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墨家思想学派南方在野：新子学与旧子学
新子学与旧子学
文/南方在野（2013-03-30）
摘要：现有的子学义理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分为三类：还原性研究， 旁观性研究，现代性研究。我的看法：这三种研究成果都只能说是旧子学，而不能说是新子学。新子学是对上述三者的继续深入、融汇贯通和内在超越。
不久前，方勇先生在光明日报发表《“新子学”构想》，引发学界热议。我注意到方勇先生在他的文章中不下三次提到子学的转型，方先生说：“‘新子学’概念的提出，根植于我们正在运作的《子藏》项目，是其转向子学义理研究领域合乎逻辑的自然延伸。”“诸子资料的收集和文本的整理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也意味着以文献整理为主要工作的传统子学将走向终结，子学转型已势在必行。”“西方的人文主义精神刺激了诸子学由‘考据’到‘义理’的转变，子学文本从考据的材料变成了研究对象，思想研究逐步深入。 ”（方勇：《“新子学”构想》，载《光明日报》）——也就是说：传统子学视子学文本为考据的材料，以文献整理为主要工作；而新子学则视子学为研究对象，以子学义理研究为主要工作。从传统子学到“新子学”的转向，实际上就是“诸子学由‘考据’到‘义理’的转变”。——这个意见我表示赞同。下面，我就子学义理研究谈谈一些看法。
子学义理研究，实际上也不是什么新东西。朱熹批评“杨墨皆是邪说”，有对墨子义理的研究；李贽称赞墨子“其言之可用”，也有对墨子义理的研究；毛泽东说墨子学说是“唯物主义哲学”，是对墨子义理的研究；郭沫若说墨子“满脑子的鬼神上帝”也是对墨子义理的研究。孟子骂墨子是“禽兽”是孟子对墨子义理的研究；韩愈说“孔墨相互为用”是对墨子的义理研究；冯友兰说墨子是“儒家的反对派”也是对墨子义理的研究；梁启超说墨子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是梁启超对墨子义理的研究；我南方在野说“杨子和墨子都是先秦的自由派”，是我南方在野对墨子义理的研究。——这么多对墨子义理的研究，不能说都是新墨学。——所以，我们不能说凡是子学义理研究就都是“新子学”。我们还必须将现有的子学义理研究好好的分析一番。
据我的观察，现有的子学义理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对子学义理的还原性研究，比如说雷一东的《墨经校解》。第二类是对子学义理的旁观性研究，比如说梁启超的《墨子学案》。第三类是对子学义理的现代性研究，比如吴晋生的《墨学与当代政治》。还原性研究，就是还原诸子学说的本来面目，是“以子还子”的义理研究；旁观性研究，就是对诸子学说的外在批评，是“以我评子”的义理研究；现代性研究，是发掘诸子学说与时代精神的相通之处，是“以时论子”的义理研究。应该说这三种研究都有各自不同的价值。还原性研究是子学研究的基石，是一切子学研究活动赖以存在的前提；旁观性研究提供了不同的多维视野，有利于纠诸子义理之偏，具有重要的义理参考价值；现代性研究可以彰显子学的生命力，既有为时所用的实用价值，也有文化传承的未来意义。但是这三种研究也各有弊端。还原性研究强调以诸子原义为中心，不敢越雷池一步，处理不当可能走向食古不化；旁观性研究强调以研究者本人的立场为中心，可能会歪曲诸子原义，淹没诸子真精神；现代性研究强调以时代意识为中心，过分实用主义，诸子则不免被工具化，既助长随意比附之学风，亦对子学本身的健康发展不利。我的看法：这三种研究成果都只能说是旧子学，而不能说是新子学。新子学是对上述三者的继续深入、融汇贯通和内在超越。
首先，新子学是对已有研究成果的继续深入。新子学要对还原性研究成果再进行还原化，要对旁观性研究成果再进行旁观化，要对现代性研究成果再进行现代化。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新子学之所以新，新就新在我们还不满足。我们认为那些还原者还不够，他们没有将诸子的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完全还原，他们的还原是碎片化的，还没有还原成一整套的体系，所以我们还要继续还原；我们认为那些傍观者有不足，他们的傍观有失公允，他们的旁观带有情绪，所以我们要对他们的傍观再傍观；我们认为那些现代者有欠缺，他们太功利，诸子只是他们的工具，他们的现代性是他们自己的现代性，不是诸子的现代化，他们缺乏文化敬畏，没有真正沟通诸子精神与时代精神，他们的现代化也还不够，所以我们要对他们的研究再现代化。
其次，新子学是对已有研究成果的融汇贯通。新子学要重视前人的研究成果，要将前人的研究成果重新梳理一番，以形成一部自己的具有逻辑一贯性的子学思想史。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新子学之所以新，新就新在我们有新东西。但新东西不是凭空产生的，是子学义理历经不断辩驳和对话，在历史积累中传承下来的产物，历史上形形色色的子学研究成果，都是新子学产生的依据。诸子百家从古至今一路走下来，诸子的源头在哪里？我们要梳理已有的研究成果，追根溯源。诸子的真义是什么？我们要梳理已有的研究成果，辨析真伪。诸子遇到了那些批评？我们要梳理已有的研究成果，看看哪一些批评是真知灼见，哪一些批评是门户偏见。诸子的新生在哪里？我们要梳理已有的研究成果，从中提炼出诸子原典中的普世价值。只有将这些梳理融会贯通，形成一部畅通的思想史，才能谈得上返本开新。话说的完满一点，如果假以时日，我们完成了这些工作，新子学也就自然地产生了。
再次，新子学是对已有研究成果的内在超越。在这里我想进一步追问，新子学到底新在哪里？南方在野以为：旧子学与新子学，不仅仅是方法论的不同，更是治学态度的不同。从方法论上来说，旧子学的方法论可以概括为三个字，那就是“照着说”，不论是考据、阐释、评论、比较，旧子学的依据局限于子学文本，其实都是照本宣科视子学为考据的材料。新子学的方法论用三个字概括则是“接着讲”，不论是传统的训诂、比较，还是现代的调查、分析，什么方法都可以拿出来用，他所依据的材料则广泛包括子学原本，对子学进行批评研究的文本，和对子学进行发挥的文本。从治学生命态度上来说，旧子学与新子学的分歧则在于对生命体认态度的差异：旧子学将诸子视为“他”，则诸子是遥远陌生的死体，诸子实际上已经缺席，研究者与诸子的对话是活体与死体的对话，诸子只能“听我说话”。新子学从最初的阶段来说也要视诸子为“你”，诸子是值得尊重的活体，我与诸子之间的对话，是你我之间生命与生命的对话。新子学的高级阶段则将诸子视为“我”，也就是说诸子就是我的生命，我就是诸子的活体，诸子与我同行。相对于旧子学的研究者而言，诸子始终是作为“他者”而存在，他已远去，于是我对他进行分析评价。而相对于新子学的研究者而言，诸子则是“你”，甚至就是“我”，视诸子为“你者”，你虽然不在了，但我请你在场；视诸子为“我者”，我就是诸子，所以我要发挥“我”的精神风骨，活出我的新生命。
现在子学义理研究存在的问题是“他者”太多，“你者”不够，“我者”不足。本来“他者”也是好事，多元的视野助于子学义理的还原化，但由于历史上一教独尊的情况长期存在，就使得“他者”变成了过度的妖魔化评述，又由于子学活体的缺位，子学义理的“他者”评述也就变成了长期以来的缺席审判，这进一步导致了对子学义理的深度歪曲。
最后，我想说的是，新子学是一门新生的学问。今天构建“新子学”，最起码也得视诸子为“你”，与诸子进行你我对话。然后再与诸子同行，一起去回应傍观者。从古代的傍观者一直拜访到今天的旁观者，从中国的旁观者一直回应至国外的旁观者。这样既是诸子得到了新生，也是我得到了新生。高一点要求，则是体认诸子的核心价值观，视诸子为“我”。我就是诸子，诸子就是我。借用基督教的说法，诸子被圣灵充满，我也被圣灵充满，此圣此灵岂容有二？所以我要将诸子的话题接着讲下去，活出圣灵的新生命。借用佛教的说法，诸子见性成佛，我也见性成佛，此性此佛岂容有别？所以我要借诸子的顿悟渐修，立地成佛。
所以我想说的清楚一点，凡是不能发现诸子核心价值观，不能体认诸子核心价值观，不能践行诸子核心价值观的所谓子学研究，皆不配称之为“新子学”。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要推翻我上面的说法。也就是说，我要提出新子学的一条核心特征，这一句话新儒家的朋友也说到过：我们要做的不再是子学的研究者，而是被研究者。
新墨家门生，南方在野与诸君共勉。
文/南方在野（2013-03-30）
摘要：现有的子学义理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分为三类：还原性研究， 旁观性研究，现代性研究。我的看法：这三种研究成果都只能说是旧子学，而不能说是新子学。新子学是对上述三者的继续深入、融汇贯通和内在超越。
不久前，方勇先生在光明日报发表《“新子学”构想》，引发学界热议。我注意到方勇先生在他的文章中不下三次提到子学的转型，方先生说：“‘新子学’概念的提出，根植于我们正在运作的《子藏》项目，是其转向子学义理研究领域合乎逻辑的自然延伸。”“诸子资料的收集和文本的整理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也意味着以文献整理为主要工作的传统子学将走向终结，子学转型已势在必行。”“西方的人文主义精神刺激了诸子学由‘考据’到‘义理’的转变，子学文本从考据的材料变成了研究对象，思想研究逐步深入。 ”（方勇：《“新子学”构想》，载《光明日报》）——也就是说：传统子学视子学文本为考据的材料，以文献整理为主要工作；而新子学则视子学为研究对象，以子学义理研究为主要工作。从传统子学到“新子学”的转向，实际上就是“诸子学由‘考据’到‘义理’的转变”。——这个意见我表示赞同。下面，我就子学义理研究谈谈一些看法。
子学义理研究，实际上也不是什么新东西。朱熹批评“杨墨皆是邪说”，有对墨子义理的研究；李贽称赞墨子“其言之可用”，也有对墨子义理的研究；毛泽东说墨子学说是“唯物主义哲学”，是对墨子义理的研究；郭沫若说墨子“满脑子的鬼神上帝”也是对墨子义理的研究。孟子骂墨子是“禽兽”是孟子对墨子义理的研究；韩愈说“孔墨相互为用”是对墨子的义理研究；冯友兰说墨子是“儒家的反对派”也是对墨子义理的研究；梁启超说墨子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是梁启超对墨子义理的研究；我南方在野说“杨子和墨子都是先秦的自由派”，是我南方在野对墨子义理的研究。——这么多对墨子义理的研究，不能说都是新墨学。——所以，我们不能说凡是子学义理研究就都是“新子学”。我们还必须将现有的子学义理研究好好的分析一番。
据我的观察，现有的子学义理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对子学义理的还原性研究，比如说雷一东的《墨经校解》。第二类是对子学义理的旁观性研究，比如说梁启超的《墨子学案》。第三类是对子学义理的现代性研究，比如吴晋生的《墨学与当代政治》。还原性研究，就是还原诸子学说的本来面目，是“以子还子”的义理研究；旁观性研究，就是对诸子学说的外在批评，是“以我评子”的义理研究；现代性研究，是发掘诸子学说与时代精神的相通之处，是“以时论子”的义理研究。应该说这三种研究都有各自不同的价值。还原性研究是子学研究的基石，是一切子学研究活动赖以存在的前提；旁观性研究提供了不同的多维视野，有利于纠诸子义理之偏，具有重要的义理参考价值；现代性研究可以彰显子学的生命力，既有为时所用的实用价值，也有文化传承的未来意义。但是这三种研究也各有弊端。还原性研究强调以诸子原义为中心，不敢越雷池一步，处理不当可能走向食古不化；旁观性研究强调以研究者本人的立场为中心，可能会歪曲诸子原义，淹没诸子真精神；现代性研究强调以时代意识为中心，过分实用主义，诸子则不免被工具化，既助长随意比附之学风，亦对子学本身的健康发展不利。我的看法：这三种研究成果都只能说是旧子学，而不能说是新子学。新子学是对上述三者的继续深入、融汇贯通和内在超越。
首先，新子学是对已有研究成果的继续深入。新子学要对还原性研究成果再进行还原化，要对旁观性研究成果再进行旁观化，要对现代性研究成果再进行现代化。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新子学之所以新，新就新在我们还不满足。我们认为那些还原者还不够，他们没有将诸子的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完全还原，他们的还原是碎片化的，还没有还原成一整套的体系，所以我们还要继续还原；我们认为那些傍观者有不足，他们的傍观有失公允，他们的旁观带有情绪，所以我们要对他们的傍观再傍观；我们认为那些现代者有欠缺，他们太功利，诸子只是他们的工具，他们的现代性是他们自己的现代性，不是诸子的现代化，他们缺乏文化敬畏，没有真正沟通诸子精神与时代精神，他们的现代化也还不够，所以我们要对他们的研究再现代化。
其次，新子学是对已有研究成果的融汇贯通。新子学要重视前人的研究成果，要将前人的研究成果重新梳理一番，以形成一部自己的具有逻辑一贯性的子学思想史。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新子学之所以新，新就新在我们有新东西。但新东西不是凭空产生的，是子学义理历经不断辩驳和对话，在历史积累中传承下来的产物，历史上形形色色的子学研究成果，都是新子学产生的依据。诸子百家从古至今一路走下来，诸子的源头在哪里？我们要梳理已有的研究成果，追根溯源。诸子的真义是什么？我们要梳理已有的研究成果，辨析真伪。诸子遇到了那些批评？我们要梳理已有的研究成果，看看哪一些批评是真知灼见，哪一些批评是门户偏见。诸子的新生在哪里？我们要梳理已有的研究成果，从中提炼出诸子原典中的普世价值。只有将这些梳理融会贯通，形成一部畅通的思想史，才能谈得上返本开新。话说的完满一点，如果假以时日，我们完成了这些工作，新子学也就自然地产生了。
再次，新子学是对已有研究成果的内在超越。在这里我想进一步追问，新子学到底新在哪里？南方在野以为：旧子学与新子学，不仅仅是方法论的不同，更是治学态度的不同。从方法论上来说，旧子学的方法论可以概括为三个字，那就是“照着说”，不论是考据、阐释、评论、比较，旧子学的依据局限于子学文本，其实都是照本宣科视子学为考据的材料。新子学的方法论用三个字概括则是“接着讲”，不论是传统的训诂、比较，还是现代的调查、分析，什么方法都可以拿出来用，他所依据的材料则广泛包括子学原本，对子学进行批评研究的文本，和对子学进行发挥的文本。从治学生命态度上来说，旧子学与新子学的分歧则在于对生命体认态度的差异：旧子学将诸子视为“他”，则诸子是遥远陌生的死体，诸子实际上已经缺席，研究者与诸子的对话是活体与死体的对话，诸子只能“听我说话”。新子学从最初的阶段来说也要视诸子为“你”，诸子是值得尊重的活体，我与诸子之间的对话，是你我之间生命与生命的对话。新子学的高级阶段则将诸子视为“我”，也就是说诸子就是我的生命，我就是诸子的活体，诸子与我同行。相对于旧子学的研究者而言，诸子始终是作为“他者”而存在，他已远去，于是我对他进行分析评价。而相对于新子学的研究者而言，诸子则是“你”，甚至就是“我”，视诸子为“你者”，你虽然不在了，但我请你在场；视诸子为“我者”，我就是诸子，所以我要发挥“我”的精神风骨，活出我的新生命。
现在子学义理研究存在的问题是“他者”太多，“你者”不够，“我者”不足。本来“他者”也是好事，多元的视野助于子学义理的还原化，但由于历史上一教独尊的情况长期存在，就使得“他者”变成了过度的妖魔化评述，又由于子学活体的缺位，子学义理的“他者”评述也就变成了长期以来的缺席审判，这进一步导致了对子学义理的深度歪曲。
最后，我想说的是，新子学是一门新生的学问。今天构建“新子学”，最起码也得视诸子为“你”，与诸子进行你我对话。然后再与诸子同行，一起去回应傍观者。从古代的傍观者一直拜访到今天的旁观者，从中国的旁观者一直回应至国外的旁观者。这样既是诸子得到了新生，也是我得到了新生。高一点要求，则是体认诸子的核心价值观，视诸子为“我”。我就是诸子，诸子就是我。借用基督教的说法，诸子被圣灵充满，我也被圣灵充满，此圣此灵岂容有二？所以我要将诸子的话题接着讲下去，活出圣灵的新生命。借用佛教的说法，诸子见性成佛，我也见性成佛，此性此佛岂容有别？所以我要借诸子的顿悟渐修，立地成佛。
所以我想说的清楚一点，凡是不能发现诸子核心价值观，不能体认诸子核心价值观，不能践行诸子核心价值观的所谓子学研究，皆不配称之为“新子学”。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要推翻我上面的说法。也就是说，我要提出新子学的一条核心特征，这一句话新儒家的朋友也说到过：我们要做的不再是子学的研究者，而是被研究者。
新墨家门生，南方在野与诸君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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