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天纺纱厂
话说前些天的一个下午去了黄寺一带办些事情,坐车在储备局车站下车,一想时间还够就先去了三洞桥看看,后来无意中走到了抚顺路,在一个丁字路口发现了今天想要说的这个建筑和它背后的故事,当时看周围车很多,所以只拿手机拍了张照片。
以下这篇文章转自搜狐博客的王泽音老哥,在他的博客里才算第一次知道了身边老建筑的历史,尽管现在很少更新,转载我没征求他同意,但是值得推荐我也就不管了,反正一个字也没差。。。
原文地址:http://anti0000.blog.sohu.com/140799317.html
看奉天纺纱厂一路真假繁荣
行于街市,我们常常路过历史,而在匆匆的路过之中,也偶有驻足之时,或许就是那一物一景让你我把脚步放慢,甚至回望良久。可我们若不用心去问,历史就不会主动去答,我们若不再看得深些,它便装聋作哑。历史如水中之月,我们若不抬头去辨其真假,只需轻轻一吹,历史便用搅碎的月光对你我说些假话,说今日是真,他日才繁华。可当我们放下浮躁的心去正面历史,去抚平面前那荡漾的水面时,那明净的光便会照亮我们的眼睛,照进我们的头脑。
在今之沈阳,有这样一座小楼,对于那些未见过它真容的人们,或许会觉得这小楼的今日之貌便是它旧日之容,甚至认为眼前的便是历史的遗留之物。但也许会有人知道一些关于它曾被拆除后经复建的点滴之事,可知道了也只是偶尔路过时开口念叨几句。更或许,我们在查找它的历史背景时,觉得这座小楼背后的繁荣曾代表了我国民族工业的兴起,但在那一瞬繁荣的背后我们可曾深思过另一面的苦难?当我们走入它的历史,看着它背后集结的那些真真假假的面孔和虚虚实实的繁荣之时,我们的视野也随着这一路的渗透而逐渐清晰。
那小楼今竖立在和平区抚顺路60号,隐藏在一片高耸的住宅小区之中。在我最初途径这里,偶见这带有旧日气息的小楼时,我也只能在它的外表下获悉寥寥往事。可当我在时空中向它的深处走去,它的一路真假繁荣便脱离这个已非原貌的建筑而渐渐浮现出来。而那小楼背后的历史主角便是兴盛一时的“奉天纺纱厂”。
不为苍生计,繁荣只匆匆
既然这座建筑的背后是一座当年的纺纱厂,我们也就不妨先来看看在那个时代东北的纺纱业情况。纺纱在中国一直是以南强北弱的形式延续着。在13世纪末,黄道婆在海南地区从黎族人民学得纺织技艺,回到上海改革了轧花车、弹棉椎弓、纺车等纺织工具以及织造、配花、织花等技术,纺织技术才渐渐开始向北输送。到了20世纪初期,随着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纺织业的重心也集中到了上海、青岛、天津等沿海几个港口城市。可再向北,到了关外,纺织技术的传播及发展速度就减慢了。相比较沿海城市的活跃,东北纺织业的发展一直是缓步不前。也似乎是南方细腻的纺织技术及布料的选择不太适合东北的天气及粗犷的东北汉,纺织技术在东北也就一直处于民间小作坊的状态。直到关内的人开始闯关东,随着人员的流动,关内的纺织技术也开始向关外输出。而随着关外与关内的贸易往来增多,百姓见到的新鲜玩意儿也增多,于是对衣物的需求也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到了鸦片战争结束,中国的大门以疼痛的姿态向西方打开,东北人也开始见识到“洋布”,而随着这种由现代机器织出的平纹布从高端产品变成大众可消费得起的日用产品时,东北那小作坊里织出来的粗布被轻易地淘汰掉了。
20世纪初,一战爆发,西方陷入混乱,而中国的民族工业却在这时悄然迎来了它的一个黄金时期。官僚阶级衰落,商人势利渐起,中国的近代工业在中西各方面势利的碰撞中得到了发展。而在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中,首屈一指的便是棉纺织业。根据资料记载,1919年全国的纱锭数为658,748锭,到了1922年纱锭数就升至1,506,634锭,而其中有63%是属于中国工业主的。不过促成棉纺织业迅速发展的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从1919年开始的抵制日货活动。一战后,西方列强退出中国,而此时日本的廉价劣货涌入中国,直接对中国企业形成了威胁。这种经济侵略激起了中国民族资本家的一次觉醒,抵制日货的行动激发了中国民族资本家欲建立属于自己的工业之决心。在1919年一份日本外务省外交档案中有这样一段话:“当每一个地方都回响着‘中国人自己建立的股份工业公司万岁’的口号时……这一次抵制运动的目的才算达到了。”
抵制日货的活动也直接影响到了东北。当时东北的百姓已经对洋布的消费产生了依赖,抵制日货活动让洋布的进口渐紧,货源不足,加之粗布已被淘汰,百姓的衣着渐已成了问题。就在这样一个时刻,东北的一个大人物出现了,并在1921年开始动手筹办“奉天纺纱厂”,而这个大人物便是“东北王”张作霖。张作霖早在1919年便与当时奉天省代省长王永江共商建纺纱厂之事。自有此打算起,张作霖便开始投资招人,并多次从美国购进生产机器。至1923年10月1日,纺纱厂全部的机器开机正式投产,东北终于有了自己的纺纱厂,有了为百姓提供衣布的能力。
从13世纪末,南方的纺织技术开始向北传播,东北的纺织业及百姓的衣布之需便依托关内。终于到了20世纪初,随着商船与战船的不断靠岸,民族工业也伴着外资入侵和帝王下台开始兴起,东北也终于开办了自己的奉天纺纱厂,而其生产的双福牌棉纱及线袜还销售到了关内。同时由于奉天纺纱厂的生产用棉以辽宁各地产棉为主,这也拉动了当时奉天周边的农业经济。且由于奉天纺纱厂的厂址距京奉铁路辽宁总站(原沈阳北站)很近,便修了一条支线直通京奉铁路线,铁路线的原址根据当地的一些老人介绍就在奉天纺纱厂办公楼北侧,今沈阳东西快速干道桥附近。
东北的这次繁荣不仅体现在棉纺织业,在全国的抵制日货风潮中东北已经开始酝酿起全面的工业繁荣。而在这次东北的工业繁荣中,张作霖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当时张作霖投资或入股的工商企业及矿厂等有几十家,包括大亨铁工厂、政记轮船股份有限公司、八王寺汽水厂等都有张作霖的股份。而纵观当时全国的经济发展趋势,张作霖之所以要建这座奉天纺纱厂,除了上面提到的满足百姓之需的因素外,丰厚的创利前景或许更是一个主要因素。
根据统计,从1914年至1919年,全国纺纱厂每支纱的利润增加了70%。而在1928年登记的120家纱厂中,有47家是在1920年至1922年间建立的。而当时,东北尚无一家成规模的纺纱厂,空白的市场加上大量的需求,已是亦官亦商的张作霖怎能不放手一干?其实张作霖投资的纺织厂不只奉天纺纱厂这一家。早在1919年张作霖刚准备兴建奉天纺纱厂时,他已经在天津最早的纺织工业——恒源纺织有限公司占有了股份,并参与了公司的发起。虽张氏对东北纺织工业作出了贡献,但唯有利可图,而张氏不会花大价钱去建纺纱厂。
跳出我们从表面上看到的工业繁荣,我们更应进一步去认清那个时代。当我们回望那段历史时会发现,在繁荣一时的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企业中并没有产生可以让中国彻底摆脱黑暗的救国力量,而他们对工人的剥削也从未停止。当时的大部份工厂中普遍存在着工人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工资低、工作条件恶劣等情况。以1922年上海裕华纱厂规定为例:工人做工,遇有机械危险,各安天命,无抚恤金。可见为达到利润最大化,各工厂都是以榨取劳工的劳力来实现着表面的经济繁荣。
压迫与剥削时刻压在工人的身上,这也挑起了一波波的工人罢工运动,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也在此刻觉醒,同时也推进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在工人阶级中的传播。1928年,中国共产党在奉天纺纱厂建立了党支部,领导工人运动。而时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的刘少奇也由于组织工人罢工斗争而被捕的事件与奉天纺纱厂的历史联系了起来。在当时的奉天纺纱厂,工人每天劳动12小时,而工资就只有几角钱。打骂工人、无纱可摇便不发伙食费的事情时有发生,于是在1928年8月间,刘少奇与中共满洲省委的同志商量组织纱厂工人罢工,结果不幸在8月22日下午准备与厂党支部人员联系时于厂区大门对面的树林中被门卫逮捕。后因刘少奇等同志的身份隐藏得当而“不予起诉,取保释放”。
罢工不断、民怨不断,而当时在东北的张作霖也似乎并不把振兴东北经济当作他的第一要任。从1922年到1924年,他发动的两次直奉战争打破了刚刚建立起的东北经济繁荣。当初建议张作霖兴办奉天纺纱厂的王永江由于多次谏言张作霖不要急于发动战争,而张作霖执意孤行,终使得奉天陷入了金融危机。王永江面对时局,深感已无力回天,遂向张作霖辞去所兼各职,退出政界。而此时在中国初见繁荣的工商业也由于日本的经济入侵而日渐凋敝。
东北的开埠吸引了外国资本,也对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了刺激。可内乱不平,只计私利而不计国家兴亡的集体是没有前途的。在当时中国的纱厂中普遍存在着工人中专业人员所占比例低的问题。当时的中国纺纱业在技术上的自主创新能力几乎没有,虽见到了一时间的利润丰厚但无技术创新之虑终要落得依附他人过活的下场。日本趁此机会以经济入侵的手段开始了它的一步步侵略计划。就棉纺织业来看,从1918年至1924年,日本在华纱厂的纱锭增加了388%。而1917年至1922年间,中国纱厂所谈判的19项贷款中,有14项是由日本公司提供的。当1922年实业家们开始无力偿还债务时,日本从对中国纺纱业的参与姿态变成了控制姿态。而在东北,虽张氏父子主政期间与日本外侵势利有过一定的斗争,可终因他们没有在危难中勇于革命的决心和思想而在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中丢了奉天、丢了东北、丢了短暂的东北经济繁荣。
日本占领东北后,日本的钟渊纺绩会社强行收买了奉天纺纱厂。虽该会社又投入多台设备并新增建了厂房,让奉天纺纱厂的设备总量超过了以往,但投入的资金并未给中国劳工带来丝毫福利。在日本人的剥削及虐待下,劳工的日子更加难过了,原本就已很低的工资更加被克扣,且由于在1942年厂区电线起火烧毁大量精纺机纱锭,抗战的硝烟也在东北愈加浓烈,工厂的生产能力也开始逐年下降,加之日本侵略者对物资的疯狂掠夺,东北的经济已濒临崩溃。
虽然在1945年八一五光复后奉天纺纱厂又回到了中国人的手中,但当时市内秩序紊乱,工厂也在光复的几日后便遭抢劫,当晚又遭火灾,除1,000台织布机未受火烧外,棉纺机全被烧毁。而直到1948年,这座东北第一大纺纱厂才在沈阳的解放声中再次安定下来。东北人民政府接收了奉天纺纱厂,改称东北第八纺织厂,后又改名为沈阳纺织厂。从1949年起,工厂的纱锭数开始回升,设备总数及职工总数也有所增加。1957年,因厂房年久失修停工改建。改建之后,沈阳纺织厂的固定资产原值由207万元增到682万元。不过接下来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又让总产量锐减,直至粉碎“四人帮”后才又稳步发展。虽然到了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工厂依旧有所发展,但它的历史却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走近了尾声。随着全国纺织产业的调整,沈阳纺织厂被改组合并。最终工厂于1997年动迁,这个兴盛一时的大厂走完了它七十余年的历史。
在历史中,它繁荣过,曾见证过它背后的工厂生产出令东北骄傲的产品。它也经过了历史的冲刷,把那繁荣的虚实一笔笔写下,让有心问史的后人去将它耐心评断。可当我们把它的历史一路看罢,又再次驻足于眼前的这座小楼时,我们的心绪却更加不平,一些不是滋味的事件开始让眼前的这座小楼变得太新、太假。
不以历史观,真假岂面容
在眼前这座标有“奉天纺纱厂”字样的办公楼把我们从历史中拉出时,我们当先知晓一件事情:如今你能看到的这个新得发亮的奉天纺纱厂办公楼实际上是一座赝品。对它背后的历史不了解的人们或许会觉得这赝品仿得像模像样,可你只需对它的历史稍作关心,对历史资料稍加细心的鉴察,你便会发现它仿造的拙劣,而细想起来,这真假的问题也更有它深层的警醒意义在其中。
这座建于1921年的奉天纺纱厂办公楼是20世纪初期沈阳北市商埠地内典型的商业类建筑。由于当时沈阳开埠,外国资金大量涌进沈阳,西方的文化也随之流入与本土的文化相互碰撞、结合。而西方文化给本土带来的新鲜感亦让西洋风成了受追捧的时髦,建筑也不例外。特别是在商埠地内,贵族和官宦所拥有的房产多为这种带有模仿性质的洋风建筑。私人宅邸、领事馆楼、各大工厂的办公楼、商业银行等都是该时期建筑风格的集中体现之处。
其实建筑风格的向西借鉴也多少体现着当时民族资产阶级在发展中依靠外国资本及技术壮大自身的状况。这种建筑风格只短暂地出现在20世纪初期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可由于那个时代中国的巨大动荡,短短的几十年却也为国人留下了许多必需铭记的历史瞬间。这座奉天纺纱厂也在一时风云中成为当时全国闻名的东北第一大纺纱厂,而这座办公楼也代表了当时民族工业的兴起,成为了一座标志性的建筑。可就是这样一座背后载有不凡历史的建筑,却并未得到它应有的保护。在它走完了属于它的世纪之后,生活在新世纪的人们却不加尊重地将其炸掉,又不加尊重地将其复建。
从一般对这座建筑的报道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一个事件:2000年伊始,奉天纺纱厂办公楼惨遭破坏。当时沈阳富通房屋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欲在原纺纱厂所在地进行房地产项目开发,便于2000年1月炸毁了该建筑。而在炸毁该建筑之前虽与文物局进行过沟通,但在沟通未果之时便私自对该建筑进行炸毁。该事件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沈阳市民也对开发商此举表示了强烈的不满。由于百姓关注度较高,怨声较大,该办公楼后又复建。
有趣的是,2004年,这座赝品竟然被列入了“沈阳市首批不可移动文物名录”,而至今这座建筑上也未能(或说未敢)挂上文物牌。不过有趣的事情不止于此,将时间的镜头向前拉伸,我们会看到,对这座建筑的复建似乎不止发生了一次。根据沈阳市文保监督员葛宝全老师提供的约拍摄于1999年的图片,当时的纺纱厂办公楼已非原貌。对比奉天纺纱厂办公楼留下的几张历史照片来看,办公楼的原貌是主体二层的建筑,为坡屋顶。而在约拍摄于1999年的这张照片中,办公楼的坡屋顶已不见,中间靠近钟楼处也被局部加高了一层。且从细部的建筑装饰来看,那时的办公楼大概已非原貌了。而对于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这座赝品,它的仿造则变得愈加可笑起来。
许多对这座建筑物的报道都说这是被开发商炸毁后,按照原样复建的。可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它的确曾被炸毁,但现在看到的建筑根本不是“按照原样复建”。仔细对比观看历史图片中该建筑的原貌,你会发现1999年的仿品和今日见到的这座仿品在细节的处理上都颇显拙劣。无论是阳台的大小、窗楣的样式、房檐处所用的装饰线条以及建筑材料的运用,这个赝品都模仿得毫无生气。虽原建筑未达到精雕细刻之程度,但依然是当时建筑风格的代表,而今日所见的赝品却对那个时代毫无尊重之意。以窗口的形制为例,建筑原貌是有一块突出窗户的空间作为阳台的,该处有拱券窗楣及带有墙中柱的栏板。而到了这个赝品身上,拱券变成了一条简单的水泥砌块,原有突出窗体的栏板也缩了回去成了草草的装饰。这些草草之举大都出现在今日的商品房之上,可见此赝品并无用心在复建之上。不过这些还不是这座赝品假得可笑、可气的地方,它最大的拙劣之处在于楼层的变化。
大家可以看看奉天纺纱厂办公楼留下的几张历史照片。历史照片中,它的原貌是主体二层的建筑。而今天的这座赝品则整体加高成了三层。若谈“按照原样复建”,不能说1999年的那个假货是原样,但既有拙劣之仿造在先,今日的仿造者就更不必担心无先例可做借口。于是今日的这个赝品便大大方方地整体加高一层,真是假得大模大样。至于这加高一层的拙劣之行,我想只有一个理由可以解释,那就是所谓复建其实是开发商在谋私利。如今该建筑已经成为该开发商的办公楼,而显然原有的二层空间不能满足它的办公需要,所以在所谓复建时便意加高了这一层。
这个恶劣的拆迁事件已经过去九年了,当时沈阳市有关部门表示要对此事进行调查处理。可时至今日,谁定下的复建方案、谁应该对严重破坏历史建筑负主要责任、谁允许这样的行为发生都已无人过问了。可有心人不会就此罢了,因为当年对这座建筑下毒手的人虽然没有胆子将不可移动文物的牌子挂在这座楼上,但他竟有胆子将自己公司的牌子挂上去。
有复建这样的行为发生是一种进步,这多少证明了人们不敢轻易忘却历史。但人们必须要清醒,要懂得用心去关注,因为忽视了对身边文物的关注是会让历史失去真相的。改动楼层等事看似很小,可对历史原貌不尊重我们又怎能尊重现在及未来的生活呢?一旦我们的头脑松懈了,这种藐视历史的祸害之事难免会再次发生。
回到现在,眼前的已非旧影,那旧影已经隐退到了书本之中。眼前也没有物是人非的感慨,只有旧物尚难存的历史伤怀。看着如今它周身的繁华景貌,我们的确该感到庆幸,因为那个动荡年代的苦痛已经不再加于到吾辈之身。可真若看罢它的一路真假繁荣而不对它在历史与现代所经历的种种事件予以反思,那假的繁荣便又要骚扰到我们的生活了吧?
文中引用部分资料来自:
1、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中国棉纺织史稿》;
2、周秀鸾《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
3、【美】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
4、日本外务省外交档案《中国抵制日货,杂件M.T.3.3.8.5-1》(1919年)。从烟台致领事的急件,1919年8月29日(编号:740856-740873);
5、方显廷《中国的棉业和贸易》;
6、马晓芳《东北棉纺业的先驱—奉天纺纱厂》;
7、《沈阳百厂概况》(沈阳市统计局1985年3月);
8、《沈阳地区工厂沿革史料》(沈阳市人民政府地方志编撰办公室)。
历史图片引自铁玉钦主编《古城沈阳留真集》及网络,照片拍摄:葛宝全 王泽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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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泽音
200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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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奉天纺纱厂一路真假繁荣
行于街市,我们常常路过历史,而在匆匆的路过之中,也偶有驻足之时,或许就是那一物一景让你我把脚步放慢,甚至回望良久。可我们若不用心去问,历史就不会主动去答,我们若不再看得深些,它便装聋作哑。历史如水中之月,我们若不抬头去辨其真假,只需轻轻一吹,历史便用搅碎的月光对你我说些假话,说今日是真,他日才繁华。可当我们放下浮躁的心去正面历史,去抚平面前那荡漾的水面时,那明净的光便会照亮我们的眼睛,照进我们的头脑。
在今之沈阳,有这样一座小楼,对于那些未见过它真容的人们,或许会觉得这小楼的今日之貌便是它旧日之容,甚至认为眼前的便是历史的遗留之物。但也许会有人知道一些关于它曾被拆除后经复建的点滴之事,可知道了也只是偶尔路过时开口念叨几句。更或许,我们在查找它的历史背景时,觉得这座小楼背后的繁荣曾代表了我国民族工业的兴起,但在那一瞬繁荣的背后我们可曾深思过另一面的苦难?当我们走入它的历史,看着它背后集结的那些真真假假的面孔和虚虚实实的繁荣之时,我们的视野也随着这一路的渗透而逐渐清晰。
那小楼今竖立在和平区抚顺路60号,隐藏在一片高耸的住宅小区之中。在我最初途径这里,偶见这带有旧日气息的小楼时,我也只能在它的外表下获悉寥寥往事。可当我在时空中向它的深处走去,它的一路真假繁荣便脱离这个已非原貌的建筑而渐渐浮现出来。而那小楼背后的历史主角便是兴盛一时的“奉天纺纱厂”。
不为苍生计,繁荣只匆匆
既然这座建筑的背后是一座当年的纺纱厂,我们也就不妨先来看看在那个时代东北的纺纱业情况。纺纱在中国一直是以南强北弱的形式延续着。在13世纪末,黄道婆在海南地区从黎族人民学得纺织技艺,回到上海改革了轧花车、弹棉椎弓、纺车等纺织工具以及织造、配花、织花等技术,纺织技术才渐渐开始向北输送。到了20世纪初期,随着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纺织业的重心也集中到了上海、青岛、天津等沿海几个港口城市。可再向北,到了关外,纺织技术的传播及发展速度就减慢了。相比较沿海城市的活跃,东北纺织业的发展一直是缓步不前。也似乎是南方细腻的纺织技术及布料的选择不太适合东北的天气及粗犷的东北汉,纺织技术在东北也就一直处于民间小作坊的状态。直到关内的人开始闯关东,随着人员的流动,关内的纺织技术也开始向关外输出。而随着关外与关内的贸易往来增多,百姓见到的新鲜玩意儿也增多,于是对衣物的需求也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到了鸦片战争结束,中国的大门以疼痛的姿态向西方打开,东北人也开始见识到“洋布”,而随着这种由现代机器织出的平纹布从高端产品变成大众可消费得起的日用产品时,东北那小作坊里织出来的粗布被轻易地淘汰掉了。
20世纪初,一战爆发,西方陷入混乱,而中国的民族工业却在这时悄然迎来了它的一个黄金时期。官僚阶级衰落,商人势利渐起,中国的近代工业在中西各方面势利的碰撞中得到了发展。而在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中,首屈一指的便是棉纺织业。根据资料记载,1919年全国的纱锭数为658,748锭,到了1922年纱锭数就升至1,506,634锭,而其中有63%是属于中国工业主的。不过促成棉纺织业迅速发展的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从1919年开始的抵制日货活动。一战后,西方列强退出中国,而此时日本的廉价劣货涌入中国,直接对中国企业形成了威胁。这种经济侵略激起了中国民族资本家的一次觉醒,抵制日货的行动激发了中国民族资本家欲建立属于自己的工业之决心。在1919年一份日本外务省外交档案中有这样一段话:“当每一个地方都回响着‘中国人自己建立的股份工业公司万岁’的口号时……这一次抵制运动的目的才算达到了。”
抵制日货的活动也直接影响到了东北。当时东北的百姓已经对洋布的消费产生了依赖,抵制日货活动让洋布的进口渐紧,货源不足,加之粗布已被淘汰,百姓的衣着渐已成了问题。就在这样一个时刻,东北的一个大人物出现了,并在1921年开始动手筹办“奉天纺纱厂”,而这个大人物便是“东北王”张作霖。张作霖早在1919年便与当时奉天省代省长王永江共商建纺纱厂之事。自有此打算起,张作霖便开始投资招人,并多次从美国购进生产机器。至1923年10月1日,纺纱厂全部的机器开机正式投产,东北终于有了自己的纺纱厂,有了为百姓提供衣布的能力。
从13世纪末,南方的纺织技术开始向北传播,东北的纺织业及百姓的衣布之需便依托关内。终于到了20世纪初,随着商船与战船的不断靠岸,民族工业也伴着外资入侵和帝王下台开始兴起,东北也终于开办了自己的奉天纺纱厂,而其生产的双福牌棉纱及线袜还销售到了关内。同时由于奉天纺纱厂的生产用棉以辽宁各地产棉为主,这也拉动了当时奉天周边的农业经济。且由于奉天纺纱厂的厂址距京奉铁路辽宁总站(原沈阳北站)很近,便修了一条支线直通京奉铁路线,铁路线的原址根据当地的一些老人介绍就在奉天纺纱厂办公楼北侧,今沈阳东西快速干道桥附近。
东北的这次繁荣不仅体现在棉纺织业,在全国的抵制日货风潮中东北已经开始酝酿起全面的工业繁荣。而在这次东北的工业繁荣中,张作霖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当时张作霖投资或入股的工商企业及矿厂等有几十家,包括大亨铁工厂、政记轮船股份有限公司、八王寺汽水厂等都有张作霖的股份。而纵观当时全国的经济发展趋势,张作霖之所以要建这座奉天纺纱厂,除了上面提到的满足百姓之需的因素外,丰厚的创利前景或许更是一个主要因素。
根据统计,从1914年至1919年,全国纺纱厂每支纱的利润增加了70%。而在1928年登记的120家纱厂中,有47家是在1920年至1922年间建立的。而当时,东北尚无一家成规模的纺纱厂,空白的市场加上大量的需求,已是亦官亦商的张作霖怎能不放手一干?其实张作霖投资的纺织厂不只奉天纺纱厂这一家。早在1919年张作霖刚准备兴建奉天纺纱厂时,他已经在天津最早的纺织工业——恒源纺织有限公司占有了股份,并参与了公司的发起。虽张氏对东北纺织工业作出了贡献,但唯有利可图,而张氏不会花大价钱去建纺纱厂。
跳出我们从表面上看到的工业繁荣,我们更应进一步去认清那个时代。当我们回望那段历史时会发现,在繁荣一时的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企业中并没有产生可以让中国彻底摆脱黑暗的救国力量,而他们对工人的剥削也从未停止。当时的大部份工厂中普遍存在着工人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工资低、工作条件恶劣等情况。以1922年上海裕华纱厂规定为例:工人做工,遇有机械危险,各安天命,无抚恤金。可见为达到利润最大化,各工厂都是以榨取劳工的劳力来实现着表面的经济繁荣。
压迫与剥削时刻压在工人的身上,这也挑起了一波波的工人罢工运动,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也在此刻觉醒,同时也推进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在工人阶级中的传播。1928年,中国共产党在奉天纺纱厂建立了党支部,领导工人运动。而时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的刘少奇也由于组织工人罢工斗争而被捕的事件与奉天纺纱厂的历史联系了起来。在当时的奉天纺纱厂,工人每天劳动12小时,而工资就只有几角钱。打骂工人、无纱可摇便不发伙食费的事情时有发生,于是在1928年8月间,刘少奇与中共满洲省委的同志商量组织纱厂工人罢工,结果不幸在8月22日下午准备与厂党支部人员联系时于厂区大门对面的树林中被门卫逮捕。后因刘少奇等同志的身份隐藏得当而“不予起诉,取保释放”。
罢工不断、民怨不断,而当时在东北的张作霖也似乎并不把振兴东北经济当作他的第一要任。从1922年到1924年,他发动的两次直奉战争打破了刚刚建立起的东北经济繁荣。当初建议张作霖兴办奉天纺纱厂的王永江由于多次谏言张作霖不要急于发动战争,而张作霖执意孤行,终使得奉天陷入了金融危机。王永江面对时局,深感已无力回天,遂向张作霖辞去所兼各职,退出政界。而此时在中国初见繁荣的工商业也由于日本的经济入侵而日渐凋敝。
东北的开埠吸引了外国资本,也对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了刺激。可内乱不平,只计私利而不计国家兴亡的集体是没有前途的。在当时中国的纱厂中普遍存在着工人中专业人员所占比例低的问题。当时的中国纺纱业在技术上的自主创新能力几乎没有,虽见到了一时间的利润丰厚但无技术创新之虑终要落得依附他人过活的下场。日本趁此机会以经济入侵的手段开始了它的一步步侵略计划。就棉纺织业来看,从1918年至1924年,日本在华纱厂的纱锭增加了388%。而1917年至1922年间,中国纱厂所谈判的19项贷款中,有14项是由日本公司提供的。当1922年实业家们开始无力偿还债务时,日本从对中国纺纱业的参与姿态变成了控制姿态。而在东北,虽张氏父子主政期间与日本外侵势利有过一定的斗争,可终因他们没有在危难中勇于革命的决心和思想而在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中丢了奉天、丢了东北、丢了短暂的东北经济繁荣。
日本占领东北后,日本的钟渊纺绩会社强行收买了奉天纺纱厂。虽该会社又投入多台设备并新增建了厂房,让奉天纺纱厂的设备总量超过了以往,但投入的资金并未给中国劳工带来丝毫福利。在日本人的剥削及虐待下,劳工的日子更加难过了,原本就已很低的工资更加被克扣,且由于在1942年厂区电线起火烧毁大量精纺机纱锭,抗战的硝烟也在东北愈加浓烈,工厂的生产能力也开始逐年下降,加之日本侵略者对物资的疯狂掠夺,东北的经济已濒临崩溃。
虽然在1945年八一五光复后奉天纺纱厂又回到了中国人的手中,但当时市内秩序紊乱,工厂也在光复的几日后便遭抢劫,当晚又遭火灾,除1,000台织布机未受火烧外,棉纺机全被烧毁。而直到1948年,这座东北第一大纺纱厂才在沈阳的解放声中再次安定下来。东北人民政府接收了奉天纺纱厂,改称东北第八纺织厂,后又改名为沈阳纺织厂。从1949年起,工厂的纱锭数开始回升,设备总数及职工总数也有所增加。1957年,因厂房年久失修停工改建。改建之后,沈阳纺织厂的固定资产原值由207万元增到682万元。不过接下来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又让总产量锐减,直至粉碎“四人帮”后才又稳步发展。虽然到了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工厂依旧有所发展,但它的历史却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走近了尾声。随着全国纺织产业的调整,沈阳纺织厂被改组合并。最终工厂于1997年动迁,这个兴盛一时的大厂走完了它七十余年的历史。
在历史中,它繁荣过,曾见证过它背后的工厂生产出令东北骄傲的产品。它也经过了历史的冲刷,把那繁荣的虚实一笔笔写下,让有心问史的后人去将它耐心评断。可当我们把它的历史一路看罢,又再次驻足于眼前的这座小楼时,我们的心绪却更加不平,一些不是滋味的事件开始让眼前的这座小楼变得太新、太假。
不以历史观,真假岂面容
在眼前这座标有“奉天纺纱厂”字样的办公楼把我们从历史中拉出时,我们当先知晓一件事情:如今你能看到的这个新得发亮的奉天纺纱厂办公楼实际上是一座赝品。对它背后的历史不了解的人们或许会觉得这赝品仿得像模像样,可你只需对它的历史稍作关心,对历史资料稍加细心的鉴察,你便会发现它仿造的拙劣,而细想起来,这真假的问题也更有它深层的警醒意义在其中。
这座建于1921年的奉天纺纱厂办公楼是20世纪初期沈阳北市商埠地内典型的商业类建筑。由于当时沈阳开埠,外国资金大量涌进沈阳,西方的文化也随之流入与本土的文化相互碰撞、结合。而西方文化给本土带来的新鲜感亦让西洋风成了受追捧的时髦,建筑也不例外。特别是在商埠地内,贵族和官宦所拥有的房产多为这种带有模仿性质的洋风建筑。私人宅邸、领事馆楼、各大工厂的办公楼、商业银行等都是该时期建筑风格的集中体现之处。
其实建筑风格的向西借鉴也多少体现着当时民族资产阶级在发展中依靠外国资本及技术壮大自身的状况。这种建筑风格只短暂地出现在20世纪初期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可由于那个时代中国的巨大动荡,短短的几十年却也为国人留下了许多必需铭记的历史瞬间。这座奉天纺纱厂也在一时风云中成为当时全国闻名的东北第一大纺纱厂,而这座办公楼也代表了当时民族工业的兴起,成为了一座标志性的建筑。可就是这样一座背后载有不凡历史的建筑,却并未得到它应有的保护。在它走完了属于它的世纪之后,生活在新世纪的人们却不加尊重地将其炸掉,又不加尊重地将其复建。
从一般对这座建筑的报道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一个事件:2000年伊始,奉天纺纱厂办公楼惨遭破坏。当时沈阳富通房屋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欲在原纺纱厂所在地进行房地产项目开发,便于2000年1月炸毁了该建筑。而在炸毁该建筑之前虽与文物局进行过沟通,但在沟通未果之时便私自对该建筑进行炸毁。该事件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沈阳市民也对开发商此举表示了强烈的不满。由于百姓关注度较高,怨声较大,该办公楼后又复建。
有趣的是,2004年,这座赝品竟然被列入了“沈阳市首批不可移动文物名录”,而至今这座建筑上也未能(或说未敢)挂上文物牌。不过有趣的事情不止于此,将时间的镜头向前拉伸,我们会看到,对这座建筑的复建似乎不止发生了一次。根据沈阳市文保监督员葛宝全老师提供的约拍摄于1999年的图片,当时的纺纱厂办公楼已非原貌。对比奉天纺纱厂办公楼留下的几张历史照片来看,办公楼的原貌是主体二层的建筑,为坡屋顶。而在约拍摄于1999年的这张照片中,办公楼的坡屋顶已不见,中间靠近钟楼处也被局部加高了一层。且从细部的建筑装饰来看,那时的办公楼大概已非原貌了。而对于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这座赝品,它的仿造则变得愈加可笑起来。
许多对这座建筑物的报道都说这是被开发商炸毁后,按照原样复建的。可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它的确曾被炸毁,但现在看到的建筑根本不是“按照原样复建”。仔细对比观看历史图片中该建筑的原貌,你会发现1999年的仿品和今日见到的这座仿品在细节的处理上都颇显拙劣。无论是阳台的大小、窗楣的样式、房檐处所用的装饰线条以及建筑材料的运用,这个赝品都模仿得毫无生气。虽原建筑未达到精雕细刻之程度,但依然是当时建筑风格的代表,而今日所见的赝品却对那个时代毫无尊重之意。以窗口的形制为例,建筑原貌是有一块突出窗户的空间作为阳台的,该处有拱券窗楣及带有墙中柱的栏板。而到了这个赝品身上,拱券变成了一条简单的水泥砌块,原有突出窗体的栏板也缩了回去成了草草的装饰。这些草草之举大都出现在今日的商品房之上,可见此赝品并无用心在复建之上。不过这些还不是这座赝品假得可笑、可气的地方,它最大的拙劣之处在于楼层的变化。
大家可以看看奉天纺纱厂办公楼留下的几张历史照片。历史照片中,它的原貌是主体二层的建筑。而今天的这座赝品则整体加高成了三层。若谈“按照原样复建”,不能说1999年的那个假货是原样,但既有拙劣之仿造在先,今日的仿造者就更不必担心无先例可做借口。于是今日的这个赝品便大大方方地整体加高一层,真是假得大模大样。至于这加高一层的拙劣之行,我想只有一个理由可以解释,那就是所谓复建其实是开发商在谋私利。如今该建筑已经成为该开发商的办公楼,而显然原有的二层空间不能满足它的办公需要,所以在所谓复建时便意加高了这一层。
这个恶劣的拆迁事件已经过去九年了,当时沈阳市有关部门表示要对此事进行调查处理。可时至今日,谁定下的复建方案、谁应该对严重破坏历史建筑负主要责任、谁允许这样的行为发生都已无人过问了。可有心人不会就此罢了,因为当年对这座建筑下毒手的人虽然没有胆子将不可移动文物的牌子挂在这座楼上,但他竟有胆子将自己公司的牌子挂上去。
有复建这样的行为发生是一种进步,这多少证明了人们不敢轻易忘却历史。但人们必须要清醒,要懂得用心去关注,因为忽视了对身边文物的关注是会让历史失去真相的。改动楼层等事看似很小,可对历史原貌不尊重我们又怎能尊重现在及未来的生活呢?一旦我们的头脑松懈了,这种藐视历史的祸害之事难免会再次发生。
回到现在,眼前的已非旧影,那旧影已经隐退到了书本之中。眼前也没有物是人非的感慨,只有旧物尚难存的历史伤怀。看着如今它周身的繁华景貌,我们的确该感到庆幸,因为那个动荡年代的苦痛已经不再加于到吾辈之身。可真若看罢它的一路真假繁荣而不对它在历史与现代所经历的种种事件予以反思,那假的繁荣便又要骚扰到我们的生活了吧?
文中引用部分资料来自:
1、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中国棉纺织史稿》;
2、周秀鸾《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
3、【美】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
4、日本外务省外交档案《中国抵制日货,杂件M.T.3.3.8.5-1》(1919年)。从烟台致领事的急件,1919年8月29日(编号:740856-740873);
5、方显廷《中国的棉业和贸易》;
6、马晓芳《东北棉纺业的先驱—奉天纺纱厂》;
7、《沈阳百厂概况》(沈阳市统计局1985年3月);
8、《沈阳地区工厂沿革史料》(沈阳市人民政府地方志编撰办公室)。
历史图片引自铁玉钦主编《古城沈阳留真集》及网络,照片拍摄:葛宝全 王泽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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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泽音
200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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