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往事】杨伟光的开拓之功和无奈转圜
编者按 1991年到1999年,CCTV是中国最具公信力的媒体之一,《焦点访谈》被时任总理朱镕基誉为“群众喉舌、政府镜鉴”,《三国演义》、《水浒传》、《北京人在纽约》掀起惊人的收视狂潮,春节晚会也没有现在这么高的吐槽声音。那是刚刚过世的杨伟光主政央视的十年。十年里,杨伟光做了好多事,有些事至今看来都值得称道。
从中可以看到一个大台掌门人敏锐的经营意识,一个新闻工作者的预见力,一个官员审时度势的腾挪术,一个春晚操盘人兼收并蓄的包容心。杨伟光每一次小心翼翼的探索,其实都是对僵化局面的冲决。很多时候他闯过去了,《焦点访谈》的火爆和“标王效应”的热辣皆为佐证。然而看看今时《焦点访谈》的温吞和昔日标王的没落,又不得不让人感叹中国问题之复杂和社会进步之艰难。还有很多时候,他作为国家机器上的一个零件,压根儿就对某些问题无能为力:凭什么,《焦点访谈》不能对一个省连做三期批评报道?凭什么,书记和省长在京开会,就不能指名道姓地批评?这样的问题是没有答案的。
下文是杨伟光生前对往事的自述。他的开拓精神和历史局限尽在其中。
一、《东方时空》的保守和《焦点访谈》的激进
1993年的春天,中宣部发了个文件,要求新闻界注意抓热点、抓群众关心的问题。我们当时就成立了一个小组谈节目改革,开始提出的栏目名叫“新太阳”,我说“新太阳”不好,人家会理解成“老太阳”是毛泽东,你们要“新太阳”否定“老太阳”,我要求多想几个名字。后来就选了《东方时空》,“东方”象征着中国,“时空”寓意时间无限、空间无限,非常有气势。节目一出来,大家都说中央电视台变了。
中间还有一个争议,节目放在什么时间播出呢?大家都希望放好时间播。我说,放早上七点,大家一下子炸了。那时候中央电视台早上八点钟才有节目,七点钟是电台的天下,《新闻和报纸摘要》是名牌栏目,七点谁看电视呀?我说:这个栏目刚开始,我不希望有很多人看。批评是很难的,《东方时空》里有一个《焦点时刻》,是批评性的节目,你们把握不好怎么办?所以重播时间安排在下午一点,也是不好的时间段。没想到《东方时空》一出来,七点不看电视的都看电视,观众的习惯改变了。
过了一年,到了1994年,《焦点时刻》这个节目群众欢迎,领导支持,觉得挺好。我就提出,在《新闻联播》后面搞一个抓问题、抓热点的新闻节目。我问新闻中心,你们敢不敢要?如果你敢要,我就把《新闻联播》后面有个15分钟时间段都给你们。一个礼拜以后,他们找我说要,这就是后来的《焦点访谈》。
有人说,杨伟光你本来这么保守,《东方时空》都放在早上七点,第二年又这么激进,直接放到《新闻联播》后面。我说,我这个节目的内容和模式,观众和领导都已经认可了;我们做这个节目的队伍,经过一年的磨炼,大体上可以把握了。《焦点访谈》就出来了,一直到现在,最高收视率百分之三十几。
二、一省连播三期《焦点访谈》,省长受不了
《焦点访谈》是新闻改革的试验品,领导很重视这个栏目。我们就定下了几条原则:第一,尊重事实,不要带有个人情感;第二,与人为善,不是为了整人,也不是为了出人家洋相;第三,搞连续报道,有些问题很多地方都有;第四,一个时期内不能过分集中在一个省或一个部门。一个省连播3期,省长受不了;第五,省长、书记都在北京开会的时候,不要指名道姓批评,不然中央领导第二天很可能在会上举这个例子。从中南海回去之后,我主持开了3天的会,主持人和记者都参加,把总理表扬的节目和审查中枪毙的节目拿来一起看。
审查时被枪毙,主要是政治上把握得不够好的。举个例子,克拉玛依大火后《焦点访谈》做了一期节目,非常感人。但播出去后对克拉玛依地方的形势会产生什么影响?记者说当地的领导希望播这个节目。我问他,你这个节目是起火上浇油的作用,还是起灭火的作用?当时孩子死了,干部全出来了。如果放到现在,网上一炒,就不得了了。我让他们先压一下,那个记者含着眼泪拿着节目带子出去了。3天之后中宣部就发出了通知,要各个媒体都不要再炒克拉玛依的事了。
还有一个例子,当时耀邦同志被免去总书记职务,我们觉得男播音员播比较好。播音员张宏民不值班,但他在台里,就让他播。他没有准备,衣服领子脏,临时把别人的中山装给他穿上了。耀邦同志曾提倡穿西装,人们就说以后要保守了,特别是外国记者,说今后开放的程度要受影响,服装都变了。实际上是很偶然的因素,没有任何的政治考虑。本来播音员更新是正常的,因为长时间没有动了,一动就像政治问题,引起很多议论。
我对《新闻联播》不太满意的就是亲切度不够。我和他们说不要居高临下,不要感觉在教育别人,要对观众有一种尊重感,有为观众服务的心态。当时个别传统播音员不同意我的意见,说,“那不行,《新闻联播》就是要字正腔圆。”
总的来说,我们的风格过分严肃。还有,播音员都是念别人写好的稿子,有一段时间我提出《新闻联播》的播音员也应该下去采访,后来也下去过——这有利于他们同观众建立沟通。
三、中央领导过问了标王“秦池”的事
1993年,广告部主任找我,说如果在《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之间播广告,企业愿意拿大钱。那时观众对广告还挺反感,但钱对央视来说太重要了,我觉得不妨试一试。1994年我们就开始做30秒钟,一个广告5秒钟。因为短,观众还没反应过来已经过去了。不出所料,播出之后没有任何人提意见。半年后广告延长到1分钟,大家对广告印象深了,影响也就有了。
第二年,190多个企业要争13个广告标版,我就在广告部的报告上批了:“看来还是招标为好。”刚开始“标王”的效应太好了。孔府宴酒成为第一期“标王”后,产值从2亿增加到了8亿,第二年秦池就来了。招标头天晚上我请他们吃饭,我旁边坐的是孔府家酒和孔府宴酒的厂长。秦池的老总来敬酒,他说:明年杨台长旁边的位置就是我的了。结果他用6666万拿了“标王”,随后秦池销量果然很好,产值从两亿涨到了8亿多,利润有3亿多。第3年厂里整个班子都来了,一定要再当“标王”,最后标的是3.2亿。那一次我不在现场,听到以后就说,“糟糕,物极必反。”
中央领导知道后说,一个酒厂做5秒钟广告用了3.2亿,怎么这么有钱,让有关部门去查一下,有没有贷款,有没有缴税。结果它没多少贷款,税也缴了,但广告费打入了成本,剩下的纯利润缴税。调查得出结论:酒的利润太高,应该先缴税再做广告。新闻界又曝光,说秦池自己生产不了那么多酒,从四川买酒勾兑,路上的车辆来往不断,还专门在高速路上开了个口。其实后来它交了税再做广告就很难了,事情做过头不好。
四、退休前《三国演义》,退休后《家有儿女》
那时我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小组的组长,像《中国命运的决战》、《开国领袖毛泽东》、《长征》、《延安颂》、《日出东方》还是掀起了创作高潮。再前面,还有更高潮的《三国演义》。《三国演义》播出时前面有3分钟的广告,1秒钟1万块钱。还卖到了香港、台湾地区、日本、美国,都是赚的,现在还在播,成为经典。
香港是亚洲电视台播的。本来在香港,无线台收视占80%,亚视台占20%,播《三国演义》时亚视收视率猛涨,有时还超过无线。无线的董事局主席邵逸夫就问他的购片经理,为什么中央台的《三国演义》我们没有买?经理很紧张,就跑到北京问我们还有什么大片在拍。我们说正在拍《水浒》呢,他们就说一定要。结果,两家都想要,亚视说得早,但没有签字。我说,谁出得多就给谁嘛。无线出1.2万美元一集,亚视出9000美元一集,就卖给无线了。
经过领导批准,我退休后成立了天地人传媒公司,主要做电视剧。《家有儿女》是个代表。过去在台里,我不可能搞全过程,因为事务太多。我请宋丹丹来演《家有儿女》,她说杨台我不演电视剧了。她之前的3部电视剧都没打响。我说这个情景喜剧很适合你演。演完之后一放,宋丹丹的地位提高了,广告大大增加,找她拍电影、电视剧的多了很多。后来请她接下去拍,她说我实在不想再演情景喜剧。其实那是找她的人太多了,接个广告花不了多少时间,收入很高啊。拍电影也不像拍情景剧那么苦,所以就没再拍了。
五、拯救《相约九八》和被封杀的毛阿敏
现在大晚会很多,春晚的演员还是那些演员,编剧还是这些编剧,导演还是这些导演。我提出过,一届春晚有一个好的小品或相声,有一首歌传唱一时,就算成功了。像那时候的《相约九八》、《打扑克》、《常回家看看》、《超生游击队》,第二天大家就谈论开了。
我在任时是要求春晚和每个演员签约、给演出费用的。制片人觉得好笑,说春晚挤都挤不上,还要给钱?我说,给多给少可以商量,但一定要给,不给钱,就是不尊重对方的劳动。而且一定要签合同,朱时茂、陈佩斯和我们打版权官司,就是因为没签约,人家后来提出索赔。
我还是比较欣赏1998年的春晚,那首《相约九八》现在来听都还是不错的。那年的春晚我们搭建了全新的演播厅,1800平米,只用85天就建起来了。这年的导演是孟欣,她很敬业,很有创新精神。《相约九八》我们审完后,有一天晚上那英给我打电话,问我为什么要把节目拿下。我就去问了这个事情,他们告诉我过去有一台晚会,想让王菲把歌词改了,王菲不改,然后还不唱了,这次就要惩罚她。我说,这个节目很好,还是该上。我们一定要有胸怀,人家不愿意改,也要尊重别人。《相约98》这么好的歌,那英跟王菲一起演出,形式多好,为什么要因为过去的事拿下。我一直主张不要“封杀”人家。毛阿敏出了漏税的事情以后,没人敢再让她上节目。我说出了问题可以改正,漏税可以补,搞什么“封杀”?后来让毛阿敏慢慢地、淡淡地复出了。
影视独舌综合《南方人物周刊》和新浪传媒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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