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市声

(本文刊于《萌芽》2016年7月）
 
常问自己，如若自己要离开上海很长一段时日，会最想念上海的什么？
 
思来想去，大抵是上海的市声。
 
老底子上海的声音听不到了，但可以从流传下来的童谣或者老先生的访谈里依稀拼凑。譬如上海的小孩都会念“笃笃笃，卖糖粥，三斤葡萄四斤壳，吃侬肉，还侬壳，张家老伯伯，门口坐着小汪狗。”如今细看，这首童谣的逻辑实在凌乱，前面还在买糖粥，忽而去买葡萄（其实是普通话“核桃”的意思），最后，不晓得哪里跑出来一只小汪狗，坐在张家老伯伯门口。但我很喜欢这首童谣，喜欢到几年前在伦敦读书时，碰见几个台湾学生在做一个艺术项目，找不同来自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学生录一段自己家乡的童谣，他们问我，我立马想到的就是这则童谣，没有来由的。他们问我为什么喜欢这则童谣，我说，这是我心里的上海的声音。
 
虽然，如今糖粥早已没有人卖了，另外，由于自小长在整齐划一的工人新村的缘故，我也没见过有人卖柴爿馄饨。贺友直先生曾经聊起过半夜三更老上海的“咪道”，楼上的人在兢兢业业地“叉麻将”，“叉”得一片稀里哗啦声，弄堂里则走进这样一位卖柴爿馄饨的小摊贩，也和卖糖粥的人相仿，把竹扁担挖出几个小孔来，制成风箱，而后用指头在扁担上轻勾，就能发出这种“笃笃笃”的声音。楼上的人听到“笃笃笃”，胃里打边鼓，馋唾水滴滴答，但是这时候的人大概比现在的人还要懒，连楼梯都不高兴走（又或者不愿意离开自己手气好的上方宝座），就从楼上的窗口用绳子系只竹篮徐徐放下来，里面摆好钞票，小贩就收下钞票，舀一碗热腾腾的柴爿馄饨，连同找钱一并放入篮中，由着楼上的懒君把竹篮升上去（至于祖师奶奶在《公寓生活记趣》里提到的顾兰君用丝袜代替纱绳系竹篮放下去买馄饨的典故，也真只有上海女人做得出来）。
 
我就着贺友直先生的访谈构想那时候的上海，这声音多有意思呀？楼上哗哗哗地搓麻将，楼下笃笃笃地卖柴爿馄饨，楼上楼下的交汇，是因为一碗馄饨的香味终于将麻将搭子的味觉给唤醒了。
 
虽然从来没有听到过“笃笃笃”卖糖粥或馄饨的声音，也闹不明白“卖糖粥”这首童谣里的二次元空间，但我确实觉得这种“无缝衔接”就是上海的真面目：上海就是吵吵嚷嚷的，全国各地乃至全世界各国的人来到这里讨生活，于是乎带来不同的物什，不同的声音，你不知道这些人什么时候来的，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走的。大家基于一种十足的缘分，卖糖粥的人和卖核桃的人接连闯进弄堂，而隔壁邻居张家阿伯正好养了一条“汪汪汪，眼睛滴溜溜，想吃肉骨头”的小狗。
 
我小时候听到的市声比起以前已经减少了很多，但做孩子的时候还是觉得有趣，外面一喊，自己也跟着模仿起来。“削刀——磨剪刀”，“晾衣裳——竹”，我用波折号标出的地方都是需要拉长音调的，不然就是外行。夏天还有人喊“光明牌棒冰，有盐水棒冰、橘子棒冰、绿豆棒冰、赤豆棒冰……”，收旧电器的人也有一定的叫喊顺序：“冰箱，空调，洗衣机，电冰箱，电视机……”关键是要带口音，“空调”势必要念作“孔调”，千万不可将普通话读准，那才是正正宗宗干这行的。收旧报纸的人格外省力，脚踏黄鱼车，手上摇个小铃铛，听到铃铛一响，我母亲便对我说，你下去把他喊上来吧。而后，衣衫褴褛、面容和善的收废品的叔叔便趿一双近于拖鞋的凉鞋上楼了，母亲递给他一捆用绳子扎成四方形的旧报纸，他称一称，报个价钱，多半是几毛钱，至多一元，成交，他拎着那叠报纸下楼了，很快，清脆的摇铃声又响了。
 
这些声音的背后都是活色生香的生活本身，小市民的衣食住，充满烟火气。我自己向来有个心得，如果心情糟糕，上乘的办法是去菜市场逛一圈，听听别人卖力地吆喝，卖力地生活，看看别人杀鸡杀鱼杀黄鳝，知晓自己身为人类的残忍，但也确知生命的可贵。菜市场自有一种熙攘，有点类似食堂，说不清是什么具体的声音，但这些地方，你一旦踏进去，每个人发出的蚊蚋般细微的声音就好像已然在半空中交织完毕，构成一个金钟罩，你在里头的时候木知木觉，也不觉得特别喧嚣，然而甫离开，蓦地发觉耳根清净，才推想刚才确实是吵的。
 
当然，上海的市声少不了车水马龙，有趣的是，人的童年留下的声音到了长大后回想起来一定是美的，大概因为童年的一切几乎都是美的，多数的小孩子没什么长久不开心的理由。直到现在，我对两种交通工具仍然怀有不切实际的浪漫的幻象，一是火车，二是轮船。我小时候住的地方靠近上海西站，有好些马路铁轨，有时候走到路上就会碰到铁栅栏把马路拦断，然后眼见着一列火车克托克托地开过来，还数这列火车有几截，一点儿都没有大人那种时间被耽误的烦闷，有时候清晨在家里还能依稀听见火车信号灯的声音，也有火车的克托声，半梦半醒之间，我还不忘揣想，这火车要开到哪里去啊？还没想到答案，自己又沉沉睡去。轮船是外婆搬家到浦东后听到的，很低沉的“卬——”，像男中音，特别好听，从外婆家朝北的窗口很努力地踮起脚尖，能非常勉强地望见杨浦大桥和大轮船的影子，但多半是我的想象，我的耳畔还会自动奏响《军港之夜》的旋律，夜晚睡在外婆家的床铺上就会幻想自己是睡在轮船的甲板上，水轻柔地摇动着小床——还真是，摇啊摇，摇到外婆桥。
长大后就理性了很多，记得我念高中的时候有一年搬去沿马路的宿舍，适应了很久，原因在于太吵。八点、十点、十二点，窗外的马路上是不同的声音，八点，多是小轿车的喇叭声，十点，路上不堵了，是一辆辆汽车疾驶，小大由之，有时还有摩托，而到十二点还睡不着，那可有苦头吃了，因为这个时候粉墨登场的都是重型汽车，土方车之类，动静很大，地动山摇。我们寝室五个人，有四个人在这间宿舍都没住足半个学期，纷纷找了些头痛耳热的借口，经常逃回家去。
 
上海的市声，还有一部分，是学生时代的声音，既然长在上海，那么我也霸道地将其视作市声的一部分。
 
学生发出来的声音是一种叽喳的，有如小鸡小鸭挤挤囔囔，又稚嫩又纯净的声音，长大后发不出来，因为很少再有这么多话可说，长大后才幡悟，原来话是很容易说完的。我的同事阿比跟我说起过他的一个高中同学，他说那个时候下了晚自修一起回家，两个个头都超过一米八的大男生，竟然也会像小姑娘一样，在马路相邻的几根电线杆来回穿梭，就是不想和对方道别，无法把那句稀松平常的“明天见”说出口。然而他这个故事的底色是悲哀的，因为十年之后，当他从海外求学归来，昔日的这位同学早在大学体检时就查出糖尿病，在医院的配药室工作，每天定时给自己打胰岛素，再见面的时候，曾经的好友和他之间仿佛隔了一道厚厚的屏风，阿比的好友念叨着微薄的收入还不够支出医药费，他听着索然，内心布满无法言说的沉重的感慨。最后阿比说：“听他絮絮叨叨的时候，我一直寻思个借口快点溜走，等离开之后，我就问自己，当初我们怎么会有说也说不完的话？我们究竟在说些什么呢？然而，我一句也想不起来。”
 
不仅长大后容易陷入无话可说的尴尬，而且长大后还会对年轻人的声音产生一种嫌恶。大学时自己在外头报班学意大利语，和年长自己几岁的同桌姑娘聊自己的未来，可能因为我是中文系的学生，我们的话题很自然地转到报社编辑这行，那位姊姊说，她的姑姑就是报社编辑，但做了编辑之后，对安静环境的要求越来越严苛，受不了家里有一丁点的声音。我起初还以为这是编辑行业的职业习惯，可等我自己做了老师，发现自己不知何时起也受不了吵闹。中午听见门口的学生在大声喧哗或追逐，就赶紧把办公室的门给关上。最恐怖的是有一回去给预备班的学生代课，我看到坐在讲台下的小孩子一刻不停地在动，头扭转过去，手脚永远在变换着姿势，每个人都忍不住要说一些话，我忽然生出了密集恐惧症，觉得坐在下面的是一群小昆虫，一刻不停地蠕动，终于向领导告饶，请她另觅高人。
 有了自己的经历，再听一位艺术家朋友谈起他的校园生活时就更有共鸣了。他读的是美术特色高中，学艺术的人本来就天性活泼，不喜欢受到任何约束，自然比别的学校的学生更调皮捣蛋，碰到凶悍的老师或还赏几分薄面，如果碰到温柔贤惠的老师那绝对就是本色流露，眼里毫无任何组织纪律可言。他告诉我说，所有的老师都讨厌他们，因为他们实在太吵，只有一个老师，是一个很漂亮的年轻女教师，真心喜欢他们，脸上永远挂着恬淡的笑容。
 
“因为这个老师脾气特别好？”我问他。
 
“不是的，是因为这个老师是聋哑人。”他回答说，“她听不见，所以喜欢我们。”
 
听他形容他的校园生活时，我的眼前浮现的是周星驰电影《逃学威龙》的画面——他们在五楼的教室吵啊闹啊，而校长室正巧在六楼，弄到最后，他们会看到校长着一身棉毛衫裤闯进教室，用夹带西北口音的嗓门大吼一声：“你们在干什么？怎么这样子吵法？”
他解释说，那是冬天，校长可能脱掉外套在校长室里打盹呢。
 
这种喧闹有着青春的底色，无知无畏，而且生命中没有什么莫大的悲哀，自可以今朝有酒今朝醉。当然，还有一点更重要，那时候的自己身边围拢了一群和自己一样神经大条，无忧无虑的朋友，自然可以发出银铃般爽朗的笑声。念高三的时候我身边也有这么一群死党，每天中午大家一起谈闲天，被我们的历史老师笑话我们像弄堂里无所事事的小老太婆，他的言外之意当然是希望我们把精力用于学习，可我们只是瞪他一眼，继续我们的“闲话三七”。有一天小华突发奇想，拿出台mp3要把我们谈闲天的内容录下来。记得那天中午我们一同吃着阿土的母亲清早下厨为我们摊的蛋饼，一人一份，里面加了分量很足的火腿，然后我们聊天，无外乎校园里的八卦和我们对未来的种种不切实际的幻象，没完没了，直到上课铃声宣布午休结束。
 
小华把这个录音郑重地命名作“石库门闲话”，颇具仪式感地提上几几年几月几日，而后保存好，说二十年后我们要聚在一起重温这段闲话。
 
那个时候，才十八岁的我们一听，感到很是惶恐，二十年后，也就是三十八岁的自己在任何青春年少的人眼里简直老得不可饶恕，我们甚至会说：“去你的！二十年后，老娘还不高兴活呢！”
 
上月去南京，竟然在羊皮巷吃到和阿土的母亲摊出的一模一样的蛋饼，感到很神奇。时光飞逝，这味道，倏忽之间，竟然已隔了十年，这十年中，小华已远嫁重洋，阿土预备开自己的餐厅，另一个朋友自从大学毕业后去了欧洲就音讯杳然。不知他们是否还记得这个二十年的约定。
 
不过谁知道呢？再过十年，怕是不仅我们，连这座都市的市声也会脱胎换骨。至少如今，市区马路上的铁轨大多已拆除，那火车的声音也早已随着提速而变得“斯文”，而且，我已经很久很久没再听到“晾衣裳——竹”，“削刀——磨剪刀”以及收废品的人的摇铃声了。而我们，再过十年后的我们，活到了当初觉得是一个“老不死”的年纪后，怕也因经历生活的种种波折和磨难，目睹死生契阔，而不复当初石库门小老太婆的谈兴。
 
齐邦媛先生写《巨流河》，写当年武汉大学的同学将近半个世纪后重聚，是聚拢在一位弥留的同学的病榻边，大家齐声念杜甫的《赠卫八处士》：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
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
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
怡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问答乃未已，儿女罗酒浆。
夜雨翦春韭，新炊间黄粱。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
 
还不及念完，早已潸然泪下，泣不成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