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任 汪大燮 ：郁闷压抑不得志

一、涉足外交难作为
　　
汪大燮出生于1859年，中举人后，屡试不弟，后任内阁中书，保升侍读及户部郎中等职务。汪大燮命运的转折，在于同乡叶尔恺之举荐。叶尔恺是汪大燮的同乡，也是杭州人，历任陕西、云南、甘肃学政。依晚清官场规则，汪大燮受叶尔恺的举荐，结识了大学士张之万，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充任章京，由此开始涉足外交事务。
　　
张之万是清末重量级人物张之洞之兄，与曾国藩接见日、英、法、美等八国领事，1882年为兵部尚书，入值军机处，兼署吏部尚书，官至大学土，他的外交思想对汪大燮产生了深刻影响。
　　
汪大燮在外交舞台的兴起，还得益于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的赏识。张荫桓是清末外交事务方面少有的重要大臣，中日甲午战争中曾与邵友濂为全权大臣赴日谈判，1898年3月协助李鸿章与俄国签订《旅大租地条约》。

1898年4月，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在京组织保国会，倡言维新变法。清廷驻日公使裕庚秘密致函总理衙门，密告流亡日本的革命党人孙中山。汪大燮获知消息，急忙求救于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力言“狱不可兴”。经汪大燮劝告，张荫桓明晓利害，遂“密嘱康、梁诸人弗再张皇”。汪大燮还通过《时务报》经理汪康年（汪大燮堂弟）与维新派人士互通声气。汪大燮有胆有识，深为张荫桓等赏识。1901年清政府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汪大燮升任外务部员外郎。1902 年，外务部奏设日本留学生总监督，派汪大燮充任。
　　
当义和团运动兴起时，西方列强借机发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随后强迫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俄国更利用侵占中国东三省之机，胁迫清政府另订专约，要求特殊权利。此时，汪大燮以总理衙门章京身份，拟具说帖，力言“万不能于和约外，别订条约，致启各国效尤之渐”。此说帖经驻俄公使桂春呈奏两宫，成功阻止了俄国的图谋。

1916年6月，汪大燮担任段祺瑞内阁的交通总长。1917年2月，段祺瑞再任国务总理后，汪大燮出任外交总长，由此登上了外交舞台的顶峰。此时欧洲大地上正在进行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政府准备对德、奥绝交、宣战，但却因此事引发政争，直到8月14日，中国政府才宣布对德、奥宣战。汪大燮与陆征祥等在京的外交派为推动中国参战做过积极努力。当参战实现后，在汪大燮主持下，外交部积极与协约国集团谈判参战条件，尤其是直接与代管德、奥在华利益的荷兰驻华使馆交涉，维护中国利益。对德、奥宣战，为中国参与后来的巴黎和会打下了基础。
　　
第一次世界战结束后，1919年在法国巴黎召开会议，处理战败国和世界和平问题。作为战胜国，中国受邀派出了以外交总长陆征祥为首的代表团参加会议。

鉴于代行外交总长职权的外交次长陈篆资历浅、声望低，难以应付外交大局。总统徐世昌便于1918年12月中旬设立外交委员会，请汪大燮出山就任委员长，“凡关于和会的各专使来电都由外交部送委员会阅核”。实际上，它是当时中国外交决策的最高机构。汪大燮还积极倡议组织了民间机构“国民外交协会”即“国际联盟同志会”，以作为政府外交的后盾。梁启超为国民外交协会理事长，蔡元培、王宠惠、熊希龄、张謇等为理事，时值梁启超漫游欧洲，汪大燮代理国民外交协会理事长职务。
　　
1921年7月，美国邀请中国参加即将在华盛顿召开的国际会议，目的在于解决巴黎和会遗留的远东问题，抑制日本在华的扩张势头。8月，汪大燮联合孙宝琦、钱能训、熊希龄、周自齐等，发起组织了民间组织“华盛顿会议中国后援会”，并出任理事。不久，又受聘担任外交部顾问，讨论华盛顿会议一切问题。
　　　　
由于中国代表团策略得当，在华盛顿会议上取得了少有的成功，迫使日本与中国签署《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同意将山东交还中国。汪大燮也因赞助华盛顿会议有功，于1922年2月再被外交部聘为高等顾问，4月，又出任外交部“华盛顿会议善后委员会”副会长，积极为完全收回山东权益筹谋划策。

二、“五四”运动泄密者
　　
1919年5月4日，这天是星期日，北京街头清风送爽，刮着微风的天空飘着片片白云云。这一天下午1点30分，大约3000名北京大学的学生来到天安门广场，为抗议中国在巴黎和会上遭到西方列强的歧视，以及日本攫取德国在山东特权而举行集会。于是，便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中，反帝爱国思想和民族主义意识刹那间得到释放和迅速地膨胀开来。外交次长曹汝霖顿时成为愤怒的青年学生切齿痛恨的活靶子，丢了官不算，还被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尽管这一天已经整整过去近百年，但是，这次著名运动的导火线已为众所周知，那就是当时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而对于点燃“五四运动”导火线的始作俑者却鲜为人知。那么，究竟是谁点燃“五四运动”导火线呢？

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再次印证了“弱国无外交”这句至理名言。在巴黎，具体负责谈判的是外交总长陆征祥，中国代表团围绕山东问题的交涉失败，已被逼入签字与否的死胡同。面对困境，汪大燮主张拒签和约，但总理钱能训密电陆征祥签字。汪大燮愤而辞职，并命令结束外交委员会活动。
　　
尽管如此，汪大燮仍然利用民间外交的渠道，发挥了出席和会的中国外交代表所起不到的作用。在这紧急关头，汪大燮以国民外交协会理事长身份发出建议，警醒国民和政府，拒绝在和约上签字。5月1日，汪大燮代表国民外交协会致电中国专使严正警告：“ 和平条约中若承认此种要求，诸公切勿签字。否则丧失国权之责，全负诸公之身，而诸公当受无数之谴责矣。”

5月3日下午4 时，汪大燮立即召集国民外交协会会议，研究对策。国民外交协会理事熊希龄、林长民、王宠惠等三十余人与会。会议迅即做出决定，要求中国和谈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决议内容如下：（一）5 月7 日午后2 时在中央公园召开国民大会，并分电各省各团体同日举行；（二）声明不承认“二十一条”及英、法、意等与日本所订关于处置山东问题之秘约；（三）如巴黎和会不得伸我国主张，即要求北京政府撤回专使；四、向英、美、法、意驻京使馆申述国民意见。
　　
会议结束后，汪大燮亲自草拟了拒签电稿，并派人立即呈送给总统徐世昌，建议由国务院立即将电报发往巴黎。
　　
巴黎和会屈服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作出把德国在我国山东的权利全部转让给日本的决议时，汪大燮彻底抛弃了“公理战胜强权”的幻想，感觉到了时局的不可逆转。回到家中的汪大燮，忧国之情未能释怀。他深知以己之力，无法挽回颓局，只有晓之于众，才有出路。

三、总理任期仅两天
　　
汪大燮内阁成立于1922年11月29日，结束于1922年12月11日。算起来只当了十天的国务总理。事实上，11月29日，总统黎元洪任命他再次出任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汪大燮于29日上午9时半通电就职，到了晚上9点就通电辞职，这是为何呢？
　　
首先是因为他的外交使命尚未完成。当时正值《胶澳(青岛旧称)协约》协商关键时期，便允诺黎元洪再担任10天国务总理，而于12月4日辞去财政总长一职。12月1日，中日签署《解决山东悬案细目协定》及附件、换文，5日，签署《解决山东悬案铁路细目协定》及了结事项。11日，汪大燮依约辞去国务总理。
　　
其次是他有职无权，也不愿陷入直系人部纷争。汪大燮成为国务总理，是因为黎元洪大总统利用总统特权提名而使其成为总理的，汪大燮内阁的阁员也是黎元洪提名的，而内阁名单一出台，就惹来曹锟、吴景濂、张伯烈等人的反对。

曹锟的反对声明又得到了各地都督的响应，使汪大燮进退两难，内阁阁员纷纷托辞不肯赴任，汪大燮召集内阁会议只有两名阁员出席，其它各部均由次长代理。汪不愿兼财政总长，拟推荐黄郛担任，可是黎元洪却认为黄郛资望太浅而不予同意，汪大燮认为自己连推荐一个财政总长都无权力，因此愤而通电辞职。
　　
到了12月11日，汪大燮代理国务总理10天之期届满。在他答应代理时，即是以10天为期。为了代理国务总理，他被保派骂得狗血淋头，10天受罪之期已满，他无论如何不肯延期，敦请王正廷代理总理职务。黎不得不另作打算，敦请王正廷暂行代理总理以待正式内阁产生。
　　
12月11日黎元洪晚发布王正廷代理内阁总理的人事命令。王于14日通电就职，于是聊胜于无政府状态的过渡内阁，总算又有了。

四、慈善事业伴终生
　　
1922年12月，汪大燮再次被任命为平政院院长，同时兼任“教育基金委员会”委员。1925年段祺瑞出任执政时，任命汪大燮接替孙宝琦出任外交委员会委员长。
　　
晚年的汪大燮除担任公职外，更热心于慈善事业。自1920年10月起，他连续担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直到1924 年3月卸任。1926年6月，张作霖死后，奉军撤往关外，为维持北京社会秩序，北京各团体联合组织了临时治安维持会，汪大燮出面担任副会长。不久，汪大燮完全脱离政治舞台，并登报谢绝担任任何团体的职务，但却一直担任由其发起创办的北京平民大学董事长一职，此前他还担任过该校校长。
　　
1929年1月5日汪大燮哮喘病发作，病逝于北京，享年7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