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土杂志周一·热评丨贫富差距是如何腐化民主制度的
贫富差距是如何腐化民主制度的
摘要
发达国家的受教育人口和富裕人口不断增加，为什么选举参与率却一直下降？贫富分化是原因之一。经济上的不平等正损害着政治上的平等，富人可以把某些议题排除在社会讨论之外，穷人则在政治竞争过程中遭遇持续性挫败。
经济不平等如何影响了民众的政治参与？美国南伊利诺大学的 Frederick Solt 发表在《美国政治学期刊（AJPS）》的文章中总结了学界的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经济不平等对政治参与有负面影响，对穷人的影响尤甚。在社会矛盾冲突中，富人的财富使得他们总是占据优势地位，富人可以把某些议题排除在社会讨论之外。穷人在政治竞争过程中的持续性挫败，使得他们自己也不相信参与政治能够维护自身利益。他们视自身的糟糕境况为理所当然，或归结于命运使然。通过内化富人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游戏规则和价值导向，他们对社会现实的自适应实质是一种逃脱无力感的方法。这种理论被称为相对权力理论（relativepower theory）。
第二种观点完全相反：经济不平等能促进政治参与。经济不平等造成的利益分化会引燃对社会问题的辩论，越发严重的不平等带来的是越来越多的相对贫困的穷人，这样他们更有动力去参与到政治过程中来改善自身的处境，富人则会越发反对社会改革。与此相反的是，低度不平等更容易带来社会共识，因此人们政治参与的动力也更少。这是冲突理论（conflict theory）。
第三种理论则从个人层面而不是社会结构层面来看待政治参与。它认为政治参与取决于自身资源的多寡，个人基于成本收益原则来决定是否参与政治。相对高的经济不平等导致自身资源少的穷人更懒与参政，而资源多的富人则更乐于参政。这是资源理论（resource theory）。
Solt针对22个发达国家，如英国、加拿大、美国、波兰、西班牙、澳大利亚等的情况做了实证研究。统计结果系统性地支持了第一种观点：相对权力理论，也就是经济不平等强烈地压制了中下收入人群的政治兴趣、政治讨论、和选举参与。不过，这种负面效应对于中上层收入人群来说没有显著影响。对于最穷的 20% 人口而言，当整个社会的经济平等水平从最平等变成最不平等，他们对政治感兴趣的可能性会下降13.2%。而同样的情况对于收入处于 20%-40% 和 40%-60% 的普通人来说，他们对政治感兴趣的可能性分别下降 11% 和 8.6%。
研究者还发现，教育程度对政治兴趣则有显著积极影响。假设同样是最低收入 20% 的人群，居住在瑞典（经济较平等）和居住在美国（经济较不平等）对政治兴趣的造成的影响差异就如同大学本科毕业和小学六年级辍学造成的影响差异一样。其他影响因素中，中年人最具政治兴趣，女性、已婚、孩子、居住农村都对政治兴趣有负面影响，而工会和教会成员则是正面影响。
用大白话来说，对政治最没有兴趣的是农村、已婚、有小孩的低收入、低教育程度老年大妈，而对政治最有兴趣的应该是城市、未婚、没小孩的高收入、高教育程度的中年大叔，最好还是工会或教会成员。这些因素对政治讨论和选举参与的影响也大同小异，有点区别的是就业对政治讨论和选举参与有正面影响，而对政治兴趣的影响则不显著。
这样的统计结果如何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现实？发达国家的受教育人口和富裕人口的绝对数量在不断增加，可是为什么许多发达国家的选举参与多年来都在下降？Solt 认为较悬殊的贫富分化是原因。富人相对权力的增加使得经济上的不平等正损害着政治上的平等，穷人对政治参与的消极进一步使得相关议题进入不了社会公共讨论的议程中。
托克维尔曾经说：“我越对美国社会进行研究，我越认识到平等是造就其他一切的根源，也是我所有观察最终回到的原初点。” Solt 想强调：民主——如果理解成政治平等的话——并不止于普选权，而是关乎政治的运作——不但要争取普选，更要让每张票有意义。而过于悬殊的贫富差距正在腐化民主制度，使得穷人的政治参与变得毫无意义。
Solt 的文章发表于 2008 年初，不久之后发于美国、波及全球的经济危机则再次让人们反省资本主义与民主制度的关系。占领华尔街运动被视为是穷人对贫富悬殊的社会事实的一次控诉与反抗，不过，更为重要的是如何使改善民主制度来造就一个相对平等的社会。
虽然 Solt 的文章研究的是发达国家，不过对发展中国家中国来说，也有启示意义。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并不乐观，民众具有多少政治参与热情？这对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有何影响？如何通过制度创新来让社会弱势群体通过政治参与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这是值得学界和社会关注的。
附录
研究者设定了三个因变量：政治兴趣，政治讨论，和选举参与。主要的解释变量是经济不平等。作者依据的数据来自使用了统一标准计算各国收入情况的卢森堡收入研究（Luxembourg Income Study， LIS）的基尼系数指标。第二个重要的解释变量是相对收入，其他的控制变量则有教育程度、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是否城市居民、是否参与工会等。作者采用了多层线性固定效应模型，该模型的优点在于控制了各个国家的不同历史、社会、政治、经济情况对统计结果的影响，同时考虑某个特定国家在特定年份中，经济不平等的整体社会态势和个体的收入情况如何相互作用从而共同决定了个人的政治参与情况。
参考文献
Solt, F. (2008). Economic inequality and democratic political engage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2(1), 48-60.
破土转自政见
摘要
发达国家的受教育人口和富裕人口不断增加，为什么选举参与率却一直下降？贫富分化是原因之一。经济上的不平等正损害着政治上的平等，富人可以把某些议题排除在社会讨论之外，穷人则在政治竞争过程中遭遇持续性挫败。
经济不平等如何影响了民众的政治参与？美国南伊利诺大学的 Frederick Solt 发表在《美国政治学期刊（AJPS）》的文章中总结了学界的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经济不平等对政治参与有负面影响，对穷人的影响尤甚。在社会矛盾冲突中，富人的财富使得他们总是占据优势地位，富人可以把某些议题排除在社会讨论之外。穷人在政治竞争过程中的持续性挫败，使得他们自己也不相信参与政治能够维护自身利益。他们视自身的糟糕境况为理所当然，或归结于命运使然。通过内化富人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游戏规则和价值导向，他们对社会现实的自适应实质是一种逃脱无力感的方法。这种理论被称为相对权力理论（relativepower theory）。
第二种观点完全相反：经济不平等能促进政治参与。经济不平等造成的利益分化会引燃对社会问题的辩论，越发严重的不平等带来的是越来越多的相对贫困的穷人，这样他们更有动力去参与到政治过程中来改善自身的处境，富人则会越发反对社会改革。与此相反的是，低度不平等更容易带来社会共识，因此人们政治参与的动力也更少。这是冲突理论（conflict theory）。
第三种理论则从个人层面而不是社会结构层面来看待政治参与。它认为政治参与取决于自身资源的多寡，个人基于成本收益原则来决定是否参与政治。相对高的经济不平等导致自身资源少的穷人更懒与参政，而资源多的富人则更乐于参政。这是资源理论（resource theory）。
Solt针对22个发达国家，如英国、加拿大、美国、波兰、西班牙、澳大利亚等的情况做了实证研究。统计结果系统性地支持了第一种观点：相对权力理论，也就是经济不平等强烈地压制了中下收入人群的政治兴趣、政治讨论、和选举参与。不过，这种负面效应对于中上层收入人群来说没有显著影响。对于最穷的 20% 人口而言，当整个社会的经济平等水平从最平等变成最不平等，他们对政治感兴趣的可能性会下降13.2%。而同样的情况对于收入处于 20%-40% 和 40%-60% 的普通人来说，他们对政治感兴趣的可能性分别下降 11% 和 8.6%。
研究者还发现，教育程度对政治兴趣则有显著积极影响。假设同样是最低收入 20% 的人群，居住在瑞典（经济较平等）和居住在美国（经济较不平等）对政治兴趣的造成的影响差异就如同大学本科毕业和小学六年级辍学造成的影响差异一样。其他影响因素中，中年人最具政治兴趣，女性、已婚、孩子、居住农村都对政治兴趣有负面影响，而工会和教会成员则是正面影响。
用大白话来说，对政治最没有兴趣的是农村、已婚、有小孩的低收入、低教育程度老年大妈，而对政治最有兴趣的应该是城市、未婚、没小孩的高收入、高教育程度的中年大叔，最好还是工会或教会成员。这些因素对政治讨论和选举参与的影响也大同小异，有点区别的是就业对政治讨论和选举参与有正面影响，而对政治兴趣的影响则不显著。
这样的统计结果如何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现实？发达国家的受教育人口和富裕人口的绝对数量在不断增加，可是为什么许多发达国家的选举参与多年来都在下降？Solt 认为较悬殊的贫富分化是原因。富人相对权力的增加使得经济上的不平等正损害着政治上的平等，穷人对政治参与的消极进一步使得相关议题进入不了社会公共讨论的议程中。
托克维尔曾经说：“我越对美国社会进行研究，我越认识到平等是造就其他一切的根源，也是我所有观察最终回到的原初点。” Solt 想强调：民主——如果理解成政治平等的话——并不止于普选权，而是关乎政治的运作——不但要争取普选，更要让每张票有意义。而过于悬殊的贫富差距正在腐化民主制度，使得穷人的政治参与变得毫无意义。
Solt 的文章发表于 2008 年初，不久之后发于美国、波及全球的经济危机则再次让人们反省资本主义与民主制度的关系。占领华尔街运动被视为是穷人对贫富悬殊的社会事实的一次控诉与反抗，不过，更为重要的是如何使改善民主制度来造就一个相对平等的社会。
虽然 Solt 的文章研究的是发达国家，不过对发展中国家中国来说，也有启示意义。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并不乐观，民众具有多少政治参与热情？这对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有何影响？如何通过制度创新来让社会弱势群体通过政治参与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这是值得学界和社会关注的。
附录
研究者设定了三个因变量：政治兴趣，政治讨论，和选举参与。主要的解释变量是经济不平等。作者依据的数据来自使用了统一标准计算各国收入情况的卢森堡收入研究（Luxembourg Income Study， LIS）的基尼系数指标。第二个重要的解释变量是相对收入，其他的控制变量则有教育程度、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是否城市居民、是否参与工会等。作者采用了多层线性固定效应模型，该模型的优点在于控制了各个国家的不同历史、社会、政治、经济情况对统计结果的影响，同时考虑某个特定国家在特定年份中，经济不平等的整体社会态势和个体的收入情况如何相互作用从而共同决定了个人的政治参与情况。
参考文献
Solt, F. (2008). Economic inequality and democratic political engage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2(1), 48-60.
破土转自政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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