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土杂志【周五·文艺】我们的行动——“世界工厂”深圳演后引发的一些思考
作者：庾凯
“我们”与“他们”：身份认同的反思
在深圳演出《世界工厂》第二场时，来看戏的工友有100多人。活跃的演后谈中，新工人们对演出给予了肯定，同时诉说着自己的经历、想法和建议。相反，对演出质疑的声音来自文青：你们没有当过工人，怎么可以代表他们去发声？你们不自觉地用了“我们”和“他们”的不同视角来观察，这样是否平等？……
对我而言，这样的疑问曾经遭遇过多次，来自外部，来自合作者，也来自自己当初的思考。当知识分子或者文青面临这些议题的时候，对于身份差异的纠结异常明显。就我自己来说，这样的挣扎困惑从《小社会》初创开始就有所感受。当时，我演一个擦鞋女。我在可能的范围内努力找到和擦鞋女聊天的机会。这样的时候，我希望和她在一起深入交流。然而，我却越发感觉到沟通的隔阂，她只愿意告诉我一些普通的答案，而有的问题，她笑笑就敷衍过去了。是啊，平日里和他们擦肩而过，甚至视而不见，难道聊几次天就能了解他们吗？记得，看胡杰的纪录片《在远方》的时候，知道他曾经断断续续和这户人家一起生活了将近两年。即便如此，现实中生活的复杂依然不可能被纪录片完全描述，就如我永远也不可能把擦鞋女演得血肉丰满，我能找到的只是能够让我和她之间产生连接的问题和感受。是她打开了我的眼界，改变了一些我观看周围世界的视角。
最近参与的“定海桥：对历史的艺术实践”项目，类似的质疑同样出现在参与者中间。他们谨慎地质疑作品与现实的界线、艺术作品与社会实践的区别，质疑作品是否对生活在当地的人们构成消费，质疑怎样做才能合乎伦理……是的，我理解这些质疑，甚至这种谨慎值得赞许。但是，当这些困惑此起彼伏地纠结在伦理地带的时候，充分显示了陷入既定身份的泥沼而无力自拔的软弱无力，这样的无力感是否由于过分地相信自己一举一动的意义，因而才有了对政治正确和伦理恰当的“洁癖”？
同时，另一种困扰来自于希望为之发声的人群。樱井大造也回忆曾经为工人演出帐篷剧时，女演员常会受到观众的骚扰，而男演员们必须奋力保护的经历。“我们”与“他们”之间的界线无法忽视，无法逃避。但是，面对这样的界线，纠结于精神洁癖的状况时，我也会质疑：是不是如果无法做到政治正确或伦理恰当就不能有所行动？这样的困扰是否正是无力行动和行动无力的根源？从而造成不同群体之间更大的隔阂？
演后谈的回应里，我表达得并不完整。或者我要说的只是一句简单的话：行动才有力量。这是推进理解的力量，也是改变的力量。难道要宅在自己的困扰里，把每道大脑纹路都清洗干净之后，才能起而行吗？“我们”和“他们”之间的界线是根本不可弥合的吗？
身份差异的弥合：从反思到行动
回想《世界工厂》创作初期的几次聚会，里面有很多专门研究中国打工群体的学者，随着交流和讨论的推进，围绕着世界工厂的问题似乎构成了一个汪洋大海，让人望而生畏，几乎无从下手。第二阶段，我们开始看参考书籍，希望通过阅读找到切入点。阅读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潘毅的《中国女工》。即便我没有在工厂打工的经历，那些属于女性的梦想、希望、挣扎和痛苦还是打动了我，特别是来自肉体的痛苦，让我感同身受。由此，我逐渐获得了创作的质感和形式。
这里的痛苦附着在日常的成长过程中，完备的身体不断产生缺失，同时不断地叠加伤痛。而在流水线的特定环境中，渴望走出乡村父权的女性却陷入到资本以机器的零件化生产带来的强烈的压迫当中。与此同时，身体的反抗表现为不适的痛苦，以及与此直接相关的歧视。那么，不同身份的人之间当然是可以了解并交流彼此经受的痛苦的。进而，可以发现这些痛苦是如何出现的？是什么造成的？人生的痛苦都是成立的，不论是别人的还是自己的，而在特定的环境中，又不能将特殊的结果放在一个普世皆在的、以人性为基础讨论的心理层面上加以解释，从而避免将资本的罪恶模糊化，以原罪般的心态进行自我修行，放弃对资本以及来自体制压迫的抵抗。
自我修行般的出路，让我想起最近某次大学同学聚会的情形。以前卧谈会的朋友，现在听见我说到社会上的不公，总会让我别那么愤青，做好自己，不同流合污即可；或者说我们可管不了那么多，管了又能怎样？还是先安居乐业吧。听了这些总是更胸闷，就问他们：你们就不生活在人人都逃不过的雾霾里吗？回问：那你做了什么？这让我沉默了很久。是啊。我关注社会问题，我愤怒、我觉得不公、不甘心沉默，仅此而已吗？不行动便也没资格对别人的逆来顺受挑剔吧。然后，自然就想到这些年在草台班做的事情。这些由行动构筑的讨论空间也许就是希望刺破沉闷铁屋的一根针吧，也许就是我不致麻木，反骨依然的磨砺之刀吧。虽然，这也还是让我觉得惭愧：不够勇敢，也不够直接。
《世界工厂》在描述打工者的痛苦时，连接了资本、工人阶级发展的历史以及世界工厂的恶果和来龙去脉。可是，处在深圳这样一个中国“世界工厂”的最前沿的打工者们对此却不能满足。演后谈中，有维权英雄卢志军和本田罢工的李晓娟。他们提出了打工者们的抗争和希望，提出希望这样的戏剧走进工厂，并且能够成为打工者们讨论和解决问题的方式。我不认识他们，从许多的口中，我才知道面前的普通观众原来是够得上称作英雄的人。可是，我已经没法从网上搜索出他们的名字。从剧场到剧场之外的空间，他们的表达充满了想象力。而这样的想象并不空洞，也离我们不远。由此，我问自己：我们现在做了一出《世界工厂》的戏，之后，我们还能多做些什么？能够怎样去推进？同时，我也想到我们的戏里呈现出打工者们被压榨的生活的痛苦，有观众提到了“抱怨”一词。这显示出戏的不足，而不足带来的是可能的行动空间——如何干预、面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如何以自己的行动去改变、去抗争？
表演与现实之间：被释放的想象力
研讨会上，郑波提到中国美院学生对于毕业十年之后的想象：拥有自己的工作室，开车去接自己的孩子。这相对于演后谈中一名原富士康技术员的想象，实在太没有想象力了。这个辞职的工人提出改变世界工厂现状的设想：既然资本家们提出全球化，那么为什么不再分配利润？为什么不在全球制定最低工资标准，以美元结算工资？
那么，什么才是“想象”？类似国美学生的想象，其实也出现在打工群体当中。这些想象当然是他们面对严酷生活继续生存下去的希望，然而，恰恰是这样制式化的想象显示出他们沦为资本奴隶的状况。这种无意识正如戏里那段打工者们对于彼此位置的争抢，对于消费建立起和城里人同等尊严的幻想与幻灭。当我写下“‘这是你的位置吗？’‘这是我的位置。’”的时候，还没有这样的感触。从深圳彩排开始，每次看到这里，候场的我都特别想哭。我想我是从中感受到了资本对人的侵蚀和摧残，在无知无觉中埋下的彩色诱饵逐渐消磨掉人的尊严，让人甘愿为奴，甚至争相陷入被奴役的状态之中。
打工者们处于劳动法律保护的范围之外，处于城市发展和资本运作链条的最底层。他们从开始被称为“盲流”进入城市就过着逆来顺受的生活，不仅如此，现存的为了维持雇佣关系进行资本增殖运作的过剩生产进一步剥夺了工人通过劳动获得的尊严，老康说的那个做化妆品包装盒的打工妹的一生即是一例。但是随着第二代打工者的出现，他们越来越重视尊严，越来越强烈地要求自己的尊严和平等。那天下午看“我要上打工春晚”，里面有一首歌《戒指和手机》，歌词大意是：我们要争取尊严，不做产品的奴隶。
从这些来参加活动的打工者的歌舞中，我能够感觉到他们平日生活的压抑，能够感觉到他们在舞台上拼尽全力释放自己的能量。他们没有表演技巧，有的只是生命力的投注。那是特别直接的一种方式，资深观众可能会有点受不了，而同为他们之中一员的观众却一定是最能够直接接收到这样的能量，最容易被直接打动的。这让我突然觉得理解了小闵表演的方式。之前，我和赵川都曾经建议过他是否能够控制演出中的能量，不要太过用力，拼体力并不能和观众达成更好的沟通。可是，他没接受，即便有些控制也还是常常能量爆棚。我一直认为这是个表演的必经过程，先具备了足够的能量，之后才能学会如何控制。但是，看着打工春晚的报名者们在台上的那股劲头，我突然明白了小闵的坚持：这是他们沟通的方式，直接的，拼尽全力的，把平日里的压抑和失落变成舞台上燃烧的火焰一般。
走出精神洁癖：面向劳动者的表达
戏的结尾，许多在《不干了》里唱道：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星星之火它也可以燎原……打工者们也越来越意识到，在争取平等待遇和尊严的斗争中，群体力量比单枪匹马更加有效。例如，这次来看戏和研讨的深圳工人维权机构“萤火虫工友服务中心”就通过QQ群的方式，让工友们互相交流，由此改变着打工群体在流水线上被降到最低的人和人之间的联系和沟通。或许，认识和建立尊严的过程正是一个形成打工者整体意识的过程。当然，通过工余活动所产生的可能的联系与沟通，例如：打工者自己组建的乐队、街舞队等，应该也包含着微小行动慢慢积聚的力量吧。
反观打工群体在逐步建立自主意识和自己的表达与文化，文章开头出现的来自文青及知识阶层对行动正当性的质疑是否也可以从中获得启发：能否在对自身境遇的抱怨和思考与其它阶层境遇的对照中，并在了解和行动的过程中，逐渐构想出具有强大想象力的未来呢？处于一个被灌输以消费主义思维建立身份的过程中，如何发挥更广阔的想象力，将社会公正放在制度改变、生产方式的改变、生存手段的改变等方向上来？同时，扩展到PC16国，甚至世界的范畴上来？汪晖在研讨会中提出了如何成为“我们”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发现社会结构的预设身份，不要自觉地将阶层的隔阂强调为巴别塔式的绝望境地，进而失去行动的力量。这同样需要一种充满力量的想象。
这次研讨会上，潘毅述说了自己如何从一个对身份的纠结状态逐渐变化的：《中国女工》的文字还是很讲究的，可是到了《大工地》、《我在富士康》，她发现自己的文字越来越粗糙。这种转变来自于她多年和打工者的接触、了解，来自于她对自己调研和写作的思考，她希望文字表述更加贴近打工者的生活，并且以直接的表述达成顺畅的交流，因为打工者是这些问题的重要经历者和阅读者。她把这些变化归结为经历的“自我改造”。正如我从《小社会》到《世界工厂》的创作中，经历了从纠结到进展，直到认识到通过创作我们很可能没有足够的能量解决现实的问题，但是自身的变化却实实在在地发生了。
行动，不但带来了力量，而且能够产生新的关系。我期待着更多人走出精神洁癖的泥沼，慢慢构建出行动，构建出弥合阶层、群体之间裂缝的属于我们的行动，构建出充满想象力与活力的未来。
文章为草台班工作人员原创作品，内容和观点不代表草台班立场。文章经作者授权，由破土工作室首发。如需转载，请标明出处。
“我们”与“他们”：身份认同的反思
在深圳演出《世界工厂》第二场时，来看戏的工友有100多人。活跃的演后谈中，新工人们对演出给予了肯定，同时诉说着自己的经历、想法和建议。相反，对演出质疑的声音来自文青：你们没有当过工人，怎么可以代表他们去发声？你们不自觉地用了“我们”和“他们”的不同视角来观察，这样是否平等？……
对我而言，这样的疑问曾经遭遇过多次，来自外部，来自合作者，也来自自己当初的思考。当知识分子或者文青面临这些议题的时候，对于身份差异的纠结异常明显。就我自己来说，这样的挣扎困惑从《小社会》初创开始就有所感受。当时，我演一个擦鞋女。我在可能的范围内努力找到和擦鞋女聊天的机会。这样的时候，我希望和她在一起深入交流。然而，我却越发感觉到沟通的隔阂，她只愿意告诉我一些普通的答案，而有的问题，她笑笑就敷衍过去了。是啊，平日里和他们擦肩而过，甚至视而不见，难道聊几次天就能了解他们吗？记得，看胡杰的纪录片《在远方》的时候，知道他曾经断断续续和这户人家一起生活了将近两年。即便如此，现实中生活的复杂依然不可能被纪录片完全描述，就如我永远也不可能把擦鞋女演得血肉丰满，我能找到的只是能够让我和她之间产生连接的问题和感受。是她打开了我的眼界，改变了一些我观看周围世界的视角。
最近参与的“定海桥：对历史的艺术实践”项目，类似的质疑同样出现在参与者中间。他们谨慎地质疑作品与现实的界线、艺术作品与社会实践的区别，质疑作品是否对生活在当地的人们构成消费，质疑怎样做才能合乎伦理……是的，我理解这些质疑，甚至这种谨慎值得赞许。但是，当这些困惑此起彼伏地纠结在伦理地带的时候，充分显示了陷入既定身份的泥沼而无力自拔的软弱无力，这样的无力感是否由于过分地相信自己一举一动的意义，因而才有了对政治正确和伦理恰当的“洁癖”？
同时，另一种困扰来自于希望为之发声的人群。樱井大造也回忆曾经为工人演出帐篷剧时，女演员常会受到观众的骚扰，而男演员们必须奋力保护的经历。“我们”与“他们”之间的界线无法忽视，无法逃避。但是，面对这样的界线，纠结于精神洁癖的状况时，我也会质疑：是不是如果无法做到政治正确或伦理恰当就不能有所行动？这样的困扰是否正是无力行动和行动无力的根源？从而造成不同群体之间更大的隔阂？
演后谈的回应里，我表达得并不完整。或者我要说的只是一句简单的话：行动才有力量。这是推进理解的力量，也是改变的力量。难道要宅在自己的困扰里，把每道大脑纹路都清洗干净之后，才能起而行吗？“我们”和“他们”之间的界线是根本不可弥合的吗？
身份差异的弥合：从反思到行动
回想《世界工厂》创作初期的几次聚会，里面有很多专门研究中国打工群体的学者，随着交流和讨论的推进，围绕着世界工厂的问题似乎构成了一个汪洋大海，让人望而生畏，几乎无从下手。第二阶段，我们开始看参考书籍，希望通过阅读找到切入点。阅读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潘毅的《中国女工》。即便我没有在工厂打工的经历，那些属于女性的梦想、希望、挣扎和痛苦还是打动了我，特别是来自肉体的痛苦，让我感同身受。由此，我逐渐获得了创作的质感和形式。
这里的痛苦附着在日常的成长过程中，完备的身体不断产生缺失，同时不断地叠加伤痛。而在流水线的特定环境中，渴望走出乡村父权的女性却陷入到资本以机器的零件化生产带来的强烈的压迫当中。与此同时，身体的反抗表现为不适的痛苦，以及与此直接相关的歧视。那么，不同身份的人之间当然是可以了解并交流彼此经受的痛苦的。进而，可以发现这些痛苦是如何出现的？是什么造成的？人生的痛苦都是成立的，不论是别人的还是自己的，而在特定的环境中，又不能将特殊的结果放在一个普世皆在的、以人性为基础讨论的心理层面上加以解释，从而避免将资本的罪恶模糊化，以原罪般的心态进行自我修行，放弃对资本以及来自体制压迫的抵抗。
自我修行般的出路，让我想起最近某次大学同学聚会的情形。以前卧谈会的朋友，现在听见我说到社会上的不公，总会让我别那么愤青，做好自己，不同流合污即可；或者说我们可管不了那么多，管了又能怎样？还是先安居乐业吧。听了这些总是更胸闷，就问他们：你们就不生活在人人都逃不过的雾霾里吗？回问：那你做了什么？这让我沉默了很久。是啊。我关注社会问题，我愤怒、我觉得不公、不甘心沉默，仅此而已吗？不行动便也没资格对别人的逆来顺受挑剔吧。然后，自然就想到这些年在草台班做的事情。这些由行动构筑的讨论空间也许就是希望刺破沉闷铁屋的一根针吧，也许就是我不致麻木，反骨依然的磨砺之刀吧。虽然，这也还是让我觉得惭愧：不够勇敢，也不够直接。
《世界工厂》在描述打工者的痛苦时，连接了资本、工人阶级发展的历史以及世界工厂的恶果和来龙去脉。可是，处在深圳这样一个中国“世界工厂”的最前沿的打工者们对此却不能满足。演后谈中，有维权英雄卢志军和本田罢工的李晓娟。他们提出了打工者们的抗争和希望，提出希望这样的戏剧走进工厂，并且能够成为打工者们讨论和解决问题的方式。我不认识他们，从许多的口中，我才知道面前的普通观众原来是够得上称作英雄的人。可是，我已经没法从网上搜索出他们的名字。从剧场到剧场之外的空间，他们的表达充满了想象力。而这样的想象并不空洞，也离我们不远。由此，我问自己：我们现在做了一出《世界工厂》的戏，之后，我们还能多做些什么？能够怎样去推进？同时，我也想到我们的戏里呈现出打工者们被压榨的生活的痛苦，有观众提到了“抱怨”一词。这显示出戏的不足，而不足带来的是可能的行动空间——如何干预、面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如何以自己的行动去改变、去抗争？
表演与现实之间：被释放的想象力
研讨会上，郑波提到中国美院学生对于毕业十年之后的想象：拥有自己的工作室，开车去接自己的孩子。这相对于演后谈中一名原富士康技术员的想象，实在太没有想象力了。这个辞职的工人提出改变世界工厂现状的设想：既然资本家们提出全球化，那么为什么不再分配利润？为什么不在全球制定最低工资标准，以美元结算工资？
那么，什么才是“想象”？类似国美学生的想象，其实也出现在打工群体当中。这些想象当然是他们面对严酷生活继续生存下去的希望，然而，恰恰是这样制式化的想象显示出他们沦为资本奴隶的状况。这种无意识正如戏里那段打工者们对于彼此位置的争抢，对于消费建立起和城里人同等尊严的幻想与幻灭。当我写下“‘这是你的位置吗？’‘这是我的位置。’”的时候，还没有这样的感触。从深圳彩排开始，每次看到这里，候场的我都特别想哭。我想我是从中感受到了资本对人的侵蚀和摧残，在无知无觉中埋下的彩色诱饵逐渐消磨掉人的尊严，让人甘愿为奴，甚至争相陷入被奴役的状态之中。
打工者们处于劳动法律保护的范围之外，处于城市发展和资本运作链条的最底层。他们从开始被称为“盲流”进入城市就过着逆来顺受的生活，不仅如此，现存的为了维持雇佣关系进行资本增殖运作的过剩生产进一步剥夺了工人通过劳动获得的尊严，老康说的那个做化妆品包装盒的打工妹的一生即是一例。但是随着第二代打工者的出现，他们越来越重视尊严，越来越强烈地要求自己的尊严和平等。那天下午看“我要上打工春晚”，里面有一首歌《戒指和手机》，歌词大意是：我们要争取尊严，不做产品的奴隶。
从这些来参加活动的打工者的歌舞中，我能够感觉到他们平日生活的压抑，能够感觉到他们在舞台上拼尽全力释放自己的能量。他们没有表演技巧，有的只是生命力的投注。那是特别直接的一种方式，资深观众可能会有点受不了，而同为他们之中一员的观众却一定是最能够直接接收到这样的能量，最容易被直接打动的。这让我突然觉得理解了小闵表演的方式。之前，我和赵川都曾经建议过他是否能够控制演出中的能量，不要太过用力，拼体力并不能和观众达成更好的沟通。可是，他没接受，即便有些控制也还是常常能量爆棚。我一直认为这是个表演的必经过程，先具备了足够的能量，之后才能学会如何控制。但是，看着打工春晚的报名者们在台上的那股劲头，我突然明白了小闵的坚持：这是他们沟通的方式，直接的，拼尽全力的，把平日里的压抑和失落变成舞台上燃烧的火焰一般。
走出精神洁癖：面向劳动者的表达
戏的结尾，许多在《不干了》里唱道：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星星之火它也可以燎原……打工者们也越来越意识到，在争取平等待遇和尊严的斗争中，群体力量比单枪匹马更加有效。例如，这次来看戏和研讨的深圳工人维权机构“萤火虫工友服务中心”就通过QQ群的方式，让工友们互相交流，由此改变着打工群体在流水线上被降到最低的人和人之间的联系和沟通。或许，认识和建立尊严的过程正是一个形成打工者整体意识的过程。当然，通过工余活动所产生的可能的联系与沟通，例如：打工者自己组建的乐队、街舞队等，应该也包含着微小行动慢慢积聚的力量吧。
反观打工群体在逐步建立自主意识和自己的表达与文化，文章开头出现的来自文青及知识阶层对行动正当性的质疑是否也可以从中获得启发：能否在对自身境遇的抱怨和思考与其它阶层境遇的对照中，并在了解和行动的过程中，逐渐构想出具有强大想象力的未来呢？处于一个被灌输以消费主义思维建立身份的过程中，如何发挥更广阔的想象力，将社会公正放在制度改变、生产方式的改变、生存手段的改变等方向上来？同时，扩展到PC16国，甚至世界的范畴上来？汪晖在研讨会中提出了如何成为“我们”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发现社会结构的预设身份，不要自觉地将阶层的隔阂强调为巴别塔式的绝望境地，进而失去行动的力量。这同样需要一种充满力量的想象。
这次研讨会上，潘毅述说了自己如何从一个对身份的纠结状态逐渐变化的：《中国女工》的文字还是很讲究的，可是到了《大工地》、《我在富士康》，她发现自己的文字越来越粗糙。这种转变来自于她多年和打工者的接触、了解，来自于她对自己调研和写作的思考，她希望文字表述更加贴近打工者的生活，并且以直接的表述达成顺畅的交流，因为打工者是这些问题的重要经历者和阅读者。她把这些变化归结为经历的“自我改造”。正如我从《小社会》到《世界工厂》的创作中，经历了从纠结到进展，直到认识到通过创作我们很可能没有足够的能量解决现实的问题，但是自身的变化却实实在在地发生了。
行动，不但带来了力量，而且能够产生新的关系。我期待着更多人走出精神洁癖的泥沼，慢慢构建出行动，构建出弥合阶层、群体之间裂缝的属于我们的行动，构建出充满想象力与活力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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