上看不到恐惧而说恐惧不存在，是可笑的。
但另一方面，我坚信我的做法是有意义的。第一，从根本上说，克服恐惧确实是高度爱国的行为，而不是粉饰太平，如果我们在最本真的含义上理解“国家”这个概念的话；第二，恐惧固然并非产生于人们的恐惧心态，但人们不惧怕的心态绝对是消除恐惧的动因和前提。
从某种意义上说，律师是帮助人们克服恐惧和建立爱国心的高尚职业。捍卫法律和公正的律师是一切守法的公民的一道安全屏障，使人们对国家的正义有信心。
《郝建：哈维尔，世界的精神财产》
南都周刊2011年度第50期
12月18日晚，在微博上看到捷克前总统哈维尔逝世的消息，一时竟无语，极度悲哀。从来没有一个总统有他这样多的“头衔”：剧作家、诗人、异见人士、刑满释放人员、政治家、哲学家，坐监狱劳动时，还当过电焊工。音乐人左小祖咒还说他是“一个摇滚总统”，是的，他当总统时做的一个工作是把天鹅绒乐队邀请到捷克去演出。哈维尔也是捷克地下摇滚乐团“宇宙塑料人乐团”的铁杆歌迷，曾发表一份著名的文件，声援当时被捕的乐队成员。哈维尔多年后回忆，“我突然领悟到，不管这些人的语言多么粗俗，头发多么长，但真理在他们这边”。
1975年，哈维尔写了《给胡萨克总统的公开信》，将一个选择放在总统和每一个公民的鼻子下面：是生活在谎言还是真实中。由于他这封信，一种人们竭力闭起眼睛不看的荒诞境遇多少变得有些不可回避。
1977年1月，哈维尔与追求自由的朋友们一起撰写并发表了要求保护自由的宣言，这份文件今天已经成为人们争取自由的典范章程。“反政治的政治”就首次出现于此文，该短语对“政治是肮脏的”这一颇有几分犬儒主义的流行说法提出有力的辩驳，它不再将政治定义为权力的游戏，而是一种有规则的游戏，一种人道的对话妥协。哈维尔和同仁们坚信：“没有共同拥有和普遍树立起来的道德价值和责任，也就没有法律和民主政治，甚至市场经济也不能恰当地运转”。
如今，哈维尔的许多理念已经成为世界的精神财产：活在真实中；“从小处着手！”；“无权者的权力”；政治的原点是有个性的人，必须唤醒个人的良知。这些理念让我想起王阳明的心学要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秉持着那些理念，哈维尔和他的同胞们把社会革命做得那样温柔、顺畅而感人，以至于世界居然用了一个十分美好而有质感的词来命名他们的惊天变革：“天鹅绒革命”。1989年，哈维尔被推举为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最后一任总统，1993年至2002年，他担任捷克独立后第一任总统。估计世界上的所有政治家都得带着点嫉妒心态承认：哈维尔是一个最不像总统的总统，最不务正业的总统。世界将记住哈维尔1990年新年作为总统发表的献辞：“人民，你们的政府还给你们了！ ”
在我眼中，哈维尔是个作家，业余时间曾经当过总统。有一次，当他跟同仁们起草一个政治文本时，他偷偷溜掉，跑到附近去看了一个先锋戏剧的首演。我总觉得他当政治家是被逼的，是他争取写作自由的副产品。他认为“我是一个作家，我的天职令我觉得道出我赖以生存的世间真理是我自己的责任”。除了《乞丐的歌舞剧》，他还出版过《反符码》，这是一本图像诗集，显然有当代艺术的特征。它既有象征派诗歌的风格，也有概念画作品的意味，有的诗篇与当下的网络调侃文体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模式》一篇只有几行：“最近几年我们在……方面，谁都不能否认，达到了最好的成绩，可是我们不能不说在某些方面还有一些缺点，主要是在……（下面是大半页纸的省略号）。”最后在页面底端一行是：“……方面，我们应该继续努力。”
哈维尔的政治行为和文学写作，对中国许多人来说是熟悉的、亲切的，他的言行和写作是思想火种。学者傅国涌在微博中表达对哈维尔的崇敬：“天鹅绒革命结束了冰冷的专制时代，哈维尔的意义不仅是东欧的，也是世界的。生活在真实中、无权者的权力……这些经典表述永远激励人类的心灵，不分国家和种族。”
是的，哈维尔与我等血肉相连。我看到，翻译哈维尔多篇文章的崔卫平在文风、思维方法和文学思想、政治理念等方面明显受到哈维尔的影响。她的文字带上了某种米兰·昆德拉所说的中欧小说传统的味道：深刻而睿智，富有哲理思辨色彩，还不时讲点幽默。崔卫平近年来的写作细致温润，思路颇为幽深，有的句子我要反复读两遍才能领悟其中三味。
我将记住，那天我是从作家和出版人徐晓的微博得知哈维尔逝世这一消息的。在那条传达噩耗的微博中，徐晓说：“一个真实的人，对二十世纪的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哈维尔的精神遗产早已超越了捷克，在这个世界上无处不在。”
《刘荻：不锈钢老鼠的自画像》
有一次“团体谘询”课上的活动：“写出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五样东西，然后依次划掉”，给我以颇多感触。
记得在《读者》上读过毕淑敏写的一篇文章，关于在师大读心理学时做的一次“价值观拍卖”活动。其中一项无人出价的东西，是“直言不讳的勇敢和百折不挠的真诚”。这句话让我颤栗，到现在我一直记著它。
那么就写一下我的价值观。
我在纸条上写下的五种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依次是“生命、自由、创造力、家人朋友、和我的理想”。划掉的顺序则相反。
在本文的提纲中，我用五种闪光的颜色把它们画出来：绿色代表生命，蓝色代表自由，紫色代表创造力，粉红色代表家人和朋友，金黄色代表我的理想。
我按划掉的顺序来写一下这五项。
首先划掉的两项，是“我的理想”和“家人朋友”。
我的理想是一个关于开放社会的理想。一个程式师朋友对我说，复杂的程式是生长出来的，不是计划出来的，任何其他的复杂系统也是如此：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也不是事先把一切都规划好：上帝先造出一个亚当，然后才发现需要有个夏娃。按照卡尔．波普的说法，我们今天不会知道明天的知识，因此也不会知道，明天的知识会使明天的世界发生什么改变。按照“混沌”的说法，一个小的扰动就会对全局产生大的影响。“一只蝴蝶在北京上空扇动翅膀，纽约就会有一场暴风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法预言未来。从柏拉图到马克思的关于“理想社会”的规划，无不代表了一种“理性的自负”。波兰科幻小说作家莱姆在作品中说：“我们可以把行星变成方的，给彗星按上轮子，难道这样宇宙会变得更美好？”所有的“乌托邦”都有一个关于自由的悖论：“乌托邦”都声称自己是自由的（看来自由是个好字眼），而今天的世界是不自由的；但是，未来的人们生活在由今天这些“不自由”的人们设计规划好的世界里，而不是由他们自己决定自己生活的世界，还能说是“自由”吗？波普把每个人都面临选择的社会叫做开放社会，用以反对决定论，而这正与注重“此时此地”和选择自由的存在主义心理学有了共同之处。这正是我的理想和信念。
在什么情况下会放弃自己的理想？首先还是出于自由主义的信念：自由主义也是一种个人主义，它以个人的生命、自由和幸福为根本，它承认每一个人都是有限的。对于个人来讲，有比关于社会的理想更重要的东西……
为什么会首先划掉“家人朋友”？？
记得王怡讲的一部电影：一场战争，儿子为了祖国而参战，而父亲参战的原因，是为了和儿子一起活著回来。王怡说，多少为了“崇高理想”的豪言壮语，都不如这个为了儿子参战的父亲更让他感动。
《1984》中的温斯顿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在严刑拷打之下，也放弃了对真理和自由的追求（“所谓自由就是说2+2=4的自由”）；但最让他割舍不下的，是对裘丽亚的爱（与裴多菲的诗作对比：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但温斯顿也许说明：情感是态度的最基本成分，比认知和行为更重要）；只有人性本身的弱点能让温斯顿抛弃它。
但是我要解释几点：1、我认为失去家人和朋友不仅仅可以意味著他们的死亡，也可以意味著他们离你而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毕竟也是“身外之物”；2、情感一向是我的大问题，这一点下文再详细说明。
下一个划掉的是创造力。
有人觉得我投机和善变，因为听说我是学心理的之后，她给我出了一道“心理测验”题：假如有一天你在家的时候，外边下起大雨需要你关窗子；孩子在哭需要你抱起来哄他；自来水笼头在花花地流著水，需要你把它关掉；与此同时电话铃在响；还有人在敲门。这么多的事情里，请问你先干哪一件，后干哪一件？我的回答肯定没让她满意，因为我说：哪件离的我近我先干哪件。事实也是如此：我所喜欢的从来不是所谓“立场坚定”的人，而是马克吐温笔下那些“上午替共和党写传单，下午替民主党做演讲”的那些“善变”的家伙。我也从来不会煽情，要想“感动”我，非得给我以智力上的吸引不可。对我来说，新奇有趣有时甚至比道德更重要。因此我十分反感各种形式的僵化和教条，其中也包括自由主义的教条。有人认为自由主义者是保守主义者，对新奇的事物持警惕态度；有些自由主义者不喜欢“后现代”。我倒是觉得那些新奇的东西十分有趣，而且看我们怎么应用了。也许我不是完全像自由主义者，但是我也希望不要把自由搞成僵化的教条。
在什么情况下会划掉创造力？有人把创造力看得高于生命。王小波的小说里写到：“我们知道，海明威在六十岁上感到自己丧失了创造力，就用猎枪把脑子轰掉。川端康成在七十岁上发现自己没有了创造力，就叼上了煤气管。”但是对于我来说，没有生命就没有一切，在这种选择面前，我只能划掉创造力了。
最后划掉的是自由。
对我来说，自由不仅仅包括外在的自由，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心理上的自由。这就是人本主义心理学所说的对资讯开放。头脑中没有僵硬难改的条条框框，这样我们可以不受过去和将来的限制，自由地为此时此地做出选择，同时面对不确定的将来。这样我们可以容忍如行云流水一般的生活本身的不确定性，而这也正是创造的源泉。那些“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权力主义者不能容忍丝毫的不确定性，他们生活的每分每秒都是被计划好的，而这样他们也就失去了自由，成为了自己计划的奴隶。
放弃这一项时我想了很多，包括裴多菲的那首诗。虽然后来在小组讨论时，我说裴多菲的自由是祖国的自由，而在很多时候正是“祖国”这项价值观导致了战争。但这也不是我放弃“自由”的理由，而是，我感到，最难超越的还是生命本身。
生命中最重要的是生命本身，这似乎有些重复。但是我想，生命中确实是有一些时候需要你做出“To be or not to be”的选择的。我很害怕死，“害怕死的人一定也害怕生”。但是像生命对于我们每个人只有一次一样，死亡对我们来说也只有一次：我怎么能对死亡做好准备？我以前从来没死过啊！生命本身也有同样的荒谬：我不知道自己生命的意义？可是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我自由选择的啊！
讨论的时候，有人问我的“生命”这一项的意义是不是和“健康”类似。我说不是，失去了健康的人，仍然是可能有生命的。
讨论时，有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是“快乐”，于是我问：假如有一种药，吃了它你不需付出任何努力就可以得到极大的快乐，而且又没有副作用，那你会不会选择这种“快乐”呢？虽然我的伦理观也是“快乐主义”，但我还是要问自己。
这种药就是《美丽新世界》里的索麻。冯尼格的一篇小说也提到过类似的设想：这种快乐会给人类带来什么？
《美丽新世界》的作者奥尔德斯．赫胥黎后来一直在寻找类似索麻的“完美毒品”，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在“现在人人都快乐”的“美丽新世界”，野人却要求不快乐的权利。因为在没有不快乐的权利的地方，争取不快乐的权利就是争取选择的自由。
最后说说我最大的问题：读《美丽新世界》的时候，我觉得我就像柏纳：在思考的时候是成人，在情感方面是婴孩。真正遇到问题的时候，很难控制自己的感情（虽然可以不让别人看出来），也很难表达感情。所以我一般觉得感情没什么意义，也往往难以理解别人的情感表达；不喜欢煽情只会冷嘲热讽。可是，我现在觉得这是我的一个大问题，需要在这方面得到帮助。 (２００２年７月２５日)
从沈勇平，到浦律等人（其他人的相关文章详见以下），再到7日凌晨的LGBT公益人。一次次、一个个地失去联系。或者你知道他们，或者并不曾听说。但我们可以从旧文中重温他们的心声，从简单的事件陈述中看见他们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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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友渔：克服恐惧也是爱国》
2014年05月07日 来源：律师文摘
1987年，我去前南斯拉夫开一个国际学术会议。
在贝尔格莱德游览，颇感不便，因为当地能用外语交流的人很少。但我运气太好，有一个很有风度的老人主动与我搭讪，并引领我走了半个贝尔格莱德。
老人家辛劳了半天，我得表示感谢。我请他随我到宾馆，邀请他到我的房间喝咖啡，但老人突然变得很恐惧，坚决不肯，而且左顾右盼，一副提心吊胆的样子。大惑不解了好一阵，我猛然醒悟过来。我请老人等我一下，上楼去取了一把中国折扇，等我返回宾馆大门，却不见了他的踪影。最后，我好不容易在远离宾馆的一个角落找到他，赠送了礼品，分手时，我明显感到老人的高兴和恋恋不舍。
那一天余下的时间我一直陷入沉思，我感觉到了我久违了的东西，那就是：人的恐惧，恐惧因为与外国人接触而受到警察的盘问和追究。顿时，我对这个美丽国度的好感大大降低了，对那位能讲外语，热情好心的老人充满同情和怜悯，我眼前不时浮现他接受我的礼物时既高兴又有点忧虑的表情。
其实，我对那种东西应该不陌生，我离开中国到英国牛津大学进修才一年；其实，南斯拉夫当时还是我们改革开放学习的样板。这次遭遇使我树立了一个信念：一个国家，纵有千般好处，如果它使自己的人民有恐惧感，那人们很难尊敬它，对它爱得起来。
这次遭遇使我首次以外国人的角度打量一个国家：使人民恐惧或敬畏，也许是让统治者或警察舒服的事，但对国家是有害的，这会使很多人对它失去尊敬。
从那以后，尤其是学成归国后，我经常提醒自己，如果我表现得畏畏缩缩、连说话都不敢畅所欲言，连见人都要考虑再三，那我得到的是怜悯，我的祖国失去的是尊敬。我要求和鼓励自己，在人面前，包括在外国人面前，自然也包括面对媒体，我应该大方、自信，让人看不到恐惧的踪影。
我知道我的所作所为有一厢情愿的成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我的表现和姿态。因为在我身上看不到恐惧而说恐惧不存在，是可笑的。
但另一方面，我坚信我的做法是有意义的。第一，从根本上说，克服恐惧确实是高度爱国的行为，而不是粉饰太平，如果我们在最本真的含义上理解“国家”这个概念的话；第二，恐惧固然并非产生于人们的恐惧心态，但人们不惧怕的心态绝对是消除恐惧的动因和前提。
从某种意义上说，律师是帮助人们克服恐惧和建立爱国心的高尚职业。捍卫法律和公正的律师是一切守法的公民的一道安全屏障，使人们对国家的正义有信心。
《郝建：哈维尔，世界的精神财产》
南都周刊2011年度第50期
12月18日晚，在微博上看到捷克前总统哈维尔逝世的消息，一时竟无语，极度悲哀。从来没有一个总统有他这样多的“头衔”：剧作家、诗人、异见人士、刑满释放人员、政治家、哲学家，坐监狱劳动时，还当过电焊工。音乐人左小祖咒还说他是“一个摇滚总统”，是的，他当总统时做的一个工作是把天鹅绒乐队邀请到捷克去演出。哈维尔也是捷克地下摇滚乐团“宇宙塑料人乐团”的铁杆歌迷，曾发表一份著名的文件，声援当时被捕的乐队成员。哈维尔多年后回忆，“我突然领悟到，不管这些人的语言多么粗俗，头发多么长，但真理在他们这边”。
1975年，哈维尔写了《给胡萨克总统的公开信》，将一个选择放在总统和每一个公民的鼻子下面：是生活在谎言还是真实中。由于他这封信，一种人们竭力闭起眼睛不看的荒诞境遇多少变得有些不可回避。
1977年1月，哈维尔与追求自由的朋友们一起撰写并发表了要求保护自由的宣言，这份文件今天已经成为人们争取自由的典范章程。“反政治的政治”就首次出现于此文，该短语对“政治是肮脏的”这一颇有几分犬儒主义的流行说法提出有力的辩驳，它不再将政治定义为权力的游戏，而是一种有规则的游戏，一种人道的对话妥协。哈维尔和同仁们坚信：“没有共同拥有和普遍树立起来的道德价值和责任，也就没有法律和民主政治，甚至市场经济也不能恰当地运转”。
如今，哈维尔的许多理念已经成为世界的精神财产：活在真实中；“从小处着手！”；“无权者的权力”；政治的原点是有个性的人，必须唤醒个人的良知。这些理念让我想起王阳明的心学要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秉持着那些理念，哈维尔和他的同胞们把社会革命做得那样温柔、顺畅而感人，以至于世界居然用了一个十分美好而有质感的词来命名他们的惊天变革：“天鹅绒革命”。1989年，哈维尔被推举为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最后一任总统，1993年至2002年，他担任捷克独立后第一任总统。估计世界上的所有政治家都得带着点嫉妒心态承认：哈维尔是一个最不像总统的总统，最不务正业的总统。世界将记住哈维尔1990年新年作为总统发表的献辞：“人民，你们的政府还给你们了！ ”
在我眼中，哈维尔是个作家，业余时间曾经当过总统。有一次，当他跟同仁们起草一个政治文本时，他偷偷溜掉，跑到附近去看了一个先锋戏剧的首演。我总觉得他当政治家是被逼的，是他争取写作自由的副产品。他认为“我是一个作家，我的天职令我觉得道出我赖以生存的世间真理是我自己的责任”。除了《乞丐的歌舞剧》，他还出版过《反符码》，这是一本图像诗集，显然有当代艺术的特征。它既有象征派诗歌的风格，也有概念画作品的意味，有的诗篇与当下的网络调侃文体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模式》一篇只有几行：“最近几年我们在……方面，谁都不能否认，达到了最好的成绩，可是我们不能不说在某些方面还有一些缺点，主要是在……（下面是大半页纸的省略号）。”最后在页面底端一行是：“……方面，我们应该继续努力。”
哈维尔的政治行为和文学写作，对中国许多人来说是熟悉的、亲切的，他的言行和写作是思想火种。学者傅国涌在微博中表达对哈维尔的崇敬：“天鹅绒革命结束了冰冷的专制时代，哈维尔的意义不仅是东欧的，也是世界的。生活在真实中、无权者的权力……这些经典表述永远激励人类的心灵，不分国家和种族。”
是的，哈维尔与我等血肉相连。我看到，翻译哈维尔多篇文章的崔卫平在文风、思维方法和文学思想、政治理念等方面明显受到哈维尔的影响。她的文字带上了某种米兰·昆德拉所说的中欧小说传统的味道：深刻而睿智，富有哲理思辨色彩，还不时讲点幽默。崔卫平近年来的写作细致温润，思路颇为幽深，有的句子我要反复读两遍才能领悟其中三味。
我将记住，那天我是从作家和出版人徐晓的微博得知哈维尔逝世这一消息的。在那条传达噩耗的微博中，徐晓说：“一个真实的人，对二十世纪的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哈维尔的精神遗产早已超越了捷克，在这个世界上无处不在。”
《刘荻：不锈钢老鼠的自画像》
有一次“团体谘询”课上的活动：“写出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五样东西，然后依次划掉”，给我以颇多感触。
记得在《读者》上读过毕淑敏写的一篇文章，关于在师大读心理学时做的一次“价值观拍卖”活动。其中一项无人出价的东西，是“直言不讳的勇敢和百折不挠的真诚”。这句话让我颤栗，到现在我一直记著它。
那么就写一下我的价值观。
我在纸条上写下的五种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依次是“生命、自由、创造力、家人朋友、和我的理想”。划掉的顺序则相反。
在本文的提纲中，我用五种闪光的颜色把它们画出来：绿色代表生命，蓝色代表自由，紫色代表创造力，粉红色代表家人和朋友，金黄色代表我的理想。
我按划掉的顺序来写一下这五项。
首先划掉的两项，是“我的理想”和“家人朋友”。
我的理想是一个关于开放社会的理想。一个程式师朋友对我说，复杂的程式是生长出来的，不是计划出来的，任何其他的复杂系统也是如此：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也不是事先把一切都规划好：上帝先造出一个亚当，然后才发现需要有个夏娃。按照卡尔．波普的说法，我们今天不会知道明天的知识，因此也不会知道，明天的知识会使明天的世界发生什么改变。按照“混沌”的说法，一个小的扰动就会对全局产生大的影响。“一只蝴蝶在北京上空扇动翅膀，纽约就会有一场暴风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法预言未来。从柏拉图到马克思的关于“理想社会”的规划，无不代表了一种“理性的自负”。波兰科幻小说作家莱姆在作品中说：“我们可以把行星变成方的，给彗星按上轮子，难道这样宇宙会变得更美好？”所有的“乌托邦”都有一个关于自由的悖论：“乌托邦”都声称自己是自由的（看来自由是个好字眼），而今天的世界是不自由的；但是，未来的人们生活在由今天这些“不自由”的人们设计规划好的世界里，而不是由他们自己决定自己生活的世界，还能说是“自由”吗？波普把每个人都面临选择的社会叫做开放社会，用以反对决定论，而这正与注重“此时此地”和选择自由的存在主义心理学有了共同之处。这正是我的理想和信念。
在什么情况下会放弃自己的理想？首先还是出于自由主义的信念：自由主义也是一种个人主义，它以个人的生命、自由和幸福为根本，它承认每一个人都是有限的。对于个人来讲，有比关于社会的理想更重要的东西……
为什么会首先划掉“家人朋友”？？
记得王怡讲的一部电影：一场战争，儿子为了祖国而参战，而父亲参战的原因，是为了和儿子一起活著回来。王怡说，多少为了“崇高理想”的豪言壮语，都不如这个为了儿子参战的父亲更让他感动。
《1984》中的温斯顿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在严刑拷打之下，也放弃了对真理和自由的追求（“所谓自由就是说2+2=4的自由”）；但最让他割舍不下的，是对裘丽亚的爱（与裴多菲的诗作对比：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但温斯顿也许说明：情感是态度的最基本成分，比认知和行为更重要）；只有人性本身的弱点能让温斯顿抛弃它。
但是我要解释几点：1、我认为失去家人和朋友不仅仅可以意味著他们的死亡，也可以意味著他们离你而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毕竟也是“身外之物”；2、情感一向是我的大问题，这一点下文再详细说明。
下一个划掉的是创造力。
有人觉得我投机和善变，因为听说我是学心理的之后，她给我出了一道“心理测验”题：假如有一天你在家的时候，外边下起大雨需要你关窗子；孩子在哭需要你抱起来哄他；自来水笼头在花花地流著水，需要你把它关掉；与此同时电话铃在响；还有人在敲门。这么多的事情里，请问你先干哪一件，后干哪一件？我的回答肯定没让她满意，因为我说：哪件离的我近我先干哪件。事实也是如此：我所喜欢的从来不是所谓“立场坚定”的人，而是马克吐温笔下那些“上午替共和党写传单，下午替民主党做演讲”的那些“善变”的家伙。我也从来不会煽情，要想“感动”我，非得给我以智力上的吸引不可。对我来说，新奇有趣有时甚至比道德更重要。因此我十分反感各种形式的僵化和教条，其中也包括自由主义的教条。有人认为自由主义者是保守主义者，对新奇的事物持警惕态度；有些自由主义者不喜欢“后现代”。我倒是觉得那些新奇的东西十分有趣，而且看我们怎么应用了。也许我不是完全像自由主义者，但是我也希望不要把自由搞成僵化的教条。
在什么情况下会划掉创造力？有人把创造力看得高于生命。王小波的小说里写到：“我们知道，海明威在六十岁上感到自己丧失了创造力，就用猎枪把脑子轰掉。川端康成在七十岁上发现自己没有了创造力，就叼上了煤气管。”但是对于我来说，没有生命就没有一切，在这种选择面前，我只能划掉创造力了。
最后划掉的是自由。
对我来说，自由不仅仅包括外在的自由，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心理上的自由。这就是人本主义心理学所说的对资讯开放。头脑中没有僵硬难改的条条框框，这样我们可以不受过去和将来的限制，自由地为此时此地做出选择，同时面对不确定的将来。这样我们可以容忍如行云流水一般的生活本身的不确定性，而这也正是创造的源泉。那些“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权力主义者不能容忍丝毫的不确定性，他们生活的每分每秒都是被计划好的，而这样他们也就失去了自由，成为了自己计划的奴隶。
放弃这一项时我想了很多，包括裴多菲的那首诗。虽然后来在小组讨论时，我说裴多菲的自由是祖国的自由，而在很多时候正是“祖国”这项价值观导致了战争。但这也不是我放弃“自由”的理由，而是，我感到，最难超越的还是生命本身。
生命中最重要的是生命本身，这似乎有些重复。但是我想，生命中确实是有一些时候需要你做出“To be or not to be”的选择的。我很害怕死，“害怕死的人一定也害怕生”。但是像生命对于我们每个人只有一次一样，死亡对我们来说也只有一次：我怎么能对死亡做好准备？我以前从来没死过啊！生命本身也有同样的荒谬：我不知道自己生命的意义？可是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我自由选择的啊！
讨论的时候，有人问我的“生命”这一项的意义是不是和“健康”类似。我说不是，失去了健康的人，仍然是可能有生命的。
讨论时，有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是“快乐”，于是我问：假如有一种药，吃了它你不需付出任何努力就可以得到极大的快乐，而且又没有副作用，那你会不会选择这种“快乐”呢？虽然我的伦理观也是“快乐主义”，但我还是要问自己。
这种药就是《美丽新世界》里的索麻。冯尼格的一篇小说也提到过类似的设想：这种快乐会给人类带来什么？
《美丽新世界》的作者奥尔德斯．赫胥黎后来一直在寻找类似索麻的“完美毒品”，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在“现在人人都快乐”的“美丽新世界”，野人却要求不快乐的权利。因为在没有不快乐的权利的地方，争取不快乐的权利就是争取选择的自由。
最后说说我最大的问题：读《美丽新世界》的时候，我觉得我就像柏纳：在思考的时候是成人，在情感方面是婴孩。真正遇到问题的时候，很难控制自己的感情（虽然可以不让别人看出来），也很难表达感情。所以我一般觉得感情没什么意义，也往往难以理解别人的情感表达；不喜欢煽情只会冷嘲热讽。可是，我现在觉得这是我的一个大问题，需要在这方面得到帮助。 (２００２年７月２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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