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四·性别 | 农村光棍：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数据，引发了人们对性别失衡问题的热议。许多人意识到，性别比异常的严重后果之一便是农村光棍问题。然而农村光棍问题并非仅仅是性别比的问题，性别比背后是男女地位的不平等，更有农村婚姻开销上升与农村劳动力流失等多重顽疾，笼罩在处于婚姻阶梯末端的农村“丁男”身上。
本文将从经济和意识形态的角度分析农村光棍群体形成的原因，通过对比毛时代与改革开放时代不同经济政策与意识形态主流话语得出结论，不断扩大的城乡差别是这一问题背后的根本症结所在。
1 从集体制到“靠自己”
近二三十年来农村出生人口男女比例不均，直接原因是1979年开始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此之前，农村家庭可以通过不断生育得到男孩，而如今只能通过人为手段来控制性别，比如性别鉴定、堕胎、溺杀女婴等。然而，为何农村家庭偏爱男孩？大多数人会以封建残余、重男轻女与传宗接代思想一笔带过，在农村也到处可以看到官方口号“生男生女都一样”。但为何在早已告别封建时代，经过辛亥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今天，农村依然如此？农村的光棍，与城市的“剩女”，又有何关系？
古代中国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父权制家庭经济，理想家庭模式建立在性别与代际等级制度之上，也就是男尊女卑、父严子孝。毛时代的“妇女解放” 极大改善了妇女的地位，“铁姑娘”角色风靡的背后是女性获得了与男性一样的劳动权和一定程度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然而父权统治本身并未打破，一方面真正的“同工同酬”并未实现，另一方面家务劳动的性别分工也未打破。
到了改革开放时代，女性的地位发生了新的变化。从意识形态上说，由于改革时代对毛时代的“拨乱反正”，因此毛时代塑造的“社会主义妇女”形象也失去了思想基础。在农村地区，由于农业去集体化与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推行，集体制度瓦解，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全部推向市场，一切都“靠自己”。因此妇女从公共空间退出，重新回到了狭隘的家庭空间，男性则掌握了家庭绝对的话语权。表面上看妇女无需再下地劳动，而实际上她们在繁重的家务与副产品或手工业的双重负担下疲惫不堪，在家庭与生产中却没有任何话语权。在这样的背景下，就农村家庭而言，无论是政治地位还是经济收益，男性为家庭带来的贡献都较女性更大。男性权威意识形态复兴，这一阶段的溺杀女婴与家暴的犯罪率也在上升。
此外，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养儿防老”也是农村家庭偏好男孩的原因。在毛时代，随着农业合作化的展开，农村集体组织担负了解决贫困农民养老问题的任务。1956年颁布的《高级农业合作社示范章程》确立了“五保”供养制度，使失去劳动力与依靠的老弱孤寡残疾社员没有后顾之忧。应该承认，在集体经济自身实力欠佳情况下，毛时代的农村社会保障与合作社医疗保障制度有很大局限性，尤其与城市居民的社会福利差距悬殊。但与之后的改革时代相比，农民至少能享受到集体保障。集体制解散后，农民被推向市场，养老通通“靠自己”，所以不得不重新依赖家庭保障，“养儿防老”是无奈之选。
2 谁是光棍？
男多女少、僧多粥少是形成光棍群体的客观原因。但谁是光棍？他们为何娶不到老婆？尽管主流话语里充斥着对婚姻浪漫化的表述，强调爱情、缘分、外貌等，但在中国农村，男性的经济基础仍然是决定婚姻的首要条件。
一方面，尽管农民年收入的绝对数值在几十年间大幅增长，但是婚姻开销的增长速度更快。费孝通1936年曾在江村做过婚事费用的估计，大约需500元，这个数字相当于一个家庭一年的开支。90年代初，李银河所考察的两个村庄结婚开销是一个农民10年的收入。而90年代后期，结婚开销已经攀升一个村民20多年的收入。
另一方面，随着人口流动日益频繁，婚姻市场扩大，我们可以看到，越是贫困的地区，婚姻开销所占农民年收入的比重越高。贫穷导致光棍，光棍导致更加贫穷。在越是贫困的地区，女性更愿意离开村庄，而一旦女性去了更富裕的地区，就再也看不上原先村里的男性了。即便留在村里的女性，更加迫切地希望通过婚姻来改变拮据的生活状态，因此进一步抬高了婚嫁的费用。而光棍由于缺乏家庭动力与人生目标，在很多情况下会沉迷于吸烟、喝酒、赌博、毒品等，逐渐荒废农田，变得更加消极和贫穷。一旦单身汉过了适婚年龄，他们就要付出更高的代价来娶老婆。很多单身汉面临的不仅是年纪大的问题，他们大多也面临教育水平低、无固定职业、身体缺陷、不良嗜好、家乡偏远等难题，这时他们唯有出更多的钱才有可能娶到媳妇，以补偿女方受到的“损失”。于贫穷的农村单身汉而言，这简直无解。遗憾的是，在一些学者与媒体的解读与农民的理解中，光棍之所以找不到老婆是因为他们自身“文化水平低”，“思想封建”以及“没有缘分”等。
我们应该注意到，婚姻开销上升并非只局限在农村，也并非孤立的事件，而是在整个国家去集体化和经济全面市场化下产生的现象。毛的集体经济时代致力于消除城乡差别、体脑差别与工农差别，无论是农村的工分制度下，还是城市的国企体制中，个体之间的收入差别并不大，因此对婚姻的物质要求并不高，而对个人成分政治因素有时更为看重。而在去集体化之后，在市场经济个人利益驱动与物质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个人的贫富差距拉开，对婚姻的物质要求才不断攀升，甚至有“婚姻市场化”的趋势，这才是老乡口中“娶老婆等于买老婆”背后深层次的含义。
另一方面，随着城乡发展差距愈来愈大、人口迁移与通婚圈也逐渐扩大的情况下，农村的婚费再涨也难以赶上城市，只要中间存在差价，女性就有进一步流失的可能，这是一种“双重涨价”。更何况如今在城市，工薪阶层因为没有房没有车而结不起婚的情况也很普遍，更毋宁说农村。在社会经济结构高度分化、城乡差别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婚姻开销的几何级上升与婚姻资源严重失衡的双重挤压才是农村光棍群体突增的重要原因。
3 城市作为“出路”？
农村经济在经历了集体生产瓦解，农村经济让步于城市发展之后，已经与城市形成二元对立的格局。在巨大的城乡差别下，城市的资本家只需提供微薄的工资与少许的优惠，便可以吸引大量的农民进城，从而进一步剥削与压迫他们。另一方面，学者严海蓉曾指出农村在几十年间由意识形态的高地逐步沦落为“落后”与“愚昧”的代名词，而城市则渐渐获得“现代”与“文明”的优越地位。主流话语经常用“低素质”来形容农民工，用以刻画农民工缺乏教育、礼仪、品味等“文化资本”。当它成为农民工群体的标签，便意味着城乡二元对立已经在人们的思维中根深蒂固。在经济与意识形态的双重评判标准下，农村都没有出路，因此，农村年轻劳动力才会背井离乡。
对于农村未婚女性来说，来到城市后，虽然仍是社会底层，但有可能找到比自己条件略好的男性结婚。然而这也仅仅是可能而已，并且这种可能性有时必须建立在农村女性出卖身体的基础上。而对于农村光棍来说，位于婚姻梯度链条尾端的他们即便去了城市仍然没有出路。即便在城市里找到同样农村出身出来打工的老婆，也面临老婆逃跑、异地分居这样的状况。一些言论认为，农村光棍进城后，可以扩大社交圈、开拓视野、提高婚配的机会。可事实上，许多农民工进城后在资本的剥削与严格管控下，除了工作与休息，根本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谈恋爱；他们所能接触到的社交圈也很窄。可以想见，一个建筑工人白天工作，晚上睡集体宿舍，能接触到的都是同样位于底层、或许也没有结婚的男性。富士康的厂妹现象正是这些苦闷的农村单身男女互相“取暖”的结果。跨国资本下的农民工往往被当做机器，连基本的生存权利与人权都无法保障，遑论恋爱？
农村光棍群体的出现伴随着一系列社会问题，包括赡养与养老、强奸与拐卖妇女、暴力与犯罪等，将影响到女性的人身安危与人口再生产。然而，有些学者与媒体过分夸大了农村光棍群体带来的危害，却忽略了他们才是真正的受害者。比起一味怪罪农村家庭“思想封建”导致性别比高居不下，我们更应该反思是什么令农村如此凋敝与贫穷，如此没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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