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日法学硕士弃业归农的十年
2013年,纪录片电影《看见台湾》风靡台岛,纪录片尾声短暂的介绍里,我抓住了一个叫“赖青松”的名字。
从日本冈山大学环境法学硕士毕业后,赖青松带着妻儿回到妻子的家乡——台湾宜兰县,租下几块田地,开创了一种新型的谷东俱乐部模式,客户预约购买,传统的农夫角色转变为城市人雇佣的田间管理员,领取固定工资,不仅保证了销售渠道,还将“看天吃饭”的风险与客户共担。
为什么留日归来的硕士会选择去给别人种田?这样有意思的“谷东俱乐部”是怎么想出来的,为什么大家都愿意配合?这样的模式,可以复制推广吗?
乡下留学
赖青松1970年出生于台湾新竹县竹北市,是家中长子。他出生后的十年,正是台湾经济起飞的那十年。从台中大雅乡下走出,经营维修生意的父亲,在那波浪潮里,开始做起外销生意。家境日益丰裕,和其他城市小孩一样,赖青松吃着面包牛奶、玩着遥控汽车度过了童年时光。
11岁那年,父亲的外销生意失败,涉嫌诈骗外逃。一家四个尚未成年的孩子,仓皇中被不识字的爷爷全数接回台中乡下照养,那个原本只有过年时才会回去的小村落。
还没等他回过神来,一头水牛就交到了他的手上,在乡下,这个年龄的孩子是最合适的放牛娃。剥甘蔗叶、腌萝卜、拔草、挑大粪,每个季节的农活一茬又一茬地长出来,没有经过任何培训,赖青松和他的弟妹们都要上阵应付。
上厕所没有卫生纸,只有阿公自己种植加工的洋麻秆,没有抽水马桶,一墙之隔是小猪仔们发出的嘟囔声。赖青松说,从城市回到乡下的那一年,就像钻进了多啦A梦的时光机,一下回转到30年前的台湾。
但相比起繁重的农村劳动,一夜间失去父母羽翼保护的小孩,更害怕再次流离失所。亲戚们碎嘴,“这个老三(赖青松的父亲)赚了钱也没见帮忙家里,现在为什么替他养四个小孩?”一片嘈杂中,爷爷一句话镇住了全场,也安定了他的心,“咱家吃饭不差加几只碗筷。”
赖青松说,人们常说起背影,他想不起来父亲的背影,却记得爷爷骑着大台铁马,带着他到学校说情的背影,“像山一样”。
农业、农村,不只承接住了一个濒临破碎的家庭,还给了他一个丰富单纯的童年。田间菜圃的劳动之余,虫鱼鸟兽取代遥控汽车,成为孩子们最生动的玩伴。直到已为人父,他还忘不了在爷爷荔枝园里一锄挖出的那只扁锹形虫,在他眼前溜进泥土的小乌龟,更不用说菜园枝头总也吃不完的荔枝、龙眼、莲雾、杨桃、土芭乐……
一年过后,父亲把一串孩子从台中乡下接到最繁华的台北。这个已经习惯农村安静生活的孩子,再次被扔进了一个只有上课、补习的世界,声色嘈杂,却没有了任何色彩。
赖青松说,他此后到国外留学、旅行,都没有那一年“乡下留学”带给他的“文化冲击”那么深刻,探索自己的归农之路时,他总把这一年当做是最原初的起点。
归农之路
留日归来后,赖青松说,当农夫不再是流离失所下无奈的选择,但其实也是一心希望找到有自己味道生活的他,心底里最后一个选择。
11岁那年的“乡下留学”时光,给他注入了一个城市的抗体。从全台最好的男子高中——建国中学毕业后,升大学时,他把志愿从最南部一路往北填,就是想要逃离车多人多考试多的台北。最后考上了位于台南、排名全台前列的国立成功大学,攻读“环境工程”专业。他望文生义地以为,那是一个既可以有经济能力支撑自己,又可以关心环境的专业。入学后才发现,环境工程的主要就业方向是治理环境,换言之,先有污染,才有治理。旁听了别系开设的“生态学”课程,发现这才比较符合自己心中的理想生活景象。
而此时正是台湾环境问题大爆发的年代,“反公害运动”随着1987年戒严令解除,开始进入到最高潮。这个关心环境和生态的青年,参与了台湾环境保护联盟的各种营队与田野调查。桃园县观音乡的镉米污染事件、核电厂的核废料处理、核安全等问题,让他发现,台湾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土地造成不可逆的严重伤害。“天地生万物以养人,人类为何有权力伤害自然环境至此地步?”这个20岁出头的青年,冲上街头游行、静坐,深刻地参与到各地环境抗争运动的现场。
大学毕业后服完兵役,他到宜兰的森林小学当过环保教育的活动辅导员,也到“台湾生态研究中心”担任过研究助理,而后进入台湾主妇联盟“共同购买中心”,高升至副总经理,中间还两次前往日本学习。每份工作他都做得不长久,在主妇联盟两年半打卡上班的日子,“此前没有,此后也再没有”。直到最后落脚宜兰,成为一位志愿农民,他一干十年,目前来看,他准备做到自己不能下田为止。杨照曾说,做农民不是青松的职业,而是他的志业。
如果仔细追寻他二三十岁的这段人生轨迹,会发现穿引其中的线索始终是归农、返乡。
2006年,赖青松回来全职从农的第三年,他在1月份的手绘“谷东米报”上,很认真地回答了这个被问了千百次的问题,“为何选择回庄脚作田?”童年的回忆,祖孙间的生命互动,或者对城市的反抗都可称之为缘起,但若只能选择一个理由,他说,“找寻一个属于自己生命的节奏,才是心中最真切的向往”。这个向往里,几乎像乌托邦一样地复制着古早农村的生活,随岁节而春播、夏收、秋庆、冬聚,有田有蛙,有鸟成群……
隐藏在这浪漫想望背后的,是他们这代人无法回避的时代背景,过度的工业化严重污染了生态,毁坏了家园;单向度的“发展”指标,让生活变得那么乏味,“如果东京就是台北未来的样子,我已经看过,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年轻人,田种得不错哦
《看见台湾》上映时,正好是赖青松弃业归农的第十年。
2004年,两年环境法专业修习完毕,导师很希望他能留在日本继续读博士,身边朋友也相劝,读个博士至少可以给自己一条退路。妻子美虹问他,“拿到博士后,你想做什么?”他慢慢吐出一个答案,“我还是想回台湾当农夫”。
“那你现在就可以回去了,你有把握三年后还拿得起锄头吗?”妻子这句话点醒了犹豫的丈夫,两夫妻带着一双幼小的儿女,再次回到宜兰,落脚在向亲戚租来的农舍里。
这不是他们第一次回到宜兰务农。
2000年,30岁的夫妻俩,为了让年幼的女儿可以接受台湾第一所华德福学校——宜兰冬山乡的慈心幼儿园的教育,举家从台北搬到雪山山脉那一头的妻子娘家。租下一个小庭院的房子,推门即是农田,旁边一条清澈的涌泉,钓上鱼就可以烧来吃。
因为认同华德福学校没有课本、快乐学习、配合生命节奏的学习理念,赖青松一边做着翻译,一边在学校担任日文老师,同时也在学习华德福的生机互动农业课程。
得知长居台北的岳父在宜兰县员山乡还有两分半田地,赖青松主动借来准备种点蔬菜,一分地的蔬菜足够一家人吃,每每有多,他还会用木箱装好,送到学校的办公室贩售。三四岁的女儿宜莲,每次听到爸爸的车停进自家庭院,都会跑出来看,今天爸爸又带回了什么好吃的菜。那一刻,赖青松感觉到女儿开始接近自己曾有过的童年。
到了三月农播季节,旁边农地都开始播种育苗,“另外一分半地不好放来长草,只好也跟了”。
再没有阿公在旁边指点,该做什么了。第一次,赖青松要全面接管一份田地。
头一天,他扛着锄头去挖排水沟,引来了许多友邻围观,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这是谁家的女婿,他扛锄头的样子就是个城里人的样子,不用农药怎么可能种得了田。那天他一边和大家聊着天,到日落,水沟只挖了十公尺。
虽然是个菜鸟农夫,他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满足感。有一天傍晚收工回家,开过兰阳溪,他发现自己竟然在唱歌。“为什么我早上在翻译,下午拿锄头,工作一整天,身体反而更舒服、更放松?”
挫折不断,靠着亲朋好友的指点,当年倒收成了1000台斤(1台斤等于600克,1000台斤相当于600公斤)稻米,他们不清楚这样算多还是少,在自己庭院晒稻穗时,隔壁婶婆看到说,“年轻人,田种得不错哦”,才知道自己的收成算是不错的。
只是无论是蔬菜还是稻米,一年下来核算成本,赖青松发现油钱、肥料钱都超过了收成所得,只能无奈地得出一个结论,“纵使我对务农有憧憬与梦想,这事打从开始就不能干了……完全不赚钱,完全是流血输出”。
理想与现实无法保持平衡,生活再次陷入僵局。
他决心再次出去看看,当时已有家累,也考虑了以色列的集体农场,或是澳洲的生机互动农场。最终,在学长的帮助下,他以最便捷的方式再赴日本,攻读环境法学硕士。
谷东俱乐部
学成之后再次面临就业,也就有了上面那段对话。
此时出现了一个难得的契机。赖青松在主妇联盟工作时便相识的忘年交何金富先生,通过农会关系在宜兰租下田地,还募集了一群都市的消费者,约定以“预约订购,承担风险”的契约种植方式,支持友善耕种、无农药种稻(此方式在台湾被称为“自然农法”,区别于施化肥、农药的“惯行农法”)的小农。
还在日本的赖青松,受托为“谷东俱乐部”草拟了第一份谷东招募说明。谷东,取谐音“股东”,消费者以每谷1500台币(每台斤50元/每谷份30台斤)的方式加入谷东俱乐部,聘请田间管理员管理田地,同时也像承担股市风险一样,共同承担因为天灾或管理引发的可能的减产风险。
“谷东俱乐部”最早的发想来自于日本“生活俱乐部”(SeikatsuClub)的共同购买理念。1960年代的东京,一群为了对抗大型资本的家庭主妇,集结稳定而持续的购买力量,直接与生产者议价或要求更理想的品质。如果生产者愿意采用自然农法耕种,主妇们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这种集结共同购买力量,用消费改变生产的消费合作社,不仅生存下来,还不断发展壮大。
正在服兵役的赖青松,经由在新加坡求学的二妹介绍,认识了她的同学——日本神奈川生活俱乐部派驻新加坡的兼职留学生石井先生,转而得知台湾已有一个相同理念的主妇联盟。
进入主妇联盟工作后,他非常幸运地中选两家机构合作的研修计划,在一年半的研修时间里,他到访生活俱乐部在各地的单位社和合作机构,访谈共同购买路线上的各类型当事者。回来后,他加入主妇联盟“共同购买中心”,两年多的时间里都在全台各地,山林渔村,为消费者物色合适的供应商。
“谷东俱乐部”之“俱乐部”就是来源于“生活俱乐部”,只是共同购买的品目精简为最低,只有稻米一项。
重建土地与人的关系
“田间管理员”的概念,让仍想要种田的赖青松,可以在理想与现实间求得平衡,月工资从一开始的3.5万元涨到了5万元(新台币,5元新台币约等于1元人民币),相较台北白领阶层,收入水平也属中等偏上。但“谷东俱乐部”的成立,似乎并不只是为了卖米,或者获得一份稳定的收入。
赖青松很清楚,他的谷东里,有很多人跟他一样,想要归农却没有足够的勇气,他把田间事事无巨细写出来,也在不同的阶段招收志工来帮忙,比如拔草、挑粪、施肥、挲草,每一步都尽可能让他的谷东参与进来,感受种田的苦与乐。
为了提高稻米新鲜度,他会新碾一批米,以小包装形式配送给谷东,连同的还有他每月手书的一份“谷东米报”。消费者可以从这一份米报上,看到一粒米从发芽、幼苗、抽穗到收割、碾米、端上餐桌的整个过程,字里行间流出的是赖青松对土地的珍爱,他谓之“老老实实作田”。所以当每年都会光临的台风袭击台岛,以往总会期待台风假的都市人,开始挂念在宜兰的那片田,还有耕田的那个朋友。
为了重新建立土地与人的关系,赖青松大部分的田地交给机器代耕,保留小块的田地,在每年的春耕、秋收设立了插秧祭、收割祭,请来通吃一碗饭的谷东及家人,参与插秧、收割,让他们亲身体验脚踩在泥土里的感觉。在每次插秧、收割前,他都会带着谷东朋友来到当地的寺庙拜拜,让都市人也有机会感受到农民与天地之间那种真实的互动,这与他幼时在阿公家看到初一十五祭天地敬鬼神的习俗,是分不开的。
下半年的休耕期,他会带着孩子访问各地的谷东和农友,也趁机预收下一年的谷金,准备第二年耕作的面积;冬至日,则传承老传统,聚集家人和谷东朋友,一起吃亲手种的稻米,自家种出来的糯米做成的汤圆,自己腌制的腊肉……
我只是想下田而不是当老板
“谷东俱乐部”发展初期,因为是第一次试验这样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关系,“信任”显得尤其重要。
刚开始耕种半年,赖青松发现宜兰实行的是一年一收,这个菜鸟农夫没有将休耕期所需的人事费用计算进成本,这样的话,他就要像其他农民一样,在休耕期出外打工。于是,急急召开谷东大会,要求调涨价格。种田的第四年,耕种的地点从原来的东山乡转移至家附近的员山乡,因重新摸索耕种方式,需要减少耕种总面积,造成单位产量的成本调涨。
两次涨价都没有吓跑谷东,反而因为他的务实,让更多人慕名前来要求加入他的谷东俱乐部。一开始,谷东们深入到俱乐部的各方面运作,从田间耕作中遇到虫害帮忙查询资料,帮助建造新谷仓和管理员农舍。
“青松米”的名号越来越响,种植的面积也愈来愈大,有一些谷东开始出谋划策,认为“谷东俱乐部”可以在竞争激烈的有机市场中,闯出一片天地,像别的有机品牌一样,送进百货公司、超市架上。另一面,周边的村民也都认为,他种五六甲地(一甲地约等于一公顷)仅够一家四口温饱,想要赚钱,最好趁机扩大耕作面积。
此时,赖青松却选择了刹车。2009年,他把“谷东俱乐部”更名为“青松米谷东俱乐部”,而不再是全台湾唯一的那个“谷东俱乐部”。取消了“田间管理员”这一职务,让谷东和他重新回到消费者与生产者两端,只是仍沿用预约订购的模式,自己则独自承担了天灾风险。“我的初衷就只是想下田,而不是当一个老板,虽然已眼见到谷东俱乐部出现了扩充的机会,但不适合我。”
十年过去,他的种地面积仍然保持六甲。这个适可而止,向后一步的决定,不仅让他保留了当农夫的自由,也有了选择“放弃”的自由。
接受“看天吃饭”的无常
当一个人开始实现自己的梦想,怎样坚持下去,反而成了一个问题。
更多人知道他在做的事后,他曾被许多学校、机构邀请去演讲。刚开始大家都想要知道他为什么去务农,后来许多学校邀请他去做生命教育,他自嘲道,老师们可能想让学生知道,“这个人回去种田都不会死了,大家(再难)都不用担心,不需要自杀”。
这些年,赖青松从种田中领悟到,种田就是种心,把稻子种下去,就要把心放下来。
当他是受雇为朋友们种田的“田间管理员”时,常怀着做不好对不住朋友的道义责任,整天都在田里奔忙。
那时,他很难接受老天爷一时晴一时雨的无常,有一年台风过后,稻子倒伏了大半,他无语问苍天,“Whyme(为什么是我)?我比别人更认真、我比别人更打拼,我下重本用有机肥,稻子怎么可以倒?”
有很多人和曾经的青松一样,并不喜欢考试,却能考上最好的中学,觉得上大学什么都没有学到,还是坚持着把毕业证拿到手;最后去日本念环境法学硕士,其实目的也不是求学,而是借出国反省一下自己,结果还是拿了个“优”;更别说那些寄托了朋友、社会期望的事情,不做到“最好”,就会问心有愧。
和谷东回到了更单纯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系,他终于可以不再为他人拼产量,收获不好,可以自己承担,收成多,可以转做零售,也更能接受农夫“看天吃饭”的无常。
如今,他总是会向人讲述他的“七十分主义”,所谓“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到了他这里,更注重老天手中的这三十分。无农药耕作,只能通过控制水量这些手段来防治杂草、福寿螺的侵害,但“农夫不给水,老天也会落雨,农夫只能随时准备好应付无常”。
真的把老家种回来了
青松大哥说,坚持了十年,什么不敢想,以为不会变的都变了,当初得知他要回来种田,气得断绝联系的父亲,如今在家门口贴满了有关他的报道。不见容儿媳的妈妈现在逢人就夸,这个儿媳不但能持家,还能下田,自己都做不来。
十年,日子好像年复一年地在春耕、夏收、秋休、冬藏中度过,一些细小的变化却开始积蓄起力量,在慢慢改变他们栖居的员山乡深沟村,甚至宜兰、整个台湾乡村社会。
十年前,那些嘲笑着“不施农药怎么能种稻”,等着看他的笑话的村民,慢慢开始接受他的耕种方式,愿意把地主动交给他耕作,有约十户的农民甚至开始放弃惯行农法,改用自然农法种田。
十年来支持青松的约四百户谷东中,有十几位开始效法他,放弃城市的工作,来到宜兰种地,其中一位从最开始支持他的杨文全大哥,2012年底在深沟村成立了“两佰甲”小农组织,目标是在20年内培养100个小农开展友善耕种,“一人2甲地,就有两百甲了”。到2013年,他们已经募集了8位,还不断有人上门来。
还有更多年轻人加入到“返乡归农”的大军中,由台湾农村阵线支持的五六位大学生,前年开始在宜兰成立“宜兰小田田”谷东俱乐部,去年,其中一位女硕士休学归农,曾引发媒体的大幅报道……
就像青松大哥说的,都市最大的特质是善变,来得快去得也快,农村看似保守,但一旦发生变化,就是彻底而长远的改变。
2006年,因为亲戚收回租给他们的房子,青松不得不起造一栋自己的房子,在那年9月的谷东米报上,他取了个标题“把老家种回来”。如果说,当年仅仅想要建一栋自己的房子,如今,用十年深耕,他真的慢慢实现了当初的那个梦想,把11岁时就种进心里的那个老家,那个农村生活,种了回来。尽管,来路方长。
2011年的TED演讲现场,他曾说返乡归农最大的动力,是希望能给他的孩子一个故乡。何谓故乡?就是“一个他受伤、低潮、人生需要有人关怀的时候,一个认得他的,一个他真正属于的地方。”
在演讲的最后,他说要给大家一个鼓励,“即使(梦想)是当农夫,只要你心甘情愿。”然后脱掉外套,转身,露出T恤背面四个大字“志愿农民”。
※本文转自网易,作者蔺桃,转载敬请注明作者与出处。
从日本冈山大学环境法学硕士毕业后,赖青松带着妻儿回到妻子的家乡——台湾宜兰县,租下几块田地,开创了一种新型的谷东俱乐部模式,客户预约购买,传统的农夫角色转变为城市人雇佣的田间管理员,领取固定工资,不仅保证了销售渠道,还将“看天吃饭”的风险与客户共担。
为什么留日归来的硕士会选择去给别人种田?这样有意思的“谷东俱乐部”是怎么想出来的,为什么大家都愿意配合?这样的模式,可以复制推广吗?
乡下留学
赖青松1970年出生于台湾新竹县竹北市,是家中长子。他出生后的十年,正是台湾经济起飞的那十年。从台中大雅乡下走出,经营维修生意的父亲,在那波浪潮里,开始做起外销生意。家境日益丰裕,和其他城市小孩一样,赖青松吃着面包牛奶、玩着遥控汽车度过了童年时光。
11岁那年,父亲的外销生意失败,涉嫌诈骗外逃。一家四个尚未成年的孩子,仓皇中被不识字的爷爷全数接回台中乡下照养,那个原本只有过年时才会回去的小村落。
还没等他回过神来,一头水牛就交到了他的手上,在乡下,这个年龄的孩子是最合适的放牛娃。剥甘蔗叶、腌萝卜、拔草、挑大粪,每个季节的农活一茬又一茬地长出来,没有经过任何培训,赖青松和他的弟妹们都要上阵应付。
上厕所没有卫生纸,只有阿公自己种植加工的洋麻秆,没有抽水马桶,一墙之隔是小猪仔们发出的嘟囔声。赖青松说,从城市回到乡下的那一年,就像钻进了多啦A梦的时光机,一下回转到30年前的台湾。
但相比起繁重的农村劳动,一夜间失去父母羽翼保护的小孩,更害怕再次流离失所。亲戚们碎嘴,“这个老三(赖青松的父亲)赚了钱也没见帮忙家里,现在为什么替他养四个小孩?”一片嘈杂中,爷爷一句话镇住了全场,也安定了他的心,“咱家吃饭不差加几只碗筷。”
赖青松说,人们常说起背影,他想不起来父亲的背影,却记得爷爷骑着大台铁马,带着他到学校说情的背影,“像山一样”。
农业、农村,不只承接住了一个濒临破碎的家庭,还给了他一个丰富单纯的童年。田间菜圃的劳动之余,虫鱼鸟兽取代遥控汽车,成为孩子们最生动的玩伴。直到已为人父,他还忘不了在爷爷荔枝园里一锄挖出的那只扁锹形虫,在他眼前溜进泥土的小乌龟,更不用说菜园枝头总也吃不完的荔枝、龙眼、莲雾、杨桃、土芭乐……
一年过后,父亲把一串孩子从台中乡下接到最繁华的台北。这个已经习惯农村安静生活的孩子,再次被扔进了一个只有上课、补习的世界,声色嘈杂,却没有了任何色彩。
赖青松说,他此后到国外留学、旅行,都没有那一年“乡下留学”带给他的“文化冲击”那么深刻,探索自己的归农之路时,他总把这一年当做是最原初的起点。
归农之路
留日归来后,赖青松说,当农夫不再是流离失所下无奈的选择,但其实也是一心希望找到有自己味道生活的他,心底里最后一个选择。
11岁那年的“乡下留学”时光,给他注入了一个城市的抗体。从全台最好的男子高中——建国中学毕业后,升大学时,他把志愿从最南部一路往北填,就是想要逃离车多人多考试多的台北。最后考上了位于台南、排名全台前列的国立成功大学,攻读“环境工程”专业。他望文生义地以为,那是一个既可以有经济能力支撑自己,又可以关心环境的专业。入学后才发现,环境工程的主要就业方向是治理环境,换言之,先有污染,才有治理。旁听了别系开设的“生态学”课程,发现这才比较符合自己心中的理想生活景象。
而此时正是台湾环境问题大爆发的年代,“反公害运动”随着1987年戒严令解除,开始进入到最高潮。这个关心环境和生态的青年,参与了台湾环境保护联盟的各种营队与田野调查。桃园县观音乡的镉米污染事件、核电厂的核废料处理、核安全等问题,让他发现,台湾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土地造成不可逆的严重伤害。“天地生万物以养人,人类为何有权力伤害自然环境至此地步?”这个20岁出头的青年,冲上街头游行、静坐,深刻地参与到各地环境抗争运动的现场。
大学毕业后服完兵役,他到宜兰的森林小学当过环保教育的活动辅导员,也到“台湾生态研究中心”担任过研究助理,而后进入台湾主妇联盟“共同购买中心”,高升至副总经理,中间还两次前往日本学习。每份工作他都做得不长久,在主妇联盟两年半打卡上班的日子,“此前没有,此后也再没有”。直到最后落脚宜兰,成为一位志愿农民,他一干十年,目前来看,他准备做到自己不能下田为止。杨照曾说,做农民不是青松的职业,而是他的志业。
如果仔细追寻他二三十岁的这段人生轨迹,会发现穿引其中的线索始终是归农、返乡。
2006年,赖青松回来全职从农的第三年,他在1月份的手绘“谷东米报”上,很认真地回答了这个被问了千百次的问题,“为何选择回庄脚作田?”童年的回忆,祖孙间的生命互动,或者对城市的反抗都可称之为缘起,但若只能选择一个理由,他说,“找寻一个属于自己生命的节奏,才是心中最真切的向往”。这个向往里,几乎像乌托邦一样地复制着古早农村的生活,随岁节而春播、夏收、秋庆、冬聚,有田有蛙,有鸟成群……
隐藏在这浪漫想望背后的,是他们这代人无法回避的时代背景,过度的工业化严重污染了生态,毁坏了家园;单向度的“发展”指标,让生活变得那么乏味,“如果东京就是台北未来的样子,我已经看过,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年轻人,田种得不错哦
《看见台湾》上映时,正好是赖青松弃业归农的第十年。
2004年,两年环境法专业修习完毕,导师很希望他能留在日本继续读博士,身边朋友也相劝,读个博士至少可以给自己一条退路。妻子美虹问他,“拿到博士后,你想做什么?”他慢慢吐出一个答案,“我还是想回台湾当农夫”。
“那你现在就可以回去了,你有把握三年后还拿得起锄头吗?”妻子这句话点醒了犹豫的丈夫,两夫妻带着一双幼小的儿女,再次回到宜兰,落脚在向亲戚租来的农舍里。
这不是他们第一次回到宜兰务农。
2000年,30岁的夫妻俩,为了让年幼的女儿可以接受台湾第一所华德福学校——宜兰冬山乡的慈心幼儿园的教育,举家从台北搬到雪山山脉那一头的妻子娘家。租下一个小庭院的房子,推门即是农田,旁边一条清澈的涌泉,钓上鱼就可以烧来吃。
因为认同华德福学校没有课本、快乐学习、配合生命节奏的学习理念,赖青松一边做着翻译,一边在学校担任日文老师,同时也在学习华德福的生机互动农业课程。
得知长居台北的岳父在宜兰县员山乡还有两分半田地,赖青松主动借来准备种点蔬菜,一分地的蔬菜足够一家人吃,每每有多,他还会用木箱装好,送到学校的办公室贩售。三四岁的女儿宜莲,每次听到爸爸的车停进自家庭院,都会跑出来看,今天爸爸又带回了什么好吃的菜。那一刻,赖青松感觉到女儿开始接近自己曾有过的童年。
到了三月农播季节,旁边农地都开始播种育苗,“另外一分半地不好放来长草,只好也跟了”。
再没有阿公在旁边指点,该做什么了。第一次,赖青松要全面接管一份田地。
头一天,他扛着锄头去挖排水沟,引来了许多友邻围观,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这是谁家的女婿,他扛锄头的样子就是个城里人的样子,不用农药怎么可能种得了田。那天他一边和大家聊着天,到日落,水沟只挖了十公尺。
虽然是个菜鸟农夫,他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满足感。有一天傍晚收工回家,开过兰阳溪,他发现自己竟然在唱歌。“为什么我早上在翻译,下午拿锄头,工作一整天,身体反而更舒服、更放松?”
挫折不断,靠着亲朋好友的指点,当年倒收成了1000台斤(1台斤等于600克,1000台斤相当于600公斤)稻米,他们不清楚这样算多还是少,在自己庭院晒稻穗时,隔壁婶婆看到说,“年轻人,田种得不错哦”,才知道自己的收成算是不错的。
只是无论是蔬菜还是稻米,一年下来核算成本,赖青松发现油钱、肥料钱都超过了收成所得,只能无奈地得出一个结论,“纵使我对务农有憧憬与梦想,这事打从开始就不能干了……完全不赚钱,完全是流血输出”。
理想与现实无法保持平衡,生活再次陷入僵局。
他决心再次出去看看,当时已有家累,也考虑了以色列的集体农场,或是澳洲的生机互动农场。最终,在学长的帮助下,他以最便捷的方式再赴日本,攻读环境法学硕士。
谷东俱乐部
学成之后再次面临就业,也就有了上面那段对话。
此时出现了一个难得的契机。赖青松在主妇联盟工作时便相识的忘年交何金富先生,通过农会关系在宜兰租下田地,还募集了一群都市的消费者,约定以“预约订购,承担风险”的契约种植方式,支持友善耕种、无农药种稻(此方式在台湾被称为“自然农法”,区别于施化肥、农药的“惯行农法”)的小农。
还在日本的赖青松,受托为“谷东俱乐部”草拟了第一份谷东招募说明。谷东,取谐音“股东”,消费者以每谷1500台币(每台斤50元/每谷份30台斤)的方式加入谷东俱乐部,聘请田间管理员管理田地,同时也像承担股市风险一样,共同承担因为天灾或管理引发的可能的减产风险。
“谷东俱乐部”最早的发想来自于日本“生活俱乐部”(SeikatsuClub)的共同购买理念。1960年代的东京,一群为了对抗大型资本的家庭主妇,集结稳定而持续的购买力量,直接与生产者议价或要求更理想的品质。如果生产者愿意采用自然农法耕种,主妇们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这种集结共同购买力量,用消费改变生产的消费合作社,不仅生存下来,还不断发展壮大。
正在服兵役的赖青松,经由在新加坡求学的二妹介绍,认识了她的同学——日本神奈川生活俱乐部派驻新加坡的兼职留学生石井先生,转而得知台湾已有一个相同理念的主妇联盟。
进入主妇联盟工作后,他非常幸运地中选两家机构合作的研修计划,在一年半的研修时间里,他到访生活俱乐部在各地的单位社和合作机构,访谈共同购买路线上的各类型当事者。回来后,他加入主妇联盟“共同购买中心”,两年多的时间里都在全台各地,山林渔村,为消费者物色合适的供应商。
“谷东俱乐部”之“俱乐部”就是来源于“生活俱乐部”,只是共同购买的品目精简为最低,只有稻米一项。
重建土地与人的关系
“田间管理员”的概念,让仍想要种田的赖青松,可以在理想与现实间求得平衡,月工资从一开始的3.5万元涨到了5万元(新台币,5元新台币约等于1元人民币),相较台北白领阶层,收入水平也属中等偏上。但“谷东俱乐部”的成立,似乎并不只是为了卖米,或者获得一份稳定的收入。
赖青松很清楚,他的谷东里,有很多人跟他一样,想要归农却没有足够的勇气,他把田间事事无巨细写出来,也在不同的阶段招收志工来帮忙,比如拔草、挑粪、施肥、挲草,每一步都尽可能让他的谷东参与进来,感受种田的苦与乐。
为了提高稻米新鲜度,他会新碾一批米,以小包装形式配送给谷东,连同的还有他每月手书的一份“谷东米报”。消费者可以从这一份米报上,看到一粒米从发芽、幼苗、抽穗到收割、碾米、端上餐桌的整个过程,字里行间流出的是赖青松对土地的珍爱,他谓之“老老实实作田”。所以当每年都会光临的台风袭击台岛,以往总会期待台风假的都市人,开始挂念在宜兰的那片田,还有耕田的那个朋友。
为了重新建立土地与人的关系,赖青松大部分的田地交给机器代耕,保留小块的田地,在每年的春耕、秋收设立了插秧祭、收割祭,请来通吃一碗饭的谷东及家人,参与插秧、收割,让他们亲身体验脚踩在泥土里的感觉。在每次插秧、收割前,他都会带着谷东朋友来到当地的寺庙拜拜,让都市人也有机会感受到农民与天地之间那种真实的互动,这与他幼时在阿公家看到初一十五祭天地敬鬼神的习俗,是分不开的。
下半年的休耕期,他会带着孩子访问各地的谷东和农友,也趁机预收下一年的谷金,准备第二年耕作的面积;冬至日,则传承老传统,聚集家人和谷东朋友,一起吃亲手种的稻米,自家种出来的糯米做成的汤圆,自己腌制的腊肉……
我只是想下田而不是当老板
“谷东俱乐部”发展初期,因为是第一次试验这样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关系,“信任”显得尤其重要。
刚开始耕种半年,赖青松发现宜兰实行的是一年一收,这个菜鸟农夫没有将休耕期所需的人事费用计算进成本,这样的话,他就要像其他农民一样,在休耕期出外打工。于是,急急召开谷东大会,要求调涨价格。种田的第四年,耕种的地点从原来的东山乡转移至家附近的员山乡,因重新摸索耕种方式,需要减少耕种总面积,造成单位产量的成本调涨。
两次涨价都没有吓跑谷东,反而因为他的务实,让更多人慕名前来要求加入他的谷东俱乐部。一开始,谷东们深入到俱乐部的各方面运作,从田间耕作中遇到虫害帮忙查询资料,帮助建造新谷仓和管理员农舍。
“青松米”的名号越来越响,种植的面积也愈来愈大,有一些谷东开始出谋划策,认为“谷东俱乐部”可以在竞争激烈的有机市场中,闯出一片天地,像别的有机品牌一样,送进百货公司、超市架上。另一面,周边的村民也都认为,他种五六甲地(一甲地约等于一公顷)仅够一家四口温饱,想要赚钱,最好趁机扩大耕作面积。
此时,赖青松却选择了刹车。2009年,他把“谷东俱乐部”更名为“青松米谷东俱乐部”,而不再是全台湾唯一的那个“谷东俱乐部”。取消了“田间管理员”这一职务,让谷东和他重新回到消费者与生产者两端,只是仍沿用预约订购的模式,自己则独自承担了天灾风险。“我的初衷就只是想下田,而不是当一个老板,虽然已眼见到谷东俱乐部出现了扩充的机会,但不适合我。”
十年过去,他的种地面积仍然保持六甲。这个适可而止,向后一步的决定,不仅让他保留了当农夫的自由,也有了选择“放弃”的自由。
接受“看天吃饭”的无常
当一个人开始实现自己的梦想,怎样坚持下去,反而成了一个问题。
更多人知道他在做的事后,他曾被许多学校、机构邀请去演讲。刚开始大家都想要知道他为什么去务农,后来许多学校邀请他去做生命教育,他自嘲道,老师们可能想让学生知道,“这个人回去种田都不会死了,大家(再难)都不用担心,不需要自杀”。
这些年,赖青松从种田中领悟到,种田就是种心,把稻子种下去,就要把心放下来。
当他是受雇为朋友们种田的“田间管理员”时,常怀着做不好对不住朋友的道义责任,整天都在田里奔忙。
那时,他很难接受老天爷一时晴一时雨的无常,有一年台风过后,稻子倒伏了大半,他无语问苍天,“Whyme(为什么是我)?我比别人更认真、我比别人更打拼,我下重本用有机肥,稻子怎么可以倒?”
有很多人和曾经的青松一样,并不喜欢考试,却能考上最好的中学,觉得上大学什么都没有学到,还是坚持着把毕业证拿到手;最后去日本念环境法学硕士,其实目的也不是求学,而是借出国反省一下自己,结果还是拿了个“优”;更别说那些寄托了朋友、社会期望的事情,不做到“最好”,就会问心有愧。
和谷东回到了更单纯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系,他终于可以不再为他人拼产量,收获不好,可以自己承担,收成多,可以转做零售,也更能接受农夫“看天吃饭”的无常。
如今,他总是会向人讲述他的“七十分主义”,所谓“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到了他这里,更注重老天手中的这三十分。无农药耕作,只能通过控制水量这些手段来防治杂草、福寿螺的侵害,但“农夫不给水,老天也会落雨,农夫只能随时准备好应付无常”。
真的把老家种回来了
青松大哥说,坚持了十年,什么不敢想,以为不会变的都变了,当初得知他要回来种田,气得断绝联系的父亲,如今在家门口贴满了有关他的报道。不见容儿媳的妈妈现在逢人就夸,这个儿媳不但能持家,还能下田,自己都做不来。
十年,日子好像年复一年地在春耕、夏收、秋休、冬藏中度过,一些细小的变化却开始积蓄起力量,在慢慢改变他们栖居的员山乡深沟村,甚至宜兰、整个台湾乡村社会。
十年前,那些嘲笑着“不施农药怎么能种稻”,等着看他的笑话的村民,慢慢开始接受他的耕种方式,愿意把地主动交给他耕作,有约十户的农民甚至开始放弃惯行农法,改用自然农法种田。
十年来支持青松的约四百户谷东中,有十几位开始效法他,放弃城市的工作,来到宜兰种地,其中一位从最开始支持他的杨文全大哥,2012年底在深沟村成立了“两佰甲”小农组织,目标是在20年内培养100个小农开展友善耕种,“一人2甲地,就有两百甲了”。到2013年,他们已经募集了8位,还不断有人上门来。
还有更多年轻人加入到“返乡归农”的大军中,由台湾农村阵线支持的五六位大学生,前年开始在宜兰成立“宜兰小田田”谷东俱乐部,去年,其中一位女硕士休学归农,曾引发媒体的大幅报道……
就像青松大哥说的,都市最大的特质是善变,来得快去得也快,农村看似保守,但一旦发生变化,就是彻底而长远的改变。
2006年,因为亲戚收回租给他们的房子,青松不得不起造一栋自己的房子,在那年9月的谷东米报上,他取了个标题“把老家种回来”。如果说,当年仅仅想要建一栋自己的房子,如今,用十年深耕,他真的慢慢实现了当初的那个梦想,把11岁时就种进心里的那个老家,那个农村生活,种了回来。尽管,来路方长。
2011年的TED演讲现场,他曾说返乡归农最大的动力,是希望能给他的孩子一个故乡。何谓故乡?就是“一个他受伤、低潮、人生需要有人关怀的时候,一个认得他的,一个他真正属于的地方。”
在演讲的最后,他说要给大家一个鼓励,“即使(梦想)是当农夫,只要你心甘情愿。”然后脱掉外套,转身,露出T恤背面四个大字“志愿农民”。
※本文转自网易,作者蔺桃,转载敬请注明作者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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