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土杂志劳动、性别想象与另类现代性：从三代女工说起
文/易卉
【摘要】今天，当我们从历史的角度考察性别现象和中国女权主义的发展，会发现不同时期的现代化项目的断裂，影响了不同时代女性的命运，而学科知识的积累也在不同时期受到各种因素的作用。50年代国家女权主义的努力，95年世妇会有西方性别（gender）理论的引进，直到最近巴特勒等后现代女权主义理论的引入，中国女权主义的发展也充满着各种矛盾和断裂，西方知识和本土化经验之间的紧张，构建我们今天有关性别的支离破碎的知识。罗丽莎的这本书无疑给了我们启发，将性别问题放回中国大的宏观变迁当中审视，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女工们的微观生活相勾连，在历史中寻找我们自己的身影。女性的性别想象并不是生而有之，而是在宏大的社会进程中被塑造出来的。在断裂的现代化进程中，所形成的性别想象还可能是断裂的：每个时期的现代化进程似乎都在抹去前一个时期现代化的成果，而每个时期的性别想象也都在否定前一个时期的性别想象。但无一例外的是，每个时期，国家都积极地参与到性别想象的构建之中。
劳动、性别想象与另类现代性：从三代女工说起
一、 别样的现代化与另类的现代性
不管在官方的政治话语中，还是在各种学术著作里，“现代”，“现代化”、“现代性”，或类似辞藻总是出现在生活世界和知识王国的各个角落。但对什么是“现代性”，却并没有一致的看法，或者说，人们虽然明确地感受到了“现代社会”所带来的一切冲击和改变，但对于“现代社会”的本质却难以说清。有趣的是，社会学家们从百年前便忧心匆匆地挖掘“现代性”的本质，并感叹“现代化”所带来的各种变迁。韦伯将西方现代化的过程描述成人们逐渐去魅，建立起理性人格的过程；涂尔干和滕尼斯都看到人们在迈向现代社会中，人们从原有的血缘、地缘群里中脱离出来，与亲属、家族关系相隔离，进入一种由职业群体、政治团体所构建的社会关系中；而马克思看到的是工业化进程中，“资本主义”体系的建立。
无疑，工业化（经济变迁）、理性化（人格与精神变迁）、城市化、专业化、世俗化都成为这些西方学者讨论“现代化”的重要切入点。只是，这些作为西方“现代性”重要内涵的标签，却未必适合东方的历史进程。后殖民主义批评，“现代化”理论中的欧洲中心主义以西方为标尺来衡量第三世界国家的历史进程。在他们看来，“现代化”进程不应该是线性和单一的，世界的历史应该存在其他的现代性可能。因此，他们纷纷在其他国家寻找另一种现代性，即另类的现代性（other modernities）。
罗丽莎便是在这样的框架下开始她的研究。在她看来，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路径，它甚至在不同时期出现断裂。马克思主义者往往将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视为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内核，因而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路径是马克思主义者考察现代化过程的重要途径。受到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影响的罗丽莎，对中国现代化的关注集中在不同时期围绕着工业化和经济发展项目所展开的生产和消费上。对于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之间的关系，许多学者都认为不同于西方现代化与工业化的并行，中国的现代化形成早于工业化进程。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在思考中国传统文明和西方的现代文化之间的张力，以吴景超为代表的“城市救济派”和梁簌溟为代表的“乡建派”之争，背后的本质是中国的现代化路径之争。但中国的大型工业化的过程是从1949年开始的。49年之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工业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也呈现出不同的状态，罗丽莎的作品则通过杭州一个丝绸厂在50年代、文化大革命，80年代后进厂的三代女工对于性别的想象，展现了在这三个时期断裂的现代性特征。
二、 女工：现代化视角下被忽略的群体
在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讨论中，女性与这些现代化项目之间的关系往往被忽略。从五四运动开始，大量的新女性响应新文化运动的号召，走出家庭，投身于追求“现代中国”的浪潮中。革命年代，无数女战士和他们的男性战友一样为了国家的独立浴血奋战，然而今天，除了偶尔出现在银幕上的蓝褂黑裙，女学生和女战士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及其她们在此进程中的遭遇及主观感受，鲜被谈起。
50年代，“铁人”王进喜成为中国现代化舞台上的重要符号。50年代快速工业化所需要的“阳刚”气质，在这个形象上体现无疑。这个形象上所表现的“男性化的”、“坚毅”、“爱国”、“求实”、“奉献”等等特质，成为了那个时代所有工人的概括。然而，作为支撑起中国轻工业发展的纺织女工，她们的声音却被淹没在各种对男性工人的颂扬中。如果她们是在国家的号召下参与公共劳动，并成为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支柱，她们的人生也无疑被深刻地烙下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痕迹。同时，作为家庭与国家的纽带，她们的命运与中国的现代化项目已经仅仅捆绑在一起。而这所有的一切，在历史上不曾被提起。女性劳动者的形象，随着市场改革的推进，也慢慢也历史上消失了。今天社会中充斥的各种女性形象，是被“物化”了的身体。这种形象不断地向我们传递一个信息：女性与公共劳动无关，与更加宏大的中国现代化进程无关。它通过否定和切断女性与更大的历史进程的关系，来贬低女性的价值和意义。
西方第二波女性主义的重要工作之一，在于寻回女性群体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她们从最开始将女性“添加”到历史中，到从女性的角度探寻她们在历史中的地位，最后到从社会性别（gender）的视角剖析女性群体的主观认同如何卷入更为宏大的历史进程中。罗丽莎的重要工作，就是挖掘在中国的现代过程中曾经发挥重要作用，但又被掩埋了的这些女工的遭遇。从她们的口中描述出中国女工在历史洪流中扮演的角色，以及中国的现代化在她们身上所留下的印记。
三、 断裂的性别想象
罗丽莎发现，在中国断裂的现代化进程中，不同时期的女工拥有迥异的性别想象。
首先，50年代迅速扩张的工业化在那个时代的现代化项目中占据中心地位，国家通过性别解放的革命话语来鼓励女性从家庭作坊的小型经济生产模式中走出来，融入更加宏大的工业生产。这些从家庭走进大工业生产的女性，也“通过生产将自己从‘传统’的封建主义中解放出来” 。一方面，她们通过公共劳动获得性别解放的自我实现，通过参与大工业生产来跨越性别分工的界限，另一方面她们通过集体诉苦来减缓生产为女性身体带来的压力，从而打造出为国家牺牲的英雄式的“工人-公民身份”。 因此，这个时期女性的性别想象是跨越性别界限的，它围绕着现代化的工业生产建立起来，并将为国家与人民劳动的责任置于为小家庭履行母职的要求之上。
其次，文化大革命时期中成长起来的女工，涌动着不安的灵魂，对权威往往存在习惯性的挑战。在运动迭起的文革年代，50年代性别想象中的牺牲、隐忍、奉献早已在文革世代的生产和生活中失去位置，叛逆、挑衅、不惧权威成为了这个世代的特征。文革时期进厂的女工，不像50年代进厂女工那样热爱工作，对权威的抗拒成为她们生活的一般形态，也是她们构建叛逆主体的重要实践。此外，她们对家庭和性别角色也存在抗拒和逃离。她们拥有三个世代中最具战斗力的性别想象。
最后，80年代中后期进入工厂的女性，也在完全不同的现代化进程中形成她们的性别想象。一方面，市场经济引入的同时，主流话语对毛时期的许多现代化实践都进行了否定，其中也包括对毛时期女性通过跨越劳动的性别分工而实现自我解放的观点。 许多知识分子（主要是男性知识分子）将毛时代的这一性别想象看作是违背自然的尝试。正如他们认为运动毁掉了最基本的人性一样，他们也认为毛时代的性别想象毁掉了女性为人妻和人母的“自然的女性气质”。 另一方面，开放市场的同时，资本主义世界的意识形态也涌入中国。大量媒体上充斥的浪漫故事、时尚技巧、消费文化，以及性话语都在激发和打造着“欲望”的主体。这个性别主体建立在个体的，对性以及性别关系的“渴望”的基础上。因此，这个世代的女工，逐渐丧失对劳工和工作的积极性，转而依赖婚姻和家庭，并对性关系具有浪漫的想象。回归家庭和婚姻，履行母职，成为了她们性别化的渴望和想象。
罗丽莎的发现无疑是重要的，因为她告诉女性，你的性别想象并不是生而有之，而是在宏大的社会进程中被塑造出来的，具有时代的印迹。在断裂的现代化进程中，所形成的性别想象还可能是断裂的。在《另类的现代性》中，我们看到，每个时期的现代化进程似乎都在抹去前一个时期现代化的成果，而每个时期的性别想象也都在否定前一个时期的性别想象。女性群体即使在不同世代中都存在着差异。但无一例外的是，每个时期，国家都积极地参与到性别想象的构建之中，即使不同世代的女性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抵抗。
今天，当我们从历史的角度考察性别现象和中国女权主义的发展，会发现二者也是如此断裂。不同时期的现代化项目的断裂，影响了不同时代女性的命运，而学科知识的积累也在不同时期受到各种因素的作用。50年代国家女权主义的努力，95年世妇会有西方性别（gender）理论的引进，直到最近巴特勒等后现代女权主义理论的引入，中国女权主义的发展也充满着各种矛盾和断裂，西方知识和本土化经验之间的紧张，构建我们今天有关性别的支离破碎的知识。罗丽莎的这本书无疑给了我们启发，将性别问题放回中国大的宏观变迁当中审视，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女工们的微观生活相勾连，在历史中寻找我们自己的身影。
参考文献： Rofel, L. (1999). Other modernities: Gendered yearnings in China after socialism.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原文
本文为破土原创首发，转载请标明出处
【摘要】今天，当我们从历史的角度考察性别现象和中国女权主义的发展，会发现不同时期的现代化项目的断裂，影响了不同时代女性的命运，而学科知识的积累也在不同时期受到各种因素的作用。50年代国家女权主义的努力，95年世妇会有西方性别（gender）理论的引进，直到最近巴特勒等后现代女权主义理论的引入，中国女权主义的发展也充满着各种矛盾和断裂，西方知识和本土化经验之间的紧张，构建我们今天有关性别的支离破碎的知识。罗丽莎的这本书无疑给了我们启发，将性别问题放回中国大的宏观变迁当中审视，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女工们的微观生活相勾连，在历史中寻找我们自己的身影。女性的性别想象并不是生而有之，而是在宏大的社会进程中被塑造出来的。在断裂的现代化进程中，所形成的性别想象还可能是断裂的：每个时期的现代化进程似乎都在抹去前一个时期现代化的成果，而每个时期的性别想象也都在否定前一个时期的性别想象。但无一例外的是，每个时期，国家都积极地参与到性别想象的构建之中。
劳动、性别想象与另类现代性：从三代女工说起
一、 别样的现代化与另类的现代性
不管在官方的政治话语中，还是在各种学术著作里，“现代”，“现代化”、“现代性”，或类似辞藻总是出现在生活世界和知识王国的各个角落。但对什么是“现代性”，却并没有一致的看法，或者说，人们虽然明确地感受到了“现代社会”所带来的一切冲击和改变，但对于“现代社会”的本质却难以说清。有趣的是，社会学家们从百年前便忧心匆匆地挖掘“现代性”的本质，并感叹“现代化”所带来的各种变迁。韦伯将西方现代化的过程描述成人们逐渐去魅，建立起理性人格的过程；涂尔干和滕尼斯都看到人们在迈向现代社会中，人们从原有的血缘、地缘群里中脱离出来，与亲属、家族关系相隔离，进入一种由职业群体、政治团体所构建的社会关系中；而马克思看到的是工业化进程中，“资本主义”体系的建立。
无疑，工业化（经济变迁）、理性化（人格与精神变迁）、城市化、专业化、世俗化都成为这些西方学者讨论“现代化”的重要切入点。只是，这些作为西方“现代性”重要内涵的标签，却未必适合东方的历史进程。后殖民主义批评，“现代化”理论中的欧洲中心主义以西方为标尺来衡量第三世界国家的历史进程。在他们看来，“现代化”进程不应该是线性和单一的，世界的历史应该存在其他的现代性可能。因此，他们纷纷在其他国家寻找另一种现代性，即另类的现代性（other modernities）。
罗丽莎便是在这样的框架下开始她的研究。在她看来，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路径，它甚至在不同时期出现断裂。马克思主义者往往将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视为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内核，因而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路径是马克思主义者考察现代化过程的重要途径。受到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影响的罗丽莎，对中国现代化的关注集中在不同时期围绕着工业化和经济发展项目所展开的生产和消费上。对于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之间的关系，许多学者都认为不同于西方现代化与工业化的并行，中国的现代化形成早于工业化进程。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在思考中国传统文明和西方的现代文化之间的张力，以吴景超为代表的“城市救济派”和梁簌溟为代表的“乡建派”之争，背后的本质是中国的现代化路径之争。但中国的大型工业化的过程是从1949年开始的。49年之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工业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也呈现出不同的状态，罗丽莎的作品则通过杭州一个丝绸厂在50年代、文化大革命，80年代后进厂的三代女工对于性别的想象，展现了在这三个时期断裂的现代性特征。
二、 女工：现代化视角下被忽略的群体
在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讨论中，女性与这些现代化项目之间的关系往往被忽略。从五四运动开始，大量的新女性响应新文化运动的号召，走出家庭，投身于追求“现代中国”的浪潮中。革命年代，无数女战士和他们的男性战友一样为了国家的独立浴血奋战，然而今天，除了偶尔出现在银幕上的蓝褂黑裙，女学生和女战士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及其她们在此进程中的遭遇及主观感受，鲜被谈起。
50年代，“铁人”王进喜成为中国现代化舞台上的重要符号。50年代快速工业化所需要的“阳刚”气质，在这个形象上体现无疑。这个形象上所表现的“男性化的”、“坚毅”、“爱国”、“求实”、“奉献”等等特质，成为了那个时代所有工人的概括。然而，作为支撑起中国轻工业发展的纺织女工，她们的声音却被淹没在各种对男性工人的颂扬中。如果她们是在国家的号召下参与公共劳动，并成为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支柱，她们的人生也无疑被深刻地烙下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痕迹。同时，作为家庭与国家的纽带，她们的命运与中国的现代化项目已经仅仅捆绑在一起。而这所有的一切，在历史上不曾被提起。女性劳动者的形象，随着市场改革的推进，也慢慢也历史上消失了。今天社会中充斥的各种女性形象，是被“物化”了的身体。这种形象不断地向我们传递一个信息：女性与公共劳动无关，与更加宏大的中国现代化进程无关。它通过否定和切断女性与更大的历史进程的关系，来贬低女性的价值和意义。
西方第二波女性主义的重要工作之一，在于寻回女性群体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她们从最开始将女性“添加”到历史中，到从女性的角度探寻她们在历史中的地位，最后到从社会性别（gender）的视角剖析女性群体的主观认同如何卷入更为宏大的历史进程中。罗丽莎的重要工作，就是挖掘在中国的现代过程中曾经发挥重要作用，但又被掩埋了的这些女工的遭遇。从她们的口中描述出中国女工在历史洪流中扮演的角色，以及中国的现代化在她们身上所留下的印记。
三、 断裂的性别想象
罗丽莎发现，在中国断裂的现代化进程中，不同时期的女工拥有迥异的性别想象。
首先，50年代迅速扩张的工业化在那个时代的现代化项目中占据中心地位，国家通过性别解放的革命话语来鼓励女性从家庭作坊的小型经济生产模式中走出来，融入更加宏大的工业生产。这些从家庭走进大工业生产的女性，也“通过生产将自己从‘传统’的封建主义中解放出来” 。一方面，她们通过公共劳动获得性别解放的自我实现，通过参与大工业生产来跨越性别分工的界限，另一方面她们通过集体诉苦来减缓生产为女性身体带来的压力，从而打造出为国家牺牲的英雄式的“工人-公民身份”。 因此，这个时期女性的性别想象是跨越性别界限的，它围绕着现代化的工业生产建立起来，并将为国家与人民劳动的责任置于为小家庭履行母职的要求之上。
其次，文化大革命时期中成长起来的女工，涌动着不安的灵魂，对权威往往存在习惯性的挑战。在运动迭起的文革年代，50年代性别想象中的牺牲、隐忍、奉献早已在文革世代的生产和生活中失去位置，叛逆、挑衅、不惧权威成为了这个世代的特征。文革时期进厂的女工，不像50年代进厂女工那样热爱工作，对权威的抗拒成为她们生活的一般形态，也是她们构建叛逆主体的重要实践。此外，她们对家庭和性别角色也存在抗拒和逃离。她们拥有三个世代中最具战斗力的性别想象。
最后，80年代中后期进入工厂的女性，也在完全不同的现代化进程中形成她们的性别想象。一方面，市场经济引入的同时，主流话语对毛时期的许多现代化实践都进行了否定，其中也包括对毛时期女性通过跨越劳动的性别分工而实现自我解放的观点。 许多知识分子（主要是男性知识分子）将毛时代的这一性别想象看作是违背自然的尝试。正如他们认为运动毁掉了最基本的人性一样，他们也认为毛时代的性别想象毁掉了女性为人妻和人母的“自然的女性气质”。 另一方面，开放市场的同时，资本主义世界的意识形态也涌入中国。大量媒体上充斥的浪漫故事、时尚技巧、消费文化，以及性话语都在激发和打造着“欲望”的主体。这个性别主体建立在个体的，对性以及性别关系的“渴望”的基础上。因此，这个世代的女工，逐渐丧失对劳工和工作的积极性，转而依赖婚姻和家庭，并对性关系具有浪漫的想象。回归家庭和婚姻，履行母职，成为了她们性别化的渴望和想象。
罗丽莎的发现无疑是重要的，因为她告诉女性，你的性别想象并不是生而有之，而是在宏大的社会进程中被塑造出来的，具有时代的印迹。在断裂的现代化进程中，所形成的性别想象还可能是断裂的。在《另类的现代性》中，我们看到，每个时期的现代化进程似乎都在抹去前一个时期现代化的成果，而每个时期的性别想象也都在否定前一个时期的性别想象。女性群体即使在不同世代中都存在着差异。但无一例外的是，每个时期，国家都积极地参与到性别想象的构建之中，即使不同世代的女性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抵抗。
今天，当我们从历史的角度考察性别现象和中国女权主义的发展，会发现二者也是如此断裂。不同时期的现代化项目的断裂，影响了不同时代女性的命运，而学科知识的积累也在不同时期受到各种因素的作用。50年代国家女权主义的努力，95年世妇会有西方性别（gender）理论的引进，直到最近巴特勒等后现代女权主义理论的引入，中国女权主义的发展也充满着各种矛盾和断裂，西方知识和本土化经验之间的紧张，构建我们今天有关性别的支离破碎的知识。罗丽莎的这本书无疑给了我们启发，将性别问题放回中国大的宏观变迁当中审视，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女工们的微观生活相勾连，在历史中寻找我们自己的身影。
参考文献： Rofel, L. (1999). Other modernities: Gendered yearnings in China after socialism.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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