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可以被驯养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文:张轲风 |
自有人类文明开始,有一种心理病症可能就已存在,然而直到上世纪70年代,这种病症才由于一个刑事案件受到重视,并以此得以命名,这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Stockholm syndrome)。
1973年8月23日,瑞典斯德哥尔摩的某家银行里,突然闯进两个全副武装的绑匪,先是一阵狂扫乱射。绑匪一边扫射一边说:Party开始了。此后,绑匪将几名银行职员挟持为人质,并将他们扣押在银行的地下保管库里。匪徒提出的条件是,释放在押的同伙,保证他们安全出境,否则将人质一个个处死。
经过六天的营救,警方设法打通了保管库,用催泪瓦斯将人质和劫匪驱赶出来,狙击手同时作好了危急情况下击毙劫匪的准备。然而,离开保管库后,几名人质反而将劫持者掩护起来,保护他不受警方的伤害,此后甚至拒绝提供不利于绑匪的证词。更为离奇的是,其中一名女人质还由此爱上了一名劫持者,等他获释后就要嫁给他。
人们无法为这个匪夷所思的事件做出合理的解释,只好将它病理化。从而,在心理学、医学领域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心理疾病: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个病症又被称为人质情结,概括而言,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对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
后来,人们发现,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几乎是人质挟持事件中相当普遍的一种现象。
1976年,法航139次班机被恐怖分子劫持到乌干达的恩德培机场。根据一名头脑清醒的女人质回忆,劫持过程中,留给她强烈印象的不是恐怖分子如何凶神恶煞,如何殴打、虐待旅客,而是每当恐怖分子头目发表演说时,全机舱里就会发出如潮的掌声。这个叫做达维森的女人质在回忆中说了这样一句话:“现在,只是现在,我才理解。当人们想活命时,是最容易受骗的。”
前不久报道说,意大利两位被劫持的女记者获救之后,不但不感谢政府的努力,反而“支持伊武装分子的‘正义之战’”。这或许也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体现(也有可能不是,这里还涉及到政治信仰问题)。不过,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在007系列之《黑日危机》中有过明确的表现:该片中被劫持的石油大亨的女儿,后来助纣为虐。
我可以列举出一连串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事例,不过没有这个必要,大家通过强大的网络搜索引擎可以了解得更详细。
杰弗逊大学综合医学中心精神和行为医学主治医生杨景端博士在哈佛大学燕京礼堂演讲中,分析出人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四个条件。
(1)要人质切实相信生命正受到威胁。
(2)施暴的人会给人质施以小恩小惠。
(3)控制人质的信息来源和思想。
(4)让人质感到无路可逃。
插播:心理分析学的看法,新生婴儿会与最靠近的有力成人形成一种情绪依附,以最大化周边成人让他至少能生存(或成为理想父母)的可能,此综合症可能是由此发展而来。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角色认同防卫机制的重要范例。
这四个条件下,人们就会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接着,杨景端博士说道:“那么这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制造者,既可以是一个绑匪,两个绑匪,也可以是一个组织,当然也可以是一个国家机器。受害者可以是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也可以是一群人,整个国家。”我们不难看到,从心理学与精神病理学上来看,这是一种针对个人的现象。然而就以个体为元素的社会心态而言,历史也呈现出一种社会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杨景端提出的四个条件仍旧是直观的归纳,在我看来,我们本能够走得更远一些,看得更深一些(我在后面将会提出我的意见)。不过,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具体视角:用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看待社会,甚至检讨历史事件。当然,尤其观照的是专的社会。
在专社会里,统治者与臣民的关系可类比为绑匪与人质的关系,而臣民都将与人质一样,全部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患者。由此,臣民无疑符合上述的四个形成斯症的条件。不妨我们一一对照:
专社会最常用的统治手段就是暴力,所谓暴。每一个想要与这个专体制作对的臣民都将受到生命的威胁。中国历史上以谋逆罪最大,犯此罪者杀无赦。统治者会反复强调这一点,目的正是“要人质切实相信生命正受到威胁”。
专统治者的一个要求是对臣民进行统治与管理,并从中获得最大利益。他不会让臣民死,而只是要榨取他们,保证自己的持续生存可能。控制人质的绑匪也是这样的心态,手中有人质,就等于握住了生的机会。因此,人质不能死,臣民不能死,要保证他们维持生命的基本物质:食物与水。这就是“施暴的人会给人质施以小恩小惠”。在中国历史上,出现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的时段,都是专下的“人质”实在被逼到了“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如果能够保证小恩小惠,臣民们都是甘愿做奴隶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他是不会反抗国家“绑匪”的。
第三个条件是封锁信息,这是专社会的一个明显特征,无须分析,我在《历代禁书记》中谈到的统治者禁毁谶纬著作就属于此类。
最后,我们很明显地看到,专社会里的老百姓只有两种选择,即生与死的选择:要么反抗,结果是被国家“绑匪”一枪毙了;要么适应被统治,满足被挟持,由国家“绑匪”培养成患者,培养成顺民。这就是“无路可逃”的境地,别无选择的余地。
从这个粗浅的分析中,我们看到在专社会里能够存活的,都将成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他们最初惊恐,接着会局部的、微弱的反抗,如果反抗无效,他们倾向于默认与接受自己被挟持、被统治的现状,最终甚至是习惯被挟持,依赖被统治,崇拜这些绑匪与国家“绑匪”。
满清入关时,有著名的“雉法令”: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有多少前朝的遗老、遗少敢于挺身试法,甘愿保住中原的束发习惯,而不愿沦落为“披发左衽”的番夷臣民。然而,200多年过去,时间过渡到近代的辛亥年,命的号角吹响,剃发成为拥护命的一个身体标识。这时,我们看到的是一批批已经身患重症的“人质”,他们留恋这根表示人质身份的辫子,为取消他的人质资格而感到痛心。由此,我们看到,尤其在专的社会体制下,专的当权者作为绑匪的身份出现,而被侵略与奴役的臣民则以人质的角色来希图适应这个新“绑匪”劫持与威胁“人质”的方法。我们不得不说,这首先是心理上、精神上的依赖,是向绑匪靠拢的愿意被驯养状态。
个人是国家的摹本,个人的心理变化会呈现出国家与社会的价值取向;个人的精神状态将组合成国家与社会的集体状态。由此,人质依赖绑匪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病理形成模式也正是顺民服从专统治的一个国家政治摹本。等到这种病症日益严重化,国家与臣民形成了一种管理与被管理的习惯形式,不论这种形式是暴力的还是教化的,是怀柔的还是高压的,总之,习惯已经建立起来,社会秩序会进入平衡状态。
然而,如果绑匪被执法部门制服了,人质被“解救”出来。这种平衡不论从个人的心理上还是此后与人相处上都被打破。这个当年的人质,也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具有两种十分明确的行为趋向:或者寻求重新被人沦为人质;或者寻求将别人沦为自己的人质。总之,要重建这种绑匪与人质的相处平衡。引而申之,这个绑匪与人质的关系摹拟到臣民与专统治者关系上,亦即社会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上,如果原有的国家“绑匪”被取代、被倒,那么社会的人质——臣民就实际被解救出来。专的统治模式的社会平衡也同样被打破、被破坏,那么被解放的顺民,作为患社会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顺民,也呈现出两种十分明确的行为趋向:或者寻求重新做顺民的机会,这就是那些前朝遗老们的普遍心态;或者寻求让别人做顺民的可能,这正是陈胜、刘邦、黄巢以及朱元璋等农民起义领袖的典型病理症状。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一病理学概念对历史学的价值就是,它解释了遗老存在的理由,也很好地解释了近代以来,因循守旧的清朝遗民为何要拼命维护曾经宁愿流血砍头也不要辫子的那根辫子。
就制度与社会而言,杨景端提出的产生斯德哥尔摩社会综合症的条件过于直观化,它只是提出了一种绑匪与人质患者之间关系的简单轮廓,或者说状态,而不能完全解释这种病症产生的原因。我在这里,也无法提出一些深刻的形成原因,一切只是探索。
首先,我认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不论是在医学范畴,还是在政治学、历史学范畴内,都存在一个生理学上的条件反射原则,即面对外部强大的压力,尤其是死亡威胁,所有生物都会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服从。这造成的结果是,每一种动物,包括人在内,都有被驯养的可能。基本需求是一个底线,有吃有喝,生命得以延续,面临暴力的强权,只有低头才能获得延续生命的可能,这或许是源于本能反应。就像人类在驯化狗的时候,常常以食物为引诱,辅之以鞭子,让他做什么,他才会做什么。同时,随着这个驯化过程,狗对主人也形成依赖的习惯与情感。表现在人类社会中,专统治者对臣民的驯化,是通过各种暴力的体罚(例如惩戒性机制)、规范化的思想教育(例如儒家五伦等统治思想的渗透)以及适时的小恩小惠(例如封官进爵等笼络人心的奖励机制)而实现的,结果是培养出大量“为绑匪打掩护”的顺民、良民。
只要是动物,就有被驯养的可能。人自然逃不出这个藩篱,这一条是根本的。
再者,人类有一种原始的渴望,那就是对英雄的崇拜。这里的“英雄”,并非单纯说绑匪就是英雄,而是说英雄形象与绑匪之间存在某种关联。人类作为一种动物,其原始本能保留着一种处理问题的极端方法,这也是一个底线,即通过肢体冲突来解决问题,例如争夺食物、争夺配偶等利益。在无礼可讲的情况下,动手成为唯一可行的办法。谁施暴的力量大,谁就成为新的统治者与支配者,“唯兵强马壮耳”,“枪杆子里出政”,说到底这是一个原始的信条。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以成败论英雄。手中掌握对人质生杀予夺大权的绑匪就是以胜者的姿态,获得人质潜意识的心灵崇拜与倾慕。这样的形象,通过一些熏染个人英雄主义的影片更得以传播与彰显。在影片中,一个匪徒被构想为英雄,人们可以崇拜他,必然要崇拜他,例如香港电影中的“古惑仔”就是一个将匪徒想象为英雄的典型。这是就个人而言的,在国家领域,专社会里的多数人对专的君王完全是出自本能的倾慕与崇拜。他们是“圣上”,是“主子”,是人们理想的“天子”,是全民偶像。在斯德哥尔摩社会综合症患者心目中,秦始皇、汉武帝、成吉思汗、康熙大帝、拿破仑、蒋介石、***一定都是名列前茅的偶像人物。
一个明显的现象是:在专社会里,如果没有英雄,没有“核心”,人们会感到恐慌,会故意呼吁出一个“核心”,袁世凯的上台就是证明。从这个意义上说,张艺谋定是一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他通过《英雄》这部影片表达了对秦始皇这个国家“绑匪”的倾慕,并且主观地将当时的六国人全部假想为呼吁统一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其实,他搞错了,七国时代的人还不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心中没有呼唤“核心”来绑架天下的冲动。秦始皇对天下人的劫持是中国人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开端。
如果一名恐怖分子用枪顶着你的太阳穴,然后轻柔地对你说:“人的最高权利是生存的权利”,你会不会感到分外恐惧?会不会本能地顺从他?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你将是一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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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名恐怖分子用枪顶着你的太阳穴,然后轻柔地对你说:“人的最高权利是生存的权利”,你会不会感到分外恐惧?会不会本能地顺从他?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你将是一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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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教了....
!!
我们都是被劫持者
职场也会有假性斯德哥尔摩症。
是的 那感觉我们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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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
厉害…
人在没有摆脱动物性之前,多数行为在受到外界因素影响时仍然以动物本能做为应对方式。
我觉得吧 如果我被绑匪劫持了 没有一点儿希望
那么对我最好的一条路就是 我爱上绑匪
于是首先在心理上面的折磨就会消失,对吧。
无数人甘心承受爱人的伤害, 这些伤害跟绑匪把你抓起来伤害你,我绝对选择前者
=-= 大概是因为我心理太懦弱了。。。。 囧
人在没有摆脱动物性之前,多数行为在受到外界因素影响时仍然以动物本能做为应对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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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人不可能完全摆脱动物性,所以或多或少都有动物本能的应对方式
@葡萄园的女巫
要摆脱动物性,先决条件是脱离肉体。肉体,这个灵魂的容器的状态,直接影响了影响了灵魂的思维方式。
如果一名恐怖分子用枪顶着你的太阳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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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用说什么我就很恐惧了好不好!!
我会
貌似上面的每个同学都会。。
因为中国没有信仰。。
即使做了坏事。。
不会受到上帝的惩罚。。
跟受虐狂是什么关系?
屁
我的感觉是,当遇到极大的威胁的时候,就会开始内心斗争,然后放弃,放弃现实,欺骗自己,想因此而获得平静,然后让自己去相信明明是本来的敌人的一方,这样自己才会。。。反正就是自欺欺人获得一个温床。比起痛苦,宁愿舒服。认为站在了他的那一方就会安全。不再是敌对关系,没有痛苦
如果你能超越生死,那就没什么可害怕的了~
这个太玄乎。
不是大丈夫能屈能伸么。。。
不是要缓兵么。。
专制 ,暴力,小恩小惠, 有点像 ,
开头很好,但是感觉用斯德哥尔摩症来涵盖整个专社会体系,MS有点牵强。感觉这不是一个斯德哥尔摩症能全部解释得了的。
这尼玛是在影射天朝么
我想驯养别人。 = =
····
想起阿莫多瓦的电影。。。
我喜欢这篇东西
其实这不就是生活中弱者对强者的依附
m
M
挺好挺深刻
潜意识的强迫接受
感觉自己正在被洗脑
就像身体出点小状况上网搜索病征
最后就会怀疑自己得了什么什么病一样
= =
想到了小王子
一个字,贱!!!
这个杀手不太冷里面小女孩madison就是被leon驯服了
@点妞 那个特殊 她是要复仇
好萌!!!!!!
我错了= =
如果一名恐怖分子用枪顶着你的太阳穴,然后轻柔地对你说:“人的最高权利是生存的权利”,你会不会感到分外恐惧?会不会本能地顺从他?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你将是一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
= =我会是怎么办
we both are
渐渐往政治去了
本来就是微言大义。
如果你能超越生死,那就没什么可害怕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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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你超越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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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字,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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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字,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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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着说话不腰疼。不要随便自我代入。你没有处在哪个环境约束下,再加上你贫乏的想象力,当然无法理解。为了由于你自我感觉良好,自然倾向于随意否定你不了解的事物了。毕竟一味否定是最简单最不用脑子的办法。
要摆脱动物性,先决条件是脱离肉体。肉体,这个灵魂的容器的状态,直接影响了影响了灵魂的思维方式。
要补完吗?
其实很多伟大的爱情都有点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倾向。接受它就好了。
这是一个已然被滥用的描述性名词 全文除了一些来自百度搜索的老调重弹别无他物 也无法解释这种现象为什么会出现
事实上 看过认知失调案例的人会发现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不过是其中一种特殊情况而已 扯到历史学社会学真是滑稽 因为到了这个范畴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这个名词已经不适用了
=.=
被标题惊到了....
(1)要人质切实相信生命正受到威胁。
(2)施暴的人会给人质施以小恩小惠。
(3)控制人质的信息来源和思想。
(4)让人质感到无路可逃。
简而言之,就是威逼利诱!!!
最后一段话是不是说只要向强势的一方低头顺从了就证明一个人肯定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即使是暂时性的为了生存而顺从??
当人们想活命的时候,最容易受骗,都是些缺乏自我理念自身价值取向的人容易患的症,短短一段时间久能够让你迷恋,我实在无法想象,你可以因为生命受威胁而暂时地屈服,然而竟然会迷恋上犯人什么的,这种人一是之前应该缺乏被关注,二是先给打你再安慰你,自己却以为得到了安全感,而开始信任对方,三,根本就是个心智欠缺成熟的小孩。
绑架案电影有考虑过这个吗
如果一名恐怖分子用枪顶着你的太阳穴,然后轻柔地对你说:“人的最高权利是生存的权利”,你会不会感到分外恐惧?会不会本能地顺从他?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你将是一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
这句话不敢苟同。或许恐惧或许顺从,当人摆脱困境后的选择是帮助施虐者时,我以为那才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观点放入朝代中是不适宜的。由安全到危险再到安全,在回到安全的境地后,人帮助危险的制造者,这种时间延续较短的突发事件才会造成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在漫长的朝代中受压迫同时帮助当政者,那叫社会适应,平民为了更安稳的生活,官员为了更大的利益,没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恐怖分子一定要够帅才行
清军入关的例子表现的只是人们对与改变长久以来的习惯的一种抗拒吧。
知与不知,活的越久,不明白的越多。。。。。。。。。。。。。。
其实我觉得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并不能说是一种心理病症,因为它就是一种在特定环境条件下人自然而然因为自己的动物性很容易就会发生的一种心理现象,所以文章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来解释一些现实历史现象和社会机构现象,其实是有相当的参考性的,文章很好.
哈哈哈
文章挺深刻,但后面的延伸有点忒远了
受到胁迫必然会屈从,但并不代表 脱离之后就反过来帮助胁迫者。
屈从是生存本能
容易屈从的人我也是呵呵了,好像很寂寞的样子……
对英雄的崇拜该是属于人的本能吧?这反映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青春期的女孩子本能地渴望跟混混们在一起,似乎这样可以被保护。
患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社会
这么说,活下来的都是有病的...
电影《暗战》里面蒙嘉慧演的就这样爱上了持枪的刘德华
斯德哥尔摩综合证只是社会成型后提取的一个样本,上升到国家、政治和体制问题上去谈显然越界了,虽然文章很深刻,但后半部的说服力明显弱了很多。
譬如秦始皇统一六国属于国家绑架行为,秦国从商鞅变法之后国家机器明显增强了。从东周末年开始,中国人对于国家观念已经初步形成,知道天下还有别的地方,有别的民族,并非只有中原大地上星罗棋布的诸侯国,远远超出了想象。这时,文章中所说的寻求“核心”的意识形态就出现了,因为国家必须有战略纵深防御更加厉害的未知敌人与未知的势力,所以此时,统一就成为大势所趋。
扯远了,其实主要想说的是,作者没划分出主观意志和客观存在的对立和统一,仅仅就斯德哥尔摩谈斯德哥尔摩,无异于盲人摸象。
如果专制者是绑匪,得天下就可以享受神的生活,这就是他的主观意志。想得到这些,就必须得民心。同样是枪杆子闹革命的军阀老爷,同样是对百姓有生杀大权的恶魔,没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没有深知民间疾苦的经验,得民心是做不到的。
譬如,《楚汉传奇》里,刚刚起义的刘邦对他的部下说了句话:老百姓怕我们中间的一个人,就是怕我们所有人!这句话生动地反映了政治家和窃国大盗的本质不同——政治家懂得暴力和杀戮是种手段,制衡使天下太平,百姓安定,自己水到渠成,身登大位。随说天子一怒,伏尸百万,但如果百万人百万人地杀着玩,也就离死不远了。
帝王是把一种更加高远的价值和永恒与“人质”安全捆绑在一起,并且身体力行的,“人质”看得到希望自然就会拥护,而破坏这种结构运行的人,帝王当然是不能容许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破坏安定团结。
而斯德哥尔摩案例里的绑匪是把自己本身的安全和人质本身的安全捆绑在一起,这种捆绑本身是暴力威胁下的一种强买强卖,人质深知我的命比你值钱,与绑匪捆绑在一起纯属不得已,所以在生命安全受到威胁无法脱身,这种捆绑又不对等的情况下,人质只能倾向于自我欺骗了。但这种自我欺骗中,诞生了案例中的那几类人而已,并不具备普遍意义和价值。
所以区别在于:专制社会民智未开,起义军领袖间的斗争,实则是一种对百姓所做的实力展示,这种展示你理解为选秀都可以,百姓就是评委。它已经将人质们自我欺骗这个环节先天屏蔽掉了,直接让你相信我就可以了。人质们能不顺从吗?那么到这个环节,“人质”也就不能叫人质了,就是人民。
但作为被绑架者,百姓也好遗老也罢,必须衡量大盗贼有没有真的让人质富足,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社会发展,生产力提高,文化进步等等。这个衡量标准,就是客观存在。
但是一旦大盗贼从所有人质身上汲取供养超出一定负荷,人质们还是会冲向大盗贼黑黝黝的枪口去。所以得民心者得天下,并不以国家绑匪的主观意志正义邪恶与否,而是以人质是否得到了切实的好处为基准。那就是生存权,发展权。
现代民主在这基础上多了话语权,但本质还未发生变化。民主进程就是大家一起思考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让人们都能生活的更加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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