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土杂志醉翁之意不在酒——评李世默和福山的对话
李世默和福山都是时下的热门人物，他们的谈话自然也吸引人们的眼球。但是，在笔者看来，他们对话不仅充满着事实层面的错误，而且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李世默和福山在对话的一开始首先对美国政治的发展进行了评论，他们都对美国的“利益集团”化忧心忡忡，但是，笔者必须指出，这样一种状况并不是什么“异常”情况，恰恰是美国政治从立国开始（例如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等等）的“常态”——甚至一度激化为内战。这一点但凡对美国政治史有所了解的人都十分清楚。而且，恰恰是随着美国工人运动的被驯化、被吸纳、被打散，社会运动的退潮，这种寡头化才在尤其冷战之后愈发加剧。福山的抱怨毋宁说在于其它层面，后文将提及。
如果说李世默和福山对美国政治的评价是隔靴搔痒的话，那么他们对中国古代无论是政治和社会的观点只能让人啼笑皆非了。首先，李世默和福山把晚清从中国古代分离出去，认为晚清不是中国古代政治的“常态”。但是，大家都知道，清朝是取代明朝（或者更准确地说李自成和南明）而建立统治的，那么我倒要问一问了，明朝总是属于李和福山眼里的“辉煌时刻”吧？怎么这样一个“辉煌”的时刻连自身的维持都做不到了呢？对中国历史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晚明的“混乱”程度不仅不比晚清逊色，甚至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更进一步地说，任何一个中国古代王朝的末年（绝不仅仅是福山提及的东汉时期），哪个不是军阀遍地，烽烟四起，哪个不是人头落地血流成河？这样一种状况和晚清有特别本质的区别么？这些时期算不算中国历史的“辉煌”时期？中国古代的哪一个“辉煌”时刻能维持自身的？而且，李世默嘴里的那样一种“大公无私”的圣明制度怎么就无法防止这样一种状况的出现呢？这显然无法自圆其说吧。李世默在谈话中提及“国家不是说破产就可以破产”的，任何一个稍有中国古代史常识的人都很清楚，中国古代没有一个王朝不是以破产告终的——按照李世默的标准，这不就是无数次“国家破产”吗？这样一种制度，显而易见，是不可能具有李世默赋予它的魔力的。其次，李世默大谈中国古代政治的“公正”、“平等”，甚至说“人民觉得这样的社会是公正的”。同样，任何一个稍有中国古代政治和社会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样一种状况在中国古代是根本不存在的。别的不说，单单每个王朝哪怕“盛世”就多如牛毛的“匪寇贼盗”，在王朝末年或者接近末年时更加大规模兴起的农民起义就是对李世默最好的、最有力的驳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闯王来了不纳粮”这些比任何一部儒家的，或者法家的，或者别的任何诸子百家的典籍更能说明中国古代人民是否认为他们所处的这个制度是否公正。事实上，甚至不只是底层的人民，像黄宗羲这样的文人在400多年以前就已经揭穿了中国古代所谓“公”的本质（关于这一点，笔者以为可以参考沟口雄三的相关著作）。再次，和文化保守主义史家比如钱穆相似，李世默在谈及中国古代政治的时候，总是以一些似是而非的借口否认中国古代皇权的专断性和专制特性。这一点批判钱穆史学的诸位先贤已经有淋漓尽致的分析，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最后，李世默列举了奥尔森等关于“利益集团”的陈述，但是，很显然，在李世默眼里的“西施”亦即中国古代，“利益集团”的泛滥成灾还是一个ABC性质的问题。哪一个古代王朝不是几乎从一开始就“党争”不断？不仅官僚们在“党争”，皇帝家族也不甘寂寞，积极参与，中国古代哪个王朝的皇族自身不就是一个“利益集团”？多少个朝代的皇族内部杀得人头滚滚？这些都不会因为李世默（和福山）的无视而不存在。总之，中国古代的实际情况如何，是不会因为李世默和福山，以及他们的共同基础，亦即美化、“西化”中国古代海外文化保守主义史学的谎言而改变的。
谈了这么多，十分明显，李世默也好，福山也罢，他们眼里的“中国古代”远远不是，当然也不可能是真正的中国古代，是他们想象出来的。不过这个想象倒也并非全然向壁虚构。十分讽刺的是，虽然李世默极力称赞中国古代多么多么完美，他眼里的这个“中国古代”实际上是（和海外文化保守主义史学家一样）他用现代的西方资本主义诸种规范（比如资本主义的公正原则，或者美式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所谓“社会流动”）改造了的“中国古代”，是一个西化了的中国古代。更具体地说，这个“中国古代”与其说是中国古代实际存在过的任何一个时刻，不如说是西方近代的比如波拿巴主义，比如一战之前普鲁士德国的“法治国”（Rechtsstaat，也就是李和福山提及的“韦伯式国家”），比如智利的皮诺切特政权，战后的所谓“亚洲四小龙”之类。一言以蔽之，李世默所要求的，实际上是一个能够至少在相当程度上凝聚起来的统治阶级，亦即葛兰西在《狱中札记》里指称的“凯撒主义”。李世默和福山在这个问题上的双簧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历史上“国家”强弱的“钟摆”。例如，欧洲绝对主义国家的兴起就有克服封建割据的层面（参见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但是当绝对主义国家太“强”，影响到了资产阶级的利益的时候（参见Christopher Hill: The Century of Revolution, 1603-1714），资产阶级就要通过革命、宪政来限制，确保自己对国家机器的掌控，确保自己不被反噬。这一幕在西方国家反复上演。
当然，李世默也好，福山也罢，并不真的是辜鸿铭郑孝胥这样的遗老遗少，他们吹嘘美化中国古代王朝并不是因为他们认同所谓“中国文化”。事实上，他们的目的十分清楚：为现实中的资本主义国家开药方。无论如何，资本主义不是，也不可能是无政府主义，资产阶级无论怎么“反干预”，他们总是需要一个国家来为其统治提供“公共性”的外衣，实现再生产（当然还有镇压工农运动等等）——亦即福山提得很高的罗斯福新政（事实上罗斯福新政也正止于此，参见Alan Brinkley: The End of Reform）。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李世默和福山的右翼立场暴露无遗。无论是19世纪的争取普选权运动，还是1960年代的美国SDS（更进一步的激进革命派就更不用说了），他们反对现实中的资产阶级政治所要求的从来是更大范围的政治参与，而不是强化寡头。比如如果说李世默和福山的立场有所不同，那是因为福山的忧心忡忡在于冷战后资本主义越来越懒得掩饰其寡头面目可能损害资本主义长期的“正当性”基础，削弱资产阶级应付危机（或者更准确地说，把危机限制在经济危机的范围，而不使危机发展为哈贝马斯式的“合法性危机”），进行再生产的能力；而李世默所要求的，就是让“国家”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开路先锋，让“国家”像压路机一样碾平资本主义发展、资产阶级利润道路上的一切障碍，让资产阶级内部不再互相争权夺利（事实上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李世默和福山在对话的一开始首先对美国政治的发展进行了评论，他们都对美国的“利益集团”化忧心忡忡，但是，笔者必须指出，这样一种状况并不是什么“异常”情况，恰恰是美国政治从立国开始（例如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等等）的“常态”——甚至一度激化为内战。这一点但凡对美国政治史有所了解的人都十分清楚。而且，恰恰是随着美国工人运动的被驯化、被吸纳、被打散，社会运动的退潮，这种寡头化才在尤其冷战之后愈发加剧。福山的抱怨毋宁说在于其它层面，后文将提及。
如果说李世默和福山对美国政治的评价是隔靴搔痒的话，那么他们对中国古代无论是政治和社会的观点只能让人啼笑皆非了。首先，李世默和福山把晚清从中国古代分离出去，认为晚清不是中国古代政治的“常态”。但是，大家都知道，清朝是取代明朝（或者更准确地说李自成和南明）而建立统治的，那么我倒要问一问了，明朝总是属于李和福山眼里的“辉煌时刻”吧？怎么这样一个“辉煌”的时刻连自身的维持都做不到了呢？对中国历史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晚明的“混乱”程度不仅不比晚清逊色，甚至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更进一步地说，任何一个中国古代王朝的末年（绝不仅仅是福山提及的东汉时期），哪个不是军阀遍地，烽烟四起，哪个不是人头落地血流成河？这样一种状况和晚清有特别本质的区别么？这些时期算不算中国历史的“辉煌”时期？中国古代的哪一个“辉煌”时刻能维持自身的？而且，李世默嘴里的那样一种“大公无私”的圣明制度怎么就无法防止这样一种状况的出现呢？这显然无法自圆其说吧。李世默在谈话中提及“国家不是说破产就可以破产”的，任何一个稍有中国古代史常识的人都很清楚，中国古代没有一个王朝不是以破产告终的——按照李世默的标准，这不就是无数次“国家破产”吗？这样一种制度，显而易见，是不可能具有李世默赋予它的魔力的。其次，李世默大谈中国古代政治的“公正”、“平等”，甚至说“人民觉得这样的社会是公正的”。同样，任何一个稍有中国古代政治和社会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样一种状况在中国古代是根本不存在的。别的不说，单单每个王朝哪怕“盛世”就多如牛毛的“匪寇贼盗”，在王朝末年或者接近末年时更加大规模兴起的农民起义就是对李世默最好的、最有力的驳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闯王来了不纳粮”这些比任何一部儒家的，或者法家的，或者别的任何诸子百家的典籍更能说明中国古代人民是否认为他们所处的这个制度是否公正。事实上，甚至不只是底层的人民，像黄宗羲这样的文人在400多年以前就已经揭穿了中国古代所谓“公”的本质（关于这一点，笔者以为可以参考沟口雄三的相关著作）。再次，和文化保守主义史家比如钱穆相似，李世默在谈及中国古代政治的时候，总是以一些似是而非的借口否认中国古代皇权的专断性和专制特性。这一点批判钱穆史学的诸位先贤已经有淋漓尽致的分析，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最后，李世默列举了奥尔森等关于“利益集团”的陈述，但是，很显然，在李世默眼里的“西施”亦即中国古代，“利益集团”的泛滥成灾还是一个ABC性质的问题。哪一个古代王朝不是几乎从一开始就“党争”不断？不仅官僚们在“党争”，皇帝家族也不甘寂寞，积极参与，中国古代哪个王朝的皇族自身不就是一个“利益集团”？多少个朝代的皇族内部杀得人头滚滚？这些都不会因为李世默（和福山）的无视而不存在。总之，中国古代的实际情况如何，是不会因为李世默和福山，以及他们的共同基础，亦即美化、“西化”中国古代海外文化保守主义史学的谎言而改变的。
谈了这么多，十分明显，李世默也好，福山也罢，他们眼里的“中国古代”远远不是，当然也不可能是真正的中国古代，是他们想象出来的。不过这个想象倒也并非全然向壁虚构。十分讽刺的是，虽然李世默极力称赞中国古代多么多么完美，他眼里的这个“中国古代”实际上是（和海外文化保守主义史学家一样）他用现代的西方资本主义诸种规范（比如资本主义的公正原则，或者美式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所谓“社会流动”）改造了的“中国古代”，是一个西化了的中国古代。更具体地说，这个“中国古代”与其说是中国古代实际存在过的任何一个时刻，不如说是西方近代的比如波拿巴主义，比如一战之前普鲁士德国的“法治国”（Rechtsstaat，也就是李和福山提及的“韦伯式国家”），比如智利的皮诺切特政权，战后的所谓“亚洲四小龙”之类。一言以蔽之，李世默所要求的，实际上是一个能够至少在相当程度上凝聚起来的统治阶级，亦即葛兰西在《狱中札记》里指称的“凯撒主义”。李世默和福山在这个问题上的双簧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历史上“国家”强弱的“钟摆”。例如，欧洲绝对主义国家的兴起就有克服封建割据的层面（参见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但是当绝对主义国家太“强”，影响到了资产阶级的利益的时候（参见Christopher Hill: The Century of Revolution, 1603-1714），资产阶级就要通过革命、宪政来限制，确保自己对国家机器的掌控，确保自己不被反噬。这一幕在西方国家反复上演。
当然，李世默也好，福山也罢，并不真的是辜鸿铭郑孝胥这样的遗老遗少，他们吹嘘美化中国古代王朝并不是因为他们认同所谓“中国文化”。事实上，他们的目的十分清楚：为现实中的资本主义国家开药方。无论如何，资本主义不是，也不可能是无政府主义，资产阶级无论怎么“反干预”，他们总是需要一个国家来为其统治提供“公共性”的外衣，实现再生产（当然还有镇压工农运动等等）——亦即福山提得很高的罗斯福新政（事实上罗斯福新政也正止于此，参见Alan Brinkley: The End of Reform）。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李世默和福山的右翼立场暴露无遗。无论是19世纪的争取普选权运动，还是1960年代的美国SDS（更进一步的激进革命派就更不用说了），他们反对现实中的资产阶级政治所要求的从来是更大范围的政治参与，而不是强化寡头。比如如果说李世默和福山的立场有所不同，那是因为福山的忧心忡忡在于冷战后资本主义越来越懒得掩饰其寡头面目可能损害资本主义长期的“正当性”基础，削弱资产阶级应付危机（或者更准确地说，把危机限制在经济危机的范围，而不使危机发展为哈贝马斯式的“合法性危机”），进行再生产的能力；而李世默所要求的，就是让“国家”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开路先锋，让“国家”像压路机一样碾平资本主义发展、资产阶级利润道路上的一切障碍，让资产阶级内部不再互相争权夺利（事实上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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