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莽
高莽(1926-2017.10.6)笔名乌兰汗,哈尔滨人,文学翻译家、作家、画家。曾任《世界文学》主编,致力于译介和研究俄苏文学艺术六十余年。
“现在有些翻译粗制滥造。他们商业的头脑太强了,找七八个人一个礼拜就给翻译出来,错误很多。这就说明他们翻译得不认真,但认真了又赶不上商业的需求。他需要快,今天得奖了,明天就翻译出来,后天就要出版,这里面真是有好多矛盾。”
高莽觉得人生总是苦多一些,“但我觉得我这一辈子也没什么,瞎混过去了。也许我太傻了。真的,年轻时就是随着潮流走,‘文化大革命’之后,我好像又长了一个脑袋,开始独立思考,才反而有些苦恼。”“我的生活就是这么稀里糊涂过去了,交叉着文学、美术,什么也没干好,真的,但我觉得这么过去也是不错的。”
回忆起一生最快乐的时光,高莽追溯到自己的童年。他出生于哈尔滨,当时的哈尔滨是一座有异国情调又充满诗情画意的城市,街上来往的都是些金发碧眼的俄罗斯人。俄罗斯的文学和艺术给了他深刻的影响。
1943年,哈尔滨《大北新报》上刊出了高莽的第一篇译文——屠格涅夫的散文诗《曾是多么美多么鲜的一些玫瑰……》。从此,他开始了多难又多彩的翻 译生涯。抗战胜利后,高莽在中苏友好协会工作,翻译了根据《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改编的剧本《保尔·柯察金》,由此也找到了终身的爱人孙杰。
高莽:我在学校没学到过中文,但我从事翻译工作挺早。我非常欣赏屠格涅夫的散文诗,觉得很美。1943年,我17岁,快要毕业的时候,我读了他的散 文诗,以为自己已经理解了,其实远不理解该诗的深层含意。我认为能看懂,拿起笔能用汉语写清楚,就算是能翻译了。可翻译哪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啊?越到后来越 觉得不简单。我是越来越不敢翻译了,因为觉得看着文字都懂,可文字深层的东西就体会不出来。诗歌也好,散文也好,剧本也好,这些文字既是科学,又是艺术。 这方面我有很多教训。
高莽:那时候觉得能看懂俄文作品,能把作品的意思用中文表达出来就是翻译成功了。投稿,发表了,得意洋洋。直到后来翻译根据《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改 编的剧本才发现了问题。那是1948年,剧本中全部是人物对话,对我而言翻译对话比较容易,因为我小时候跟俄罗斯同学们讲话一直用俄语。剧本翻译好了,在 当地演出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后来北京青年艺术剧院演出这部话剧时,发现里面有不少东北土话,尽管编导已经改了很多,但仍有东北腔调。这时我才明白:语言 是种艺术,搬上舞台更要注意语言的文采,外国剧本不能变成中国地方戏。
1947年,在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工作期间,为了纪念十月革命胜利三十周年,举行了一次苏联图片展览,参观的人很多。从延安来的女作家草明看 过之后说我翻译的图片说明语言不纯。我知道自己中文功底薄弱,但没有想到语言的纯与不纯。这件事情给我敲了一个警钟。从那时起我开始认真阅读中国著名作家 的作品,不仅读,而且还琢磨和研究遣词造句,并开始有意识地注意表达方式。
那时候我在哈尔滨市中苏友好协会工作,因为我会俄文,追求进步。中苏友好协会下设有书店,有电影院,有合唱团,有各种文艺组织。我什么都参 加。我还管理过友协的俄文图书,那些图书是苏联对外文化协会赠送给友协的。有一天我发现有一部剧本叫《保尔·柯察金》。那时我还没看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 成的》。我一看那个剧本,很震惊:天下还有保尔式的人!完全崭新的一个人物形象出现在我面前。从年轻的时候献身革命,为人类解放事业进行艰苦的斗争。他当 过工人,红军战士,打过仗,负过伤,身体残了、眼睛瞎了,还坚持革命事业。我看过剧本以后,就非常喜欢保尔这个人物。我把剧本译成了中文。我当时没有任何 其他打算,也没想到这是一部特别有影响的著作,纯粹由于喜爱。我的译文很快印成了书。哈尔滨教师联合会文工团有人看了以后,觉得很好,决定演出。演出非常 轰动,因为这是在中国大地上演出的第一部革命作品。当时大街小巷都在谈论保尔,哈尔滨青年掀起了学习保尔的高潮。
戈宝权先生是我的前辈,我的师长。新中国成立前夕,党派戈宝权去苏联接收国民党驻苏大使馆。他路过哈尔滨,看到哈尔滨报纸上有好多人在翻译和 撰写有关苏联文学艺术的文章。他特别细心,就把这些名字抄下来,向当地领导提出要请这些人举行一次座谈会,要跟大家交流交流。我接到通知,提前赶到会场。 时间到了,可是不见第二个人来。他说:“你们哈尔滨人怎么这么不守时啊?约好了时间开会怎么没人来?”我就问他还有哪些人,他把本子掏出来给我看,又把人 名读了一遍。我说人都到齐了,因为那八九个人都是我的笔名。
两个人的座谈会还是开成了。当时不想做翻译。敌伪时代给日本人当翻译官的没什么好人,这个印象很深。我怎么能去干这个职业呢?可是我自己又喜欢俄罗 斯文学,又想翻译俄罗斯文学作品,所以就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戈宝权先生。他讲了一些道理,然后概括成两句话,大意是:关键看我翻译的是什么东西,是为谁翻译 的。这两个问题一说,我就明白了。我以前有个笔名叫“何焉”,意思就是:“为什么”,我为什么要做翻译?之后我明确了翻译的目的,笔名就改成了“乌兰 汗”,“乌兰”是蒙文,红色的意思,“汗”本来想用“汉”,意指汉族,后来改用“汗”字,因为做翻译是极艰苦的脑力劳动,需要流血,也要流汗。
文学翻译和创作之外,高莽还从事绘画。他说:“绘画是伴我一生的业余爱好。”1949年,高莽创作的讽刺漫画受到批判,华君武曾对他说:“我扼杀了 一个漫画家。”他则说:“你救了一条人命。”而后,高莽着力于肖像绘画,其中鲁迅、茅盾、巴金等人的肖像为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普希金、托尔斯泰、高尔 基、巴尔扎克、井上靖等人的肖像为国外文学馆或纪念馆收藏。
高莽:我画过漫画,那已是快六十年前的事了。华君武、蔡若虹还批过我。1949年,我为哈尔滨市青年团《学习报》画了七幅反浪费的漫画,刊出四幅。 开始大家都反映挺好的,后来不知哪位同志写信给市委宣传部说:那些漫画是丑化人民,画的作者思想立场有问题。开始追究责任,把我给拉出来了。新中国成立 了,《文艺报》根据那封信开了研讨会,委托华君武、蔡若虹撰文批判我。《文艺报》从第一版到第八版都是批我的,还有我的检讨、报社的检讨、读者的来信,并 附了我的四幅漫画。所幸那时候是刚解放,批得还不厉害。从那以后我学乖了,再也不画漫画了,若讽刺就讽刺帝国主义。我跟华君武关系一直很好,他跟我说: “我扼杀了一个漫画家。”我说:“你救了一条人命。”要不然的话,凭我那点小聪明,一直画漫画的话,肯定会出大问题,那些运动里面我不去画漫画才怪呢。
受了批判之后,我再也不画漫画了,再也不进行讽刺了。我只画美化人的作品,歌颂性的作品。记得我母亲说过:“画男人要画年轻一些,画女人要漂 亮一些。”她的话非常灵验。凡是按她的标准画的肖像,都会得到好评。但有两位大学者对我说:“按你母亲的要求作画,不会有好的作品。”他们的话很有分量。 美化现实不是真正的艺术作品。“文革”期间,我们下放到农村,除了马恩列毛的作品,其他什么书都不让看。偶然一个机会我得到一本马克思、恩格斯生平回忆 录。我发现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有人情、亲情、爱情,而我们“文化大革命”搞得什么情都没有了,变成一个无情无义的时代。这些感触促使我通读了马恩著 作,并画了马恩两家人,后来扩展到他们的战友们,他们的事业。我当时想画五十幅,因为身体不太好,我估计只能活五十岁,结果画了五十七幅,看起来还能多活 两年。我在干校里躲着在蚊帐里画。回来后接着画,一共画了七年,画完了以后给美术出版社的人看,他们说好,就给我出版了。后来我较多地画了作家肖像,特别 是中国和俄罗斯的。几十年来,回头一看,都没想到自己画了那么多肖像,仅中国的作家,有他们签名的,我就画了二百多位,画俄罗斯作家的也有一百多幅。我画的普通百姓更多,只是没有展出罢了。我画名人不是随波逐流者,我追求更多的,努力表现的是他们的苦难。
“每遇佳士亦写真”是杜甫的名句,高莽由于工作与专业之便,能够接触过中外文坛名流,中国的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艾青、冯至、萧乾、启功、季羡林、钱钟书、杨绛之外,外国作家仅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为例,就可以列出一长串名字,如格拉斯、帕慕克、马尔克斯、略萨等等。高莽先生是个有心人,他选择以文化名人为绘画主要题材,是因为他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他在从事对外文化交流的翻译工作时,就和中国作家、艺术家以及苏联等国家的文化名人打交道,他所受的绘画训练使他能够把所见到的文化名人形象记录描绘下来,而专业翻译的身份,又让被画的文化名人愿意配合(身处境外,谁都想争取翻译的好感,对不对?)他所处的年代又正赶上大师名家辈出。没有哪位当代中国画家,画过如此之多的一代文化名人的肖像,可以说,高莽画文化名人,既是独一无二的,又是不可复制的。
高莽与外国文学翻译与研究界联系广泛,他画的福克纳像,便请福克纳作品翻译专家李文俊题了长跋,同样情况,他画的澳大利亚作家怀特像,请中国澳大利亚研究会会长、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黄源深题写了“人类灵魂的不倦开拓者”,而在他画的萧洛霍夫像上,则是著名翻译家草婴题的“面对静静流淌的顿河,心里翻腾着哥萨克的血泪,通过一个人的悲惨遭遇,控诉法西斯的滔天罪行。”这种作法是以前美术界所闻所未闻的,也只有高莽的专业身份与站位,才有可能想到并找到这些翻译界专家名家题字,使画作具有了文献资料价值。高莽的这些画作,观众或读者没有一定的外国文学知识,就需要加上注释,才会理解画的是谁,题字的又是谁,有什么样的分量与意义。
高莽:“绘画给我带来过悲伤,挨过批,做过检讨,也受过表扬,得过奖,但更多的曾让我情感放飞,精神愉悦....今天呈现给读者面前的是心灵的感受,爱的尊敬和美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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