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GOCN留日法学硕士弃业归农的十年
2013年，纪录片电影《看见台湾》风靡台岛，纪录片尾声短暂的介绍里，我抓住了一个叫“赖青松”的名字。
从日本冈山大学环境法学硕士毕业后，赖青松带着妻儿回到妻子的家乡——台湾宜兰县，租下几块田地，开创了一种新型的谷东俱乐部模式，客户预约购买，传统的农夫角色转变为城市人雇佣的田间管理员，领取固定工资，不仅保证了销售渠道，还将“看天吃饭”的风险与客户共担。
为什么留日归来的硕士会选择去给别人种田？这样有意思的“谷东俱乐部”是怎么想出来的，为什么大家都愿意配合？这样的模式，可以复制推广吗？
乡下留学
赖青松1970年出生于台湾新竹县竹北市，是家中长子。他出生后的十年，正是台湾经济起飞的那十年。从台中大雅乡下走出，经营维修生意的父亲，在那波浪潮里，开始做起外销生意。家境日益丰裕，和其他城市小孩一样，赖青松吃着面包牛奶、玩着遥控汽车度过了童年时光。
11岁那年，父亲的外销生意失败，涉嫌诈骗外逃。一家四个尚未成年的孩子，仓皇中被不识字的爷爷全数接回台中乡下照养，那个原本只有过年时才会回去的小村落。
还没等他回过神来，一头水牛就交到了他的手上，在乡下，这个年龄的孩子是最合适的放牛娃。剥甘蔗叶、腌萝卜、拔草、挑大粪，每个季节的农活一茬又一茬地长出来，没有经过任何培训，赖青松和他的弟妹们都要上阵应付。
上厕所没有卫生纸，只有阿公自己种植加工的洋麻秆，没有抽水马桶，一墙之隔是小猪仔们发出的嘟囔声。赖青松说，从城市回到乡下的那一年，就像钻进了多啦A梦的时光机，一下回转到30年前的台湾。
但相比起繁重的农村劳动，一夜间失去父母羽翼保护的小孩，更害怕再次流离失所。亲戚们碎嘴，“这个老三（赖青松的父亲）赚了钱也没见帮忙家里，现在为什么替他养四个小孩？”一片嘈杂中，爷爷一句话镇住了全场，也安定了他的心，“咱家吃饭不差加几只碗筷。”
赖青松说，人们常说起背影，他想不起来父亲的背影，却记得爷爷骑着大台铁马，带着他到学校说情的背影，“像山一样”。
农业、农村，不只承接住了一个濒临破碎的家庭，还给了他一个丰富单纯的童年。田间菜圃的劳动之余，虫鱼鸟兽取代遥控汽车，成为孩子们最生动的玩伴。直到已为人父，他还忘不了在爷爷荔枝园里一锄挖出的那只扁锹形虫，在他眼前溜进泥土的小乌龟，更不用说菜园枝头总也吃不完的荔枝、龙眼、莲雾、杨桃、土芭乐……
一年过后，父亲把一串孩子从台中乡下接到最繁华的台北。这个已经习惯农村安静生活的孩子，再次被扔进了一个只有上课、补习的世界，声色嘈杂，却没有了任何色彩。
赖青松说，他此后到国外留学、旅行，都没有那一年“乡下留学”带给他的“文化冲击”那么深刻，探索自己的归农之路时，他总把这一年当做是最原初的起点。
归农之路
留日归来后，赖青松说，当农夫不再是流离失所下无奈的选择，但其实也是一心希望找到有自己味道生活的他，心底里最后一个选择。
11岁那年的“乡下留学”时光，给他注入了一个城市的抗体。从全台最好的男子高中——建国中学毕业后，升大学时，他把志愿从最南部一路往北填，就是想要逃离车多人多考试多的台北。最后考上了位于台南、排名全台前列的国立成功大学，攻读“环境工程”专业。他望文生义地以为，那是一个既可以有经济能力支撑自己，又可以关心环境的专业。入学后才发现，环境工程的主要就业方向是治理环境，换言之，先有污染，才有治理。旁听了别系开设的“生态学”课程，发现这才比较符合自己心中的理想生活景象。
而此时正是台湾环境问题大爆发的年代，“反公害运动”随着1987年戒严令解除，开始进入到最高潮。这个关心环境和生态的青年，参与了台湾环境保护联盟的各种营队与田野调查。桃园县观音乡的镉米污染事件、核电厂的核废料处理、核安全等问题，让他发现，台湾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土地造成不可逆的严重伤害。“天地生万物以养人，人类为何有权力伤害自然环境至此地步？”这个20岁出头的青年，冲上街头游行、静坐，深刻地参与到各地环境抗争运动的现场。
大学毕业后服完兵役，他到宜兰的森林小学当过环保教育的活动辅导员，也到“台湾生态研究中心”担任过研究助理，而后进入台湾主妇联盟“共同购买中心”，高升至副总经理，中间还两次前往日本学习。每份工作他都做得不长久，在主妇联盟两年半打卡上班的日子，“此前没有，此后也再没有”。直到最后落脚宜兰，成为一位志愿农民，他一干十年，目前来看，他准备做到自己不能下田为止。杨照曾说，做农民不是青松的职业，而是他的志业。
如果仔细追寻他二三十岁的这段人生轨迹，会发现穿引其中的线索始终是归农、返乡。
2006年，赖青松回来全职从农的第三年，他在1月份的手绘“谷东米报”上，很认真地回答了这个被问了千百次的问题，“为何选择回庄脚作田？”童年的回忆，祖孙间的生命互动，或者对城市的反抗都可称之为缘起，但若只能选择一个理由，他说，“找寻一个属于自己生命的节奏，才是心中最真切的向往”。这个向往里，几乎像乌托邦一样地复制着古早农村的生活，随岁节而春播、夏收、秋庆、冬聚，有田有蛙，有鸟成群……
隐藏在这浪漫想望背后的，是他们这代人无法回避的时代背景，过度的工业化严重污染了生态，毁坏了家园；单向度的“发展”指标，让生活变得那么乏味，“如果东京就是台北未来的样子，我已经看过，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年轻人，田种得不错哦
《看见台湾》上映时，正好是赖青松弃业归农的第十年。
2004年，两年环境法专业修习完毕，导师很希望他能留在日本继续读博士，身边朋友也相劝，读个博士至少可以给自己一条退路。妻子美虹问他，“拿到博士后，你想做什么？”他慢慢吐出一个答案，“我还是想回台湾当农夫”。
“那你现在就可以回去了，你有把握三年后还拿得起锄头吗？”妻子这句话点醒了犹豫的丈夫，两夫妻带着一双幼小的儿女，再次回到宜兰，落脚在向亲戚租来的农舍里。
这不是他们第一次回到宜兰务农。
2000年，30岁的夫妻俩，为了让年幼的女儿可以接受台湾第一所华德福学校——宜兰冬山乡的慈心幼儿园的教育，举家从台北搬到雪山山脉那一头的妻子娘家。租下一个小庭院的房子，推门即是农田，旁边一条清澈的涌泉，钓上鱼就可以烧来吃。
因为认同华德福学校没有课本、快乐学习、配合生命节奏的学习理念，赖青松一边做着翻译，一边在学校担任日文老师，同时也在学习华德福的生机互动农业课程。
得知长居台北的岳父在宜兰县员山乡还有两分半田地，赖青松主动借来准备种点蔬菜，一分地的蔬菜足够一家人吃，每每有多，他还会用木箱装好，送到学校的办公室贩售。三四岁的女儿宜莲，每次听到爸爸的车停进自家庭院，都会跑出来看，今天爸爸又带回了什么好吃的菜。那一刻，赖青松感觉到女儿开始接近自己曾有过的童年。
到了三月农播季节，旁边农地都开始播种育苗，“另外一分半地不好放来长草，只好也跟了”。
再没有阿公在旁边指点，该做什么了。第一次，赖青松要全面接管一份田地。
头一天，他扛着锄头去挖排水沟，引来了许多友邻围观，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这是谁家的女婿，他扛锄头的样子就是个城里人的样子，不用农药怎么可能种得了田。那天他一边和大家聊着天，到日落，水沟只挖了十公尺。
虽然是个菜鸟农夫，他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满足感。有一天傍晚收工回家，开过兰阳溪，他发现自己竟然在唱歌。“为什么我早上在翻译，下午拿锄头，工作一整天，身体反而更舒服、更放松？”
挫折不断，靠着亲朋好友的指点，当年倒收成了1000台斤（1台斤等于600克，1000台斤相当于600公斤）稻米，他们不清楚这样算多还是少，在自己庭院晒稻穗时，隔壁婶婆看到说，“年轻人，田种得不错哦”，才知道自己的收成算是不错的。
只是无论是蔬菜还是稻米，一年下来核算成本，赖青松发现油钱、肥料钱都超过了收成所得，只能无奈地得出一个结论，“纵使我对务农有憧憬与梦想，这事打从开始就不能干了……完全不赚钱，完全是流血输出”。
理想与现实无法保持平衡，生活再次陷入僵局。
他决心再次出去看看，当时已有家累，也考虑了以色列的集体农场，或是澳洲的生机互动农场。最终，在学长的帮助下，他以最便捷的方式再赴日本，攻读环境法学硕士。
谷东俱乐部
学成之后再次面临就业，也就有了上面那段对话。
此时出现了一个难得的契机。赖青松在主妇联盟工作时便相识的忘年交何金富先生，通过农会关系在宜兰租下田地，还募集了一群都市的消费者，约定以“预约订购，承担风险”的契约种植方式，支持友善耕种、无农药种稻（此方式在台湾被称为“自然农法”，区别于施化肥、农药的“惯行农法”）的小农。
还在日本的赖青松，受托为“谷东俱乐部”草拟了第一份谷东招募说明。谷东，取谐音“股东”，消费者以每谷1500台币（每台斤50元/每谷份30台斤）的方式加入谷东俱乐部，聘请田间管理员管理田地，同时也像承担股市风险一样，共同承担因为天灾或管理引发的可能的减产风险。
“谷东俱乐部”最早的发想来自于日本“生活俱乐部”（SeikatsuClub）的共同购买理念。1960年代的东京，一群为了对抗大型资本的家庭主妇，集结稳定而持续的购买力量，直接与生产者议价或要求更理想的品质。如果生产者愿意采用自然农法耕种，主妇们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这种集结共同购买力量，用消费改变生产的消费合作社，不仅生存下来，还不断发展壮大。
正在服兵役的赖青松，经由在新加坡求学的二妹介绍，认识了她的同学——日本神奈川生活俱乐部派驻新加坡的兼职留学生石井先生，转而得知台湾已有一个相同理念的主妇联盟。
进入主妇联盟工作后，他非常幸运地中选两家机构合作的研修计划，在一年半的研修时间里，他到访生活俱乐部在各地的单位社和合作机构，访谈共同购买路线上的各类型当事者。回来后，他加入主妇联盟“共同购买中心”，两年多的时间里都在全台各地，山林渔村，为消费者物色合适的供应商。
“谷东俱乐部”之“俱乐部”就是来源于“生活俱乐部”，只是共同购买的品目精简为最低，只有稻米一项。
重建土地与人的关系
“田间管理员”的概念，让仍想要种田的赖青松，可以在理想与现实间求得平衡，月工资从一开始的3.5万元涨到了5万元（新台币，5元新台币约等于1元人民币），相较台北白领阶层，收入水平也属中等偏上。但“谷东俱乐部”的成立，似乎并不只是为了卖米，或者获得一份稳定的收入。
赖青松很清楚，他的谷东里，有很多人跟他一样，想要归农却没有足够的勇气，他把田间事事无巨细写出来，也在不同的阶段招收志工来帮忙，比如拔草、挑粪、施肥、挲草，每一步都尽可能让他的谷东参与进来，感受种田的苦与乐。
为了提高稻米新鲜度，他会新碾一批米，以小包装形式配送给谷东，连同的还有他每月手书的一份“谷东米报”。消费者可以从这一份米报上，看到一粒米从发芽、幼苗、抽穗到收割、碾米、端上餐桌的整个过程，字里行间流出的是赖青松对土地的珍爱，他谓之“老老实实作田”。所以当每年都会光临的台风袭击台岛，以往总会期待台风假的都市人，开始挂念在宜兰的那片田，还有耕田的那个朋友。
为了重新建立土地与人的关系，赖青松大部分的田地交给机器代耕，保留小块的田地，在每年的春耕、秋收设立了插秧祭、收割祭，请来通吃一碗饭的谷东及家人，参与插秧、收割，让他们亲身体验脚踩在泥土里的感觉。在每次插秧、收割前，他都会带着谷东朋友来到当地的寺庙拜拜，让都市人也有机会感受到农民与天地之间那种真实的互动，这与他幼时在阿公家看到初一十五祭天地敬鬼神的习俗，是分不开的。
下半年的休耕期，他会带着孩子访问各地的谷东和农友，也趁机预收下一年的谷金，准备第二年耕作的面积；冬至日，则传承老传统，聚集家人和谷东朋友，一起吃亲手种的稻米，自家种出来的糯米做成的汤圆，自己腌制的腊肉……
我只是想下田而不是当老板
“谷东俱乐部”发展初期，因为是第一次试验这样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关系，“信任”显得尤其重要。
刚开始耕种半年，赖青松发现宜兰实行的是一年一收，这个菜鸟农夫没有将休耕期所需的人事费用计算进成本，这样的话，他就要像其他农民一样，在休耕期出外打工。于是，急急召开谷东大会，要求调涨价格。种田的第四年，耕种的地点从原来的东山乡转移至家附近的员山乡，因重新摸索耕种方式，需要减少耕种总面积，造成单位产量的成本调涨。
两次涨价都没有吓跑谷东，反而因为他的务实，让更多人慕名前来要求加入他的谷东俱乐部。一开始，谷东们深入到俱乐部的各方面运作，从田间耕作中遇到虫害帮忙查询资料，帮助建造新谷仓和管理员农舍。
“青松米”的名号越来越响，种植的面积也愈来愈大，有一些谷东开始出谋划策，认为“谷东俱乐部”可以在竞争激烈的有机市场中，闯出一片天地，像别的有机品牌一样，送进百货公司、超市架上。另一面，周边的村民也都认为，他种五六甲地（一甲地约等于一公顷）仅够一家四口温饱，想要赚钱，最好趁机扩大耕作面积。
此时，赖青松却选择了刹车。2009年，他把“谷东俱乐部”更名为“青松米谷东俱乐部”，而不再是全台湾唯一的那个“谷东俱乐部”。取消了“田间管理员”这一职务，让谷东和他重新回到消费者与生产者两端，只是仍沿用预约订购的模式，自己则独自承担了天灾风险。“我的初衷就只是想下田，而不是当一个老板，虽然已眼见到谷东俱乐部出现了扩充的机会，但不适合我。”
十年过去，他的种地面积仍然保持六甲。这个适可而止，向后一步的决定，不仅让他保留了当农夫的自由，也有了选择“放弃”的自由。
接受“看天吃饭”的无常
当一个人开始实现自己的梦想，怎样坚持下去，反而成了一个问题。
更多人知道他在做的事后，他曾被许多学校、机构邀请去演讲。刚开始大家都想要知道他为什么去务农，后来许多学校邀请他去做生命教育，他自嘲道，老师们可能想让学生知道，“这个人回去种田都不会死了，大家（再难）都不用担心，不需要自杀”。
这些年，赖青松从种田中领悟到，种田就是种心，把稻子种下去，就要把心放下来。
当他是受雇为朋友们种田的“田间管理员”时，常怀着做不好对不住朋友的道义责任，整天都在田里奔忙。
那时，他很难接受老天爷一时晴一时雨的无常，有一年台风过后，稻子倒伏了大半，他无语问苍天，“Whyme（为什么是我）?我比别人更认真、我比别人更打拼，我下重本用有机肥，稻子怎么可以倒？”
有很多人和曾经的青松一样，并不喜欢考试，却能考上最好的中学，觉得上大学什么都没有学到，还是坚持着把毕业证拿到手；最后去日本念环境法学硕士，其实目的也不是求学，而是借出国反省一下自己，结果还是拿了个“优”；更别说那些寄托了朋友、社会期望的事情，不做到“最好”，就会问心有愧。
和谷东回到了更单纯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系，他终于可以不再为他人拼产量，收获不好，可以自己承担，收成多，可以转做零售，也更能接受农夫“看天吃饭”的无常。
如今，他总是会向人讲述他的“七十分主义”，所谓“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到了他这里，更注重老天手中的这三十分。无农药耕作，只能通过控制水量这些手段来防治杂草、福寿螺的侵害，但“农夫不给水，老天也会落雨，农夫只能随时准备好应付无常”。
真的把老家种回来了
青松大哥说，坚持了十年，什么不敢想，以为不会变的都变了，当初得知他要回来种田，气得断绝联系的父亲，如今在家门口贴满了有关他的报道。不见容儿媳的妈妈现在逢人就夸，这个儿媳不但能持家，还能下田，自己都做不来。
十年，日子好像年复一年地在春耕、夏收、秋休、冬藏中度过，一些细小的变化却开始积蓄起力量，在慢慢改变他们栖居的员山乡深沟村，甚至宜兰、整个台湾乡村社会。
十年前，那些嘲笑着“不施农药怎么能种稻”，等着看他的笑话的村民，慢慢开始接受他的耕种方式，愿意把地主动交给他耕作，有约十户的农民甚至开始放弃惯行农法，改用自然农法种田。
十年来支持青松的约四百户谷东中，有十几位开始效法他，放弃城市的工作，来到宜兰种地，其中一位从最开始支持他的杨文全大哥，2012年底在深沟村成立了“两佰甲”小农组织，目标是在20年内培养100个小农开展友善耕种，“一人2甲地，就有两百甲了”。到2013年，他们已经募集了8位，还不断有人上门来。
还有更多年轻人加入到“返乡归农”的大军中，由台湾农村阵线支持的五六位大学生，前年开始在宜兰成立“宜兰小田田”谷东俱乐部，去年，其中一位女硕士休学归农，曾引发媒体的大幅报道……
就像青松大哥说的，都市最大的特质是善变，来得快去得也快，农村看似保守，但一旦发生变化，就是彻底而长远的改变。
2006年，因为亲戚收回租给他们的房子，青松不得不起造一栋自己的房子，在那年9月的谷东米报上，他取了个标题“把老家种回来”。如果说，当年仅仅想要建一栋自己的房子，如今，用十年深耕，他真的慢慢实现了当初的那个梦想，把11岁时就种进心里的那个老家，那个农村生活，种了回来。尽管，来路方长。
2011年的TED演讲现场，他曾说返乡归农最大的动力，是希望能给他的孩子一个故乡。何谓故乡？就是“一个他受伤、低潮、人生需要有人关怀的时候，一个认得他的，一个他真正属于的地方。”
在演讲的最后，他说要给大家一个鼓励，“即使（梦想）是当农夫，只要你心甘情愿。”然后脱掉外套，转身，露出T恤背面四个大字“志愿农民”。
※本文转自网易，作者蔺桃，转载敬请注明作者与出处。
从日本冈山大学环境法学硕士毕业后，赖青松带着妻儿回到妻子的家乡——台湾宜兰县，租下几块田地，开创了一种新型的谷东俱乐部模式，客户预约购买，传统的农夫角色转变为城市人雇佣的田间管理员，领取固定工资，不仅保证了销售渠道，还将“看天吃饭”的风险与客户共担。
为什么留日归来的硕士会选择去给别人种田？这样有意思的“谷东俱乐部”是怎么想出来的，为什么大家都愿意配合？这样的模式，可以复制推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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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下留学
赖青松1970年出生于台湾新竹县竹北市，是家中长子。他出生后的十年，正是台湾经济起飞的那十年。从台中大雅乡下走出，经营维修生意的父亲，在那波浪潮里，开始做起外销生意。家境日益丰裕，和其他城市小孩一样，赖青松吃着面包牛奶、玩着遥控汽车度过了童年时光。
11岁那年，父亲的外销生意失败，涉嫌诈骗外逃。一家四个尚未成年的孩子，仓皇中被不识字的爷爷全数接回台中乡下照养，那个原本只有过年时才会回去的小村落。
还没等他回过神来，一头水牛就交到了他的手上，在乡下，这个年龄的孩子是最合适的放牛娃。剥甘蔗叶、腌萝卜、拔草、挑大粪，每个季节的农活一茬又一茬地长出来，没有经过任何培训，赖青松和他的弟妹们都要上阵应付。
上厕所没有卫生纸，只有阿公自己种植加工的洋麻秆，没有抽水马桶，一墙之隔是小猪仔们发出的嘟囔声。赖青松说，从城市回到乡下的那一年，就像钻进了多啦A梦的时光机，一下回转到30年前的台湾。
但相比起繁重的农村劳动，一夜间失去父母羽翼保护的小孩，更害怕再次流离失所。亲戚们碎嘴，“这个老三（赖青松的父亲）赚了钱也没见帮忙家里，现在为什么替他养四个小孩？”一片嘈杂中，爷爷一句话镇住了全场，也安定了他的心，“咱家吃饭不差加几只碗筷。”
赖青松说，人们常说起背影，他想不起来父亲的背影，却记得爷爷骑着大台铁马，带着他到学校说情的背影，“像山一样”。
农业、农村，不只承接住了一个濒临破碎的家庭，还给了他一个丰富单纯的童年。田间菜圃的劳动之余，虫鱼鸟兽取代遥控汽车，成为孩子们最生动的玩伴。直到已为人父，他还忘不了在爷爷荔枝园里一锄挖出的那只扁锹形虫，在他眼前溜进泥土的小乌龟，更不用说菜园枝头总也吃不完的荔枝、龙眼、莲雾、杨桃、土芭乐……
一年过后，父亲把一串孩子从台中乡下接到最繁华的台北。这个已经习惯农村安静生活的孩子，再次被扔进了一个只有上课、补习的世界，声色嘈杂，却没有了任何色彩。
赖青松说，他此后到国外留学、旅行，都没有那一年“乡下留学”带给他的“文化冲击”那么深刻，探索自己的归农之路时，他总把这一年当做是最原初的起点。
归农之路
留日归来后，赖青松说，当农夫不再是流离失所下无奈的选择，但其实也是一心希望找到有自己味道生活的他，心底里最后一个选择。
11岁那年的“乡下留学”时光，给他注入了一个城市的抗体。从全台最好的男子高中——建国中学毕业后，升大学时，他把志愿从最南部一路往北填，就是想要逃离车多人多考试多的台北。最后考上了位于台南、排名全台前列的国立成功大学，攻读“环境工程”专业。他望文生义地以为，那是一个既可以有经济能力支撑自己，又可以关心环境的专业。入学后才发现，环境工程的主要就业方向是治理环境，换言之，先有污染，才有治理。旁听了别系开设的“生态学”课程，发现这才比较符合自己心中的理想生活景象。
而此时正是台湾环境问题大爆发的年代，“反公害运动”随着1987年戒严令解除，开始进入到最高潮。这个关心环境和生态的青年，参与了台湾环境保护联盟的各种营队与田野调查。桃园县观音乡的镉米污染事件、核电厂的核废料处理、核安全等问题，让他发现，台湾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土地造成不可逆的严重伤害。“天地生万物以养人，人类为何有权力伤害自然环境至此地步？”这个20岁出头的青年，冲上街头游行、静坐，深刻地参与到各地环境抗争运动的现场。
大学毕业后服完兵役，他到宜兰的森林小学当过环保教育的活动辅导员，也到“台湾生态研究中心”担任过研究助理，而后进入台湾主妇联盟“共同购买中心”，高升至副总经理，中间还两次前往日本学习。每份工作他都做得不长久，在主妇联盟两年半打卡上班的日子，“此前没有，此后也再没有”。直到最后落脚宜兰，成为一位志愿农民，他一干十年，目前来看，他准备做到自己不能下田为止。杨照曾说，做农民不是青松的职业，而是他的志业。
如果仔细追寻他二三十岁的这段人生轨迹，会发现穿引其中的线索始终是归农、返乡。
2006年，赖青松回来全职从农的第三年，他在1月份的手绘“谷东米报”上，很认真地回答了这个被问了千百次的问题，“为何选择回庄脚作田？”童年的回忆，祖孙间的生命互动，或者对城市的反抗都可称之为缘起，但若只能选择一个理由，他说，“找寻一个属于自己生命的节奏，才是心中最真切的向往”。这个向往里，几乎像乌托邦一样地复制着古早农村的生活，随岁节而春播、夏收、秋庆、冬聚，有田有蛙，有鸟成群……
隐藏在这浪漫想望背后的，是他们这代人无法回避的时代背景，过度的工业化严重污染了生态，毁坏了家园；单向度的“发展”指标，让生活变得那么乏味，“如果东京就是台北未来的样子，我已经看过，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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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田种得不错哦
《看见台湾》上映时，正好是赖青松弃业归农的第十年。
2004年，两年环境法专业修习完毕，导师很希望他能留在日本继续读博士，身边朋友也相劝，读个博士至少可以给自己一条退路。妻子美虹问他，“拿到博士后，你想做什么？”他慢慢吐出一个答案，“我还是想回台湾当农夫”。
“那你现在就可以回去了，你有把握三年后还拿得起锄头吗？”妻子这句话点醒了犹豫的丈夫，两夫妻带着一双幼小的儿女，再次回到宜兰，落脚在向亲戚租来的农舍里。
这不是他们第一次回到宜兰务农。
2000年，30岁的夫妻俩，为了让年幼的女儿可以接受台湾第一所华德福学校——宜兰冬山乡的慈心幼儿园的教育，举家从台北搬到雪山山脉那一头的妻子娘家。租下一个小庭院的房子，推门即是农田，旁边一条清澈的涌泉，钓上鱼就可以烧来吃。
因为认同华德福学校没有课本、快乐学习、配合生命节奏的学习理念，赖青松一边做着翻译，一边在学校担任日文老师，同时也在学习华德福的生机互动农业课程。
得知长居台北的岳父在宜兰县员山乡还有两分半田地，赖青松主动借来准备种点蔬菜，一分地的蔬菜足够一家人吃，每每有多，他还会用木箱装好，送到学校的办公室贩售。三四岁的女儿宜莲，每次听到爸爸的车停进自家庭院，都会跑出来看，今天爸爸又带回了什么好吃的菜。那一刻，赖青松感觉到女儿开始接近自己曾有过的童年。
到了三月农播季节，旁边农地都开始播种育苗，“另外一分半地不好放来长草，只好也跟了”。
再没有阿公在旁边指点，该做什么了。第一次，赖青松要全面接管一份田地。
头一天，他扛着锄头去挖排水沟，引来了许多友邻围观，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这是谁家的女婿，他扛锄头的样子就是个城里人的样子，不用农药怎么可能种得了田。那天他一边和大家聊着天，到日落，水沟只挖了十公尺。
虽然是个菜鸟农夫，他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满足感。有一天傍晚收工回家，开过兰阳溪，他发现自己竟然在唱歌。“为什么我早上在翻译，下午拿锄头，工作一整天，身体反而更舒服、更放松？”
挫折不断，靠着亲朋好友的指点，当年倒收成了1000台斤（1台斤等于600克，1000台斤相当于600公斤）稻米，他们不清楚这样算多还是少，在自己庭院晒稻穗时，隔壁婶婆看到说，“年轻人，田种得不错哦”，才知道自己的收成算是不错的。
只是无论是蔬菜还是稻米，一年下来核算成本，赖青松发现油钱、肥料钱都超过了收成所得，只能无奈地得出一个结论，“纵使我对务农有憧憬与梦想，这事打从开始就不能干了……完全不赚钱，完全是流血输出”。
理想与现实无法保持平衡，生活再次陷入僵局。
他决心再次出去看看，当时已有家累，也考虑了以色列的集体农场，或是澳洲的生机互动农场。最终，在学长的帮助下，他以最便捷的方式再赴日本，攻读环境法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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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东俱乐部
学成之后再次面临就业，也就有了上面那段对话。
此时出现了一个难得的契机。赖青松在主妇联盟工作时便相识的忘年交何金富先生，通过农会关系在宜兰租下田地，还募集了一群都市的消费者，约定以“预约订购，承担风险”的契约种植方式，支持友善耕种、无农药种稻（此方式在台湾被称为“自然农法”，区别于施化肥、农药的“惯行农法”）的小农。
还在日本的赖青松，受托为“谷东俱乐部”草拟了第一份谷东招募说明。谷东，取谐音“股东”，消费者以每谷1500台币（每台斤50元/每谷份30台斤）的方式加入谷东俱乐部，聘请田间管理员管理田地，同时也像承担股市风险一样，共同承担因为天灾或管理引发的可能的减产风险。
“谷东俱乐部”最早的发想来自于日本“生活俱乐部”（SeikatsuClub）的共同购买理念。1960年代的东京，一群为了对抗大型资本的家庭主妇，集结稳定而持续的购买力量，直接与生产者议价或要求更理想的品质。如果生产者愿意采用自然农法耕种，主妇们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这种集结共同购买力量，用消费改变生产的消费合作社，不仅生存下来，还不断发展壮大。
正在服兵役的赖青松，经由在新加坡求学的二妹介绍，认识了她的同学——日本神奈川生活俱乐部派驻新加坡的兼职留学生石井先生，转而得知台湾已有一个相同理念的主妇联盟。
进入主妇联盟工作后，他非常幸运地中选两家机构合作的研修计划，在一年半的研修时间里，他到访生活俱乐部在各地的单位社和合作机构，访谈共同购买路线上的各类型当事者。回来后，他加入主妇联盟“共同购买中心”，两年多的时间里都在全台各地，山林渔村，为消费者物色合适的供应商。
“谷东俱乐部”之“俱乐部”就是来源于“生活俱乐部”，只是共同购买的品目精简为最低，只有稻米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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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土地与人的关系
“田间管理员”的概念，让仍想要种田的赖青松，可以在理想与现实间求得平衡，月工资从一开始的3.5万元涨到了5万元（新台币，5元新台币约等于1元人民币），相较台北白领阶层，收入水平也属中等偏上。但“谷东俱乐部”的成立，似乎并不只是为了卖米，或者获得一份稳定的收入。
赖青松很清楚，他的谷东里，有很多人跟他一样，想要归农却没有足够的勇气，他把田间事事无巨细写出来，也在不同的阶段招收志工来帮忙，比如拔草、挑粪、施肥、挲草，每一步都尽可能让他的谷东参与进来，感受种田的苦与乐。
为了提高稻米新鲜度，他会新碾一批米，以小包装形式配送给谷东，连同的还有他每月手书的一份“谷东米报”。消费者可以从这一份米报上，看到一粒米从发芽、幼苗、抽穗到收割、碾米、端上餐桌的整个过程，字里行间流出的是赖青松对土地的珍爱，他谓之“老老实实作田”。所以当每年都会光临的台风袭击台岛，以往总会期待台风假的都市人，开始挂念在宜兰的那片田，还有耕田的那个朋友。
为了重新建立土地与人的关系，赖青松大部分的田地交给机器代耕，保留小块的田地，在每年的春耕、秋收设立了插秧祭、收割祭，请来通吃一碗饭的谷东及家人，参与插秧、收割，让他们亲身体验脚踩在泥土里的感觉。在每次插秧、收割前，他都会带着谷东朋友来到当地的寺庙拜拜，让都市人也有机会感受到农民与天地之间那种真实的互动，这与他幼时在阿公家看到初一十五祭天地敬鬼神的习俗，是分不开的。
下半年的休耕期，他会带着孩子访问各地的谷东和农友，也趁机预收下一年的谷金，准备第二年耕作的面积；冬至日，则传承老传统，聚集家人和谷东朋友，一起吃亲手种的稻米，自家种出来的糯米做成的汤圆，自己腌制的腊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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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是想下田而不是当老板
“谷东俱乐部”发展初期，因为是第一次试验这样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关系，“信任”显得尤其重要。
刚开始耕种半年，赖青松发现宜兰实行的是一年一收，这个菜鸟农夫没有将休耕期所需的人事费用计算进成本，这样的话，他就要像其他农民一样，在休耕期出外打工。于是，急急召开谷东大会，要求调涨价格。种田的第四年，耕种的地点从原来的东山乡转移至家附近的员山乡，因重新摸索耕种方式，需要减少耕种总面积，造成单位产量的成本调涨。
两次涨价都没有吓跑谷东，反而因为他的务实，让更多人慕名前来要求加入他的谷东俱乐部。一开始，谷东们深入到俱乐部的各方面运作，从田间耕作中遇到虫害帮忙查询资料，帮助建造新谷仓和管理员农舍。
“青松米”的名号越来越响，种植的面积也愈来愈大，有一些谷东开始出谋划策，认为“谷东俱乐部”可以在竞争激烈的有机市场中，闯出一片天地，像别的有机品牌一样，送进百货公司、超市架上。另一面，周边的村民也都认为，他种五六甲地（一甲地约等于一公顷）仅够一家四口温饱，想要赚钱，最好趁机扩大耕作面积。
此时，赖青松却选择了刹车。2009年，他把“谷东俱乐部”更名为“青松米谷东俱乐部”，而不再是全台湾唯一的那个“谷东俱乐部”。取消了“田间管理员”这一职务，让谷东和他重新回到消费者与生产者两端，只是仍沿用预约订购的模式，自己则独自承担了天灾风险。“我的初衷就只是想下田，而不是当一个老板，虽然已眼见到谷东俱乐部出现了扩充的机会，但不适合我。”
十年过去，他的种地面积仍然保持六甲。这个适可而止，向后一步的决定，不仅让他保留了当农夫的自由，也有了选择“放弃”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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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看天吃饭”的无常
当一个人开始实现自己的梦想，怎样坚持下去，反而成了一个问题。
更多人知道他在做的事后，他曾被许多学校、机构邀请去演讲。刚开始大家都想要知道他为什么去务农，后来许多学校邀请他去做生命教育，他自嘲道，老师们可能想让学生知道，“这个人回去种田都不会死了，大家（再难）都不用担心，不需要自杀”。
这些年，赖青松从种田中领悟到，种田就是种心，把稻子种下去，就要把心放下来。
当他是受雇为朋友们种田的“田间管理员”时，常怀着做不好对不住朋友的道义责任，整天都在田里奔忙。
那时，他很难接受老天爷一时晴一时雨的无常，有一年台风过后，稻子倒伏了大半，他无语问苍天，“Whyme（为什么是我）?我比别人更认真、我比别人更打拼，我下重本用有机肥，稻子怎么可以倒？”
有很多人和曾经的青松一样，并不喜欢考试，却能考上最好的中学，觉得上大学什么都没有学到，还是坚持着把毕业证拿到手；最后去日本念环境法学硕士，其实目的也不是求学，而是借出国反省一下自己，结果还是拿了个“优”；更别说那些寄托了朋友、社会期望的事情，不做到“最好”，就会问心有愧。
和谷东回到了更单纯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系，他终于可以不再为他人拼产量，收获不好，可以自己承担，收成多，可以转做零售，也更能接受农夫“看天吃饭”的无常。
如今，他总是会向人讲述他的“七十分主义”，所谓“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到了他这里，更注重老天手中的这三十分。无农药耕作，只能通过控制水量这些手段来防治杂草、福寿螺的侵害，但“农夫不给水，老天也会落雨，农夫只能随时准备好应付无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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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把老家种回来了
青松大哥说，坚持了十年，什么不敢想，以为不会变的都变了，当初得知他要回来种田，气得断绝联系的父亲，如今在家门口贴满了有关他的报道。不见容儿媳的妈妈现在逢人就夸，这个儿媳不但能持家，还能下田，自己都做不来。
十年，日子好像年复一年地在春耕、夏收、秋休、冬藏中度过，一些细小的变化却开始积蓄起力量，在慢慢改变他们栖居的员山乡深沟村，甚至宜兰、整个台湾乡村社会。
十年前，那些嘲笑着“不施农药怎么能种稻”，等着看他的笑话的村民，慢慢开始接受他的耕种方式，愿意把地主动交给他耕作，有约十户的农民甚至开始放弃惯行农法，改用自然农法种田。
十年来支持青松的约四百户谷东中，有十几位开始效法他，放弃城市的工作，来到宜兰种地，其中一位从最开始支持他的杨文全大哥，2012年底在深沟村成立了“两佰甲”小农组织，目标是在20年内培养100个小农开展友善耕种，“一人2甲地，就有两百甲了”。到2013年，他们已经募集了8位，还不断有人上门来。
还有更多年轻人加入到“返乡归农”的大军中，由台湾农村阵线支持的五六位大学生，前年开始在宜兰成立“宜兰小田田”谷东俱乐部，去年，其中一位女硕士休学归农，曾引发媒体的大幅报道……
就像青松大哥说的，都市最大的特质是善变，来得快去得也快，农村看似保守，但一旦发生变化，就是彻底而长远的改变。
2006年，因为亲戚收回租给他们的房子，青松不得不起造一栋自己的房子，在那年9月的谷东米报上，他取了个标题“把老家种回来”。如果说，当年仅仅想要建一栋自己的房子，如今，用十年深耕，他真的慢慢实现了当初的那个梦想，把11岁时就种进心里的那个老家，那个农村生活，种了回来。尽管，来路方长。
2011年的TED演讲现场，他曾说返乡归农最大的动力，是希望能给他的孩子一个故乡。何谓故乡？就是“一个他受伤、低潮、人生需要有人关怀的时候，一个认得他的，一个他真正属于的地方。”
在演讲的最后，他说要给大家一个鼓励，“即使（梦想）是当农夫，只要你心甘情愿。”然后脱掉外套，转身，露出T恤背面四个大字“志愿农民”。
※本文转自网易，作者蔺桃，转载敬请注明作者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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