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李箱里的安全感 （for 新民晚报-夜光杯）

来美国留学四年，最不适应的是搬家。
在我看来，美国人很有点游牧民族的性格，只不过他们不是逐水草，而是工作。或许是之前都待在大学城的原因，我碰到的美国人不论男女都特别擅长搬家，很多人儿时都有随父母的工作变动而举家从一座城市搬迁到另一座城市的经历，所以心理上不把搬家当麻烦事，把东西打包好，租辆货车，再找上三两好友，就算继续住在同一个地方，也愿意每年为更价廉物美的公寓而搬一次家。
我很佩服这种想搬就搬的魄力，有时候，我甚至觉得，或许是先有了这种魄力，才能不再惧怕四海为家的生活。不过，话虽这么说，一旦轮到我自己从中西部搬去西海岸，这些心理建设完全抵挡不住现实生活带给我的焦虑。
新冠疫情仍在全美各地肆虐，我转去南加州大学的新学期全换成线上教学，换而言之，即便搬去洛杉矶，我很可能在新的一年见不到任何新同学，遑论认识新朋友。这些不确定性和随之而来的自怜自艾都参杂进了打包行李的过程。
就是在这样的过程里，我体会到，搬家装箱，与其说是在打包物件，不如说是打包安全感。只身去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举目无亲，唯有重建昔日生活的熟悉感才能让自己心定。每个人对这种“熟悉感”有着不同的定义，我有位朋友无论搬到哪里，都会把原公寓的所有家具摆设打包好，找运输公司原模原样地运过去，为的是一到新居所，他可以恢复家的原貌，如此，虽然新生活充满未知，犹如在茫茫海上行舟，但只要回到家，依然是那座温暖如旧的避风港。
留学生都有过后悔塞进行李箱的物件，很多时候这也缘于父母和孩子对“安全感”不同的理解。我读到过最极端的例子，是一位母亲一定要儿子把家里的纯铜关公像带去日本，结果因为箱子在机场托运时超重，他不得不扔掉对他而言更至关重要的东西，比如过冬的衣服，电热毯，标准化考试的教辅书等等。到了日本，打电话跟母亲重聊这事儿，母亲依旧振振有词：“到底是东西重要还是命重要，你不供奉关公被黑社会砍了，我在国内怎么救你？”
更多的留学生则是箱子里被父母塞进过多的生活用品：一年四季的衣服，袜子，乐扣乐扣的杯子，饭盒，厨房用具，牙膏，乃至沐浴露，洗发水。此外还有吃的，老干妈和火锅底料几乎是留学生首次出门的标配。这些装备引发的后续常令人哭笑不得，在电饭锅里塞满卫生巾的女生到国外后发现这些东西极易买到，还有留学生因为火锅底料里的动物原料而被海关勒令开箱，而后在众目睽睽之下把跋山涉水而来的家乡美味悉数上缴。
话说回来，这些东西的确是上一代人的安全感所系，成长于物资贫乏的年代，离开这些生活所需半日，足以让他们方寸大乱。当年轻一代开始整理自己的行装时，他们知道日用品只须带旅行装，到了再买，不必担心，调料除非是特别的口味，不然华人超市都可以买到，对他们而言更重要的许是相机，三脚架，饰品，还有凝聚个人意义的物件：可以是毛绒公仔，用惯了的咖啡杯，或是一本能在逆境中安慰自己的书。
我在行李箱里装了什么？除开基本的生活所需，我装进了好友给我烤的巴布卡面包和邻居为我做的一大罐格拉诺拉麦片，其实在洛杉矶买吃的要比圣路易斯更容易，选择也更多，但这些食物里有着友谊的成分，担心疫情会让自己在很长时间里孤苦无依，老友的情谊成了我新生活的基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