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中人梁漱溟

                
                
明天是梁漱溟诞生120周年。
在各大网上书店搜索以“梁漱溟”为关键词的图书，可谓铺天盖地。同名不同版本的比比皆是，线下更不乏盗版，俨然一股“梁漱溟热”高温不退。但，“梁老一生著述颇丰、思想体系庞大复杂，如果我们还只停留在对他的传奇经历、鲜明个性感兴趣，甚或带着一种八卦猎奇的心理，意义价值就不大了。”作为梁漱溟系列图书的责任编辑，文景社科一部编辑部主任何晓涛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
何晓涛与梁漱溟家人共同整理编辑的《梁漱溟文稿手迹选（壹集）》已出版，首次原色影印了其文稿手迹；而中华书局也已着手重新整理编辑600万字的《梁漱溟全集》。腾讯书院将联合外研社举办“梁漱溟诞生120周年”纪念讲座，邀请汉学家艾恺、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梁漱溟的孙子梁钦宁同台对谈。梁漱溟，这位艾恺眼中“最后的儒家”、林毓生视为与鲁迅并列为“20世纪中国最有创造力的思想家”、曾被毛泽东批为“没有一点功劳，没有一点好处”的学者，仍在静待世人的全面解读。
两个问题，探究一生
1918年农历十月初七，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在北京积水潭的一汪湖水前决绝一跳，这天，距他六秩寿诞仅差三天。在决意辞别“这个污浊的世界”之前，老太爷给儿子丢下了这句话：“这个世界会好吗？”正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儿子回答说：“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梁漱溟长子梁培宽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祖父的去世对父亲打击很大，但更多的是触动。梁漱溟深知父亲的死绝非对现实社会的逃避，而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捍卫，因此他决心继续为维护中国传统文化而努力、为救国而尽力。
梁漱溟曾说，假如有人向他的朋友问起他是怎样一个人，朋友回答“他是一个有思想，又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是恰如其分、最好不过的。思想似乎人人都有，但在梁漱溟看来，大多数人的有等于没有。“他们的头脑杂乱无章，所谓的思想，不外乎人云亦云。原因在于他们内心并没有不能忽略过去的问题，也就不会认真寻求其解答。”梁漱溟的思想，原是来自“感受问题之刺激，切志问题之解决”而不能不用心“寻个明白”。所以他说自己是“问题中人”，而非“为学问而学问”。
他曾总结，自己毕生思考研究的是两个问题，“一个呢，现实问题，现实中国的问题，因为中国赶上一种国家的危难，社会的问题很严重……还有一个问题是一个超过现实的，也是人生问题，对人生的怀疑烦闷——对人生不明白，怀疑它，有烦闷……两个问题不一样，一个就让我为社会、为国事奔走，一个又让离开。”在一篇篇文章细腻坦诚的笔触之下，他艰难跋涉于中国、人生两大问题之解决的征途上的踯躅身影清晰可见。对人生问题的追问，使他出入于西方哲学、印度宗教、中国文化，而被视为哲学家；对中国问题的求索，使他投身于辛亥革命、乡村建设，发起中国民主同盟，而被视为社会活动家。
费孝通曾说：“梁（漱溟）先生不仅是个论文化的学者，而且是个为今后中国文化进行探索的前锋。梁先生是一生中身体力行地用心思，他是我一生中所见到的最认真求知的人，一个无顾虑、无畏惧、坚持说真话的人。我认为，在当今人类遇到这么多前人所没有遇到的问题的时刻，正需要有更多的这种人。”
佛学、儒学与人生
在和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教授艾恺的谈话中，梁漱溟提及，自己青年时对生活充满困惑，担任《民国报》记者后，因为在采访中看到太多政治伎俩，渐渐知道了世事不尽如理想，悲观之际两次想到自杀，后试图从佛经中寻找答案，就此踏上研究佛学之路。
“1912年到1916年期间，父亲几乎什么也不做，整日在家中看书，潜心研究佛学，研究的结果体现在他的《究元决疑论》中。佛学解决了梁漱溟的‘悲观’问题，让他深悟人生原本是苦难之旅，人生不值得留恋，人生不在于物质的享受而在于精神的追求，苦乐不在外界而在内心，要放弃‘欲望本位’。”梁培宽对记者说。而接触了“务实”的儒家思想之后，梁漱溟对人生更有了新的理解。
梁漱溟致力于研究儒家学说和中国传统文化，以其广博精深的学识、独立的品格、自由的思想被学术界称为“新儒家第一人”。1979年，艾恺教授出版《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把梁漱溟称为“最后的儒家”，该书获得了费正清东亚研究最佳著作奖。
在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学者许纪霖看来，“最后的儒家”只是一个象征性说法，并不是单纯指称梁漱溟个人，传统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是儒家知识分子，以梁为代表的整个民国知识分子即最后一代儒家。民国时期出现了一批包括梁漱溟、熊十力、钱穆、冯友兰等学者在内的“新儒家”，在大变革时代，新儒家的发展引发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回响。虽都称“新儒家”，但深究其各自的思想体系，又不尽相同，在梁漱溟身上，儒家的实践传统表现得更为强烈明显。
儒家学说使梁漱溟发现了中国式的人生态度，不再认为“人生是苦”，而是抱持一种乐观态度。梁培宽说：“父亲发现《论语》通篇无一‘苦’字，却有很多各式各样的‘乐’——当然，不是盲目而乐，为什么乐、怎么乐——这与佛家思想中的‘苦’有很大不同，他认为很值得思考，儒家有它不同于佛家的态度。”梁漱溟将自己一生的思想发展分为三个时期：西方功利派、佛教出世主义、儒学。《究元决疑论》一文是他若干年研佛的总结，也是他崇尚唯识学的开端，北大校长蔡元培看后即聘请他到北大讲授印度哲学。在北大任教之初，梁漱溟很快便写出了《印度哲学概论》和《唯识述义》两部讲义，并在北大发起了东方学及孔子哲学的研究，于1921年出版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由此成为现代新儒学的先驱。
梁漱溟的忘年交汪东林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一直致力于研究和出版有关梁漱溟的文章与书籍，梁漱溟最后近30年重要的政治言论、行动，大部分他都亲身经历过，是见证人与记录者。
汪东林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回忆起一段梁漱溟与冯友兰的往事：1973年“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冯友兰公开在报纸上发表“批孔”署名文章，影响很大，梁漱溟对此十分不满，从此中断与冯友兰的联系，并在日记和致友人的书信中多次指责此事，“他的批孔文章根本要不得，不值一看！”称冯友兰“竟以批孔鸣于时”。1985年12月初，冯友兰为其九十寿辰致信邀梁漱溟赴宴被拒，后冯由其幼女陪同到梁家中拜访，当面叙谈并解释“批孔”之事，其间冯又赠梁其新作《三松堂自序》，梁看到其中对“批孔”之事有“哗众取宠”等自省之词，心气才逐渐平和了一些。
“这并不能让梁真正原谅冯友兰已铸成历史事实的过错，这就是为什么1986年6月梁老在致友人的信中还在说‘他（冯友兰）批孔而谄媚江青，我责叱之’。”汪东林补充说。
梁漱溟有一座右铭：“情贵淡，气贵和，唯淡唯和，乃得其养，苟得其养，无物不长。”晚年，谈及“文革”的遭遇时，他说：“行云流水，不足挂齿。当时心里有点不愉快，几天不就过去了。”谈及身体与心理的关系，他认为心是可以超过身的，心和身的关系，用八个字说，就是“好恶相喻，痛痒相关”。
梁漱溟的“唯淡唯和”，不是一般居士那种休隐避世，清心寡欲。晚年谈及“乐天知命”时，他表达了自己的领悟：一切祸福、荣辱、得失之来完全接受，不疑讶、不骇异、不怨不尤。但所以信念如此者，必在日常生活上有其前提：“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是也。
中国文化之托命者
思想是从刺激自己的问题中来，自然要回到解决问题的行动中去。梁漱溟不甘于坐谈而喜欢行动。佛家与儒家学说改变了梁漱溟对人生问题的想法，而对“中国问题”，他探求了一生，行动了一生。
梁漱溟24岁以中学学历登北大讲坛，教授印度哲学，7年后，主动辞去教职，投身新教育和乡村建设；抗战中，巡历敌后游击区8个月，敌兵围堵，飞机轰炸，数次险死还生，而能始终泰然自若；为联合救中国，他发起民主同盟，调查李闻惨案，力促国共和谈，前后奔走8年；他与毛泽东曾几次通宵长谈，激辩中国道路，1953年因向最高领袖“要雅量”，成为“反面教员”；1971年，他只批林不批孔，再遭全国性大批斗而不改初衷，傲然宣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1975年《人心与人生》完稿，前后费时约50年，称“使命完毕，可以去矣”。
梁漱溟曾对两个儿子说：“前人云：‘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1941年，香港沦陷，在港文化名人纷纷乘船撤离，日机轰炸、水雷密布，在港人士均惴惴不安，夜不能寐，唯有梁漱溟鼾声如雷，有人问：“先生不害怕吗？”梁答：“我尚有大业未成，不会遽死。怕什么，我是死不了的，我死了，中国怎么办？”语带狂妄，却是对中国命运的痴心观照。受阳明学的影响，梁漱溟认为，内心的良知涵盖了整个世界，他对社会的政治关怀是超越政治希冀绵续文化而求其进步。在梁漱溟看来，儒家的义理不是在课堂谈谈就可以，而是要在生活中特别是乡村生活里去实践，他告别大学而去进行乡村建设运动，即是对儒家义理的践行。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中国农村经济严重衰落，农村社会动荡不安，“农村危机”、“救济农村”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强烈呼声。梁漱溟于1924年前往山东办学，后在四川创办勉仁文学院，他在山东乡村建设实验中倡导的乡学村学模式更突出表现了融社会教育与社会改造为一体的思想。1931年初，梁漱溟应邀离京赴鲁，开始指导山东乡村建设运动，经过3个月的筹备，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于1931年6月16日在邹平县正式开办。后由邹平一个实验县继而拓至菏泽、济宁等鲁西南14个县，成为北方地区三大乡村建设中心之一。
梁漱溟以其对中国传统社会“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独特认识，借鉴西方近代化中团体组织、科学技术的优长，提出了一整套社会改造的构想，即“乡村建设的路”，并努力加以实践。抗日战争爆发后，梁漱溟在山东的乡村建设运动被迫停止。梁漱溟经营七年的山东乡建运动，其改良举措，诸如办学活动、合作运动、农业改良、礼俗改革等，对于促进实验地区经济建设，提高实验地区农民文化素质，是非常有益的。
许章润教授认为，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实际上就是国家建设。他对记者表示，乡村建设要解决中国问题，正反映出梁漱溟儒者的特点，“为苍生起，奔走于大地。儒者是要实践儒家学说，要身体力行，有一种宗教般的救世情怀，现在有一些新儒家学者，天天在说我是一个儒者，说完可能就唱卡拉OK去了。梁先生从来都是在家国天下这个大框架里来思考具体问题，你们写文章，一定要把这句话写进去。没有这个眼界、眼光，瞎嚷嚷有什么用？但这正是一般人忽略的问题。”
梁漱溟所践行的乡村建设带有启蒙色彩，将知识分子的理念带给农民，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带到农民生活中。乡村建设运动之外，梁漱溟同样挥洒着他的儒家入世情怀。从晚清、民国到1949年以后，中国文化已经风雨飘摇，许纪霖认为，在这一个紧要关头，梁漱溟自觉承担了“文化托命之人”的角色。
直到20世纪80年代，梁漱溟仍坚定地认为农村是中国问题的重中之重，“中国人民目前最迫切的任务当然是四个现代化啦，还是吸收进步的科学技术、工业，而中国还是以农村为根本的，这一点不能改变，也不会改。吸收过来之后，可以进步，可以前进。”在谈到现代化的危机时，梁漱溟表示：“如果说有许多中国的礼俗、风俗已经破坏，那是早已破坏的了，拿民国初年跟清末比，已经都变化了，现在更变化了，更破坏了。可是尽管破坏，中国人还是中国人，他还有一种中国人的气味吧，中国人的风俗习惯。避免现代化的恶果，国家从教育方面来注意。而所谓教育不一定是学校教育。办法不在说服，办法还是在养成。”
1988年6月23日，梁漱溟去世，享年九十有五。他留给人世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累了，我要休息！”
梁漱溟开创了现代新儒家学派，他在反传统的浪潮中挺身而出，坚信中国文化经过调整还能继续存在并复兴，他相信中国本身拥有走向现代化的力量。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作者：卫小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